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疫情# 【媒体拷问西安疫情：千万人口重镇应急表现何以如此】据中国新闻周刊发文：说起这周的前两个工作日，西安教师杨萌脱口而出。
周一凌晨两点，杨萌接到学校通知，开始连夜告诉学生停课的消息。但作为老师，她还要正常上班；根据市里的规定，上班或者出入其他公共场所，都需要出示48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
为了能顺利上班，杨萌和身边不少人一样，选择了连夜去自费核酸。
没想到的是，周一一大早，一码通系统的崩溃，让包括杨萌在内的很多西安市民陷入了更大的无措。公交、地铁只能手动登记，连夜做的核酸检测，因为系统故障，没法查到检测结果。
对今年即将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生贝拉来说，西安的疫情更是让她不知所措。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是陕西其他城市的考生，考点在西安的西京大学。昨晚陕西省虽已针对受疫情影响的考生做出了新的安排，但如她一样省内跨市的考生仍面临“跨市从严”的巨大难题。
“要么放弃考试，一年努力打了水漂；要么冒着感染风险去西安，返乡还需要自行承担隔离费用等一切后果。”说到这里，看不到在低风险地区考点借考希望的她失声痛哭。
在疫情陡然进入快车道的当下，这座城市的应急管理系统正备受拷问。
一方面，据陕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刘峰介绍，此轮疫情中，西安市已出现隐匿性传播，形成一定规模的社区传播。目前，西安市内出现过阳性病例的封控区已达90个。
国内一位病毒学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西安）在发现首例确诊的时候，病毒可能已经传播好多代了”。
自12月9日报告首例本土确诊病例后，18日起，西安每日新增开始突破两位数，21日单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2例，4天里累计新增确诊病例已达125例。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宇传华日前表示，随着西安全员核酸推进，未来不排除新病例的数字还会在高位运行。
此前出现相似传播情形的满洲里，常住人口只有15.05万，尚且经过了12轮全员核酸才迎来拐点，而西安则是一个常住人口超过1295万的大都市。
另一方面，本轮疫情的外溢效应已经显现，至今已波及咸阳、延安、东莞及北京四地。
值得注意的是，即将于3日后到来的硕考，约13.5万考生被安排在西安参加考试。
隐匿传播数天进入高峰，外溢效应已显
据陕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消息，经过对西安当地36例本土病例的全基因组测序，已证实这些确诊者感染的均为德尔塔变异株，且均与12月4日入境航班PK854旅客中发现的输入病例高度同源。
据此可以初步判定，此番仍是境外输入引发的本土疫情。
但值得注意的是，本轮西安疫情源头锚定在12月4日的入境航班，至今已过去了18天；而当地第一例本土确诊病例的报告日期为12月9日，至今亦已有13天。并且，当地首个通报的本土确诊病例并非源自机场，而是入境人员隔离酒店的工作人员。
国内外机场及防疫酒店出现病例的现象并不鲜见。但问题在于，“现在（的流调）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到底是从防疫酒店漏到了社区，还是从入境时就漏在了机场，都还不清楚”。前述病毒专家指出，西安发现疫情的时候，病毒可能已经历了多代传播。
如今，西安的主城区相继失守，核心的雁塔区疫情尤为严重。
同时，整个西安市至今已发现多个传播链条，且经过大量流调工作后，各个传播链之间缺少明确的关联性。譬如12月12日确诊的雁塔南路子午门诊部工作人员，前后均无相关新增病例，其感染源至今仍不明晰。
作为一名普通的西安市民，杨萌说，她切实感受到了恐慌。“有些确诊都不是密接，就是一个正常生活的普通人，突然被确诊”，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所以基本上流调情况一通报，我感觉身边的人或多或少都沾边儿”。
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宇传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西安全员核酸检测的推进，未来不排除新病例的数字还会在高位运行。
不仅如此，作为省会城市，西安的四通八达让这样的隐匿性传播充满了外溢风险。截至目前，咸阳、延安、东莞、北京四地已出现相关病例。
其中，北京宋庄相关确诊病例是一位高三艺考生。该生于12月12日参加了西安艺术联考，后于14日持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返京，19日核酸检测报告为阳性。而与其一道参加联考的其他考生的情况目前尚未可知。
