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节跳动确认自研芯片#这个做法和华为颇相似，都是因为市场上的供应商无法满足自用，才被迫自研。
一般企业自研芯片并不是特别走运，一是造价高，二是周期长可能还没结果。
但字节的芯片仅供自用，好不好用、成没成功都是自己来定义。
自研芯片的好处就是可以降低采购成本，另一个就是自主性强，可以根据业务调整芯片设计。
国内也有几家企业都已经自研芯片。从长远看，还是值得做的一笔投资。
一般企业自研芯片并不是特别走运，一是造价高，二是周期长可能还没结果。
但字节的芯片仅供自用，好不好用、成没成功都是自己来定义。
自研芯片的好处就是可以降低采购成本，另一个就是自主性强，可以根据业务调整芯片设计。
国内也有几家企业都已经自研芯片。从长远看，还是值得做的一笔投资。
CEJ论文精要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津云观察】二季度0.7，怎么看怎么干？】
昨天，天津市统计局发布了我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我市经济运行回稳向好：地区生产总值（GDP）上半年增长0.4%，二季度当季增长0.7%，比一季度加快0.6个百分点，快于全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排位比一季度提升了11位。
作为全国乃至全球首个“硬刚”奥密克戎的超大城市，这个0.7%来得殊为不易——它是我们始终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打下的坚实基础，其中的诸多数据也真实地反映了我们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带来的变化……
怎么看？这0.7来之不易
必须承认，无论是天津还是其他城市，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冲击显而易见。1月初，津南、河北先后发现疫情。天津作为全球首个“硬刚”奥密克戎的超大城市，众志成城，“南征北战”，全市生产生活几近摁下“休止符”。当“硬刚”终于过去，3月初，又是与多个农贸批发市场相关的疫情，汹涌至极。事后看，如果处置稍有不当，就会带来更大面积的“城市瘫痪”——好在我们一点点“紧咬”“硬扳”了回来！
一季度两场“硬仗”，始终坚持动态清零毫不动摇的天津，应该说已更好地找到了迎战狡诈奥密克戎的节奏，夯实了“间或疫情时期”做好经济建设的基础，积蓄了“双战双赢”的强劲动能。
之后，虽然我们周边的疫情形势一直较为复杂，尤其是外防输入的压力在持续不断加大，尽管还不断有变异的毒株时不时地侵扰着我们，但是我们一直在经济建设上努力奔跑、奋起直追。
3月底，滨海新区重点招商项目“云签约”，总投资580亿元的82个重点项目集中落户；4月11日，天津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鲲鹏等单位共同完成的“物联网射频感知核心芯片研发与应用”项目获“特等奖”，其自主物联网产业链成为天津信创产业重要增长点；4月22日，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一批自贸试验区发挥先行先试作用，在全国率先实施的首创性、突破性改革举措；4月26日，武清区重点项目线上线下签约，30个项目落户武清，总投资超230亿元；4月28日，天津市以“线上+线下”方式举办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2年重大商业项目集中签约活动，60个重大商业项目签约，总投资200多亿元；15个重大商业项目开工，总投资180亿元……
6月1日，《天津市贯彻落实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方案》重磅出炉！提出了35条具体举措，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其中18条关注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反映的减税降费、减房租、稳岗返还、金融支持等。
6月24至25日，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在津成功举办。大会高朋满座，众人瞩目，线上线下相结合，30余场高峰会议、平行论坛精彩纷呈，众多图灵奖、诺贝尔奖获得者、两院院士和知名企业家围绕人工智能伦理、科技赋能“双碳”战略等前沿课题展开全球对话……在新冠疫情阴影和全球经济下滑担忧中，高水平举办大会充分彰显了天津的城市韧性、创新品格和产业优势，对外释放了我们坚持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怎么看？这0.7结构更优化
数字会说话。二季度，从生产领域看，部分重点行业发展逐月向好。从要素保障看，能源生产平稳有序，交通物流持续恢复，金融活力得到有效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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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透过0.7 可以清楚地看到，结构调整不断深化。重点产业链引领工业转型升级。上半年，12条重点产业链在链规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快于全市工业平均水平，占比达到76.5%，其中航空航天、生物医药、车联网3条产业链增加值增速超过两位数。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世界一流智慧绿色港口建设加力推进，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3.2%，增速连续4个月加快。1—5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中，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28.5%，研究和试验发展增长26.8%。从需求结构看，投资调结构补短板作用有效发挥。重大项目集中开工，项目建设全力推进，上半年新开工建设项目492个，增长44.7%……
从国网电力天津分公司的用电量分析也可以看出，结构上，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占二产比重、现代服务业占三产比重呈上涨态势，产业结构量质齐优；增速上，第二产业逐渐回暖，第三产业进入4月份以后增速逐渐加快，6月份增速达到年内最大值。
