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已达12万人】9月27日上午，宝鸡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实践创新基地揭牌仪式暨市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据了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党外知识分子，是改革开放后快速成长起来的一个新群体。目前，宝鸡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已达12万人，主要由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组成，都是本领域本行业的精英。（宝鸡新闻网记者 罗君现场报道）
据了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党外知识分子，是改革开放后快速成长起来的一个新群体。目前，宝鸡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已达12万人，主要由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组成，都是本领域本行业的精英。（宝鸡新闻网记者 罗君现场报道）
陈洪斌：碳中和战略下的中国能源革命
陈洪斌系国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资产管理分公司总经理
2020年9月22日，中国首次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同年12月在气候雄心峰会上进一步明确了相应的具体目标，“碳中和-碳达峰”也成为了“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我们认为碳中和是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将引领新一轮的中国能源革命，主要体现在降低成本、维护安全及引领新能源技术变革三个主要方面：
一是降低能源成本，形成新经济增长点。自2008年以来，我国能源消费量便一直居于世界首位。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明显高于全球经济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第一，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0%左右，成为持续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动力。经济快速发展和庞大的人口规模伴随着巨大的能源消费需求，2019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达到1417万亿焦耳，是第二名美国消费量的1.5倍，是欧洲国家消费量的1.7倍，是余下全球一次能源消费量前十国的总和，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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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继2017年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后，2018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进口国，并且这一趋势仍在继续，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逐年攀升。同时，近些年我国还面临原油和天然气自给率逐年下降的问题，2017年国内原油产量为1.89亿吨，创下自2007年产量的最低值。消费量却逐年增加，剔除2020年新冠疫情特殊年份，2019年我国原油表观消费量达6.96亿吨,同比增长7.4%,增速较2018年加快0.5个百分点，进口金额为1.64万亿人民币，对外依存度72.4%，天然气进口金额为0.29万亿元，对外依存度超40%，能源进口额占GDP增量的比重也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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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能源价格出现明显下挫，导致能源进口额有所下降，但仍达到1.68万亿元，占全年GDP增量的56.87%，若保持这一趋势，能源价格常态化后，能源进口额所占GDP增量的比重将愈加扩大，如图3所示。基于我国现有能源结构，未来能源进口开销将极大程度影响GDP增速。如果不及时调整能源结构，预计2030年进口额将达到10万亿元。因此，能源转型迫在眉睫，目前我国已将“能源零碳化”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计划用清洁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争取将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在2060年由60%缩小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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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在清洁能源发展上，无论是自然资源禀赋或是技术储备都具备绝对优势。在自然资源禀赋方面：青藏高原有着较大的地势落差，为我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水能储备；西北及北部地区有着较强日照以及大片荒漠和戈壁，为我国提供巨大的光伏装机潜力；北部、西部和东南沿海有着丰富的风能资源，为我国风力发电提供较好的发展基础。在技术储备方面：我国“风、光、水、核”技术行业前景持续看好，相关领域专利数位居全球首位，装机规模更是遥遥领先世界各国。
对比当今最富有的国家，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国名列前茅，上世纪中叶这些国家依靠自身丰富的油气资源储备获得了巨额财富。而在全球碳中和大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能源产业竞争的新焦点，用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已成为大势所趋。与化石能源的储量概念不同，清洁能源是制造业概念，中国作为制造业第一强国，近些年在风、光、水、核领域迅猛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有望实现从最大能源进口国向最大能源出口国的转化，引领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优秀的清洁能源资源禀赋与领先的技术储备，为我国的能源结构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节省的巨额能源进口开销还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居民财富。
