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网络谣言传播新特点
#柘城城市服务台#
移动互联网时代，技术迅猛发展。社交媒体平台使信息的传递变得简单快捷，网络用户能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发布、接收、传播消息，而智能手机的普及更是让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分享观点、表达情绪，但随之也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网络谣言即为一例。尤其是在各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传播网络谣言就具有不可低估的社会影响力。谣言不仅可以通过不实消息误导公众，而且可能引发群体的恐慌，进而造成严重的社会舆情，带来社会心理的不稳定，网络谣言借助网络传播的快捷性和广泛的覆盖面，更加容易引起社会的不和谐。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传播的路径和特点，运用法律等手段严肃整治网络谣言。
网络谣言为什么能传播
谣言自古有之，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媒介，贯穿在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长河中。关于谣言的界定，没有统一的说法。有人认为谣言是一种未经证实的消息，有人认为谣言是“集体交易”之后产生的“即兴新闻”，有人将谣言等同于虚假信息。我国司法体系将谣言认定为未经证实的虚假信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对散布谣言者的法律责任也进行了界定。综合来看，网络谣言是一种真实性未经传播者本人证实或相关证据证明的信息，但并非都是虚假信息。尽管关于谣言的界定争议不断，但是大众对于“网络谣言的本质是谣言”则看法一致。
对于谣言被传播的原因亦是众说纷纭。根据2018年选取的12.6万条推文的研究发现，虚假新闻被转发的可能性比真实信息高出70%。研究者还发现，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新奇性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并鼓励信息分享。新奇的信息不仅令人惊奇，而且被认为更有“价值”。新奇性可能不是假新闻被转发的唯一原因，但是虚假信息比真实新闻更为新奇，从而更可能被转发。尤其是网络谣言中往往带有不少敏感字眼，会大大诱发人的猎奇心理，从而更易于扩散传播。
同时，也应看到在社交媒体造就的“茧房”内部，人们的价值观越来越相似，与观点相左的信息逐渐消弭，事实在经过无数次再阐释甚至故意扭曲与篡改之后不再是新闻的内核，而情感、观点、立场成为新的核心。主观性的内容通过修辞、虚拟、煽情等手段被包装成具有合法性、正当性的观点，真相本身已不再重要。人类进入“后真相”时代，人在“信息茧房”中待久了，群体极化就会出现，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人会整体变得更加极端，导致新一轮“恶性循环”，会使辟谣和纠错变得更加困难。
网络谣言是怎样传播的
在谣言传播研究中有一个被普遍认可、广泛使用的传播模型。即谣言 =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谣言传播的两个因素之间是乘法关系，假如重要性等于零，或者事件本身并非含糊不清，谣言就不会产生；如果事件确定，模糊程度越高，其传播程度越高。此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信息公开不够及时，那么他们更容易信谣，或者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随手转发，这样就会令该谣言迅速散布和传播。
谣言还涉及了群体行为心理学的一个概念“社会流瀑”，它展示了一个具有共同起源的完整转发链。例如，一些不实的传言最初通过编辑、转发，就有了谣言传播的第一个“流瀑”，此后谣帖继续被很多不明真相的营销公众号疯狂转发，谣言有了更多的“流瀑”，扩散级别一直在增加。从谣言的传播路径看，当一则谣言被转发时，它就像涟漪扩散一样开启了病毒式传播路径。谣言因而成为“眼球经济”和“注意力经济”下最有效吸引用户和流量的方式之一。
网络谣言表达的新特点
谣言的叙事结构往往会用“标题党”式题目，紧扣受众心理，常常制作得耸人听闻，制造了悬念，用以来达到鼓动性呼吁或者吸引眼球的目的。此外，网络谣言还经常以故事化导入、利用专家和知名人士的名头构筑谣言议题的场景，这种做法致使议题的日常化和普遍性比议题本身的重要程度更具传播动力，因为这些话题更具有“感同身受”的谈资意义。可见，网络谣言与日常生活的相关度越强，谣言被传播的频度越高。
在移动化、社交化、智能化与视频化的传播格局下，网络谣言治理面临新挑战，要下大力气。
