沈鹏：书法的发展需要这样的争鸣
张公者先生以多年的实践、求索，提出了“书法合体”的概念，参与讨论者众多。因为问题涉及到书法本质的历史发展与现实走向，具有丰厚的学术内涵和现实意义。“体”是中国书法理论的重要范畴。古代书论中论及“体”的地方颇多。体，是生命物质存在和运动的形态。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又指“本体”，并与“用”相对，一般认为“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用”是“体”的外在表现。近现代哲学大师熊十力先生著《体用论》，即从“体”“用”两个方面，对宇宙人生作了探讨，同时其援佛入儒、纵横古今的学术高度及其“重立大本，重开大用”的人文关怀，都在近现代文化史上留下重要一页。从书法理论上说，对“体”这一范畴的重新叩问，也有助于我们对书法艺术规律有更深的体察与领悟。
在古代书论中，关于“体”，总体上看有以下内涵：一曰字体之体。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序》云:“秦书有八体。”又如晋人卫恒《四体书势》分古文、篆书、隶书、草书为四种书体，论述其起源和发展。二曰结体之体，是指汉字书写的笔画结构，进入了书法艺术的范畴，如：“颜柳结体既异古人”（宋姜夔《续书谱》），“此赋草书世传王大令书，然结体殊不类”（宋黄伯思《东观馀论·跋草书洛神赋后》）。体是静止的，又在运动中形成，所以有了“势”，如“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唐张怀瓘《书断》），“故兵无常阵,字无常体也;谓如水火,势多不定”（唐虞世南《笔髓论》）。古人对“体”这一范畴的探讨在字体、结体、体势等几个维度上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书法深层次的文化涵义。体与气、骨、筋、肉、血、脉等术语一样，具有一种“生命观”，从身体到本体再到字体、体势，在中国书家心目中，书法和人体一样，是生命形态，同时体现着中国文化周流不止、生生不息的宇宙观。“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虞世南《笔髓论》），中国书法的审美世界，也因此变得深刻而丰富。同时，古人又说“书肇自然”，艺术的创造，遵循着自然生成变化及运转的规律。而书法的本体价值，实际也正是生命形态在自然形态中物化的表现，书家在创作之时，显现出“主体”与“客体”的交融，情感与形式的统一，这就是孙过庭所说的“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书法的发展与字体的变化存在平行又交叉的现象。从书法史上说，一流的大书家或者书法经典作品，往往在字体转变的历史潮流中涌现。由大篆到小篆，乃有李斯秦篆；由隶变乃有汉代隶书的诸多经典，由隶书的草化而有皇象、索靖。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书圣”地位，实亦有赖于他的“新体”，即行、今草、正书。另以草书的形成和发展而论，湖北云梦秦墓出土竹简（睡虎地秦简）中已经可见合并、连缀等手法，这些手法即可看作后世草书的创作手法的原型。章草的成熟，也在楷书和行书之前。今草及后世所谓大草，是由章草演变的。
但是，中国书法字体，篆、隶、行、楷、草五体书，在其发展中相互渗透。一部分书家在文字字体变化的历史潮流中，勇创新体，获得巨大建树。同时还有更多的书家，在较为稳定的字体形态中，取法古人，发扬自身的个性，发挥创造，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书法审美的多样性。如颜真卿写楷书，字法笔意，每取乎篆籀，深沉博大，在唐人中如一峰突起，其行书，则更是屋漏痕篆书笔法。张旭、怀素的草书，其笔法亦通乎篆书。宋代诸家，如苏东坡、米芾行草，在体势上，都有隶趣。在审美上，借古入今，乃有古趣，也是一般规律。如傅山，写楷书、行草，时常杂糅篆书形体，到清中叶以后碑学运动，书法审美上更呈现出以上古三代金石趣味为追求的现象，极大改变了中国书法史的走向。一时期，碑学成为了书法史的主流。取法金石笔意，甚至取古字进行“合体”的创作现象，在笔者看来，是一种“托古改制”，其中间最重要的还是艺术家的原创精神。艺术家的个性，各种“新理异态”的艺术元素，在师古、学古的形态中展现。一如西方文艺复兴，反对神学束缚，而上追古罗马。近代黄宾虹论及清代道、咸以来的碑学，亦常以西方文艺复兴来类比。实际上其追求个性解放的内在思想，中外有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总体上说，书法艺术的发展，书法家的创造，需要在传统、时代、自我三者的脉络之间寻觅契合与平衡。清人何绍基有云：“书家须自立门户，其旨在熔铸古人，自成一家”。熔铸古人，熔铸不同的字体、不同的碑帖，自然会产生“合体”的形态，而“自成一家”，打破前人藩篱，就是创造。书法史上看，王献之以“破体书”为能，创造气势连贯、绵延不绝之“一笔书”，故狭义之“破体书”往往指这种草书，即后人所谓大草，又如唐人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云“始从破体变风姿”。而在笔者看来，“破体”的意义更在于不墨守成规不拘泥形式的创新精神。原创与个性，是广义的“破体书”的核心要义。
