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1985年，一中年男子喝醉酒将自己19岁的女儿嫁到沙漠。女孩痛苦万分，无奈之下做了一个举动，多年后竟受到国家颁奖。
这个女孩叫殷玉珍，出嫁前住在陕西省靖边县，殷玉珍虽然读的书不多，但做农活是一把好手，平时还会几首陕北小曲，让人听了心情都舒畅许多。
眼看着19岁的殷玉珍到了出嫁的年龄,家里也陆陆续续来了些提亲的人，殷玉珍的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她希望自己的白马王子可以带着她去看更精彩的世界。
可是，忽然有一天，殷玉珍的父亲却告诉她，自己已经为她找好了老公。没过多久，父亲借来一匹马，带着一袭红衣的殷玉珍和一些衣物朝新家走去。
一路上，殷玉珍看着路上的风景越来越荒凉，最后只有漫天的沙漠。
也不知走了多久，父亲带她停在了一个地窖前，父亲告诉她：“这就是她未来的家。”
看着眼前这个房顶上铺了些干草和树枝，人需要猫着腰才能进去的新家，19岁的殷玉珍傻眼了，她万万没想到父亲会把她嫁到这里，然而，还没等她缓过神来，父亲就骑马离开了。
殷玉珍看着眼前的男子，比自己略高一点，笑起来憨憨的，此时，殷玉珍却一点也笑不出来，她蹲在地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男子也不做声，只见他默默地收拾着殷玉珍不多的行李，轻轻地拍着殷玉珍，让她进屋。
接下来的几天里，男子每天白天出去干活，晚上会给殷玉珍留些吃的，殷玉珍觉得男孩虽然不错，但这一望无际的沙漠，不是她想生活的地方，于是便决定逃跑，但没想到的是，沙漠风沙太大，她又不熟悉路，每次出去没走多远，又只能折回来。
她的新婚丈夫也知道她逃跑的事情，但却依旧对她不错，想到这，殷玉珍不禁开始好奇父亲和丈夫之间的故事了。
原来，有一次，父亲出去放羊，有一头羊掉队跑到了毛乌素沙地中，他急忙去寻羊，等追到羊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再加上沙漠里刮起了风沙，很快，他就失去了方向。
就在这时，他看见了一个人影，这个人就是白万祥，也是殷玉珍现在的老公。当时，在得知殷玉珍父亲的情况后，白万祥便让他到家中借宿了一晚。
谁知，殷玉珍父亲到了白万祥家中，和他的父亲相谈甚欢。后来，殷玉珍父亲常常会来看望白万祥父亲，以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
一来二去，两人还成了朋友。
一次，两人喝酒时，殷父问白父：“万祥瞧着这么大了，人也厚道，怎么还没娶亲。”白父说自己也为这事发愁，他们这儿太荒凉，没有女子想嫁到这里来。
此时，醉意朦胧的殷父举起杯就说：“我看年纪也合适，把我女儿给万祥做媳妇儿！”
就这样，殷玉珍的婚事就被定了下来。其实，殷父酒醒后，有过后悔，但是想到自己既已许下承诺，还是咬牙把女儿嫁到了沙漠里。
得知父亲与丈夫家的过往后，殷玉珍不由下定决心：既然别人能在这生活，自己也能在这沙漠地里扎根。
可是，漫天的黄沙自己能忍受，将来孩子能忍受吗？
要知道。殷玉珍每天起床都要用手将门口的沙刨出来，这样才能将门完全打开。一日三餐吃的都是我们没听过的“沙棉蓬、沙米、沙盖”，偶尔丈夫会在靖边县捡回来死猪、死羊，作为全家的美味。
而且，沙漠里人烟罕至，好多时候连个人影都没。殷玉珍到白家后，过了40多天，才见到一个过路的人，殷玉珍高兴不已，她追出门去，却没想到对方已经走远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沙漠。所以，殷玉珍的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植树。她想让这漫天黄沙里，有一些绿意。于是，殷玉珍便和丈夫商量，把打工挣来的钱买了600棵树苗，像是照顾孩子一样细心照料，次年春天，这些小树只存活了80多棵。
但就是这80多棵存活的树苗，让殷玉珍和白万祥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于是，他们开始种越来越多的树。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有一次夜里刮大风，等殷玉珍第二天起来一看，发现许多树被连根拔起，一时间，殷玉珍又急又气，一下子病倒了好几天。