第一，政府以权威信息填补信息的“空窗期”。最先被人们接受到的信息会构成人们对某一事件的最初印象，并长时间在人脑中占据主导地位，即使后输入的信息被证明是正确的，也会带有最初信息的痕迹。例如，在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初期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传达给受众就会形成信息“空窗期”，人们在“空窗期”会尽可能收集对突发事件的各种解释，谣言由此而生。应对信息“空窗期”，一是赋予民众知情权，这是网络谣言治理的首要举措。政府通过官方媒体、新闻发布会等方式主动应对谣言，对不实消息予以澄清，对已经发生的谣言进行证伪。只有让真实信息告白于天下，才能掐断谣言滋生的土壤。二是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增强信息透明度，扩大民众信息来源，压缩谣言存在空间。三是政府发布信息要与时间赛跑，建立起针对谣言的快速反应机制，在第一时间内将权威信息传达给公众，如此才能在黄金时间内切断谣言传播链，及时消除谣言的消极影响。
第二，打造一个多元化沟通平台，这是降低谣言发生频率的有效手段。谣言不同于谎言，它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因此，一味封堵、粗暴对待网络谣言或者试图通过暴力性强制手段禁止个人的自由对话，是治标不治本的，不仅不能消灭谣言，反而可能会激发网民的心理抵触和言论反弹，导致谣言治而不灭和卷土重来。解决网络谣言问题，只有让民众的不同意见和观点得到充分交流，民众和政府都了解彼此的意图和诉求，对事件的解释才不至于产生过大的偏差，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民众的恐慌和焦虑心理。为此，一方面打造谣言治理平台，发布消息，加强和网民沟通，对民众诉求及时做出回应。另一方面，政府、民众和网络社团充分合作，形成社会共治谣言的局面。网络社团在遇到网络谣言时，利用组织中的每个“节点”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流，从而开展网络辟谣活动。
第三，法制与网民自律相结合。进一步加强治理谣言的法律体系建设。有效治理谣言需要根据网络谣言传播情况，及时对新情况新问题予以跟进，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辟谣也不能光靠政府，生活中网上好多谣言和政府没啥关系。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谣言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造谣传谣行为违反了互联网有关规定，严重的还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唯有用户自律，时刻提醒自己对于可疑信息保持谨慎克制，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才能有效地从谣言的源头和传播末端止谣和治谣。
#柘城城市服务台#
移动互联网时代，技术迅猛发展。社交媒体平台使信息的传递变得简单快捷，网络用户能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发布、接收、传播消息，而智能手机的普及更是让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分享观点、表达情绪，但随之也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网络谣言即为一例。尤其是在各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传播网络谣言就具有不可低估的社会影响力。谣言不仅可以通过不实消息误导公众，而且可能引发群体的恐慌，进而造成严重的社会舆情，带来社会心理的不稳定，网络谣言借助网络传播的快捷性和广泛的覆盖面，更加容易引起社会的不和谐。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传播的路径和特点，运用法律等手段严肃整治网络谣言。
网络谣言为什么能传播
谣言自古有之，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媒介，贯穿在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长河中。关于谣言的界定，没有统一的说法。有人认为谣言是一种未经证实的消息，有人认为谣言是“集体交易”之后产生的“即兴新闻”，有人将谣言等同于虚假信息。我国司法体系将谣言认定为未经证实的虚假信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对散布谣言者的法律责任也进行了界定。综合来看，网络谣言是一种真实性未经传播者本人证实或相关证据证明的信息，但并非都是虚假信息。尽管关于谣言的界定争议不断，但是大众对于“网络谣言的本质是谣言”则看法一致。
