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本袖珍方大全》（明刻本）
《袖珍方》是在明代朱橚主持及授意下，由周王府李恒编撰的一部方书。其成书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朱橚被贬云南有关。朱橚（1361-1425）。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明成祖朱棣的胞弟。洪武三年（1370）封吴王，洪武十一年（1378）改封为周王，十四年（1381）就藩开封。洪武二十二年（1389）冬，因擅自离开封地到凤阳而获罪，被太祖下令迁往云南，洪武二十四年（1391）底获准回到开封。此后三十余年间，组织编著有《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和《救荒本草》等作品，对我国西南边陲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朱橚在云南时，目睹当地缺医少药、民病则祭神祀鬼的现状，感喟里无良医，或执偏僻之见、殊异之方，致死者多矣。因令良医所李恒等搜集前人医方及经验方，以小字板刻印刊行，名“袖珍”。袖者，易于出入，便于携带；珍者，方之妙选，医之至宝，故名《袖珍》。
朱橚在洪武二十四年《袖珍方》初编自序曰：“迩来云南一载有余，询及医书，十无七八。察其人病，或祭神祀鬼；间有病者求药，而里无良医；或恣其偏僻之见，求为殊异之方，造次用行，死者多矣。呜呼!诚医书之不全。故乃于暇日，集录经验诸方，始成一书，名之日《袖珍》。盖取袖中所藏之宝，又便于检阅也。命工刊梓，以广其传。庶使医者有所稽，病者有所济云尔者。洪武二十四年八月望日序。”在永乐十三年重修《袖珍方》时又序曰：“予当弱冠之年，每念医药，可以救天伤之命，可以延老疾之生。尝令集《保生余录》《普济》等方，方虽浩瀚，编辑多讹。至洪武庚午，寓居滇阳。知彼夷方，山岚瘴疟，感疾者多。惜乎不毛之地，里无良医。由是收集诸方，得家传应效者，令本府良医编类，锓诸小板，分为四卷，方计三千七十七，门八十一，名曰《袖珍》。
此《魁本袖珍方大全》四卷，明弘治甲子（1504）罗氏集贤堂刻本。此书四卷（以“文”、“行”、“忠”、“信”为卷名），分八十一门，收方三千零七十七首。各门均以病为纲，先列六淫所致疾病，次列内因所致杂病，再列诸虫及五官、痈疽疮疖、折伤、急救诸方，后以妇人、小儿诸疾为题，类集诸方。每病之前有论说，述病因诊治及治疗大法，后附诸方，多切实用。
《袖珍方》自云南初刻之后，永乐十三年再次刊刻，此后翻刻者众。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魁本袖珍方大全》四卷八册(北图)。明刻本。十六行三十字(18．1×12．2)。原书不著撰人姓氏名。卷末附贴顾之逵致黄丕烈札，谓为宋麻沙所刻，未知出自何人之手，则不考之甚矣。持校正德间翻刻周定王朱橚《袖珍方》，文字全同，当即其书，特佚去序跋耳。盖《袖珍方》原刻为袖珍本，此改为大本，故加‘魁本’二字。惜无年月，然相其刀迹，犹正德以前所刻者。”
国图藏本缺失较多，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藏有全本，惜公布的图像质量太差。大阪藏本首为扉页，下栏为三皇像，上栏为三皇赞。次为洪武二十四年（1391）“魁本青囊杂纂袖珍方大全序”。序后有牌记“弘治癸亥仲春吉旦清江书堂校正新刊”。次为永乐乙未（1415）序。据二序所述，周定王朱橚乃撰序者，然未署名。次为总目。次为正文。各卷前有图和该卷详目。卷首题书名“魁本袖珍方大全”及卷次，无责任人署名。卷四之末有牌记“皇明弘治甲子仲春罗氏集贤书堂新刊”。此本序后与书末各有一牌记，所署年代均为弘治间，一为癸亥，一为甲子，先后差一年，今以最晚之年确定该书版本为弘治甲子（1504）刊本，乃罗氏集贤书堂所刊。序后及书末所载刻书堂号不同，当为清江书堂刊刻在先。其书堂主人为杨姓，弘治五年（1492）刻李恒《新刊袖珍方》（半叶十六行，行二十六字），嘉靖十八年（1539）刻印李恒《魁本袖珍方大全》（半叶十七行，行二十三字）。此本乃弘治甲子罗氏集贤书堂在清江书堂刻本的基础上，予以重刻，或是杨氏将书版售与罗氏，罗氏刻上自己书堂版记。