后来，殷玉珍不断摸索，将树苗层层设防，她先用沙柳柴草等固定住流沙，再种上沙柳、杨柴等沙生植物，然后才开始植树。从此，树苗再也没有被刮走过。
就这样，殷玉珍和丈夫用了34年的时间，在乌毛素沙漠种了各种各样的树近200万株，修建了3条40公里的树，将7万多亩沙漠变成了郁郁葱葱的绿洲。
慢慢地，殷玉珍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先后获得了全国“三八”绿色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女杰提名奖、中华环境奖 等80余项“重量级”奖项。
也许，就连殷玉珍也没有想到，自己本来只是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却在不知不觉中，将一片沙漠变成了绿油油的一片。
不得不说，朴实的殷玉珍就让我们看到了坚韧的力量，在她身上，那种坚强、不服输的信念，不仅改变了环境，也让我们更加坚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坚持不懈去付出，就能用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中。
这个女孩叫殷玉珍，出嫁前住在陕西省靖边县，殷玉珍虽然读的书不多，但做农活是一把好手，平时还会几首陕北小曲，让人听了心情都舒畅许多。
眼看着19岁的殷玉珍到了出嫁的年龄,家里也陆陆续续来了些提亲的人，殷玉珍的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她希望自己的白马王子可以带着她去看更精彩的世界。
可是，忽然有一天，殷玉珍的父亲却告诉她，自己已经为她找好了老公。没过多久，父亲借来一匹马，带着一袭红衣的殷玉珍和一些衣物朝新家走去。
一路上，殷玉珍看着路上的风景越来越荒凉，最后只有漫天的沙漠。
也不知走了多久，父亲带她停在了一个地窖前，父亲告诉她：“这就是她未来的家。”
看着眼前这个房顶上铺了些干草和树枝，人需要猫着腰才能进去的新家，19岁的殷玉珍傻眼了，她万万没想到父亲会把她嫁到这里，然而，还没等她缓过神来，父亲就骑马离开了。
殷玉珍看着眼前的男子，比自己略高一点，笑起来憨憨的，此时，殷玉珍却一点也笑不出来，她蹲在地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男子也不做声，只见他默默地收拾着殷玉珍不多的行李，轻轻地拍着殷玉珍，让她进屋。
接下来的几天里，男子每天白天出去干活，晚上会给殷玉珍留些吃的，殷玉珍觉得男孩虽然不错，但这一望无际的沙漠，不是她想生活的地方，于是便决定逃跑，但没想到的是，沙漠风沙太大，她又不熟悉路，每次出去没走多远，又只能折回来。
她的新婚丈夫也知道她逃跑的事情，但却依旧对她不错，想到这，殷玉珍不禁开始好奇父亲和丈夫之间的故事了。
原来，有一次，父亲出去放羊，有一头羊掉队跑到了毛乌素沙地中，他急忙去寻羊，等追到羊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再加上沙漠里刮起了风沙，很快，他就失去了方向。
就在这时，他看见了一个人影，这个人就是白万祥，也是殷玉珍现在的老公。当时，在得知殷玉珍父亲的情况后，白万祥便让他到家中借宿了一晚。
谁知，殷玉珍父亲到了白万祥家中，和他的父亲相谈甚欢。后来，殷玉珍父亲常常会来看望白万祥父亲，以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
一来二去，两人还成了朋友。
一次，两人喝酒时，殷父问白父：“万祥瞧着这么大了，人也厚道，怎么还没娶亲。”白父说自己也为这事发愁，他们这儿太荒凉，没有女子想嫁到这里来。
此时，醉意朦胧的殷父举起杯就说：“我看年纪也合适，把我女儿给万祥做媳妇儿！”
就这样，殷玉珍的婚事就被定了下来。其实，殷父酒醒后，有过后悔，但是想到自己既已许下承诺，还是咬牙把女儿嫁到了沙漠里。
得知父亲与丈夫家的过往后，殷玉珍不由下定决心：既然别人能在这生活，自己也能在这沙漠地里扎根。
可是，漫天的黄沙自己能忍受，将来孩子能忍受吗？
要知道。殷玉珍每天起床都要用手将门口的沙刨出来，这样才能将门完全打开。一日三餐吃的都是我们没听过的“沙棉蓬、沙米、沙盖”，偶尔丈夫会在靖边县捡回来死猪、死羊，作为全家的美味。
