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建中国# 【龙文化——中国传统建筑中龙的装饰艺术】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世界各地的华人都以自己是龙的传人而自豪，中国更被誉为东方巨龙。龙文化渗透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到处都能看到龙的踪影。
三年寻龙，十年点穴
古老的风水理论恪守天人合一、阴阳平衡、五行生克三大古典原则，与中国营造学、中国造园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古人无论是选择繁衍子孙的居所还是安放灵魂的阴宅，从选址、建造到最后的“入住”都须有风水堪舆师参与并提供意见。
一般来说，风水术被分为理气派和形势派。但无论是形势派还是理气派都离不开对山川地形的判断，在中国风水术中，没有离开形势的理气，也没有不需要理气的形势。任何一块宅地表现出来的吉凶，都是由大环境所决定的，犹如中医切脉，从脉象之洪细弦虚紧滑浮沉迟速，就可知身体的一般状况，因为这是由心血管的机能状态所决定的。只有形势完美，宅地才完美。清代的《阳宅十书》指出：“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
风水术士考察山川形势首推“地理五诀”，即龙、穴、砂、水、向，相应的活动为“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立向”。所谓觅龙，就是勘察当地的龙脉，进行分析推理，判定其好坏。脉的本意是血管，引申为像血管一样连绵贯穿的东西，而龙的躯体以绵长为特征，且龙善于变化。因此，古代风水理论就借龙之名来代表山脉的走向、起伏、转折、变化，外形上连绵起伏，并且其中有生气贯通、有始有终、有根有源、有支有派的山脉被称作“龙脉”。平地上也有龙脉，其标志是微地形和水流。
古人之所以要寻找、辨别龙脉，原因就在于风水术以气为万物本源。《管氏地理指蒙》卷一《有无往来》云：“未见气曰太易，气之始曰太初……一气积而两仪分，一生三而五行具，吉凶悔吝有机而可测，盛衰消长有度而不渝。”明代蒋平阶在《水龙经》中论“气机妙运”时说：“太始唯一气，莫先于水。水中积浊，遂成山川。经云：气者，水之母。水者，气之子。气行则水随，而水止则气止，子母同情，水气相逐也。夫溢于地外而有迹者为水，行于地中而无形者为气。表里同用，此造化之妙用，故察地中之气趋东趋西，即其水之或去或来而知之矣。
行龙必水辅，气止必有水界。辅行龙者水，故察水之所来而知龙气发源之始；止龙气者亦水，故察水之所交而知龙气融聚之处。”此气并非物质世界中的空气、大气，而是一种“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说不清是什么东西的超自然的神秘之“物”。它是无穷变化的，它可以变成水，也可以积淀为山川，所以寻找生气首先就要观察山川的形势。辨别龙脉的好坏，要审定山脉的长远，辨别山脉的大小与兴衰。山脉来得绵远者，气脉亦绵远；山脉来得短促者，气脉亦短促。
勘测风水首先要搞清楚来龙去脉，然后寻找能聚生气的地点，这就是“点穴”。“穴者，山水相交，阴阳融凝，情之所钟处也。”在风水中引申为龙脉止聚、川溯萦回、冲阴和阳、土厚水深、郁草茂林的一个地方，风水学的“形势派”认为“有龙必有穴”，“龙真穴亦真，龙假穴亦假”。绵亘的龙脉，远者百里千里，近者五里十里，选穴实非易事，正如《葬经》所云：“三年寻龙，十年点穴。”
天下龙脉发于昆仑
中国的地理形势，每隔8度左右就有一条大的纬向构造，《考工记》云：“天下之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矣。大川之上必有途矣。”《尚书·禹贡》篇把中国山脉划为四列九山。而被认为是风水术“形势派”开山人物的唐人杨筠松在《青囊海角经》中写道：“山之发根脉从昆仑。昆仑之脉，枝干分明。秉之若五气，合诸五行；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相配，合乎德刑；四时合序，日月合明；相生相克，祸福悠分。存亡之道，究诸甲庚，天星凶吉，囊括虚盈。”昆仑山这座中国大山，在古代神话中上通天、下通地，山上百神集结；它又是地理上实质存在的山，是万河之源、万山之宗，似乎浓缩了宇宙的一切生发之道。
风水学认为它上载天上五气，并有阴阳在此交会，又具备五形，是万山之祖。由昆仑山发端生出五支山脉，其中三支向东南延伸出三条龙脉，北龙从阴山、贺兰山入山西，起太原，渡海而止。中龙由岷山入关中，至泰山入海。南龙由云贵、湖南至福建、浙江入海。这三大干就是中国历代视为龙脉的山脉。俗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堪舆家将龙脉之形作了形象的概括，共分九条正龙：回龙、出洋龙、降龙、生龙、飞龙、卧龙、隐龙、领群龙。而根据不同的方法就会有不同的划分结果。根据顺逆可划分为顺龙和逆龙，根据阴阳可划分为阳龙与阴龙。概括来说，好的龙脉主要有：生龙、善龙、富龙、贵龙等等；与此相对，坏的龙脉主要有死龙、恶龙、病龙、贫龙、绝龙等等，总之，龙脉观形则易，认势惟难。
按照理想的模式龙脉分为祖山、少祖之山、高祖之山、远祖之山。能否得龙脉吉气，祖山最为重要，其气势要求耸拔胸围，作为生气聚集的中枢。少祖之山乃祖山与高祖之山的连接纽带，祖山只有通过此与高祖、远祖之山连接，才能获得源源不绝的生气，直达于昆仑祖庭之气脉，若不是如此，就会生出弊害。
