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 马广奇：建设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中华五千年历史悠久，经济思想源远流长，经济发展曾在世界上长期领先。但现代“经济学”却是舶来品，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现代经济学都是从西方传来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中国的经济学如何发展或构建，中国经济学教育如何创新和跟上，是一个急不得又慢不得的历史性战略性话题。
陕西作为高校聚集地一直是经济学教育重镇，被誉为"经济学家的摇篮”。在世界经济中心东移、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新时代，陕西高校应该有所作为，打造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西部声音"，为中国特色经济学构建和中国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空间分布及陕西定位
从空间分布上看，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学主要有两大中心。一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在京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代表，包括后来的北大光华、清华经管等共同构成的经济学群体。其主要特征是，基于官方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雄厚基础和传统的苏联经济学体系，以中国经济发展政策需要为导向的经济学群体，长期居于中心地位，“政策味”更浓一些。二是以上海、武汉等地，以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为主要代表，以引进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以西方范式为蓝本，解释和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所形成的经济学群体，也是一个中心，“学术味”更浓一些。无论是经济学研究成果，还是经济学大学教材来看，大体是这样的特点，呈现这样的空间格局。其他地方高校不同时期虽然也有亮点出现，但都没有形成集群，只能算是中国经济学版图里的“星星之光”。
陕西一直是中国经济学教育的重镇，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名噪一时。表现在，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实力超群，以何炼成为代表的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的科研和教学成就显赫一时，培养了张维迎、张曙光、刘世锦、栗树和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的摇篮”。同期，原陕西财经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经金学院）的“应用经济学”实力不凡，以冯大麟、江其务、邢润雨等为代表的金融经济学影响很大，陕西财经学院1986年获批的“金融学”博士点，是西部最早的经济学类博士点，比西北大学还要早几年，培养的江小娟等一些经济学家以及金融、财经等主要经济行业的高层领导精英人才群星闪耀。不过，新世纪以来，随着商业化大潮的冲击和陕西区域经济实力不济，陕西高校的经济学实力也不断式微，风光不再。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排名A-，西安交通大学的应用经济学排名A-，分别位于全国第9、第10名，不再领先，大体处于“第一方阵”的末尾。
二、新时代陕西经济学的发展出路
在新时代，陕西经济学如何定位布局，如何调整优化，如何特色发展，能不能保持优势，成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学派，或者成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声音”，是我们这一代在陕经济学人的角色与责任的历史拷问和担当。
下一步怎么办？笔者认为，应该从国际全国的大视域里，宏观定位，把握方向，战略布局，扎实推进。这里抛砖引玉，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1、两个龙头，各自归队。以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应用经济学”为龙头，其他高校各自归队。这两个高校在全国排名虽然滑落，但还没有掉出“第一方阵”，依然具有传统优势，自然是“核心”和“龙头”。西北大学主要以“理论经济学”为主，在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方面，尤其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方面有所作为；西安交通大学主要以“应用经济学”为主，在产业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方面起到带头作用。其他在陕高校，可以以自己现有的学科、专业为基础，立足于各自优势，自觉归队，在区域经济学、特色经济学领域精耕细作，增光添彩，群星闪耀。
2、存量优化，增量调整。陕西高校学科门类齐全，涉及经济学教育的高校很多，经济学专业全面，存量很大。应该以存量优化为主，同时注意增量调整。具体来说，陕西经济学高校中，双一流院校提质增效，双非院校拾遗补缺，三本院校注重教学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总体上，各高校存量优化，增设应以“新兴”专业为主。
3、注重“交叉”，培育新的增长点。