而且，沙漠里人烟罕至，好多时候连个人影都没。殷玉珍到白家后，过了40多天，才见到一个过路的人，殷玉珍高兴不已，她追出门去，却没想到对方已经走远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沙漠。所以，殷玉珍的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植树。她想让这漫天黄沙里，有一些绿意。于是，殷玉珍便和丈夫商量，把打工挣来的钱买了600棵树苗，像是照顾孩子一样细心照料，次年春天，这些小树只存活了80多棵。
但就是这80多棵存活的树苗，让殷玉珍和白万祥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于是，他们开始种越来越多的树。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有一次夜里刮大风，等殷玉珍第二天起来一看，发现许多树被连根拔起，一时间，殷玉珍又急又气，一下子病倒了好几天。
后来，殷玉珍不断摸索，将树苗层层设防，她先用沙柳柴草等固定住流沙，再种上沙柳、杨柴等沙生植物，然后才开始植树。从此，树苗再也没有被刮走过。
就这样，殷玉珍和丈夫用了34年的时间，在乌毛素沙漠种了各种各样的树近200万株，修建了3条40公里的树，将7万多亩沙漠变成了郁郁葱葱的绿洲。
慢慢地，殷玉珍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先后获得了全国“三八”绿色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女杰提名奖、中华环境奖 等80余项“重量级”奖项。
也许，就连殷玉珍也没有想到，自己本来只是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却在不知不觉中，将一片沙漠变成了绿油油的一片。
不得不说，朴实的殷玉珍就让我们看到了坚韧的力量，在她身上，那种坚强、不服输的信念，不仅改变了环境，也让我们更加坚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坚持不懈去付出，就能用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中。
【美文赏析】美丽桃川行
作者：刘秋红
一直以来，茫茫秦岭深处的太白县，因它的最美、最奇、最绿，成为人们避暑休闲的旅游胜地，而桃川正如一颗明珠闪耀其中。因工作需要，我曾被派到桃川两周时间，有机会深切地感受桃川的美。
在这段短暂的日子里，我每天早晨都是在清脆的鸟鸣声中醒来，每天都被这里的人、景、事感动着。“吃了么”“来，喝点水歇嘎子”“你做啥哩？”……每次路过农户门前或地边时，都会听到一声声真诚的问候。秦岭深处桃川这样的地方，农民都很纯朴，特别是老人，尤其热情，也不管认不认识，都会主动邀请我们到家里去坐坐，聊几句家常，就如同走亲戚一样自然。说实在的，这份质朴和纯粹是城里人感受不到的。
我们来时正值春末夏初，绿意日渐浓郁，层峦叠嶂的山峰包裹着村庄、河流、田地。宽阔的姜眉路、平坦的村村通水泥路，银蛇般盘旋在绿树丛中。清澈的石头河水宛如玉带，穿山而过，山的沉稳和水的灵动浑然天成。路两旁除了庄稼地，就是山茱萸林、核桃林、花椒林，核桃、山茱萸、花椒都已结下了绿色的果子，这些也是村民增收的一条途径。轻轻深呼吸，空气中有核桃、山茱萸那淡淡的清香，而花椒从小就不失本性，一种浓浓的“麻”味格外倔强。庄稼地里现代经济产业正在蓬勃发展，猕猴桃园、冰葡萄园、蓝莓园、芍药园一片连着一片，只有少部分的蔬菜绿油油地见天长，猕猴桃、冰葡萄藤蔓噌噌地往上蹿，一天一个样。这里的村庄都不大，很多是山上搬迁下来的移民新村。村容整洁美观，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个集花园菜园于一体的小园子，二月兰、月季争奇斗艳，蒜苗、小青菜、韭菜肥嫩翠绿，零星的樱桃、苹果、杏等果树上，偶尔还挂有果实，尤其是五味子的藤蔓跃过围墙翻了出来，嫩嫩的蔓芽恣意伸展，微风吹过，花儿摇头晃脑，树枝摇曳，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有些人家院里的水泥地上，晾晒着大片的草药，手指长短的药和黑黝黝的山土混在一起，老远我就认出来那是玄参，小时候我曾跟在母亲身后翻山越岭地去刨过。“玄参今年多钱？”我随口问道。“八九十块钱，一天手快的人能有三五斤哩！”哦，那又将是一条增收的路径。桃川这样的地方，陡峭的山中虽然庄稼地很少，却十分适宜种药材，尤其是像猪苓、黄芪、柴胡这样的经济作物。真是秦岭山中无闲草，遍地花草都是宝！
