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国原名叫“燕”，真的吗？考古发现改写认知】
大约3040多年前，周武王灭商之后，考虑到“小邦周”吞并“大邑商”的难度，于是先后分封了70余个诸侯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稳固统治“以屏周室”。其中，周武王最重要的三位大臣，姜子牙封在齐地，周公旦封在鲁地，召公奭封在北燕。
甲骨文中都有“齐国”与“鲁国”，周朝齐鲁是旧地重封，其中齐字是麦穗整齐之意，起源于山东中部偏东，此地是中国小麦最早大规模种植区域，鲁字与鱼入人口、味道鲜美有关，原本大约在如今河南鲁山一带。齐国与鲁国传承都很明确，不存在什么争议，但召公奭却在上世纪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让人质疑周初是不是存在一个燕国。
司马迁列出了夏商两代的帝王世系，却列不出燕国的君主世系，《燕召公世家》中说：“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所谓周朝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距离周武王封召公奭于北燕，大约已有200年。同样糟糕的是，惠侯之后，司马迁虽然列出釐侯、顷侯二位燕君，但也毫无事迹可言，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简而言之，燕国存在200年的空白期，几乎没有留下一点资料，否则司马迁不至于如此一笔带过，惠侯之后燕国史也寥寥无几。
更吊诡的是，长期以来人们还没有见过带“燕”字铭文的西周早期青铜器，而带有齐、鲁等字的青铜器却屡见不鲜。
基于这两个反常现象，很难让人不怀疑燕国真实性，甚至有学者直言周初没有燕国，春秋战国时的燕国，实际上是狄戎所建，为了融入华夏谱系，所以找了召公奭为祖先。类似的情况如春秋吴国，泰伯奔吴建立吴国的说法就不太可信，因为从陕西到吴地相隔几千里，泰伯奔到这里不合逻辑，因此吴国始于泰伯之说，可能是吴国为了融入华夏谱系而编造的一段谎言。
上个世纪，文物市场流出的一件青铜鼎上，铭刻的一段文字让这个问题有了一丝转机。
鼎上铭文：匽侯旨初见事于宗周（镐京），王赏旨贝廿朋，用乍有姒宝尊彝。
匽与燕同音，匽侯是不是就是燕侯，召公奭的后代？但可惜的是，这件文物只知道是出土于北京，具体地点不详，且历史上周朝在北京一带分封了南燕国、北燕国，因此“匽国”与“匽侯”到底什么情况还是不能真相大白。
上个世纪，随着北京琉璃河遗址被发现、挖掘，燕国这个问题才真正被解开。上世纪40年代，在北京房山琉璃河地区发现西周遗址，但当时国家也没有精力挖掘，新中国之后才开始慢慢考古挖掘，1974年时出土了重要证据。
1974年，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M253区，考古出土了一件青铜鼎，上面铭文为：
匽侯令（命）堇饴（颐）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赏堇贝，用乍（作）大子癸宝 。仲。
匽侯让一个叫“堇”的家臣，送美食到镐京给大保。之后，大保赏赐了“贝壳”，“堇”作鼎记载此事，所以这件青铜器被称之为“堇鼎”。而大保即召公奭，因此从铭文上看，“匽侯”应是“燕侯”。
但堇鼎上信息不够具体，最典型的是匽侯与大保是何关系，铭文上并未明确说明，所以堇鼎并未真正揭开谜团。直到上世纪80年代，琉璃河遗址中又发现了一件青铜器，才让燕国起源问题真相大白。
1986年，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1193号大墓中，考古发现“西周克盉（hé）”，又称“太保盉”（上图）。所谓“盉”，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用水来调和酒味的浓淡。
王曰：“太保（即大保，即召公奭）唯乃明乃心，享于乃辟。余大封乃享，令命克侯于匽。使羌、页、虘、驭、微。与御敞。”克来匽，入纳土，众有司。用乍作宝尊彝。
周王对召公奭说：“你功勋显著，我封你土地，供你享用。命令克去匽地为侯，羌、页、虘等国划给匽国，参与对敞国的统御。”之后，克来到匽地建立国家，后人作此青铜盉纪念。显然，这里的“克”是召公奭的元子，代表父亲在匽地建国，召公奭留在镐京协助周王处理政务。
克盉铭文可与史书记载互相印证，充分表明燕国的确是周初召公奭的封国，只不过在传世青铜器里写作“匽（偃）国”而已。根据后来出土的铭文来看，琉璃河遗址是燕国初都，“克”是第一代匽侯，第二代匽侯叫“旨”。
但问题在于，既然燕国原名是匽（偃）国，那么为何史书却偏偏写成了“燕”呢？
近代古文字学家陈梦家认为，匽与嬴是一转之音，秦始皇灭燕之后，为了避讳而将匽改为了燕。但燕与嬴何尝也不是一转之音？因此避讳之说不太可信。
除了陈梦家之外，还有不少学者提出“燕国是他称，匽国是自称”等解释，但这些解释都很勉强，没有得到公认。
其实，“匽国”之所以叫“燕国”，可能与燕、匽、幽的文字演变有关。
甲骨文中的妟字（上图）有多种写法，但基本都是由“女”与“日”构成，《说文解字》中解释是“妟，安也，从女从日。”整个字形是“母燕喂乳状”，乳燕吃饱了即为“安”。匽字外面所加了的“匚”，代表的是安了一个窝。
甲骨文中的燕字，是十分写实的燕子形象，但粗看之下，却又与妟字字形有些类似，区别在于妟字是左右结构，燕字是上下结构。
成语典故新婚燕尔，也可以写作新婚妟尔，以及新婚宴尔，《诗经》中写作“宴尔新昏，如兄如弟”，即形容夫妻像燕子一样在窝里欢乐恩爱。因此，妟、匽、宴与燕爱某种程度上是互通的，意思上存在重叠之处。
甲骨文中的幽字，古今字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都是“山”与“幺”组成，其中近代学者李玄伯认为“幺”是玄鸟之子，本义也是燕子，“幺与玄似，有头有身无翼，像燕初生之形”。也就是说，幽字是山中藏着两只燕子，《山海经》中说“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诗经》中说“燕曰幽州”，幽山又称燕山，所以后世幽州又指燕地。
