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当一个县令有多难？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难多了。
清朝时期，主要是官员编制太少了，一千三百多县，一个县相当于现在一个地级市。清朝人口最多时，4亿多人，除去军队，京官等，官员就13000人，每个县的官员根本出不过10个人。
而且整个清朝将近300年的时间里，一个县却很少能出现几个县令以上的官员。一个县令要比现在当上一个市长甚至一个厅长还要难。
在清朝能当上县令的人99%都是赐同进士出身的人，也就是必须考上进士才有资格当县令。考上进士的人也不能直接当上县令，还要经过许多考核和培训。
考上了进士的人，有的一辈子连县令也当不上。
进士四年一次，左宗棠三试不中，三次花费十二年，没有那个耐性，就索性不考了。
要是有曾国藩那么耐性，可能后面也能考上。
洪秀全也考了十几年秀才，最终也没取得任何功名，距离县令的路还有十万八千里。
现在公务员难考？
和进士比，公务员考试太简单了，别说进士了，就和考举人比考公务员就是小儿科了。
清朝一共出了多少进士？
清朝进士殿试一共举行了一百多次，录取进士不到27000人，科举制度实行了260年，平均每年录取人数也就一百零几个吧。
清朝时期，主要是官员编制太少了，一千三百多县，一个县相当于现在一个地级市。清朝人口最多时，4亿多人，除去军队，京官等，官员就13000人，每个县的官员根本出不过10个人。
而且整个清朝将近300年的时间里，一个县却很少能出现几个县令以上的官员。一个县令要比现在当上一个市长甚至一个厅长还要难。
在清朝能当上县令的人99%都是赐同进士出身的人，也就是必须考上进士才有资格当县令。考上进士的人也不能直接当上县令，还要经过许多考核和培训。
考上了进士的人，有的一辈子连县令也当不上。
进士四年一次，左宗棠三试不中，三次花费十二年，没有那个耐性，就索性不考了。
要是有曾国藩那么耐性，可能后面也能考上。
洪秀全也考了十几年秀才，最终也没取得任何功名，距离县令的路还有十万八千里。
现在公务员难考？
和进士比，公务员考试太简单了，别说进士了，就和考举人比考公务员就是小儿科了。
清朝一共出了多少进士？
清朝进士殿试一共举行了一百多次，录取进士不到27000人，科举制度实行了260年，平均每年录取人数也就一百零几个吧。
上半年一产增加值增速排位全省第一！贵阳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来源：天眼新闻
上半年，贵阳市预计完成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135.91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排位全省前列；预计完成一产增加值83.61亿元，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排位全省第一；预计完成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63元，同比增长6.6%，绝对数和增加值均排全省前列。
今年以来，贵阳贵安全力抓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粮食安全、耕地保护“三条”底线、做强做优现代山地特色高效都市农业、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撑、多措并举增加农民收入、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
乡村发展欣欣向荣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贵阳贵安以粮食生产为主导，加快发展特色高效都市农业，全力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农产品生产稳定增长，价格平稳，产业发展持续向好。
贵阳贵安围绕“种什么”“谁来种”“怎么种”“种得怎么样”四个核心问题，创新领导领办示范责任田高产高效种植模式、组织方式，带动全市粮油生产大发展。完成粮食种植147.25万亩，占省下达任务的113.3%；创建领导领办示范责任田20.9万亩。
为丰富市民“菜篮子”“果盘子”，贵阳建成高标准设施蔬菜保供基地5万亩，做强做优修文猕猴桃、花小莓、印象硒州等区域公共品牌，全力推进特色高效都市农业发展。今年上半年，贵阳贵安蔬菜、食用菌、水果、茶产量，同比分别增长8.5%、40.0%、22.2%、2.6％；预计完成农产品加工总产值320亿元，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59%。
同时，贵阳贵安“春赏花、夏纳凉、秋采摘、冬温泉”的农旅融合发展思路，不断创新都市农业发展。以乌当区醉美偏坡等乡村资源为重点，建设美丽休闲乡村。目前，共创建乌当偏坡村、花溪龙井村、修文大木村等“中国休闲美丽乡村”3个，创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12个。
为坚定不移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贵阳贵安通过狠抓高标准农田建设、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农业科技服务支撑、提升农业机械化和设施化水平、强化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等举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今年，已建成高标准农田9.6万亩，全市总体工程进度达83.5%。新增认定农民专业合作社48个，初选208个家庭农场和2056个种养大户作为培育对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