对于谣言被传播的原因亦是众说纷纭。根据2018年选取的12.6万条推文的研究发现，虚假新闻被转发的可能性比真实信息高出70%。研究者还发现，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新奇性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并鼓励信息分享。新奇的信息不仅令人惊奇，而且被认为更有“价值”。新奇性可能不是假新闻被转发的唯一原因，但是虚假信息比真实新闻更为新奇，从而更可能被转发。尤其是网络谣言中往往带有不少敏感字眼，会大大诱发人的猎奇心理，从而更易于扩散传播。
同时，也应看到在社交媒体造就的“茧房”内部，人们的价值观越来越相似，与观点相左的信息逐渐消弭，事实在经过无数次再阐释甚至故意扭曲与篡改之后不再是新闻的内核，而情感、观点、立场成为新的核心。主观性的内容通过修辞、虚拟、煽情等手段被包装成具有合法性、正当性的观点，真相本身已不再重要。人类进入“后真相”时代，人在“信息茧房”中待久了，群体极化就会出现，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人会整体变得更加极端，导致新一轮“恶性循环”，会使辟谣和纠错变得更加困难。
网络谣言是怎样传播的
在谣言传播研究中有一个被普遍认可、广泛使用的传播模型。即谣言 =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谣言传播的两个因素之间是乘法关系，假如重要性等于零，或者事件本身并非含糊不清，谣言就不会产生；如果事件确定，模糊程度越高，其传播程度越高。此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信息公开不够及时，那么他们更容易信谣，或者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随手转发，这样就会令该谣言迅速散布和传播。
谣言还涉及了群体行为心理学的一个概念“社会流瀑”，它展示了一个具有共同起源的完整转发链。例如，一些不实的传言最初通过编辑、转发，就有了谣言传播的第一个“流瀑”，此后谣帖继续被很多不明真相的营销公众号疯狂转发，谣言有了更多的“流瀑”，扩散级别一直在增加。从谣言的传播路径看，当一则谣言被转发时，它就像涟漪扩散一样开启了病毒式传播路径。谣言因而成为“眼球经济”和“注意力经济”下最有效吸引用户和流量的方式之一。
网络谣言表达的新特点
谣言的叙事结构往往会用“标题党”式题目，紧扣受众心理，常常制作得耸人听闻，制造了悬念，用以来达到鼓动性呼吁或者吸引眼球的目的。此外，网络谣言还经常以故事化导入、利用专家和知名人士的名头构筑谣言议题的场景，这种做法致使议题的日常化和普遍性比议题本身的重要程度更具传播动力，因为这些话题更具有“感同身受”的谈资意义。可见，网络谣言与日常生活的相关度越强，谣言被传播的频度越高。
在移动化、社交化、智能化与视频化的传播格局下，网络谣言治理面临新挑战，要下大力气。
第一，政府以权威信息填补信息的“空窗期”。最先被人们接受到的信息会构成人们对某一事件的最初印象，并长时间在人脑中占据主导地位，即使后输入的信息被证明是正确的，也会带有最初信息的痕迹。例如，在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初期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传达给受众就会形成信息“空窗期”，人们在“空窗期”会尽可能收集对突发事件的各种解释，谣言由此而生。应对信息“空窗期”，一是赋予民众知情权，这是网络谣言治理的首要举措。政府通过官方媒体、新闻发布会等方式主动应对谣言，对不实消息予以澄清，对已经发生的谣言进行证伪。只有让真实信息告白于天下，才能掐断谣言滋生的土壤。二是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增强信息透明度，扩大民众信息来源，压缩谣言存在空间。三是政府发布信息要与时间赛跑，建立起针对谣言的快速反应机制，在第一时间内将权威信息传达给公众，如此才能在黄金时间内切断谣言传播链，及时消除谣言的消极影响。
第二，打造一个多元化沟通平台，这是降低谣言发生频率的有效手段。谣言不同于谎言，它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因此，一味封堵、粗暴对待网络谣言或者试图通过暴力性强制手段禁止个人的自由对话，是治标不治本的，不仅不能消灭谣言，反而可能会激发网民的心理抵触和言论反弹，导致谣言治而不灭和卷土重来。解决网络谣言问题，只有让民众的不同意见和观点得到充分交流，民众和政府都了解彼此的意图和诉求，对事件的解释才不至于产生过大的偏差，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民众的恐慌和焦虑心理。为此，一方面打造谣言治理平台，发布消息，加强和网民沟通，对民众诉求及时做出回应。另一方面，政府、民众和网络社团充分合作，形成社会共治谣言的局面。网络社团在遇到网络谣言时，利用组织中的每个“节点”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流，从而开展网络辟谣活动。
