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环时深度：#俄乌信息战# ，#战争背后的战争# 】驻守黑海小岛（蛇岛）上的乌克兰士兵是全军覆没还是集体投降？乌克兰领导人是离开了首都基辅还是在继续坚守？某视频中与女儿挥泪而别的是乌克兰士兵还是乌东地区的亲俄人士？自2月24日俄罗斯与乌克兰开战以来，这样混乱的信息就层出不穷。而在这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都不愿看到的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信息战、情报战、心理战就逐渐升级。在美国总统和情报部门大胆预测“2月16日俄入侵乌克兰”一度“失准”后，俄外交部要求西方就散布虚假信息道歉，并称“此类西方的宣传行动是‘信息恐怖主义’”。就连美国的盟友也心里打鼓：美国为什么这样热衷于信息战？然而，瞬息万变的局势表明，在这场抢夺“控制叙事”主动权的战争中，不管是美国还是俄罗斯，甚至乌克兰，都在尽其所能地表现。就像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研究与传播学教授胡安·曼弗雷迪所说：“宣传也是一种战略资产，就像外交和威慑一样。”
“西方将饱受内部矛盾信息的折磨”
“真相是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这句话据称1917年出自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之口。而乌克兰很显然是美国和俄罗斯信息大战的第一个受害者。乌克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媒体人26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对美国情报部门所说‘俄16日入侵乌克兰’，最开始我认为不会发生。尽管美媒传俄在乌俄边境地区有20万军队，但是两国边界长达2000公里，且我们的军人数量远远多于20万，因此俄不太可能发动军事行动。但当军事行动真的开始后，说明俄方正在进行一场豪赌。开战以来，俄乌双方的情报战更是让全世界看得眼花缭乱，但不管怎么样，乌克兰没有让俄罗斯赢得豪赌，因为曾有消息说‘俄方说48小时内结束战斗’，现在早就超过48小时，战斗仍在继续。”他还表示：“作为媒体人，我知道舆论战和信息战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坦率地说，乌克兰从来不想要战争，美方的信息我们并没有完全相信，俄方的信息也一样。”
如果以2月16日的那次开战预判为时间点，美国情报预测的“准确性”只是晚了七八天而已。但从16日到24日这些天的俄媒报道看，俄罗斯认为自己是“赢家”。俄卫星通讯社16日援引俄政治学家阿列克谢·马丁诺夫的话说：“美扬言俄要对乌动武，甚至安排美国驻乌外交人员撤离，但俄方却宣布从俄乌边境撤军……不管今天西方的宣传说什么，所有对政治和国际关系感兴趣的、有思想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俄罗斯在这一轮信息战中取得胜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日刊文为拜登政府辩解说，美国不断扩大对俄信息战，使世界高度戒备俄或将对乌开战，而拜登政府此举是为了继续对俄方施压并保持同盟友的团结。文章分析说，这代表着美国采用最新的公关行动策略：利用提前泄露出来的情报使莫斯科无法再通过其擅长的“假信息手法”获得优势，只是效果可能并不可控。
乔治·比贝是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副总裁兼研究主任，曾任中央情报局俄罗斯分析主管，著有《俄罗斯陷阱：我们与俄罗斯的影子战争如何演变成灾难》。近日，比贝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撰文，回忆起自己曾应邀与几位俄方嘉宾——都是俄最有见地的外交政策专家一起参与的政治脱口秀节目。节目中，俄方专家嘲讽美英不断放风俄罗斯会对乌动武的做法，形容这样的报道“只是西方与俄仍在进行的一场信息战中的胡乱射击”。俄方专家还质问比贝：“西方相信这些报告吗？”比贝只好回答说：“情报分析绝非易事，当然会出错，所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是最明显例证之一。但我确信美国政府这次有关对俄乌冲突的情报准确。”
在西方的分析人士看来，美国长达数周的密集告警带来的问题是：人们很难知道要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这样的警戒能保持多久，反而加剧了欧洲对现状的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焦虑感。这导致在俄不发动军事行动的时间段内，北约成员国以及美乌两国政府之间可能会产生分歧。还有媒体翻出纽约大学研究俄罗斯安全的专家马克·加莱奥蒂2015年发表的言论，他当时建议西方对俄罗斯的信息战不要过于偏执，那样的话容易“让自己暴露在阴谋论和耸人听闻的胡言乱语中”，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下，西方将饱受内部矛盾信息的折磨。
