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文旅·晒优品·促消费｜到“红星照耀”之地来一场“西行漫记”】
　　同心县历史悠久，西汉时，该县始有行政建制，置三水县。1874年，清朝设立平远县。1914年易名镇戎县，1928年改称豫旺县。1936年，西征红军成立豫海县。1938年改为同心县至今。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同心县就已享誉世界！
　　在《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一书中，作者埃德加·斯诺向全世界生动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
　　图书封面上，一名红军战士昂首挺立，吹响了冲锋的号角——摄影者埃德加·斯诺将这张照片命名为“抗战之声”。
　　这幅封面照片拍摄于1936年8月的豫旺堡（今同心县预旺镇），《红星照耀中国》将近三分之一篇幅记述着发生在同心县的红色故事。
　　“抗战之声”的经典影像，让当年的豫旺堡走进了全世界的视线，也成为今天的同心县最耀眼的一张推介名片，吸引着一拨拨慕名而来的游客。

　　在如今的全域旅游布局中，同心县主打“红、古、绿”三大旅游品牌——
　　红色将星云集、古城烽火雄浑、绿意山川秀美。
　　各类旅游资源神奇糅合，同心犹如一盆旅游微缩盆景，游客穿梭在历史与现实之中，游走于自然与人文之间……
　　目不暇接间，人们惊奇发现：地处西北旱塬的同心县，旅游资源却并不贫瘠，甚至称得上富饶，颠覆了每一个人的想象。
　　朋友们，到“红星照耀”之地，来一场“西行漫记”吧！
红色将星云集
　　年过六旬的退休干部杨文元，是研究同心县红色历史的老专家。
　　研究家乡红色历史34年，杨文元先后采访10多位老红军，主编出版《总被历史眷顾的地方》《西征丰碑》等多本专著，“红军西征在同心”这段红色历史已然融入他的血液中。
　　2010年12月，在前往埃德加·斯诺的家乡：美国密苏里州，探寻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同心留下的红色印记。
　　当目光与一张古堡照片相遇时，杨文元瞬间激动起来：“那不是预旺镇的杨家堡子吗？”
　　这座建于民国初年的杨家堡子，是当年西征红军后勤部所在地，埃德加·斯诺曾向红军发表演讲，高呼“中国革命成功万岁！红军胜利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在调阅原始手稿和照片过程中，杨文元不时被惊喜到：异国他乡居然保留着如此丰富的家乡图文资料，让他体验着时空穿梭的神奇。
　　于是，杨文元不时摁下手中相机快门，却被基金会工作人员提示禁止拍照，他忍不住“抗议”道：“这些照片拍得可是我的家乡呀！”
　　研究家乡红色历史，杨文元始终洋溢着深深的自豪感——
　　作为西征红军指挥部所在地及红军三军“会聚”的地方，同心县红色底蕴丰厚，留下了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开国元勋的足迹。十大元帅中的五位、十大将军中的五位……共计二百多位高级将领荟萃于此。
　　近年来，在同心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同心红军西征纪念馆于2006年10月建成，成为国内唯一一家以红军西征为主题的纪念园。
　　如今，游客们来到同心红军西征纪念馆广场，可以和惟妙惟肖的“抗战之声”雕塑合影。走进展厅，里面陈列着大量革命文物，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印章、“爱民如天”锦幛均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辅以丰富的文献、图片以及影像资料，生动展示着红军西征在同心、自治政府成立、国际友人在同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聚的光辉革命事迹。
　　走出纪念馆，倘若对这段红色历史仍不“解渴”，还想建立更进一步的感性认识，那么一座座被岁月侵蚀得满目沧桑的堡子便不可错过——作为当年大户的居住地，曾被红军开辟为后勤部、办公地，成为革命中枢。
　　走进杨家堡子、北堡子、吊堡子，徜徉于堡子的四方天地，审视着墙面上的斑驳标语；攀登上堡子的厚重墙头，迎着猎猎秋风俯瞰四周……身临其境，你能感受到同心县历史的沧桑厚重，更能触碰到党为人民谋幸福的那颗初心。
古城烽火雄浑
　　在同心县预旺镇，有一座钟鼓楼矗立在镇中心，人来人往中更显古朴庄重。
　　据《同心县志》记载，以钟鼓楼为中心，分布着一座始建于元代的豫旺古城。明清之际，条条大道交汇豫旺古城，这里北达银川、灵武，南抵平凉、固原，东接环县、庆阳，西连海原、同心，是一处位置显要的交通枢纽。