《袖珍方》是在明代朱橚主持及授意下，由周王府李恒编撰的一部方书。其成书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朱橚被贬云南有关。朱橚（1361-1425）。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明成祖朱棣的胞弟。洪武三年（1370）封吴王，洪武十一年（1378）改封为周王，十四年（1381）就藩开封。洪武二十二年（1389）冬，因擅自离开封地到凤阳而获罪，被太祖下令迁往云南，洪武二十四年（1391）底获准回到开封。此后三十余年间，组织编著有《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和《救荒本草》等作品，对我国西南边陲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朱橚在云南时，目睹当地缺医少药、民病则祭神祀鬼的现状，感喟里无良医，或执偏僻之见、殊异之方，致死者多矣。因令良医所李恒等搜集前人医方及经验方，以小字板刻印刊行，名“袖珍”。袖者，易于出入，便于携带；珍者，方之妙选，医之至宝，故名《袖珍》。
朱橚在洪武二十四年《袖珍方》初编自序曰：“迩来云南一载有余，询及医书，十无七八。察其人病，或祭神祀鬼；间有病者求药，而里无良医；或恣其偏僻之见，求为殊异之方，造次用行，死者多矣。呜呼!诚医书之不全。故乃于暇日，集录经验诸方，始成一书，名之日《袖珍》。盖取袖中所藏之宝，又便于检阅也。命工刊梓，以广其传。庶使医者有所稽，病者有所济云尔者。洪武二十四年八月望日序。”在永乐十三年重修《袖珍方》时又序曰：“予当弱冠之年，每念医药，可以救天伤之命，可以延老疾之生。尝令集《保生余录》《普济》等方，方虽浩瀚，编辑多讹。至洪武庚午，寓居滇阳。知彼夷方，山岚瘴疟，感疾者多。惜乎不毛之地，里无良医。由是收集诸方，得家传应效者，令本府良医编类，锓诸小板，分为四卷，方计三千七十七，门八十一，名曰《袖珍》。
此《魁本袖珍方大全》四卷，明弘治甲子（1504）罗氏集贤堂刻本。此书四卷（以“文”、“行”、“忠”、“信”为卷名），分八十一门，收方三千零七十七首。各门均以病为纲，先列六淫所致疾病，次列内因所致杂病，再列诸虫及五官、痈疽疮疖、折伤、急救诸方，后以妇人、小儿诸疾为题，类集诸方。每病之前有论说，述病因诊治及治疗大法，后附诸方，多切实用。
《袖珍方》自云南初刻之后，永乐十三年再次刊刻，此后翻刻者众。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魁本袖珍方大全》四卷八册(北图)。明刻本。十六行三十字(18．1×12．2)。原书不著撰人姓氏名。卷末附贴顾之逵致黄丕烈札，谓为宋麻沙所刻，未知出自何人之手，则不考之甚矣。持校正德间翻刻周定王朱橚《袖珍方》，文字全同，当即其书，特佚去序跋耳。盖《袖珍方》原刻为袖珍本，此改为大本，故加‘魁本’二字。惜无年月，然相其刀迹，犹正德以前所刻者。”
国图藏本缺失较多，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藏有全本，惜公布的图像质量太差。大阪藏本首为扉页，下栏为三皇像，上栏为三皇赞。次为洪武二十四年（1391）“魁本青囊杂纂袖珍方大全序”。序后有牌记“弘治癸亥仲春吉旦清江书堂校正新刊”。次为永乐乙未（1415）序。据二序所述，周定王朱橚乃撰序者，然未署名。次为总目。次为正文。各卷前有图和该卷详目。卷首题书名“魁本袖珍方大全”及卷次，无责任人署名。卷四之末有牌记“皇明弘治甲子仲春罗氏集贤书堂新刊”。此本序后与书末各有一牌记，所署年代均为弘治间，一为癸亥，一为甲子，先后差一年，今以最晚之年确定该书版本为弘治甲子（1504）刊本，乃罗氏集贤书堂所刊。序后及书末所载刻书堂号不同，当为清江书堂刊刻在先。其书堂主人为杨姓，弘治五年（1492）刻李恒《新刊袖珍方》（半叶十六行，行二十六字），嘉靖十八年（1539）刻印李恒《魁本袖珍方大全》（半叶十七行，行二十三字）。此本乃弘治甲子罗氏集贤书堂在清江书堂刻本的基础上，予以重刻，或是杨氏将书版售与罗氏，罗氏刻上自己书堂版记。
夹纻造像，是用漆涂裹纻麻布而制成的佛菩萨像，又称干漆像、脱空像、搏换像、脱沙像等。造像时，先搏制泥模，再在泥模上裹缝纻布，再用漆加以涂凝光饰，然后将泥除去，脱空而成像。