“到目前为止，它是否阻止俄方采取军事行动？答案是‘没有’。”英国国防智库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副所长乔纳森·伊亚尔在谈到西方对俄发动的信息战时无奈地说。美国乔治敦大学欧亚、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安吉拉·斯坦特也表示：“我们正在与俄罗斯人进行一场信息战，而且我们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我认为俄罗斯人被吓了一跳。我认为这有可能产生影响，或许促使俄领导人重新考虑他可能要做的其他事情。”
俄罗斯信息战迎来转折点？
“白宫自去年年底以来一直在预告俄方随时入侵乌克兰，但详细程度和可靠性却让人想起美国当年如何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化学武器清单。当然，这也和多年来实际操控信息战的克里姆林宫如出一辙。”西班牙《阿贝赛报》评论人士赫苏斯·里略的这番话，说出很多普通民众心中的疑惑：到底该不该信任口碑不佳的美国情报部门？在这场信息大战中，俄罗斯是弱势一方还是同样是高手？
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一些欧洲媒体将此次俄乌冲突看成是“俄罗斯信息战的转折点”。《阿贝赛报》24日的文章称，俄罗斯近10年来苦心打造的庞大数字媒体和网络大军现在正面临决定性时刻。如今，这个由发言人、国家宣传部门、俄境内外附属媒体、专栏作家、智库组成的复杂网络正在全力运转，为俄罗斯的利益发声。俄国家网络“今日俄罗斯”（RT）最近也在西班牙发布视频，讲述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一方的错误。这些西班牙语的宣传重点是为克里姆林宫的论点辩护，即“美国在苏联解体后承诺北约不会向东扩张，然后食言，背叛了俄罗斯”。有西媒认为，俄方的这一战略至关重要，能吸引全球近6亿讲西班牙语的人关注。
哥伦比亚《旁观者报》文章认为，俄罗斯在应对与西方关系紧张和俄乌冲突升级时，把散布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当成首选武器。每次美国发出俄将动武的信息，克里姆林宫都会驳斥美方指控。欧洲一些媒体还以“克里姆林宫的信息战”为题，盘点亲官方的俄罗斯媒体今年初集中刊发数十篇报道，反驳“俄已动员士兵准备应对攻击乌克兰”的说法，同时发出“北约打算在乌克兰建立军事基地以入侵俄罗斯，甚至北约万名士兵已部署到位”“顿巴斯地区的亲俄民众处于危险之中”等警告。欧盟反虚假信息小组认为，在俄罗斯发布的信息中，“乌克兰正在准备战争的警告是一种常见叙述”，并将东欧紧张局势的升级归咎于西方。
外国网民18日嘲讽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和现国务卿布林肯都是如何发布虚假信息的。
还有专业人士说，制造混乱信息是俄罗斯军事信息战理论的实施方法之一，确保了以预防性方式创造叙事以填补“信息流空白”的必要性。也就是说，目标不是传播一个想法或信息，而是用过多的信息来混淆视听，从而让人们对俄敌对一方的信息产生不信任。举例来说，一些俄媒试图将乌克兰描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国家，如去年12月曾在社交网络上播放乌边防警卫杀害从白俄罗斯入境的移民的视频，但乌政府已表示这些影像是伪造的。
2月23日，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前代理局长大卫·赛德等人在美国《国会山报》撰文称，俄正通过使用心理战和信息战，借助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歧视、枪支泛滥以及移民等问题来破坏美国人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加剧美国人之间的社会政治分歧。文章认为，克里姆林宫对信息战的重视使之成为一个心理战超级大国，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将信息战延伸到外交辞令。
“美国为何加大对俄信息战？”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专家马克斯·布特看来，美国政府是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布特认为，国际舆论自然对美国情报的可信度持怀疑态度，因为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声名狼藉，但他同时强调，苏联在二战和冷战期间也是情报战的玩家，俄罗斯曾分别在2008年和2014年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冲突中散布大量虚假信息，包括使用“小绿人”（指穿戴绿色非现役服饰的武装人员）掩盖俄军行为。
