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正轨医脚的第5次换药！
今天换了一个护士换药，换的我人都不好了！
几分钟的事情，弄了十多分钟…
打开我的纱布，又去给别人换药；换完了，又要去给别人查系统；查完了，又要去给别人签字；签完了，终于给我挖肉了，挖到一半，又跑去找前面那个患者给他送遗落的药…
把我留在房间里备受煎熬…求我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
好痛啊！真的好痛啊！明显感觉她像拿镊子还是啥子扯我脚上的腐肉，力度之大！
比第一次还痛…
今天换了一个护士换药，换的我人都不好了！
几分钟的事情，弄了十多分钟…
打开我的纱布，又去给别人换药；换完了，又要去给别人查系统；查完了，又要去给别人签字；签完了，终于给我挖肉了，挖到一半，又跑去找前面那个患者给他送遗落的药…
把我留在房间里备受煎熬…求我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
好痛啊！真的好痛啊！明显感觉她像拿镊子还是啥子扯我脚上的腐肉，力度之大！
比第一次还痛…
【#环时深度# ：“蜜月”70年，#印俄情谊有多深# 】在眼下的俄乌危机中，印度的“中立”和模糊策略颇引人关注。联合国安理会日前就俄乌危机问题举行投票时，印度投了弃权票。外界普遍分析认为，印度政府之所以没有在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明确“选边站队”，离不开印俄两国特殊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关系。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印度对俄罗斯的依赖更为严重。正如印度外长苏杰生所说，“没有俄罗斯的备件，我们的飞机飞不起来，我们的轮船无法航行”。
“蜜月期”始于上世纪50年代
印俄间联系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当时有少量俄罗斯商人和探险家辗转到达印度，成为两国互动的开端。俄罗斯行商阿法纳西·尼吉丁，在游历波斯、印度、奥斯曼帝国之后，将这段经历写成《超越三海之旅》。但受制于“山高水长”，两国实际上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生直接关联。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与沙俄为争夺中亚控制权而进入跌宕的“大博弈”时代，英属印度与沙俄的“外交关系”才在一片浓厚的猜忌氛围和战争论调下缓缓拉开帷幕。从1893年开始，英国陆续与阿富汗、沙俄签署边界协议，沙俄获准在印开设办事机构，双方才算得上真正建立了关系。及至“大博弈”时代于1907年结束、1922年苏联在“十月革命”中诞生、1947年印度独立，双方的关系也始终没有表现出太多热络。
在苏联成立早期至1954年，由于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所坚持的“不结盟政策”，印俄关系其实是在一种矛盾中曲折前行的。直到1954年2月，美国政府决定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才开始让尼赫鲁反思此前一定程度上偏西方（主要是与英国的殖民情结）的外交政策是否对路。这也间接促成尼赫鲁1955年6月对苏联的访问，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很快于当年秋天回访印度。双方领导人互访标志着印俄关系正式步入“蜜月期”。也正是在那次访问中，赫鲁晓夫作出了一个颇富争议的表态，即苏联支持印度对克什米尔地区和彼时为葡萄牙所控制的果阿邦的主权立场。虽然苏联在中印1962年边境冲突中保持“中立”，但当年却向印度转让了在当时看来非常先进的米格-21喷气式飞机的核心技术，成为两国防务领域合作的开端。
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苏印签署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第九条规定，“任何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武装冲突时”，双方均不得向该第三国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当时的尼克松政府甚至一度将该条约解读为“印度与苏联建立了非正式的同盟”。印度外交部一位前副部长去年在《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纪念该条约签署50周年，并将其形容为“印度独立后在外交和战略方面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苏联解体前，苏联一直位于印度外交政策的优先层级。英吉拉·甘地被暗杀后，接替她出任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延续了对苏友好政策，上任后的首次外访就选择莫斯科。
在苏联出兵阿富汗等问题上，印度在国际场合要么表示支持，要么态度暧昧。直到苏联解体前，苏联给予印度大量经济与军事援助，有学者统计称“苏联对印度援助额超过对华援助”。
基于历史渊源和政治意愿的“包办婚姻”
苏联解体后，俄印依然保持友好关系。1993年叶利钦访印并续签《俄印友好合作条约》，普京上任后于2000年10月首次访印，双方签订《战略伙伴关系宣言》。2012年，普京在《印度教徒报》刊文称：“对俄来说，深化与印度的友谊是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印度时任国大党籍总理曼莫汉·辛格回应称：“普京总统是印度最重要的朋友，也是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缔造者”。普京与历任印度领导人均保持较为良好的关系，其中与莫迪互动不少。2017年5月31日，莫迪访俄前夕，普京专门在《印度时报》上发表题为《70年相伴：俄罗斯与印度》的署名文章纪念俄印建交70周年，谈到“俄印在政治、经济以及对外政策方面具有互动的基础，而所有的一切都基于两国的历史情谊”。
