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爱穿针织衫吗# 《没人能拒绝针织衫的诱惑》文 |达达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对盖茨比衣橱里的衬衫有这样的描述，“像砖头一样12个一摞叠起来⋯⋯纯亚麻的，厚蚕丝的，细法兰绒的，⋯⋯条纹的，涡卷纹的，都有印度蓝的姓名花押。”
显然他有点囤积过度了，但无可否认，成叠的衬衫看在眼里是一大快慰。没有男人会嫌衬衫太多，那是一年四季的份额。而无论男女，专属于秋天的份额必须算针织衫一个：针织马甲、针织开衫、针织短裙，甚至是奶奶风编织包，没人能拒绝针织的诱惑。
为什么有点传统，时不时有点土气的针织衫总在时尚的轮盘里徘徊？学术一些的解释说，针织衫熨贴、柔软的质感给予人的心理慰藉，是其他服装无法比拟的（出自《历史的针脚》作者、时装史研究者露西·阿德灵顿）。感性一些的解释说，针织衫在编制一个关于身体的梦，在梦里，自由的身体正在形成：它有臂膀、有双腿、有腹部、有足尖……它伴随着大海的气息，伴随着空间的浩渺（出自法国小说家埃莱娜·西苏）。
有人称针织衫就像第二层肌肤，如此紧密地贴合身体，穿上身有种感知自由的过程。正是如此，1924年，香奈儿女士在为芭蕾舞剧《蓝色列车》设计戏服时贯穿了针织元素。这部芭蕾舞剧的其他“主创”也颇有来头，编剧是法国诗人尚·考克多，舞台背幕与节目单的绘制是毕加索。在最后的彩排阶段，香奈儿直接在舞者身上给戏服做“减法”，以便让他们的肢体毫无顾忌地伸展。就像她曾说过的，“永远摘除，绝不添加……没有什么比身体的自由更美……”。
针织衫的拥趸里有不少风格偶像，有轶闻称奥黛丽·赫本曾一口气买了14件各种颜色的针织衫，并在1966年在为美国版《Vogue》拍摄杂志封面的时候，选了一件海军蓝色的。
近期一点的男士代表则是英国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爵士。丹尼尔因演出《魅影缝匠》被提名2017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接受《W》杂志采访时，他穿了一件深蓝色针织衫，那是一件根据父辈传下来的甘希（Gansey）毛衣织法的复刻品。穿着“朴素”针织衫上封面的他们仿佛在说“我不是在扮演任何人”。
疫情之后，针织衫再度回潮又伴随了一些情感因素。去年英国男星哈利·史泰尔斯所穿的花格拼接毛线开衫引发了全球年轻人织毛衣的狂潮，随即他的毛衣被伦敦V&A博物馆收藏。有评论人称，那件拼接毛线开衫结合了时下两种最被需要的情绪，乐观和抚慰。
英国跳水王子汤姆·戴利也是织毛衣狂潮中的一员，他专门为晒作品开设了Instagram账号，那些花花绿绿的针织品有为他为4岁的儿子织的毛线帽、有为母亲的猫织的猫沙发，也有为自己织的开衫、背心甚至泳裤……它们都是戴利传达爱意的媒介。在戴利看来，跳水压力太大了，针织让人感到身心放松。难怪针织衫成为近年来chill（轻松、自在）风格的主打单品。
符号语言
在古希腊神话中，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帮助雅典王子忒修斯杀死怪物之后走出迷宫，虽然线团的成分和原本的用途不得而知，但从只言片语中可以推测针织技法由来已久。
伦敦博物馆馆藏中有一件查尔斯一世被处刑时穿的针织外套（1649年），由锦缎按平针法织成，并带有流苏装饰，技艺相当成熟。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男性需要经过漫长的学徒生涯才能获准加入针织的相关学会。随着针织技艺的普及，女人们则把一边针织一边闲聊当成了聚会形式，并贡献了很多与法国大革命相关的小说片段。狄更斯笔下人物还会将被处刑的人的名字变换成某种密码，织在衣服里。
现实中是否真有人把密码编织进毛衣不得而知，不过据说爱尔兰阿伦群岛的每一个家族编织的手法都不尽相同，如此一来，遇到罹难的人可以从毛衣的编织手法来区分出是谁家的渔民惨遭不幸。