马克斯·布特表示：“如今，美国信息战至少是将沙子扔进俄军事机器的齿轮中，迫使俄政府想知道西方情报机构从哪里获得开战信息，并有可能在本国的队伍中查找叛徒。这些报告还导致俄宣传丧失作用，并使美国能控制叙事权，而非将之拱手让给俄方。鉴于信息行动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这不是一项小成就。”
俄乌战争已蔓延至媒体之间。在情报大战中，相关各方媒体也开始从“互殴”变成互相封杀。比如，因关系紧张，2015年乌克兰就关闭了俄罗斯的网站，乌克兰人基本看不到直接来自俄方的信息。德国在俄乌开战前就宣布，将禁止播放“今日俄罗斯”的德语节目，理由是“缺乏相应的许可证，其内容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作为报复，俄决定关闭“德国之声”莫斯科分社并禁止其广播。26日，澳大利亚也对“今日俄罗斯”进行“封杀”。脸书、谷歌也宣称“禁止俄国家媒体在其服务中运营广告”。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国家电视台在一个名为《乌克兰冲突，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宣传战》的节目中称，俄罗斯的宣传几乎没有传到西方，但美国和欧盟的宣传却做到了。俄国际欧亚运动专家达里亚·普拉托诺娃说，西方正在通过信息战对俄施压，如英国外交部有一个打击“俄罗斯虚假信息”的部门，实际上这是一个负责攻击性信息和心理行动的部门。俄罗斯一家门户网站的主编也透露，英国每年在与俄罗斯的信息战上花费 8200万英镑。
据俄罗斯《观点报》16日报道，俄安全会议副秘书波波夫表示，自2014年以来，美国国防部每年主要用于“遏制俄在欧洲侵略”的反俄宣传计划——“欧洲震慑倡议”开支约为40亿到50亿美元。有俄罗斯网民称，相比，俄在欧洲用以对抗美国和西方信息战的投入太少。如果从越来越多西方国家民众对俄持负面看法这一事实评判，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信息战对抗中是失败的。
在俄军事专家维克多·利托夫金看来：“只要俄罗斯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存在，信息战就会一直打下去，并将持续很长时间。但只要我们的国家不低头，就不会受到伤害。因此，我们需要进行反击。”不过，美国记者和政治学家斯蒂芬·埃伯特认为：“俄罗斯试图传达自己的观点，但声音并没有传达给美国人。‘今日俄罗斯’也许是美国能听到的唯一声音，不过只是想听的人才会听，而想听的人又很少。因此，我认为这场信息战的未来对俄罗斯来说仍相当悲观。”（环球时报驻西班牙、美国特派、特约记者 丁晓航 丁惠 柳玉鹏 萧雅文）
“西方将饱受内部矛盾信息的折磨”
“真相是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这句话据称1917年出自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之口。而乌克兰很显然是美国和俄罗斯信息大战的第一个受害者。乌克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媒体人26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对美国情报部门所说‘俄16日入侵乌克兰’，最开始我认为不会发生。尽管美媒传俄在乌俄边境地区有20万军队，但是两国边界长达2000公里，且我们的军人数量远远多于20万，因此俄不太可能发动军事行动。但当军事行动真的开始后，说明俄方正在进行一场豪赌。开战以来，俄乌双方的情报战更是让全世界看得眼花缭乱，但不管怎么样，乌克兰没有让俄罗斯赢得豪赌，因为曾有消息说‘俄方说48小时内结束战斗’，现在早就超过48小时，战斗仍在继续。”他还表示：“作为媒体人，我知道舆论战和信息战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坦率地说，乌克兰从来不想要战争，美方的信息我们并没有完全相信，俄方的信息也一样。”
如果以2月16日的那次开战预判为时间点，美国情报预测的“准确性”只是晚了七八天而已。但从16日到24日这些天的俄媒报道看，俄罗斯认为自己是“赢家”。俄卫星通讯社16日援引俄政治学家阿列克谢·马丁诺夫的话说：“美扬言俄要对乌动武，甚至安排美国驻乌外交人员撤离，但俄方却宣布从俄乌边境撤军……不管今天西方的宣传说什么，所有对政治和国际关系感兴趣的、有思想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俄罗斯在这一轮信息战中取得胜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日刊文为拜登政府辩解说，美国不断扩大对俄信息战，使世界高度戒备俄或将对乌开战，而拜登政府此举是为了继续对俄方施压并保持同盟友的团结。文章分析说，这代表着美国采用最新的公关行动策略：利用提前泄露出来的情报使莫斯科无法再通过其擅长的“假信息手法”获得优势，只是效果可能并不可控。