去年12月，普京访印并与莫迪会晤，这是俄领导人在疫情期间的第二次出访，可见普京对印度的重视程度。2019年4月，普京还签署行政令，授予莫迪俄罗斯最高国家勋章。
在双方的政治关系中，印对俄的诉求较多。印度一直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俄方曾明确表示支持。印度在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克什米尔两大关键问题上也需要得到俄方支持。俄官方曾表示，“印度从未扩散过核技术，我们愿意支持印方”。尽管俄现在不大可能像上世纪60年代那样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公开支持印度，但2019年印度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自治地位并遭到大多数国家批评时，俄表示这是“印度的内政”。分析认为，除上述现实需要外，印度密切与俄罗斯的合作也有其战略牵制和调动大国关系的考量。印度只有与俄不断靠近，才能让其在处理与美、欧、中关系时更加主动，为印度赢得更大外交周旋空间。
从俄罗斯的视角看，对印度的政治诉求主要是希望印支持普京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印度是其中的重要伙伴之一。在金砖组织、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方面，俄印也互有需求。
2018年，《环球时报》记者曾应邀在印度参加过一次印俄关系为主题的研讨会。谈到印度与美国走近时，有印度专家解释说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但俄方学者并不认同，他们非常不喜欢“印太”这个词，认为这个词是美国为维护其在该地区主导地位而发明的，并且有将俄罗斯排除在外的嫌疑。俄方学者还告诉印度同行，俄犯了战略性错误，就是允许北约一次又一次东扩且不断超越俄对其所划定的地缘政治红线。俄学者表示，在对美关系中俄罗斯需要得到印度支持。
俄印计划双边贸易额2025年底达到300亿美元。近年来，俄印贸易额只维持在100亿美元左右，2019年高峰时也仅有111.6亿美元。而2019年中俄贸易额超过1100亿美元。
军事合作是俄印关系中的一个亮点，苏联/俄罗斯一直是印度武器和军事装备的主要进口国。目前俄对印出口的军事装备总金额约占其近年军事出口总额的1/3以上，从1950年开始的数十年间，印度所有进口武器和军备中有2/3来自苏联/俄罗斯，只是最近一些年逐渐降至49%。记得在2018年的那次研讨会上，有俄智库专家说：“如果印度从俄罗斯的军购订单数量持续减少，那么俄将向巴基斯坦出售军事装备，包括战机和直升机。”对此，有与会印度学者一针见血地说：“印俄之间最根本的问题是只有军购一个双边关系支柱，而其他领域融入还非常不够。两国关系就像是基于历史渊源和政治意愿的‘包办婚姻’。”
印俄之间比较有代表性的军事项目是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 超音速巡航导弹。印度卖给菲律宾和日前“意外”发射到巴基斯坦境内的导弹都是这个型号。据报道，中印边境对峙期间，印度也多次用其向中国“秀肌肉”。
“印度不会背叛俄罗斯人”
俄媒非常关注印度政府此次在俄乌危机中所持的立场。“自由媒体”网13日发表题为“印度不会背叛俄罗斯人”的文章，并引用《印度时报》《印度教徒报》等多家媒体的观点称，“撇开政治色彩，所有印度专家都同意俄已为打造新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该秩序将不会被美欧单独主宰”。俄《专家》杂志网站认为，“新德里不想与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争吵，因为两国关系源远流长，而且前者正密切关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不想因此把莫斯科进一步推入北京的怀抱”。文章还表示，莫迪和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反对派都没有批评莫斯科。《生意人报》还提到，由于有印度在乌留学生在哈尔科夫死亡，目前莫迪政府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鉴于与西方日益增长的合作以及与俄罗斯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新德里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的声明中必须拼命寻求平衡。
民间层面，印度与俄罗斯的往来远没有中俄之间那样密切。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在俄工作的印度人通常都拖家带口。记者所住小区的布告栏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出售印度特产的广告，有时还有印度明星来莫斯科开演唱会的海报。莫斯科有不少印度餐馆，服务员基本都是印度人。印度1989年在莫斯科成立尼赫鲁文化中心，教授印地语、民族舞蹈和瑜伽等课程，并在俄各地开展印度文化推广活动。据圣彼得堡大学统计，目前俄罗斯教授印地语的教育机构只有十几家，其中很多是研究古代印度文化的，而开设汉语课程的俄高校有180多所。印度在俄留学生只有约1.5万人。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其中绝大多数是冲着俄低廉学费而去学医的学生。由于语言、宗教等原因，印俄通婚的比例也不算多。