以北京城为例。《天下舆图总考》里说道：“天下之山三大干，北干起自昆仑阗颜至白登西，一枝为壶口、太岳，南析城，历恒山、钟燕山，转天寿，尽于碣石、海。”从这里可以得知北干龙起源于昆仑山，天寿山为龙脉万里而来的聚结之处。北京城就位于这北干龙之上，而天寿山是北干龙的正结，即北京城的龙脉镇山（玄武山）。那么就是说，北京城的龙脉起自昆仑山，经太行山从西南走东北山脊，蜿蜒逶迤的太行山山脉自南向北奔腾而来；浩浩荡荡的燕山山脉，重峦叠嶂，自西向东排列。昆仑山就好比接连天地的巨柱，如同气上通天，因而故宫就具有了天上的元气。元气是宇宙生命之源，它是一切存在物的生命之本。有了元气就有生气，那么北京城就会蓄积生气，成为万代永固的基业。由此可以看出，龙脉实际上也作为一种古代社会的精神动力而存在，百姓依赖这种精神而坚定生活的信念，统治者依赖它传万世之基。整个古代，“龙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几乎是牢不可破的，直至科学发达的今天，其影响依然存在。
“四神砂”中的青龙砂
除了北京，据说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在兴建都城之前，都会先为国都找到一座依靠的山脉，只有国都背后有高大雄伟的山峰作为靠山，国基才会坚固不拔。六朝古都南京，濒临长江、四周是山，有虎踞龙盘之势。其西边有秦淮入江，沿江多山矶，从西南往东北有石头山、马鞍山、幕府山，东有钟山，西有富贵山，南有白鹭和长命洲形成夹江。明代高启有诗赞曰：“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可见，为城市和建筑选址，除了对“来龙”之主山的辨别，还要观察隶属主山之环卫诸山的好坏，辨明山之群体关系，即察砂。
明代徐善继著《地理人子须知》说：“砂者，古人授受，以砂堆拨山形，因名沙尔。”沙、砂相通。在风水格局中，砂乃统指前后左右环抱城市的群山，并与特达尊崇、城市后倚的来龙或谓主山镇山者，呈隶从关系。在所有环绕吉祥地的“砂”中，最重要的当属所谓“四神砂”，它们是位于吉祥地左右前后四个方向的小山，风水学中将它们命名为：青龙（位于左）、白虎（位于右）、朱雀（位于前）、玄武（位于后）。
风水学中的这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有其天文学的来历。先哲在观察星辰时，选择了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坐标，而二十八宿又分为四组，每组有七个星宿。这四组，分别是春、夏、秋、冬四季中天之星。每组七宿联起来想象出一种动物，即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唐孔颖达释苍龙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并为苍龙之体，南首北尾，角即龙角，尾即龙尾。”
《周易》以乾卦为第一卦，它象征龙，故乾卦又称为龙卦：“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元首，吉。”乾卦中的六龙，实际上反映了古人对自角至尾六宿龙星于不同季节在天球位置的变化的观测成果。初九，龙星既未出地，农事的节令还未到来，故云“潜龙勿用”。九二，龙星开始升上天空，这时人们最先看到的是龙角与天田星同时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农事即将开始，先行郊祀，故云“见龙在田”。九四，苍龙星宿全部出现于地平线，是春夏之交的天象，称“或跃在渊”。九五，苍龙房心尾在上中天，是夏季的天象，称“飞龙在天”。
苍龙运行过中天，龙体开始西斜，时过夏至，进入三伏天，此天象称为“亢龙”。其后龙体逐渐西斜，向西方地平线行移，组成龙头的角、亢、氏诸星宿又没入地平线，仲秋收获季节已到，这时天象称“群龙无首”。正因为古人对龙星在确定季节上的重要作用有认识，所以对之产生了崇拜，并将蛇崇拜与之结合，把东方这些星宿命名为“苍龙”，因此有人说天体崇拜是龙崇拜产生的真正原因。龙能潜伏、飞腾，均与龙星有关。至于龙的体态，则与地球上的蛇、鳄、蜥蝎等动物的形态有关。
“四象”作为方位，先秦的《礼记·曲礼》已有记载：“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后人对此解释：“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此处“左东右西”的概念与我们看地图有区别。现在的地图都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而古人的地图是倒过来的，下北上南，这样就成了“左东右西”。风水先生将“四象”运用到地形上，以“四象”的形象及动作譬喻地形，又附会以吉凶祸福。从西安半坡遗址和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大墓青龙、白虎贝壳布局来看，四象在风水中的运用起码有6000多年的历史。
《三国志·管辂传》记载：“辂随军西行，过毋丘俭墓，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间其故，辂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言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这就是管辂根据四象处于四危状态，判断毋丘俭两年之内必遭灭族。风水学的“祖师”郭璞在《葬经》中也说：“经曰地有四势，气从八方。故葬以左为青龙，有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形势反此，法当破死。故虎蹲谓之衔尸，龙踞谓之嫉主，玄武不垂者拒尸，朱雀不舞者腾去。”“以支为龙虎者，来止迹乎冈阜，要如肘臂，谓之环抱。以水为朱雀者，衰旺系形应，忌夫湍流，谓之悲泣。”从以上这两段话不难看出中国风水的最佳格局，是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四神象格局，后有靠山，前面必要有弯环朝抱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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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寻龙，十年点穴