第三，法制与网民自律相结合。进一步加强治理谣言的法律体系建设。有效治理谣言需要根据网络谣言传播情况，及时对新情况新问题予以跟进，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辟谣也不能光靠政府，生活中网上好多谣言和政府没啥关系。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谣言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造谣传谣行为违反了互联网有关规定，严重的还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唯有用户自律，时刻提醒自己对于可疑信息保持谨慎克制，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才能有效地从谣言的源头和传播末端止谣和治谣。
如懿传这部作品制作演员比甄嬛传还要好，但热度口碑都不如甄嬛传，什么原因呢？
我的个人分析原因有二:
主要原因是如懿传群像塑造不如甄嬛传。
甄嬛传中华妃 皇后成长线都很明确完整，她们塑造都让人们可怜可恨，感到封建等级社会女子不幸，能让我们照进现实。
但如懿传群像塑造太弱了，浪费了演员阵容，每个角色都好像服务男女主主角，看不到她们自己身上负载命运写照。
第二个原因，倒不是很重要了，当时珠玉在前，后面观众眼光提升了。同时如懿传三观立意高度不如甄嬛传也不如金枝欲孽。
我的个人分析原因有二:
主要原因是如懿传群像塑造不如甄嬛传。
甄嬛传中华妃 皇后成长线都很明确完整，她们塑造都让人们可怜可恨，感到封建等级社会女子不幸，能让我们照进现实。
但如懿传群像塑造太弱了，浪费了演员阵容，每个角色都好像服务男女主主角，看不到她们自己身上负载命运写照。
第二个原因，倒不是很重要了，当时珠玉在前，后面观众眼光提升了。同时如懿传三观立意高度不如甄嬛传也不如金枝欲孽。
#方志动态# 考索文献 汇成全史（三）——《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补寺史之缺
何孝荣
《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是笔者辑校的《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二部寺志以外的大报恩寺史料。
一、《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的辑校缘起
大报恩寺是南京以及中国古代佛教史上的一座重要寺院，一部大报恩寺史折射出南京史以及中国古代佛教史的兴衰荣辱光景。近年，随着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大报恩寺遗址公园的建设开放，大报恩寺、琉璃塔逐渐引起更多人的兴趣和关注。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委托笔者在点校《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二部寺志以外，再辑录、点校二志未收录的，而能反映大报恩寺史上某个时代的基本面貌或跨时代的重要变革，或其对各个时代政治、宗教、社会、文化等的影响的史料，汇成《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以补二志之遗漏，形成一套大报恩寺全史。
《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的编撰，始自2020年5月，笔者请博士生王顺以“报恩寺”对“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的1万种16万余卷的文献进行了全文检索。王顺利用南开大学图书馆中文数据库，不仅检索了“中国基本古籍库”，而且将检索范围扩展到“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雕龙古籍全文数据库”等，共计辑录史料7万余字。11月，笔者再以“长干寺”“天禧寺”“报恩寺”为检索词，对“中国基本古籍库”、《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电子佛典集成》进行全文检索，辑录6万余字。后来，笔者发现还有“长干塔”“天禧塔”“报恩塔”可以检索，于是进行了第三轮辑录，再得2万余字。总计几轮检索、辑录，共得初步史料15万余字。应当说，中国史籍文献中大报恩寺史料基本上搜罗殆尽。