此外，透过0.7还能看出，我们的动能转换在继续加快。新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5%，占比达到14.5%。高技术产业投资持续快速增长。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1.4%，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4.3%。
上半年，民生保障投入力度持续加大，保供稳价成效良好。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4%，比GDP增速要高3个百分点。同时援企稳岗不断显效，新增就业17.95万人。
怎么干？坚定信心、坚定不移！
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既要看到短期波动的“形”，更要看到长期发展的“势”。从短期看，疫情冲击导致一些指标波动回落。从大局看，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盘没有改变，尤其是高质量发展的大势更没有变。我们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优势叠加的历史窗口期，处于转型升级的决战决胜期、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争先进位期”！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国之大者”。“动态清零”做法仍是当前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优选择。面对一时的“成长的烦恼”，全市上下积极应对，相继出台有高度、有力度、有精度、有温度的稳增长政策，为经济平稳健康运行保驾护航。我们保持定力、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积极作为；我们固根本、出政策、纾困难、激活力——随着疫情得到有效管控、政策效应逐步显现，我市经济也必将驶回“快车道”。
当下，全市一心一意谋发展，将疫情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共识正在越拧越紧。
在经开区，全国首笔云信资产跨行再保理业务落地；静海健康产业国际合作示范区内，一个个大健康项目拔地而起；在河北区，华为天津区域总部建设自开工以来快马加鞭……
潜力比成果更重要。经济运行回稳向好，高质量发展持续显效，企业家们对天津青睐有加。连续几天，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中芯国际、TCL高层先后来津……在此之前不久闭幕的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期间，总计签约项目136个，总投资额约849亿元人民币，领域主要集中在信创、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为我市制造业迈向高端注入了强劲动力。
信心比黄金更珍贵。中小微企业是经济最具活力的细胞，上半年天津1.9万户“中小微”信用贷款88.16亿元。消费是经济的晴雨表，居民对未来有信心，才会愿意花钱，敢于花钱。2022年第二届海河国际消费季，将先后投放1.7亿元消费券提振消费信心，津城夜经济越来越热闹。暑期旅游市场正在爆发，仅携程上机票暑运搜索指数已追平2019年……
只要方向正确，就不怕路途遥远——路虽远，行则将至！唯有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昨天，天津市统计局发布了我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我市经济运行回稳向好：地区生产总值（GDP）上半年增长0.4%，二季度当季增长0.7%，比一季度加快0.6个百分点，快于全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排位比一季度提升了11位。
作为全国乃至全球首个“硬刚”奥密克戎的超大城市，这个0.7%来得殊为不易——它是我们始终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打下的坚实基础，其中的诸多数据也真实地反映了我们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带来的变化……
怎么看？这0.7来之不易
必须承认，无论是天津还是其他城市，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冲击显而易见。1月初，津南、河北先后发现疫情。天津作为全球首个“硬刚”奥密克戎的超大城市，众志成城，“南征北战”，全市生产生活几近摁下“休止符”。当“硬刚”终于过去，3月初，又是与多个农贸批发市场相关的疫情，汹涌至极。事后看，如果处置稍有不当，就会带来更大面积的“城市瘫痪”——好在我们一点点“紧咬”“硬扳”了回来！
一季度两场“硬仗”，始终坚持动态清零毫不动摇的天津，应该说已更好地找到了迎战狡诈奥密克戎的节奏，夯实了“间或疫情时期”做好经济建设的基础，积蓄了“双战双赢”的强劲动能。
之后，虽然我们周边的疫情形势一直较为复杂，尤其是外防输入的压力在持续不断加大，尽管还不断有变异的毒株时不时地侵扰着我们，但是我们一直在经济建设上努力奔跑、奋起直追。
3月底，滨海新区重点招商项目“云签约”，总投资580亿元的82个重点项目集中落户；4月11日，天津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鲲鹏等单位共同完成的“物联网射频感知核心芯片研发与应用”项目获“特等奖”，其自主物联网产业链成为天津信创产业重要增长点；4月22日，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一批自贸试验区发挥先行先试作用，在全国率先实施的首创性、突破性改革举措；4月26日，武清区重点项目线上线下签约，30个项目落户武清，总投资超230亿元；4月28日，天津市以“线上+线下”方式举办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2年重大商业项目集中签约活动，60个重大商业项目签约，总投资200多亿元；15个重大商业项目开工，总投资180亿元……