值得一提的是，甲骨文卜辞中有武丁封“子宋于宋”，宋地即在今天河北石家庄赵县，“宋”下为“木”——含有桑木之意，桑与商同音，因此“子宋于宋”相当于“子宋于商”，即商人起源地应在北方，而商人崇拜玄鸟——燕子，这就难免让人怀疑，商人真正的祖地可能与燕山（幽山）有关，之后逐步南迁到河北中部、河南北部等，至于商丘可能并非商人祖地。商朝灭亡后，周人之所以让微子启建立宋国，原因是宋与商存在内在联系，不过周朝宋地与商朝宋地不是同一个地方。
从甲骨文来看，燕、匽、幽在商朝时都已出现，无法分辨出谁先出现、谁后出现，但从上述《山海经》只说“幽都之山”，以及《诗经》表述为“燕曰幽州”来看，似乎先有幽山之说，再有燕山之说，幽字比燕字出现得更早一些。由此及彼，“匽”可能也比“燕”更早一些。
事实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由“匽”变为“燕”，可能就是新字和老字的写法不同，但何时发生演变、又为何演变，如今还是一个谜团。
#秦始皇陵陪葬墓新出土大量珍贵文物##文玩#
大约3040多年前，周武王灭商之后，考虑到“小邦周”吞并“大邑商”的难度，于是先后分封了70余个诸侯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稳固统治“以屏周室”。其中，周武王最重要的三位大臣，姜子牙封在齐地，周公旦封在鲁地，召公奭封在北燕。
甲骨文中都有“齐国”与“鲁国”，周朝齐鲁是旧地重封，其中齐字是麦穗整齐之意，起源于山东中部偏东，此地是中国小麦最早大规模种植区域，鲁字与鱼入人口、味道鲜美有关，原本大约在如今河南鲁山一带。齐国与鲁国传承都很明确，不存在什么争议，但召公奭却在上世纪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让人质疑周初是不是存在一个燕国。
司马迁列出了夏商两代的帝王世系，却列不出燕国的君主世系，《燕召公世家》中说：“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所谓周朝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距离周武王封召公奭于北燕，大约已有200年。同样糟糕的是，惠侯之后，司马迁虽然列出釐侯、顷侯二位燕君，但也毫无事迹可言，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简而言之，燕国存在200年的空白期，几乎没有留下一点资料，否则司马迁不至于如此一笔带过，惠侯之后燕国史也寥寥无几。
更吊诡的是，长期以来人们还没有见过带“燕”字铭文的西周早期青铜器，而带有齐、鲁等字的青铜器却屡见不鲜。
基于这两个反常现象，很难让人不怀疑燕国真实性，甚至有学者直言周初没有燕国，春秋战国时的燕国，实际上是狄戎所建，为了融入华夏谱系，所以找了召公奭为祖先。类似的情况如春秋吴国，泰伯奔吴建立吴国的说法就不太可信，因为从陕西到吴地相隔几千里，泰伯奔到这里不合逻辑，因此吴国始于泰伯之说，可能是吴国为了融入华夏谱系而编造的一段谎言。
上个世纪，文物市场流出的一件青铜鼎上，铭刻的一段文字让这个问题有了一丝转机。
鼎上铭文：匽侯旨初见事于宗周（镐京），王赏旨贝廿朋，用乍有姒宝尊彝。
匽与燕同音，匽侯是不是就是燕侯，召公奭的后代？但可惜的是，这件文物只知道是出土于北京，具体地点不详，且历史上周朝在北京一带分封了南燕国、北燕国，因此“匽国”与“匽侯”到底什么情况还是不能真相大白。
上个世纪，随着北京琉璃河遗址被发现、挖掘，燕国这个问题才真正被解开。上世纪40年代，在北京房山琉璃河地区发现西周遗址，但当时国家也没有精力挖掘，新中国之后才开始慢慢考古挖掘，1974年时出土了重要证据。
1974年，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M253区，考古出土了一件青铜鼎，上面铭文为：
匽侯令（命）堇饴（颐）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赏堇贝，用乍（作）大子癸宝 。仲。
匽侯让一个叫“堇”的家臣，送美食到镐京给大保。之后，大保赏赐了“贝壳”，“堇”作鼎记载此事，所以这件青铜器被称之为“堇鼎”。而大保即召公奭，因此从铭文上看，“匽侯”应是“燕侯”。
但堇鼎上信息不够具体，最典型的是匽侯与大保是何关系，铭文上并未明确说明，所以堇鼎并未真正揭开谜团。直到上世纪80年代，琉璃河遗址中又发现了一件青铜器，才让燕国起源问题真相大白。
1986年，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1193号大墓中，考古发现“西周克盉（hé）”，又称“太保盉”（上图）。所谓“盉”，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用水来调和酒味的浓淡。
王曰：“太保（即大保，即召公奭）唯乃明乃心，享于乃辟。余大封乃享，令命克侯于匽。使羌、页、虘、驭、微。与御敞。”克来匽，入纳土，众有司。用乍作宝尊彝。
周王对召公奭说：“你功勋显著，我封你土地，供你享用。命令克去匽地为侯，羌、页、虘等国划给匽国，参与对敞国的统御。”之后，克来到匽地建立国家，后人作此青铜盉纪念。显然，这里的“克”是召公奭的元子，代表父亲在匽地建国，召公奭留在镐京协助周王处理政务。
克盉铭文可与史书记载互相印证，充分表明燕国的确是周初召公奭的封国，只不过在传世青铜器里写作“匽（偃）国”而已。根据后来出土的铭文来看，琉璃河遗址是燕国初都，“克”是第一代匽侯，第二代匽侯叫“旨”。
但问题在于，既然燕国原名是匽（偃）国，那么为何史书却偏偏写成了“燕”呢？
近代古文字学家陈梦家认为，匽与嬴是一转之音，秦始皇灭燕之后，为了避讳而将匽改为了燕。但燕与嬴何尝也不是一转之音？因此避讳之说不太可信。