在当下的文艺风气中，张公者先生在书法界发起关于“合体”与“破体”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可谓切中时弊。书法的发展，需要这样有高度和深度的争鸣活动。这种讨论，有助于大家对传统书论中的一些课题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能推动书法理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而这些理论探讨中产生的火花，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发展而言，自然也是不无裨益的。
（文为荣宝斋出版社近期出版的《书法合体论》序，题为编者所加。）
张公者先生以多年的实践、求索，提出了“书法合体”的概念，参与讨论者众多。因为问题涉及到书法本质的历史发展与现实走向，具有丰厚的学术内涵和现实意义。“体”是中国书法理论的重要范畴。古代书论中论及“体”的地方颇多。体，是生命物质存在和运动的形态。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又指“本体”，并与“用”相对，一般认为“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用”是“体”的外在表现。近现代哲学大师熊十力先生著《体用论》，即从“体”“用”两个方面，对宇宙人生作了探讨，同时其援佛入儒、纵横古今的学术高度及其“重立大本，重开大用”的人文关怀，都在近现代文化史上留下重要一页。从书法理论上说，对“体”这一范畴的重新叩问，也有助于我们对书法艺术规律有更深的体察与领悟。
在古代书论中，关于“体”，总体上看有以下内涵：一曰字体之体。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序》云:“秦书有八体。”又如晋人卫恒《四体书势》分古文、篆书、隶书、草书为四种书体，论述其起源和发展。二曰结体之体，是指汉字书写的笔画结构，进入了书法艺术的范畴，如：“颜柳结体既异古人”（宋姜夔《续书谱》），“此赋草书世传王大令书，然结体殊不类”（宋黄伯思《东观馀论·跋草书洛神赋后》）。体是静止的，又在运动中形成，所以有了“势”，如“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唐张怀瓘《书断》），“故兵无常阵,字无常体也;谓如水火,势多不定”（唐虞世南《笔髓论》）。古人对“体”这一范畴的探讨在字体、结体、体势等几个维度上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书法深层次的文化涵义。体与气、骨、筋、肉、血、脉等术语一样，具有一种“生命观”，从身体到本体再到字体、体势，在中国书家心目中，书法和人体一样，是生命形态，同时体现着中国文化周流不止、生生不息的宇宙观。“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虞世南《笔髓论》），中国书法的审美世界，也因此变得深刻而丰富。同时，古人又说“书肇自然”，艺术的创造，遵循着自然生成变化及运转的规律。而书法的本体价值，实际也正是生命形态在自然形态中物化的表现，书家在创作之时，显现出“主体”与“客体”的交融，情感与形式的统一，这就是孙过庭所说的“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书法的发展与字体的变化存在平行又交叉的现象。从书法史上说，一流的大书家或者书法经典作品，往往在字体转变的历史潮流中涌现。由大篆到小篆，乃有李斯秦篆；由隶变乃有汉代隶书的诸多经典，由隶书的草化而有皇象、索靖。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书圣”地位，实亦有赖于他的“新体”，即行、今草、正书。另以草书的形成和发展而论，湖北云梦秦墓出土竹简（睡虎地秦简）中已经可见合并、连缀等手法，这些手法即可看作后世草书的创作手法的原型。章草的成熟，也在楷书和行书之前。今草及后世所谓大草，是由章草演变的。