从推特等社交媒体看，大多数活跃的印度网民支持莫迪政府在俄乌冲突问题上采取模糊策略。名叫杰伊·科塔克的网民谈到苏联1971年对印度的支持时说，“这是一个朋友对另一个朋友挺身而出的故事”。很多印度网民还提及印度1998年进行核试验时，乌克兰方面曾表示反对。与此同时，印度多地也有民众集会呼吁世界和平，希望俄方尽快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3月15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希望印度想清楚自己在历史上的站位”。当美西方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印度对俄立场软弱时，很多印度网民也表达了不同看法。名叫斯利达·温布的网民说：“反观你们（美欧）在阿富汗和乌克兰政策上的失败，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印度？”还有印度网民称：“你们（美国）的国务院让乌克兰人相信可以信任美国，却在关键时刻让他们失望，现在为什么要来批评印度？”还有印度外交部前官员说：“美国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采取伤害印度的政策，你们向巴基斯坦提供武装并帮其成为拥核国，你们不负责任地推动北约东扩……为什么现在责怪印度？反省吧！”（《环球时报》3月17日7版文章，作者胡博峰 玉山禾）
“蜜月期”始于上世纪50年代
印俄间联系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当时有少量俄罗斯商人和探险家辗转到达印度，成为两国互动的开端。俄罗斯行商阿法纳西·尼吉丁，在游历波斯、印度、奥斯曼帝国之后，将这段经历写成《超越三海之旅》。但受制于“山高水长”，两国实际上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生直接关联。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与沙俄为争夺中亚控制权而进入跌宕的“大博弈”时代，英属印度与沙俄的“外交关系”才在一片浓厚的猜忌氛围和战争论调下缓缓拉开帷幕。从1893年开始，英国陆续与阿富汗、沙俄签署边界协议，沙俄获准在印开设办事机构，双方才算得上真正建立了关系。及至“大博弈”时代于1907年结束、1922年苏联在“十月革命”中诞生、1947年印度独立，双方的关系也始终没有表现出太多热络。
在苏联成立早期至1954年，由于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所坚持的“不结盟政策”，印俄关系其实是在一种矛盾中曲折前行的。直到1954年2月，美国政府决定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才开始让尼赫鲁反思此前一定程度上偏西方（主要是与英国的殖民情结）的外交政策是否对路。这也间接促成尼赫鲁1955年6月对苏联的访问，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很快于当年秋天回访印度。双方领导人互访标志着印俄关系正式步入“蜜月期”。也正是在那次访问中，赫鲁晓夫作出了一个颇富争议的表态，即苏联支持印度对克什米尔地区和彼时为葡萄牙所控制的果阿邦的主权立场。虽然苏联在中印1962年边境冲突中保持“中立”，但当年却向印度转让了在当时看来非常先进的米格-21喷气式飞机的核心技术，成为两国防务领域合作的开端。
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苏印签署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第九条规定，“任何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武装冲突时”，双方均不得向该第三国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当时的尼克松政府甚至一度将该条约解读为“印度与苏联建立了非正式的同盟”。印度外交部一位前副部长去年在《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纪念该条约签署50周年，并将其形容为“印度独立后在外交和战略方面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苏联解体前，苏联一直位于印度外交政策的优先层级。英吉拉·甘地被暗杀后，接替她出任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延续了对苏友好政策，上任后的首次外访就选择莫斯科。
在苏联出兵阿富汗等问题上，印度在国际场合要么表示支持，要么态度暧昧。直到苏联解体前，苏联给予印度大量经济与军事援助，有学者统计称“苏联对印度援助额超过对华援助”。
基于历史渊源和政治意愿的“包办婚姻”
苏联解体后，俄印依然保持友好关系。1993年叶利钦访印并续签《俄印友好合作条约》，普京上任后于2000年10月首次访印，双方签订《战略伙伴关系宣言》。2012年，普京在《印度教徒报》刊文称：“对俄来说，深化与印度的友谊是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印度时任国大党籍总理曼莫汉·辛格回应称：“普京总统是印度最重要的朋友，也是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缔造者”。普京与历任印度领导人均保持较为良好的关系，其中与莫迪互动不少。2017年5月31日，莫迪访俄前夕，普京专门在《印度时报》上发表题为《70年相伴：俄罗斯与印度》的署名文章纪念俄印建交70周年，谈到“俄印在政治、经济以及对外政策方面具有互动的基础，而所有的一切都基于两国的历史情谊”。