二是维护能源安全，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能源结构有着明显“富煤、贫油、少气”的特征，作为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国，2020年煤炭年产量达到39亿吨，占同期消费量的92.86%，进口量仅占消费量的1.14%。但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远远落后于消费量，长期依赖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我国石油消费量保持上涨趋势，2020年达到7.02亿吨，较2014年上涨35%，同时进口量也上涨50%至5.42亿吨，对外依存度为77.21%。2020年天然气消费量为3250亿立方米，较2014年上涨72.8%，进口量同期上涨135%至1414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由31.9%上升至43.49%,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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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对外依存度，对我国能源安全形成了严重威胁，不论是通过海运或是陆运。中国周边国家中，仅有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为传统石油出口国。目前从两国进口的石油主要通过陆上管线进行运输，已铺设的管线有中亚石油管线和中俄东部石油管线，如图5所示。但铺设和运营石油管线受地缘政治环境影响较大，例如中俄石油管线谈判受到来自日本等国的阻挠，期间多次改线，导致谈判最终耗时15年之久。此外，石油管道沿线也面临着地区冲突、恐怖主义活动及有组织犯罪等威胁。
详情链接：https://t.cn/A6fmkPqq
陈洪斌系国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资产管理分公司总经理
2020年9月22日，中国首次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同年12月在气候雄心峰会上进一步明确了相应的具体目标，“碳中和-碳达峰”也成为了“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我们认为碳中和是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将引领新一轮的中国能源革命，主要体现在降低成本、维护安全及引领新能源技术变革三个主要方面：
一是降低能源成本，形成新经济增长点。自2008年以来，我国能源消费量便一直居于世界首位。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明显高于全球经济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第一，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0%左右，成为持续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动力。经济快速发展和庞大的人口规模伴随着巨大的能源消费需求，2019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达到1417万亿焦耳，是第二名美国消费量的1.5倍，是欧洲国家消费量的1.7倍，是余下全球一次能源消费量前十国的总和，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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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继2017年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后，2018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进口国，并且这一趋势仍在继续，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逐年攀升。同时，近些年我国还面临原油和天然气自给率逐年下降的问题，2017年国内原油产量为1.89亿吨，创下自2007年产量的最低值。消费量却逐年增加，剔除2020年新冠疫情特殊年份，2019年我国原油表观消费量达6.96亿吨,同比增长7.4%,增速较2018年加快0.5个百分点，进口金额为1.64万亿人民币，对外依存度72.4%，天然气进口金额为0.29万亿元，对外依存度超40%，能源进口额占GDP增量的比重也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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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能源价格出现明显下挫，导致能源进口额有所下降，但仍达到1.68万亿元，占全年GDP增量的56.87%，若保持这一趋势，能源价格常态化后，能源进口额所占GDP增量的比重将愈加扩大，如图3所示。基于我国现有能源结构，未来能源进口开销将极大程度影响GDP增速。如果不及时调整能源结构，预计2030年进口额将达到10万亿元。因此，能源转型迫在眉睫，目前我国已将“能源零碳化”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计划用清洁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争取将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在2060年由60%缩小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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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在清洁能源发展上，无论是自然资源禀赋或是技术储备都具备绝对优势。在自然资源禀赋方面：青藏高原有着较大的地势落差，为我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水能储备；西北及北部地区有着较强日照以及大片荒漠和戈壁，为我国提供巨大的光伏装机潜力；北部、西部和东南沿海有着丰富的风能资源，为我国风力发电提供较好的发展基础。在技术储备方面：我国“风、光、水、核”技术行业前景持续看好，相关领域专利数位居全球首位，装机规模更是遥遥领先世界各国。
对比当今最富有的国家，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国名列前茅，上世纪中叶这些国家依靠自身丰富的油气资源储备获得了巨额财富。而在全球碳中和大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能源产业竞争的新焦点，用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已成为大势所趋。与化石能源的储量概念不同，清洁能源是制造业概念，中国作为制造业第一强国，近些年在风、光、水、核领域迅猛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有望实现从最大能源进口国向最大能源出口国的转化，引领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优秀的清洁能源资源禀赋与领先的技术储备，为我国的能源结构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节省的巨额能源进口开销还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居民财富。