但是，中国书法字体，篆、隶、行、楷、草五体书，在其发展中相互渗透。一部分书家在文字字体变化的历史潮流中，勇创新体，获得巨大建树。同时还有更多的书家，在较为稳定的字体形态中，取法古人，发扬自身的个性，发挥创造，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书法审美的多样性。如颜真卿写楷书，字法笔意，每取乎篆籀，深沉博大，在唐人中如一峰突起，其行书，则更是屋漏痕篆书笔法。张旭、怀素的草书，其笔法亦通乎篆书。宋代诸家，如苏东坡、米芾行草，在体势上，都有隶趣。在审美上，借古入今，乃有古趣，也是一般规律。如傅山，写楷书、行草，时常杂糅篆书形体，到清中叶以后碑学运动，书法审美上更呈现出以上古三代金石趣味为追求的现象，极大改变了中国书法史的走向。一时期，碑学成为了书法史的主流。取法金石笔意，甚至取古字进行“合体”的创作现象，在笔者看来，是一种“托古改制”，其中间最重要的还是艺术家的原创精神。艺术家的个性，各种“新理异态”的艺术元素，在师古、学古的形态中展现。一如西方文艺复兴，反对神学束缚，而上追古罗马。近代黄宾虹论及清代道、咸以来的碑学，亦常以西方文艺复兴来类比。实际上其追求个性解放的内在思想，中外有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总体上说，书法艺术的发展，书法家的创造，需要在传统、时代、自我三者的脉络之间寻觅契合与平衡。清人何绍基有云：“书家须自立门户，其旨在熔铸古人，自成一家”。熔铸古人，熔铸不同的字体、不同的碑帖，自然会产生“合体”的形态，而“自成一家”，打破前人藩篱，就是创造。书法史上看，王献之以“破体书”为能，创造气势连贯、绵延不绝之“一笔书”，故狭义之“破体书”往往指这种草书，即后人所谓大草，又如唐人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云“始从破体变风姿”。而在笔者看来，“破体”的意义更在于不墨守成规不拘泥形式的创新精神。原创与个性，是广义的“破体书”的核心要义。
在当下的文艺风气中，张公者先生在书法界发起关于“合体”与“破体”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可谓切中时弊。书法的发展，需要这样有高度和深度的争鸣活动。这种讨论，有助于大家对传统书论中的一些课题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能推动书法理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而这些理论探讨中产生的火花，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发展而言，自然也是不无裨益的。
（文为荣宝斋出版社近期出版的《书法合体论》序，题为编者所加。）
【首次发布！事关这14座城市……】今天，参考消息报社首次发布《中国城市对外交往影响力分析报告（2022）》。
城市作为国际交往的主体、跨国合作的纽带、全球治理的前沿，近年来在塑造中国形象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该报告选取9个国家中心城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共计14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对外交往影响力进行评估，旨在助力国家对外交往中心建设，推动城市外交成为大国外交重要一极。
监测发现，上述城市在中国城市对外交往中处于前列，具有一定代表性，对中国城市对外交往影响力评估具有样本意义。
城市之间对外交往影响力差异较大
报告显示，14座城市在对外交往影响力方面表现差异较大，可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为上海和北京，两座城市均是与海外政治交往密切、经贸联通发达、文化交流繁荣的中心城市，具有全方位的对外交往影响力和重要的国际化功能。
第二梯队包括广州和成都。两座城市均为国家中心城市，各有特色，广州在城市外交活力度和城市经济开放度上处于一流。
值得关注的是，成都在城市外交活力度和城市对外展示度两个维度上表现突出，为其他城市在对外交往方面取得突破提供了路径和思路。
第三梯队包括深圳、重庆、武汉、西安、厦门、青岛、天津等7座城市，9个国家中心城市有4个在本梯队。7座城市各有特色，在城市外交活力度、城市经济开放度、城市对外展示度上或是均衡全面发展，或是有多项指标发展水平很高，成为对外交往影响力较强的城市。
第四梯队包括宁波、大连、郑州等3座城市。这一梯队城市均为区域政治、经济中心，在城市对外交往上具有一定特色，但或是缺少经济开放和对外展示方面的综合发力，或是城市经济开放度没有转化为扩大对外交往的驱动力，具有较大提升空间。
研究显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城市对外交往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二者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总体处于同步增长状态。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越发达往往意味着更加紧密的海外经济联系，同步也会促成更密切的政治、文化交往，而更加紧密的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也会带来更多的产品出口、商业投资等机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城市外交活力度发展水平相对均衡