去年12月，普京访印并与莫迪会晤，这是俄领导人在疫情期间的第二次出访，可见普京对印度的重视程度。2019年4月，普京还签署行政令，授予莫迪俄罗斯最高国家勋章。
在双方的政治关系中，印对俄的诉求较多。印度一直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俄方曾明确表示支持。印度在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克什米尔两大关键问题上也需要得到俄方支持。俄官方曾表示，“印度从未扩散过核技术，我们愿意支持印方”。尽管俄现在不大可能像上世纪60年代那样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公开支持印度，但2019年印度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自治地位并遭到大多数国家批评时，俄表示这是“印度的内政”。分析认为，除上述现实需要外，印度密切与俄罗斯的合作也有其战略牵制和调动大国关系的考量。印度只有与俄不断靠近，才能让其在处理与美、欧、中关系时更加主动，为印度赢得更大外交周旋空间。
从俄罗斯的视角看，对印度的政治诉求主要是希望印支持普京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印度是其中的重要伙伴之一。在金砖组织、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方面，俄印也互有需求。
2018年，《环球时报》记者曾应邀在印度参加过一次印俄关系为主题的研讨会。谈到印度与美国走近时，有印度专家解释说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但俄方学者并不认同，他们非常不喜欢“印太”这个词，认为这个词是美国为维护其在该地区主导地位而发明的，并且有将俄罗斯排除在外的嫌疑。俄方学者还告诉印度同行，俄犯了战略性错误，就是允许北约一次又一次东扩且不断超越俄对其所划定的地缘政治红线。俄学者表示，在对美关系中俄罗斯需要得到印度支持。
俄印计划双边贸易额2025年底达到300亿美元。近年来，俄印贸易额只维持在100亿美元左右，2019年高峰时也仅有111.6亿美元。而2019年中俄贸易额超过1100亿美元。
军事合作是俄印关系中的一个亮点，苏联/俄罗斯一直是印度武器和军事装备的主要进口国。目前俄对印出口的军事装备总金额约占其近年军事出口总额的1/3以上，从1950年开始的数十年间，印度所有进口武器和军备中有2/3来自苏联/俄罗斯，只是最近一些年逐渐降至49%。记得在2018年的那次研讨会上，有俄智库专家说：“如果印度从俄罗斯的军购订单数量持续减少，那么俄将向巴基斯坦出售军事装备，包括战机和直升机。”对此，有与会印度学者一针见血地说：“印俄之间最根本的问题是只有军购一个双边关系支柱，而其他领域融入还非常不够。两国关系就像是基于历史渊源和政治意愿的‘包办婚姻’。”
印俄之间比较有代表性的军事项目是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 超音速巡航导弹。印度卖给菲律宾和日前“意外”发射到巴基斯坦境内的导弹都是这个型号。据报道，中印边境对峙期间，印度也多次用其向中国“秀肌肉”。
“印度不会背叛俄罗斯人”
俄媒非常关注印度政府此次在俄乌危机中所持的立场。“自由媒体”网13日发表题为“印度不会背叛俄罗斯人”的文章，并引用《印度时报》《印度教徒报》等多家媒体的观点称，“撇开政治色彩，所有印度专家都同意俄已为打造新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该秩序将不会被美欧单独主宰”。俄《专家》杂志网站认为，“新德里不想与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争吵，因为两国关系源远流长，而且前者正密切关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不想因此把莫斯科进一步推入北京的怀抱”。文章还表示，莫迪和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反对派都没有批评莫斯科。《生意人报》还提到，由于有印度在乌留学生在哈尔科夫死亡，目前莫迪政府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鉴于与西方日益增长的合作以及与俄罗斯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新德里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的声明中必须拼命寻求平衡。
民间层面，印度与俄罗斯的往来远没有中俄之间那样密切。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在俄工作的印度人通常都拖家带口。记者所住小区的布告栏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出售印度特产的广告，有时还有印度明星来莫斯科开演唱会的海报。莫斯科有不少印度餐馆，服务员基本都是印度人。印度1989年在莫斯科成立尼赫鲁文化中心，教授印地语、民族舞蹈和瑜伽等课程，并在俄各地开展印度文化推广活动。据圣彼得堡大学统计，目前俄罗斯教授印地语的教育机构只有十几家，其中很多是研究古代印度文化的，而开设汉语课程的俄高校有180多所。印度在俄留学生只有约1.5万人。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其中绝大多数是冲着俄低廉学费而去学医的学生。由于语言、宗教等原因，印俄通婚的比例也不算多。
