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古人以玉石譬喻君子的美好品质，不光是“正衣冠”，更要由内而外约束自身。今天为您带来《道德教育对生活世界的疏离与回归》中提到，“人皆有理想，但不等于人人都自发地树立崇高理想，更不等于能自觉地按一定的道德理想人格来塑造自己的灵魂。”
“可能”的世界充满了人对“如何做人和如何生活”的追问，是人可以达到的“可能”场域。它应该是人和其生活“可能”发展的实体性存在，即“可能生活世界”。“可能生活世界”为人独有，人在其中通过实践可以追求“可能”的实现，这种“可能”可以把人对理想人格的完善和幸福生活的追求变成现实。“可能生活世界”赋予了人实现“可能自我和可能生活”的实践场域，是拥有无限可能的场域。道德教育回归可能生活世界是道德教育与生活世界的人本同构使然，是合目的的回归。
“君子”最初是专指社会上居高位的人，后来才逐渐转化为道德中的名称。最早见于《白虎通·号篇》“或称君子者何？道德之称也”。在我国古代传统道德理想社会中，以儒家论证的君子人格最为完备，其深远的影响力至今犹存。儒家学人提出的君子人格，为世人所追求，给人们树立了做人的榜样和目标，是化民成俗的主要任务。
君子人格在孔子看来，是拥有道德自觉和道德修养的人所具备的一种道德品质。“君子”与“小人”是相对的，正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们所关注的内容不同，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相对。同时“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可见，君子与小人之间关注的生活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君子懂得道义，小人只关注利害。君子怀揣仁义，小人只在乎财利。君子恪守“仁”的精神，以道德理想捍卫道德的独立性，追求道德的崇高性，堂堂正正地做人。“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人格在孔子看来是人理想人格的基本形式，是人格的榜样。“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君子人格思想，提出“性善论”，丰富了孔子“仁”的理念，并将“礼”共同作为君子的特质。在孟子看来，接受道德教育是“求放心”，是人性之善使然。“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
“仁”和“礼”共同存在于君子人格之中，细微到待人接物。孟子主张“仁民爱物”，要宽以待人，因为“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荀子相对于孟子，更偏重于以“礼”来评价君子人格。他从性恶论出发，提出“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师法和礼义成为了荀子人格的两个重要路径，缺一不可。“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
“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
“师法”简单来说就是接受学问，接受道德教育。“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何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
接受道德教育是“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是君子人格“师法”实现的有效形式。“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同时，礼义在荀子的君子人格思想中也至关重要，认为“故君子者，治礼义者也”。他将礼义的人格作用大大发展，将人的一切处世之道和生活细节都由其涵摄。提出：“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知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
而后君子人格在《中庸》中得以进一步发展并获得总结，文中以其中庸之道，倡导了我国传统道德教育中的“五达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和“三达德”(即仁、智、勇)等。针对君子人格，提出“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该提法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古代传统道德教育中君子人格目标观的基本完成，它以更加贴近生活世界现实性对君子人格提出了较高的、更加全面的要求。