研究显示，14座城市在城市外交活力度方面发展水平相对较为均衡。其中，北京、广州、上海属于城市外交活力度中心城市，分别代表了首都、华南和华东地区的全面发展水平。成都、重庆、西安三座西部城市组成了外交活力节点城市，反映出把握“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新机遇带来的强大动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构成了城市外交活力度的主要区域支点，如华侨众多、海外联系密切的厦门、长期连接东北亚的青岛。
值得关注的是，14座城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积极拓展多种形式的外事活动。2021年外事活动频次与2020年相比大多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外事活动均值约达26次，同比增长52%。其中，广州、成都、重庆、天津等城市外事活动频次数量靠前，较好地把握了疫情防控与对外交往的平衡，而部分东部、中部基础条件更好的城市相对发力不够。
城市经济开放度体现城市精准防控能力
城市经济开放度不仅反映了不同城市涉外经贸的质量水平，也体现出疫情背景下不同城市通过精准防控把握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能力。
城市经济开放度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其中，上海、深圳、广州、北京等构成了第一梯队的城市经济开放度中心城市，是中国面向全球经济的“代表队”。第二梯队城市经济开放度节点城市由重庆、厦门、武汉、成都、天津、西安组成。其他城市构成了城市经济开放度支点城市。
城市经济开放度是对外交往中受疫情影响最为明显的方面，但是因不同城市疫情精准防控效果和对冲疫情经济政策的差异而影响不一。
在城市经济开放度具体指标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涉及疫情期间人员往来限制的涉外旅游业规模和境外游客吸引力。有数据统计的城市这两项指标2021年比2020年虽有小幅上涨，但比疫情前降幅较大。
在进出口和利用外资上，由于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从而在全球产业链中获得相对优势，14座主要城市平均分别增长21%、12%。
成都在城市对外展示度方面表现突出
城市对外展示度中，成都凭借西部地区自然历史景观和多元文化活动，与北京、上海共同跻身第一梯队，成为城市对外展示度中心城市。
城市对外展示度节点城市主要包括位于中部的武汉，位于东部及南部的深圳、青岛、广州、厦门、天津，位于西部的西安、重庆，这些城市或是在当代文化或是在历史文化上特色鲜明，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知名度。
第三梯队为城市对外展示度支点城市，一般仅在个别城市对外展示度指标上具有初步影响，如郑州、宁波具有入选世界自然遗产或世界文化遗产的成果。
研究可见，东部地区在文化多样性国际认可度、地标景观国际影响力、传统文化国际认可度等当代和历史文化城市对外展示度指标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则分别在历史、当代文化方面各有特色，这些具有较长时间稳定性的指标反映出不同地区和城市在对外文化展示方面的积淀。(参考智库文章https://t.cn/A66u4fam) （图1：大熊猫装扮希思罗快线，欢迎英国游客前往成都。新华社记者 夏晓/摄
图2:广州夜景。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图3：图为2021成都欧洲文化季。）
城市作为国际交往的主体、跨国合作的纽带、全球治理的前沿，近年来在塑造中国形象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该报告选取9个国家中心城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共计14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对外交往影响力进行评估，旨在助力国家对外交往中心建设，推动城市外交成为大国外交重要一极。