从推特等社交媒体看，大多数活跃的印度网民支持莫迪政府在俄乌冲突问题上采取模糊策略。名叫杰伊·科塔克的网民谈到苏联1971年对印度的支持时说，“这是一个朋友对另一个朋友挺身而出的故事”。很多印度网民还提及印度1998年进行核试验时，乌克兰方面曾表示反对。与此同时，印度多地也有民众集会呼吁世界和平，希望俄方尽快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3月15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希望印度想清楚自己在历史上的站位”。当美西方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印度对俄立场软弱时，很多印度网民也表达了不同看法。名叫斯利达·温布的网民说：“反观你们（美欧）在阿富汗和乌克兰政策上的失败，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印度？”还有印度网民称：“你们（美国）的国务院让乌克兰人相信可以信任美国，却在关键时刻让他们失望，现在为什么要来批评印度？”还有印度外交部前官员说：“美国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采取伤害印度的政策，你们向巴基斯坦提供武装并帮其成为拥核国，你们不负责任地推动北约东扩……为什么现在责怪印度？反省吧！”（《环球时报》3月17日7版文章，作者胡博峰 玉山禾）
#2022全国两会聚焦# 【太贵去不起！“托育焦虑”怎么破？】最近，家住成都市武侯区的小李很心烦，她马上要休完产假回去工作了，家里快半岁的宝宝没人照顾。托育机构一个月要5000块钱，快赶上小李的月薪了，小李想辞职做“全职太太”。
这不是小李一个人的纠结，很多新手父母都有“托育焦虑”：想自己带孩子，却抵不过经济压力；想送去托育机构，又交不起费用。
目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人数超过4700万。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介绍，在0至3岁婴幼儿的家庭中，有托育服务需求的占30%。
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我国0至3岁婴幼儿入托率只有5%左右。
近日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在2022年重点工作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很多地方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拿成都举例，早在2020年，成都出台了《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当中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社区普惠托育服务。
什么是普惠托育服务？在成都的发展情况如何？
“一托难求”还是无人问津？
据了解，成都3岁以下婴幼儿有56.97万人，全市1309家托育服务机构（场所）可提供托位5.53万个。
托育服务机构（场所）平均月收费3000～4000元，部分机构的月收费超过6000元。
数据显示，目前成都市每千人口拥有托位数2.73个，按理来说应该是“一托难求”的情况，但在成都市金牛区从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张女士看来，这样的情况并不存在。
据张女士介绍，目前成都不少从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商家都处于亏损状态。
以张女士所经营的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为例，该机构最大可以承接近40名婴幼儿，但开业至今2年多时间里，人数最多的时候也只有28人，多数时间人数不足一半。
“价格成为了最大的难题。”
张女士说，经过核算，在人力、房租等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想要3年收回成本，每个婴幼儿的收费需要在3400元左右。“但这样的价格，许多家长并不能接受。”
“现在是步入了一个矛盾之中。定价高了家长选择的少，价格低了就会亏本。”
对于目前的状况，张女士很是无奈。她告诉记者，为了保障品质，经营成本很难有降低的空间。
园区配备了专业的保健人员和营养师，并且每5-7人配备一个专业的保育人员，还有维持园区正常运行的管理人员和销售团队。
除了较大的人力成本外，房租水电等固定支出也占据成本的一大部分。
“从目前成都市场反馈来看，中端品质托育服务商家的月收费需要达到3800元左右，才能实现收支平衡。”
成都市托育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李楹芝介绍，正如张女士所说，房租、人力成本成为了托育服务经营者经营成本难以下降的主要原因。而较高的月收费，又进一步导致市民选择的减少。
目前中端连锁品牌的托育服务商家入托率在60%左右，而对于单一门店的经营商家，入托率低于50%是比较典型的现象。
实际上，婴幼儿托育服务行业面临的困难不止于此。
李楹芝表示，从成都整体市场反馈可以看出，虽然从数据上显示市场需求较大，但由于市民选择婴幼儿托育服务的理念普遍不足，市场反响并不热烈。
“培养市民理念最好的办法便是将价格降下来，核心还是在于如何降低经营者成本。”
利用服务中心降低营业成本
“面对婴幼儿托育服务行业存在入托贵的问题，大力发展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探索路径。核心点便在于尽可能减少经营者的经营成本。”
