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成都是科幻之都#【成都，何以科幻之都】
在科幻作家宝树的短篇小说《成都往事》中，主人公利用时光机从西周穿梭到当代，时间分别停留在公元前807年、前319年、199年、962年、1646年、2058年。在“我”投资兴建的“武侯院”时空实验中心，有应征者准备开始一趟时间旅行，任务是“回到四十多年前的成都待几小时，见证2017年的国际科幻大会，料想即便被发现，也只会被当成会上的特效表演”……
2019年3月，借着电影《流浪地球》上映引起的轰动，《城市中国》编辑部奔赴刊载原著小说的杂志《科幻世界》所在地成都，走访了许多科幻从业者和科幻迷。听闻大家感慨中国科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同时，也得知成都上下正全力申办2023年世界科幻大会。
2017年成都国际科幻大会上，“科幻之都”的名号正式亮相，并开始了“申办”筹备工作。再往前十年，2007年世界科幻大会（Worldcon）第一次来到亚洲，主会场是日本横滨。同期在成都，还举办了“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家开始期待Worldcon这一最高级别的科幻节事能来到中国，来到成都。目前这一愿望经过艰苦的努力已成现实：2021年12月18日，成都获得2023年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的举办权。申幻的尘埃落定，成都作为“科幻之都”的名号变得更加不可撼动。
首届科幻银河奖得主吴显奎有过一个说法：成都是中国地理上的洼地，但却是中国科幻的高地。浏览新中国以来的科幻界事件和人物，成都是无法绕开的地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迎来第一次科幻高潮，来自川渝地区的科幻作家分量相当重。1980年上映的中国第一部科幻故事片《珊瑚岛上的死光》，改编自童恩正于1963年创作的同名小说。童恩正本人，是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考古学家、作家和编剧。
在改革初期的第二次科幻高潮中，中国许多城市都涌现出了代表性的科幻/科普刊物：哈尔滨《科学时代》《中国科幻小说报》、北京《科幻海洋》、天津《智慧树》、成都《科学文艺》。但在1980年代中期的“清污”运动中，各地的科幻报刊停刊，科幻社群被打散。这其中，只有偏居一隅的《科学文艺》幸存下来。1986年，银河奖成立。此后围绕杂志与银河奖，大批科幻作家被挖掘并为人所知，成都也成为中国内地唯一规模的科幻阵地。
1991年，《科学文艺》更名《科幻世界》。同一年，杨潇、谭楷等杂志创始人把世界科幻小说协会年会引进到成都，这是中国科幻和世界科幻的首次面对面接触。1997年，《科幻世界》再次主办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并借机创办了“国际科幻大会”品牌。
此后历经2007、2017年两次国际科幻大会，成都决定把此前每十年一次的大会，变为两年一次，固定在成都举行。这期间，从《科幻世界》出名的刘慈欣，其《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最高奖项雨果奖，《流浪地球》改编成电影上映，各种事件和人物相互震荡，科幻之于成都变成一面旗帜。在这些丰富的经验之上，世界科幻大会落户成都显得水到渠成。
从更多元的视角切入，成都之为科幻之都，可能早就埋藏在历史的脉络之中。三星堆为代表的古巴蜀文明，有着相对于中原地区的独特性和神秘性；三线建设时期，四川作为大后方，承接了大量的军工和核工业；改革开放初期，《四川日报》最先报道了人体特异功能现象，由此拉开了中国八十年代科学界对特异功能的研究……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累叠起来的地质层，与多元包容的城市气质结合起来，组成了科幻之城的基因。
随着市场的培养，科幻爱好者群体的扩大，成都不再是全国唯一的科幻阵地。同样《科幻世界》在成都也不再孤独，更多的个体和组织冒出来，上下齐进助力科幻事业。作为现任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与省科协副主席，吴显奎被认为是官方层面推动成都打造“科幻之都”的第一人。早在2007年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上，“科幻之都”的名号就已经打出，但之后多年无人再提起。直到2017年11月，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开幕式上，吴显奎受大会组委会委托发布了《成都科幻宣言》，提出打造“科幻之都”的概念，包括加速推动“科幻城”项目、常设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申办世界科幻大会、“一百年后的成都”征集等工作。