古老的风水理论恪守天人合一、阴阳平衡、五行生克三大古典原则，与中国营造学、中国造园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古人无论是选择繁衍子孙的居所还是安放灵魂的阴宅，从选址、建造到最后的“入住”都须有风水堪舆师参与并提供意见。
一般来说，风水术被分为理气派和形势派。但无论是形势派还是理气派都离不开对山川地形的判断，在中国风水术中，没有离开形势的理气，也没有不需要理气的形势。任何一块宅地表现出来的吉凶，都是由大环境所决定的，犹如中医切脉，从脉象之洪细弦虚紧滑浮沉迟速，就可知身体的一般状况，因为这是由心血管的机能状态所决定的。只有形势完美，宅地才完美。清代的《阳宅十书》指出：“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
风水术士考察山川形势首推“地理五诀”，即龙、穴、砂、水、向，相应的活动为“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立向”。所谓觅龙，就是勘察当地的龙脉，进行分析推理，判定其好坏。脉的本意是血管，引申为像血管一样连绵贯穿的东西，而龙的躯体以绵长为特征，且龙善于变化。因此，古代风水理论就借龙之名来代表山脉的走向、起伏、转折、变化，外形上连绵起伏，并且其中有生气贯通、有始有终、有根有源、有支有派的山脉被称作“龙脉”。平地上也有龙脉，其标志是微地形和水流。
古人之所以要寻找、辨别龙脉，原因就在于风水术以气为万物本源。《管氏地理指蒙》卷一《有无往来》云：“未见气曰太易，气之始曰太初……一气积而两仪分，一生三而五行具，吉凶悔吝有机而可测，盛衰消长有度而不渝。”明代蒋平阶在《水龙经》中论“气机妙运”时说：“太始唯一气，莫先于水。水中积浊，遂成山川。经云：气者，水之母。水者，气之子。气行则水随，而水止则气止，子母同情，水气相逐也。夫溢于地外而有迹者为水，行于地中而无形者为气。表里同用，此造化之妙用，故察地中之气趋东趋西，即其水之或去或来而知之矣。
行龙必水辅，气止必有水界。辅行龙者水，故察水之所来而知龙气发源之始；止龙气者亦水，故察水之所交而知龙气融聚之处。”此气并非物质世界中的空气、大气，而是一种“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说不清是什么东西的超自然的神秘之“物”。它是无穷变化的，它可以变成水，也可以积淀为山川，所以寻找生气首先就要观察山川的形势。辨别龙脉的好坏，要审定山脉的长远，辨别山脉的大小与兴衰。山脉来得绵远者，气脉亦绵远；山脉来得短促者，气脉亦短促。
勘测风水首先要搞清楚来龙去脉，然后寻找能聚生气的地点，这就是“点穴”。“穴者，山水相交，阴阳融凝，情之所钟处也。”在风水中引申为龙脉止聚、川溯萦回、冲阴和阳、土厚水深、郁草茂林的一个地方，风水学的“形势派”认为“有龙必有穴”，“龙真穴亦真，龙假穴亦假”。绵亘的龙脉，远者百里千里，近者五里十里，选穴实非易事，正如《葬经》所云：“三年寻龙，十年点穴。”
天下龙脉发于昆仑
中国的地理形势，每隔8度左右就有一条大的纬向构造，《考工记》云：“天下之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矣。大川之上必有途矣。”《尚书·禹贡》篇把中国山脉划为四列九山。而被认为是风水术“形势派”开山人物的唐人杨筠松在《青囊海角经》中写道：“山之发根脉从昆仑。昆仑之脉，枝干分明。秉之若五气，合诸五行；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相配，合乎德刑；四时合序，日月合明；相生相克，祸福悠分。存亡之道，究诸甲庚，天星凶吉，囊括虚盈。”昆仑山这座中国大山，在古代神话中上通天、下通地，山上百神集结；它又是地理上实质存在的山，是万河之源、万山之宗，似乎浓缩了宇宙的一切生发之道。
风水学认为它上载天上五气，并有阴阳在此交会，又具备五形，是万山之祖。由昆仑山发端生出五支山脉，其中三支向东南延伸出三条龙脉，北龙从阴山、贺兰山入山西，起太原，渡海而止。中龙由岷山入关中，至泰山入海。南龙由云贵、湖南至福建、浙江入海。这三大干就是中国历代视为龙脉的山脉。俗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堪舆家将龙脉之形作了形象的概括，共分九条正龙：回龙、出洋龙、降龙、生龙、飞龙、卧龙、隐龙、领群龙。而根据不同的方法就会有不同的划分结果。根据顺逆可划分为顺龙和逆龙，根据阴阳可划分为阳龙与阴龙。概括来说，好的龙脉主要有：生龙、善龙、富龙、贵龙等等；与此相对，坏的龙脉主要有死龙、恶龙、病龙、贫龙、绝龙等等，总之，龙脉观形则易，认势惟难。
按照理想的模式龙脉分为祖山、少祖之山、高祖之山、远祖之山。能否得龙脉吉气，祖山最为重要，其气势要求耸拔胸围，作为生气聚集的中枢。少祖之山乃祖山与高祖之山的连接纽带，祖山只有通过此与高祖、远祖之山连接，才能获得源源不绝的生气，直达于昆仑祖庭之气脉，若不是如此，就会生出弊害。