乡村建设日新月异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贵阳贵安以此为方向和目标，全力推进乡村建设。
今年以来，在村庄规划上，贵阳贵安制定印发了村庄规划编制实施方案和技术指南，现已完成15%的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推进花溪街上村、挠绕村，修文大木村等红军村建设，重点打造王岗村、陇上村国家级民族特色村寨。
在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中，抓实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推荐乌当区申报“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投入7603万元用于新建、改建、改扩建及维修改造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完成全市147个乡镇、街道，1654个村、社区综合文化中心建设，建设51个“图书馆小站”，打造159个“社区图书共享系统”。
在农村“五治”工作中。贵阳贵安采取积极探索、因地制宜、多元化破解的方式，全面推进农村环境治理。目前，已完成1万户农房风貌整治村寨选点，启动建设5331户；开工建设15处农村供水保障工，完成59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启动16个乡镇生活污水治理提升工程，18条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已完成7处；开工建设农村户用卫生厕所5.7万户。
同时，贵阳贵安还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升级改造城乡电子政务外网，实现省、市、县、乡、村电子政务网纵向联通。指导省、市、县三级特色田园乡村集成示范试点建设，共规划项目746个，已完成投资6.13亿元。
乡村治理成效显著
贵阳贵安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积极探索法治德治自治道路，并取得显著成效。
抓基层组织。贵阳贵安深入实施党建示范带建设，以配强“一个支书”、建好“一支队伍”、打造“一个中心”、健全“一个机制”、找准“一条路子”的“五个一”行动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制定《贵阳贵安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施方案》，明确职责任务和年度目标，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同时，探索财政资金扶持、发放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证、创新“股份分红+善治积分”收益分配等模式。
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宣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新时代乡村文化新风貌；举办贵阳贵安农村“五治”示范演出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等文艺演出活动，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深入挖掘阳明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红色文化以及农村民俗文化资源，打造一批乡村文化名片和民族节庆品牌；以农村“治风”为抓手，广泛开展“治风”宣传工作，进一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全力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贵阳贵安深入推进平安乡村建设，坚持把“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治理机制建设作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程，进一步健全完善基层网格体系。建成996个村综治中心，实现乡村综治中心实战化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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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眼新闻
上半年，贵阳市预计完成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135.91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排位全省前列；预计完成一产增加值83.61亿元，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排位全省第一；预计完成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63元，同比增长6.6%，绝对数和增加值均排全省前列。