吴显奎的前任董仁威，则尝试开拓一个能团结业界大多数人的共同体，于是在2010年与《科幻世界》的主编姚海军，时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吴岩共同发起了世界华人科幻协会，并设立“科幻星云奖”。不同于“银河奖”的官方背景，“星云奖”是由民间发起、自筹资金的奖项。但凭借发起人的号召力和众科幻作者和爱好者的支持，“星云奖”的声势逐渐壮大。最近几届在重庆的举办，可以算是成都的资源溢出，在川渝间产生的联动效应。
紧接着“星云奖”出现的，还有诞生于四川大学科幻协会的“未来科幻大师奖”。2011到12年，时任川大幻协会长的孙悦，筹备发起了“高校幻想类社团联合征文”，旨在发掘和培养新人科幻作家，后来发展为“未来科幻大师奖”，目前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中短篇原创奖。
2015年，《三体》英文版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极大刺激了国内科幻业界，创业公司不断涌现。孙悦与合伙人创立了赛凡科幻空间，并落地了国内第一家科幻主题空间。原《科幻世界》副主编杨枫，也选择了自主创业，成立“八光分文化”，以策划出版为基，挖掘国内科幻作家，和英美科幻界进行深度合作，并与其他机构共同发起以青海荒原为背景的冷湖科幻文学奖。至此，成都已经形成了从上到下，方向各异的奖项矩阵。https://t.cn/A6XoGDyT（作者：城市中国杂志）
在科幻作家宝树的短篇小说《成都往事》中，主人公利用时光机从西周穿梭到当代，时间分别停留在公元前807年、前319年、199年、962年、1646年、2058年。在“我”投资兴建的“武侯院”时空实验中心，有应征者准备开始一趟时间旅行，任务是“回到四十多年前的成都待几小时，见证2017年的国际科幻大会，料想即便被发现，也只会被当成会上的特效表演”……
2019年3月，借着电影《流浪地球》上映引起的轰动，《城市中国》编辑部奔赴刊载原著小说的杂志《科幻世界》所在地成都，走访了许多科幻从业者和科幻迷。听闻大家感慨中国科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同时，也得知成都上下正全力申办2023年世界科幻大会。
2017年成都国际科幻大会上，“科幻之都”的名号正式亮相，并开始了“申办”筹备工作。再往前十年，2007年世界科幻大会（Worldcon）第一次来到亚洲，主会场是日本横滨。同期在成都，还举办了“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家开始期待Worldcon这一最高级别的科幻节事能来到中国，来到成都。目前这一愿望经过艰苦的努力已成现实：2021年12月18日，成都获得2023年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的举办权。申幻的尘埃落定，成都作为“科幻之都”的名号变得更加不可撼动。
首届科幻银河奖得主吴显奎有过一个说法：成都是中国地理上的洼地，但却是中国科幻的高地。浏览新中国以来的科幻界事件和人物，成都是无法绕开的地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迎来第一次科幻高潮，来自川渝地区的科幻作家分量相当重。1980年上映的中国第一部科幻故事片《珊瑚岛上的死光》，改编自童恩正于1963年创作的同名小说。童恩正本人，是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考古学家、作家和编剧。
在改革初期的第二次科幻高潮中，中国许多城市都涌现出了代表性的科幻/科普刊物：哈尔滨《科学时代》《中国科幻小说报》、北京《科幻海洋》、天津《智慧树》、成都《科学文艺》。但在1980年代中期的“清污”运动中，各地的科幻报刊停刊，科幻社群被打散。这其中，只有偏居一隅的《科学文艺》幸存下来。1986年，银河奖成立。此后围绕杂志与银河奖，大批科幻作家被挖掘并为人所知，成都也成为中国内地唯一规模的科幻阵地。
1991年，《科学文艺》更名《科幻世界》。同一年，杨潇、谭楷等杂志创始人把世界科幻小说协会年会引进到成都，这是中国科幻和世界科幻的首次面对面接触。1997年，《科幻世界》再次主办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并借机创办了“国际科幻大会”品牌。
此后历经2007、2017年两次国际科幻大会，成都决定把此前每十年一次的大会，变为两年一次，固定在成都举行。这期间，从《科幻世界》出名的刘慈欣，其《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最高奖项雨果奖，《流浪地球》改编成电影上映，各种事件和人物相互震荡，科幻之于成都变成一面旗帜。在这些丰富的经验之上，世界科幻大会落户成都显得水到渠成。
