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30多个国家的“布拉格提案”，华为如何应对？】
中企思智库，企业家第一智库：
二八黄金分割法证明80%的利润来自20%的人创造；
80%的财富掌握在20%人的手里；
同样，企业80%的利润来自20%的大客户。
当今，美国联合30多个国家拟定“布拉格提案”对华为展开封锁，无疑会对华为产生巨大影响，但即便如此，相信华为凭借技术领先性以及性价比优势，尤其2570多项专利技术，能够突出重围，创造新的奇迹。
32国就5G安全达成“布拉格提案”，明显是针对中国华为公司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5月2日，美国联合了北约、欧盟，以及德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32个国家代表，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开了为期两天的5G安全准则讨论会。会议就未来5G网络的一系列提议达成一致。
据了解，在会议结束后，多国达成了“布拉格提案”。这份不具约束力的提案警告各国政府，“应该考虑到第三方国家对供应商施加影响的总体风险”，不要依赖那些容易受国家影响，或尚未签署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协议国家的第五代通信系统供应商。
虽然这份提案并没有具体指出是哪些5G供应商存在威胁，但很明显是指向中国的华为公司。
“布拉格提案”背后的战略意图
“布拉格提案”是美国及其盟友体系通过制定关于5G网络安全的国际规则（标准），抢占5G领域国际规则（标准）制高点，排挤打压竞争对手，维系美国科技霸权地位的努力与尝试。
美国施压其盟友采取共同的安全和政策措施，通过所谓的安全标准和规则将华为5G设备屏蔽排除，让中国华为更难主导5G网络。
这是美国对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新科技公司进行打压的惯用伎俩。通过标准、规则与治理政策，打压战略竞争对手，赢得国际竞争优势。
政治就是人们为制定、维护和修改社会一般规则而进行的活动。联合盟友体系推动关于5G规则（含标准）制定，将其升级为国际规则（含标准），这是美国蓄谋已久的政治谋略、政治操作与政治行为，而不是简单的技术行为。
国际规则制定权之争，是大国战略博弈的核心领域。通过拉拢盟友、制定规则，推动关于高新科技创新及应用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治理议程，掌控治理主导权与规则制定权，排挤打压竞争对手，是大国战略竞争的新常态。
5G 就是其中的一个主战场，在这个决定未来技术话语权的领域，势必会有一场激烈的博弈，因为在2G、3G、4G 时代，网络技术都是由西方人主导的。而在新的技术变革时期，中国作为新的势力对传统势力发起了冲击，也将会极大影响这些国家的话语权，这也正是华为一直在被以安全问题重重打压的重要原因，而且是用的一套双标的流氓逻辑：“我技术领先安全没问题，你领先，安全就有问题，不能过度依赖”。
即使华为产品不卖到美国也能赚钱
在5G时代，当企业手持必要的通讯标准知识产权专利越多，除了有助于企业收益，还能为所在国取得在该技术上的领先优势。
专利数据分析公司IPlytics统计结果显示，华为2018年共注册了1529项与5G相关的技术专利，而包括中兴、OPPO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内的公司共掌握了3400项5G相关专利技术。中国电信业5G专利数量占全球总数的1/3以上。韩国仅有2051项相关专利，美国更少，仅1368项。
从企业来看，华为5G专利是全球第一名，其次是芬兰的诺基亚1397件、韩国三星电子1296件。
之前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发布了全球5G标准核心必要专利数量排名也显示，华为5G核心专利数量上以1970件继续领跑。虽然诺基亚排在第二名，但是华为在数量上比对手多出了33%。
虽然在3G、4G方面欧美拥有主要专利，但在5G专利方面，美国也暂时落后，在5G标准必要专利的数量上，美国公司（英特尔和高通）拥有的专利数量占比为14%。
众所周知，新专利授权的价值不可估量。就在几天前，高通表示将获得来自苹果的一笔法律纠纷补偿款——相当于补偿大约两年间的 4G 特许权使用费，这笔款项的数额为45至47亿美元。高通在5G专利申请中的比例仅略低于其4G专利持有率，因此其每年5G专利许可收入应该很容易达到数十亿美元。
换言之，拥有标准必要专利的企业将获得大量专利收入，提高了设置基站和提供5G智能手机等新设备时的价格竞争力。拥有大量标准必要专利的企业所在的国家也可以低价构建5G基础设施，更便于推进新一代服务的普及。在专利数量外，是否掌握被使用频度高的重要专利也非常重要。
美国以国家安全的原因，要禁止华为等5家企业涉足5G市场的政府采购。不过，华为获得了大量开发5G产品时必不可少的专利，IPlytics首席执行官（CEO）蒂姆·珀尔曼表示，“华为即便不在美国销售商品，仍可以获得专利使用费”。
华为在全球已签署40个5G商用合同，已发出7万多个5G基站
虽然自去年以来美国及其部分盟国（比如澳大利亚）对华为5G进行了封杀，但是即便如此，凭借技术上的领先性以及性价比优势，华为仍然在全球5G市场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与其所能提供的低成本高可靠的5G技术有着莫大的关系。
根据华为发布的一季度财报显示，截至3月底，华为已经和全球领先运营商签订了40个5G商用合同，70000多个5G基站已发往世界各地。
华为5G产品线总裁杨超斌还表示，华为投入5G技术研究已超过10年之久，在5G方面比同行至少领先12个月到18个月，是全球最大的5G厂商，共持有2570多项5G专利。
美国和欧盟各国目前并非铁板一块，华为可以对欧洲国家采取“各个击破”的政策，欧盟要统一对华为5G的立场，还存在一些困难，比如英国日前被曝内部决定让华为参与5G建设的“非核心部分”，此事不但在英国政府内部引发争议，也招致美国的严厉警告。
另外，中国对一部分欧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一直不错，所以这也是一些国家不愿意抛弃华为5G的主要原因之一。
目前除了美、日、澳、新等少数国家，其他国家及地区对于华为5G的态度还是持支持或开放态度的。当然，华为在5G市场中并非稳操胜券，据报道称近期爱立信、三星5G市场份额猛增，主要集中在北美和韩国市场。
中企思智库，企业家第一智库：
二八黄金分割法证明80%的利润来自20%的人创造；
80%的财富掌握在20%人的手里；
同样，企业80%的利润来自20%的大客户。
当今，美国联合30多个国家拟定“布拉格提案”对华为展开封锁，无疑会对华为产生巨大影响，但即便如此，相信华为凭借技术领先性以及性价比优势，尤其2570多项专利技术，能够突出重围，创造新的奇迹。
32国就5G安全达成“布拉格提案”，明显是针对中国华为公司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5月2日，美国联合了北约、欧盟，以及德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32个国家代表，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开了为期两天的5G安全准则讨论会。会议就未来5G网络的一系列提议达成一致。