二是维护能源安全，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能源结构有着明显“富煤、贫油、少气”的特征，作为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国，2020年煤炭年产量达到39亿吨，占同期消费量的92.86%，进口量仅占消费量的1.14%。但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远远落后于消费量，长期依赖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我国石油消费量保持上涨趋势，2020年达到7.02亿吨，较2014年上涨35%，同时进口量也上涨50%至5.42亿吨，对外依存度为77.21%。2020年天然气消费量为3250亿立方米，较2014年上涨72.8%，进口量同期上涨135%至1414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由31.9%上升至43.49%,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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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对外依存度，对我国能源安全形成了严重威胁，不论是通过海运或是陆运。中国周边国家中，仅有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为传统石油出口国。目前从两国进口的石油主要通过陆上管线进行运输，已铺设的管线有中亚石油管线和中俄东部石油管线，如图5所示。但铺设和运营石油管线受地缘政治环境影响较大，例如中俄石油管线谈判受到来自日本等国的阻挠，期间多次改线，导致谈判最终耗时15年之久。此外，石油管道沿线也面临着地区冲突、恐怖主义活动及有组织犯罪等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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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20年代，灵活用工概念出现，主要为了解决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灵活用工市场在发展中逐渐多样化。世界银行在发布的《2019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未来劳动力市场将会日益变成灵工合作关系，而不是劳务关系，灵工经济也正预示着就业的新趋势。虽然中国灵活用工发展起步时间较晚，但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背景下，政府支持政策不断出台，企业与就业者也不断探索新的用工方式及就业形态，中国灵活用工市场正处在快速成长期。
一、中国灵活用工现状
1、企业雇主需求端
对企业而言，灵活用工模式可以灵活地解决企业人力资源合理配置问题，采用此模式，企业能有效应对阶段性用工需求、季节性用工需求带来的劳动力闲置和短缺问题，提高员工使用率。并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及风险，并提升企业运营效率。总之，灵活用工是一种对企业而言相对低成本、高效率、低风险的解决方案。
在去年疫情第一波关于就业问题热议中，盒马鲜生就率先以“共享员工”为代表的灵活就业模式应对。当时背景下，盒马全国门店员工在岗只有70%，难以面对激增的订单需求，员工缺口仍有6000人左右。于是盒马发起了“共享员工”合作，接纳了来自云海肴、西贝等40多家企业超过5000名“共享员工”。盒马采用此模式后，不仅降低了合作企业的成本，也保障了所有员工保有稳定收入，同时还缓解了盒马鲜生因为人力稀缺而带来的运营压力。此后，沃尔玛、生鲜传奇、京东、苏宁、联想等企业也相继跟进，推出此类灵活用工的举措。
从区域分布看，经济越发达、用工成本越高、劳动管理越规范的地区，对灵活用工形式接受度越高，如华中、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灵活用工需求量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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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看，市场变化越快、季节性阶段特征越明显、人员流动性越大的行业对灵活用工的需求就越高。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服务业、制造业、批发零售、餐饮旅游等行业灵活用工占比较高。而从职位上看，销售、职能、客服、运营等相对容易标准化的岗位采用灵活用工形式的占比较高。随着国家发布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意见，中国网络经济市场规模将会继续稳步增长，并创造更多的岗位。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1）》蓝皮书，2020年中国企业整体采用灵活用工比例达到55.68%。这个比例较2019年增加了约11个百分点，超过3/4的企业主要是出于“降低用工成本”的目的使用灵活用工。
2、求职人员供给端
在新经济新业态环境下，外卖与快递、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行业得以快速发展，行业的发展对灵活用工人员的需求十分旺盛，以至于从事这些行业的人数近年也在逐渐递增。对于普通蓝领来说，除了传统的制造业之外，新经济下外卖、快递等行业也给了劳动者更多自由选择就业的机会，在促进行业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的价值。
根据美团发布的《2019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据，2019年通过美团获得收入的骑手总人数达399万人，同比增长了23.3%，同时56.8%的外卖骑手实现省内就业。据国家邮政局《全国社会化电商物流从业人员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快递行业就业人数已达320万人。
与此同时人们对就业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的劳动者正越来越倾向于具有弹性时间的工作方式。随着未来“Z世代”的成长，越来越多的“Z世代”步入社会参与就业，这一代人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自我意识强烈，对工作方式与内容有个人独特的理解，更加追求主见与认同感，更追求自己的价值感，因此会有更多的“Z世代”选择灵活就业，为自己打工。
根据人瑞人才招股书提供的数据，2018年中国约有50%“千禧一代”及约90%“Z世代”选择或考虑短期的灵活就业。智联招聘发布的《2019年雇用关系趋势调研报告》中也提到，有73.8%的白领表示对灵活用工就业的期待与认可，自由度、灵活度较高的工作将有可能成为新一代劳动者越趋凸显的工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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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环境的影响