从更多元的视角切入，成都之为科幻之都，可能早就埋藏在历史的脉络之中。三星堆为代表的古巴蜀文明，有着相对于中原地区的独特性和神秘性；三线建设时期，四川作为大后方，承接了大量的军工和核工业；改革开放初期，《四川日报》最先报道了人体特异功能现象，由此拉开了中国八十年代科学界对特异功能的研究……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累叠起来的地质层，与多元包容的城市气质结合起来，组成了科幻之城的基因。
随着市场的培养，科幻爱好者群体的扩大，成都不再是全国唯一的科幻阵地。同样《科幻世界》在成都也不再孤独，更多的个体和组织冒出来，上下齐进助力科幻事业。作为现任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与省科协副主席，吴显奎被认为是官方层面推动成都打造“科幻之都”的第一人。早在2007年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上，“科幻之都”的名号就已经打出，但之后多年无人再提起。直到2017年11月，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开幕式上，吴显奎受大会组委会委托发布了《成都科幻宣言》，提出打造“科幻之都”的概念，包括加速推动“科幻城”项目、常设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申办世界科幻大会、“一百年后的成都”征集等工作。
吴显奎的前任董仁威，则尝试开拓一个能团结业界大多数人的共同体，于是在2010年与《科幻世界》的主编姚海军，时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吴岩共同发起了世界华人科幻协会，并设立“科幻星云奖”。不同于“银河奖”的官方背景，“星云奖”是由民间发起、自筹资金的奖项。但凭借发起人的号召力和众科幻作者和爱好者的支持，“星云奖”的声势逐渐壮大。最近几届在重庆的举办，可以算是成都的资源溢出，在川渝间产生的联动效应。
紧接着“星云奖”出现的，还有诞生于四川大学科幻协会的“未来科幻大师奖”。2011到12年，时任川大幻协会长的孙悦，筹备发起了“高校幻想类社团联合征文”，旨在发掘和培养新人科幻作家，后来发展为“未来科幻大师奖”，目前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中短篇原创奖。
2015年，《三体》英文版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极大刺激了国内科幻业界，创业公司不断涌现。孙悦与合伙人创立了赛凡科幻空间，并落地了国内第一家科幻主题空间。原《科幻世界》副主编杨枫，也选择了自主创业，成立“八光分文化”，以策划出版为基，挖掘国内科幻作家，和英美科幻界进行深度合作，并与其他机构共同发起以青海荒原为背景的冷湖科幻文学奖。至此，成都已经形成了从上到下，方向各异的奖项矩阵。https://t.cn/A6XoGDyT（作者：城市中国杂志）
#三联美食#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从高邮到昆明，从沙岭子再到北京，汪曾祺吃了、做了一辈子顺民菜；写食物，他笔下有风土，心里是乡愁。
1950年，汪曾祺从故宫右掖门搬到东单三条，即是今天的协和医院后身儿，豫王府地。暂别了筒子河边卖艺、修头的手艺人，一下子落入北京的平民市侩。住在这里的人，始终围绕着东单菜市场奔生活，那时候的东单，是一片低矮的灰色旧砖民房，其间是几栋1949年前留下的苏式建筑，显得宏伟，又突兀。
此前的汪曾祺对北京多少是有些不适应的，他说北京寻不见葵，贸然间兴起一种叶片尖小，且带紫色的木耳菜，让没见过“世面”的北京人趋之若鹜。北方人终究是不懂得吃的，甚至从未听闻“藠头”，食品商场偶尔从南方运来些新鲜的薤，排队抢购的南方人让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产生出一种莫大的好奇，凡是品尝过藠头的北方同志，闭着眼睛咀嚼不久，便会皱着眉头说：“不好吃，这哪儿有糖蒜好哇。”这会让汪曾祺感到一种失落。
汪曾祺所写的北京菜，大多是用来下饭的家常菜，小菠菜、五香烂蚕豆、扁豆、炒疙瘩、羊蹄、麻豆腐、北豆腐、臭豆腐、鲤鱼，总能让他挑出点儿刺儿来。可唯独对豌豆，他好像情有独钟。
那时的北京四九城，熏炒货摊子林立，堪比今天五步一现的咖啡馆。《异秉》里的王二，也是靠着熏烧生意发的家，炒豌豆和油炸豌豆，是老少咸宜的零嘴儿，二十文、几分钱，便可换来一小包，撒点盐花，边走边嚼，到了家门口，也就消灭干净了。
写了没几段，他便夸耀起南方的豆子来，云南的豌豆尖、四川的豌豆颠、厦门的荷兰甜豌豆是如何在汤中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云云；接下来便是吴兴人与日本人画的豌豆，嫣然可爱，美不可言云云。
当然，汪曾祺对于北京豌豆的喜好，更多的是因为“宫廷豌豆黄”，豌豆熬烂，去皮，澄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长方形小块，再用刀割出四小方，装盘上桌。人们用牙签扎着吃它，仿佛老百姓也分到了这宫廷里的一杯羹一样。