据了解，在会议结束后，多国达成了“布拉格提案”。这份不具约束力的提案警告各国政府，“应该考虑到第三方国家对供应商施加影响的总体风险”，不要依赖那些容易受国家影响，或尚未签署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协议国家的第五代通信系统供应商。
虽然这份提案并没有具体指出是哪些5G供应商存在威胁，但很明显是指向中国的华为公司。
“布拉格提案”背后的战略意图
“布拉格提案”是美国及其盟友体系通过制定关于5G网络安全的国际规则（标准），抢占5G领域国际规则（标准）制高点，排挤打压竞争对手，维系美国科技霸权地位的努力与尝试。
美国施压其盟友采取共同的安全和政策措施，通过所谓的安全标准和规则将华为5G设备屏蔽排除，让中国华为更难主导5G网络。
这是美国对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新科技公司进行打压的惯用伎俩。通过标准、规则与治理政策，打压战略竞争对手，赢得国际竞争优势。
政治就是人们为制定、维护和修改社会一般规则而进行的活动。联合盟友体系推动关于5G规则（含标准）制定，将其升级为国际规则（含标准），这是美国蓄谋已久的政治谋略、政治操作与政治行为，而不是简单的技术行为。
国际规则制定权之争，是大国战略博弈的核心领域。通过拉拢盟友、制定规则，推动关于高新科技创新及应用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治理议程，掌控治理主导权与规则制定权，排挤打压竞争对手，是大国战略竞争的新常态。
5G 就是其中的一个主战场，在这个决定未来技术话语权的领域，势必会有一场激烈的博弈，因为在2G、3G、4G 时代，网络技术都是由西方人主导的。而在新的技术变革时期，中国作为新的势力对传统势力发起了冲击，也将会极大影响这些国家的话语权，这也正是华为一直在被以安全问题重重打压的重要原因，而且是用的一套双标的流氓逻辑：“我技术领先安全没问题，你领先，安全就有问题，不能过度依赖”。
即使华为产品不卖到美国也能赚钱
在5G时代，当企业手持必要的通讯标准知识产权专利越多，除了有助于企业收益，还能为所在国取得在该技术上的领先优势。
专利数据分析公司IPlytics统计结果显示，华为2018年共注册了1529项与5G相关的技术专利，而包括中兴、OPPO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内的公司共掌握了3400项5G相关专利技术。中国电信业5G专利数量占全球总数的1/3以上。韩国仅有2051项相关专利，美国更少，仅1368项。
从企业来看，华为5G专利是全球第一名，其次是芬兰的诺基亚1397件、韩国三星电子1296件。
之前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发布了全球5G标准核心必要专利数量排名也显示，华为5G核心专利数量上以1970件继续领跑。虽然诺基亚排在第二名，但是华为在数量上比对手多出了33%。
虽然在3G、4G方面欧美拥有主要专利，但在5G专利方面，美国也暂时落后，在5G标准必要专利的数量上，美国公司（英特尔和高通）拥有的专利数量占比为14%。
众所周知，新专利授权的价值不可估量。就在几天前，高通表示将获得来自苹果的一笔法律纠纷补偿款——相当于补偿大约两年间的 4G 特许权使用费，这笔款项的数额为45至47亿美元。高通在5G专利申请中的比例仅略低于其4G专利持有率，因此其每年5G专利许可收入应该很容易达到数十亿美元。
换言之，拥有标准必要专利的企业将获得大量专利收入，提高了设置基站和提供5G智能手机等新设备时的价格竞争力。拥有大量标准必要专利的企业所在的国家也可以低价构建5G基础设施，更便于推进新一代服务的普及。在专利数量外，是否掌握被使用频度高的重要专利也非常重要。
美国以国家安全的原因，要禁止华为等5家企业涉足5G市场的政府采购。不过，华为获得了大量开发5G产品时必不可少的专利，IPlytics首席执行官（CEO）蒂姆·珀尔曼表示，“华为即便不在美国销售商品，仍可以获得专利使用费”。
华为在全球已签署40个5G商用合同，已发出7万多个5G基站
虽然自去年以来美国及其部分盟国（比如澳大利亚）对华为5G进行了封杀，但是即便如此，凭借技术上的领先性以及性价比优势，华为仍然在全球5G市场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与其所能提供的低成本高可靠的5G技术有着莫大的关系。
根据华为发布的一季度财报显示，截至3月底，华为已经和全球领先运营商签订了40个5G商用合同，70000多个5G基站已发往世界各地。
华为5G产品线总裁杨超斌还表示，华为投入5G技术研究已超过10年之久，在5G方面比同行至少领先12个月到18个月，是全球最大的5G厂商，共持有2570多项5G专利。
美国和欧盟各国目前并非铁板一块，华为可以对欧洲国家采取“各个击破”的政策，欧盟要统一对华为5G的立场，还存在一些困难，比如英国日前被曝内部决定让华为参与5G建设的“非核心部分”，此事不但在英国政府内部引发争议，也招致美国的严厉警告。
另外，中国对一部分欧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一直不错，所以这也是一些国家不愿意抛弃华为5G的主要原因之一。
目前除了美、日、澳、新等少数国家，其他国家及地区对于华为5G的态度还是持支持或开放态度的。当然，华为在5G市场中并非稳操胜券，据报道称近期爱立信、三星5G市场份额猛增，主要集中在北美和韩国市场。
全球著名外包杂志Outsource专访鼎韬CEO齐海涛
发表日期： 2016年06月26日
Outsource杂志：非常感谢您今天抽出宝贵时间与我们交流。您坚信私营咨询机构与中国政府紧密合作的价值：能否请您说明一下为何这种结合尤为重要以及为什么您的企业能在这方面做得如此好？同时，能否请您向我们的读者说明一下中国政府是如何在中国扩展私营企业的外包空间的？
齐海涛：中国经济绝大部分仍然是中央控制以及政府管理的，包括先进的技术及研发项目。阿里巴巴、华为、腾讯在中国展示了极为重要的私营企业应当扮演的角色，但他们对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冲击以及市场影响力仍然不足以改变趋势以及方向。
不管怎样，在中国，这一结构服务于传统产业以及以硬件为核心的产业快速增长。然而，这一模式在基于知识的和以服务为中心的产业，例如信息技术服务及软件方面的效果不是很好，而我们知道这些产业搭建起了外包的基础。如果有根本的改变，那就是中国政府比之前更快地承认这一事实。这为鼎韬的业务奠定了基础。
伴随以聚焦方式保持社会稳定的加剧，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私营企业、国际企业以及第三方独立声音在颠覆技术及新经济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鼎韬的独特角色就在于作为值得信赖的本土企业为中国决策者以及全球企业高管提供独立、专业及国际化的观点。这一战略定位使鼎韬从数百中国企业、国际咨询重点企业以及世界五百强企业中脱颖而出。鼎韬对于中国服务外包的利益相关者而言并非竞争者的角色，而是合作伙伴。