监测发现，上述城市在中国城市对外交往中处于前列，具有一定代表性，对中国城市对外交往影响力评估具有样本意义。
城市之间对外交往影响力差异较大
报告显示，14座城市在对外交往影响力方面表现差异较大，可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为上海和北京，两座城市均是与海外政治交往密切、经贸联通发达、文化交流繁荣的中心城市，具有全方位的对外交往影响力和重要的国际化功能。
第二梯队包括广州和成都。两座城市均为国家中心城市，各有特色，广州在城市外交活力度和城市经济开放度上处于一流。
值得关注的是，成都在城市外交活力度和城市对外展示度两个维度上表现突出，为其他城市在对外交往方面取得突破提供了路径和思路。
第三梯队包括深圳、重庆、武汉、西安、厦门、青岛、天津等7座城市，9个国家中心城市有4个在本梯队。7座城市各有特色，在城市外交活力度、城市经济开放度、城市对外展示度上或是均衡全面发展，或是有多项指标发展水平很高，成为对外交往影响力较强的城市。
第四梯队包括宁波、大连、郑州等3座城市。这一梯队城市均为区域政治、经济中心，在城市对外交往上具有一定特色，但或是缺少经济开放和对外展示方面的综合发力，或是城市经济开放度没有转化为扩大对外交往的驱动力，具有较大提升空间。
研究显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城市对外交往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二者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总体处于同步增长状态。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越发达往往意味着更加紧密的海外经济联系，同步也会促成更密切的政治、文化交往，而更加紧密的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也会带来更多的产品出口、商业投资等机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城市外交活力度发展水平相对均衡
研究显示，14座城市在城市外交活力度方面发展水平相对较为均衡。其中，北京、广州、上海属于城市外交活力度中心城市，分别代表了首都、华南和华东地区的全面发展水平。成都、重庆、西安三座西部城市组成了外交活力节点城市，反映出把握“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新机遇带来的强大动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构成了城市外交活力度的主要区域支点，如华侨众多、海外联系密切的厦门、长期连接东北亚的青岛。
值得关注的是，14座城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积极拓展多种形式的外事活动。2021年外事活动频次与2020年相比大多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外事活动均值约达26次，同比增长52%。其中，广州、成都、重庆、天津等城市外事活动频次数量靠前，较好地把握了疫情防控与对外交往的平衡，而部分东部、中部基础条件更好的城市相对发力不够。
城市经济开放度体现城市精准防控能力
城市经济开放度不仅反映了不同城市涉外经贸的质量水平，也体现出疫情背景下不同城市通过精准防控把握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能力。
城市经济开放度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其中，上海、深圳、广州、北京等构成了第一梯队的城市经济开放度中心城市，是中国面向全球经济的“代表队”。第二梯队城市经济开放度节点城市由重庆、厦门、武汉、成都、天津、西安组成。其他城市构成了城市经济开放度支点城市。
城市经济开放度是对外交往中受疫情影响最为明显的方面，但是因不同城市疫情精准防控效果和对冲疫情经济政策的差异而影响不一。
在城市经济开放度具体指标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涉及疫情期间人员往来限制的涉外旅游业规模和境外游客吸引力。有数据统计的城市这两项指标2021年比2020年虽有小幅上涨，但比疫情前降幅较大。
在进出口和利用外资上，由于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从而在全球产业链中获得相对优势，14座主要城市平均分别增长21%、12%。
成都在城市对外展示度方面表现突出
城市对外展示度中，成都凭借西部地区自然历史景观和多元文化活动，与北京、上海共同跻身第一梯队，成为城市对外展示度中心城市。