上世纪80年代前后，汪家搬至甘家口，五口人挤在单元楼两间房里，睡觉要支折叠床。不爱逛街，偏爱菜市场的汪曾祺，在西四的菜市场里恢复了元气，也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写作高峰，数十篇关于食物的杂文，便是在那个时期创作的。
他若发现市面上没有爆肚可买，就干脆买回生牛肚自己做，手撕筋膜，洗去污物，在碱、醋里浸泡良久。不料，下锅后发现，仍然咬不烂，全家人放下筷子，唯有他自己吃得津津有味。
渐渐的，汪曾祺也迷上了北方的韭菜花。从前在科班里学戏，韭菜花、青椒糊、酱油，拿开水在大木桶里一沏，这就是菜。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碟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在北京的小家户，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90年代初，市面上散装的韭菜花几乎不见了，玻璃瓶装的韭菜花，要卖到一块多一瓶，即便如此，汪老认定那是吃涮羊肉必不可少的调料。
韭菜花进了玻璃瓶，便说明涮肉馆子多了起来，市面上的生肉自然也敞开供应了。在《肉食者不鄙》中，他逐一写到镇江肴蹄、淮安菜的狮子头、苏州松鹤楼的名菜腐乳肉、上海的腌笃鲜、苏杭的东坡肉，等等。
他还给《中国烹饪》投稿，自创油条塞肉：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猪肉馅，馅中加盐、葱花、姜末，如加少量榨菜末或酱瓜末、川东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他形容这菜“嚼之酥脆，油条中有矾，略有涩味，比炸春卷味道好”，并称“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很多菜都是馋人瞎琢磨出来的”。
汪曾祺尤爱烤肉，将烤肉、烤鸭、烤白薯，聚称为“三烤”。他喜欢松木或果木的香气，又喜爱劈柴时的豪爽，当然，他也无法抵御肉的滋味，或许在烧烤之间，他更沉迷于那袅袅的烟火之气。
不出意外，他也喜欢观瞧烧烤的人。“老北京人吃烤肉都是自己动手，或焦或嫩，吃一斤还是两斤，全凭乐意。”因为炙子颇高，只能站着烤，或者一只脚踩在长凳上，若是火旺，男人就脱得只穿一件衬衫露怀，解衣盘礴，一边大口吃肉，一边大口喝酒，此情此景很是剽悍豪迈。可如今，“斯文”的烧烤店越开越多，汪曾祺笔下的“武吃者”几近灭绝，他的这一记录，可以刊登在“中国的红色美食名录”上。
汪曾祺也把北京人最常吃的面，写到了点儿上。他在101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结识了一位闲人老头儿，这位大爷中午吃抻面，晚上吃“拨鱼儿”，他每天的佐料，就是炸酱——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坐在门口马扎儿上看街。
再后来，随着《闹市闲人》的刊登，汪曾祺搬到了蒲黄榆，彻底远离了胡同生活，不过他仍旧喜欢下厨，做北京菜。由文章可见，他的京菜，也是带有一点儿南方口音的。
19岁离家，直到数十载后才回到家乡，仅凭着记忆和偶尔的探望，汪曾祺写下故乡的食物。高邮的咸鸭蛋是琐碎记忆中的一篇，也是关于故乡记忆中，最活灵活现的一文：孩子兴挂“鸭蛋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这是一种富足的象征，也是童年趣味，不似今天的咸鸭蛋，是偶尔想起的一道辅食而已。
“我走过不少地方，所食鸭蛋多矣，皆不能和高邮的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他又写道，“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在汪曾祺的谈吃中，人们见识到了吃醋的山西人，爱吃甜食的广东人，无尽逐臭的长沙火宫殿，金华的竹叶腿，又读到了四川的叙府糟蛋，宁波的瓦楞明蚶，却远不比家乡的炒米、焦屑、咸鸭蛋、咸菜茨菇汤、河鲜、水鸟有滋味，有关马齿苋、蒌蒿、山野的菜，他试图用家乡话来表达一种有关眷恋的情愫。
从最早的科普式小品文，到最后的杂文，汪曾祺前后写了近50篇关于饮食的文章。有关面茶、豆汁的文字，大概是他人生中最后几篇关于吃的文章，刊登在《南方周末》上。所写的食物，也回归简朴。面茶、豆汁，大概是居住在北京有了些年月，才会尝试着与之和解的小吃吧。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味道，汪曾祺锅里的菜，不卑不亢，他笔下的菜，也毫无抱怨。在今天看来，那些有关滋味的文字，也不会过时，或许那些美文都是永恒的。
话到此处，也想用一个当下流行的词儿去形容一下汪老的文字，那就是“治愈”，那些句子治愈的不只是他的读者，或许也包括三起三落的他本人。
1950年，汪曾祺从故宫右掖门搬到东单三条，即是今天的协和医院后身儿，豫王府地。暂别了筒子河边卖艺、修头的手艺人，一下子落入北京的平民市侩。住在这里的人，始终围绕着东单菜市场奔生活，那时候的东单，是一片低矮的灰色旧砖民房，其间是几栋1949年前留下的苏式建筑，显得宏伟，又突兀。