　　相传，豫旺古城选址于此，并非人愿，而属天意——
　　元代豫王阿剌忒那失里原本要在中指山下筑城，规划城池周长五里三分，并在奠基台插绿旗标识中心。
　　奠基当晚，一场瑞雪。次日天亮后，绿旗不见，施工失去目标。
　　豫王得知后亲自察看，发现奠基台附近有狐狸踪迹，追踪五里后发现雪中绿旗，以旗为中心是被狐狸踩出的一个正方形图案。
　　豫王不由暗暗称奇，他命随行工匠上前测量正方形图案方圆，也为五里三分，与规划建设城池大小相当。
　　豫王更为称奇，认为这是天意所属，要将城池建在这里。
　　想罢，虔诚的豫王选择在此修建“豫王城”，清顺治年间被改名为“豫旺堡”，取“集市繁华买卖兴旺”之意。
　　1936年6月16日，中央红军攻占豫旺堡，并将西征红军指挥部设在这里，钟鼓楼成为红军哨兵的瞭望塔。
　　在豫旺堡的城隍庙前，彭德怀在此留下了唯一一张留世骑马照。
　　就这样，当古城遗迹与红色文化相遇，碰撞出更多的旅游火花。
　　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为同心县遗留下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25处，其中国家级文保单位3处——
　　下马关尚保存有15公里城墙，同心县境54座烽火台、关堡，构成完整长城防御体系，古城烽火雄浑。
　　韦州古城坐落着36座明代王陵，被称作“宁夏明代博物馆”所在地。
　　韦州康济寺塔
　　……
　　面对厚重的历史文化、边塞文化、红色文化，同心县近年来不断挖掘古文明中的文化内涵、历史沉淀、美丽传说、族群迁徙等资源要素，打造出高品质文化旅游品牌。
绿意山川秀美
　　从同心县城乘车出发，沿着曲折的山路向海原方向进发，大约半个小时就能来到大山深处的黄谷川：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谷。
　　山谷深处，绿意盎然，游人如织。然而在10年前，这里却是人气“凋零”——因为自然条件恶劣，当地居民搬迁的只剩下十几户，“空谷足音”成为这里的生动写照。
　　近年来，同心县致力于将黄谷川打造为西部健康运动特色小镇：建成摩托车赛道、真人CS项目，凸显运动特色；引黄河水上山，栽植树木22万棵，种植小杂粮5000多亩，养殖家禽15000只，让昔日的荒山谷成为西北的“好江南”。
　　“这是桃花湾！”“这是杏花湾！”……乘车环游黄谷川，投资人杨鸿宇指点道。通过植树造林，他将这座赭红色山谷打造成一个美丽的花果山
　　瞅准黄谷川的“原生态”优势，同心县还大力培植生态农业、文旅产业，将移民迁出村落改造为影视拍摄基地。1920年海原大地震，加上百年雨水冲刷，还为这里“天设地造”出一幅天然宁夏轮廓图，在被列进游览路线后，颇受游客青睐。
　　在山下一处养殖点，珍珠鸡、五黑一绿鸡等家禽悠闲啄食着山草，享受着被人类放养的乐趣。
　　“这里的溜达鸡，靠山吃山，是真正的生态鸡。”饲养员张汉权说，一只成年珍珠鸡能卖到128元一只，“老母鸡都卖完了，是孕妇滋补的最好补品。”
　　在这处养殖点，还出产一种绿壳鸡蛋，虽然个头比普通鸡蛋小得多，但价格却要贵得多，“一只鸡蛋能卖两块钱！”张汉权介绍说，这是五黑一绿鸡下的，蛋黄呈金黄色，煮熟能吃出小时候妈妈煮的那种味道。
　　在黄谷川，还种了数千亩小杂粮、土豆等各类农作物，施羊粪、浇黄河水，绿色纯天然，打“黄谷川”地理标志，向外来游客售卖，虽价高却广受欢迎。
　　吃、住、行、游、购、玩。目前，黄谷川又在顺势打造民宿项目，计划在山体开凿15间窑洞，进一步打通小镇产业链条。休闲农庄则延伸出：产、闲、教、文、奢、情。
　　黄谷川健康运动小镇
　　“窑洞外面土里土气，是为了不破坏大山里的原生态风貌，里面是民俗化装修，绝不次于宾馆标准。”杨鸿宇说，城里人住惯了城里的高楼大厦，不少人想感受一下山村里的古朴民宿。
　　在同心县，从荒山变青山，进而成为“金山”，这样的生态经济奇迹还有很多。
　　近年来，同心县不断加大生态修复力度，借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契机，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天台山、莲花山逐渐染绿后，逐步打造为文化生态园及景区，吸引大批游客光顾。与此同时，同心县在大力发展枸杞、葡萄等富民产业的同时，还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农业观光旅游项目，譬如润德、菊花台枸杞庄园和罗山东麓葡萄酒庄园，实现多重经济效益。
　　在这片西北旱塬上，同心“人定胜天”，借助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把千年荒山染绿，并顺势发展起绿色生态游，催生旅游新热点。
　　这是游人之幸，亦是旱塬之福。