中国外包市场总值目前排名世界第二，同时也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市场。然而成熟度及增长却欠发达，原因是中国的政治结构、旧式的政策以及中国科技企业的短视（他们中的一些企业较依赖政府支持）。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外包企业的领导者对于当前中国外包发展不及预期有一定关系。
举一个简单的对比，九十年代中期私营企业以及初创公司开始他们在中国外包、电信、电商以及互联网应用领域的布局。二十年后，在几乎相同的政策、法规和支持条件下，中国已经拥有世界领先的企业如电信领域的华为、中兴，电商领域的阿里巴巴京东以及互联网应用领域的百度和腾讯。然而，在外包领域中国还没有一家能够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具备举足轻重竞争力的企业。
鼎韬认为，一定程度的保护与倾向是必要的，但中国外包的竞争能力以及商业潜力，在面向全球企业以及国内其他地区的企业时需要更为公开透明。国内的保护似乎是保护了当地的企业，但实际上损害的是他们基本生存的能力，这也最终成为最大的首要问题。
除了更为开明的政府政策外，鼎韬对于中国外包企业的真正成长，显示出专注的、集中的以及真正的全球领导的独特重要性。许多迹象及客户评价印证了中国外包与其他高科技产业相比发展迟缓，原因就在于中国企业的高管。
O(Outsource杂志)：全球服务外包领军者峰会（DGITS）是中国外包领域中最杰出也是规模最大的峰会之一。创办此项峰会背后的原因以及此项峰会力争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HQ(齐海涛)：DGITS的举办是基于我们客户的需求以及我们自身战略需要。多年来，我们来自国内外的客户高管让我们推荐来自比其他官方形式或官方活动能够更多体现专家意见、全球观点的国家级峰会。这样的推荐变得越来越难，原因是由不同机构在不同中国城市举办的各类国家级峰会所带来的受欢迎的收益越来越低。我们相信一个由我们直接控制的峰会会产生更多带有与我们客户期盼相一致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四年前举办首届DGITS的原因。
作为一个针对中国技术与服务市场全球领先的企业，我们也需要一个年度峰会，在那里，我们的主要客户、合作伙伴以及服务商能够亲自会见及沟通。DGITS也就为了实现这一关键目标应运而生。这一需求在我们的全球合作伙伴NASSCOM及Gartner的峰会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O：您的简历令人印象深刻，在众多职务中，您是国际服务外包运营标准（OIOP）全球联合发起人。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标准以及其如何运作？
HQ：OIOP目前是MVSS（多维度供应商选择系统）的一部分。我们与研究及教育领域的全球领军者进行合作，鼎韬开发出世界最新的针对外包目的地（包括中国的科技园区）及服务商的以数据驱动、以分析为核心的评估系统。评估流程包括三个层次，六个维度，迎合外包交易的决策者的三个层次，以及针对中国城市及中国企业评估的关键要素。MVSS有超过160个评估指标，包括财务信用、市场稳定性、以及地方补贴总额，这些都超越了现有类似的评估方法论。
MVSS的成果是一套综合的计算排名--CCI（能力及兼容性指标）--来明确不仅考虑专业经验、技能，同时考虑行业知识、整体成本以及管理风险的外包项目和买家。CCI排名对于外包项目要求不同的行业经验、成熟度、本地支持及可承担风险可以是不同的。这是一个全球外包买家与中国外包服务商、城市以及科技园区能够以相同的基准、时间表和术语进行交流的系统。
O：您也是中国政府众多委员会的成员，对于那些不熟悉中国国家部门的读者，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些角色？
HQ：这些委员会是由各种政府部门针对外包或相关行业建立的智库机构或行业服务机构。例如有人才联盟、行业机构、战略委员会等。他们都是由负责不同行业的不同政府分支建立起来的机构。鼎韬是一家主要做咨询的公司，提供专业及趋势化的建议。
鼎韬对于从中央、省、市到科技园区的中国政府的价值可以体现在我们给予他们的建议上：全球市场；国内市场；投资及激励政策；产业发展增长及预算管理；以及风险检测和缓解方法。
O：中国外包产业被许多西方国家认为是压倒性地专注ITO。这种评价是否公平？您认为未来几年中国BPO行业的前景如何？
HQ：除了极少数国家如菲律宾、波多黎各外，不止是中国，在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ITO是外包产业最大的构成要素。中国服务商的发展始于IT技术服务，随着经验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他们开始为客户提供其他类型的服务如BPO和KPO。
基于我们的研究，在未来5-10年，BPO将引导中国外包产业的增长。原因很简单：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需要全球规模的BPO加以支持。在过去12个月中，我们帮助过的国际客户中62%的项目是专注于BPO的，而BPO被认为只贡献了中国服务外包22%的份额。我们其他的研究成果还表明，KPO在通常意义上被定义为是在中国的ITO、BPO、KPO中应当被强力掌控的。理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技术出口应当被视为KPO。例如，中国移动设备制造商以及原始设备制造商企业完成的工作要远超部件的简要组装。WTO在其标准商务数据库中将所有的装配算作中国的出口。如果这一争论有效，那么KPO的规模，将大于中国ITO和BPO的总和。
O：大众总有种看法就是中国的接包商主要是为了迎合国内市场而建立（当然国内市场十分巨大）。当然事实未必如此，像您这样的企业是如何以实际行动反驳这一看法的？
HQ：正相反。中国的服务商从离岸市场开始他们的业务，然后在他们的资源及能力得到扩张后开始服务国内市场。分享一个事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政府给予国际企业太多生意使得中国企业主张在竞标政府项目时获得平等的机会。国际机构有“国内市场倾向”的看法可能来自于对发展时间线及基准的混淆。例如，绝大多数的印度服务商通过美国订单开始他们的业务，但是在印度完成交付。
与此同时，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经济体，所以相比于其他新兴国家，大量跨国企业更早地进入中国建立其分支机构。中国外包企业已经获得来自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跨国企业的全球业务。在某种看法上，中国外包企业的确首先服务了他们自己的市场，但买方实际上是总部并非位于中国的跨国企业。
从我们收集到的本世纪初的数据发现，例如中国制造业，中国外包的核心驱动力来自离岸。例如文思海辉（即使已经退市）以及博彦科技，他们都在海外建立了分支，进行了兼并，在经历了海外服务能力的实践后，开始为国内企业提供服务，这也是整个产业的逻辑。