除了陈梦家之外，还有不少学者提出“燕国是他称，匽国是自称”等解释，但这些解释都很勉强，没有得到公认。
其实，“匽国”之所以叫“燕国”，可能与燕、匽、幽的文字演变有关。
甲骨文中的妟字（上图）有多种写法，但基本都是由“女”与“日”构成，《说文解字》中解释是“妟，安也，从女从日。”整个字形是“母燕喂乳状”，乳燕吃饱了即为“安”。匽字外面所加了的“匚”，代表的是安了一个窝。
甲骨文中的燕字，是十分写实的燕子形象，但粗看之下，却又与妟字字形有些类似，区别在于妟字是左右结构，燕字是上下结构。
成语典故新婚燕尔，也可以写作新婚妟尔，以及新婚宴尔，《诗经》中写作“宴尔新昏，如兄如弟”，即形容夫妻像燕子一样在窝里欢乐恩爱。因此，妟、匽、宴与燕爱某种程度上是互通的，意思上存在重叠之处。
甲骨文中的幽字，古今字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都是“山”与“幺”组成，其中近代学者李玄伯认为“幺”是玄鸟之子，本义也是燕子，“幺与玄似，有头有身无翼，像燕初生之形”。也就是说，幽字是山中藏着两只燕子，《山海经》中说“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诗经》中说“燕曰幽州”，幽山又称燕山，所以后世幽州又指燕地。
值得一提的是，甲骨文卜辞中有武丁封“子宋于宋”，宋地即在今天河北石家庄赵县，“宋”下为“木”——含有桑木之意，桑与商同音，因此“子宋于宋”相当于“子宋于商”，即商人起源地应在北方，而商人崇拜玄鸟——燕子，这就难免让人怀疑，商人真正的祖地可能与燕山（幽山）有关，之后逐步南迁到河北中部、河南北部等，至于商丘可能并非商人祖地。商朝灭亡后，周人之所以让微子启建立宋国，原因是宋与商存在内在联系，不过周朝宋地与商朝宋地不是同一个地方。
从甲骨文来看，燕、匽、幽在商朝时都已出现，无法分辨出谁先出现、谁后出现，但从上述《山海经》只说“幽都之山”，以及《诗经》表述为“燕曰幽州”来看，似乎先有幽山之说，再有燕山之说，幽字比燕字出现得更早一些。由此及彼，“匽”可能也比“燕”更早一些。
事实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由“匽”变为“燕”，可能就是新字和老字的写法不同，但何时发生演变、又为何演变，如今还是一个谜团。
#秦始皇陵陪葬墓新出土大量珍贵文物##文玩#
老子只是教人，要以“道”为依归，效法于“道”，时刻守“道”，勤奋行“道”，老实修“道”：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一句话，唯有与“道”合一，才是最高的境界，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那么，这个神秘的“道”究竟长啥样，有些什么特点呢？老子也描述得很清楚：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既然如此，请问：一个真心向道的人，是不是应该保持心绪的宁静、空明，而不是欲念纷起，永无止息（寂兮寥兮）？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目标和方向，然后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不是这山望着那山高，首鼠两端，不知所往（独立而不改）？是不是应该朝着选定的方向，努力不辍，日夜无休（周行而不殆）？
《道德经》第十章可为此作印证：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
——形体负载着灵魂，合二为一，能永不分离吗：一个人要时刻记得，自己的使命和目标，才不至于身心失去主宰；养气专一无间断，达到柔之极处，能像婴儿一样吗：“气”是连接身体和灵魂的纽带。“气”专一了，身体和灵魂就不会分离；清除心头杂念，能够一尘不染，毫无瑕疵吗：吕坤《呻吟语》有一段话，可为注解：“凡动天感物，皆纯气也。至刚至柔与中和之气，皆有所感动，纯故也。十分纯里才有一毫杂，便不能感动。无论佳气戾气，只纯了，其应便捷于影响。”
第十章共有六个问句，前三句讲修身，后三句讲治国，这里截取的是前三句。大家不难看出，这三句话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老子要求的是极致。——致虚极，守静笃。人能虚到极处，静到笃实，就是庄子所称的“至人”。至人无己，与道同于虚明，虚明则能烛照万物，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物极必反，做不到极致，就不会发生质变， 这是道家一向的风格。
现在题主明白了吧？老子虽然明着没有说“努力”，但暗地里已经交待得够清楚了。
《道德经》这本书里，什么话都说了，但要看出老子到底说了什么，要做到像鲁迅先生说的，“从字缝里看出字来”，这是读《道德经》需要掌握的本事。
透露一个秘密：真正的修道者的确是周行不殆，24小时都在用功的。我说的修道，泛指一切世间和出世间自我精进的行为。修仙是修道，一个人念兹在兹、殚精竭虑地追求事业，也是修道——事业就是他的道。也许有人会问：难道有谁可以不睡觉吗？睡觉时又怎么用功？秘诀是五个字：睡身不睡神。《阴符经》所谓“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返昼夜，用师万倍”，即指此意。
有些人总以为，道家尚清静，尚无为，所以就不会努力，不提倡努力，真是荒唐。如果道家真是这样的，那道家思想对于社会还能有啥积极意义？
《庄子》、《列子》皆道家书。《庄子》中庖丁解牛，出神入化；《列子》中愚公移山，感动神仙，若是不努力，怎么能做到？
下面分享《文子·精诚》中的一段话，看看道家是怎么具体讲努力的：