“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
近年来，国家为保障就业稳定和扶持企业发展，发布了多项政策给予宏观上的支持。在2019年国家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强对城镇各类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帮扶。对招用农村贫困人口、城镇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的各类企业，三年内给予定额税费减免。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
去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全球，几乎让全世界的经济都陷入崩溃的边缘，失业率直线上升。特殊时期下的企业由于经营困难导致的降薪、裁员、关店甚至倒闭，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疫情导致的停工停产对服务业等行业的就业形成了较大压力，从2020年2月底全国逐步复工复产后，在“稳就业、保民生”的目标下，国家除了对企业的扶持，从社保减免优惠政策到真金白银的减负支持外，对灵活用工的政策支持力度也在持续提升。
2020年7月，《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相继发布，其中提到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壮大实体经济新动能，着力发挥互联网平台对传统产业的赋能和效益倍增作用，打造形成数字经济新实体。大力发展众包、云外包、平台分包等新模式，为劳动者居家就业、远程办公、兼职就业创造条件。并积极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支持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的自主就业、分时就业。
在国家全力支持“加大支持灵活就业”政策后，中国经济在2020年后三个季度慢慢回暖，最终2020年全年实现了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全年经济增长2.3%。今年的《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继续推动“六稳”、落实“六保”，把就业放在首位。并明确提出要对国内2亿多灵活就业人员给予社保补贴，特别是要用机制性的办法来解决可能出现的职业伤害问题，要给灵活就业者提供基本的权益保障。
与此同时，各省市地方政府不断发布积极促进灵活用工发展的政策，其中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在今年4月发布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实施意见》，从拓宽灵活就业发展渠道、优化自主创业环境、灵活就业权益保障三个方向着手，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落实保居民就业任务。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策出台，中国灵活就业市场将会更加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二、灵活用工的优势
成本控制：
对于企业而言，成本控制是使用灵活用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其根本性诉求。灵活用工模式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社保、公积金等成本。
用工质量：
在强竞争的市场局面下，任何行业的任何工作岗位，企业都更倾向于使用有经验的熟手，以带来更大的投入产出，提高单位时间的工作产量。因此，灵活用工模式的用工质量更能令企业满意。
用工效率：
灵活用工模式有效解决了企业用工难、招工难的问题，同时提高了企业的招聘效率、上岗效率、组织效率、管理结算效率等。
风险控制：
灵活用工模式可以有效降低传统雇用模式下的用工风险。但灵活用工模式下管理性和掌控性较弱，这一点通过第三方平台认证注册制约、合同制约和管理制约可以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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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在积极地推动和改善当前灵活用工市场未来的发展。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的灵活用工仍处于初级且新兴的阶段，未来仍有非常大的空间值得探索，中国灵活用工市场即将迎来“爆发期”。
上世纪20年代，灵活用工概念出现，主要为了解决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灵活用工市场在发展中逐渐多样化。世界银行在发布的《2019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未来劳动力市场将会日益变成灵工合作关系，而不是劳务关系，灵工经济也正预示着就业的新趋势。虽然中国灵活用工发展起步时间较晚，但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背景下，政府支持政策不断出台，企业与就业者也不断探索新的用工方式及就业形态，中国灵活用工市场正处在快速成长期。
一、中国灵活用工现状
1、企业雇主需求端
对企业而言，灵活用工模式可以灵活地解决企业人力资源合理配置问题，采用此模式，企业能有效应对阶段性用工需求、季节性用工需求带来的劳动力闲置和短缺问题，提高员工使用率。并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及风险，并提升企业运营效率。总之，灵活用工是一种对企业而言相对低成本、高效率、低风险的解决方案。
在去年疫情第一波关于就业问题热议中，盒马鲜生就率先以“共享员工”为代表的灵活就业模式应对。当时背景下，盒马全国门店员工在岗只有70%，难以面对激增的订单需求，员工缺口仍有6000人左右。于是盒马发起了“共享员工”合作，接纳了来自云海肴、西贝等40多家企业超过5000名“共享员工”。盒马采用此模式后，不仅降低了合作企业的成本，也保障了所有员工保有稳定收入，同时还缓解了盒马鲜生因为人力稀缺而带来的运营压力。此后，沃尔玛、生鲜传奇、京东、苏宁、联想等企业也相继跟进，推出此类灵活用工的举措。
从区域分布看，经济越发达、用工成本越高、劳动管理越规范的地区，对灵活用工形式接受度越高，如华中、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灵活用工需求量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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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看，市场变化越快、季节性阶段特征越明显、人员流动性越大的行业对灵活用工的需求就越高。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服务业、制造业、批发零售、餐饮旅游等行业灵活用工占比较高。而从职位上看，销售、职能、客服、运营等相对容易标准化的岗位采用灵活用工形式的占比较高。随着国家发布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意见，中国网络经济市场规模将会继续稳步增长，并创造更多的岗位。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1）》蓝皮书，2020年中国企业整体采用灵活用工比例达到55.68%。这个比例较2019年增加了约11个百分点，超过3/4的企业主要是出于“降低用工成本”的目的使用灵活用工。