今年以来，贵阳贵安全力抓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粮食安全、耕地保护“三条”底线、做强做优现代山地特色高效都市农业、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撑、多措并举增加农民收入、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
乡村发展欣欣向荣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贵阳贵安以粮食生产为主导，加快发展特色高效都市农业，全力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农产品生产稳定增长，价格平稳，产业发展持续向好。
贵阳贵安围绕“种什么”“谁来种”“怎么种”“种得怎么样”四个核心问题，创新领导领办示范责任田高产高效种植模式、组织方式，带动全市粮油生产大发展。完成粮食种植147.25万亩，占省下达任务的113.3%；创建领导领办示范责任田20.9万亩。
为丰富市民“菜篮子”“果盘子”，贵阳建成高标准设施蔬菜保供基地5万亩，做强做优修文猕猴桃、花小莓、印象硒州等区域公共品牌，全力推进特色高效都市农业发展。今年上半年，贵阳贵安蔬菜、食用菌、水果、茶产量，同比分别增长8.5%、40.0%、22.2%、2.6％；预计完成农产品加工总产值320亿元，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59%。
同时，贵阳贵安“春赏花、夏纳凉、秋采摘、冬温泉”的农旅融合发展思路，不断创新都市农业发展。以乌当区醉美偏坡等乡村资源为重点，建设美丽休闲乡村。目前，共创建乌当偏坡村、花溪龙井村、修文大木村等“中国休闲美丽乡村”3个，创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12个。
为坚定不移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贵阳贵安通过狠抓高标准农田建设、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农业科技服务支撑、提升农业机械化和设施化水平、强化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等举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今年，已建成高标准农田9.6万亩，全市总体工程进度达83.5%。新增认定农民专业合作社48个，初选208个家庭农场和2056个种养大户作为培育对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
乡村建设日新月异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贵阳贵安以此为方向和目标，全力推进乡村建设。
今年以来，在村庄规划上，贵阳贵安制定印发了村庄规划编制实施方案和技术指南，现已完成15%的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推进花溪街上村、挠绕村，修文大木村等红军村建设，重点打造王岗村、陇上村国家级民族特色村寨。
在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中，抓实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推荐乌当区申报“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投入7603万元用于新建、改建、改扩建及维修改造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完成全市147个乡镇、街道，1654个村、社区综合文化中心建设，建设51个“图书馆小站”，打造159个“社区图书共享系统”。
在农村“五治”工作中。贵阳贵安采取积极探索、因地制宜、多元化破解的方式，全面推进农村环境治理。目前，已完成1万户农房风貌整治村寨选点，启动建设5331户；开工建设15处农村供水保障工，完成59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启动16个乡镇生活污水治理提升工程，18条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已完成7处；开工建设农村户用卫生厕所5.7万户。
同时，贵阳贵安还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升级改造城乡电子政务外网，实现省、市、县、乡、村电子政务网纵向联通。指导省、市、县三级特色田园乡村集成示范试点建设，共规划项目746个，已完成投资6.13亿元。
乡村治理成效显著
贵阳贵安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积极探索法治德治自治道路，并取得显著成效。
抓基层组织。贵阳贵安深入实施党建示范带建设，以配强“一个支书”、建好“一支队伍”、打造“一个中心”、健全“一个机制”、找准“一条路子”的“五个一”行动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制定《贵阳贵安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施方案》，明确职责任务和年度目标，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同时，探索财政资金扶持、发放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证、创新“股份分红+善治积分”收益分配等模式。