经过几轮全文检索、辑录的史料，其中不少重复，包括从不同数据库中辑录的相同史料（尽管我们辑录时已经尽力舍弃），及与《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收录的重复史料。2021年1月中旬，笔者尝试请博士生王顺、侯振龙、马季对辑录史料进行初步标点。月底，笔者开始全面系统的点校。在点校时，通过“查找”而删除重复。同时，由于各数据库收录文献多为今人文字录入，我们辑录后需由繁体字转换为简体字，导致不少文字错误。因此，笔者在点校时尽量保留重复史料中为《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者，因为这一数据库提供了“原据版本对照”，笔者得以利用各书原来版本对每条史料进行核校。另外一些史料，则利用了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提供的原版本加以核校。还有一些史料，笔者手头收藏有其出处文献的影印本或点校本，也充分利用起来。因此，《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中的史籍文献史料，基本逐条（篇）核对了原书。而一些仅仅附带提及而实际与大报恩寺关涉不多的诗文等，则加以舍弃。另外，又辑录了大报恩寺的考古发掘史料和外国史料，终而集成这部《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
二、《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的主要内容
《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体例基本借鉴《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分为《寺院兴废》《高僧大德》《名家诗文》《逸闻杂记》《考古发掘史料》《外国史料》6个部分。各部分史料，大体按其所记述的事件、人物及诗文等产生或生活时间的先后排列。《寺院兴废》部分选取了佛教文献、地方文献、其他史部文献等的相关史料，展示自长干寺经天禧寺至大报恩寺的千余年兴衰史，其中如《涌幢小品》对嘉靖末大报恩寺火灾后状况、洪恩雪浪仪表和评论的记述，《嘉庆大清一统志》对清代大报恩寺修建及康熙帝和乾隆帝临幸的记述，以及各书对大报恩寺清末毁废的记述，均为《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未记或较少提及者，可补其缺失。
《折疑梵刹志》卷五《历代高僧传》《高僧传》已佚，《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卷六《寺僧》收录历代高僧名僧53人（其中有一些实为建初寺僧），除少数人以外，多仅列其名或号、封号，且不乏错误。《高僧大德》部分搜罗了高僧传、寺志、其他佛教文献、僧人文集，和史部、集部文献，共辑得晋朝至清朝大报恩寺36位高僧大德史料。其中，有对《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收录的一些高僧大德传记加以辑补者，包含晋朝竺法旷、释慧达（刘萨），南朝佉吒、僧伽跋摩、释昙颖、释法颖、释玄畅（元畅），元朝释法嵩、释广演、释志德（“佛光”）、释师禄（“僧禄”），明朝释守愚（“无极”）、释雪梅、释洪恩、释钦义，清朝释寂光（“三昧”）、释松影，计17人。同时，新增了一些《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未收录者，包含晋朝释昙翼、释慧休，南朝三藏、东阇梨、释玄辩，五代释元寂，宋朝释宗永，明朝释守仁、释绍宗、释一如、释明河、释照印、释广礼，居士殷迈、唐时，清朝释原济（石涛）、释石溪（髡残）、释性统、释普见，计19人。又附录近代江苏僧师范学堂释月霞、释谛闲、释式海3位师僧，因该学堂设于寺内三藏殿。这样，本书合计收录39位大报恩寺（长干寺、天禧寺）高僧大德，进一步展示了该寺历代僧众形象和寺史。
《名家诗文》部分，文包括序疏记、游记等文共16篇，如元朝释大序介绍了高僧法嵩，明朝曹学佺、邹迪光、钟惺、清朝释道忞之疏、记反映了明清时期大报恩寺修建情况，游记各文则叙写出历史上大报恩寺的壮丽雄伟图景，都是了解和研究大报恩寺史、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史料。作为千年名刹，大报恩寺的历代吟咏诗词不可胜数。《折疑梵刹志》卷五《前明御制诗》《国朝御制诗文》《前明各名人诗》《国朝诗余》均佚，《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卷八《集诗》收录南唐至清末诗（词）近120首。本书《名家诗文》部分则又辑录了宋朝至清朝诗（词）230余首，基本汇集了《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以外的历代所有与该寺相关的名家诗文，从中可窥见大报恩寺寺史及其在官员士绅文中、心中的形象和记忆。《逸闻杂记》选取佛教文献、史部文献、集部文献等中有关大报恩寺的逸闻杂事记述四十余条，不少生动有趣。如《续高僧传》关于长干寺阿育王像、宋朝《默记》关于李后主手书金字《心经》的记述，都塑造了唐宋时期长干寺、天禧寺的神异；明朝唐寅记述的寺僧修竹，周晖记述的寺僧永宁、真让、德清，谢肇淛记述的寺僧悟空，清高士奇记述的寺僧德基等，或贪淫凶恶，或持戒弘法，或神异高邈，都补充和丰富了寺僧形象；明朝谢肇淛记述的大报恩寺塔猕猴、蜘蛛，清朝徐岳记述的大报恩寺塔鲤鱼，也各有神异，流传于民间；而清朝袁枚记述的侯嘉翻酒醉题诗罗汉顶、寺僧房赁为举子寓所，甘熙记述的报恩寺陈百戏、说稗官者甚夥，则反映了大报恩寺在清代衰微以及日益世俗化的面貌。