此前的汪曾祺对北京多少是有些不适应的，他说北京寻不见葵，贸然间兴起一种叶片尖小，且带紫色的木耳菜，让没见过“世面”的北京人趋之若鹜。北方人终究是不懂得吃的，甚至从未听闻“藠头”，食品商场偶尔从南方运来些新鲜的薤，排队抢购的南方人让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产生出一种莫大的好奇，凡是品尝过藠头的北方同志，闭着眼睛咀嚼不久，便会皱着眉头说：“不好吃，这哪儿有糖蒜好哇。”这会让汪曾祺感到一种失落。
汪曾祺所写的北京菜，大多是用来下饭的家常菜，小菠菜、五香烂蚕豆、扁豆、炒疙瘩、羊蹄、麻豆腐、北豆腐、臭豆腐、鲤鱼，总能让他挑出点儿刺儿来。可唯独对豌豆，他好像情有独钟。
那时的北京四九城，熏炒货摊子林立，堪比今天五步一现的咖啡馆。《异秉》里的王二，也是靠着熏烧生意发的家，炒豌豆和油炸豌豆，是老少咸宜的零嘴儿，二十文、几分钱，便可换来一小包，撒点盐花，边走边嚼，到了家门口，也就消灭干净了。
写了没几段，他便夸耀起南方的豆子来，云南的豌豆尖、四川的豌豆颠、厦门的荷兰甜豌豆是如何在汤中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云云；接下来便是吴兴人与日本人画的豌豆，嫣然可爱，美不可言云云。
当然，汪曾祺对于北京豌豆的喜好，更多的是因为“宫廷豌豆黄”，豌豆熬烂，去皮，澄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长方形小块，再用刀割出四小方，装盘上桌。人们用牙签扎着吃它，仿佛老百姓也分到了这宫廷里的一杯羹一样。
上世纪80年代前后，汪家搬至甘家口，五口人挤在单元楼两间房里，睡觉要支折叠床。不爱逛街，偏爱菜市场的汪曾祺，在西四的菜市场里恢复了元气，也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写作高峰，数十篇关于食物的杂文，便是在那个时期创作的。
他若发现市面上没有爆肚可买，就干脆买回生牛肚自己做，手撕筋膜，洗去污物，在碱、醋里浸泡良久。不料，下锅后发现，仍然咬不烂，全家人放下筷子，唯有他自己吃得津津有味。
渐渐的，汪曾祺也迷上了北方的韭菜花。从前在科班里学戏，韭菜花、青椒糊、酱油，拿开水在大木桶里一沏，这就是菜。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碟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在北京的小家户，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90年代初，市面上散装的韭菜花几乎不见了，玻璃瓶装的韭菜花，要卖到一块多一瓶，即便如此，汪老认定那是吃涮羊肉必不可少的调料。
韭菜花进了玻璃瓶，便说明涮肉馆子多了起来，市面上的生肉自然也敞开供应了。在《肉食者不鄙》中，他逐一写到镇江肴蹄、淮安菜的狮子头、苏州松鹤楼的名菜腐乳肉、上海的腌笃鲜、苏杭的东坡肉，等等。
他还给《中国烹饪》投稿，自创油条塞肉：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猪肉馅，馅中加盐、葱花、姜末，如加少量榨菜末或酱瓜末、川东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他形容这菜“嚼之酥脆，油条中有矾，略有涩味，比炸春卷味道好”，并称“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很多菜都是馋人瞎琢磨出来的”。
汪曾祺尤爱烤肉，将烤肉、烤鸭、烤白薯，聚称为“三烤”。他喜欢松木或果木的香气，又喜爱劈柴时的豪爽，当然，他也无法抵御肉的滋味，或许在烧烤之间，他更沉迷于那袅袅的烟火之气。
不出意外，他也喜欢观瞧烧烤的人。“老北京人吃烤肉都是自己动手，或焦或嫩，吃一斤还是两斤，全凭乐意。”因为炙子颇高，只能站着烤，或者一只脚踩在长凳上，若是火旺，男人就脱得只穿一件衬衫露怀，解衣盘礴，一边大口吃肉，一边大口喝酒，此情此景很是剽悍豪迈。可如今，“斯文”的烧烤店越开越多，汪曾祺笔下的“武吃者”几近灭绝，他的这一记录，可以刊登在“中国的红色美食名录”上。
汪曾祺也把北京人最常吃的面，写到了点儿上。他在101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结识了一位闲人老头儿，这位大爷中午吃抻面，晚上吃“拨鱼儿”，他每天的佐料，就是炸酱——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坐在门口马扎儿上看街。
再后来，随着《闹市闲人》的刊登，汪曾祺搬到了蒲黄榆，彻底远离了胡同生活，不过他仍旧喜欢下厨，做北京菜。由文章可见，他的京菜，也是带有一点儿南方口音的。
19岁离家，直到数十载后才回到家乡，仅凭着记忆和偶尔的探望，汪曾祺写下故乡的食物。高邮的咸鸭蛋是琐碎记忆中的一篇，也是关于故乡记忆中，最活灵活现的一文：孩子兴挂“鸭蛋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这是一种富足的象征，也是童年趣味，不似今天的咸鸭蛋，是偶尔想起的一道辅食而已。