以北京城为例。《天下舆图总考》里说道：“天下之山三大干，北干起自昆仑阗颜至白登西，一枝为壶口、太岳，南析城，历恒山、钟燕山，转天寿，尽于碣石、海。”从这里可以得知北干龙起源于昆仑山，天寿山为龙脉万里而来的聚结之处。北京城就位于这北干龙之上，而天寿山是北干龙的正结，即北京城的龙脉镇山（玄武山）。那么就是说，北京城的龙脉起自昆仑山，经太行山从西南走东北山脊，蜿蜒逶迤的太行山山脉自南向北奔腾而来；浩浩荡荡的燕山山脉，重峦叠嶂，自西向东排列。昆仑山就好比接连天地的巨柱，如同气上通天，因而故宫就具有了天上的元气。元气是宇宙生命之源，它是一切存在物的生命之本。有了元气就有生气，那么北京城就会蓄积生气，成为万代永固的基业。由此可以看出，龙脉实际上也作为一种古代社会的精神动力而存在，百姓依赖这种精神而坚定生活的信念，统治者依赖它传万世之基。整个古代，“龙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几乎是牢不可破的，直至科学发达的今天，其影响依然存在。
“四神砂”中的青龙砂
除了北京，据说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在兴建都城之前，都会先为国都找到一座依靠的山脉，只有国都背后有高大雄伟的山峰作为靠山，国基才会坚固不拔。六朝古都南京，濒临长江、四周是山，有虎踞龙盘之势。其西边有秦淮入江，沿江多山矶，从西南往东北有石头山、马鞍山、幕府山，东有钟山，西有富贵山，南有白鹭和长命洲形成夹江。明代高启有诗赞曰：“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可见，为城市和建筑选址，除了对“来龙”之主山的辨别，还要观察隶属主山之环卫诸山的好坏，辨明山之群体关系，即察砂。
明代徐善继著《地理人子须知》说：“砂者，古人授受，以砂堆拨山形，因名沙尔。”沙、砂相通。在风水格局中，砂乃统指前后左右环抱城市的群山，并与特达尊崇、城市后倚的来龙或谓主山镇山者，呈隶从关系。在所有环绕吉祥地的“砂”中，最重要的当属所谓“四神砂”，它们是位于吉祥地左右前后四个方向的小山，风水学中将它们命名为：青龙（位于左）、白虎（位于右）、朱雀（位于前）、玄武（位于后）。
风水学中的这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有其天文学的来历。先哲在观察星辰时，选择了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坐标，而二十八宿又分为四组，每组有七个星宿。这四组，分别是春、夏、秋、冬四季中天之星。每组七宿联起来想象出一种动物，即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唐孔颖达释苍龙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并为苍龙之体，南首北尾，角即龙角，尾即龙尾。”
《周易》以乾卦为第一卦，它象征龙，故乾卦又称为龙卦：“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元首，吉。”乾卦中的六龙，实际上反映了古人对自角至尾六宿龙星于不同季节在天球位置的变化的观测成果。初九，龙星既未出地，农事的节令还未到来，故云“潜龙勿用”。九二，龙星开始升上天空，这时人们最先看到的是龙角与天田星同时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农事即将开始，先行郊祀，故云“见龙在田”。九四，苍龙星宿全部出现于地平线，是春夏之交的天象，称“或跃在渊”。九五，苍龙房心尾在上中天，是夏季的天象，称“飞龙在天”。
苍龙运行过中天，龙体开始西斜，时过夏至，进入三伏天，此天象称为“亢龙”。其后龙体逐渐西斜，向西方地平线行移，组成龙头的角、亢、氏诸星宿又没入地平线，仲秋收获季节已到，这时天象称“群龙无首”。正因为古人对龙星在确定季节上的重要作用有认识，所以对之产生了崇拜，并将蛇崇拜与之结合，把东方这些星宿命名为“苍龙”，因此有人说天体崇拜是龙崇拜产生的真正原因。龙能潜伏、飞腾，均与龙星有关。至于龙的体态，则与地球上的蛇、鳄、蜥蝎等动物的形态有关。
“四象”作为方位，先秦的《礼记·曲礼》已有记载：“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后人对此解释：“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此处“左东右西”的概念与我们看地图有区别。现在的地图都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而古人的地图是倒过来的，下北上南，这样就成了“左东右西”。风水先生将“四象”运用到地形上，以“四象”的形象及动作譬喻地形，又附会以吉凶祸福。从西安半坡遗址和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大墓青龙、白虎贝壳布局来看，四象在风水中的运用起码有6000多年的历史。