我们去白杨塬村后河沟里核查评估，车子绕着林间小路盘旋而上，远远地便听到林涛涌动，山谷里时不时传来人呼鸡鸣狗吠之声。一打听，才知道那就是远近闻名的太白县绿瑛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养殖场。下了车，忙完工作事宜，我便猫着腰钻进密林，寻找鸡群活动的身影，树荫下层层叠叠印满了鸡的爪痕，几只非常健壮的公鸡正站在石头上、土坎上，鼓起胸脯，抻着脖子，张着尖尖的嘴巴，用全力“喔喔喔”地啼叫，叫声高昂嘹亮，在山谷间回荡，真叫一个气宇轩昂。一群肥嘟嘟的母鸡在它们周围一扭一扭地踱着步，“咯咯哒，咯咯哒”的叫声此起彼伏。一名下山送鸡蛋的工作人员说：“这里以前很少有人来，自从县上扶持办了养殖专业合作社后就红火得很，我们这些脱不开家的脱贫户也就有地方打工了，我现在就给县上送鸡蛋去呀。”不一会儿，满载鸡蛋的拉货车便被绿色掩没。
随后，我们一行又来到了宝河沟，这次比起3月底来到宝河沟时风姿迥然不同。3月底时山茱萸花绚烂绽放，漫山遍野闪着金灿灿的光，而此时，绿荫葱茏，虫鸣鸟唱，心情更加轻松愉悦。沿着水泥路走到一座不是很高的山梁上，这里竟然还住着一户人家，四周核桃林、花椒林、山茱萸林将房子藏得严严实实。这是一处土墙灰瓦的老房子，院子没有围墙，住在大山深处的人家是不需要围墙的。院子里的大核桃树拴着几头健壮的牛，宽大的嘴巴里不停反刍着食料。几头小牛犊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牛的皮毛光滑，色泽鲜亮，现在正是青草旺盛的时节，也是牛肥马壮的时节。院子里住着年近七旬的老两口，男主人身体硬朗，言谈利落，和我们边聊天边干着手里的活，很是轻松。女主人说他们养了12头牛，每日的精心照料产生了感情，有人出价1万多1头也舍不得卖，他们还养了60多箱蜜蜂，产出的土蜂蜜每年能收入近2万元，日子也不愁，儿子搬到了山下的移民新村，女儿在省外，儿女要接老两口一起生活，但他们不愿去。男主人接过话茬说，跑去干啥呀，你看房前屋后这一片片的核桃、山茱萸、花椒长得多好，这些都是退耕还林地，一年能收入2万多元，山林补贴再领些，知足了。水泥路已经修到家门口，想下山转了随时都能去。老人说话时满脸的笑容，很满足、很踏实。看着两位老人，看着悠闲甩着尾巴的牛，看着四周高大的核桃树、葱郁的花椒树，看着洁白的槐花周围嗡嗡嗡地忙着采蜜的蜜蜂，看着青青的菜园外刨食的鸡群，这里的一切，都呈现出一种和谐之美，一种关于家的幸福之感。
工作任务圆满完成了，返回的途中我心底涌起深深的眷恋。经过眉太高速公路施工现场时机器轰鸣，工人们头戴安全帽正在紧张施工，工程车一辆接一辆出出进进，桃川的高速发展如火如荼地推进着。小镇面貌日新月异，现代农业挑起农村发展的新高度，高速出行成为新选择，老屋成了挂在墙上的老照片……那些勤劳朴实的乡亲，在这里演绎着各自平凡而精彩的故事。
作者：刘秋红
一直以来，茫茫秦岭深处的太白县，因它的最美、最奇、最绿，成为人们避暑休闲的旅游胜地，而桃川正如一颗明珠闪耀其中。因工作需要，我曾被派到桃川两周时间，有机会深切地感受桃川的美。
在这段短暂的日子里，我每天早晨都是在清脆的鸟鸣声中醒来，每天都被这里的人、景、事感动着。“吃了么”“来，喝点水歇嘎子”“你做啥哩？”……每次路过农户门前或地边时，都会听到一声声真诚的问候。秦岭深处桃川这样的地方，农民都很纯朴，特别是老人，尤其热情，也不管认不认识，都会主动邀请我们到家里去坐坐，聊几句家常，就如同走亲戚一样自然。说实在的，这份质朴和纯粹是城里人感受不到的。