乔治·比贝是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副总裁兼研究主任，曾任中央情报局俄罗斯分析主管，著有《俄罗斯陷阱：我们与俄罗斯的影子战争如何演变成灾难》。近日，比贝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撰文，回忆起自己曾应邀与几位俄方嘉宾——都是俄最有见地的外交政策专家一起参与的政治脱口秀节目。节目中，俄方专家嘲讽美英不断放风俄罗斯会对乌动武的做法，形容这样的报道“只是西方与俄仍在进行的一场信息战中的胡乱射击”。俄方专家还质问比贝：“西方相信这些报告吗？”比贝只好回答说：“情报分析绝非易事，当然会出错，所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是最明显例证之一。但我确信美国政府这次有关对俄乌冲突的情报准确。”
在西方的分析人士看来，美国长达数周的密集告警带来的问题是：人们很难知道要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这样的警戒能保持多久，反而加剧了欧洲对现状的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焦虑感。这导致在俄不发动军事行动的时间段内，北约成员国以及美乌两国政府之间可能会产生分歧。还有媒体翻出纽约大学研究俄罗斯安全的专家马克·加莱奥蒂2015年发表的言论，他当时建议西方对俄罗斯的信息战不要过于偏执，那样的话容易“让自己暴露在阴谋论和耸人听闻的胡言乱语中”，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下，西方将饱受内部矛盾信息的折磨。
“到目前为止，它是否阻止俄方采取军事行动？答案是‘没有’。”英国国防智库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副所长乔纳森·伊亚尔在谈到西方对俄发动的信息战时无奈地说。美国乔治敦大学欧亚、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安吉拉·斯坦特也表示：“我们正在与俄罗斯人进行一场信息战，而且我们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我认为俄罗斯人被吓了一跳。我认为这有可能产生影响，或许促使俄领导人重新考虑他可能要做的其他事情。”
俄罗斯信息战迎来转折点？
“白宫自去年年底以来一直在预告俄方随时入侵乌克兰，但详细程度和可靠性却让人想起美国当年如何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化学武器清单。当然，这也和多年来实际操控信息战的克里姆林宫如出一辙。”西班牙《阿贝赛报》评论人士赫苏斯·里略的这番话，说出很多普通民众心中的疑惑：到底该不该信任口碑不佳的美国情报部门？在这场信息大战中，俄罗斯是弱势一方还是同样是高手？
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一些欧洲媒体将此次俄乌冲突看成是“俄罗斯信息战的转折点”。《阿贝赛报》24日的文章称，俄罗斯近10年来苦心打造的庞大数字媒体和网络大军现在正面临决定性时刻。如今，这个由发言人、国家宣传部门、俄境内外附属媒体、专栏作家、智库组成的复杂网络正在全力运转，为俄罗斯的利益发声。俄国家网络“今日俄罗斯”（RT）最近也在西班牙发布视频，讲述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一方的错误。这些西班牙语的宣传重点是为克里姆林宫的论点辩护，即“美国在苏联解体后承诺北约不会向东扩张，然后食言，背叛了俄罗斯”。有西媒认为，俄方的这一战略至关重要，能吸引全球近6亿讲西班牙语的人关注。
哥伦比亚《旁观者报》文章认为，俄罗斯在应对与西方关系紧张和俄乌冲突升级时，把散布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当成首选武器。每次美国发出俄将动武的信息，克里姆林宫都会驳斥美方指控。欧洲一些媒体还以“克里姆林宫的信息战”为题，盘点亲官方的俄罗斯媒体今年初集中刊发数十篇报道，反驳“俄已动员士兵准备应对攻击乌克兰”的说法，同时发出“北约打算在乌克兰建立军事基地以入侵俄罗斯，甚至北约万名士兵已部署到位”“顿巴斯地区的亲俄民众处于危险之中”等警告。欧盟反虚假信息小组认为，在俄罗斯发布的信息中，“乌克兰正在准备战争的警告是一种常见叙述”，并将东欧紧张局势的升级归咎于西方。
外国网民18日嘲讽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和现国务卿布林肯都是如何发布虚假信息的。