要知道，陕西省的高校大多集中分布在西安市内，今年全省研考报名的近17万人中，按照计划，原本约13.5万考生将于三天后在西安参加考试。
备受拷问的防控管理
就目前来看，作为一个省会城市，西安在科学防控、精准防控和常态化防控三个方面表现并不理想。
更让西安当地居民无法接受的是，疫情暴发后他们所经历的一个个魔幻情节。
有当地网友发微博表示，昨日（12月21日）在西安航天星河公园做核酸检测，寒风中排队5个小时直到天黑，结果数百人被告知，因核酸系统崩溃无法完成检测；另有核酸采集点因系统崩溃，通知已经采集的样本作废，需要重新采集。
更令人崩溃的是，西安的健康码系统一码通也发生故障。公交、地铁没办法出示绿码和核酸检测报告，排队挨个手动登记身份；有人选择徒步到单位，发现没有一码通也进不了办公楼，再徒步回家，又进不了小区。
为此，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建议市民，为减轻系统压力，非必要不展码、亮码。西安大数据局局长刘军回应一码通故障称：“每秒访问量达到了以往峰值的10倍以上，造成了网络拥堵”。
核酸检测，对很多市民来说，也是费尽周折。杨萌说，昨日中午，她临时接到通知进行全员核酸检测，立马赶去现场。没成想，前面的队伍已经排了近五百米之长，人挨着人。
今日凌晨三点，还在睡梦中的市民汪冰心，便被敲门声叫醒，要求她和家人下楼做核酸。
“很多小区的人都说，他们也在凌晨被叫下楼排队核酸。挨家挨户敲门和检测的工作人员都很辛苦，但像今天这样白天没做、晚上赶工的安排实在让人无力吐槽”，汪冰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位滞留在西安北站的乘客在社交媒体上还分享了自己被政策彻底搞晕的经历。“排队1小时核酸，12小时后出结果，买动车票后再用1小时去高铁站排队1小时，被通知需要开街道办事处证明，于是退票；坐车1小时去街道办排队半小时，街道办的人说，低风险区不需要证明，拿着24小时内核酸即可；录音后，再花1小时返回高铁站，高铁站人员表示必须有证明；又返回街道办，核酸已超时，又去排核酸；12小时后拿到证明去街道办，街道办让去社区开证明，去了社区先写承诺书，写好后盖章，再去街道办盖章开证明；到了街道办，工作人员表示领导正在协商，等着等着，核酸报告又超时了……”
贝拉所在的一个考研群里，焦虑的情绪正不断蔓延——他们不想放弃准备了一年的考试，但去西安的风险以及往返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在疫情暴发后给出解决方案，而这离考试只剩下5天。见详文：https://t.cn/A6xraY9I（中国新闻周刊）#西安新增52例本土确诊#
周一凌晨两点，杨萌接到学校通知，开始连夜告诉学生停课的消息。但作为老师，她还要正常上班；根据市里的规定，上班或者出入其他公共场所，都需要出示48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
为了能顺利上班，杨萌和身边不少人一样，选择了连夜去自费核酸。
没想到的是，周一一大早，一码通系统的崩溃，让包括杨萌在内的很多西安市民陷入了更大的无措。公交、地铁只能手动登记，连夜做的核酸检测，因为系统故障，没法查到检测结果。
对今年即将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生贝拉来说，西安的疫情更是让她不知所措。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是陕西其他城市的考生，考点在西安的西京大学。昨晚陕西省虽已针对受疫情影响的考生做出了新的安排，但如她一样省内跨市的考生仍面临“跨市从严”的巨大难题。
“要么放弃考试，一年努力打了水漂；要么冒着感染风险去西安，返乡还需要自行承担隔离费用等一切后果。”说到这里，看不到在低风险地区考点借考希望的她失声痛哭。
在疫情陡然进入快车道的当下，这座城市的应急管理系统正备受拷问。
一方面，据陕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刘峰介绍，此轮疫情中，西安市已出现隐匿性传播，形成一定规模的社区传播。目前，西安市内出现过阳性病例的封控区已达90个。
国内一位病毒学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西安）在发现首例确诊的时候，病毒可能已经传播好多代了”。
自12月9日报告首例本土确诊病例后，18日起，西安每日新增开始突破两位数，21日单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2例，4天里累计新增确诊病例已达125例。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宇传华日前表示，随着西安全员核酸推进，未来不排除新病例的数字还会在高位运行。
此前出现相似传播情形的满洲里，常住人口只有15.05万，尚且经过了12轮全员核酸才迎来拐点，而西安则是一个常住人口超过1295万的大都市。
另一方面，本轮疫情的外溢效应已经显现，至今已波及咸阳、延安、东莞及北京四地。