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的曝光可能要多于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我们针对中国政府最近的争论之一是开放国内市场实际是提高国内经济、就业以及社会的稳定性。这是一个新奇的争论，但收到了强烈的回应。
O：您认为鼎韬未来三至五年的增长来源于哪些地方（在地域及行业垂直领域）？您是否希望在欧洲地区有更大的影响力？请举例说明。
HQ：第一，未来我们更多的业务将来自于国际企业--因为中国市场加上全球经济放缓的分量加剧着结合。少部分其他国家即便他们还有很多欠缺但也拥有像中国市场一样的重要性。
第二，来自于MVSS系统发展的先进服务，都来自于咨询、研究到数据。这是我们在中国及全球市场扩展服务的基石。这一新业务方向应当被诠释为更加强大的业务，即当全球买家通过这一基于商务智能方法论，在更多地了解中国企业的优势/劣势、以及采取了更为得力的风险控制方法后，获得更多信心及控制力。我们相信买家的信心远比业务中的营销/销售重要。
第三，更关注其他发展中市场，例如拉美、东欧以及南非。鼎韬在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品牌影响力以及市场影响力即使是与世界知名的咨询公司相比也是一流的。
鼎韬认为欧洲是全球外包团体中的关键一员。说实话，很少有中国企业及政府机构在那里做的很好，甚至是在那里获得业务，这也是很准确的描述。这就是为什么鼎韬带有SIG在这一重要市场能够更多帮助鼎韬的客户的强烈期待、致力于与SIG/ Outsource合作关系的原因。
O: 您认为实现这些理想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以及对于正在扩张的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挑战是什么？
HQ：由于来自政治或宏观经济的看似合乎情理的目的而停止开放外包市场；停止听取独立的、专业的咨询意见；中国企业领导层的频繁分心；缺少高水平的人力资源；使用中国式的营销来做全球业务。
O：您提及了SIG及外包，我们的确也是自此取得了联系，谢谢您与SIG的业务联络，所以或许我们可以稍微看下：您是如何与SIG建立往来的，以及您在未来这段合作关系的初衷是什么？
HQ：与全球具有影响力的机构建立合作对鼎韬及鼎韬国内外的客户至关重要。截至目前，我们很自豪鼎韬/联盟是少有的与全球外包领域的绝大部分重要的国家和地域的机构如：拉美、欧洲、北美、非洲、俄罗斯/东部俄罗斯、东亚及东南亚以及外包强者印度等有紧密合作的全球企业。
我们已经特别分享了对于SIG在美国及欧洲的预期。目前，SIG峰会以及SIG大学是两个主要的合作领域。我们希望我们的客户更多地使用SIG的服务--特别是峰会及IT培训，因为我们相信二者都是行业中的最优的。
O：您认为未来几年改变游戏规则最重要的技术是什么？您如何布局鼎韬来充分使用这些规则？
HQ：BI（商务智能）--外包交易由最佳实践及案例研究进行指导和管理，以自动导向的软件系统进行实施。AI和VR（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外包项目由机器人代替人类完成。以及移动互联网--来自当前难以接触的地区或国家更多的竞争者，以及来自当前弱势国家更为强劲的竞争者。
针对我们的战略：所有先进技术将给我们的客户带来挑战及不确定，因此我们要在客户之前准备好我们的知识以及专业储备。我们将在科技领域同更多全球领军者合作，以及增加科技知识分享的频率。我们将扩展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或方法论，如MVSS，从而能够使其应用于商务智能-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的新时代。
O：最后，您在职业生涯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什么？对于那些想要仿效您成功的人，您想给出的最好的建议是什么？
HQ：我最看重的一课是：深入理解当前客户的“痛点”；了解你和你的企业能够为降低那些“痛点”而带来的独一无二的价值；以及一旦设定好目标就坚持下去。
我想要分享的最好的建议是无妥协和无条件地专注于你所热爱的事情并做到最好。
发表日期： 2016年06月26日
Outsource杂志：非常感谢您今天抽出宝贵时间与我们交流。您坚信私营咨询机构与中国政府紧密合作的价值：能否请您说明一下为何这种结合尤为重要以及为什么您的企业能在这方面做得如此好？同时，能否请您向我们的读者说明一下中国政府是如何在中国扩展私营企业的外包空间的？
齐海涛：中国经济绝大部分仍然是中央控制以及政府管理的，包括先进的技术及研发项目。阿里巴巴、华为、腾讯在中国展示了极为重要的私营企业应当扮演的角色，但他们对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冲击以及市场影响力仍然不足以改变趋势以及方向。
不管怎样，在中国，这一结构服务于传统产业以及以硬件为核心的产业快速增长。然而，这一模式在基于知识的和以服务为中心的产业，例如信息技术服务及软件方面的效果不是很好，而我们知道这些产业搭建起了外包的基础。如果有根本的改变，那就是中国政府比之前更快地承认这一事实。这为鼎韬的业务奠定了基础。
伴随以聚焦方式保持社会稳定的加剧，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私营企业、国际企业以及第三方独立声音在颠覆技术及新经济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鼎韬的独特角色就在于作为值得信赖的本土企业为中国决策者以及全球企业高管提供独立、专业及国际化的观点。这一战略定位使鼎韬从数百中国企业、国际咨询重点企业以及世界五百强企业中脱颖而出。鼎韬对于中国服务外包的利益相关者而言并非竞争者的角色，而是合作伙伴。
中国外包市场总值目前排名世界第二，同时也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市场。然而成熟度及增长却欠发达，原因是中国的政治结构、旧式的政策以及中国科技企业的短视（他们中的一些企业较依赖政府支持）。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外包企业的领导者对于当前中国外包发展不及预期有一定关系。
举一个简单的对比，九十年代中期私营企业以及初创公司开始他们在中国外包、电信、电商以及互联网应用领域的布局。二十年后，在几乎相同的政策、法规和支持条件下，中国已经拥有世界领先的企业如电信领域的华为、中兴，电商领域的阿里巴巴京东以及互联网应用领域的百度和腾讯。然而，在外包领域中国还没有一家能够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具备举足轻重竞争力的企业。
鼎韬认为，一定程度的保护与倾向是必要的，但中国外包的竞争能力以及商业潜力，在面向全球企业以及国内其他地区的企业时需要更为公开透明。国内的保护似乎是保护了当地的企业，但实际上损害的是他们基本生存的能力，这也最终成为最大的首要问题。