……
人性是自然而生的，是客观的。“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性情也。”
人的存在有着诸多的共性，也决定着人的欲望。“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可免也”。欲望成为了人性的实际内容，促使人自主地认知事物。“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
人的能力逐渐提升，也渐渐区别于禽兽。“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人成为了社会的人，建构起了人的生活世界。人欲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被荀子正视，强调“君子贵其全也”。但他也看到了欲物之间的矛盾，认为“欲虽不可去，可以求节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
人性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成人人格需要内修与外学相结合，明确了道德理想，并能坚定不移，融会贯通在生活实践之中，才是成人人格的体现。
摘自《道德教育对生活世界的疏离与回归》
定价：75元
书号：978-7-5117-3524-9
“可能”的世界充满了人对“如何做人和如何生活”的追问，是人可以达到的“可能”场域。它应该是人和其生活“可能”发展的实体性存在，即“可能生活世界”。“可能生活世界”为人独有，人在其中通过实践可以追求“可能”的实现，这种“可能”可以把人对理想人格的完善和幸福生活的追求变成现实。“可能生活世界”赋予了人实现“可能自我和可能生活”的实践场域，是拥有无限可能的场域。道德教育回归可能生活世界是道德教育与生活世界的人本同构使然，是合目的的回归。
“君子”最初是专指社会上居高位的人，后来才逐渐转化为道德中的名称。最早见于《白虎通·号篇》“或称君子者何？道德之称也”。在我国古代传统道德理想社会中，以儒家论证的君子人格最为完备，其深远的影响力至今犹存。儒家学人提出的君子人格，为世人所追求，给人们树立了做人的榜样和目标，是化民成俗的主要任务。
君子人格在孔子看来，是拥有道德自觉和道德修养的人所具备的一种道德品质。“君子”与“小人”是相对的，正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们所关注的内容不同，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相对。同时“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可见，君子与小人之间关注的生活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君子懂得道义，小人只关注利害。君子怀揣仁义，小人只在乎财利。君子恪守“仁”的精神，以道德理想捍卫道德的独立性，追求道德的崇高性，堂堂正正地做人。“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人格在孔子看来是人理想人格的基本形式，是人格的榜样。“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君子人格思想，提出“性善论”，丰富了孔子“仁”的理念，并将“礼”共同作为君子的特质。在孟子看来，接受道德教育是“求放心”，是人性之善使然。“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
“仁”和“礼”共同存在于君子人格之中，细微到待人接物。孟子主张“仁民爱物”，要宽以待人，因为“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荀子相对于孟子，更偏重于以“礼”来评价君子人格。他从性恶论出发，提出“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师法和礼义成为了荀子人格的两个重要路径，缺一不可。“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
“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
“师法”简单来说就是接受学问，接受道德教育。“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何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