值得注意的是，即将于3日后到来的硕考，约13.5万考生被安排在西安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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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陕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消息，经过对西安当地36例本土病例的全基因组测序，已证实这些确诊者感染的均为德尔塔变异株，且均与12月4日入境航班PK854旅客中发现的输入病例高度同源。
据此可以初步判定，此番仍是境外输入引发的本土疫情。
但值得注意的是，本轮西安疫情源头锚定在12月4日的入境航班，至今已过去了18天；而当地第一例本土确诊病例的报告日期为12月9日，至今亦已有13天。并且，当地首个通报的本土确诊病例并非源自机场，而是入境人员隔离酒店的工作人员。
国内外机场及防疫酒店出现病例的现象并不鲜见。但问题在于，“现在（的流调）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到底是从防疫酒店漏到了社区，还是从入境时就漏在了机场，都还不清楚”。前述病毒专家指出，西安发现疫情的时候，病毒可能已经历了多代传播。
如今，西安的主城区相继失守，核心的雁塔区疫情尤为严重。
同时，整个西安市至今已发现多个传播链条，且经过大量流调工作后，各个传播链之间缺少明确的关联性。譬如12月12日确诊的雁塔南路子午门诊部工作人员，前后均无相关新增病例，其感染源至今仍不明晰。
作为一名普通的西安市民，杨萌说，她切实感受到了恐慌。“有些确诊都不是密接，就是一个正常生活的普通人，突然被确诊”，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所以基本上流调情况一通报，我感觉身边的人或多或少都沾边儿”。
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宇传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西安全员核酸检测的推进，未来不排除新病例的数字还会在高位运行。
不仅如此，作为省会城市，西安的四通八达让这样的隐匿性传播充满了外溢风险。截至目前，咸阳、延安、东莞、北京四地已出现相关病例。
其中，北京宋庄相关确诊病例是一位高三艺考生。该生于12月12日参加了西安艺术联考，后于14日持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返京，19日核酸检测报告为阳性。而与其一道参加联考的其他考生的情况目前尚未可知。
要知道，陕西省的高校大多集中分布在西安市内，今年全省研考报名的近17万人中，按照计划，原本约13.5万考生将于三天后在西安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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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来看，作为一个省会城市，西安在科学防控、精准防控和常态化防控三个方面表现并不理想。
更让西安当地居民无法接受的是，疫情暴发后他们所经历的一个个魔幻情节。
有当地网友发微博表示，昨日（12月21日）在西安航天星河公园做核酸检测，寒风中排队5个小时直到天黑，结果数百人被告知，因核酸系统崩溃无法完成检测；另有核酸采集点因系统崩溃，通知已经采集的样本作废，需要重新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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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凌晨三点，还在睡梦中的市民汪冰心，便被敲门声叫醒，要求她和家人下楼做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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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年即将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生贝拉来说，西安的疫情更是让她不知所措。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是陕西其他城市的考生，考点在西安的西京大学。昨晚陕西省虽已针对受疫情影响的考生做出了新的安排，但如她一样省内跨市的考生仍面临“跨市从严”的巨大难题。
“要么放弃考试，一年努力打了水漂；要么冒着感染风险去西安，返乡还需要自行承担隔离费用等一切后果。”说到这里，看不到在低风险地区考点借考希望的她失声痛哭。