《三国志·管辂传》记载：“辂随军西行，过毋丘俭墓，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间其故，辂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言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这就是管辂根据四象处于四危状态，判断毋丘俭两年之内必遭灭族。风水学的“祖师”郭璞在《葬经》中也说：“经曰地有四势，气从八方。故葬以左为青龙，有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形势反此，法当破死。故虎蹲谓之衔尸，龙踞谓之嫉主，玄武不垂者拒尸，朱雀不舞者腾去。”“以支为龙虎者，来止迹乎冈阜，要如肘臂，谓之环抱。以水为朱雀者，衰旺系形应，忌夫湍流，谓之悲泣。”从以上这两段话不难看出中国风水的最佳格局，是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四神象格局，后有靠山，前面必要有弯环朝抱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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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MB EP180打卡
娘家父亲兄姐带来黑猫和仓鼠们别离13年的小仓鼠们这里，仿佛五子一婆十三年的苦还在昨天，这时却真的过去了半辈子。半辈子苦痛屈辱和浮沉，都抵不过团聚的泪水。
这时的般遮丽大概心里不会记得赌骰大会之辱和二十余年的颠沛，尊后、般度族女主人和五小仓鼠的母亲，她应该是心满意足于最后一个角色的。
（遗憾是阿妈享受不到这番儿孙绕膝[顶]）
（告诉我阿囧和总攻这里除了夫妻父母还是有深挚的爱吧[酸]丨来自这对西皮狗的一辈子怨念，喵的没糖吃还总有特殊镜头待遇）
娘家父亲兄姐带来黑猫和仓鼠们别离13年的小仓鼠们这里，仿佛五子一婆十三年的苦还在昨天，这时却真的过去了半辈子。半辈子苦痛屈辱和浮沉，都抵不过团聚的泪水。
这时的般遮丽大概心里不会记得赌骰大会之辱和二十余年的颠沛，尊后、般度族女主人和五小仓鼠的母亲，她应该是心满意足于最后一个角色的。
（遗憾是阿妈享受不到这番儿孙绕膝[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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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丽人，古诗赏析情感兮兮
一、《江城子》 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点评：苏轼十九岁与同郡王弗结婚，嗣后出蜀入仕，夫妻琴瑟调和，甘苦与共。十年后王弗亡故，归葬于家乡的祖莹。这首词是苏轼在密州一次梦见王弗后写的，距王弗之卒又是十年了。生者与死者虽然幽明永隔，感情的纽带却结而不解，始终存在。“不思量，自难忘”两句，看来平常，却出自肺腑，十分诚挚。“不思量”极似无情，“自难亡”则死生契阔而不尝一日去怀。这种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怎么也难以消除。读惯了词中常见的那种“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柳永）的爱情浓烈的词句，再来读苏轼此词，可以感受到它们写出不同人生阶段的情感类型。前者是青年时代的感情，热烈浪漫，然而容易消退。后者是进入中年后一起担受着一生忧患的正常的夫妻感情，它象日常生活一样，平淡无奇，然而淡而弥永，久而弥笃。苏轼本来欣赏“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艺术风格，这首词表达的感情就是如此，因此才能生死不渝。
此词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即这次梦中的夫妻相会，清楚地打上了生死之别的烙樱梦中的王弗“小轩窗，正梳妆”，犹如结缡未久的少妇，形象很美，带出苏轼当年的闺房之乐。但是十年来的人世变故尤其是心理上的创伤在双方都很显然。
苏轼由于宦海浮沉，南北奔走，“尘满面，鬓如霜”，心情十分苍老。王弗见了苏轼，也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似乎在倾诉生离死别后的无限哀痛。生活的磨难，对于无意识的梦境，同样起着潜在而深该的影响。末了三句设想亡妻长眠于地下的孤独与哀伤，实际上两心相通，生者对死者的思念更是惓惓不已。
二、《卜算子》李之仪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点评：李之仪这首《卜算子》深得民歌的神情风味，明白如话，复叠回环，同时又具有文人词构思新巧。
词以长江起兴。开头两句，“我”、“君”对起，而一住江头，一住江尾，见双方空间距离之悬隔，也暗寓相思之情的悠长。重叠复沓的句式，加强了咏叹的情味，仿佛可以感触到主人公深情的思念与叹息，在遥隔中翘首思念的女子形象在此江山万里的悠广背景下凸现出来。
三、四两句，从前两句直接引出。江头江尾的万里遥隔，引出了“日日思君不见君”这一全词的主干；而同住长江之滨，则引出了“共饮长江水 ”。如果各自孤立起来看 ，每一句都不见出色，但联起来吟味，便觉笔墨之外别具一段深情妙理。这就是两句之间含而未宣、任人体味的那层转折。字面意思浅直：日日思君而不得见 ，却又共饮一江之水 。深味之下，似可知尽管思而不见，毕竟还能共饮长江之水。这“共饮”又似乎多少能稍慰相思离隔之恨。词人只淡淡道出“不见”与“共饮”的事实，隐去它们之间的转折关系的内涵，任人揣度吟味，反使词情分外深婉含蕴。