接受道德教育是“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是君子人格“师法”实现的有效形式。“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同时，礼义在荀子的君子人格思想中也至关重要，认为“故君子者，治礼义者也”。他将礼义的人格作用大大发展，将人的一切处世之道和生活细节都由其涵摄。提出：“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知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
而后君子人格在《中庸》中得以进一步发展并获得总结，文中以其中庸之道，倡导了我国传统道德教育中的“五达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和“三达德”(即仁、智、勇)等。针对君子人格，提出“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该提法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古代传统道德教育中君子人格目标观的基本完成，它以更加贴近生活世界现实性对君子人格提出了较高的、更加全面的要求。
……
人性是自然而生的，是客观的。“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性情也。”
人的存在有着诸多的共性，也决定着人的欲望。“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可免也”。欲望成为了人性的实际内容，促使人自主地认知事物。“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
人的能力逐渐提升，也渐渐区别于禽兽。“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人成为了社会的人，建构起了人的生活世界。人欲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被荀子正视，强调“君子贵其全也”。但他也看到了欲物之间的矛盾，认为“欲虽不可去，可以求节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
人性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成人人格需要内修与外学相结合，明确了道德理想，并能坚定不移，融会贯通在生活实践之中，才是成人人格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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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978-7-5117-3524-9
#朱一龙白宇##汉服[超话]##每日一善[超话]# [太阳]#阳光信用# 怀旧经典，共赏红楼。心怀善念，感念公益，福气满满，好运连连！一日，炎夏永昼，士隐于书房闲坐，至手倦拋书，伏几少憩，不觉朦胧睡去。梦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谈。只听道人问道：“你携了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经历。”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历世去不成？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那僧笑道：“此事说来好笑，竟是前古未闻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便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倒可了结的。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那道人道：“果是罕闻。实未闻有‘还泪’之说。想来这一段故事，比历来风月事故更加琐碎细腻了。”那僧道：“历来几个风流人物，不过传其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总未述记。
叶言材：我的前尘往事（5）察院老宅、老宅变迁（上）
我家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并带有一个东跨院。院子里一色方砖漫地，幼儿园时的我，经常可以在院子里开心地骑着儿童用的三轮小车，小学三年级以后直到初中时期，我还可以在院子里骑自行车，足见院子够大。
后来六十年代末，院子里一进大门的影壁和里外院之间垂花门的墙被街道居委会拆毁，在院子中间修了防空洞，地面上鼓起了一个大土包，我就再也不能骑车了。