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宣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新时代乡村文化新风貌；举办贵阳贵安农村“五治”示范演出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等文艺演出活动，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深入挖掘阳明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红色文化以及农村民俗文化资源，打造一批乡村文化名片和民族节庆品牌；以农村“治风”为抓手，广泛开展“治风”宣传工作，进一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全力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贵阳贵安深入推进平安乡村建设，坚持把“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治理机制建设作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程，进一步健全完善基层网格体系。建成996个村综治中心，实现乡村综治中心实战化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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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日报：袭击辅警同样可构成袭警罪！
《刑法修正案》（十一）自2021年3月1日实施以来新增了袭警罪这个罪名。但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存在一个错误认识，即认为“辅警不是警察”，认为只有打了警察才构成袭警罪。否则，打了辅警只要达不到轻伤，就没事，不用负刑事责任。请看一下这个案例2021年6月的某天早上，交警部门在某条主干道一红绿灯处附近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整治，遇刘某未佩戴头盔驾驶一辆轻便摩托车逆行经过该路段，遂要求刘某下车接受检查。刘某拒不配合，被现场执勤的交警陈某、辅警人员王某截停。为防止刘某驾车逃跑，交警陈某在查验刘某身份同时，指挥辅警王某将刘某的摩托车钥匙拔出。刘某见王某并非警察，只是一个辅警时，顿时嚣张跋扈起来，对王某破口大骂，质问王某有何权力拔其车钥匙，让其熄火。交警陈某和辅警王某与其理论，并告知其未佩戴头盔、驾车逆行等行为违法时，刘某突然从摩托车上跳下掌掴王某，并用脚踢踹王某，致王某受轻微伤。现场执勤的交警及辅警人员见状，遂上前将刘某制服。随后，刘某涉嫌袭警罪被立案侦查，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刘某辩解称，自己不敢打警察，也没有打警察，只是打了辅警而已，不构成袭警罪。说到这里，这里要告诉大家，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辅警虽是警察辅助人员，但他们是在公安民警指挥下实施的行为亦属执法行为，应视同民警执法。民警、辅警的执法行为具有一体性和整体性，不可分割。事发时，交警陈某、辅警王某对刘某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检查，属于执法行为，应当将两人的行为视为一个整体的执法行为。刘某对辅警王某的殴打，实际上也是侵害了警察的执法行为，此时，王某在法律上等同于警察，所以，依据我国《刑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刘某“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其行为已构成袭警罪。最终，刘某被以“袭警罪”被提起公诉，法院也判处刘某有期徒刑六个月。（来源：黄埔检察）
检察日报：暴力袭击辅警也可构成袭警罪
来源：《检察日报》2021年12月21日第7版。作者：李建超、刘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摘录】
警务辅助人员在警察的管理和监督下开展辅助性工作，是警察执法行为的依附，应当以“执法共同体”的概念实质性判断“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范畴，不应机械地将警务辅助人员排除在外。
【全文】
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袭警罪以来，囿于现实状况的复杂性和对刑法条文理解的多重性，司法实践中对袭警罪保护对象、暴力程度、处断标准等存有分歧，亟须出台司法解释统一规范，以便更加精准打击袭警犯罪，维护警察执法权威，巩固和谐警民关系。
警务辅助人员是否属于袭警罪保护对象
公安系统警务辅助人员种类较多，除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规定的文职辅警和勤务辅警外，个别地方还招录有协勤等临时用工人员。这些警务辅助人员单独开展工作或者协助人民警察一同执行任务比较常见，单独或者与人民警察一起遭受暴力袭击也时有发生。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对警务辅助人员是否属于袭警罪保护对象存有困惑，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