“我走过不少地方，所食鸭蛋多矣，皆不能和高邮的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他又写道，“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在汪曾祺的谈吃中，人们见识到了吃醋的山西人，爱吃甜食的广东人，无尽逐臭的长沙火宫殿，金华的竹叶腿，又读到了四川的叙府糟蛋，宁波的瓦楞明蚶，却远不比家乡的炒米、焦屑、咸鸭蛋、咸菜茨菇汤、河鲜、水鸟有滋味，有关马齿苋、蒌蒿、山野的菜，他试图用家乡话来表达一种有关眷恋的情愫。
从最早的科普式小品文，到最后的杂文，汪曾祺前后写了近50篇关于饮食的文章。有关面茶、豆汁的文字，大概是他人生中最后几篇关于吃的文章，刊登在《南方周末》上。所写的食物，也回归简朴。面茶、豆汁，大概是居住在北京有了些年月，才会尝试着与之和解的小吃吧。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味道，汪曾祺锅里的菜，不卑不亢，他笔下的菜，也毫无抱怨。在今天看来，那些有关滋味的文字，也不会过时，或许那些美文都是永恒的。
话到此处，也想用一个当下流行的词儿去形容一下汪老的文字，那就是“治愈”，那些句子治愈的不只是他的读者，或许也包括三起三落的他本人。
执行员“祥哥”的N种表情
纳雍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有个叫史大祥的执行员，微信名叫“祥哥”。因他对同事活泼开朗、做事情不留尾巴，大家吆喝他时于是省略了他的本名，直呼其为“祥哥”。
“祥哥”睿智，重情，对弱者有“春天般的温暖”，对老赖有“严冬般的无情”——总之，生活中和工作中的他，各有不同的表情。
表情一：好钢用到“刀刃上”，毅然
“祥哥”是大方县人。
在维新法庭工作的时候，“祥哥”就有了“办案能手”美誉，是领导和同事眼中的“好钢”。
由于执行案件多，执行任务重，执行压力大，纳雍县人民法院为及时消化历史遗留的“法律白条”，于2019年8月将“祥哥”从维新法庭调到县法院执行局，担任执行员。
要兑现历史遗留的“法律白条”，执行员潜意识里都是先“易”后“难”，这就好比吃樱桃，总是先将好吃的吃了，剩下的，都是不好吃的歪瓜裂枣。
“祥哥”史大祥到执行局报到第一天，执行局分给他的案件都是些歪瓜裂枣——不是陈旧老案，就是终本恢复执行案件，或者就信访案件、以物抵债交付案件。这类案件的执行难度大，当事人容易激动，矛盾易于激化。
在玛瑙红樱桃原产地维新工作多年，“祥哥”吃樱桃养成了不挑不选的脾性，因此，接手歪瓜裂枣执行案时他也不挑不选，透露出毅然的表情：不怕做不到，就怕没诀窍，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靠“毅然”的表情做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成绩——当年，执行局办案最多的同事全年执结110件，可8月份才到岗的他只用4个多月就执结76件。
表情二：调查遇到“干酸菜”，无奈
干酸菜，无营养，上不了桌。纳雍人因此把那些没有经济底气的人比喻为“干酸菜”。
案件执行时，如果遇到“干酸菜”，执行员的表情无一例外都是无奈的，放到“祥哥”身上也是如此。
2018年10月，黄某明乘车到纳雍县城途中，被游某驾驶的对向来车撞伤，导致一级残疾，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黄某明各种费用5.1万元，判决游某赔偿黄某明各种费用43.5万元。保险公司如期赔偿，游某却分文未付，黄某明由此申请执行。
2020年4月16日，执行局把执行任务交给史大祥。“祥哥”立即向游某发出《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执行文书，并通过线上查控系统对游某财产发起调查。
史大祥说，申请人黄某明家里特别困难，电话中“一再说要用这些钱来买药”，就特别同情受害人的遭遇。
调查结果表明，游某有多个银行账户，并且还登记有小型普通客车1辆。冻结游某银行账户后，史大祥立即前往六盘水车管所查证游某名下车辆，同时启动公积金、不动产、工商登记、居住地社区等线下调查。
然而，事与愿违，各方反馈称，游某银行存款余额仅200余元，小客车因已过户不能查封，游某除了与父母共同居住的100平方米住房，再无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而且，游某还有4个未成年孩子需要抚养，大的五六岁，小的才一岁。“祥哥”至此承认自己遇到了“干酸菜”。
向黄某明反馈这些不利情况后，黄某明对游某表示了同情，同意执行局不对游某实施拘留和罚款处罚。于是，史大祥就引导黄某明申请司法救助。
“这一执行案件情况特殊——游某仅靠在周边乡镇打零工养家糊口；黄某明是精准扶贫户，受伤致残后已不能行走，子女又没有固定经济收入——双方都是‘干酸菜’，因此，我能做的，只有引导黄某明申请司法救助了”。