2、求职人员供给端
在新经济新业态环境下，外卖与快递、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行业得以快速发展，行业的发展对灵活用工人员的需求十分旺盛，以至于从事这些行业的人数近年也在逐渐递增。对于普通蓝领来说，除了传统的制造业之外，新经济下外卖、快递等行业也给了劳动者更多自由选择就业的机会，在促进行业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的价值。
根据美团发布的《2019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据，2019年通过美团获得收入的骑手总人数达399万人，同比增长了23.3%，同时56.8%的外卖骑手实现省内就业。据国家邮政局《全国社会化电商物流从业人员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快递行业就业人数已达320万人。
与此同时人们对就业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的劳动者正越来越倾向于具有弹性时间的工作方式。随着未来“Z世代”的成长，越来越多的“Z世代”步入社会参与就业，这一代人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自我意识强烈，对工作方式与内容有个人独特的理解，更加追求主见与认同感，更追求自己的价值感，因此会有更多的“Z世代”选择灵活就业，为自己打工。
根据人瑞人才招股书提供的数据，2018年中国约有50%“千禧一代”及约90%“Z世代”选择或考虑短期的灵活就业。智联招聘发布的《2019年雇用关系趋势调研报告》中也提到，有73.8%的白领表示对灵活用工就业的期待与认可，自由度、灵活度较高的工作将有可能成为新一代劳动者越趋凸显的工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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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环境的影响
“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
近年来，国家为保障就业稳定和扶持企业发展，发布了多项政策给予宏观上的支持。在2019年国家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强对城镇各类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帮扶。对招用农村贫困人口、城镇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的各类企业，三年内给予定额税费减免。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
去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全球，几乎让全世界的经济都陷入崩溃的边缘，失业率直线上升。特殊时期下的企业由于经营困难导致的降薪、裁员、关店甚至倒闭，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疫情导致的停工停产对服务业等行业的就业形成了较大压力，从2020年2月底全国逐步复工复产后，在“稳就业、保民生”的目标下，国家除了对企业的扶持，从社保减免优惠政策到真金白银的减负支持外，对灵活用工的政策支持力度也在持续提升。
2020年7月，《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相继发布，其中提到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壮大实体经济新动能，着力发挥互联网平台对传统产业的赋能和效益倍增作用，打造形成数字经济新实体。大力发展众包、云外包、平台分包等新模式，为劳动者居家就业、远程办公、兼职就业创造条件。并积极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支持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的自主就业、分时就业。
在国家全力支持“加大支持灵活就业”政策后，中国经济在2020年后三个季度慢慢回暖，最终2020年全年实现了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全年经济增长2.3%。今年的《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继续推动“六稳”、落实“六保”，把就业放在首位。并明确提出要对国内2亿多灵活就业人员给予社保补贴，特别是要用机制性的办法来解决可能出现的职业伤害问题，要给灵活就业者提供基本的权益保障。
与此同时，各省市地方政府不断发布积极促进灵活用工发展的政策，其中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在今年4月发布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实施意见》，从拓宽灵活就业发展渠道、优化自主创业环境、灵活就业权益保障三个方向着手，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落实保居民就业任务。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策出台，中国灵活就业市场将会更加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二、灵活用工的优势
成本控制：
对于企业而言，成本控制是使用灵活用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其根本性诉求。灵活用工模式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社保、公积金等成本。
用工质量：
在强竞争的市场局面下，任何行业的任何工作岗位，企业都更倾向于使用有经验的熟手，以带来更大的投入产出，提高单位时间的工作产量。因此，灵活用工模式的用工质量更能令企业满意。
用工效率：
灵活用工模式有效解决了企业用工难、招工难的问题，同时提高了企业的招聘效率、上岗效率、组织效率、管理结算效率等。
风险控制：
灵活用工模式可以有效降低传统雇用模式下的用工风险。但灵活用工模式下管理性和掌控性较弱，这一点通过第三方平台认证注册制约、合同制约和管理制约可以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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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在积极地推动和改善当前灵活用工市场未来的发展。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的灵活用工仍处于初级且新兴的阶段，未来仍有非常大的空间值得探索，中国灵活用工市场即将迎来“爆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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