毛晋盛赞这几句为“古乐府俊语”（《姑溪词跋》），可谓一语中的。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换头仍紧扣长江水，承上“思君不见 ”进一步抒写别恨。长江之水，悠悠东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休止，自己的相思离别之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歇 。用“ 几时休”、“何时已”这样的口吻，一方面表明主观上祈望恨之能已，另一方面又暗透客观上恨之无已。江水永无不流之日，自己的相思隔离之恨也永无销歇之时。此词以祈望恨之能已反透恨之不能已，变民歌、民间词之直率热烈为深挚婉曲，变重言错举为简约含蓄。
写到这里，词人翻出一层新的意蕴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恨之无已，正缘爱之深挚。
“我心 ”既是江水不竭 ，相思无已，自然也就希望“君心似我心 ”，我定不负我相思之意。江头江尾的阻隔纵然不能飞越 ，而两相挚爱的心灵却一脉遥通。
这样以来，单方面的相思便变为双方的期许，无已的别恨便化为永恒的相爱与期待。这样，阻隔的双方在心灵上便得到了永久的滋润与慰藉 。从“ 此恨何时已 ”翻出“定不负相思意 ”，是感情的深化与升华。
江头江尾的遥隔在这里反而成为感情升华的条件了。这首词的结拍写出了隔绝中的永恒之爱，给人以江水长流情长在的感受。
全词以长江水为抒情线索。悠悠长江水，既是双方万里阻隔的天然障碍，又是一脉相通、遥寄情思的天然载体；既是悠悠相思、无穷别恨的触发物与象征，又是双方永恒相爱与期待的见证 。随着词情的发展，它的作用也不断变化，可谓妙用无穷。
三、《诗经邶风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点评：这首诗表达了长年行役于外的将兵思念家乡和妻子的心情。其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句，倾倒了无数身陷爱河，渴望美满爱情的人，成为山盟海誓的最好代言。生生死死悲欢离合，我曾对你说过，我会牵着你的手，和你一起老去。这是爱的最高境界，爱的最高境界就是经的起平淡的流年。
四、《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点评：
“上邪”犹言“天哪” ，“相知”即相亲相爱。此句说：“天哪！我要和君相爱，让我们的感情永久不破裂，不衰减。”为了证实她的矢志不褕，她接连 举五种自然界的不可能出现的变异，“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意思是：要想背叛我们的誓言，除非出现山平了，江水干了，冬日里雷雨阵阵，夏天里大雪纷纷，天与地合而为一！。女主人公充分发挥她的想象力，一件比一件想得离奇，一桩比一桩令人难以思议。到“天地合”时，她的想象已经失去控制，漫无边际地想到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环境都不复存在了。这种缺乏理智、夸张怪诞的奇想，是这位痴情女子表示爱情的特殊形式。而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自然现象都被抒情女主人公当作“与君绝”的条件，无异于说“与君绝”是绝对不可能的。结果呢？只有自己和“君”永远地相爱下去。
全诗写情不加点缀铺排。“上邪”三句，笔势突兀，气势不凡，指天发誓，直吐真言，既见情之炽烈，又透出压抑已久的郁愤。“长命无绝衰”五字，铿锵有力，于坚定之中充满忠贞之意。一个“欲” 字，把不堪礼教束缚，追求幸福生活的反抗女性性格表现的淋漓尽致。此三句虽未进行形象刻画，但一个情真志坚，忠贞刚烈的女子形象已清晰地站在读者面前。
从艺术上看，《上邪》的抒情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其间的爱情欲火犹如岩浆喷发不可遏制，气势雄放，激情逼人。读《上邪》，仿佛可以透过明快的诗句，倾听到女子急促的呼吸之声。《上邪》是一首用热血乃至生命铸就的爱情篇章，其语言句式短长错杂，随情而布。音节短促缓急，字句跌宕起伏。
《上邪》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敦煌曲子词申的《菩萨蛮》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上明显地受到它的启发:“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不仅对坚贞专一的爱情幸福的追求是如出一辙的，并且连续用多种不可能来说明一种不可能的艺术构思也是完全相同的。
五、《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点评：这是一首在东汉末年动荡岁月中的相思乱离之歌。尽管在流传过程中失去了作者的名字，但“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陈绎《诗谱》），读之使人悲感无端，反复低徊，为女主人公真挚痛苦的爱情呼唤所感动。
首句五字，连叠四个“行”字，仅以一“重”字绾结。“行行”言其远，“重行行”极言其远，兼有久远之意，翻进一层，不仅指空间，也指时间。于是，复沓的声调，迟缓的节奏，疲惫的步伐，给人以沉重的压抑感，痛苦伤感的氛围，立即笼罩全诗。“与君生别离”，这是思妇“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的回忆，更是相思之情再也压抑不住发出的直白的呼喊。诗中的“君”，当指女主人公的丈夫，即远行未归的游子。
与君一别，音讯茫然：“相去万余里”。相隔万里，思妇以君行处为天涯；游子离家万里，以故乡与思妇为天涯，所谓“各在天一涯”也。“道路阻且长”承上句而来，“阻”承“天一涯”，指路途坎坷曲折；“长”承“万余里”，指路途遥远，关山迢递。因此，“会面安可知”！当时战争频仍，社会动乱，加上交通不便，生离犹如死别，当然也就相见无期。