除了更为开明的政府政策外，鼎韬对于中国外包企业的真正成长，显示出专注的、集中的以及真正的全球领导的独特重要性。许多迹象及客户评价印证了中国外包与其他高科技产业相比发展迟缓，原因就在于中国企业的高管。
O(Outsource杂志)：全球服务外包领军者峰会（DGITS）是中国外包领域中最杰出也是规模最大的峰会之一。创办此项峰会背后的原因以及此项峰会力争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HQ(齐海涛)：DGITS的举办是基于我们客户的需求以及我们自身战略需要。多年来，我们来自国内外的客户高管让我们推荐来自比其他官方形式或官方活动能够更多体现专家意见、全球观点的国家级峰会。这样的推荐变得越来越难，原因是由不同机构在不同中国城市举办的各类国家级峰会所带来的受欢迎的收益越来越低。我们相信一个由我们直接控制的峰会会产生更多带有与我们客户期盼相一致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四年前举办首届DGITS的原因。
作为一个针对中国技术与服务市场全球领先的企业，我们也需要一个年度峰会，在那里，我们的主要客户、合作伙伴以及服务商能够亲自会见及沟通。DGITS也就为了实现这一关键目标应运而生。这一需求在我们的全球合作伙伴NASSCOM及Gartner的峰会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O：您的简历令人印象深刻，在众多职务中，您是国际服务外包运营标准（OIOP）全球联合发起人。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标准以及其如何运作？
HQ：OIOP目前是MVSS（多维度供应商选择系统）的一部分。我们与研究及教育领域的全球领军者进行合作，鼎韬开发出世界最新的针对外包目的地（包括中国的科技园区）及服务商的以数据驱动、以分析为核心的评估系统。评估流程包括三个层次，六个维度，迎合外包交易的决策者的三个层次，以及针对中国城市及中国企业评估的关键要素。MVSS有超过160个评估指标，包括财务信用、市场稳定性、以及地方补贴总额，这些都超越了现有类似的评估方法论。
MVSS的成果是一套综合的计算排名--CCI（能力及兼容性指标）--来明确不仅考虑专业经验、技能，同时考虑行业知识、整体成本以及管理风险的外包项目和买家。CCI排名对于外包项目要求不同的行业经验、成熟度、本地支持及可承担风险可以是不同的。这是一个全球外包买家与中国外包服务商、城市以及科技园区能够以相同的基准、时间表和术语进行交流的系统。
O：您也是中国政府众多委员会的成员，对于那些不熟悉中国国家部门的读者，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些角色？
HQ：这些委员会是由各种政府部门针对外包或相关行业建立的智库机构或行业服务机构。例如有人才联盟、行业机构、战略委员会等。他们都是由负责不同行业的不同政府分支建立起来的机构。鼎韬是一家主要做咨询的公司，提供专业及趋势化的建议。
鼎韬对于从中央、省、市到科技园区的中国政府的价值可以体现在我们给予他们的建议上：全球市场；国内市场；投资及激励政策；产业发展增长及预算管理；以及风险检测和缓解方法。
O：中国外包产业被许多西方国家认为是压倒性地专注ITO。这种评价是否公平？您认为未来几年中国BPO行业的前景如何？
HQ：除了极少数国家如菲律宾、波多黎各外，不止是中国，在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ITO是外包产业最大的构成要素。中国服务商的发展始于IT技术服务，随着经验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他们开始为客户提供其他类型的服务如BPO和KPO。
基于我们的研究，在未来5-10年，BPO将引导中国外包产业的增长。原因很简单：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需要全球规模的BPO加以支持。在过去12个月中，我们帮助过的国际客户中62%的项目是专注于BPO的，而BPO被认为只贡献了中国服务外包22%的份额。我们其他的研究成果还表明，KPO在通常意义上被定义为是在中国的ITO、BPO、KPO中应当被强力掌控的。理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技术出口应当被视为KPO。例如，中国移动设备制造商以及原始设备制造商企业完成的工作要远超部件的简要组装。WTO在其标准商务数据库中将所有的装配算作中国的出口。如果这一争论有效，那么KPO的规模，将大于中国ITO和BPO的总和。
O：大众总有种看法就是中国的接包商主要是为了迎合国内市场而建立（当然国内市场十分巨大）。当然事实未必如此，像您这样的企业是如何以实际行动反驳这一看法的？
HQ：正相反。中国的服务商从离岸市场开始他们的业务，然后在他们的资源及能力得到扩张后开始服务国内市场。分享一个事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政府给予国际企业太多生意使得中国企业主张在竞标政府项目时获得平等的机会。国际机构有“国内市场倾向”的看法可能来自于对发展时间线及基准的混淆。例如，绝大多数的印度服务商通过美国订单开始他们的业务，但是在印度完成交付。
与此同时，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经济体，所以相比于其他新兴国家，大量跨国企业更早地进入中国建立其分支机构。中国外包企业已经获得来自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跨国企业的全球业务。在某种看法上，中国外包企业的确首先服务了他们自己的市场，但买方实际上是总部并非位于中国的跨国企业。
从我们收集到的本世纪初的数据发现，例如中国制造业，中国外包的核心驱动力来自离岸。例如文思海辉（即使已经退市）以及博彦科技，他们都在海外建立了分支，进行了兼并，在经历了海外服务能力的实践后，开始为国内企业提供服务，这也是整个产业的逻辑。
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的曝光可能要多于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我们针对中国政府最近的争论之一是开放国内市场实际是提高国内经济、就业以及社会的稳定性。这是一个新奇的争论，但收到了强烈的回应。
O：您认为鼎韬未来三至五年的增长来源于哪些地方（在地域及行业垂直领域）？您是否希望在欧洲地区有更大的影响力？请举例说明。
HQ：第一，未来我们更多的业务将来自于国际企业--因为中国市场加上全球经济放缓的分量加剧着结合。少部分其他国家即便他们还有很多欠缺但也拥有像中国市场一样的重要性。
第二，来自于MVSS系统发展的先进服务，都来自于咨询、研究到数据。这是我们在中国及全球市场扩展服务的基石。这一新业务方向应当被诠释为更加强大的业务，即当全球买家通过这一基于商务智能方法论，在更多地了解中国企业的优势/劣势、以及采取了更为得力的风险控制方法后，获得更多信心及控制力。我们相信买家的信心远比业务中的营销/销售重要。