名可强立，功可强成。昔南荣趎（chú，古人名用字。南荣趎，庚桑楚弟子）耻圣道而独亡于己，南见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晓灵，屯闵（túnmǐn，迟钝愚鲁，一本作“钝闻”）条达（条理通达），若十日不食而享太牢。是以明照海内，名立后世，智络天地，察分秋毫，称誉华语（好话；汉语），至今不休，此谓名可强立也。故田者不强，囷（qūn，圆形的仓）仓不满；官御（犹官吏）不励，诚心不精；将相不强，功烈（犹功业，亦作“功列”）不成；王侯懈怠，后世无名。至人潜行，譬犹雷霆之藏也，随时而举事，因资而立功，进退无难，无所不通。夫至人精诚内形，德流四方。见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怵若有丧。夫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故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圣人之法，始于不可见，终于不可及，处于不倾之地，积于不尽之仓，载于不竭之府。出令如流水之源，使民于不争之官，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做做不到的事情），不求不可得（不希求得不到的东西），不处不可久（不安身于不能久留的环境），不行不可复（不从事欺民的行为）。大人行可说[悦]之政，而人莫不顺其命。命顺则从小而致大，命逆则以善为害，以成为败。夫所谓大丈夫者，内强而外明。内强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无不覆载，日月无不照明。大人以善示人，不变其故，不易其常，天下听令，如草从风。政失于春，岁星盈缩，不居其常；政失于夏，荧惑逆行；政失于秋，太白不当，出入无常；政失于冬，辰星不效其乡。四时失政，镇星摇荡，日月见谪，五星悖乱，彗星出。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不失，雨降时；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不失，国家宁康。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一句话，唯有与“道”合一，才是最高的境界，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那么，这个神秘的“道”究竟长啥样，有些什么特点呢？老子也描述得很清楚：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既然如此，请问：一个真心向道的人，是不是应该保持心绪的宁静、空明，而不是欲念纷起，永无止息（寂兮寥兮）？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目标和方向，然后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不是这山望着那山高，首鼠两端，不知所往（独立而不改）？是不是应该朝着选定的方向，努力不辍，日夜无休（周行而不殆）？
《道德经》第十章可为此作印证：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
——形体负载着灵魂，合二为一，能永不分离吗：一个人要时刻记得，自己的使命和目标，才不至于身心失去主宰；养气专一无间断，达到柔之极处，能像婴儿一样吗：“气”是连接身体和灵魂的纽带。“气”专一了，身体和灵魂就不会分离；清除心头杂念，能够一尘不染，毫无瑕疵吗：吕坤《呻吟语》有一段话，可为注解：“凡动天感物，皆纯气也。至刚至柔与中和之气，皆有所感动，纯故也。十分纯里才有一毫杂，便不能感动。无论佳气戾气，只纯了，其应便捷于影响。”
第十章共有六个问句，前三句讲修身，后三句讲治国，这里截取的是前三句。大家不难看出，这三句话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老子要求的是极致。——致虚极，守静笃。人能虚到极处，静到笃实，就是庄子所称的“至人”。至人无己，与道同于虚明，虚明则能烛照万物，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物极必反，做不到极致，就不会发生质变， 这是道家一向的风格。
现在题主明白了吧？老子虽然明着没有说“努力”，但暗地里已经交待得够清楚了。
《道德经》这本书里，什么话都说了，但要看出老子到底说了什么，要做到像鲁迅先生说的，“从字缝里看出字来”，这是读《道德经》需要掌握的本事。
透露一个秘密：真正的修道者的确是周行不殆，24小时都在用功的。我说的修道，泛指一切世间和出世间自我精进的行为。修仙是修道，一个人念兹在兹、殚精竭虑地追求事业，也是修道——事业就是他的道。也许有人会问：难道有谁可以不睡觉吗？睡觉时又怎么用功？秘诀是五个字：睡身不睡神。《阴符经》所谓“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返昼夜，用师万倍”，即指此意。
有些人总以为，道家尚清静，尚无为，所以就不会努力，不提倡努力，真是荒唐。如果道家真是这样的，那道家思想对于社会还能有啥积极意义？
《庄子》、《列子》皆道家书。《庄子》中庖丁解牛，出神入化；《列子》中愚公移山，感动神仙，若是不努力，怎么能做到？
下面分享《文子·精诚》中的一段话，看看道家是怎么具体讲努力的：