还有专业人士说，制造混乱信息是俄罗斯军事信息战理论的实施方法之一，确保了以预防性方式创造叙事以填补“信息流空白”的必要性。也就是说，目标不是传播一个想法或信息，而是用过多的信息来混淆视听，从而让人们对俄敌对一方的信息产生不信任。举例来说，一些俄媒试图将乌克兰描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国家，如去年12月曾在社交网络上播放乌边防警卫杀害从白俄罗斯入境的移民的视频，但乌政府已表示这些影像是伪造的。
2月23日，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前代理局长大卫·赛德等人在美国《国会山报》撰文称，俄正通过使用心理战和信息战，借助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歧视、枪支泛滥以及移民等问题来破坏美国人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加剧美国人之间的社会政治分歧。文章认为，克里姆林宫对信息战的重视使之成为一个心理战超级大国，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将信息战延伸到外交辞令。
“美国为何加大对俄信息战？”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专家马克斯·布特看来，美国政府是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布特认为，国际舆论自然对美国情报的可信度持怀疑态度，因为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声名狼藉，但他同时强调，苏联在二战和冷战期间也是情报战的玩家，俄罗斯曾分别在2008年和2014年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冲突中散布大量虚假信息，包括使用“小绿人”（指穿戴绿色非现役服饰的武装人员）掩盖俄军行为。
马克斯·布特表示：“如今，美国信息战至少是将沙子扔进俄军事机器的齿轮中，迫使俄政府想知道西方情报机构从哪里获得开战信息，并有可能在本国的队伍中查找叛徒。这些报告还导致俄宣传丧失作用，并使美国能控制叙事权，而非将之拱手让给俄方。鉴于信息行动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这不是一项小成就。”
俄乌战争已蔓延至媒体之间。在情报大战中，相关各方媒体也开始从“互殴”变成互相封杀。比如，因关系紧张，2015年乌克兰就关闭了俄罗斯的网站，乌克兰人基本看不到直接来自俄方的信息。德国在俄乌开战前就宣布，将禁止播放“今日俄罗斯”的德语节目，理由是“缺乏相应的许可证，其内容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作为报复，俄决定关闭“德国之声”莫斯科分社并禁止其广播。26日，澳大利亚也对“今日俄罗斯”进行“封杀”。脸书、谷歌也宣称“禁止俄国家媒体在其服务中运营广告”。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国家电视台在一个名为《乌克兰冲突，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宣传战》的节目中称，俄罗斯的宣传几乎没有传到西方，但美国和欧盟的宣传却做到了。俄国际欧亚运动专家达里亚·普拉托诺娃说，西方正在通过信息战对俄施压，如英国外交部有一个打击“俄罗斯虚假信息”的部门，实际上这是一个负责攻击性信息和心理行动的部门。俄罗斯一家门户网站的主编也透露，英国每年在与俄罗斯的信息战上花费 8200万英镑。
据俄罗斯《观点报》16日报道，俄安全会议副秘书波波夫表示，自2014年以来，美国国防部每年主要用于“遏制俄在欧洲侵略”的反俄宣传计划——“欧洲震慑倡议”开支约为40亿到50亿美元。有俄罗斯网民称，相比，俄在欧洲用以对抗美国和西方信息战的投入太少。如果从越来越多西方国家民众对俄持负面看法这一事实评判，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信息战对抗中是失败的。
在俄军事专家维克多·利托夫金看来：“只要俄罗斯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存在，信息战就会一直打下去，并将持续很长时间。但只要我们的国家不低头，就不会受到伤害。因此，我们需要进行反击。”不过，美国记者和政治学家斯蒂芬·埃伯特认为：“俄罗斯试图传达自己的观点，但声音并没有传达给美国人。‘今日俄罗斯’也许是美国能听到的唯一声音，不过只是想听的人才会听，而想听的人又很少。因此，我认为这场信息战的未来对俄罗斯来说仍相当悲观。”（环球时报驻西班牙、美国特派、特约记者 丁晓航 丁惠 柳玉鹏 萧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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