第三，更关注其他发展中市场，例如拉美、东欧以及南非。鼎韬在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品牌影响力以及市场影响力即使是与世界知名的咨询公司相比也是一流的。
鼎韬认为欧洲是全球外包团体中的关键一员。说实话，很少有中国企业及政府机构在那里做的很好，甚至是在那里获得业务，这也是很准确的描述。这就是为什么鼎韬带有SIG在这一重要市场能够更多帮助鼎韬的客户的强烈期待、致力于与SIG/ Outsource合作关系的原因。
O: 您认为实现这些理想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以及对于正在扩张的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挑战是什么？
HQ：由于来自政治或宏观经济的看似合乎情理的目的而停止开放外包市场；停止听取独立的、专业的咨询意见；中国企业领导层的频繁分心；缺少高水平的人力资源；使用中国式的营销来做全球业务。
O：您提及了SIG及外包，我们的确也是自此取得了联系，谢谢您与SIG的业务联络，所以或许我们可以稍微看下：您是如何与SIG建立往来的，以及您在未来这段合作关系的初衷是什么？
HQ：与全球具有影响力的机构建立合作对鼎韬及鼎韬国内外的客户至关重要。截至目前，我们很自豪鼎韬/联盟是少有的与全球外包领域的绝大部分重要的国家和地域的机构如：拉美、欧洲、北美、非洲、俄罗斯/东部俄罗斯、东亚及东南亚以及外包强者印度等有紧密合作的全球企业。
我们已经特别分享了对于SIG在美国及欧洲的预期。目前，SIG峰会以及SIG大学是两个主要的合作领域。我们希望我们的客户更多地使用SIG的服务--特别是峰会及IT培训，因为我们相信二者都是行业中的最优的。
O：您认为未来几年改变游戏规则最重要的技术是什么？您如何布局鼎韬来充分使用这些规则？
HQ：BI（商务智能）--外包交易由最佳实践及案例研究进行指导和管理，以自动导向的软件系统进行实施。AI和VR（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外包项目由机器人代替人类完成。以及移动互联网--来自当前难以接触的地区或国家更多的竞争者，以及来自当前弱势国家更为强劲的竞争者。
针对我们的战略：所有先进技术将给我们的客户带来挑战及不确定，因此我们要在客户之前准备好我们的知识以及专业储备。我们将在科技领域同更多全球领军者合作，以及增加科技知识分享的频率。我们将扩展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或方法论，如MVSS，从而能够使其应用于商务智能-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的新时代。
O：最后，您在职业生涯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什么？对于那些想要仿效您成功的人，您想给出的最好的建议是什么？
HQ：我最看重的一课是：深入理解当前客户的“痛点”；了解你和你的企业能够为降低那些“痛点”而带来的独一无二的价值；以及一旦设定好目标就坚持下去。
我想要分享的最好的建议是无妥协和无条件地专注于你所热爱的事情并做到最好。
远洋、绿城等房企加速布局养老地产，盈利难题待解
2018年，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持续收紧，在市场竞争度不断提升、利润率下滑的趋势中，不少房企开启多元化之路。其中，备受政策支持的养老地产成为房企眼中的“香饽饽“。据蓝鲸房产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8年末，千亿房企中，已有28家企业布局康养产业。
在专家看来，房企之所以青睐养老地产，不外乎是考虑到养老地产前景广阔。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预测，我国养老产业规模到2030年有望达到22万亿元。除此之外，近年来，国家对养老地产给予的政策支持也是逐年加大。
然而，2019年开年之时，易居中国执行总裁CEO丁祖昱却公开表示：“短期不看好养老地产”，这让外界一头雾水。事实上，房企进入养老地产一直面临着盈利难的困境，这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身陷“圈地质疑”的房企该如何发展养老地产。
2018年房企大力加码养老地产
近年来，随着养老市场空间不断被挖掘，企业加速养老市场布局。据蓝鲸房产不完全统计，在2018年克而瑞公布的千亿房企中，已有28家企业布局康养产业。
早在2010年，万科集团(SZ：000002，简称“万科”)在杭州、北京就已有多个项目进行了养老地产的相关尝试。同年，保利发展(SH：600048，下简称“保利”)也开始试水养老地产，并于2013年重新定义了养老产业在集团发展的战略地位，称未来10年要打造50个养老机构。2013年，远洋集团(HK：03377，简称“远洋”)创建了养老品牌“椿萱茂”。
而在多年的探索中，各家企业也形成了自己的产品线。如万科已建立起三条养老产业产品线：偏重于照顾半自理老人的城市机构型产品“怡园”、持续照料型的“随园”以及社区嵌入型的“嘉园”。
到了2018年，房企对养老地产的布局仍在加速。这一年，龙湖集团(HK：00960，简称“龙湖”)推出了自己的养老品牌“椿山万树”，据悉，其已在北京、上海、重庆、成都等一二线城市开始布局。招商蛇口（SZ：001979）与关联方招商局仁和人寿共同成立招商局仁和养老投资有限公司（下简称“仁和养老”），之后仁和养老将成为招商蛇口养老产业布局的重资产平台，而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
对于传统房企加码养老地产行业的原因，高力国际相关研报指出，是由于房地产行业进入下行周期，房地产行业利润下滑，新的利润增长点成为房企能否获得战略性持续发展的关键。而通过养老产业附加值提升土地溢价和收益，是房企挺进养老市场的一大重要考量。
合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则从养老产业的未来给予了解读。“我国逐渐迈入老龄化社会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房企涉足养老地产这一“朝阳产业”，实际上为未来布局了一个无限大的市场。”她向蓝鲸房产表示。
据蓝鲸房产观察，对于已布局、即将布局养老产业的企业来说,强强联合成为行业发展首选。2018年7月10日,华润置地(HK：01109)与国家开发银行就养老业务合作在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居家社区养老设施、老年公寓、持续照料社区、老年养护院、康养小镇、养老人才实训基地、 老龄用品等领域开展合作。同时,龙湖椿山万树与成都中医药大学围绕康养产业发展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开启了龙湖养老业务在康养体系搭建上的创新合作探索。
此外，对于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来说，并购仍是其对外拓展壮大的手段之一。2018年9月27日，远洋与美国MeriStar集团签署协议,宣布将以增资方式持有后者旗下的养老运营商Meridian Senior Living约40%的股权。