我家这所宅院可以追溯到道光年间，我太祖父讳“联魁”，字慎斋（家父和叶嘉莹先生的曾祖父），出生于道光六年（1826），因他在咸丰和同治年间任二品武官（清朝的“一品武官”很少），所以我家的院门是那种“广亮大门”，坐北朝南，门旁有“上马石”，门洞将近六尺深（王府为八尺深），左右各有一个石鼓型的“门墩儿”，鼓上各趴卧着石狮子，鼓身正面和侧面还雕有数头狮子，门的上方有四个突出的门当（也叫“门楣”），下方是足足有一尺来高并可以拆卸的门槛。朱红色的大门，高约两米左右，厚约15公分左右，两扇大门上各有一个金属门钹，上边有金属门环，叫门时用门环敲击门钹发出声响。据熟悉北京四合院的人称：按照清代的规制，这是一座仅次于王府规制的、专用的、典型的“二品武官院门”。但是，门口的石鼓石狮在文革初期，却被我和姐姐用铁锤捣坏了。
后因我的曾祖父考取了进士，于是门上就多挂了一块“进士第”的匾额。可是我从小就没见过，后来初中毕业16岁进工厂当学徒，跟一位对我家一带比较熟悉的老师傅聊天儿时，他问我家住哪里，听我说了以后，他说：你家原来可是不得了，门上挂着“太史第”的大牌匾，行人只能从前边经过，不能停留…… 我很吃惊，回到家里向父亲询问，家父才告诉我：不是“太史第”，是“进士第”。
门洞内侧也有近六尺深，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磨砖“影壁”（又称“照壁”），据我父亲的笔记描述：
影壁上嵌有病者赠送的“立起沈疴”等匾额，壁的中间竖有题写着“水心堂葉”的木刻，“葉”字为红色，先伯父说“‘水心堂’即为我家之堂号，‘水心’原为宋代学者叶适的别号，先伯父敬仰其人，故题‘水心堂葉’”。（按：此处为了能表现原貌，所以使用繁体“葉”字）
壁前匾下放一大荷花缸，粉色荷花，绿色荷叶互相衬托着，夏季还养几尾红色小鱼，它既可以吃孑孓避免滋生蚊子，同时给人一种雅致脱俗之感，令人不禁想起“出淤泥而不染”之名句。
向左下三级台阶才能进入外院——一进院，外院是一溜五间南房和一间厕所。我父亲说：南房原为书房，可在内读书亦可接待男宾，所以这间厕所是“男厕”。
里外院之间有一堵两米多高的院墙，上白下黑，白墙上有用小瓦片组成的轱辘钱儿形的饰样，正中是一座“垂花门”，坐落在将近三平米见方的石台上，石台向内院延伸，四边由一尺宽的条石组成，中间由大方砖漫成，各有两级条石台阶，通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听父亲说“可作为艺人表演曲艺之用的一个小戏台，台上北面为一木制屏门，绿色门扇上写有红色‘福'、‘寿'二字，此屏门只是当家中有红白大事时方才开启”。
其实我也只是听说过院子里曾经有过“垂花门”，而在我的脑海中完全没有关于“垂花门”的记忆。垂花门内是二进院，即中院，或称“正院”，北边是三间正房加左右两侧耳房和一间存储物品的库房，西厢房和东厢房各三间。无论是里院的北房、东西厢房，还是外院的南房，房基都比较高，进屋都必须上三级石台阶，而且台阶两侧都有条石坡道。为了便于流水与防潮，西厢房的背后、东厢房的南山墙与影壁之间都修建有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体宽的夹道。
北房中间堂屋后墙的上半截能够支撑起来，可以看到三进院的后花园。后院也有一个比较小的院门，直通长安街。整座院落的东北角除有一片空地可以种植一些作物外，还有一间厕所。也就是说，在整座院落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各有一间厕所，这在北京的四合院里也是不多见的。
东跨院是车房、马厩和厨房，所以大门东侧的门是车马进出用的。1958年“大跃进”时被居委会改造成了“街道食堂”。
老宅的变迁（一）
1958年秋，我的“大爷爷”叶廷乂公（我祖父的哥哥）去世后，这样一座占地面积约2000平米的“察院胡同老宅”，陆续搬进来了一些家族以外的人。家父叶嘉谋当时是北京第35中学的语文老师，这所学校原名“志成中学”，是1923年由李大钊等人创建的。因校领导对家父说：现在有不少教职员工没有地方住，你家有房，先帮学校解决一下困难吧。于是，家父就将后院的房子腾空，借给了同事们居住，因为上百年的老房经常被居住的人要求需要维护修缮，会需要不小的费用，领导就让他们给我家一些钱，不知怎的，到了1966年6月房管部门来人到我家，当时只有我这么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在家，帮他一起丈量了所有房屋以后，他们说你告诉家长留下你们现在所住的房子是“自住房”，其它的都由国家按“出租房”代管了……就这样，院子就被国家收了。