总之，这些逸闻杂记多别出心裁、生动有趣，为深入了解、研究寺史提供出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考古发掘史料》则择录20世纪40年代至“2007-2015年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掘”的部分实物及其铭文。其中如1942年大报恩寺遗址三藏塔基发掘的宋代石函，其刻文印证了宋端拱元年（988）僧可政请来唐僧玄奘顶骨的史实；1960年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考古发掘得唐李德裕记及大石函盖题记，证明长干寺舍利曾移置建初寺及镇江甘露寺；2007-2015年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掘石函、铁函、井栏等件，尤其是七宝阿育王塔，反映出北宋时期长干寺的状况，是中国出土的体积最大、工艺最复杂、制作最精美的阿育王塔，堪称世界阿育王塔之王；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则是根据1958年在南京中华门外窑岗村出土的大量琉璃构件复原而成，从复原件图片中仍可见大报恩寺的壮美和辉煌。
大报恩寺尤其是九级琉璃塔不仅为中国人称道，亦为外国人所惊叹。1655年出版的荷兰画家约翰·尼霍夫游记中描述了大报恩寺塔的雄伟壮观，约翰·尼霍夫并且赋诗赞誉“这骄傲的建筑堪比七大奇迹”，这或许是后人将大报恩寺传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出处。约翰·尼霍夫游记的出版引起欧洲人的注意和传述、引用，琉璃塔的故事传入西方，还被安徒生写进童话《天国花园》，琉璃塔样式在西方得到仿建。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军舰船至南京，侵略军官兵也往往会参观荒废的大报恩寺和寺塔，不少侵略军官兵还参与了对残存的大报恩寺塔的抢掠，这在一些他们的战记、报告、游记里留下了记载。20世纪初，一些日本研究者如内藤湖南、常盘大定等也先后来到南京，踏勘大报恩寺塔遗迹。《外国史料》部分选取了15世纪以来朝鲜、意大利、葡萄牙、荷兰、法国、德国、英国、丹麦、美国、日本等国人士有关大报恩寺、琉璃塔的记载，以见外国人眼中的大报恩寺、琉璃塔及其在国外的影响。
总之，《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辑录的是为《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二书未收录、而能反映南京大报恩寺史上某个时代的基本面貌或跨时代的重要变革，或其对各个时代政治、宗教、社会、文化等的影响的史料，时间上历经一千余年，空间上涉及亚洲、欧洲、美洲。它是对《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二书的补充，三者一起共同组成为一部大报恩寺全部史料书，成为一部南京大报恩寺全史。
“长干古寺矗浮图，庄严妙丽天下无”“塔上灯火终年点，塔下梵诵千人俱”（清代钱澄之《田间诗文集》诗集卷四《江上集·长干塔歌》，清康熙刻本）。大报恩寺塔虽然在清朝后期毁废成墟，但其作为南京历史上的千年名刹，以及“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明代张岱《陶庵梦忆》卷一《报恩塔》）的九级琉璃塔，雄丽壮观的景象早已刻在历史的书页中，印在人们的心底里。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审稿：李唐海
编辑：朱 鹏
审核：王达云
窦予然
发布：梁 刚
何孝荣
《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是笔者辑校的《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二部寺志以外的大报恩寺史料。
一、《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的辑校缘起
大报恩寺是南京以及中国古代佛教史上的一座重要寺院，一部大报恩寺史折射出南京史以及中国古代佛教史的兴衰荣辱光景。近年，随着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大报恩寺遗址公园的建设开放，大报恩寺、琉璃塔逐渐引起更多人的兴趣和关注。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委托笔者在点校《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二部寺志以外，再辑录、点校二志未收录的，而能反映大报恩寺史上某个时代的基本面貌或跨时代的重要变革，或其对各个时代政治、宗教、社会、文化等的影响的史料，汇成《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以补二志之遗漏，形成一套大报恩寺全史。