2022年1月6日，黄某明收到8万元司法救助金，对史大祥的帮助非常感激。但此刻的“祥哥”却是一脸无奈的表情，“不过，从黄某明的感激中，我觉得一切辛苦都值了”。
表情三：执行遭遇“三窟兔”，斗法
在去年开展的大走访活动中，史大祥利用节假日带着案子到一线走访。歪打正着的是，他的这次大走访“访”到了手中一执行案件的重大信息，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大走访中，史大祥在文昌街道石板河社区走访时打探到，抗拒执行长达4年之久的王某某日前已回到纳雍盛世国际小区，深居简出，向执行员玩起了“大隐隐于市”的游戏。
“祥哥”得知被执行人王某某已经回来，就给其打电话，要他立即执行法院生效判决。王某某在电话中撒谎说：“我现在在成都，要过几天才回来，你们不要找我了。”
王某某成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始于2016年。
2016年，石板河社区居民张华与王某某签订《合伙协议》后，双方共同经营宏博砂石厂。期间，王某某向张华借款301330元，但未如期偿还。鉴此，张华将王某某诉至法院。法院判决生效后，王某某玩人间蒸发，迟迟不履行还款义务。
史大祥和同事得知王某某已经回家，就立即前往王某某居住的盛世国际小区。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纵然你狡兔三窟，我也十拿九稳。到了盛世国际小区，史大祥和同事打电话给王某某，看他如何反应。殊不知，王某某一边称“我在成都”，一边往十八楼的集电箱里躲藏。
史大祥和同事爬到十八楼，撇开电话都能听到王某某回电话的声音了，王某某还在撒谎说他人在成都。就在王某某撒谎都不眨眼时，史大祥和同事将王某某揪了个正着，一直困扰张华多年的烦心事终于划上了句号。
执行遭遇“三窟兔”，史大祥的表情是“斗法”。 史大祥说：“接手这一案件以来，每次找王某某，他都是今天许明天，明天许后天，不仅欺骗了权利人张华，还欺骗了执行人员，次数多达六七次。但是，他忘了一句话：爱走夜路，总有一天要遇见鬼！”
表情四：人生偶逢“骨折运”，坚强
“祥哥”接手的案件中，有一桩让他记忆特别深刻。
案件中的原被告双方是朋友关系——原告阮某是大方县达溪镇人，被告吴某是纳雍县骔岭镇人，但已定居贵阳花果园。
当初，被告吴某说其贵阳中博装饰公司急需周转资金，让好友阮某帮助用信用卡刷钱借给吴某。
款借出去了，阮某却没有等来吴某如期还款的承诺兑现。案件通过远程调解审结后，被告仍迟迟不履行还款义务。
2021年10月19日，阮某申请执行。史大祥接手后，带领办案人员奔赴贵阳，在一装修公司查找到被执行人吴某，吴某如数付清了欠款本息39485元——从接案到执结，史大祥仅用了9天时间。
执行案件，他雷厉风行，可自己的一次遭遇却拖了他整整7个月时间。
2020年10月1日那天，史大祥执行龙虎某申请执行张某徐某的一起民间借贷案时因公受伤，住进了七星关人民医院。诊断结果表明，史大祥腰椎粉碎性骨折、压缩性骨折，医嘱为：立即手术！
“祥哥”的父亲是老中医，听闻要手术，立即制止了：孩子年轻，刀下留情！
就这样，在漫长的中医治疗过程中，史大祥以“坚强”的表情度过了长达7个月的时间。
2021年5月1日，史大祥重返执行岗位，又在每一次执行中释放着不同的表情……
纳雍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有个叫史大祥的执行员，微信名叫“祥哥”。因他对同事活泼开朗、做事情不留尾巴，大家吆喝他时于是省略了他的本名，直呼其为“祥哥”。
“祥哥”睿智，重情，对弱者有“春天般的温暖”，对老赖有“严冬般的无情”——总之，生活中和工作中的他，各有不同的表情。
表情一：好钢用到“刀刃上”，毅然
“祥哥”是大方县人。
在维新法庭工作的时候，“祥哥”就有了“办案能手”美誉，是领导和同事眼中的“好钢”。
由于执行案件多，执行任务重，执行压力大，纳雍县人民法院为及时消化历史遗留的“法律白条”，于2019年8月将“祥哥”从维新法庭调到县法院执行局，担任执行员。
要兑现历史遗留的“法律白条”，执行员潜意识里都是先“易”后“难”，这就好比吃樱桃，总是先将好吃的吃了，剩下的，都是不好吃的歪瓜裂枣。
“祥哥”史大祥到执行局报到第一天，执行局分给他的案件都是些歪瓜裂枣——不是陈旧老案，就是终本恢复执行案件，或者就信访案件、以物抵债交付案件。这类案件的执行难度大，当事人容易激动，矛盾易于激化。
在玛瑙红樱桃原产地维新工作多年，“祥哥”吃樱桃养成了不挑不选的脾性，因此，接手歪瓜裂枣执行案时他也不挑不选，透露出毅然的表情：不怕做不到，就怕没诀窍，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靠“毅然”的表情做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成绩——当年，执行局办案最多的同事全年执结110件，可8月份才到岗的他只用4个多月就执结76件。
表情二：调查遇到“干酸菜”，无奈
干酸菜，无营养，上不了桌。纳雍人因此把那些没有经济底气的人比喻为“干酸菜”。
案件执行时，如果遇到“干酸菜”，执行员的表情无一例外都是无奈的，放到“祥哥”身上也是如此。