名可强立，功可强成。昔南荣趎（chú，古人名用字。南荣趎，庚桑楚弟子）耻圣道而独亡于己，南见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晓灵，屯闵（túnmǐn，迟钝愚鲁，一本作“钝闻”）条达（条理通达），若十日不食而享太牢。是以明照海内，名立后世，智络天地，察分秋毫，称誉华语（好话；汉语），至今不休，此谓名可强立也。故田者不强，囷（qūn，圆形的仓）仓不满；官御（犹官吏）不励，诚心不精；将相不强，功烈（犹功业，亦作“功列”）不成；王侯懈怠，后世无名。至人潜行，譬犹雷霆之藏也，随时而举事，因资而立功，进退无难，无所不通。夫至人精诚内形，德流四方。见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怵若有丧。夫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故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圣人之法，始于不可见，终于不可及，处于不倾之地，积于不尽之仓，载于不竭之府。出令如流水之源，使民于不争之官，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做做不到的事情），不求不可得（不希求得不到的东西），不处不可久（不安身于不能久留的环境），不行不可复（不从事欺民的行为）。大人行可说[悦]之政，而人莫不顺其命。命顺则从小而致大，命逆则以善为害，以成为败。夫所谓大丈夫者，内强而外明。内强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无不覆载，日月无不照明。大人以善示人，不变其故，不易其常，天下听令，如草从风。政失于春，岁星盈缩，不居其常；政失于夏，荧惑逆行；政失于秋，太白不当，出入无常；政失于冬，辰星不效其乡。四时失政，镇星摇荡，日月见谪，五星悖乱，彗星出。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不失，雨降时；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不失，国家宁康。
【京媒：入籍已变得不再纯粹，中国足球只能且行且珍惜】虎扑7月18日讯 针对近期中国足坛的“归化”潮，《北京青年报》发文指出，如果个别优质归化球员能够帮助中国足球圆梦世界杯，那么这样的试水不乏积极意义，但部分俱乐部在相关工作推进过程中，已经令外界品出些许“跟风”甚至“投机”。尚难预料，未来等这股巨浪退去，一直被名与利包裹着的中国足球是光彩照人，还是一地鸡毛？
《北京青年报》写道：
2019年2月23日，中国足协超级杯下半时，已经改名为侯永永的约翰·侯·塞特以中国足坛首位“入籍球员”的身份替补登场。此时，同样擅长弹钢琴的他才强烈感知到只有中国足球才能带给自己家族如此的“荣光”。
已经被失败打击得有些无所适从的中国足球从那一刻起，终于发现了一条迅速提升水平的捷径——归化。
几个月后，当早被中国球迷们熟悉的埃尔克森可能改名艾克森，阿洛伊西奥可能更名洛国富并极有可能于近期完成入籍手续时，“归化潮”已经在中国足坛掀起巨浪滔天。现在，中超的顶级球队依然在寻找他们的“洛国富”。但是，尚难预料，未来等这股巨浪退去，一直被名与利包裹着的中国足球是光彩照人，还是一地鸡毛？
试吃螃蟹，中赫国安成功推开归化大门
提到归化或者“入籍球员”，时针可以拨回到去年12月20日。当天在上海绿地万豪酒店举行的2018赛季中超、中甲联赛总结会的收官阶段，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表示，“未来中国足协将出台关于归化球员的实施政策，协助俱乐部试点归化具有较高水平的优秀外籍球员参加中超联赛。”
去年12月20日前大约半个月，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李明刚刚对媒体公开表示，国安的确正在试图归化两名外籍华裔球员，但一切还要等中国足协的具体政策落地。
其实，早在一年前，李明和同事们就已经踏上了华裔归化球员的寻找之旅。但因为我国法律对于国籍的严格规定，包括李明在内的所有人同样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这种忐忑和小心，甚至一直维系到了侯永永在今年2月中旬拿到自己中国身份证的那一刻，在他的身份证件被网络曝光后，中赫国安俱乐部对媒体选择了低调，甚至是不回应。因为归化这件事实在有点微妙。
国安对于归化的小心翼翼，直到今年5月底，另一位归化球员李可成为首位入选国足的入籍国脚才变成了一份值得宣传的“骄傲”。李可在国足的表现可圈可点，连主教练里皮都一再表示，拥有中国血统的华裔遍布世界，像李可这样的国脚归化是可以多进行一些尝试。
李可打开了一扇门，中国球迷则看到了孱弱国足振兴的一丝曙光，多些归化国脚的呼声在球迷当中一浪高过一浪。
为国效力，中超球队瞄准可归化国脚
中国足球归化的想法始于国足，舆论同样希望国足因此振兴，于是足球名利场中的资源率先倾斜给了国足。
在国内职业足坛，最善于把握各类政策风向的也非中赫国安。从以往俱乐部应对规则变化的实际情况看，中超七连冠得主恒大更长于“闻风、把脉”。他们在引进入籍球员方面自然也不甘落后，所以即便在本赛季中超开始前，布朗宁入籍手续未能办理完毕，恒大也毫不犹豫地将他作为外援注册到本俱乐部一线队。
在讲求“唯快不破”的今天，如果在竞争中没能抢了先，那么也许把事儿做大、做厚重也能赚足眼球。眼瞅着李可由中超新人一天天成长，逼近国足大门，恒大在“造福中国足球”方面也开始快马加鞭。
想想3年多前，恒大以超过1800万欧元的价格将埃尔克森售出，再想想今夏他们不惜重金签回已至而立之年且状态不及当年的“小熊”，就不能怪有球迷往“歪”处想——旨在抢回中超王冠的恒大理应升级“外援”，而不是降格。这样一笔非同寻常的转会自然而然地和有关国足有望征调埃尔克森的传闻合上了拍。
不得不说，在事实不充分的前提下，一切怀疑甚至阴谋论都是立不住脚的。无论埃尔克森是不是已经像坊间传说的那样，已办理了“入籍证明”，他愿意为国足踢球的强烈愿望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他已经不止一次公开表示，“愿意帮助中国足球。”
对于引进入籍球员，可能有些人出于民族情感难以接受，但如果个别优质归化球员能够帮助中国足球圆梦世界杯，那么这样的试水不乏积极意义。
争先恐后，场外竞争掀起归化外援潮
中超场外的竞争同样不乏精彩。