关于夹纻的语义，如《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七十七引《释迦方志》卷上说：“夹纻者，脱空象，漆布为之。”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的小注中也说“夹纻今称脱沙”。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胡三省注释夹纻像也说，“夹纻者，以纻布夹缝为大像，后所谓麻主（用麻布缝漆而成的神主）是也”。
夹纻造像，原为古代中国创制发明。在汉朝，已有用漆布制成冠、莒的事例。这种漆纻制品，汉朝的人写作侠纻（汉王盱墓侠纻杯铭）或作綊纻（同墓綊纻盘铭）。是在纻布上敷漆，制成器物，其中多有脱空的构造。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夹纻造像，最早见于文献的是四世纪末，东晋戴逵（字安道）所造的夹纻像。
如《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中，有“谯国（今安徽亳县）二戴（戴逵和他的次子戴颗）造夹纻像记。”
《辩正论》卷三也说：“晋常侍戴安道，学艺优达，造招隐寺，手自制五夹纻像；并相好无比，恒放神光。”
《法苑珠林》卷十六说：“逵又造行像五躯，积虑十年。像旧在瓦官寺。”用夹纻制造佛像，躯体很轻，便于行像之用。戴氏在当时所造夹纻像也许不是少数。
在这以后的夹纻造像，如《广弘明集》卷十六载有梁简文帝为人造丈八夹纻金薄像疏文，《辩正论》卷三也载有陈尚书袁宪在上定林寺造夹纻像十躯。在北方则有北魏孟仲晖于六世纪初在洛阳永明寺造中人夹纻像，《洛阳伽蓝记》卷四称其相好端严，世所希有，还记载其灵异事迹。这都证明南北朝时代夹纻像颇为流行。
隋代（581-618）关于夹纻像的记录也不少。如《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感通篇说：“京师西北有废凝观寺，有夹纻立释迦，举高丈六，仪相超异，屡放光明，隋开皇三年寺僧法庆所造。捻塑才了，未加漆布，而庆忽终。”既而法庆又复活，于是“周流远近，率诸士女，以成其像”。
又开皇十六年，润州仁孝寺释智琳也“前后造中人像五躯，夹纻像一躯，神仪显曜，相好严挺”（见《续高僧传》卷十）。
《辩正论》卷四载，尚书右仆射鲁国公虞庆则，“大起法堂，广罗佛殿，于襄州造卢舍那夹纻像，高一百二十尺，相好奇异，灵应殊常。其所建寺，即冲觉寺也”。
唐代（618-907）夹纻造像的有名记载，如《续高僧传》卷十九说，唐初，南武州沙门智周造弥勒丈六夹纻并诸侍卫。又《慈恩法师传》卷七说，贞观二十三年以来，玄奘在大慈恩寺造夹纻宝装像二百余躯。在武则天时，洛阳更造有极大的夹纻巨像。
如《旧唐书》卷二十二载，垂拱三年春到四年正月，毁东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创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层，刻木为瓦，夹纻漆之；又在其地建造一千尺高的功德堂并造大夹纻像。《朝野佥》卷五说这夹纻像“高九百尺，鼻如十斛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纻以漆之”。这可称为空前绝后的夹纻大像，其构造方法和技巧，我们现今也难以想像而为之惊异。
西域于阗、龟兹（今新疆境内）也有夹纻佛像。如《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玄奘法师在瞿萨旦那（于阗）国，也见到“王城西南十余里，有地迦婆缚那伽蓝，中有夹纻立佛像，本从屈支（龟兹）国而来至止”。当时西域地区用夹纻造像，其制造技术也许是在这以前由中国本部传去的。以后宋赞宁《僧史略》卷上还说：“今夏台、灵武每年二月八日僧戴夹纻佛像，侍从围绕，幡盖歌舞引导，谓之巡城。”可见古新疆甘肃地区以夹纻像用于行像，到十世纪间还很流行。
十三世纪间汴梁光教寺有宋制五百罗汉夹纻像，据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说：“像皆是漆胎，妆严金碧，穷极精好。”这种夹纻造像技术到了元初（即十三世纪末）宝坻刘元（字正奉）更为精擅特出，当时又称为搏换像。