另外，1957年冬，因国家已经计划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建造“国家大剧院”（当时并没告知要建什么），我外祖父家的土地和房产被征用了，可是搬迁的住房还没有建好，外祖父一家人只好先搬到我家院子借住，搬进了里院的西房。1958年，开始了“三面红旗”运动。翌年，街道居委会要办公共食堂，并且3天之内就要开张。是以，做为人民教师的家父和家叔，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仓促腾空院子里的东厢房和东跨院原来的车库——里面放满了书籍，只得将房中的书籍家具等物品处理掉。就这样，我父亲他们打开了多年前就已锁定的车库大门，街道居委会的公共食堂进驻了我家车库。当时我还很小，不太记得什么，后来才听说荣宝斋、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来家中分别挑选，拉走了几车。前些年又听说，当年还有不少被清华大学拉走了。总之，说明以前家里所藏的图书物品应该都还是不错的。
记得我小时候家里有四根通体铁铸的“旗枪”，所谓“旗枪”就是八旗军军旗的旗杆，应该是各旗将士中最重要的指挥官才能拥有，后来为了锻炼身体，家父和我哥哥把它们用铁丝固定在了相近的两棵树上，做为单杠使用。家里还曾有过一把宝剑，护手（又称“吞口”）处是一个狮形兽头，剑锋似从狮口中吐出的舌头，约三尺长，当时我还小，觉得很重，需要双手才能相当吃力地举起。曾听老人们说清代佩剑的护手分为：一等龙头纹，二等狮头纹，三等虎头纹，四等狗头纹，等外为蝴蝶纹、无纹…… 我至今也不知真假，因为那把剑在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时被抄走了。
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曾经想学毛笔字（描红模字）和画徐悲鸿那样的马，所以毛笔用得很费，经常跑到西小院库房里去拿新的毛笔。库房里有很多东西，据说都是以前没被挑走的。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几盒“宫墨”，它们在木盒中一字排开，中间的那块最大，上有金色的龙纹图案，两侧的墨依次越来越小，再靠外的两块是红色的，据说是“朱砂墨”，而且这几盒墨和木盒的气味都很香。当年父母不让我用这些墨，我只好到外面去买，可是市场上卖的墨或者墨汁的气味都很臭，令人作呕，所以我就不学写字画画了。不过说实话，我真的浪费了不少好毛笔！（未完待续）
我家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并带有一个东跨院。院子里一色方砖漫地，幼儿园时的我，经常可以在院子里开心地骑着儿童用的三轮小车，小学三年级以后直到初中时期，我还可以在院子里骑自行车，足见院子够大。
后来六十年代末，院子里一进大门的影壁和里外院之间垂花门的墙被街道居委会拆毁，在院子中间修了防空洞，地面上鼓起了一个大土包，我就再也不能骑车了。
我家这所宅院可以追溯到道光年间，我太祖父讳“联魁”，字慎斋（家父和叶嘉莹先生的曾祖父），出生于道光六年（1826），因他在咸丰和同治年间任二品武官（清朝的“一品武官”很少），所以我家的院门是那种“广亮大门”，坐北朝南，门旁有“上马石”，门洞将近六尺深（王府为八尺深），左右各有一个石鼓型的“门墩儿”，鼓上各趴卧着石狮子，鼓身正面和侧面还雕有数头狮子，门的上方有四个突出的门当（也叫“门楣”），下方是足足有一尺来高并可以拆卸的门槛。朱红色的大门，高约两米左右，厚约15公分左右，两扇大门上各有一个金属门钹，上边有金属门环，叫门时用门环敲击门钹发出声响。据熟悉北京四合院的人称：按照清代的规制，这是一座仅次于王府规制的、专用的、典型的“二品武官院门”。但是，门口的石鼓石狮在文革初期，却被我和姐姐用铁锤捣坏了。
后因我的曾祖父考取了进士，于是门上就多挂了一块“进士第”的匾额。可是我从小就没见过，后来初中毕业16岁进工厂当学徒，跟一位对我家一带比较熟悉的老师傅聊天儿时，他问我家住哪里，听我说了以后，他说：你家原来可是不得了，门上挂着“太史第”的大牌匾，行人只能从前边经过，不能停留…… 我很吃惊，回到家里向父亲询问，家父才告诉我：不是“太史第”，是“进士第”。
门洞内侧也有近六尺深，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磨砖“影壁”（又称“照壁”），据我父亲的笔记描述：
影壁上嵌有病者赠送的“立起沈疴”等匾额，壁的中间竖有题写着“水心堂葉”的木刻，“葉”字为红色，先伯父说“‘水心堂’即为我家之堂号，‘水心’原为宋代学者叶适的别号，先伯父敬仰其人，故题‘水心堂葉’”。（按：此处为了能表现原貌，所以使用繁体“葉”字）
壁前匾下放一大荷花缸，粉色荷花，绿色荷叶互相衬托着，夏季还养几尾红色小鱼，它既可以吃孑孓避免滋生蚊子，同时给人一种雅致脱俗之感，令人不禁想起“出淤泥而不染”之名句。
向左下三级台阶才能进入外院——一进院，外院是一溜五间南房和一间厕所。我父亲说：南房原为书房，可在内读书亦可接待男宾，所以这间厕所是“男厕”。
里外院之间有一堵两米多高的院墙，上白下黑，白墙上有用小瓦片组成的轱辘钱儿形的饰样，正中是一座“垂花门”，坐落在将近三平米见方的石台上，石台向内院延伸，四边由一尺宽的条石组成，中间由大方砖漫成，各有两级条石台阶，通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听父亲说“可作为艺人表演曲艺之用的一个小戏台，台上北面为一木制屏门，绿色门扇上写有红色‘福'、‘寿'二字，此屏门只是当家中有红白大事时方才开启”。