然而，别离愈久，会面愈难。诗人在极度思念中展开了丰富的联想：凡物都有眷恋乡土的本性：“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飞禽走兽尚且如此，何况人。这两句用比兴手法，突如其来，效果远比直说更强烈感人。表面上喻远行君子，说明物尚有情，人岂无思的道理，同时兼暗喻思妇对远行君子深婉的恋情和热烈的相思：胡马在北风中嘶鸣了，越鸟在朝南的枝头上筑巢了，游子啊，你还不归来啊！“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思妇说：自别后，我容颜憔悴，首如飞蓬，自别后，我日渐消瘦，衣带宽松，游子啊，你还不归来啊！正是这种心灵上无声的呼唤，才越过千百年，赢得了人们的旷世同情和深深的惋叹。 https://t.cn/R2dyCFr
一、《江城子》 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点评：苏轼十九岁与同郡王弗结婚，嗣后出蜀入仕，夫妻琴瑟调和，甘苦与共。十年后王弗亡故，归葬于家乡的祖莹。这首词是苏轼在密州一次梦见王弗后写的，距王弗之卒又是十年了。生者与死者虽然幽明永隔，感情的纽带却结而不解，始终存在。“不思量，自难忘”两句，看来平常，却出自肺腑，十分诚挚。“不思量”极似无情，“自难亡”则死生契阔而不尝一日去怀。这种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怎么也难以消除。读惯了词中常见的那种“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柳永）的爱情浓烈的词句，再来读苏轼此词，可以感受到它们写出不同人生阶段的情感类型。前者是青年时代的感情，热烈浪漫，然而容易消退。后者是进入中年后一起担受着一生忧患的正常的夫妻感情，它象日常生活一样，平淡无奇，然而淡而弥永，久而弥笃。苏轼本来欣赏“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艺术风格，这首词表达的感情就是如此，因此才能生死不渝。
此词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即这次梦中的夫妻相会，清楚地打上了生死之别的烙樱梦中的王弗“小轩窗，正梳妆”，犹如结缡未久的少妇，形象很美，带出苏轼当年的闺房之乐。但是十年来的人世变故尤其是心理上的创伤在双方都很显然。
苏轼由于宦海浮沉，南北奔走，“尘满面，鬓如霜”，心情十分苍老。王弗见了苏轼，也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似乎在倾诉生离死别后的无限哀痛。生活的磨难，对于无意识的梦境，同样起着潜在而深该的影响。末了三句设想亡妻长眠于地下的孤独与哀伤，实际上两心相通，生者对死者的思念更是惓惓不已。
二、《卜算子》李之仪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点评：李之仪这首《卜算子》深得民歌的神情风味，明白如话，复叠回环，同时又具有文人词构思新巧。
词以长江起兴。开头两句，“我”、“君”对起，而一住江头，一住江尾，见双方空间距离之悬隔，也暗寓相思之情的悠长。重叠复沓的句式，加强了咏叹的情味，仿佛可以感触到主人公深情的思念与叹息，在遥隔中翘首思念的女子形象在此江山万里的悠广背景下凸现出来。
三、四两句，从前两句直接引出。江头江尾的万里遥隔，引出了“日日思君不见君”这一全词的主干；而同住长江之滨，则引出了“共饮长江水 ”。如果各自孤立起来看 ，每一句都不见出色，但联起来吟味，便觉笔墨之外别具一段深情妙理。这就是两句之间含而未宣、任人体味的那层转折。字面意思浅直：日日思君而不得见 ，却又共饮一江之水 。深味之下，似可知尽管思而不见，毕竟还能共饮长江之水。这“共饮”又似乎多少能稍慰相思离隔之恨。词人只淡淡道出“不见”与“共饮”的事实，隐去它们之间的转折关系的内涵，任人揣度吟味，反使词情分外深婉含蕴。
毛晋盛赞这几句为“古乐府俊语”（《姑溪词跋》），可谓一语中的。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换头仍紧扣长江水，承上“思君不见 ”进一步抒写别恨。长江之水，悠悠东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休止，自己的相思离别之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歇 。用“ 几时休”、“何时已”这样的口吻，一方面表明主观上祈望恨之能已，另一方面又暗透客观上恨之无已。江水永无不流之日，自己的相思隔离之恨也永无销歇之时。此词以祈望恨之能已反透恨之不能已，变民歌、民间词之直率热烈为深挚婉曲，变重言错举为简约含蓄。
写到这里，词人翻出一层新的意蕴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恨之无已，正缘爱之深挚。
“我心 ”既是江水不竭 ，相思无已，自然也就希望“君心似我心 ”，我定不负我相思之意。江头江尾的阻隔纵然不能飞越 ，而两相挚爱的心灵却一脉遥通。
这样以来，单方面的相思便变为双方的期许，无已的别恨便化为永恒的相爱与期待。这样，阻隔的双方在心灵上便得到了永久的滋润与慰藉 。从“ 此恨何时已 ”翻出“定不负相思意 ”，是感情的深化与升华。
江头江尾的遥隔在这里反而成为感情升华的条件了。这首词的结拍写出了隔绝中的永恒之爱，给人以江水长流情长在的感受。