《道园学古录》卷七刘正奉塑记说：“搏换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俨然其象。昔人尝为之，至正奉尤极好。”同书又说：“凡两都名刹有塑土范金搏换为佛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无与比者。”
又元代《画塑记》关于刘元的造像记载很多，其中如“至治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敕诸色府朵儿只等大殿后御塔殿内……其西安置文殊菩萨像，其东弥勒像，咸以布裹漆为之”。这就是所谓搏换的夹纻像，从此以后，各地造像中，颇多用夹纻制造。
关于夹纻像的制造法，古来未有详细的记载。但据《慧琳音义》说夹纻像系脱空像，漆布为之。元代《道园学古录》说搏换像为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俨然成象。制法大致相似。
今据近人陆树勋氏所藏《圆明园内工佛作现行则例》钞本，记载清宫庭制夹纻像的方法和物料如下：“佛像不拘文武，油灰股沙，使布十五遍，压布灰十五遍，长面像衣纹熟漆灰一遍，垫光漆二遍，水磨三遍，漆灰粘做一遍，脏膛朱红漆二遍。所用材料有：夏布、桐油、严生漆、茏罩漆、退光漆、漆朱、砖灰、鱼子砖灰、土子等（砖灰、土子是用以和漆的）。”这种制造夹纻像技术，至今在南北造佛艺匠中尚相传未绝。[good]#文物代言人##佛教##遇见艺术##历史那些事#
关于夹纻的语义，如《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七十七引《释迦方志》卷上说：“夹纻者，脱空象，漆布为之。”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的小注中也说“夹纻今称脱沙”。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胡三省注释夹纻像也说，“夹纻者，以纻布夹缝为大像，后所谓麻主（用麻布缝漆而成的神主）是也”。
夹纻造像，原为古代中国创制发明。在汉朝，已有用漆布制成冠、莒的事例。这种漆纻制品，汉朝的人写作侠纻（汉王盱墓侠纻杯铭）或作綊纻（同墓綊纻盘铭）。是在纻布上敷漆，制成器物，其中多有脱空的构造。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夹纻造像，最早见于文献的是四世纪末，东晋戴逵（字安道）所造的夹纻像。
如《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中，有“谯国（今安徽亳县）二戴（戴逵和他的次子戴颗）造夹纻像记。”
《辩正论》卷三也说：“晋常侍戴安道，学艺优达，造招隐寺，手自制五夹纻像；并相好无比，恒放神光。”
《法苑珠林》卷十六说：“逵又造行像五躯，积虑十年。像旧在瓦官寺。”用夹纻制造佛像，躯体很轻，便于行像之用。戴氏在当时所造夹纻像也许不是少数。
在这以后的夹纻造像，如《广弘明集》卷十六载有梁简文帝为人造丈八夹纻金薄像疏文，《辩正论》卷三也载有陈尚书袁宪在上定林寺造夹纻像十躯。在北方则有北魏孟仲晖于六世纪初在洛阳永明寺造中人夹纻像，《洛阳伽蓝记》卷四称其相好端严，世所希有，还记载其灵异事迹。这都证明南北朝时代夹纻像颇为流行。
隋代（581-618）关于夹纻像的记录也不少。如《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感通篇说：“京师西北有废凝观寺，有夹纻立释迦，举高丈六，仪相超异，屡放光明，隋开皇三年寺僧法庆所造。捻塑才了，未加漆布，而庆忽终。”既而法庆又复活，于是“周流远近，率诸士女，以成其像”。
又开皇十六年，润州仁孝寺释智琳也“前后造中人像五躯，夹纻像一躯，神仪显曜，相好严挺”（见《续高僧传》卷十）。
《辩正论》卷四载，尚书右仆射鲁国公虞庆则，“大起法堂，广罗佛殿，于襄州造卢舍那夹纻像，高一百二十尺，相好奇异，灵应殊常。其所建寺，即冲觉寺也”。
