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利翁考古博物馆

也许因为米诺斯文明是爱琴海文明源头的缘故，伊拉克利翁发掘出来的文物基本上都保留在了本地的考古博物馆里，而不是放在雅典的国家考古博物馆中。伊拉克利翁考古博物馆有两层，其中一楼是米诺斯文明考古的成果展示，包括陶罐、青铜器、金器、棺椁等；二楼主要是修复后的壁画和罗马时代的考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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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去工作室切了一些纸，睡前想着今天梦里可能会出现机器、工作室、纸或火之类的元素吧。

没想到梦见一个秋天。
乘车在乡间的水泥路上，路还算宽阔，两边有树和零星的一层楼小店。路边落着一簇簇长着嫩绿小叶的树枝，同行的人惊喜地跑下车，捡起一簇，蹲在地上，轻轻摔打，掉出几粒坚果，非常小。我剥开尝了一粒，热热的，有点像松子刚刚被最干净的阳光烤熟，不含一丝烟火和油。离开时，我想带走一些，结果发现落出来的坚果一会儿就受潮变味了，最后带走了一袋小树枝。

汤钊猷《中华哲学思维》第二章 探究中华哲学思维在医学中的应用（第一节）

这一章中将探讨中华哲学在医学实践(主要从西医角度)中的应用。这里将多次重复关于中华哲学思维的基本概念：“易”“道”“阴阳”“矛盾”是中华哲学的根基，世界上存在着一个不变的“自然法则”，即“道”；“道”即永不停息的“变”；“变”总是对立双方的互变；“阴阳中和”既是自然法则，又是处理自然和社会问题的大法；由于“变”是永恒的，“阴阳中和”也只能是动态的、相对的。换言之，要顺应自然，要全面看问题，要一分为二看问题，要动态看问题，恢复失衡是处理自然和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则，而反复实践才能检验其正确与否。
我们将从“顺应自然”“阴阳互存”“阴阳互变”和“阴阳中和”四个方面来展开，并强调实践是检验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其目的是从中华哲学角度，探讨补充现代医学的短板，使之更上一层楼，是“补台”，不是“拆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新医学的雏形。
另外，由于侧重点不同的原因，本章所用到的黑箱、白箱的论述在后面第三章中有更多的解释。

