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之第七卷，项羽本纪
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
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这毕竟是《》史记，以前读以为是不是假的杜撰，现在看来是真有人可以望气，我身边就有位高人，可以望气，孔子《》论语好像有一句，子不曰怪力乱神，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
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这毕竟是《》史记，以前读以为是不是假的杜撰，现在看来是真有人可以望气，我身边就有位高人，可以望气，孔子《》论语好像有一句，子不曰怪力乱神，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展览故事|古道清廉——官箴碑的刻勒及传播
清正廉洁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素质；是一种高尚的个人品格，也是一种可贵的政治修养。其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寓意深邃，以廉耻意识和戒贪戒奢为核心。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中，清正廉洁的思想源远流长，古圣先贤都把廉洁奉公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用毕生追求甚至不惜用生命坚决捍卫清廉的价值。
为庆祝建党101周年，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以历史文物馆藏助推济南廉洁文化建设，济南市纪委监委机关、济南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举办“泉城清风——济南市博物馆馆藏廉洁文化主题文物展”，通过修身以养德、托物以言志、廉贤以示今三大篇章十一个单元，邀您在文物与历史中感受清官廉吏的清廉品德，接受廉洁文化的浸润洗礼。
释文：“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后附跋文四则，分别有：明弘治十四年（1501）贞庵主人跋、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颜希深跋、嘉庆二十年（1815）颜检跋、道光四年（1824）颜伯焘跋、道光四年（1824）张聪贤铭文。
《官箴》碑的文字用楷书书写，庄重而平稳，运笔锐利雄浑，结体匀称和谐，可谓笔笔精到，字字珠玑。这三十六字的《官箴》，诠释了为官之本，最重要的莫过于两点：一是公，二是廉。其意为：下属敬畏我，不在于我严厉而在于我廉洁；百姓信服我，不在于我有才干而在于我办事公正。公正则百姓不敢轻慢，廉洁则下属不敢欺蒙。处事公正才能明辨是非，做人廉洁才能树立威信。可谓字字警策，句句药石。
据考证，《官箴》之言最早出自明初学者曹端之口，后山东巡抚年富对其词句稍作改动，增加了“公生明，廉生威”，并用恭楷书写，作为自己的为官座右铭。
曹端（1376-1434），字正夫，号月川，河南渑池人。明初著名学者、理学家。他提倡敦促他人为善，自己必先躬行的原则。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曹端的学生郭晟科考中举，授西安府同知。上任前专门去拜访恩师，讨教做官之道。曹端对郭晟说道：“其公廉乎！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
年富（1395-1464），字大有，号谦斋，明凤阳府怀远杨楼人。本姓严，为东汉名士严光之后。明洪武初，因年与严音相近，附户籍为年，从此便以年为姓。年富苦读经书，以科举进入仕途。《明史》说其：“年龄虽轻，老成持重，俨然如老儒”。年富历事明成祖至明宪宗数朝，先后在地方和中央部门任职。他无论到哪里，都能清廉刚正，从而成为一代名臣。
这则官箴的广泛传播，很大程度有赖于清代“一门三世四督抚，五部十省八花翎”的颜氏家族，特别是与泰安关系密切的颜希深、颜检、颜伯焘祖孙三人的弘扬。
颜希深(1729-1780)，字若愚，号静心，又号浚溪，广东连平人，乾隆十八年(1753)任泰安知府，官至湖南、贵州、云南巡抚。在泰安知府任上，主持创建泰安试院(考棚)，并作《创建试院碑记》，一意兴利除弊、教养斯民；主持纂修《泰安府志》并撰序。乾隆二十三年(1758)，颜希深在泰安科房破壁中获见“贞庵主人”顾景祥所刻的官箴碑，认为这一官箴“言约意深，为居官之要领”，“心有所会，因移置署侧之西轩，以当座右铭。”希望“后之来者宁勿有感于斯箴”。
颜检(1757-1832)，颜希深之子，字惺甫，号岱云，别号槎客，历任吉安知府、江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河南巡抚、浙江巡抚、直隶总督等。嘉庆十九年(1814)七月，颜检任山东盐运使时，泰安知府汪汝弼以其父所刻官箴拓片“数十本”相赠。颜检见此拓片并有其父亲的题跋，非常高兴。待嘉庆二十年(1815)升任浙江巡抚后，即将此官箴“重摹上石，嵌诸厅壁，俾有位者皆可以奉为官箴，且志先人明训于不忘云尔。”
颜伯焘(1788-1853)，字鲁舆，号载枫，别号小岱，为颜检之子、颜希深之孙，嘉庆十九年进士，官至闽浙总督。道光二年(1822)，颜伯焘授陕西延榆绥道，家大人教戒说：“尔今外补，吏事民事，胥尔之责，时玩箴词，勉之毋懈。”颜伯焘不辱父望，携箴词上任后即示戒同僚，并准备刊刻，但由于当地没有好的刻工，便将拓片寄给长安县令张聪贤，委托其代为刻石立碑，道光四年(1824)碑成，并附有颜伯焘和张聪贤跋语，这便是至今完好保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内的官箴碑。
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欢迎广大观众光临济南市博物馆，让我们一起走进行云如流水、落笔如云烟的书法天地，品味笔走龙蛇的墨香魅力，领略古人清正廉洁的核心。
展览时间：2022年6月28日——10月底
展览地点：济南市博物馆一楼一展厅