3月28日，中国足协推出《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通过研读规定细则不难发现，这份规定适用于正在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入籍手续或已经完成入籍手续的球员。换言之，这项规定适用的对象是那些已经完成申请入籍程序的球员。但对于那些被中超、中甲俱乐部相中，却还没有启动申请程序的入籍球员候选者而言，规定当中并没有具体的限定。
于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足球引进入籍球员的工作似乎突然变得不那么纯粹。确切地说，部分俱乐部在相关工作推进过程中，已经令外界品出些许“跟风”甚至“投机”。
近日，有媒体人列出一份球员清单，除埃尔克森、高拉特、布朗宁、萧初、阿洛伊西奥、费尔南多6名潜在入籍球员候选者（或已入籍球员）外，保利尼奥、塔利斯卡、朴志洙也在列。再加上外租的J马、阿兰、古德利，恒大如果坐拥这样一套阵容，在亚洲赛场恐怕都所向披靡。
在6名潜在候选球员当中，确认符合“变更国际足联会籍”，也就是能立刻代表国足出战的，只有埃尔克森、阿洛伊西奥两人。
由于2022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明年6月就结束，国足能否晋级12强赛前途未卜，因此高拉特、费尔南多等是否能够入籍，至少对国足来说短期内没有现实意义。
剑走偏锋，德尔加多引来舆论讨伐声
比起恒大在归化方面的低调或者说小心翼翼，作为中超传统豪门之一的鲁能俱乐部的风格则是直来直去。在今年夏季转会窗口开启前，俱乐部就公开宣布，22岁的原葡萄牙籍球员德尔加多正式作为入籍球员加盟本俱乐部。和李可、埃尔克森不同，没有任何华裔血统的德尔加多曾经代表葡萄牙代表队参加过世青赛，意味着他的新身份仅限于“中国大陆籍、U23本土球员”，对国家队来说毫无意义。
如果说李可作为具有华裔血统的球员入籍并因为入选国足而受到欢迎的话，那么德尔加多的到来，显然只是满足鲁能基于中超俱乐部层面的竞争考虑。从职业足球属性来说此举无可厚非，但从实际效果来说，德尔加多不啻为一名外援。引进这样的入籍球员花费甚至可能高于引进优质外援，那么这样的转会性价比高低，不言自明。
德尔加多的入籍符合法律，也不存在违规。这意味着俱乐部只要有需求、不差钱儿，就可以“砸”下优质入籍球员，甚至批量引进那些不具备华裔血统、“形式土将、内容外援”的归化球员。对于由此可能引发的“入籍球员引进泛滥”及由此造成的联赛竞争不公、对足球人才培养的打击，球迷担忧，而作为专业人士的联赛参与者们当然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
德尔加多这样的非华裔血统球员入籍，并出现在中超赛场，令舆论一片哗然。如果说，归化的初衷是振兴国足，那么此时归化的轨道已经出现偏差。
亡羊补牢，中国足协纠偏只求“加速度”
6月10日，当国足在广州备战与塔吉克斯坦队的热身赛时，中国足协在香河基地举行中超、中甲联赛阶段总结会。关于入籍球员的管理，特别是事关入籍球员资格的话题成为当天下午分组谈论过程中，总经理讨论组的重要议题。会后不久，就有部分媒体人从相识的俱乐部负责人那里品出些许“端倪”——与会者透出口风称，未来中国足协将对中超、中甲俱乐部引进、报名入籍球员的工作加以名额限制，以打击由此产生的“入籍球员蜂拥而至破坏联赛秩序”行为。
不过会后，最新的“调控政策”没有立即出台。有业内人士解读认为，足协有关入籍球员管理办法3月下旬刚刚出台，其中并没有具体限额规定，如果时隔不足3个月就出台新规，那么当初规则的制定自然会显得不细致、不严谨，朝令夕改亦会将舆论风口引向足协自身。加之作为协会新任主席候选人的换届筹备组组长陈戌源，身份刚刚转变，因此从现实条件与逻辑来看，中国足协也不宜草率出台新规。
但随着40强赛抽签日益临近，国足也需要在8月5日之前提交40强赛初选大名单，而由于每队参加40强赛每场比赛的23名球员都出自大名单之列，因此国足教练组要不要招入或者能不能招入埃尔克森甚至布朗宁？这需要注册部门快马加鞭“凿实”，足协同时还要尽可能排除各种杂音，为国足营造相对安静的备战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面对外界各类有关“入籍球员问题”的疑问甚至非议，闻听广大俱乐部、球迷有关维护公平竞争、拒绝破坏青训的呼声，中国足协客观上需要对规则加以补充、细化。
于是，一份新的入籍球员管理实施意见便“箭在弦上”。据了解，旨在制约“归化乱象”的该实施意见已经处于“待批复”状态。
在参与讨论规则各方看来，引导、协助俱乐部做好入籍球员工作，首先要在规范入籍球员申请条件上做足功课。于是在规则出台前，中国足协确认与第三方携手成立优秀外籍球员推荐审核小组。而从准备在新规则中加入“不具备华裔血统球员申请入籍必须小于26岁、必须连续在中超、中甲效力4个赛季或在中国大陆长期居住5年、没有代表现国际足联会籍代表队参加各级国际正式比赛”等内容来看，类似德尔加多式的引进案例不会复现。中超、中甲俱乐部引进入籍球员必须满足“为中国足球谋福祉”“维护职业联赛公平竞争与人才培养健康可持续”的原则。
功过是非，中国足球只能且行且珍惜
从恒大官宣埃尔克森时未明确其国籍身份、英足总通过技术总监李德向中国足协和恒大反馈有关布朗宁此前代表英格兰4级U系列代表队出战全记录来看，两人的入籍手续很可能正在办理中或者已经办理完毕。恒大在此问题上保持低调，或许也是意识到，在信息渠道通达的今天，工作稍不留神就可能为质疑者所指摘。而同样谨慎的还有中国足协，毕竟“入籍球员”对中国足球来说仍属“新鲜事物”，在具体摸索过程中，规则不尽完善不足为奇，只是任何破坏规矩、挑战公众智商的行为都不会逃过球迷的眼睛。
既然绕不开“名与利”，有关“入籍球员”话题的争论就不会因“实施意见”的出台戛然而止。从各方反映的情况看，明年中超、中甲联赛对于入籍球员引进工作的调控会加码。比如，已有业内相关人士提议，将明年中超各队单场比赛外援＋入籍球员总上场人数控制在不超过5人，其中入籍球员最多2人，仅含1名非华裔血统球员。尽管具体提议还未审议通过，但不难判断中国足协对此问题坚决治理的态度，这也意味着那些旨在通过投机牟取私利的举动很可能是徒劳的。