唐代（618-907）夹纻造像的有名记载，如《续高僧传》卷十九说，唐初，南武州沙门智周造弥勒丈六夹纻并诸侍卫。又《慈恩法师传》卷七说，贞观二十三年以来，玄奘在大慈恩寺造夹纻宝装像二百余躯。在武则天时，洛阳更造有极大的夹纻巨像。
如《旧唐书》卷二十二载，垂拱三年春到四年正月，毁东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创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层，刻木为瓦，夹纻漆之；又在其地建造一千尺高的功德堂并造大夹纻像。《朝野佥》卷五说这夹纻像“高九百尺，鼻如十斛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纻以漆之”。这可称为空前绝后的夹纻大像，其构造方法和技巧，我们现今也难以想像而为之惊异。
西域于阗、龟兹（今新疆境内）也有夹纻佛像。如《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玄奘法师在瞿萨旦那（于阗）国，也见到“王城西南十余里，有地迦婆缚那伽蓝，中有夹纻立佛像，本从屈支（龟兹）国而来至止”。当时西域地区用夹纻造像，其制造技术也许是在这以前由中国本部传去的。以后宋赞宁《僧史略》卷上还说：“今夏台、灵武每年二月八日僧戴夹纻佛像，侍从围绕，幡盖歌舞引导，谓之巡城。”可见古新疆甘肃地区以夹纻像用于行像，到十世纪间还很流行。
十三世纪间汴梁光教寺有宋制五百罗汉夹纻像，据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说：“像皆是漆胎，妆严金碧，穷极精好。”这种夹纻造像技术到了元初（即十三世纪末）宝坻刘元（字正奉）更为精擅特出，当时又称为搏换像。
《道园学古录》卷七刘正奉塑记说：“搏换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俨然其象。昔人尝为之，至正奉尤极好。”同书又说：“凡两都名刹有塑土范金搏换为佛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无与比者。”
又元代《画塑记》关于刘元的造像记载很多，其中如“至治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敕诸色府朵儿只等大殿后御塔殿内……其西安置文殊菩萨像，其东弥勒像，咸以布裹漆为之”。这就是所谓搏换的夹纻像，从此以后，各地造像中，颇多用夹纻制造。
关于夹纻像的制造法，古来未有详细的记载。但据《慧琳音义》说夹纻像系脱空像，漆布为之。元代《道园学古录》说搏换像为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俨然成象。制法大致相似。
今据近人陆树勋氏所藏《圆明园内工佛作现行则例》钞本，记载清宫庭制夹纻像的方法和物料如下：“佛像不拘文武，油灰股沙，使布十五遍，压布灰十五遍，长面像衣纹熟漆灰一遍，垫光漆二遍，水磨三遍，漆灰粘做一遍，脏膛朱红漆二遍。所用材料有：夏布、桐油、严生漆、茏罩漆、退光漆、漆朱、砖灰、鱼子砖灰、土子等（砖灰、土子是用以和漆的）。”这种制造夹纻像技术，至今在南北造佛艺匠中尚相传未绝。[good]#文物代言人##佛教##遇见艺术##历史那些事#
名其园曰“养馀”，而问记于生子将以释许子之所谓养馀者而勒诸䂥？许子之言曰：吾响者赏一再备从官出入承明之庐，与闻国家大计，盖岁旦而夏暮之计而岁不足，日旰而始进朝之铺而日不足，吾故幸贵然不敢以为乐也。县官程既廪以吾不任职而弃之，而吾身一旦乃复为吾有。吾晨起而视咎而无馀，岁受历而岁日吾馀，吾之田有馀秔足以饔，有馀秫足以酒，而吾之舍家子为什一者，其馀足脯修果茹。而吾又幸有兹馀地，稍出吾之馀力以为园，园成而吾未尝不一日适也，则吾归乃始幸矣。王子曰：“子知子之馀乎？而不知子之馀，而子取以为养者也。天地之所馀恒在，而人不知取以为养。今子独得之，则虽谓子之馀亦可也”。因为歌曰：“园有畲可稼可蔬，乐之恒馀；园有养，可钓可网，乐子之能养”。既歌而复记其事。 https://t.cn/z82ET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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