2018年10月，黄某明乘车到纳雍县城途中，被游某驾驶的对向来车撞伤，导致一级残疾，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黄某明各种费用5.1万元，判决游某赔偿黄某明各种费用43.5万元。保险公司如期赔偿，游某却分文未付，黄某明由此申请执行。
2020年4月16日，执行局把执行任务交给史大祥。“祥哥”立即向游某发出《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执行文书，并通过线上查控系统对游某财产发起调查。
史大祥说，申请人黄某明家里特别困难，电话中“一再说要用这些钱来买药”，就特别同情受害人的遭遇。
调查结果表明，游某有多个银行账户，并且还登记有小型普通客车1辆。冻结游某银行账户后，史大祥立即前往六盘水车管所查证游某名下车辆，同时启动公积金、不动产、工商登记、居住地社区等线下调查。
然而，事与愿违，各方反馈称，游某银行存款余额仅200余元，小客车因已过户不能查封，游某除了与父母共同居住的100平方米住房，再无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而且，游某还有4个未成年孩子需要抚养，大的五六岁，小的才一岁。“祥哥”至此承认自己遇到了“干酸菜”。
向黄某明反馈这些不利情况后，黄某明对游某表示了同情，同意执行局不对游某实施拘留和罚款处罚。于是，史大祥就引导黄某明申请司法救助。
“这一执行案件情况特殊——游某仅靠在周边乡镇打零工养家糊口；黄某明是精准扶贫户，受伤致残后已不能行走，子女又没有固定经济收入——双方都是‘干酸菜’，因此，我能做的，只有引导黄某明申请司法救助了”。
2022年1月6日，黄某明收到8万元司法救助金，对史大祥的帮助非常感激。但此刻的“祥哥”却是一脸无奈的表情，“不过，从黄某明的感激中，我觉得一切辛苦都值了”。
表情三：执行遭遇“三窟兔”，斗法
在去年开展的大走访活动中，史大祥利用节假日带着案子到一线走访。歪打正着的是，他的这次大走访“访”到了手中一执行案件的重大信息，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大走访中，史大祥在文昌街道石板河社区走访时打探到，抗拒执行长达4年之久的王某某日前已回到纳雍盛世国际小区，深居简出，向执行员玩起了“大隐隐于市”的游戏。
“祥哥”得知被执行人王某某已经回来，就给其打电话，要他立即执行法院生效判决。王某某在电话中撒谎说：“我现在在成都，要过几天才回来，你们不要找我了。”
王某某成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始于2016年。
2016年，石板河社区居民张华与王某某签订《合伙协议》后，双方共同经营宏博砂石厂。期间，王某某向张华借款301330元，但未如期偿还。鉴此，张华将王某某诉至法院。法院判决生效后，王某某玩人间蒸发，迟迟不履行还款义务。
史大祥和同事得知王某某已经回家，就立即前往王某某居住的盛世国际小区。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纵然你狡兔三窟，我也十拿九稳。到了盛世国际小区，史大祥和同事打电话给王某某，看他如何反应。殊不知，王某某一边称“我在成都”，一边往十八楼的集电箱里躲藏。
史大祥和同事爬到十八楼，撇开电话都能听到王某某回电话的声音了，王某某还在撒谎说他人在成都。就在王某某撒谎都不眨眼时，史大祥和同事将王某某揪了个正着，一直困扰张华多年的烦心事终于划上了句号。
执行遭遇“三窟兔”，史大祥的表情是“斗法”。 史大祥说：“接手这一案件以来，每次找王某某，他都是今天许明天，明天许后天，不仅欺骗了权利人张华，还欺骗了执行人员，次数多达六七次。但是，他忘了一句话：爱走夜路，总有一天要遇见鬼！”
表情四：人生偶逢“骨折运”，坚强
“祥哥”接手的案件中，有一桩让他记忆特别深刻。
案件中的原被告双方是朋友关系——原告阮某是大方县达溪镇人，被告吴某是纳雍县骔岭镇人，但已定居贵阳花果园。
当初，被告吴某说其贵阳中博装饰公司急需周转资金，让好友阮某帮助用信用卡刷钱借给吴某。
款借出去了，阮某却没有等来吴某如期还款的承诺兑现。案件通过远程调解审结后，被告仍迟迟不履行还款义务。
2021年10月19日，阮某申请执行。史大祥接手后，带领办案人员奔赴贵阳，在一装修公司查找到被执行人吴某，吴某如数付清了欠款本息39485元——从接案到执结，史大祥仅用了9天时间。
执行案件，他雷厉风行，可自己的一次遭遇却拖了他整整7个月时间。
2020年10月1日那天，史大祥执行龙虎某申请执行张某徐某的一起民间借贷案时因公受伤，住进了七星关人民医院。诊断结果表明，史大祥腰椎粉碎性骨折、压缩性骨折，医嘱为：立即手术！
“祥哥”的父亲是老中医，听闻要手术，立即制止了：孩子年轻，刀下留情！
就这样，在漫长的中医治疗过程中，史大祥以“坚强”的表情度过了长达7个月的时间。
2021年5月1日，史大祥重返执行岗位，又在每一次执行中释放着不同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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