养老地产盈利难题待解
值得注意的是，抢滩者虽然众多，但对于高投入、慢产出的养老地产而言,如何盈利是每个房企待解的难题。
蓝鲸房产了解到，目前养老地产共有四种商业模式：第一，出售模式，即以老年住宅为概念，出售房屋产权为主，区域级别配套并举;第二，租赁模式，房企不出售物业，而是持有并长期租赁，采取按月收取租赁费和服务费的盈利模式;第三，会费模式，房企销售会员，为会员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通过收取会员费和服务费实现盈利;第四，出售和租赁相结合的模式，销售一部分老年住宅产品及出租剩余部分老年住宅产品和持有配套物业。
但截止到2018年末，上述四种养老地产的盈利模式始终未得到破解。于房企而言，养老地产由于尚处于试水阶段，规模较小，且尚未盈利，其盈亏并未并入房企的财务报表中。
不过，据蓝鲸房产了解到，即便早在2013年就创立了养老品牌“椿萱茂”，但直至2018年末仍未实现盈利。
远洋相关负责人对蓝鲸房产表示，截至目前，远洋养老已在全国十个重点城市布局30个项目，床位过万张。经过6年的发展，其养老板块发展规模上虽已初具雏形，但对于盈利情况，上述负责人则表示：“椿萱茂把养老产业投资测算模型定义为前5年亏损，后5-15年才是投资回报的峰值，随着老年人的入住率提高盈利也将持续增长。”该负责人进一步透露，除位于北京亦庄的椿萱茂·凯建之外，目前在营的椿萱茂项目还处于培育期。
2010年，绿城集团(HK：03900，简称“绿城”)推出位于杭州临平的绿城蓝庭项目中的“颐养公寓”，这成为绿城“学院式养老”的初步探索。2011年，绿城还正式组建学院式养老运营平台——绿城颐乐教育公司，负责在十几个城市的绿城社区里开设的数十所颐乐学院的运营管理。截至2013年6月，绿城已在北京、上海、浙江等共15个城市和地区成立了29个校区，注册学员2000多人。但目前仍无法盈利。
为何房企做养老地产难以盈利?对此，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蓝鲸房产表示：“对于养老地产来说，盈利难其实是有三点内容：第一、房地产领域实际上各类资金更偏好投资住宅，养老地产本身资金支持是不足的。第二、养老需求没有很好得以培育，尤其是很多养老项目只能针对部分高端客群，但这部分市场需求是有限的。第三、证券化等金融创新力度不够，这使得养老项目潜在的资金成本比较高。”
而从养老这个产业的发展而言，“养老地产的盈利难点在于：第一，土地价格成本较高是导致养老地产很难盈利;第二，养老地产配套以及其附属设施的税费较重，政府应该在税费上给予部分或全部减免;第三、养老地产涉及的运营服务体系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操作规范，包括医疗护理服务、老年教育、安全、法律咨询、健康饮食等相关产业服务内容和质量参差不齐。”同策咨询研究中心总监张宏伟对蓝鲸房产表示。
房企布局养老地产身陷“圈地”质疑
在盈利难背后，房企布局养老地产一直面临着“圈地卖房”的质疑。
2017年12月12日，北京市民政局、国土规划委和住建委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发布国内首个共有产权养老试点项目——恭和家园。然而，恭和家园建成验收后，由于作为医卫慈善用地却获房地产预售证，该项目被质疑在打着养老的旗号卖房。
此外，一直以养老项目自居的华银天鹅湖国际生态城，自2015年借助养老概念热实现快速售房之后，开始被曝出无证售房、售后包租、延期交房等问题，被多位业主讨伐。
就此，张宏伟对蓝鲸房产分析道：“从企业发展角度来讲，房企进军养老地产更多的是通过养老项目圈地。按照国际经验来讲，养老地产项目一般倾向于‘向小向精’发展，一般300亩纯养老地产项目已经够大，但从具体案例情况来看，养老地产目前已经成为开发企业进行‘圈地运动’的工具。”
“比如一个养老地产只需要300亩土地，而开发商有可能拿地超过1000亩甚至更多，那么剩余的700亩会做部分配套和住宅开发，这样才能在整体项目开发上实现盈利。”他举例道。
北京房地产协会秘书长陈志曾公开表示，由于养老地产项目定位不明，现阶段的养老地产只是贴上了不同的标签，以不同形式卖房，并没有摆脱传统房地产开发的本质。
针对养老地产如今面临的困局，一位长期观察养老地产的业内人士对蓝鲸房产分析道，对于传统房企来说，要进军养老产业，打造真正的养老地产，首先要完成“地产人”到“养老服务人”的角色转变，争取在政府支持和企业运营双管齐下，将“养老地产”转变为“养老服务”，实现老人的“老有所养”以及让企业能回笼资金和利润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丁祖昱曾提出，养老产业是一个复合概念，涵盖养老地产、护理康复、医疗保健、养老金融等各方面的内容，而中国今天这些方面资源都不到位，更不用谈整合了，条件还远不成熟。
在政策利好、“老龄化”趋势愈发明显的背景下，房企进入养老地产是必然选择，但养老地产是一个投资大且回报周期较长的产品，并非所有企业都适合进入。此外，从根本上来看，养老既是一门生意，也是一项社会关怀产业，若没有些许理想主义情怀，仅靠商业里的算计，这门生意或难走远。
2018年，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持续收紧，在市场竞争度不断提升、利润率下滑的趋势中，不少房企开启多元化之路。其中，备受政策支持的养老地产成为房企眼中的“香饽饽“。据蓝鲸房产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8年末，千亿房企中，已有28家企业布局康养产业。
在专家看来，房企之所以青睐养老地产，不外乎是考虑到养老地产前景广阔。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预测，我国养老产业规模到2030年有望达到22万亿元。除此之外，近年来，国家对养老地产给予的政策支持也是逐年加大。
然而，2019年开年之时，易居中国执行总裁CEO丁祖昱却公开表示：“短期不看好养老地产”，这让外界一头雾水。事实上，房企进入养老地产一直面临着盈利难的困境，这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身陷“圈地质疑”的房企该如何发展养老地产。
2018年房企大力加码养老地产
近年来，随着养老市场空间不断被挖掘，企业加速养老市场布局。据蓝鲸房产不完全统计，在2018年克而瑞公布的千亿房企中，已有28家企业布局康养产业。
早在2010年，万科集团(SZ：000002，简称“万科”)在杭州、北京就已有多个项目进行了养老地产的相关尝试。同年，保利发展(SH：600048，下简称“保利”)也开始试水养老地产，并于2013年重新定义了养老产业在集团发展的战略地位，称未来10年要打造50个养老机构。2013年，远洋集团(HK：03377，简称“远洋”)创建了养老品牌“椿萱茂”。
而在多年的探索中，各家企业也形成了自己的产品线。如万科已建立起三条养老产业产品线：偏重于照顾半自理老人的城市机构型产品“怡园”、持续照料型的“随园”以及社区嵌入型的“嘉园”。