根据刑法学一般原理，袭警罪规定的“人民警察”应与作为前置法的人民警察法保持一致，结合《意见》，警务辅助人员是面向社会招聘，为公安机关日常运转和警务活动提供辅助支持的非警察身份人员，不具有独立从事执法执勤工作的资格。对于警务辅助人员单独工作时遭受暴力袭击的，不构成袭警罪。但是警务辅助人员与警察一同执法时，无论是单独遭受侵害还是共同遭受侵害均构成袭警罪。警务辅助人员在警察的管理和监督下开展辅助性工作，是警察执法行为的依附，应当以“执法共同体”的概念实质性判断“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范畴，不应机械地将警务辅助人员排除在外。通常情况下，袭警犯罪具有随机性、偶发性，行为人实施暴力袭击时并未理性区分，导致警察与警务辅助人员处于同等危险境地。如果仅因缺乏特定身份或者编制而在法律保护上区别对待，将执法整体性人为分割为因身份而异的执法个体，与袭警罪立法目的和保护法益不相符。
“暴力袭击”的标准认定
刑法条文对暴力袭击的方式、程度等缺乏具体描述。实践中，有的办案人员认为袭警罪系行为犯，与警察“动手”即构罪；有的办案人员认为“袭击”具有主动性、攻击性，一般的反抗行为以及轻微的肢体冲突不构成袭警罪。
基于刑法条文规定的原则性，有必要结合现实语境对袭警罪的“暴力袭击”作出合理解释。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袭击”即乘其不备、突然打击，本身即带有暴力攻击性。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应当理解为主动与警察对抗、以暴力方式攻击警察。对于那些为摆脱警察强行控制实施的挣扎性反抗性行为，虽然与民警有肢体冲突甚至轻微抓伤、咬伤民警，也不应认定为袭警犯罪，这也符合刑法期待可能性原理。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立法机关将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放在一个条文中规范，作出“暴力袭击”与“暴力阻碍”两种不同表述，体现了两罪对暴力性质与程度的不同要求。即袭警罪的暴力性质侧重于攻击，妨害公务罪的暴力性质侧重于阻碍，袭警罪的暴力程度明显大于妨害公务罪的暴力程度，否则也无需将原本属于妨害公务罪的加重情形升级为独立罪名。
从目的解释和执法效果来看，刑法增设袭警罪，旨在维护警察执法权威、营造敬畏法律的良好氛围。但司法实践中将推搡、撕扯等轻微肢体冲突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袭警行为作为犯罪处理，判处拘役、缓刑等轻缓刑罚，不仅惩治教育效果不好，还影响警察执法形象和良好警民关系。因此，从执法效果上考虑，对于一些暴力程度不高、情节显著轻微、悔改态度明显的袭警行为，应当运用刑法总则“但书”条款作出罪处理，不宜泛化打击。
职务合法性正当性的审查
警察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和方式执行职务，受到法律保护。但不文明不规范执法激化矛盾、引发行为人反抗，如警察履职时不当使用强制措施，行为人使用轻微暴力抵抗的，能否认定为袭警罪存在分歧。有的观点认为执法态度生硬、方式粗暴或者言语不文明，不影响职务行为合法性以及袭警罪的认定；有的观点认为因瑕疵或不当执法激化矛盾的，对于是否构成袭警罪需要综合评估主观过错的大小。
检察机关在办理因不当执法引发的袭警案件时应当全面审查、谨慎入罪。
第一，审查职务行为的合法性。职务行为的合法性既要符合实体规范，具备抽象的法律规范授权和具体的职务权限，又要符合程序规范，履行相应的审批、告知程序。如果实施人民警察法及有关禁令禁止实施的行为时遭受暴力袭击的，不宜认定为袭警罪。
第二，审查职务行为的正当性。人民警察法及相关制度明确了执法执勤时适用不同措施的情形，如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或者威胁公共安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依法予以拘留或者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等。一般不得超范围采取强制措施，超范围采取措施属于执法不当甚至违法。办案中不能单纯以警察个人或者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为依据判断是否属于超范围采取措施，需要综合考虑执法现场情况、矛盾冲突激化因素、罪过程度等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刑罚处断严与宽的适用
检察机关在办理袭警案件时，应当充分运用法律政策正确处理严与宽的关系，实现司法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
在罪名的选择上凸显体系化保护，暴力袭击警察并非一律以袭警罪定罪处罚，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故意杀人或伤害等罪名构成了对人民警察执法的体系化保护。对于使用间接暴力、以威胁等方式阻碍警察执法执勤的，可以适用妨害公务罪进行处罚；对于打击报复、故意杀害警察的，可以适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甚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名进行处罚。