成都市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处处长宋建华表示，在《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充分调动妇幼保健机构、公益性幼儿园、儿童福利机构、企事业单位积极性，发挥社区综合体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功能，开展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服务。
利用社区综合体等公共服务设施，开展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服务，在成都已有落地。
记者走进成都市某普惠性婴幼儿托育中心，发现在托育中心内，婴幼儿生活室、多功能活动室、图书室一应俱全，还有近100平方米的户外活动空间。
该托育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心共计能承接50~60个婴幼儿，目前承接有婴幼儿20多个。每月收费1900~2700元不等。
“虽然目前承接的婴幼儿不多，但由于社区公共设施房租成本的减免，中心在经营上是盈利状态。”
负责人介绍，相对于其他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中心没有房租方面的压力，更多的成本来源于人力和营销，相对于周边区域的同品质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服务月收费可以减少1千多元。
“较低的价格，中心在市场竞争上也存在优势。相信在今年下半年的招生旺季，可以接收到更多的婴幼儿。”
“1＋N”托育服务模式
实际上，除了发挥社区综合服务体功能开展普惠婴幼儿托育服务外，成都在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上还有诸多尝试。
据成都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解决托育服务供给不足和规范性问题，成都市推行了“1＋N”托育服务模式，即依托1个示范性托育机构，带动N个嵌入式、分布式、连锁化、专业化的社区托育点共同发展。
截至目前，成都在线登记的托育机构有628家，已通过卫健部门备案217家；创建了首批33家市级示范性托育机构。
“示范性机构领办社区托育点一方面可以将社区托育点纳入监管，另一方面二者协同推动托育服务优质资源下沉到社区，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民、平价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在“医育结合”方面，成都建立了托育机构健康管理员制度，推进“医育结合”。
同时，鼓励医疗保健机构举办职工福利性托育机构，彭州市妇幼保健院就是四川省首家事业性质的托育服务机构。
在“托幼一体”方面，成都也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3岁幼儿，对幼儿园学位较充足的郊区县（市）原则上实行托幼一体化。
目前，全市托幼一体化幼儿园683家，在园3岁以下婴幼儿达1万余人。
而且，成都正科学考虑社区街道“一老一小”数量、年龄结构和服务需求，打造专门服务于“一老一小”群体的“老幼复合”型社区综合体。
目前已建成8个老幼复合型社区综合体。
“目前，成都市正开展国家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试点，38个项目获得中央预算内资金2556万元，试点项目将提供安全有保障、价格可承受、近便可及的普惠托育服务”，成都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来源 | 综合央视网、每日经济新闻、半月谈、红星新闻
这不是小李一个人的纠结，很多新手父母都有“托育焦虑”：想自己带孩子，却抵不过经济压力；想送去托育机构，又交不起费用。
目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人数超过4700万。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介绍，在0至3岁婴幼儿的家庭中，有托育服务需求的占30%。
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我国0至3岁婴幼儿入托率只有5%左右。
近日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在2022年重点工作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很多地方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拿成都举例，早在2020年，成都出台了《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当中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社区普惠托育服务。
什么是普惠托育服务？在成都的发展情况如何？
“一托难求”还是无人问津？
据了解，成都3岁以下婴幼儿有56.97万人，全市1309家托育服务机构（场所）可提供托位5.53万个。
托育服务机构（场所）平均月收费3000～4000元，部分机构的月收费超过6000元。
数据显示，目前成都市每千人口拥有托位数2.73个，按理来说应该是“一托难求”的情况，但在成都市金牛区从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张女士看来，这样的情况并不存在。
据张女士介绍，目前成都不少从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商家都处于亏损状态。
以张女士所经营的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为例，该机构最大可以承接近40名婴幼儿，但开业至今2年多时间里，人数最多的时候也只有28人，多数时间人数不足一半。