最美最浓是红色

　　最美最浓是红色。同心最美的底色，一定是流淌在同心历史血脉中的红色。
　　历史成就了同心的红色基因。听说过《红星照耀中国》吗？翻开这本不朽名著，我们会发现，当年那些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激动人心的故事，有近1/3的篇幅记录在同心这片土地上。时至今日，战争的硝烟早已消失不见，但那些蕴藏在红色文化中的经典故事，却能让我们穿越历史的迷雾，体验当年的艰辛和不易，感悟革命的理想与情怀。
　　“抗战之声”小号手雕塑
　　故事是文化最好的载体，也是最鲜活的载体。对于广大群众而言，一个好故事胜过一打大道理，因为好故事更能打动人、感染人。尤其是那些生动厚重的红色故事，深藏着历史前进的“密码”，也蕴含着发展进步的“基因”。只有讲好这样的故事，通过深入的挖掘和原汁原味的呈现，去打开那个离我们并不算遥远的年代，才能传承好红色基因、弘扬好红色文化，赋予红色旅游更多内在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才能给地区经济发展增添一抹耀眼的活力。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灭。但，讲好红色故事最忌照本宣科的复制、单调枯燥的讲述、一成不变的形式，也达不到走心动人、成风化人的作用。要想一争先机，唯有不断创新，在挖掘、再造、体验上下足功夫。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同心打造红色文化游的成果，未来，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到那里走一走，在身临其境中享受故事的精彩纷呈、触碰历史的沧桑厚重，也感悟不变的初心使命。（严霜剑）
红色经典线路
　　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园-豫海回民自治政府办公旧址（王团北堡子）-吊堡子（西征红军总指挥部遗址）-豫旺古镇（红军西征纪念碑和“抗战之声”小号手遗址）-杨家堡子红军后勤部遗址-韩家堡子
历史文化线路
　　同心县博物馆-同心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韦州古城（康济寺塔）-下马关古城、下马关明长城
　　生态休闲观光线路
　　西线：河西镇润德枸杞产业园-黄谷川健康运动特色小镇-同心县圣峰玫瑰休闲观光园
　　东线：罗山东麓葡萄产业园-天台山生态文化园-折腰沟生态文化民俗村-莲花山青苗水会

　　（本版图文均由同心县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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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社会科学##诗词#
《南乡子·未倦长卿游》
——宋•苏轼

未倦长卿游。漫舞夭歌烂不收。不是使君能矫世，谁留。教有琼梳脱麝油。香粉镂金球。花艳红笺笔欲流。从此丹唇并皓齿，清柔。唱遍山东一百州。

【作者简介】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眉州人。北宋诗人、词人，宋代文学家，是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之一，“唐宋八大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