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综合考量犯罪手段、犯罪情节、危害后果、社会影响等因素，特别是对于执法不规范等事出有因的暴力袭警行为，从严把握入罪标准，合理提出量刑建议。如对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没有前科劣迹、主动道歉获得谅解、尚未造成轻微伤以上后果等情形的案件，依法不捕不诉或者提出缓刑量刑建议。当然，对于主观恶性较大、采取严重暴力危及人身安全的袭警犯罪，依法提出从重量刑建议，并监督法院从严适用缓刑，发挥警示威慑作用。
推动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阻碍警察执法执勤的具体情形及相应处罚措施，做好刑事处罚与治安处罚的有机衔接，构建起对袭警行为从治安处罚到刑事处罚的惩罚体系。通过法律保护的严密化、犯罪处断的精细化，推动形成尊重警察执法权威、巩固警民和谐关系的良好氛围。
《刑法修正案》（十一）自2021年3月1日实施以来新增了袭警罪这个罪名。但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存在一个错误认识，即认为“辅警不是警察”，认为只有打了警察才构成袭警罪。否则，打了辅警只要达不到轻伤，就没事，不用负刑事责任。请看一下这个案例2021年6月的某天早上，交警部门在某条主干道一红绿灯处附近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整治，遇刘某未佩戴头盔驾驶一辆轻便摩托车逆行经过该路段，遂要求刘某下车接受检查。刘某拒不配合，被现场执勤的交警陈某、辅警人员王某截停。为防止刘某驾车逃跑，交警陈某在查验刘某身份同时，指挥辅警王某将刘某的摩托车钥匙拔出。刘某见王某并非警察，只是一个辅警时，顿时嚣张跋扈起来，对王某破口大骂，质问王某有何权力拔其车钥匙，让其熄火。交警陈某和辅警王某与其理论，并告知其未佩戴头盔、驾车逆行等行为违法时，刘某突然从摩托车上跳下掌掴王某，并用脚踢踹王某，致王某受轻微伤。现场执勤的交警及辅警人员见状，遂上前将刘某制服。随后，刘某涉嫌袭警罪被立案侦查，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刘某辩解称，自己不敢打警察，也没有打警察，只是打了辅警而已，不构成袭警罪。说到这里，这里要告诉大家，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辅警虽是警察辅助人员，但他们是在公安民警指挥下实施的行为亦属执法行为，应视同民警执法。民警、辅警的执法行为具有一体性和整体性，不可分割。事发时，交警陈某、辅警王某对刘某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检查，属于执法行为，应当将两人的行为视为一个整体的执法行为。刘某对辅警王某的殴打，实际上也是侵害了警察的执法行为，此时，王某在法律上等同于警察，所以，依据我国《刑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刘某“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其行为已构成袭警罪。最终，刘某被以“袭警罪”被提起公诉，法院也判处刘某有期徒刑六个月。（来源：黄埔检察）
检察日报：暴力袭击辅警也可构成袭警罪
来源：《检察日报》2021年12月21日第7版。作者：李建超、刘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摘录】
警务辅助人员在警察的管理和监督下开展辅助性工作，是警察执法行为的依附，应当以“执法共同体”的概念实质性判断“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范畴，不应机械地将警务辅助人员排除在外。
【全文】
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袭警罪以来，囿于现实状况的复杂性和对刑法条文理解的多重性，司法实践中对袭警罪保护对象、暴力程度、处断标准等存有分歧，亟须出台司法解释统一规范，以便更加精准打击袭警犯罪，维护警察执法权威，巩固和谐警民关系。
警务辅助人员是否属于袭警罪保护对象
公安系统警务辅助人员种类较多，除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规定的文职辅警和勤务辅警外，个别地方还招录有协勤等临时用工人员。这些警务辅助人员单独开展工作或者协助人民警察一同执行任务比较常见，单独或者与人民警察一起遭受暴力袭击也时有发生。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对警务辅助人员是否属于袭警罪保护对象存有困惑，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
根据刑法学一般原理，袭警罪规定的“人民警察”应与作为前置法的人民警察法保持一致，结合《意见》，警务辅助人员是面向社会招聘，为公安机关日常运转和警务活动提供辅助支持的非警察身份人员，不具有独立从事执法执勤工作的资格。对于警务辅助人员单独工作时遭受暴力袭击的，不构成袭警罪。但是警务辅助人员与警察一同执法时，无论是单独遭受侵害还是共同遭受侵害均构成袭警罪。警务辅助人员在警察的管理和监督下开展辅助性工作，是警察执法行为的依附，应当以“执法共同体”的概念实质性判断“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范畴，不应机械地将警务辅助人员排除在外。通常情况下，袭警犯罪具有随机性、偶发性，行为人实施暴力袭击时并未理性区分，导致警察与警务辅助人员处于同等危险境地。如果仅因缺乏特定身份或者编制而在法律保护上区别对待，将执法整体性人为分割为因身份而异的执法个体，与袭警罪立法目的和保护法益不相符。
“暴力袭击”的标准认定