全词以长江水为抒情线索。悠悠长江水，既是双方万里阻隔的天然障碍，又是一脉相通、遥寄情思的天然载体；既是悠悠相思、无穷别恨的触发物与象征，又是双方永恒相爱与期待的见证 。随着词情的发展，它的作用也不断变化，可谓妙用无穷。
三、《诗经邶风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点评：这首诗表达了长年行役于外的将兵思念家乡和妻子的心情。其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句，倾倒了无数身陷爱河，渴望美满爱情的人，成为山盟海誓的最好代言。生生死死悲欢离合，我曾对你说过，我会牵着你的手，和你一起老去。这是爱的最高境界，爱的最高境界就是经的起平淡的流年。
四、《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点评：
“上邪”犹言“天哪” ，“相知”即相亲相爱。此句说：“天哪！我要和君相爱，让我们的感情永久不破裂，不衰减。”为了证实她的矢志不褕，她接连 举五种自然界的不可能出现的变异，“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意思是：要想背叛我们的誓言，除非出现山平了，江水干了，冬日里雷雨阵阵，夏天里大雪纷纷，天与地合而为一！。女主人公充分发挥她的想象力，一件比一件想得离奇，一桩比一桩令人难以思议。到“天地合”时，她的想象已经失去控制，漫无边际地想到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环境都不复存在了。这种缺乏理智、夸张怪诞的奇想，是这位痴情女子表示爱情的特殊形式。而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自然现象都被抒情女主人公当作“与君绝”的条件，无异于说“与君绝”是绝对不可能的。结果呢？只有自己和“君”永远地相爱下去。
全诗写情不加点缀铺排。“上邪”三句，笔势突兀，气势不凡，指天发誓，直吐真言，既见情之炽烈，又透出压抑已久的郁愤。“长命无绝衰”五字，铿锵有力，于坚定之中充满忠贞之意。一个“欲” 字，把不堪礼教束缚，追求幸福生活的反抗女性性格表现的淋漓尽致。此三句虽未进行形象刻画，但一个情真志坚，忠贞刚烈的女子形象已清晰地站在读者面前。
从艺术上看，《上邪》的抒情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其间的爱情欲火犹如岩浆喷发不可遏制，气势雄放，激情逼人。读《上邪》，仿佛可以透过明快的诗句，倾听到女子急促的呼吸之声。《上邪》是一首用热血乃至生命铸就的爱情篇章，其语言句式短长错杂，随情而布。音节短促缓急，字句跌宕起伏。
《上邪》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敦煌曲子词申的《菩萨蛮》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上明显地受到它的启发:“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不仅对坚贞专一的爱情幸福的追求是如出一辙的，并且连续用多种不可能来说明一种不可能的艺术构思也是完全相同的。
五、《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点评：这是一首在东汉末年动荡岁月中的相思乱离之歌。尽管在流传过程中失去了作者的名字，但“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陈绎《诗谱》），读之使人悲感无端，反复低徊，为女主人公真挚痛苦的爱情呼唤所感动。
首句五字，连叠四个“行”字，仅以一“重”字绾结。“行行”言其远，“重行行”极言其远，兼有久远之意，翻进一层，不仅指空间，也指时间。于是，复沓的声调，迟缓的节奏，疲惫的步伐，给人以沉重的压抑感，痛苦伤感的氛围，立即笼罩全诗。“与君生别离”，这是思妇“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的回忆，更是相思之情再也压抑不住发出的直白的呼喊。诗中的“君”，当指女主人公的丈夫，即远行未归的游子。
与君一别，音讯茫然：“相去万余里”。相隔万里，思妇以君行处为天涯；游子离家万里，以故乡与思妇为天涯，所谓“各在天一涯”也。“道路阻且长”承上句而来，“阻”承“天一涯”，指路途坎坷曲折；“长”承“万余里”，指路途遥远，关山迢递。因此，“会面安可知”！当时战争频仍，社会动乱，加上交通不便，生离犹如死别，当然也就相见无期。
然而，别离愈久，会面愈难。诗人在极度思念中展开了丰富的联想：凡物都有眷恋乡土的本性：“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飞禽走兽尚且如此，何况人。这两句用比兴手法，突如其来，效果远比直说更强烈感人。表面上喻远行君子，说明物尚有情，人岂无思的道理，同时兼暗喻思妇对远行君子深婉的恋情和热烈的相思：胡马在北风中嘶鸣了，越鸟在朝南的枝头上筑巢了，游子啊，你还不归来啊！“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思妇说：自别后，我容颜憔悴，首如飞蓬，自别后，我日渐消瘦，衣带宽松，游子啊，你还不归来啊！正是这种心灵上无声的呼唤，才越过千百年，赢得了人们的旷世同情和深深的惋叹。 https://t.cn/R2dyC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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