城市对外展示度节点城市主要包括位于中部的武汉，位于东部及南部的深圳、青岛、广州、厦门、天津，位于西部的西安、重庆，这些城市或是在当代文化或是在历史文化上特色鲜明，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知名度。
第三梯队为城市对外展示度支点城市，一般仅在个别城市对外展示度指标上具有初步影响，如郑州、宁波具有入选世界自然遗产或世界文化遗产的成果。
研究可见，东部地区在文化多样性国际认可度、地标景观国际影响力、传统文化国际认可度等当代和历史文化城市对外展示度指标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则分别在历史、当代文化方面各有特色，这些具有较长时间稳定性的指标反映出不同地区和城市在对外文化展示方面的积淀。(参考智库文章https://t.cn/A66u4fam) （图1：大熊猫装扮希思罗快线，欢迎英国游客前往成都。新华社记者 夏晓/摄
图2:广州夜景。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图3：图为2021成都欧洲文化季。）
寻找李白足迹
作者：杜兴成
春节回绥阳老家，桐梓县几位文友邀我去夜郎走了一趟。其实夜郎离我们诗乡不远，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然而在我年少时，遥望夜郎却远在天边。
我上初中时就开始写诗，从小常听老人们讲述李白流放夜郎的故事，李白与杜甫常驻我心，我对李杜有着无限的崇敬之情。
李白的家乡在四川江油，早年我曾独自一人去访游过，并在他的故里江油小镇住了一夜，还写了篇散文《我从诗乡来》发表。
李白25岁就带着年轻的朝气，带着对未来无限的畅想，坐小船沿长江而下，离开家乡求索四方。公元758年春，李白因参加永王李璘的幕府事获罪，被流放到今贵州桐梓县夜郎，实龄57岁。下面这首诗可见他当时的心境：
流夜郎赠辛判官
李白
昔在长安醉花柳，
五侯七贵同杯酒。
气岸遥凌豪士前，
风流肯落他人后。
夫子红颜我少年，
章台走马著金鞭。
文章献纳麒麟殿，
歌舞淹留玳瑁筵。
与君自谓长如此，
宁知草动风尘起。
函谷忽惊胡马来，
秦宫桃李向明开。
我愁远谪夜郎去，
何日金鸡放赦回。
我不是史学家，不十分推敲历史。我也不是考古学家，也不必去论证夜郎这些遗址的真假。我是个实实在在的文艺写手，只尊重前人善良的举动与情感，因为我知道历史都是后人写的……
年过古稀的我第一次踏上夜郎的土地。
我们的小车在千年古镇一高坡处停下，迎面过来个戴眼镜的老人，模样和善，我便迫不及待地问：“老人家，这里有什么文物古迹可看吗？”他毫不思索地随手一指：“有啊！下面就是李白墓”。我们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欣喜步下石梯，在长满青草的菜地里看见一座古墓，旁边有一棵孤零零的小树陪伴着，让人感到有些凄凉。古墓成双室，一人多高，正面的石冠墓碑已不复存在，两墓室空空荡荡，像一对巨龙的双眼直盯盯地看着我们。我用手扒开蜘蛛网，弯腰走进墓室的前半部，见墓内石板雕工精细大方，图案恰似盛开的芙蓉花，很大气。古墓中留有这些文字：“李太白”，“思→李白”。据说原来还有李白的《静夜思》诗碑。
这果然是一座距今一千二百多年的古墓，也恰好与李白流放夜郎的年代相符，这是真是假不由我来判定，因为自古以来当地百姓就这么传说。我只顾在墓里墓外拍照作证，向这位令人跪拜的诗仙挽留下我深深情思。
距离“李白墓”不远处的半坡有一眼“太白泉”，相传是李白当年饮水的老井。千百年来，这眼泉水滋养着远古的夜郎先民，他们曾与大诗人一起度过了那段艰苦难关。
我们走近细看，果然在杂草丛生的废墟处发现一面精美的石壁，中央一块大石上雕刻着“太白泉”三个大字，书法公正帅气，极具历史厚重感与沧桑感。太白泉早已枯竭，乡民用一垛砖墙将其隔断，是保护还是废弃我不敢评判，但我只知它能留存至今就是对历史的一大贡献，我们也能从中悟出夜郎人对诗仙李白的一份缅怀之意。
我在这处标有“桐梓县历史建筑——太白泉碑刻”前沉思良久并留影纪念。
抬眼上望，坡顶处有一棵“黄桷树”，大树旁边是一座“凤凰阁”小庙。
黄桷树古风高大，盘根错节，根系深扎石壁，枝繁叶茂；千年的妖娆，犹如李白的诗韵，仰天长啸。据说这是李白常小憩的地方，后来才留下一棵唯一的孤品大树。风吹着树叶沙沙响，好似在向我们述说那段万般无奈的日子。“黄桷树”原本与“凤凰阁”风雨同伴，相濡以沫，如今却被一户人家的水泥房死活分离，相互失去了依靠。
小庙“凤凰阁”更是凄凉，只剩一顶破旧衣冠和几根老柱，残垣断壁孤苦伶仃地坚守在一旁，成了邻居家杂物存放处。从外形上看，古庙当年肯定是俊秀的，历经千年的日月风雨而不倒。“凤凰阁”高两层，有耳房，她当年能得如此美名，我猜定是李白给她起的名吧？要不“凤凰阁”这名字这么好听！
诗仙李白走后，她被留下冷落在“夜郎自大”的偏远国度。