（1）文科与理工的交叉。经济学的数学化促进了经济学的科学化，这依然是基础；经济学的工程化，促进了经济学的应用化，扩展了经济学的领域范围。好的经济学成果一定是经济学思想与数理工具的完美结合。所以，经济学作为文科的第一显学，与理工科的交叉势不可挡。陕西高校工科基础强大，应该注意发挥这一优势。
（2）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现代经济学250年，管理学大约100年，原来就没有管理学，管理学是经济学社会分工和市场竞争原理在现实商业活动和企业运行应用中的实践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而分立出来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原本不分家，我国在80年代只有经济学大类，90年代末才增加了“管理学”大类。西安交通大学的“管理学”是中国现代管理学源头，多年来全国居冠。陕西经济学可以发挥这一优势，不要人为强调经管的界限和藩篱，旗帜鲜明在全国倡导经管合流。
（3）理论与实践的交叉。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指导实践；理论是灰色的，只有与实践结合才能“长青”。西方经济学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西方经济理论越来越解释不了中国独特的经济增长现象。所以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尤其是转移到中国，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中国式经济学具有土壤，不是凭空捏造、胡思乱想，需要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思考，需要有革命性的升级换代。陕西经济学人可以在这方面重点思考，有所作为，尤其是对后进国家或区域崛起的经济学理论创新方面有所贡献。
4、注重优势与特色的发挥。陕西经济学高校较多，而且各高校的特色鲜明，除了西北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农林经济管理，长安大学的交通运输经济，西安财经大学的统计学，陕西科技大学的丝路金融经济，西安科技大学的能源经济，地区高校的区域经济学等等，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一定的强项，可以相对分工，继续强化，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陕西经济学教育“众星捧月、群星闪耀”的局面。
5、保留个性和“单打独斗”。强调整体、鼓励合作并不是不要发挥个性。文科并不像工科那样需要实验室，必须组建学术团队，需要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兵团作战；文科包括经济学是一种发散性的理性思维，需要的是灵光一闪，一支笔、一台电脑就够了，主要是有没有思想，有没有经济学思想，有没有板斧，掌握不掌握数理工具，完全可以单打独斗，炸掉碉堡。刻意组建的所谓团队只能编写教材，或者完成课题，写不出有见解的论文，形不成独创性的专著，别指望出现有价值能够存世的科研成果。陕西学界人才济济，文化基因独特，又有不回头的愣劲和精益求精的韧劲的整体地方性格，就像文学界的陕军一样，都是个人独唱逐步形成合唱的文化群落崛起。所以，陕西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应该营造有利于个性发挥的氛围，在经费支持下，给与“科研特区”，板凳坐得十年冷，期待水落石出，等待大部头的存世成果的出现。
三、结论与展望
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应该崛起，也能够崛起。陕西高校的经济学教育，不能只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既要兵团作战，也要个性发挥；不能小家子气，需要一定气场气派；不能随波逐流，而要随波逐浪；通过整体规划和学术特区，形成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声音”，为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学教育以及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陕西科技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陕西省高等学校经济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陕西作为高校聚集地一直是经济学教育重镇，被誉为"经济学家的摇篮”。在世界经济中心东移、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新时代，陕西高校应该有所作为，打造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西部声音"，为中国特色经济学构建和中国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空间分布及陕西定位
从空间分布上看，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学主要有两大中心。一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在京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代表，包括后来的北大光华、清华经管等共同构成的经济学群体。其主要特征是，基于官方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雄厚基础和传统的苏联经济学体系，以中国经济发展政策需要为导向的经济学群体，长期居于中心地位，“政策味”更浓一些。二是以上海、武汉等地，以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为主要代表，以引进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以西方范式为蓝本，解释和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所形成的经济学群体，也是一个中心，“学术味”更浓一些。无论是经济学研究成果，还是经济学大学教材来看，大体是这样的特点，呈现这样的空间格局。其他地方高校不同时期虽然也有亮点出现，但都没有形成集群，只能算是中国经济学版图里的“星星之光”。