清正廉洁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素质；是一种高尚的个人品格，也是一种可贵的政治修养。其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寓意深邃，以廉耻意识和戒贪戒奢为核心。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中，清正廉洁的思想源远流长，古圣先贤都把廉洁奉公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用毕生追求甚至不惜用生命坚决捍卫清廉的价值。
为庆祝建党101周年，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以历史文物馆藏助推济南廉洁文化建设，济南市纪委监委机关、济南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举办“泉城清风——济南市博物馆馆藏廉洁文化主题文物展”，通过修身以养德、托物以言志、廉贤以示今三大篇章十一个单元，邀您在文物与历史中感受清官廉吏的清廉品德，接受廉洁文化的浸润洗礼。
释文：“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后附跋文四则，分别有：明弘治十四年（1501）贞庵主人跋、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颜希深跋、嘉庆二十年（1815）颜检跋、道光四年（1824）颜伯焘跋、道光四年（1824）张聪贤铭文。
《官箴》碑的文字用楷书书写，庄重而平稳，运笔锐利雄浑，结体匀称和谐，可谓笔笔精到，字字珠玑。这三十六字的《官箴》，诠释了为官之本，最重要的莫过于两点：一是公，二是廉。其意为：下属敬畏我，不在于我严厉而在于我廉洁；百姓信服我，不在于我有才干而在于我办事公正。公正则百姓不敢轻慢，廉洁则下属不敢欺蒙。处事公正才能明辨是非，做人廉洁才能树立威信。可谓字字警策，句句药石。
据考证，《官箴》之言最早出自明初学者曹端之口，后山东巡抚年富对其词句稍作改动，增加了“公生明，廉生威”，并用恭楷书写，作为自己的为官座右铭。
曹端（1376-1434），字正夫，号月川，河南渑池人。明初著名学者、理学家。他提倡敦促他人为善，自己必先躬行的原则。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曹端的学生郭晟科考中举，授西安府同知。上任前专门去拜访恩师，讨教做官之道。曹端对郭晟说道：“其公廉乎！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
年富（1395-1464），字大有，号谦斋，明凤阳府怀远杨楼人。本姓严，为东汉名士严光之后。明洪武初，因年与严音相近，附户籍为年，从此便以年为姓。年富苦读经书，以科举进入仕途。《明史》说其：“年龄虽轻，老成持重，俨然如老儒”。年富历事明成祖至明宪宗数朝，先后在地方和中央部门任职。他无论到哪里，都能清廉刚正，从而成为一代名臣。
这则官箴的广泛传播，很大程度有赖于清代“一门三世四督抚，五部十省八花翎”的颜氏家族，特别是与泰安关系密切的颜希深、颜检、颜伯焘祖孙三人的弘扬。
颜希深(1729-1780)，字若愚，号静心，又号浚溪，广东连平人，乾隆十八年(1753)任泰安知府，官至湖南、贵州、云南巡抚。在泰安知府任上，主持创建泰安试院(考棚)，并作《创建试院碑记》，一意兴利除弊、教养斯民；主持纂修《泰安府志》并撰序。乾隆二十三年(1758)，颜希深在泰安科房破壁中获见“贞庵主人”顾景祥所刻的官箴碑，认为这一官箴“言约意深，为居官之要领”，“心有所会，因移置署侧之西轩，以当座右铭。”希望“后之来者宁勿有感于斯箴”。
颜检(1757-1832)，颜希深之子，字惺甫，号岱云，别号槎客，历任吉安知府、江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河南巡抚、浙江巡抚、直隶总督等。嘉庆十九年(1814)七月，颜检任山东盐运使时，泰安知府汪汝弼以其父所刻官箴拓片“数十本”相赠。颜检见此拓片并有其父亲的题跋，非常高兴。待嘉庆二十年(1815)升任浙江巡抚后，即将此官箴“重摹上石，嵌诸厅壁，俾有位者皆可以奉为官箴，且志先人明训于不忘云尔。”
颜伯焘(1788-1853)，字鲁舆，号载枫，别号小岱，为颜检之子、颜希深之孙，嘉庆十九年进士，官至闽浙总督。道光二年(1822)，颜伯焘授陕西延榆绥道，家大人教戒说：“尔今外补，吏事民事，胥尔之责，时玩箴词，勉之毋懈。”颜伯焘不辱父望，携箴词上任后即示戒同僚，并准备刊刻，但由于当地没有好的刻工，便将拓片寄给长安县令张聪贤，委托其代为刻石立碑，道光四年(1824)碑成，并附有颜伯焘和张聪贤跋语，这便是至今完好保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内的官箴碑。
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欢迎广大观众光临济南市博物馆，让我们一起走进行云如流水、落笔如云烟的书法天地，品味笔走龙蛇的墨香魅力，领略古人清正廉洁的核心。
展览时间：2022年6月28日——10月底
展览地点：济南市博物馆一楼一展厅
《管子·霸形》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见。立有间，有贰鸿飞而过之。桓公叹曰：“仲父，今彼鸿鹄有时而南，有时而北，有时而往，有时而来，四方无远，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于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对。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对？”管子对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对。”桓公曰：“仲父胡为然？盍不当言，寡人其有乡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犹飞鸿之有羽翼也，若济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将安闻道而得度哉。”管子对曰：“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桓公曰：“寡人闻仲父之言此三者，闻命矣，不敢擅也，将荐之先君。”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明日，皆朝于太庙之门朝，定令于百吏。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