《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的编撰，始自2020年5月，笔者请博士生王顺以“报恩寺”对“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的1万种16万余卷的文献进行了全文检索。王顺利用南开大学图书馆中文数据库，不仅检索了“中国基本古籍库”，而且将检索范围扩展到“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雕龙古籍全文数据库”等，共计辑录史料7万余字。11月，笔者再以“长干寺”“天禧寺”“报恩寺”为检索词，对“中国基本古籍库”、《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电子佛典集成》进行全文检索，辑录6万余字。后来，笔者发现还有“长干塔”“天禧塔”“报恩塔”可以检索，于是进行了第三轮辑录，再得2万余字。总计几轮检索、辑录，共得初步史料15万余字。应当说，中国史籍文献中大报恩寺史料基本上搜罗殆尽。
经过几轮全文检索、辑录的史料，其中不少重复，包括从不同数据库中辑录的相同史料（尽管我们辑录时已经尽力舍弃），及与《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收录的重复史料。2021年1月中旬，笔者尝试请博士生王顺、侯振龙、马季对辑录史料进行初步标点。月底，笔者开始全面系统的点校。在点校时，通过“查找”而删除重复。同时，由于各数据库收录文献多为今人文字录入，我们辑录后需由繁体字转换为简体字，导致不少文字错误。因此，笔者在点校时尽量保留重复史料中为《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者，因为这一数据库提供了“原据版本对照”，笔者得以利用各书原来版本对每条史料进行核校。另外一些史料，则利用了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提供的原版本加以核校。还有一些史料，笔者手头收藏有其出处文献的影印本或点校本，也充分利用起来。因此，《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中的史籍文献史料，基本逐条（篇）核对了原书。而一些仅仅附带提及而实际与大报恩寺关涉不多的诗文等，则加以舍弃。另外，又辑录了大报恩寺的考古发掘史料和外国史料，终而集成这部《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
二、《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的主要内容
《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体例基本借鉴《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分为《寺院兴废》《高僧大德》《名家诗文》《逸闻杂记》《考古发掘史料》《外国史料》6个部分。各部分史料，大体按其所记述的事件、人物及诗文等产生或生活时间的先后排列。《寺院兴废》部分选取了佛教文献、地方文献、其他史部文献等的相关史料，展示自长干寺经天禧寺至大报恩寺的千余年兴衰史，其中如《涌幢小品》对嘉靖末大报恩寺火灾后状况、洪恩雪浪仪表和评论的记述，《嘉庆大清一统志》对清代大报恩寺修建及康熙帝和乾隆帝临幸的记述，以及各书对大报恩寺清末毁废的记述，均为《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未记或较少提及者，可补其缺失。
《折疑梵刹志》卷五《历代高僧传》《高僧传》已佚，《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卷六《寺僧》收录历代高僧名僧53人（其中有一些实为建初寺僧），除少数人以外，多仅列其名或号、封号，且不乏错误。《高僧大德》部分搜罗了高僧传、寺志、其他佛教文献、僧人文集，和史部、集部文献，共辑得晋朝至清朝大报恩寺36位高僧大德史料。其中，有对《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收录的一些高僧大德传记加以辑补者，包含晋朝竺法旷、释慧达（刘萨），南朝佉吒、僧伽跋摩、释昙颖、释法颖、释玄畅（元畅），元朝释法嵩、释广演、释志德（“佛光”）、释师禄（“僧禄”），明朝释守愚（“无极”）、释雪梅、释洪恩、释钦义，清朝释寂光（“三昧”）、释松影，计17人。同时，新增了一些《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未收录者，包含晋朝释昙翼、释慧休，南朝三藏、东阇梨、释玄辩，五代释元寂，宋朝释宗永，明朝释守仁、释绍宗、释一如、释明河、释照印、释广礼，居士殷迈、唐时，清朝释原济（石涛）、释石溪（髡残）、释性统、释普见，计19人。又附录近代江苏僧师范学堂释月霞、释谛闲、释式海3位师僧，因该学堂设于寺内三藏殿。这样，本书合计收录39位大报恩寺（长干寺、天禧寺）高僧大德，进一步展示了该寺历代僧众形象和寺史。