我们来时正值春末夏初，绿意日渐浓郁，层峦叠嶂的山峰包裹着村庄、河流、田地。宽阔的姜眉路、平坦的村村通水泥路，银蛇般盘旋在绿树丛中。清澈的石头河水宛如玉带，穿山而过，山的沉稳和水的灵动浑然天成。路两旁除了庄稼地，就是山茱萸林、核桃林、花椒林，核桃、山茱萸、花椒都已结下了绿色的果子，这些也是村民增收的一条途径。轻轻深呼吸，空气中有核桃、山茱萸那淡淡的清香，而花椒从小就不失本性，一种浓浓的“麻”味格外倔强。庄稼地里现代经济产业正在蓬勃发展，猕猴桃园、冰葡萄园、蓝莓园、芍药园一片连着一片，只有少部分的蔬菜绿油油地见天长，猕猴桃、冰葡萄藤蔓噌噌地往上蹿，一天一个样。这里的村庄都不大，很多是山上搬迁下来的移民新村。村容整洁美观，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个集花园菜园于一体的小园子，二月兰、月季争奇斗艳，蒜苗、小青菜、韭菜肥嫩翠绿，零星的樱桃、苹果、杏等果树上，偶尔还挂有果实，尤其是五味子的藤蔓跃过围墙翻了出来，嫩嫩的蔓芽恣意伸展，微风吹过，花儿摇头晃脑，树枝摇曳，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有些人家院里的水泥地上，晾晒着大片的草药，手指长短的药和黑黝黝的山土混在一起，老远我就认出来那是玄参，小时候我曾跟在母亲身后翻山越岭地去刨过。“玄参今年多钱？”我随口问道。“八九十块钱，一天手快的人能有三五斤哩！”哦，那又将是一条增收的路径。桃川这样的地方，陡峭的山中虽然庄稼地很少，却十分适宜种药材，尤其是像猪苓、黄芪、柴胡这样的经济作物。真是秦岭山中无闲草，遍地花草都是宝！
我们去白杨塬村后河沟里核查评估，车子绕着林间小路盘旋而上，远远地便听到林涛涌动，山谷里时不时传来人呼鸡鸣狗吠之声。一打听，才知道那就是远近闻名的太白县绿瑛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养殖场。下了车，忙完工作事宜，我便猫着腰钻进密林，寻找鸡群活动的身影，树荫下层层叠叠印满了鸡的爪痕，几只非常健壮的公鸡正站在石头上、土坎上，鼓起胸脯，抻着脖子，张着尖尖的嘴巴，用全力“喔喔喔”地啼叫，叫声高昂嘹亮，在山谷间回荡，真叫一个气宇轩昂。一群肥嘟嘟的母鸡在它们周围一扭一扭地踱着步，“咯咯哒，咯咯哒”的叫声此起彼伏。一名下山送鸡蛋的工作人员说：“这里以前很少有人来，自从县上扶持办了养殖专业合作社后就红火得很，我们这些脱不开家的脱贫户也就有地方打工了，我现在就给县上送鸡蛋去呀。”不一会儿，满载鸡蛋的拉货车便被绿色掩没。
随后，我们一行又来到了宝河沟，这次比起3月底来到宝河沟时风姿迥然不同。3月底时山茱萸花绚烂绽放，漫山遍野闪着金灿灿的光，而此时，绿荫葱茏，虫鸣鸟唱，心情更加轻松愉悦。沿着水泥路走到一座不是很高的山梁上，这里竟然还住着一户人家，四周核桃林、花椒林、山茱萸林将房子藏得严严实实。这是一处土墙灰瓦的老房子，院子没有围墙，住在大山深处的人家是不需要围墙的。院子里的大核桃树拴着几头健壮的牛，宽大的嘴巴里不停反刍着食料。几头小牛犊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牛的皮毛光滑，色泽鲜亮，现在正是青草旺盛的时节，也是牛肥马壮的时节。院子里住着年近七旬的老两口，男主人身体硬朗，言谈利落，和我们边聊天边干着手里的活，很是轻松。女主人说他们养了12头牛，每日的精心照料产生了感情，有人出价1万多1头也舍不得卖，他们还养了60多箱蜜蜂，产出的土蜂蜜每年能收入近2万元，日子也不愁，儿子搬到了山下的移民新村，女儿在省外，儿女要接老两口一起生活，但他们不愿去。男主人接过话茬说，跑去干啥呀，你看房前屋后这一片片的核桃、山茱萸、花椒长得多好，这些都是退耕还林地，一年能收入2万多元，山林补贴再领些，知足了。水泥路已经修到家门口，想下山转了随时都能去。老人说话时满脸的笑容，很满足、很踏实。看着两位老人，看着悠闲甩着尾巴的牛，看着四周高大的核桃树、葱郁的花椒树，看着洁白的槐花周围嗡嗡嗡地忙着采蜜的蜜蜂，看着青青的菜园外刨食的鸡群，这里的一切，都呈现出一种和谐之美，一种关于家的幸福之感。
工作任务圆满完成了，返回的途中我心底涌起深深的眷恋。经过眉太高速公路施工现场时机器轰鸣，工人们头戴安全帽正在紧张施工，工程车一辆接一辆出出进进，桃川的高速发展如火如荼地推进着。小镇面貌日新月异，现代农业挑起农村发展的新高度，高速出行成为新选择，老屋成了挂在墙上的老照片……那些勤劳朴实的乡亲，在这里演绎着各自平凡而精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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