此其后，宋伐杞，狄伐邢、卫。桓公不救，裸体纫胸称疾。召管仲曰：“寡人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有疾病，姑乐乎！”管子曰：“诺。”于是令之县钟磬之榬，陈歌舞竽瑟之乐，日杀数十牛者数旬。群臣进谏曰：“宋伐杞，狄伐邢、卫，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又疾病，姑乐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国也，伐邻国也，子无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卫矣。桓公起，行笋虡之间，管子从。至大钟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乡对之，大钟鸣。桓公视管仲曰：“乐夫，仲父？”管子对曰：“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臣闻之，古者之言乐于钟磬之间者不如此。言脱于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钟磬之间，而无四面兵革之忧。今君之事，言脱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钟磬之间，而有四面兵革之忧。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桓公曰：“善。”于是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宫中虚无人。桓公曰：“寡人以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矣，请问所始于国，将为何行？”管子对曰：“宋伐杞，狄伐邢、卫，而君之不救也，臣请以庆。臣闻之，诸侯争于强者，勿与分于强。今君何不定三君之处哉？”于是桓公曰：“诺。”因命以车百乘、卒千人，以缘陵封杞；车百乘、卒千人，以夷仪封邢；车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卫。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处矣，今又将何行？”管子对曰：“臣闻诸侯贪于利，勿与分于利。君何不发虎豹之皮、文锦以使诸侯，令诸侯以缦帛鹿皮报？”桓公曰：“诺。”于是以虎豹皮、文锦使诸侯，诸侯以缦帛、鹿皮报。则令固始行于天下矣。此其后，楚人攻宋、郑。烧焫熯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其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处穴。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郑而畏齐，曰思人众兵强能害己者，必齐也。于是乎楚王号令于国中曰：“寡人之所明于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贤于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贤其臣，寡人愿事之。谁能为我交齐者，寡人不爱封侯之君焉。”于是楚国之贤士皆抱其重宝币帛以事齐。桓公之左右，无不受重宝币帛者。于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闻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将拂于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对曰：“不可。楚人攻宋、郑，烧焫熯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处穴。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郑，思人众兵强而能害己者，必齐也。是欲以文克齐，而以武取宋、郑也，楚取宋、郑而不知禁，是失宋、郑也；禁之，则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失于内，兵困于外，非善举也。”桓公曰：“善。然则若何？”管子对曰：“请兴兵而南存宋、郑，而令曰：‘无攻楚，言与楚王遇。’至于遇上，而以郑城与宋水为请，楚若许，则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许，则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于是遂兴兵而南存宋、郑，与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毋贮粟，毋曲堤，无擅废嫡子，无置妾以为妻。”因以郑城与宋水为请于楚，楚人不许。遂退七十里而舍。使军人城郑南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北至于河者，郑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东发宋田，夹两川，使水复东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逾方城，济于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东存晋公于南，北伐孤竹，还存燕公。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反位已霸。修钟磬而复乐。管子曰：“此臣之所谓乐也。”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见。立有间，有贰鸿飞而过之。桓公叹曰：“仲父，今彼鸿鹄有时而南，有时而北，有时而往，有时而来，四方无远，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于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对。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对？”管子对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对。”桓公曰：“仲父胡为然？盍不当言，寡人其有乡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犹飞鸿之有羽翼也，若济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将安闻道而得度哉。”管子对曰：“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桓公曰：“寡人闻仲父之言此三者，闻命矣，不敢擅也，将荐之先君。”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明日，皆朝于太庙之门朝，定令于百吏。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