一、自然法则与顺应自然
中华哲学思维归纳起来就是“三变”——“不变，恒变，互变”。首先就是存在着一个“自然法则”，即“道”，这是不变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此，新医学首先就是要“顺应自然”。人类通过智慧取得比其他生物更多的生存“优势”，应无可厚非；然而如果因此过多偏离“自然法则”，也将受到“自然法则”的纠偏(惩罚)。
1、从中华哲学看医学的基本任务
笔者只是肿瘤外科医生，对医学史没有深入研究，无意对整个医学做全面的论述，只打算从中华哲学思维的角度，探讨一下医学的任务框架。关于“医学”的含义，古今中外有多种叙述，如英国《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医学是研究如何维持健康及预防、减轻、治疗疾病的科学，以及为上述目的而采用的技术。”《中国百科大词典》：“医学是认识、保持和增强人民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促进机体康复的科学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下面只是笔者对医学的任务的粗浅看法。
(1)医学是对“生老病死”这个自然法则重大失衡的适度干预，可助人终其天年。
《道德经》有“出生入死”，就是人一出生，就启动了死的进程。而“生老病死”的描述据说是北宋才有，姑不去追根溯源。“出生入死”通常理应包括老和病，如果没有“老”和“病”，除非意外，人就不会死亡，这是自然法则中必然出现的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换言之，“老”和1.从“道法自然”看医学的任务“病”不是人能够根本干预的。为此，医学的任务就是：顺生，延老，减病，安死；主要是针对“生老病死”的重大失衡。“顺生”就是保障人类繁衍生息的顺利；“延老”就是对不正常早衰的适度干预，延缓衰老，争取活到天年；“减病”就是减少(预防)和减轻(诊治)疾病，而不是消灭疾病；“安死”是使走之安详，减少痛苦。
从中华哲学角度，事物总是在永不停息地“变”，生老病死就反映人生不即前面说的“阴阳中和”或中医的“阴平阳秘”，所以称为“适度干预”。总之，人们对“生老病死”既要顺应自然，又要对重大失衡给予适度干预。
从哲学思维角度看，小毛小病应不算“病”，它是自然法则的“必然”过程，正如天气的“晴”和“雨”是常态，无须干预，除非台风暴雨、因为人体有强大的恢复能力。然而笔者不解的是，当下每见普通伤风感冒便到医院去打“吊针”、还用抗生素。在2011年2月10日《科学时报•读书周刊》上偶见《最好别用药》的文章(下页左图)，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应当了解医药的局限性，少用药，巧用药和最好不用药。世界上不缺药物，缺乏的是用药的思维和方法，以及对人的关怀。”确实，好比下象棋，车马炮固然重要，但取胜还是靠棋手的思维，亦即战略战术，以及取胜的决心和勇气。另外，英国学者有《最佳疗法常常是不实施治疗》的文章(《参考消息》2004年4月8日转载)也值得参考。
(2)笔者从中华哲学思维角度对“中国式控癌”的认识。
作为从事癌症治疗的医生，右上图是笔者对“中国式控癌”的最简单概括。
1)之所以将“抗癌”改为“控癌”，是因为癌细胞来自正常细胞，既有对抗性矛盾，又有非对抗性矛盾，癌细胞是可能“改邪归正”的。从“阴阳互存”的角度，要兼顾阴与阳。针对对抗性矛盾，用得上“消灭”；而针对非对抗性矛盾，则需要“改造”，为此要“消灭与改造并举”。
2)对付癌症的目标是减少癌灶和减轻癌症病情，而不是完全消灭癌症。因为癌症是“生老病死”这个自然法则中“病”的一种，目标是达到《黄帝内经》所说“阴平阳秘”。减少癌症重在预防，就是在“未病”与“已病”中抓住“未病”这个重点。
3)有效的预防需要结合国情这个“实际”。如果不抓“烟不离手，酒不离口”等国人的不良生活方式，癌症只会越治越多。
4)早诊早治是减少和减轻癌症的关键。也就是在“早期”和“晚期”中抓住“早期”这个重点。目前在一些癌症中心，早诊早治的成效不错，但只是橱窗里的东西，需要推广。我国有14亿人口，只有发展出“简便、易推广的早诊”，才能达到全国推广。我们早年搞肝癌早诊早治，用的是验血中甲胎蛋白，尽管不能覆盖所有的肝癌，但这个办法简便易行且价廉，能够在更多人群中使用，所以半个世纪以来仍在应用。
5)癌症是难治之症。如老子说要“为之于未有”，需要不断创新，发展有我国特色的原创新疗法，尤其是能惠及广大人民的疗法。
6)控癌战需要好的肿瘤医生，医生也面临“人文”与“医术”的深入结合一寸问题。笔者以为两条最重要：一是拥有多快好省治好癌症的办法——所谓“多快好省”，就是能惠及全民；所谓治好，也包括有生活质量的“带瘤生存”，病人活着、活得好好的是硬道理。二是既治病，又治人的肿瘤医生——所谓“能治病，即《黄帝内经》所说“顺者为工，逆者为粗”，医者要有人文与医术深、厚的医道观；所谓“治人”，不是把病人看作机器来修理，而是把病人看作有思维、有情感的社会的人，从而能够调动病人主观能动性，因为“医+患”两者积极性总比医者或患者一方积极性好。《黄帝内经》说“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放弃治疗了再好的医药也难奏效。这样看来，现代肿瘤医生所应该追求的， 除体现高水平的所谓“SCI论文”外， 还有更广阔的发展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