陕西一直是中国经济学教育的重镇，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名噪一时。表现在，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实力超群，以何炼成为代表的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的科研和教学成就显赫一时，培养了张维迎、张曙光、刘世锦、栗树和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的摇篮”。同期，原陕西财经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经金学院）的“应用经济学”实力不凡，以冯大麟、江其务、邢润雨等为代表的金融经济学影响很大，陕西财经学院1986年获批的“金融学”博士点，是西部最早的经济学类博士点，比西北大学还要早几年，培养的江小娟等一些经济学家以及金融、财经等主要经济行业的高层领导精英人才群星闪耀。不过，新世纪以来，随着商业化大潮的冲击和陕西区域经济实力不济，陕西高校的经济学实力也不断式微，风光不再。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排名A-，西安交通大学的应用经济学排名A-，分别位于全国第9、第10名，不再领先，大体处于“第一方阵”的末尾。
二、新时代陕西经济学的发展出路
在新时代，陕西经济学如何定位布局，如何调整优化，如何特色发展，能不能保持优势，成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学派，或者成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声音”，是我们这一代在陕经济学人的角色与责任的历史拷问和担当。
下一步怎么办？笔者认为，应该从国际全国的大视域里，宏观定位，把握方向，战略布局，扎实推进。这里抛砖引玉，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1、两个龙头，各自归队。以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应用经济学”为龙头，其他高校各自归队。这两个高校在全国排名虽然滑落，但还没有掉出“第一方阵”，依然具有传统优势，自然是“核心”和“龙头”。西北大学主要以“理论经济学”为主，在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方面，尤其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方面有所作为；西安交通大学主要以“应用经济学”为主，在产业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方面起到带头作用。其他在陕高校，可以以自己现有的学科、专业为基础，立足于各自优势，自觉归队，在区域经济学、特色经济学领域精耕细作，增光添彩，群星闪耀。
2、存量优化，增量调整。陕西高校学科门类齐全，涉及经济学教育的高校很多，经济学专业全面，存量很大。应该以存量优化为主，同时注意增量调整。具体来说，陕西经济学高校中，双一流院校提质增效，双非院校拾遗补缺，三本院校注重教学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总体上，各高校存量优化，增设应以“新兴”专业为主。
3、注重“交叉”，培育新的增长点。
（1）文科与理工的交叉。经济学的数学化促进了经济学的科学化，这依然是基础；经济学的工程化，促进了经济学的应用化，扩展了经济学的领域范围。好的经济学成果一定是经济学思想与数理工具的完美结合。所以，经济学作为文科的第一显学，与理工科的交叉势不可挡。陕西高校工科基础强大，应该注意发挥这一优势。
（2）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现代经济学250年，管理学大约100年，原来就没有管理学，管理学是经济学社会分工和市场竞争原理在现实商业活动和企业运行应用中的实践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而分立出来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原本不分家，我国在80年代只有经济学大类，90年代末才增加了“管理学”大类。西安交通大学的“管理学”是中国现代管理学源头，多年来全国居冠。陕西经济学可以发挥这一优势，不要人为强调经管的界限和藩篱，旗帜鲜明在全国倡导经管合流。
（3）理论与实践的交叉。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指导实践；理论是灰色的，只有与实践结合才能“长青”。西方经济学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西方经济理论越来越解释不了中国独特的经济增长现象。所以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尤其是转移到中国，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中国式经济学具有土壤，不是凭空捏造、胡思乱想，需要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思考，需要有革命性的升级换代。陕西经济学人可以在这方面重点思考，有所作为，尤其是对后进国家或区域崛起的经济学理论创新方面有所贡献。