此其后，宋伐杞，狄伐邢、卫。桓公不救，裸体纫胸称疾。召管仲曰：“寡人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有疾病，姑乐乎！”管子曰：“诺。”于是令之县钟磬之榬，陈歌舞竽瑟之乐，日杀数十牛者数旬。群臣进谏曰：“宋伐杞，狄伐邢、卫，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又疾病，姑乐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国也，伐邻国也，子无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卫矣。桓公起，行笋虡之间，管子从。至大钟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乡对之，大钟鸣。桓公视管仲曰：“乐夫，仲父？”管子对曰：“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臣闻之，古者之言乐于钟磬之间者不如此。言脱于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钟磬之间，而无四面兵革之忧。今君之事，言脱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钟磬之间，而有四面兵革之忧。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桓公曰：“善。”于是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宫中虚无人。桓公曰：“寡人以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矣，请问所始于国，将为何行？”管子对曰：“宋伐杞，狄伐邢、卫，而君之不救也，臣请以庆。臣闻之，诸侯争于强者，勿与分于强。今君何不定三君之处哉？”于是桓公曰：“诺。”因命以车百乘、卒千人，以缘陵封杞；车百乘、卒千人，以夷仪封邢；车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卫。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处矣，今又将何行？”管子对曰：“臣闻诸侯贪于利，勿与分于利。君何不发虎豹之皮、文锦以使诸侯，令诸侯以缦帛鹿皮报？”桓公曰：“诺。”于是以虎豹皮、文锦使诸侯，诸侯以缦帛、鹿皮报。则令固始行于天下矣。此其后，楚人攻宋、郑。烧焫熯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其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处穴。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郑而畏齐，曰思人众兵强能害己者，必齐也。于是乎楚王号令于国中曰：“寡人之所明于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贤于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贤其臣，寡人愿事之。谁能为我交齐者，寡人不爱封侯之君焉。”于是楚国之贤士皆抱其重宝币帛以事齐。桓公之左右，无不受重宝币帛者。于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闻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将拂于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对曰：“不可。楚人攻宋、郑，烧焫熯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处穴。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郑，思人众兵强而能害己者，必齐也。是欲以文克齐，而以武取宋、郑也，楚取宋、郑而不知禁，是失宋、郑也；禁之，则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失于内，兵困于外，非善举也。”桓公曰：“善。然则若何？”管子对曰：“请兴兵而南存宋、郑，而令曰：‘无攻楚，言与楚王遇。’至于遇上，而以郑城与宋水为请，楚若许，则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许，则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于是遂兴兵而南存宋、郑，与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毋贮粟，毋曲堤，无擅废嫡子，无置妾以为妻。”因以郑城与宋水为请于楚，楚人不许。遂退七十里而舍。使军人城郑南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北至于河者，郑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东发宋田，夹两川，使水复东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逾方城，济于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东存晋公于南，北伐孤竹，还存燕公。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反位已霸。修钟磬而复乐。管子曰：“此臣之所谓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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