“归化”一旦被打上了“投机”的标签，那么便会因对公平竞争和青训可能造成破坏而遭各方质疑甚至声讨。中国足协即将推出的“关于协助办理优秀外籍球员入籍申请工作的暂行实施意见”正是在类似问题引发争议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规则能否堵住“漏洞”有待核验，但“以国足之名”这个基本原则再度被强化。俱乐部无论是顺应时势，还是存有私心，实际上也都绕不开“名与利”，由此产生的头脑风暴和博弈或许也都在所难免。有关入籍球员话题的讨论及行业部门的调控也不会一成不变。
29年前，日本男足完成了对首位归化国脚、当时33岁的拉莫斯·琉伟的“归化”，并让这支球队从亚洲二流球队蜕变为世界二流球队。中国足球一直期待着类似于日本足球那样的成功，这次来势汹涌的“归化潮”会是一个起点吗？
《北京青年报》写道：
2019年2月23日，中国足协超级杯下半时，已经改名为侯永永的约翰·侯·塞特以中国足坛首位“入籍球员”的身份替补登场。此时，同样擅长弹钢琴的他才强烈感知到只有中国足球才能带给自己家族如此的“荣光”。
已经被失败打击得有些无所适从的中国足球从那一刻起，终于发现了一条迅速提升水平的捷径——归化。
几个月后，当早被中国球迷们熟悉的埃尔克森可能改名艾克森，阿洛伊西奥可能更名洛国富并极有可能于近期完成入籍手续时，“归化潮”已经在中国足坛掀起巨浪滔天。现在，中超的顶级球队依然在寻找他们的“洛国富”。但是，尚难预料，未来等这股巨浪退去，一直被名与利包裹着的中国足球是光彩照人，还是一地鸡毛？
试吃螃蟹，中赫国安成功推开归化大门
提到归化或者“入籍球员”，时针可以拨回到去年12月20日。当天在上海绿地万豪酒店举行的2018赛季中超、中甲联赛总结会的收官阶段，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表示，“未来中国足协将出台关于归化球员的实施政策，协助俱乐部试点归化具有较高水平的优秀外籍球员参加中超联赛。”
去年12月20日前大约半个月，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李明刚刚对媒体公开表示，国安的确正在试图归化两名外籍华裔球员，但一切还要等中国足协的具体政策落地。
其实，早在一年前，李明和同事们就已经踏上了华裔归化球员的寻找之旅。但因为我国法律对于国籍的严格规定，包括李明在内的所有人同样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这种忐忑和小心，甚至一直维系到了侯永永在今年2月中旬拿到自己中国身份证的那一刻，在他的身份证件被网络曝光后，中赫国安俱乐部对媒体选择了低调，甚至是不回应。因为归化这件事实在有点微妙。
国安对于归化的小心翼翼，直到今年5月底，另一位归化球员李可成为首位入选国足的入籍国脚才变成了一份值得宣传的“骄傲”。李可在国足的表现可圈可点，连主教练里皮都一再表示，拥有中国血统的华裔遍布世界，像李可这样的国脚归化是可以多进行一些尝试。
李可打开了一扇门，中国球迷则看到了孱弱国足振兴的一丝曙光，多些归化国脚的呼声在球迷当中一浪高过一浪。
为国效力，中超球队瞄准可归化国脚
中国足球归化的想法始于国足，舆论同样希望国足因此振兴，于是足球名利场中的资源率先倾斜给了国足。
在国内职业足坛，最善于把握各类政策风向的也非中赫国安。从以往俱乐部应对规则变化的实际情况看，中超七连冠得主恒大更长于“闻风、把脉”。他们在引进入籍球员方面自然也不甘落后，所以即便在本赛季中超开始前，布朗宁入籍手续未能办理完毕，恒大也毫不犹豫地将他作为外援注册到本俱乐部一线队。
在讲求“唯快不破”的今天，如果在竞争中没能抢了先，那么也许把事儿做大、做厚重也能赚足眼球。眼瞅着李可由中超新人一天天成长，逼近国足大门，恒大在“造福中国足球”方面也开始快马加鞭。
想想3年多前，恒大以超过1800万欧元的价格将埃尔克森售出，再想想今夏他们不惜重金签回已至而立之年且状态不及当年的“小熊”，就不能怪有球迷往“歪”处想——旨在抢回中超王冠的恒大理应升级“外援”，而不是降格。这样一笔非同寻常的转会自然而然地和有关国足有望征调埃尔克森的传闻合上了拍。
不得不说，在事实不充分的前提下，一切怀疑甚至阴谋论都是立不住脚的。无论埃尔克森是不是已经像坊间传说的那样，已办理了“入籍证明”，他愿意为国足踢球的强烈愿望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他已经不止一次公开表示，“愿意帮助中国足球。”
对于引进入籍球员，可能有些人出于民族情感难以接受，但如果个别优质归化球员能够帮助中国足球圆梦世界杯，那么这样的试水不乏积极意义。
争先恐后，场外竞争掀起归化外援潮
中超场外的竞争同样不乏精彩。
3月28日，中国足协推出《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通过研读规定细则不难发现，这份规定适用于正在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入籍手续或已经完成入籍手续的球员。换言之，这项规定适用的对象是那些已经完成申请入籍程序的球员。但对于那些被中超、中甲俱乐部相中，却还没有启动申请程序的入籍球员候选者而言，规定当中并没有具体的限定。
于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足球引进入籍球员的工作似乎突然变得不那么纯粹。确切地说，部分俱乐部在相关工作推进过程中，已经令外界品出些许“跟风”甚至“投机”。
近日，有媒体人列出一份球员清单，除埃尔克森、高拉特、布朗宁、萧初、阿洛伊西奥、费尔南多6名潜在入籍球员候选者（或已入籍球员）外，保利尼奥、塔利斯卡、朴志洙也在列。再加上外租的J马、阿兰、古德利，恒大如果坐拥这样一套阵容，在亚洲赛场恐怕都所向披靡。
在6名潜在候选球员当中，确认符合“变更国际足联会籍”，也就是能立刻代表国足出战的，只有埃尔克森、阿洛伊西奥两人。