诚然，今天的“夜郎国”也有一处保存完好的古建筑，那就是“怀白堂”，当地百姓为纪念李白而建。怀白堂现在是“遵义市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朝洪武年，亭内有两块石碑刻有李白诗5首，大门正面上方至今仍有楷书阴刻的“夜郎仙踪”四个大字，相传是李白的手迹。“怀白堂”是由原有的“城隍庙”和“太白碑亭”合二为一建成，非常大气。它的周围仿造了许多古色古香的建筑供市民居住，如今已形成一条小街，来此寻古探幽的游人多了起来。从此，诗仙李白不再孤独。
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的传承比任何传承都有力且有利，最为久远。诗人李白当时仅是一名“罪徒”，但确因他的诗作影响大，无论走到哪，都有官家迎送他，百姓爱戴他。
我是贵州人，从小在绥阳诗乡长大，因此是李白的忠实崇拜者。还在我少年的时候，就知道县里有个地名叫“太白”，传说是李白流放夜郎时访游过的地方，可我一直没机会去看看。
那天，好友杨进知道我喜欢古建筑，说太白镇有个“官庄村”，村里楠木参天，还有一栋几百年前的楠木民宅，十分珍贵。于是我第一次踏上太白的土地。
车刚到街口，我就在路边看见“太白镇”三个字，真的心情有些激动，像个孩童一般赶紧下车留个影。
至于李白是否“到此一游”，我说过我不去考究；但我作为一个诗乡人，这种从小热爱诗乡文化，并在书香世家熏陶长大的人，骨子深处自然会流露出那种对历史名人的崇敬之感和追梦之心。
太白街上确实没有什么文化古迹让我流连忘返，可到了官庄村，村头那几棵高大的参天金丝楠却让我热血沸腾。见宣传栏介绍，全村周围有200多棵楠木树，这实属罕见。站在这些楠木古树下面，我顿时想起了北京太庙里的那些金丝楠木巨柱，史书记载当年也是取自于贵州某地。同时，我也遐想到当年的李太白，或许他也是听说此地有众多的楠木古树，故特意专程从夜郎骑马翻山而来，为的是看看这个有文化、有古楠的官庄村，在诗乡或许能找到知音。
古树旁边沿石梯而上，有一座保存完整的四合院，全由金丝楠木建造，年代不详，古色古香。一看到这户人家，我想，这个官庄村古代肯定出过什么人物？或许李白还在此地与他们对酒高歌呢？我越看越不想走。
官庄，多么大胆的地名。而唯有此方的沃土才能长出这么高大的参天楠木。
我抚摸着古院精美的窗花。我仰看着老宅堂屋的神台。我环视着被当代遗忘的院落。我道别那留守官庄的老人和村边的官墓。我的心酸酸的，就像我离开夜郎那“太白墓”，“太白泉”，“凤凰阁”，“黄桷树”一样……
在我心里，其实其它都不重要，此刻的我是在寻找过去的时光。是在寻找家乡曾经的灿烂文化。是在表达一位诗乡人沉积已久的对诗仙李白的那种仰慕之情。
作者简介
作者：杜兴成，汉族，著名作曲家、作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八一电影制片厂原音乐组组长。1949年生于贵州绥阳。1969年应征入伍，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央音乐学院。代表作品：《战友之歌》《游子吟》等。为影视剧(片)《马贼的妻子》《东方巨响》等作曲配乐60余部。另有文学作品发表于《诗刊》《散文》《人民日报》等。
作者：杜兴成
春节回绥阳老家，桐梓县几位文友邀我去夜郎走了一趟。其实夜郎离我们诗乡不远，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然而在我年少时，遥望夜郎却远在天边。
我上初中时就开始写诗，从小常听老人们讲述李白流放夜郎的故事，李白与杜甫常驻我心，我对李杜有着无限的崇敬之情。
李白的家乡在四川江油，早年我曾独自一人去访游过，并在他的故里江油小镇住了一夜，还写了篇散文《我从诗乡来》发表。
李白25岁就带着年轻的朝气，带着对未来无限的畅想，坐小船沿长江而下，离开家乡求索四方。公元758年春，李白因参加永王李璘的幕府事获罪，被流放到今贵州桐梓县夜郎，实龄57岁。下面这首诗可见他当时的心境：
流夜郎赠辛判官
李白
昔在长安醉花柳，
五侯七贵同杯酒。
气岸遥凌豪士前，
风流肯落他人后。
夫子红颜我少年，
章台走马著金鞭。
文章献纳麒麟殿，
歌舞淹留玳瑁筵。
与君自谓长如此，
宁知草动风尘起。
函谷忽惊胡马来，
秦宫桃李向明开。
我愁远谪夜郎去，
何日金鸡放赦回。
我不是史学家，不十分推敲历史。我也不是考古学家，也不必去论证夜郎这些遗址的真假。我是个实实在在的文艺写手，只尊重前人善良的举动与情感，因为我知道历史都是后人写的……
年过古稀的我第一次踏上夜郎的土地。
我们的小车在千年古镇一高坡处停下，迎面过来个戴眼镜的老人，模样和善，我便迫不及待地问：“老人家，这里有什么文物古迹可看吗？”他毫不思索地随手一指：“有啊！下面就是李白墓”。我们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欣喜步下石梯，在长满青草的菜地里看见一座古墓，旁边有一棵孤零零的小树陪伴着，让人感到有些凄凉。古墓成双室，一人多高，正面的石冠墓碑已不复存在，两墓室空空荡荡，像一对巨龙的双眼直盯盯地看着我们。我用手扒开蜘蛛网，弯腰走进墓室的前半部，见墓内石板雕工精细大方，图案恰似盛开的芙蓉花，很大气。古墓中留有这些文字：“李太白”，“思→李白”。据说原来还有李白的《静夜思》诗碑。