4、注重优势与特色的发挥。陕西经济学高校较多，而且各高校的特色鲜明，除了西北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农林经济管理，长安大学的交通运输经济，西安财经大学的统计学，陕西科技大学的丝路金融经济，西安科技大学的能源经济，地区高校的区域经济学等等，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一定的强项，可以相对分工，继续强化，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陕西经济学教育“众星捧月、群星闪耀”的局面。
5、保留个性和“单打独斗”。强调整体、鼓励合作并不是不要发挥个性。文科并不像工科那样需要实验室，必须组建学术团队，需要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兵团作战；文科包括经济学是一种发散性的理性思维，需要的是灵光一闪，一支笔、一台电脑就够了，主要是有没有思想，有没有经济学思想，有没有板斧，掌握不掌握数理工具，完全可以单打独斗，炸掉碉堡。刻意组建的所谓团队只能编写教材，或者完成课题，写不出有见解的论文，形不成独创性的专著，别指望出现有价值能够存世的科研成果。陕西学界人才济济，文化基因独特，又有不回头的愣劲和精益求精的韧劲的整体地方性格，就像文学界的陕军一样，都是个人独唱逐步形成合唱的文化群落崛起。所以，陕西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应该营造有利于个性发挥的氛围，在经费支持下，给与“科研特区”，板凳坐得十年冷，期待水落石出，等待大部头的存世成果的出现。
三、结论与展望
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应该崛起，也能够崛起。陕西高校的经济学教育，不能只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既要兵团作战，也要个性发挥；不能小家子气，需要一定气场气派；不能随波逐流，而要随波逐浪；通过整体规划和学术特区，形成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声音”，为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学教育以及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陕西科技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陕西省高等学校经济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进入五月，我就开始四处找铃兰，有时走着路骑着车就钻进草林里了，没想到竟然在办公室旁边的小园里找到了一大片铃兰。刚开始不敢认，后来确认后差点喜极而泣，之后只要去办公室早晚都要去看一遍就怕错过它的成长。铃兰是花中的仙子，是高贵纯洁低调的代表，是低头不语却笑盈盈的小姑娘…不知道天上的花神晴雯是不是也掌管着铃兰呢。一周没去办公室，今天一看发现铃兰花期已过，明年再见啦小姑娘[微风]
房企是否沦陷？房企该何去何从？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从善如登，从恶如崩。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解码房企开发商业地产的现状。
“钱紧”的一年，房企投资信心，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下调。
今年前4个月，销售前50强房企拿地金额较去年同期下降了75%，仍有超六成百强房企未拿地。
房企投资力度下降的信号，在去年就已经出现了。
2021年，只有16%的房企投资金额同比上涨，而且涨幅普遍偏低。
梳理近期房企公开表态发现，当前房企投资态度整体呈现出两大趋势。
首先，房企投资力度还将进一步收紧。其次，投资策略将越来越聚焦核心城市，并且逐步有选择性地退出一些城市。
谨慎拿地已成为行业共识。
去年以来，不少房企放慢了投资的节奏。CRIC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典型上市房企投资金额同比上涨的比例只有16%。
去年，以华润和中海为代表的房企拿地相对积极，但两家房企拿地金额同比涨幅仅有8%和2%。
而去年84%的上市房企投资金额较2020年下滑，投资力度下跌超50%的企业就占了五分之一。
进入2022年，房企投资信心仍然不足。
百强房企前4月拿地销售比为近5年来最低，这一数据仅为0.14。
当前土地市场仍然是头部房企的战场。前4月拿地销售比高于平均值的房企只有TOP20强在列，这也意味着，在集中供地的城市，中小房企投资空间越来越小。
拿地金额也很能说明问题。销售50强房企1-4月拿地金额不足2500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75%，若于2021年四季度相比，下降幅度也超过20%。超半数房企投资金额同比降幅超50%，有超过六成百强房企未拿地。
市场下行、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房企投资压力可见一斑。
投资力度收紧，意味着有限的资金必须用在“刀刃”上。
“更安全、更核心的土地资源”正是房企赖以生存的“刀刃”。
近两年，不少房企已经开始执行回归一二线城市的布局战略，2021年百强房企投资分布中，有七成位于一二线城市。这一比例比2020年提升了10个百分点。
今年房企回归一二线核心城市的投资策略也日渐明显。
CRIC监测数据显示，截止4月末，百强房企投资金额的83%集中于22城。22城之外，只有17%。
22城之外的17%集中在哪？
CRIC监测显示，佛山、常州、东莞等发达城市群中热点的三四线城市榜上有名。这些三四线城市更具“确定性”。
未来，房企投资更加聚焦核心城市。
比如万科，提出持续严控非核心城市、非核心区域的经营性资产的获取；越秀也提出投资优先级，优先进入且经济、产业、人口等方面有优势的城市。
而原本重仓三四线城市的房企开始换仓升级。换句话说，就是要退出一些城市。
如碧桂园、美的都提出了换仓升级、调节方向的需求，美的更是明确逐步退出低量级、低能级的城市，聚焦29个根据地；碧桂园也会向确定性更强、相对高能级的市场去调节，退出一些非确定性的市场。
目前，二季度还剩下一个月左右，部分房企投资策略变化已经很明显了。
从截止4月末房企投资情况来看，滨江、金地和金茂的投资全部集中于22城，其次建发、龙湖、绿城也有八成以上的投资集中核心城市。