由于2022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明年6月就结束，国足能否晋级12强赛前途未卜，因此高拉特、费尔南多等是否能够入籍，至少对国足来说短期内没有现实意义。
剑走偏锋，德尔加多引来舆论讨伐声
比起恒大在归化方面的低调或者说小心翼翼，作为中超传统豪门之一的鲁能俱乐部的风格则是直来直去。在今年夏季转会窗口开启前，俱乐部就公开宣布，22岁的原葡萄牙籍球员德尔加多正式作为入籍球员加盟本俱乐部。和李可、埃尔克森不同，没有任何华裔血统的德尔加多曾经代表葡萄牙代表队参加过世青赛，意味着他的新身份仅限于“中国大陆籍、U23本土球员”，对国家队来说毫无意义。
如果说李可作为具有华裔血统的球员入籍并因为入选国足而受到欢迎的话，那么德尔加多的到来，显然只是满足鲁能基于中超俱乐部层面的竞争考虑。从职业足球属性来说此举无可厚非，但从实际效果来说，德尔加多不啻为一名外援。引进这样的入籍球员花费甚至可能高于引进优质外援，那么这样的转会性价比高低，不言自明。
德尔加多的入籍符合法律，也不存在违规。这意味着俱乐部只要有需求、不差钱儿，就可以“砸”下优质入籍球员，甚至批量引进那些不具备华裔血统、“形式土将、内容外援”的归化球员。对于由此可能引发的“入籍球员引进泛滥”及由此造成的联赛竞争不公、对足球人才培养的打击，球迷担忧，而作为专业人士的联赛参与者们当然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
德尔加多这样的非华裔血统球员入籍，并出现在中超赛场，令舆论一片哗然。如果说，归化的初衷是振兴国足，那么此时归化的轨道已经出现偏差。
亡羊补牢，中国足协纠偏只求“加速度”
6月10日，当国足在广州备战与塔吉克斯坦队的热身赛时，中国足协在香河基地举行中超、中甲联赛阶段总结会。关于入籍球员的管理，特别是事关入籍球员资格的话题成为当天下午分组谈论过程中，总经理讨论组的重要议题。会后不久，就有部分媒体人从相识的俱乐部负责人那里品出些许“端倪”——与会者透出口风称，未来中国足协将对中超、中甲俱乐部引进、报名入籍球员的工作加以名额限制，以打击由此产生的“入籍球员蜂拥而至破坏联赛秩序”行为。
不过会后，最新的“调控政策”没有立即出台。有业内人士解读认为，足协有关入籍球员管理办法3月下旬刚刚出台，其中并没有具体限额规定，如果时隔不足3个月就出台新规，那么当初规则的制定自然会显得不细致、不严谨，朝令夕改亦会将舆论风口引向足协自身。加之作为协会新任主席候选人的换届筹备组组长陈戌源，身份刚刚转变，因此从现实条件与逻辑来看，中国足协也不宜草率出台新规。
但随着40强赛抽签日益临近，国足也需要在8月5日之前提交40强赛初选大名单，而由于每队参加40强赛每场比赛的23名球员都出自大名单之列，因此国足教练组要不要招入或者能不能招入埃尔克森甚至布朗宁？这需要注册部门快马加鞭“凿实”，足协同时还要尽可能排除各种杂音，为国足营造相对安静的备战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面对外界各类有关“入籍球员问题”的疑问甚至非议，闻听广大俱乐部、球迷有关维护公平竞争、拒绝破坏青训的呼声，中国足协客观上需要对规则加以补充、细化。
于是，一份新的入籍球员管理实施意见便“箭在弦上”。据了解，旨在制约“归化乱象”的该实施意见已经处于“待批复”状态。
在参与讨论规则各方看来，引导、协助俱乐部做好入籍球员工作，首先要在规范入籍球员申请条件上做足功课。于是在规则出台前，中国足协确认与第三方携手成立优秀外籍球员推荐审核小组。而从准备在新规则中加入“不具备华裔血统球员申请入籍必须小于26岁、必须连续在中超、中甲效力4个赛季或在中国大陆长期居住5年、没有代表现国际足联会籍代表队参加各级国际正式比赛”等内容来看，类似德尔加多式的引进案例不会复现。中超、中甲俱乐部引进入籍球员必须满足“为中国足球谋福祉”“维护职业联赛公平竞争与人才培养健康可持续”的原则。
功过是非，中国足球只能且行且珍惜
从恒大官宣埃尔克森时未明确其国籍身份、英足总通过技术总监李德向中国足协和恒大反馈有关布朗宁此前代表英格兰4级U系列代表队出战全记录来看，两人的入籍手续很可能正在办理中或者已经办理完毕。恒大在此问题上保持低调，或许也是意识到，在信息渠道通达的今天，工作稍不留神就可能为质疑者所指摘。而同样谨慎的还有中国足协，毕竟“入籍球员”对中国足球来说仍属“新鲜事物”，在具体摸索过程中，规则不尽完善不足为奇，只是任何破坏规矩、挑战公众智商的行为都不会逃过球迷的眼睛。
既然绕不开“名与利”，有关“入籍球员”话题的争论就不会因“实施意见”的出台戛然而止。从各方反映的情况看，明年中超、中甲联赛对于入籍球员引进工作的调控会加码。比如，已有业内相关人士提议，将明年中超各队单场比赛外援＋入籍球员总上场人数控制在不超过5人，其中入籍球员最多2人，仅含1名非华裔血统球员。尽管具体提议还未审议通过，但不难判断中国足协对此问题坚决治理的态度，这也意味着那些旨在通过投机牟取私利的举动很可能是徒劳的。
“归化”一旦被打上了“投机”的标签，那么便会因对公平竞争和青训可能造成破坏而遭各方质疑甚至声讨。中国足协即将推出的“关于协助办理优秀外籍球员入籍申请工作的暂行实施意见”正是在类似问题引发争议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规则能否堵住“漏洞”有待核验，但“以国足之名”这个基本原则再度被强化。俱乐部无论是顺应时势，还是存有私心，实际上也都绕不开“名与利”，由此产生的头脑风暴和博弈或许也都在所难免。有关入籍球员话题的讨论及行业部门的调控也不会一成不变。
29年前，日本男足完成了对首位归化国脚、当时33岁的拉莫斯·琉伟的“归化”，并让这支球队从亚洲二流球队蜕变为世界二流球队。中国足球一直期待着类似于日本足球那样的成功，这次来势汹涌的“归化潮”会是一个起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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