在疫情陡然进入快车道的当下，这座城市的应急管理系统正备受拷问。
一方面，据陕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刘峰介绍，此轮疫情中，西安市已出现隐匿性传播，形成一定规模的社区传播。目前，西安市内出现过阳性病例的封控区已达90个。
一位病毒学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西安）在发现首例确诊的时候，病毒可能已经传播好多代了”。
12月9日报告首例本土确诊病例后，18日起，西安每日新增开始突破两位数，21日单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2例，4天里累计新增确诊病例已达125例。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宇传华日前表示，随着西安全员核酸推进，未来不排除新病例的数字还会在高位运行。
此前出现相似传播情形的满洲里，常住人口只有15.05万，尚且经过了12轮全员核酸才迎来拐点，而西安则是一个常住人口超过1295万的大都市。
另一方面，本轮疫情的外溢效应已经显现，至今已波及咸阳、延安、东莞及北京四地。
值得注意的是，即将于3日后到来的硕考，约13.5万考生被安排在西安参加考试。
隐匿传播数天进入高峰，外溢效应已显
据陕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消息，经过对西安当地36例本土病例的全基因组测序，已证实这些确诊者感染的均为德尔塔变异株，且均与12月4日入境航班PK854旅客中发现的输入病例高度同源。
据此可以初步判定，此番仍是境外输入引发的本土疫情。但值得注意的是，本轮西安疫情源头锚定在12月4日的入境航班，至今已过去了18天；而当地第一例本土确诊病例的报告日期为12月9日，至今亦已有13天。并且，当地首个通报的本土确诊病例并非源自机场，而是入境人员隔离酒店的工作人员。
国内外机场及防疫酒店出现病例的现象并不鲜见。但问题在于，“现在（的流调）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到底是从防疫酒店漏到了社区，还是从入境时就漏在了机场，都还不清楚”。前述病毒专家指出，西安发现疫情的时候，病毒可能已经历了多代传播。
如今，西安的主城区相继失守，核心的雁塔区疫情尤为严重。同时，整个西安市至今已发现多个传播链条，且经过大量流调工作后，各个传播链之间缺少明确的关联性。譬如12月12日确诊的雁塔南路子午门诊部工作人员，前后均无相关新增病例，其感染源至今仍不明晰。
作为一名普通的西安市民，杨萌说，她切实感受到了恐慌。“有些确诊都不是密接，就是一个正常生活的普通人，突然被确诊”，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所以基本上流调情况一通报，我感觉身边的人或多或少都沾边儿”。
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宇传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西安全员核酸检测的推进，未来不排除新病例的数字还会在高位运行。
不仅如此，作为省会城市，西安的四通八达让这样的隐匿性传播充满了外溢风险。截至目前，咸阳、延安、东莞、北京四地已出现相关病例。
其中，北京宋庄相关确诊病例是一位高三艺考生。该生于12月12日参加了西安艺术联考，后于14日持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返京，19日核酸检测报告为阳性。而与其一道参加联考的其他考生的情况目前尚未可知。
要知道，陕西省的高校大多集中分布在西安市内，今年全省研考报名的近17万人中，按照计划，原本约13.5万考生将于三天后在西安参加考试。
备受拷问的防控管理
就目前来看，作为一个省会城市，西安在科学防控、精准防控和常态化防控三个方面表现并不理想。
更让西安当地居民无法接受的是，疫情暴发后他们所经历的一个个魔幻情节。
有当地网友发微博表示，昨日（12月21日）在西安航天星河公园做核酸检测，寒风中排队5个小时直到天黑，结果数百人被告知，因核酸系统崩溃无法完成检测；另有核酸采集点因系统崩溃，通知已经采集的样本作废，需要重新采集。
更令人崩溃的是，西安的健康码系统一码通也发生故障。公交、地铁没办法出示绿码和核酸检测报告，排队挨个手动登记身份；有人选择徒步到单位，发现没有一码通也进不了办公楼，再徒步回家，又进不了小区。
为此，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建议市民，为减轻系统压力，非必要不展码、亮码。西安大数据局局长刘军回应一码通故障称：“每秒访问量达到了以往峰值的10倍以上，造成了网络拥堵”。
核酸检测，对很多市民来说，也是费尽周折。杨萌说，昨日中午，她临时接到通知进行全员核酸检测，立马赶去现场。没成想，前面的队伍已经排了近五百米之长，人挨着人。
今日凌晨三点，还在睡梦中的市民汪冰心，便被敲门声叫醒，要求她和家人下楼做核酸。