这果然是一座距今一千二百多年的古墓，也恰好与李白流放夜郎的年代相符，这是真是假不由我来判定，因为自古以来当地百姓就这么传说。我只顾在墓里墓外拍照作证，向这位令人跪拜的诗仙挽留下我深深情思。
距离“李白墓”不远处的半坡有一眼“太白泉”，相传是李白当年饮水的老井。千百年来，这眼泉水滋养着远古的夜郎先民，他们曾与大诗人一起度过了那段艰苦难关。
我们走近细看，果然在杂草丛生的废墟处发现一面精美的石壁，中央一块大石上雕刻着“太白泉”三个大字，书法公正帅气，极具历史厚重感与沧桑感。太白泉早已枯竭，乡民用一垛砖墙将其隔断，是保护还是废弃我不敢评判，但我只知它能留存至今就是对历史的一大贡献，我们也能从中悟出夜郎人对诗仙李白的一份缅怀之意。
我在这处标有“桐梓县历史建筑——太白泉碑刻”前沉思良久并留影纪念。
抬眼上望，坡顶处有一棵“黄桷树”，大树旁边是一座“凤凰阁”小庙。
黄桷树古风高大，盘根错节，根系深扎石壁，枝繁叶茂；千年的妖娆，犹如李白的诗韵，仰天长啸。据说这是李白常小憩的地方，后来才留下一棵唯一的孤品大树。风吹着树叶沙沙响，好似在向我们述说那段万般无奈的日子。“黄桷树”原本与“凤凰阁”风雨同伴，相濡以沫，如今却被一户人家的水泥房死活分离，相互失去了依靠。
小庙“凤凰阁”更是凄凉，只剩一顶破旧衣冠和几根老柱，残垣断壁孤苦伶仃地坚守在一旁，成了邻居家杂物存放处。从外形上看，古庙当年肯定是俊秀的，历经千年的日月风雨而不倒。“凤凰阁”高两层，有耳房，她当年能得如此美名，我猜定是李白给她起的名吧？要不“凤凰阁”这名字这么好听！
诗仙李白走后，她被留下冷落在“夜郎自大”的偏远国度。
诚然，今天的“夜郎国”也有一处保存完好的古建筑，那就是“怀白堂”，当地百姓为纪念李白而建。怀白堂现在是“遵义市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朝洪武年，亭内有两块石碑刻有李白诗5首，大门正面上方至今仍有楷书阴刻的“夜郎仙踪”四个大字，相传是李白的手迹。“怀白堂”是由原有的“城隍庙”和“太白碑亭”合二为一建成，非常大气。它的周围仿造了许多古色古香的建筑供市民居住，如今已形成一条小街，来此寻古探幽的游人多了起来。从此，诗仙李白不再孤独。
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的传承比任何传承都有力且有利，最为久远。诗人李白当时仅是一名“罪徒”，但确因他的诗作影响大，无论走到哪，都有官家迎送他，百姓爱戴他。
我是贵州人，从小在绥阳诗乡长大，因此是李白的忠实崇拜者。还在我少年的时候，就知道县里有个地名叫“太白”，传说是李白流放夜郎时访游过的地方，可我一直没机会去看看。
那天，好友杨进知道我喜欢古建筑，说太白镇有个“官庄村”，村里楠木参天，还有一栋几百年前的楠木民宅，十分珍贵。于是我第一次踏上太白的土地。
车刚到街口，我就在路边看见“太白镇”三个字，真的心情有些激动，像个孩童一般赶紧下车留个影。
至于李白是否“到此一游”，我说过我不去考究；但我作为一个诗乡人，这种从小热爱诗乡文化，并在书香世家熏陶长大的人，骨子深处自然会流露出那种对历史名人的崇敬之感和追梦之心。
太白街上确实没有什么文化古迹让我流连忘返，可到了官庄村，村头那几棵高大的参天金丝楠却让我热血沸腾。见宣传栏介绍，全村周围有200多棵楠木树，这实属罕见。站在这些楠木古树下面，我顿时想起了北京太庙里的那些金丝楠木巨柱，史书记载当年也是取自于贵州某地。同时，我也遐想到当年的李太白，或许他也是听说此地有众多的楠木古树，故特意专程从夜郎骑马翻山而来，为的是看看这个有文化、有古楠的官庄村，在诗乡或许能找到知音。
古树旁边沿石梯而上，有一座保存完整的四合院，全由金丝楠木建造，年代不详，古色古香。一看到这户人家，我想，这个官庄村古代肯定出过什么人物？或许李白还在此地与他们对酒高歌呢？我越看越不想走。
官庄，多么大胆的地名。而唯有此方的沃土才能长出这么高大的参天楠木。
我抚摸着古院精美的窗花。我仰看着老宅堂屋的神台。我环视着被当代遗忘的院落。我道别那留守官庄的老人和村边的官墓。我的心酸酸的，就像我离开夜郎那“太白墓”，“太白泉”，“凤凰阁”，“黄桷树”一样……
在我心里，其实其它都不重要，此刻的我是在寻找过去的时光。是在寻找家乡曾经的灿烂文化。是在表达一位诗乡人沉积已久的对诗仙李白的那种仰慕之情。
作者简介
作者：杜兴成，汉族，著名作曲家、作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八一电影制片厂原音乐组组长。1949年生于贵州绥阳。1969年应征入伍，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央音乐学院。代表作品：《战友之歌》《游子吟》等。为影视剧(片)《马贼的妻子》《东方巨响》等作曲配乐60余部。另有文学作品发表于《诗刊》《散文》《人民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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