如果房企投资集中于22城，土地市场势必竞争激烈，拿地门槛越来越高，再加上部分城市参拍幅数限制，房企在招拍挂市场的投资也有一定局限。
房企多元化拿地的迫切度比以往更强烈。
从这一角度来看，如何在招拍挂市场以外扩充土地储备渠道？这在房企投资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
过去，收并购是土拍市场以外重要的投资渠道。但当前房企对收并购仍然比较谨慎。
多家房企表示，2022年将在审慎投资的基础上，积极寻求优质的收并购项目。越秀将按照40%的投资强度进行收并购铺排，旭辉也将有200亿-300亿的并购贷额度。
实际上，在房企资金链承压、行业信任危机影响下，项目是否优质、是否达到企业的拿地标准、最终是否能够实现盈利，这些都是决定房企收并购的根本因素。
除了收并购，仍有一些典型房企在多元化拿地方面值得借鉴。
比如越秀通过TOD、城市运营、国企合作等多元化的方式拿地占比达到56%；绿城也通过老旧小区更新、TOD、产业小镇等各种形式增加了近千亿货值。
理性、谨慎是接下来房企投资最重要的关键词，而销售和回款将决定房企的投资力度。整体来看，2022年房企投资大概率将低位运行。
因此，在城市的选择上，房企投资将持续聚焦于高能级的核心城市，对于一些弱三四线城市将会有选择性地退出或审慎进入。
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风日晴和人意好，夕阳箫鼓几船归。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从善如登，从恶如崩。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解码房企开发商业地产的现状。
“钱紧”的一年，房企投资信心，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下调。
今年前4个月，销售前50强房企拿地金额较去年同期下降了75%，仍有超六成百强房企未拿地。
房企投资力度下降的信号，在去年就已经出现了。
2021年，只有16%的房企投资金额同比上涨，而且涨幅普遍偏低。
梳理近期房企公开表态发现，当前房企投资态度整体呈现出两大趋势。
首先，房企投资力度还将进一步收紧。其次，投资策略将越来越聚焦核心城市，并且逐步有选择性地退出一些城市。
谨慎拿地已成为行业共识。
去年以来，不少房企放慢了投资的节奏。CRIC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典型上市房企投资金额同比上涨的比例只有16%。
去年，以华润和中海为代表的房企拿地相对积极，但两家房企拿地金额同比涨幅仅有8%和2%。
而去年84%的上市房企投资金额较2020年下滑，投资力度下跌超50%的企业就占了五分之一。
进入2022年，房企投资信心仍然不足。
百强房企前4月拿地销售比为近5年来最低，这一数据仅为0.14。
当前土地市场仍然是头部房企的战场。前4月拿地销售比高于平均值的房企只有TOP20强在列，这也意味着，在集中供地的城市，中小房企投资空间越来越小。
拿地金额也很能说明问题。销售50强房企1-4月拿地金额不足2500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75%，若于2021年四季度相比，下降幅度也超过20%。超半数房企投资金额同比降幅超50%，有超过六成百强房企未拿地。
市场下行、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房企投资压力可见一斑。
投资力度收紧，意味着有限的资金必须用在“刀刃”上。
“更安全、更核心的土地资源”正是房企赖以生存的“刀刃”。
近两年，不少房企已经开始执行回归一二线城市的布局战略，2021年百强房企投资分布中，有七成位于一二线城市。这一比例比2020年提升了10个百分点。
今年房企回归一二线核心城市的投资策略也日渐明显。
CRIC监测数据显示，截止4月末，百强房企投资金额的83%集中于22城。22城之外，只有17%。
22城之外的17%集中在哪？
CRIC监测显示，佛山、常州、东莞等发达城市群中热点的三四线城市榜上有名。这些三四线城市更具“确定性”。
未来，房企投资更加聚焦核心城市。
比如万科，提出持续严控非核心城市、非核心区域的经营性资产的获取；越秀也提出投资优先级，优先进入且经济、产业、人口等方面有优势的城市。
而原本重仓三四线城市的房企开始换仓升级。换句话说，就是要退出一些城市。
如碧桂园、美的都提出了换仓升级、调节方向的需求，美的更是明确逐步退出低量级、低能级的城市，聚焦29个根据地；碧桂园也会向确定性更强、相对高能级的市场去调节，退出一些非确定性的市场。
目前，二季度还剩下一个月左右，部分房企投资策略变化已经很明显了。
从截止4月末房企投资情况来看，滨江、金地和金茂的投资全部集中于22城，其次建发、龙湖、绿城也有八成以上的投资集中核心城市。
如果房企投资集中于22城，土地市场势必竞争激烈，拿地门槛越来越高，再加上部分城市参拍幅数限制，房企在招拍挂市场的投资也有一定局限。
房企多元化拿地的迫切度比以往更强烈。
从这一角度来看，如何在招拍挂市场以外扩充土地储备渠道？这在房企投资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
过去，收并购是土拍市场以外重要的投资渠道。但当前房企对收并购仍然比较谨慎。
多家房企表示，2022年将在审慎投资的基础上，积极寻求优质的收并购项目。越秀将按照40%的投资强度进行收并购铺排，旭辉也将有200亿-300亿的并购贷额度。
实际上，在房企资金链承压、行业信任危机影响下，项目是否优质、是否达到企业的拿地标准、最终是否能够实现盈利，这些都是决定房企收并购的根本因素。
除了收并购，仍有一些典型房企在多元化拿地方面值得借鉴。
比如越秀通过TOD、城市运营、国企合作等多元化的方式拿地占比达到56%；绿城也通过老旧小区更新、TOD、产业小镇等各种形式增加了近千亿货值。
理性、谨慎是接下来房企投资最重要的关键词，而销售和回款将决定房企的投资力度。整体来看，2022年房企投资大概率将低位运行。
因此，在城市的选择上，房企投资将持续聚焦于高能级的核心城市，对于一些弱三四线城市将会有选择性地退出或审慎进入。
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风日晴和人意好，夕阳箫鼓几船归。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