“很多小区的人都说，他们也在凌晨被叫下楼排队核酸。挨家挨户敲门和检测的工作人员都很辛苦，但像今天这样白天没做、晚上赶工的安排实在让人无力吐槽”，汪冰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位滞留在西安北站的乘客在社交媒体上还分享了自己被政策彻底搞晕的经历。“排队1小时核酸，12小时后出结果，买动车票后再用1小时去高铁站排队1小时，被通知需要开街道办事处证明，于是退票；坐车1小时去街道办排队半小时，街道办的人说，低风险区不需要证明，拿着24小时内核酸即可；录音后，再花1小时返回高铁站，高铁站人员表示必须有证明；又返回街道办，核酸已超时，又去排核酸；12小时后拿到证明去街道办，街道办让去社区开证明，去了社区先写承诺书，写好后盖章，再去街道办盖章开证明；到了街道办，工作人员表示领导正在协商，等着等着，核酸报告又超时了……”
贝拉所在的一个考研群里，焦虑的情绪正不断蔓延——他们不想放弃准备了一年的考试，但去西安的风险以及往返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在疫情暴发后给出解决方案，而这离考试只剩下5天。
有人尝试联系陕西省教育考试院询问解决办法，得到的回复是：“你觉得考试重要就来考，大不了考完回去隔离。”当问及是否可以像浙江一样就地借考，工作人员答道：“那都是你们自己想的。”
“浙江出现疫情早早就做了硕考相关的借考等安排，陕西则到昨晚（12月21日）才出相应安排。而省内低风险城市考生在当地考点借考的申请还是被忽略了”，贝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对此，中国新闻周刊尝试联系陕西省教育考试院，但截至发稿时并未得到回复。
诚然，疫情防控之下桩桩件件都是大事，但在全国应对疫情已有近两年的经验下，一座千万级人口规模的省会城市，在压力之下的应急表现如此，难免令人大失所望。（文中杨萌、贝拉、汪冰心均为化名）#西安身边事##陕西头条#
为了能顺利上班，杨萌和身边不少人一样，选择了连夜去自费核酸。没想到的是，周一一大早，一码通系统的崩溃，让包括杨萌在内的很多西安市民陷入了更大的无措。公交、地铁只能手动登记，连夜做的核酸检测，因为系统故障，没法查到检测结果。
对今年即将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生贝拉来说，西安的疫情更是让她不知所措。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是陕西其他城市的考生，考点在西安的西京大学。昨晚陕西省虽已针对受疫情影响的考生做出了新的安排，但如她一样省内跨市的考生仍面临“跨市从严”的巨大难题。
“要么放弃考试，一年努力打了水漂；要么冒着感染风险去西安，返乡还需要自行承担隔离费用等一切后果。”说到这里，看不到在低风险地区考点借考希望的她失声痛哭。
在疫情陡然进入快车道的当下，这座城市的应急管理系统正备受拷问。
一方面，据陕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刘峰介绍，此轮疫情中，西安市已出现隐匿性传播，形成一定规模的社区传播。目前，西安市内出现过阳性病例的封控区已达90个。
一位病毒学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西安）在发现首例确诊的时候，病毒可能已经传播好多代了”。
12月9日报告首例本土确诊病例后，18日起，西安每日新增开始突破两位数，21日单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2例，4天里累计新增确诊病例已达125例。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宇传华日前表示，随着西安全员核酸推进，未来不排除新病例的数字还会在高位运行。
此前出现相似传播情形的满洲里，常住人口只有15.05万，尚且经过了12轮全员核酸才迎来拐点，而西安则是一个常住人口超过1295万的大都市。
另一方面，本轮疫情的外溢效应已经显现，至今已波及咸阳、延安、东莞及北京四地。
值得注意的是，即将于3日后到来的硕考，约13.5万考生被安排在西安参加考试。
隐匿传播数天进入高峰，外溢效应已显
据陕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消息，经过对西安当地36例本土病例的全基因组测序，已证实这些确诊者感染的均为德尔塔变异株，且均与12月4日入境航班PK854旅客中发现的输入病例高度同源。
据此可以初步判定，此番仍是境外输入引发的本土疫情。但值得注意的是，本轮西安疫情源头锚定在12月4日的入境航班，至今已过去了18天；而当地第一例本土确诊病例的报告日期为12月9日，至今亦已有13天。并且，当地首个通报的本土确诊病例并非源自机场，而是入境人员隔离酒店的工作人员。
国内外机场及防疫酒店出现病例的现象并不鲜见。但问题在于，“现在（的流调）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到底是从防疫酒店漏到了社区，还是从入境时就漏在了机场，都还不清楚”。前述病毒专家指出，西安发现疫情的时候，病毒可能已经历了多代传播。