其实我也只是听说过院子里曾经有过“垂花门”，而在我的脑海中完全没有关于“垂花门”的记忆。垂花门内是二进院，即中院，或称“正院”，北边是三间正房加左右两侧耳房和一间存储物品的库房，西厢房和东厢房各三间。无论是里院的北房、东西厢房，还是外院的南房，房基都比较高，进屋都必须上三级石台阶，而且台阶两侧都有条石坡道。为了便于流水与防潮，西厢房的背后、东厢房的南山墙与影壁之间都修建有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体宽的夹道。
北房中间堂屋后墙的上半截能够支撑起来，可以看到三进院的后花园。后院也有一个比较小的院门，直通长安街。整座院落的东北角除有一片空地可以种植一些作物外，还有一间厕所。也就是说，在整座院落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各有一间厕所，这在北京的四合院里也是不多见的。
东跨院是车房、马厩和厨房，所以大门东侧的门是车马进出用的。1958年“大跃进”时被居委会改造成了“街道食堂”。
老宅的变迁（一）
1958年秋，我的“大爷爷”叶廷乂公（我祖父的哥哥）去世后，这样一座占地面积约2000平米的“察院胡同老宅”，陆续搬进来了一些家族以外的人。家父叶嘉谋当时是北京第35中学的语文老师，这所学校原名“志成中学”，是1923年由李大钊等人创建的。因校领导对家父说：现在有不少教职员工没有地方住，你家有房，先帮学校解决一下困难吧。于是，家父就将后院的房子腾空，借给了同事们居住，因为上百年的老房经常被居住的人要求需要维护修缮，会需要不小的费用，领导就让他们给我家一些钱，不知怎的，到了1966年6月房管部门来人到我家，当时只有我这么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在家，帮他一起丈量了所有房屋以后，他们说你告诉家长留下你们现在所住的房子是“自住房”，其它的都由国家按“出租房”代管了……就这样，院子就被国家收了。
另外，1957年冬，因国家已经计划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建造“国家大剧院”（当时并没告知要建什么），我外祖父家的土地和房产被征用了，可是搬迁的住房还没有建好，外祖父一家人只好先搬到我家院子借住，搬进了里院的西房。1958年，开始了“三面红旗”运动。翌年，街道居委会要办公共食堂，并且3天之内就要开张。是以，做为人民教师的家父和家叔，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仓促腾空院子里的东厢房和东跨院原来的车库——里面放满了书籍，只得将房中的书籍家具等物品处理掉。就这样，我父亲他们打开了多年前就已锁定的车库大门，街道居委会的公共食堂进驻了我家车库。当时我还很小，不太记得什么，后来才听说荣宝斋、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来家中分别挑选，拉走了几车。前些年又听说，当年还有不少被清华大学拉走了。总之，说明以前家里所藏的图书物品应该都还是不错的。
记得我小时候家里有四根通体铁铸的“旗枪”，所谓“旗枪”就是八旗军军旗的旗杆，应该是各旗将士中最重要的指挥官才能拥有，后来为了锻炼身体，家父和我哥哥把它们用铁丝固定在了相近的两棵树上，做为单杠使用。家里还曾有过一把宝剑，护手（又称“吞口”）处是一个狮形兽头，剑锋似从狮口中吐出的舌头，约三尺长，当时我还小，觉得很重，需要双手才能相当吃力地举起。曾听老人们说清代佩剑的护手分为：一等龙头纹，二等狮头纹，三等虎头纹，四等狗头纹，等外为蝴蝶纹、无纹…… 我至今也不知真假，因为那把剑在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时被抄走了。
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曾经想学毛笔字（描红模字）和画徐悲鸿那样的马，所以毛笔用得很费，经常跑到西小院库房里去拿新的毛笔。库房里有很多东西，据说都是以前没被挑走的。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几盒“宫墨”，它们在木盒中一字排开，中间的那块最大，上有金色的龙纹图案，两侧的墨依次越来越小，再靠外的两块是红色的，据说是“朱砂墨”，而且这几盒墨和木盒的气味都很香。当年父母不让我用这些墨，我只好到外面去买，可是市场上卖的墨或者墨汁的气味都很臭，令人作呕，所以我就不学写字画画了。不过说实话，我真的浪费了不少好毛笔！（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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