“价格成为了最大的难题。”
张女士说，经过核算，在人力、房租等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想要3年收回成本，每个婴幼儿的收费需要在3400元左右。“但这样的价格，许多家长并不能接受。”
“现在是步入了一个矛盾之中。定价高了家长选择的少，价格低了就会亏本。”
对于目前的状况，张女士很是无奈。她告诉记者，为了保障品质，经营成本很难有降低的空间。
园区配备了专业的保健人员和营养师，并且每5-7人配备一个专业的保育人员，还有维持园区正常运行的管理人员和销售团队。
除了较大的人力成本外，房租水电等固定支出也占据成本的一大部分。
“从目前成都市场反馈来看，中端品质托育服务商家的月收费需要达到3800元左右，才能实现收支平衡。”
成都市托育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李楹芝介绍，正如张女士所说，房租、人力成本成为了托育服务经营者经营成本难以下降的主要原因。而较高的月收费，又进一步导致市民选择的减少。
目前中端连锁品牌的托育服务商家入托率在60%左右，而对于单一门店的经营商家，入托率低于50%是比较典型的现象。
实际上，婴幼儿托育服务行业面临的困难不止于此。
李楹芝表示，从成都整体市场反馈可以看出，虽然从数据上显示市场需求较大，但由于市民选择婴幼儿托育服务的理念普遍不足，市场反响并不热烈。
“培养市民理念最好的办法便是将价格降下来，核心还是在于如何降低经营者成本。”
利用服务中心降低营业成本
“面对婴幼儿托育服务行业存在入托贵的问题，大力发展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探索路径。核心点便在于尽可能减少经营者的经营成本。”
成都市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处处长宋建华表示，在《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充分调动妇幼保健机构、公益性幼儿园、儿童福利机构、企事业单位积极性，发挥社区综合体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功能，开展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服务。
利用社区综合体等公共服务设施，开展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服务，在成都已有落地。
记者走进成都市某普惠性婴幼儿托育中心，发现在托育中心内，婴幼儿生活室、多功能活动室、图书室一应俱全，还有近100平方米的户外活动空间。
该托育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心共计能承接50~60个婴幼儿，目前承接有婴幼儿20多个。每月收费1900~2700元不等。
“虽然目前承接的婴幼儿不多，但由于社区公共设施房租成本的减免，中心在经营上是盈利状态。”
负责人介绍，相对于其他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中心没有房租方面的压力，更多的成本来源于人力和营销，相对于周边区域的同品质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服务月收费可以减少1千多元。
“较低的价格，中心在市场竞争上也存在优势。相信在今年下半年的招生旺季，可以接收到更多的婴幼儿。”
“1＋N”托育服务模式
实际上，除了发挥社区综合服务体功能开展普惠婴幼儿托育服务外，成都在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上还有诸多尝试。
据成都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解决托育服务供给不足和规范性问题，成都市推行了“1＋N”托育服务模式，即依托1个示范性托育机构，带动N个嵌入式、分布式、连锁化、专业化的社区托育点共同发展。
截至目前，成都在线登记的托育机构有628家，已通过卫健部门备案217家；创建了首批33家市级示范性托育机构。
“示范性机构领办社区托育点一方面可以将社区托育点纳入监管，另一方面二者协同推动托育服务优质资源下沉到社区，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民、平价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在“医育结合”方面，成都建立了托育机构健康管理员制度，推进“医育结合”。
同时，鼓励医疗保健机构举办职工福利性托育机构，彭州市妇幼保健院就是四川省首家事业性质的托育服务机构。
在“托幼一体”方面，成都也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3岁幼儿，对幼儿园学位较充足的郊区县（市）原则上实行托幼一体化。
目前，全市托幼一体化幼儿园683家，在园3岁以下婴幼儿达1万余人。
而且，成都正科学考虑社区街道“一老一小”数量、年龄结构和服务需求，打造专门服务于“一老一小”群体的“老幼复合”型社区综合体。
目前已建成8个老幼复合型社区综合体。
“目前，成都市正开展国家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试点，38个项目获得中央预算内资金2556万元，试点项目将提供安全有保障、价格可承受、近便可及的普惠托育服务”，成都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来源 | 综合央视网、每日经济新闻、半月谈、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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