刑法条文对暴力袭击的方式、程度等缺乏具体描述。实践中，有的办案人员认为袭警罪系行为犯，与警察“动手”即构罪；有的办案人员认为“袭击”具有主动性、攻击性，一般的反抗行为以及轻微的肢体冲突不构成袭警罪。
基于刑法条文规定的原则性，有必要结合现实语境对袭警罪的“暴力袭击”作出合理解释。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袭击”即乘其不备、突然打击，本身即带有暴力攻击性。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应当理解为主动与警察对抗、以暴力方式攻击警察。对于那些为摆脱警察强行控制实施的挣扎性反抗性行为，虽然与民警有肢体冲突甚至轻微抓伤、咬伤民警，也不应认定为袭警犯罪，这也符合刑法期待可能性原理。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立法机关将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放在一个条文中规范，作出“暴力袭击”与“暴力阻碍”两种不同表述，体现了两罪对暴力性质与程度的不同要求。即袭警罪的暴力性质侧重于攻击，妨害公务罪的暴力性质侧重于阻碍，袭警罪的暴力程度明显大于妨害公务罪的暴力程度，否则也无需将原本属于妨害公务罪的加重情形升级为独立罪名。
从目的解释和执法效果来看，刑法增设袭警罪，旨在维护警察执法权威、营造敬畏法律的良好氛围。但司法实践中将推搡、撕扯等轻微肢体冲突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袭警行为作为犯罪处理，判处拘役、缓刑等轻缓刑罚，不仅惩治教育效果不好，还影响警察执法形象和良好警民关系。因此，从执法效果上考虑，对于一些暴力程度不高、情节显著轻微、悔改态度明显的袭警行为，应当运用刑法总则“但书”条款作出罪处理，不宜泛化打击。
职务合法性正当性的审查
警察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和方式执行职务，受到法律保护。但不文明不规范执法激化矛盾、引发行为人反抗，如警察履职时不当使用强制措施，行为人使用轻微暴力抵抗的，能否认定为袭警罪存在分歧。有的观点认为执法态度生硬、方式粗暴或者言语不文明，不影响职务行为合法性以及袭警罪的认定；有的观点认为因瑕疵或不当执法激化矛盾的，对于是否构成袭警罪需要综合评估主观过错的大小。
检察机关在办理因不当执法引发的袭警案件时应当全面审查、谨慎入罪。
第一，审查职务行为的合法性。职务行为的合法性既要符合实体规范，具备抽象的法律规范授权和具体的职务权限，又要符合程序规范，履行相应的审批、告知程序。如果实施人民警察法及有关禁令禁止实施的行为时遭受暴力袭击的，不宜认定为袭警罪。
第二，审查职务行为的正当性。人民警察法及相关制度明确了执法执勤时适用不同措施的情形，如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或者威胁公共安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依法予以拘留或者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等。一般不得超范围采取强制措施，超范围采取措施属于执法不当甚至违法。办案中不能单纯以警察个人或者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为依据判断是否属于超范围采取措施，需要综合考虑执法现场情况、矛盾冲突激化因素、罪过程度等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刑罚处断严与宽的适用
检察机关在办理袭警案件时，应当充分运用法律政策正确处理严与宽的关系，实现司法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
在罪名的选择上凸显体系化保护，暴力袭击警察并非一律以袭警罪定罪处罚，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故意杀人或伤害等罪名构成了对人民警察执法的体系化保护。对于使用间接暴力、以威胁等方式阻碍警察执法执勤的，可以适用妨害公务罪进行处罚；对于打击报复、故意杀害警察的，可以适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甚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名进行处罚。
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综合考量犯罪手段、犯罪情节、危害后果、社会影响等因素，特别是对于执法不规范等事出有因的暴力袭警行为，从严把握入罪标准，合理提出量刑建议。如对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没有前科劣迹、主动道歉获得谅解、尚未造成轻微伤以上后果等情形的案件，依法不捕不诉或者提出缓刑量刑建议。当然，对于主观恶性较大、采取严重暴力危及人身安全的袭警犯罪，依法提出从重量刑建议，并监督法院从严适用缓刑，发挥警示威慑作用。
推动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阻碍警察执法执勤的具体情形及相应处罚措施，做好刑事处罚与治安处罚的有机衔接，构建起对袭警行为从治安处罚到刑事处罚的惩罚体系。通过法律保护的严密化、犯罪处断的精细化，推动形成尊重警察执法权威、巩固警民和谐关系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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