到了2018年，房企对养老地产的布局仍在加速。这一年，龙湖集团(HK：00960，简称“龙湖”)推出了自己的养老品牌“椿山万树”，据悉，其已在北京、上海、重庆、成都等一二线城市开始布局。招商蛇口（SZ：001979）与关联方招商局仁和人寿共同成立招商局仁和养老投资有限公司（下简称“仁和养老”），之后仁和养老将成为招商蛇口养老产业布局的重资产平台，而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
对于传统房企加码养老地产行业的原因，高力国际相关研报指出，是由于房地产行业进入下行周期，房地产行业利润下滑，新的利润增长点成为房企能否获得战略性持续发展的关键。而通过养老产业附加值提升土地溢价和收益，是房企挺进养老市场的一大重要考量。
合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则从养老产业的未来给予了解读。“我国逐渐迈入老龄化社会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房企涉足养老地产这一“朝阳产业”，实际上为未来布局了一个无限大的市场。”她向蓝鲸房产表示。
据蓝鲸房产观察，对于已布局、即将布局养老产业的企业来说,强强联合成为行业发展首选。2018年7月10日,华润置地(HK：01109)与国家开发银行就养老业务合作在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居家社区养老设施、老年公寓、持续照料社区、老年养护院、康养小镇、养老人才实训基地、 老龄用品等领域开展合作。同时,龙湖椿山万树与成都中医药大学围绕康养产业发展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开启了龙湖养老业务在康养体系搭建上的创新合作探索。
此外，对于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来说，并购仍是其对外拓展壮大的手段之一。2018年9月27日，远洋与美国MeriStar集团签署协议,宣布将以增资方式持有后者旗下的养老运营商Meridian Senior Living约40%的股权。
养老地产盈利难题待解
值得注意的是，抢滩者虽然众多，但对于高投入、慢产出的养老地产而言,如何盈利是每个房企待解的难题。
蓝鲸房产了解到，目前养老地产共有四种商业模式：第一，出售模式，即以老年住宅为概念，出售房屋产权为主，区域级别配套并举;第二，租赁模式，房企不出售物业，而是持有并长期租赁，采取按月收取租赁费和服务费的盈利模式;第三，会费模式，房企销售会员，为会员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通过收取会员费和服务费实现盈利;第四，出售和租赁相结合的模式，销售一部分老年住宅产品及出租剩余部分老年住宅产品和持有配套物业。
但截止到2018年末，上述四种养老地产的盈利模式始终未得到破解。于房企而言，养老地产由于尚处于试水阶段，规模较小，且尚未盈利，其盈亏并未并入房企的财务报表中。
不过，据蓝鲸房产了解到，即便早在2013年就创立了养老品牌“椿萱茂”，但直至2018年末仍未实现盈利。
远洋相关负责人对蓝鲸房产表示，截至目前，远洋养老已在全国十个重点城市布局30个项目，床位过万张。经过6年的发展，其养老板块发展规模上虽已初具雏形，但对于盈利情况，上述负责人则表示：“椿萱茂把养老产业投资测算模型定义为前5年亏损，后5-15年才是投资回报的峰值，随着老年人的入住率提高盈利也将持续增长。”该负责人进一步透露，除位于北京亦庄的椿萱茂·凯建之外，目前在营的椿萱茂项目还处于培育期。
2010年，绿城集团(HK：03900，简称“绿城”)推出位于杭州临平的绿城蓝庭项目中的“颐养公寓”，这成为绿城“学院式养老”的初步探索。2011年，绿城还正式组建学院式养老运营平台——绿城颐乐教育公司，负责在十几个城市的绿城社区里开设的数十所颐乐学院的运营管理。截至2013年6月，绿城已在北京、上海、浙江等共15个城市和地区成立了29个校区，注册学员2000多人。但目前仍无法盈利。
为何房企做养老地产难以盈利?对此，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蓝鲸房产表示：“对于养老地产来说，盈利难其实是有三点内容：第一、房地产领域实际上各类资金更偏好投资住宅，养老地产本身资金支持是不足的。第二、养老需求没有很好得以培育，尤其是很多养老项目只能针对部分高端客群，但这部分市场需求是有限的。第三、证券化等金融创新力度不够，这使得养老项目潜在的资金成本比较高。”
而从养老这个产业的发展而言，“养老地产的盈利难点在于：第一，土地价格成本较高是导致养老地产很难盈利;第二，养老地产配套以及其附属设施的税费较重，政府应该在税费上给予部分或全部减免;第三、养老地产涉及的运营服务体系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操作规范，包括医疗护理服务、老年教育、安全、法律咨询、健康饮食等相关产业服务内容和质量参差不齐。”同策咨询研究中心总监张宏伟对蓝鲸房产表示。
房企布局养老地产身陷“圈地”质疑
在盈利难背后，房企布局养老地产一直面临着“圈地卖房”的质疑。
2017年12月12日，北京市民政局、国土规划委和住建委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发布国内首个共有产权养老试点项目——恭和家园。然而，恭和家园建成验收后，由于作为医卫慈善用地却获房地产预售证，该项目被质疑在打着养老的旗号卖房。
此外，一直以养老项目自居的华银天鹅湖国际生态城，自2015年借助养老概念热实现快速售房之后，开始被曝出无证售房、售后包租、延期交房等问题，被多位业主讨伐。
就此，张宏伟对蓝鲸房产分析道：“从企业发展角度来讲，房企进军养老地产更多的是通过养老项目圈地。按照国际经验来讲，养老地产项目一般倾向于‘向小向精’发展，一般300亩纯养老地产项目已经够大，但从具体案例情况来看，养老地产目前已经成为开发企业进行‘圈地运动’的工具。”
“比如一个养老地产只需要300亩土地，而开发商有可能拿地超过1000亩甚至更多，那么剩余的700亩会做部分配套和住宅开发，这样才能在整体项目开发上实现盈利。”他举例道。
北京房地产协会秘书长陈志曾公开表示，由于养老地产项目定位不明，现阶段的养老地产只是贴上了不同的标签，以不同形式卖房，并没有摆脱传统房地产开发的本质。
针对养老地产如今面临的困局，一位长期观察养老地产的业内人士对蓝鲸房产分析道，对于传统房企来说，要进军养老产业，打造真正的养老地产，首先要完成“地产人”到“养老服务人”的角色转变，争取在政府支持和企业运营双管齐下，将“养老地产”转变为“养老服务”，实现老人的“老有所养”以及让企业能回笼资金和利润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丁祖昱曾提出，养老产业是一个复合概念，涵盖养老地产、护理康复、医疗保健、养老金融等各方面的内容，而中国今天这些方面资源都不到位，更不用谈整合了，条件还远不成熟。
在政策利好、“老龄化”趋势愈发明显的背景下，房企进入养老地产是必然选择，但养老地产是一个投资大且回报周期较长的产品，并非所有企业都适合进入。此外，从根本上来看，养老既是一门生意，也是一项社会关怀产业，若没有些许理想主义情怀，仅靠商业里的算计，这门生意或难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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