《名家诗文》部分，文包括序疏记、游记等文共16篇，如元朝释大序介绍了高僧法嵩，明朝曹学佺、邹迪光、钟惺、清朝释道忞之疏、记反映了明清时期大报恩寺修建情况，游记各文则叙写出历史上大报恩寺的壮丽雄伟图景，都是了解和研究大报恩寺史、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史料。作为千年名刹，大报恩寺的历代吟咏诗词不可胜数。《折疑梵刹志》卷五《前明御制诗》《国朝御制诗文》《前明各名人诗》《国朝诗余》均佚，《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卷八《集诗》收录南唐至清末诗（词）近120首。本书《名家诗文》部分则又辑录了宋朝至清朝诗（词）230余首，基本汇集了《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以外的历代所有与该寺相关的名家诗文，从中可窥见大报恩寺寺史及其在官员士绅文中、心中的形象和记忆。《逸闻杂记》选取佛教文献、史部文献、集部文献等中有关大报恩寺的逸闻杂事记述四十余条，不少生动有趣。如《续高僧传》关于长干寺阿育王像、宋朝《默记》关于李后主手书金字《心经》的记述，都塑造了唐宋时期长干寺、天禧寺的神异；明朝唐寅记述的寺僧修竹，周晖记述的寺僧永宁、真让、德清，谢肇淛记述的寺僧悟空，清高士奇记述的寺僧德基等，或贪淫凶恶，或持戒弘法，或神异高邈，都补充和丰富了寺僧形象；明朝谢肇淛记述的大报恩寺塔猕猴、蜘蛛，清朝徐岳记述的大报恩寺塔鲤鱼，也各有神异，流传于民间；而清朝袁枚记述的侯嘉翻酒醉题诗罗汉顶、寺僧房赁为举子寓所，甘熙记述的报恩寺陈百戏、说稗官者甚夥，则反映了大报恩寺在清代衰微以及日益世俗化的面貌。总之，这些逸闻杂记多别出心裁、生动有趣，为深入了解、研究寺史提供出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考古发掘史料》则择录20世纪40年代至“2007-2015年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掘”的部分实物及其铭文。其中如1942年大报恩寺遗址三藏塔基发掘的宋代石函，其刻文印证了宋端拱元年（988）僧可政请来唐僧玄奘顶骨的史实；1960年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考古发掘得唐李德裕记及大石函盖题记，证明长干寺舍利曾移置建初寺及镇江甘露寺；2007-2015年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掘石函、铁函、井栏等件，尤其是七宝阿育王塔，反映出北宋时期长干寺的状况，是中国出土的体积最大、工艺最复杂、制作最精美的阿育王塔，堪称世界阿育王塔之王；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则是根据1958年在南京中华门外窑岗村出土的大量琉璃构件复原而成，从复原件图片中仍可见大报恩寺的壮美和辉煌。
大报恩寺尤其是九级琉璃塔不仅为中国人称道，亦为外国人所惊叹。1655年出版的荷兰画家约翰·尼霍夫游记中描述了大报恩寺塔的雄伟壮观，约翰·尼霍夫并且赋诗赞誉“这骄傲的建筑堪比七大奇迹”，这或许是后人将大报恩寺传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出处。约翰·尼霍夫游记的出版引起欧洲人的注意和传述、引用，琉璃塔的故事传入西方，还被安徒生写进童话《天国花园》，琉璃塔样式在西方得到仿建。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军舰船至南京，侵略军官兵也往往会参观荒废的大报恩寺和寺塔，不少侵略军官兵还参与了对残存的大报恩寺塔的抢掠，这在一些他们的战记、报告、游记里留下了记载。20世纪初，一些日本研究者如内藤湖南、常盘大定等也先后来到南京，踏勘大报恩寺塔遗迹。《外国史料》部分选取了15世纪以来朝鲜、意大利、葡萄牙、荷兰、法国、德国、英国、丹麦、美国、日本等国人士有关大报恩寺、琉璃塔的记载，以见外国人眼中的大报恩寺、琉璃塔及其在国外的影响。
总之，《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辑录的是为《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二书未收录、而能反映南京大报恩寺史上某个时代的基本面貌或跨时代的重要变革，或其对各个时代政治、宗教、社会、文化等的影响的史料，时间上历经一千余年，空间上涉及亚洲、欧洲、美洲。它是对《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二书的补充，三者一起共同组成为一部大报恩寺全部史料书，成为一部南京大报恩寺全史。
“长干古寺矗浮图，庄严妙丽天下无”“塔上灯火终年点，塔下梵诵千人俱”（清代钱澄之《田间诗文集》诗集卷四《江上集·长干塔歌》，清康熙刻本）。大报恩寺塔虽然在清朝后期毁废成墟，但其作为南京历史上的千年名刹，以及“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明代张岱《陶庵梦忆》卷一《报恩塔》）的九级琉璃塔，雄丽壮观的景象早已刻在历史的书页中，印在人们的心底里。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审稿：李唐海
编辑：朱 鹏
审核：王达云
窦予然
发布：梁 刚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