如今，西安的主城区相继失守，核心的雁塔区疫情尤为严重。同时，整个西安市至今已发现多个传播链条，且经过大量流调工作后，各个传播链之间缺少明确的关联性。譬如12月12日确诊的雁塔南路子午门诊部工作人员，前后均无相关新增病例，其感染源至今仍不明晰。
作为一名普通的西安市民，杨萌说，她切实感受到了恐慌。“有些确诊都不是密接，就是一个正常生活的普通人，突然被确诊”，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所以基本上流调情况一通报，我感觉身边的人或多或少都沾边儿”。
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宇传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西安全员核酸检测的推进，未来不排除新病例的数字还会在高位运行。
不仅如此，作为省会城市，西安的四通八达让这样的隐匿性传播充满了外溢风险。截至目前，咸阳、延安、东莞、北京四地已出现相关病例。
其中，北京宋庄相关确诊病例是一位高三艺考生。该生于12月12日参加了西安艺术联考，后于14日持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返京，19日核酸检测报告为阳性。而与其一道参加联考的其他考生的情况目前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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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西安当地居民无法接受的是，疫情暴发后他们所经历的一个个魔幻情节。
有当地网友发微博表示，昨日（12月21日）在西安航天星河公园做核酸检测，寒风中排队5个小时直到天黑，结果数百人被告知，因核酸系统崩溃无法完成检测；另有核酸采集点因系统崩溃，通知已经采集的样本作废，需要重新采集。
更令人崩溃的是，西安的健康码系统一码通也发生故障。公交、地铁没办法出示绿码和核酸检测报告，排队挨个手动登记身份；有人选择徒步到单位，发现没有一码通也进不了办公楼，再徒步回家，又进不了小区。
为此，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建议市民，为减轻系统压力，非必要不展码、亮码。西安大数据局局长刘军回应一码通故障称：“每秒访问量达到了以往峰值的10倍以上，造成了网络拥堵”。
核酸检测，对很多市民来说，也是费尽周折。杨萌说，昨日中午，她临时接到通知进行全员核酸检测，立马赶去现场。没成想，前面的队伍已经排了近五百米之长，人挨着人。
今日凌晨三点，还在睡梦中的市民汪冰心，便被敲门声叫醒，要求她和家人下楼做核酸。
“很多小区的人都说，他们也在凌晨被叫下楼排队核酸。挨家挨户敲门和检测的工作人员都很辛苦，但像今天这样白天没做、晚上赶工的安排实在让人无力吐槽”，汪冰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位滞留在西安北站的乘客在社交媒体上还分享了自己被政策彻底搞晕的经历。“排队1小时核酸，12小时后出结果，买动车票后再用1小时去高铁站排队1小时，被通知需要开街道办事处证明，于是退票；坐车1小时去街道办排队半小时，街道办的人说，低风险区不需要证明，拿着24小时内核酸即可；录音后，再花1小时返回高铁站，高铁站人员表示必须有证明；又返回街道办，核酸已超时，又去排核酸；12小时后拿到证明去街道办，街道办让去社区开证明，去了社区先写承诺书，写好后盖章，再去街道办盖章开证明；到了街道办，工作人员表示领导正在协商，等着等着，核酸报告又超时了……”
贝拉所在的一个考研群里，焦虑的情绪正不断蔓延——他们不想放弃准备了一年的考试，但去西安的风险以及往返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在疫情暴发后给出解决方案，而这离考试只剩下5天。
有人尝试联系陕西省教育考试院询问解决办法，得到的回复是：“你觉得考试重要就来考，大不了考完回去隔离。”当问及是否可以像浙江一样就地借考，工作人员答道：“那都是你们自己想的。”
“浙江出现疫情早早就做了硕考相关的借考等安排，陕西则到昨晚（12月21日）才出相应安排。而省内低风险城市考生在当地考点借考的申请还是被忽略了”，贝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对此，中国新闻周刊尝试联系陕西省教育考试院，但截至发稿时并未得到回复。
诚然，疫情防控之下桩桩件件都是大事，但在全国应对疫情已有近两年的经验下，一座千万级人口规模的省会城市，在压力之下的应急表现如此，难免令人大失所望。（文中杨萌、贝拉、汪冰心均为化名）#西安身边事##陕西头条#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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