6月1日，《天津市贯彻落实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方案》重磅出炉！提出了35条具体举措，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其中18条关注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反映的减税降费、减房租、稳岗返还、金融支持等。
6月24至25日，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在津成功举办。大会高朋满座，众人瞩目，线上线下相结合，30余场高峰会议、平行论坛精彩纷呈，众多图灵奖、诺贝尔奖获得者、两院院士和知名企业家围绕人工智能伦理、科技赋能“双碳”战略等前沿课题展开全球对话……在新冠疫情阴影和全球经济下滑担忧中，高水平举办大会充分彰显了天津的城市韧性、创新品格和产业优势，对外释放了我们坚持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怎么看？这0.7结构更优化
数字会说话。二季度，从生产领域看，部分重点行业发展逐月向好。从要素保障看，能源生产平稳有序，交通物流持续恢复，金融活力得到有效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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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透过0.7 可以清楚地看到，结构调整不断深化。重点产业链引领工业转型升级。上半年，12条重点产业链在链规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快于全市工业平均水平，占比达到76.5%，其中航空航天、生物医药、车联网3条产业链增加值增速超过两位数。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世界一流智慧绿色港口建设加力推进，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3.2%，增速连续4个月加快。1—5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中，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28.5%，研究和试验发展增长26.8%。从需求结构看，投资调结构补短板作用有效发挥。重大项目集中开工，项目建设全力推进，上半年新开工建设项目492个，增长44.7%……
从国网电力天津分公司的用电量分析也可以看出，结构上，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占二产比重、现代服务业占三产比重呈上涨态势，产业结构量质齐优；增速上，第二产业逐渐回暖，第三产业进入4月份以后增速逐渐加快，6月份增速达到年内最大值。
此外，透过0.7还能看出，我们的动能转换在继续加快。新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5%，占比达到14.5%。高技术产业投资持续快速增长。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1.4%，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4.3%。
上半年，民生保障投入力度持续加大，保供稳价成效良好。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4%，比GDP增速要高3个百分点。同时援企稳岗不断显效，新增就业17.95万人。
怎么干？坚定信心、坚定不移！
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既要看到短期波动的“形”，更要看到长期发展的“势”。从短期看，疫情冲击导致一些指标波动回落。从大局看，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盘没有改变，尤其是高质量发展的大势更没有变。我们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优势叠加的历史窗口期，处于转型升级的决战决胜期、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争先进位期”！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国之大者”。“动态清零”做法仍是当前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优选择。面对一时的“成长的烦恼”，全市上下积极应对，相继出台有高度、有力度、有精度、有温度的稳增长政策，为经济平稳健康运行保驾护航。我们保持定力、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积极作为；我们固根本、出政策、纾困难、激活力——随着疫情得到有效管控、政策效应逐步显现，我市经济也必将驶回“快车道”。
当下，全市一心一意谋发展，将疫情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共识正在越拧越紧。
在经开区，全国首笔云信资产跨行再保理业务落地；静海健康产业国际合作示范区内，一个个大健康项目拔地而起；在河北区，华为天津区域总部建设自开工以来快马加鞭……
潜力比成果更重要。经济运行回稳向好，高质量发展持续显效，企业家们对天津青睐有加。连续几天，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中芯国际、TCL高层先后来津……在此之前不久闭幕的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期间，总计签约项目136个，总投资额约849亿元人民币，领域主要集中在信创、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为我市制造业迈向高端注入了强劲动力。
信心比黄金更珍贵。中小微企业是经济最具活力的细胞，上半年天津1.9万户“中小微”信用贷款88.16亿元。消费是经济的晴雨表，居民对未来有信心，才会愿意花钱，敢于花钱。2022年第二届海河国际消费季，将先后投放1.7亿元消费券提振消费信心，津城夜经济越来越热闹。暑期旅游市场正在爆发，仅携程上机票暑运搜索指数已追平2019年……
只要方向正确，就不怕路途遥远——路虽远，行则将至！唯有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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