对于针织衫来说，最有趣的不是具体织些什么图案，而是特定样式所反映的历史。比如，渔民最先把它当作内衣穿着，后来才慢慢变成外露服装，这导致水手式的设计和构造方式，无一不与功能息息相关。它首先利用了羊毛脂的保暖性，通过最传统而古老的方式增强防水——用精纺、强捻的五股羊毛线，密密实实织起来。特殊的起针、贴身的松紧度、微微开叉的下摆、微卷但仍能包紧的领口，都为了让水手式毛衣防风保暖，同时便于海上活动。
战争改变了人们对于服装性别和阶级的定义，香奈儿女士最早看中了针织面料的性能，设计出现代感的裙装、外套和夹克。加之夏帕瑞丽等设计师的努力，穿针织衫的女士被认为比穿毛衣的男士时尚多了。
电视剧《广告狂人》还原了上世纪60年代职业女性的装束——铅笔裙、圆领衬衫，再搭上一件开襟毛衫，两件式的搭配不仅传达出Jackie O式的简洁大方，如若突遇降温，外衫也能御寒。正是这种风格使欧洲针织衫进入了黄金年代，包括格蕾丝·凯莉在内的女明星都爱穿两件式菱形格纹开衫现身。
男士的高领毛衣则比开衫更具时尚话语权。加拿大摄影师尤瑟夫·卡希（Yousuf Karsh）为海明威拍摄的肖像看起来和当代维京冒险家十分相似，同样的浓密络腮胡和粗放的高领毛衣，不过海明威本人就喜欢这么穿。
在电影《大逃亡》中，史蒂夫·麦奎因在德瑞边境中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被他裹在纯黑皮夹克之下的阿兰式毛衣从此进入潮流漩涡。和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一样，麦奎因曾作为年轻人的风格偶像受尽追捧，他那件高领针织衫也成为了继白T恤、机车夹克之后的符号性单品。
在过去，时尚的传导都是自上而下的，男士高领毛衣则反其道而行，从“平民”出身跻身高阶时尚。后来的牛仔裤、法兰绒村衫、派克大衣和工装靴的都是如此。Ermenegildo Zegna和Berluti这种以取悦商务男士为使命的男装让高领针织衫取代衬衫，直接与商务西装搭配，即便没有了严谨的领带，依旧不乏正式感。难怪007詹姆斯·邦德总是用高领针织衫打底，脱下夹克换上西装，就能消失在写字楼中，对于特工来说，变装都方便了。
女士针织衫的审美变革则离不开“针织女王”索尼亚·里基尔。她的“穷男孩”针织衫——高袖窿的罗纹套头衫，重新定义的了针织衫的轮廓。“五月风暴”一边让她的店铺暂停营业，一边让她的设计走出了橱窗。1968年的《Vogue》评论道，索尼亚·里基尔体现了“曲线毕露的、贴身的伟大线条”。那些在过去看来离经叛道的衣服，成了鼓励人们追逐自由的表达。伦敦设计师玛丽·官也是同道中人，她在同一时期忙于制作热裤和迷你裙，让女性不受服装的限制。
索尼亚喜欢让服装跟随身体移动，她在设计中引入大量引入条纹，因为贴身条纹能跟随身体的运动增强视觉效果。与圣罗兰表达性感的方式（透明衬衫配无尾晚礼服）不同，索尼亚的性感来自女性的视角，让人穿着舒适。她的设计比日本设计师更早地运用了极简主义，比比利时设计师更早地想到了空间的反转。在她之后，针织作为一种语言被麦昆用来演绎柔顺和撕裂，被阿莱亚引入高级定制。
如今，新世代的设计师承袭了这种语言。中国设计师Rui Zhou（本届LVMH青年设计师大赛中Karl Lagerfeld Prize得主）让柔软的针织面料呈现出不规则的镂空设计，宣扬无差别的美感；Chet Lo表现的则是怪诞，将极细的半透明鱼线通过3D打印塑造出，身上长满了尖刺，酷似海胆和榴莲的外形，加上霓虹色系透出Y2K 的千禧年复古调。
就像那些总是是画同一主题的画家们，他们一直画，一直画，每一张都是不同的样子。同样是针织衫，在不同的时代的空气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情绪。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对盖茨比衣橱里的衬衫有这样的描述，“像砖头一样12个一摞叠起来⋯⋯纯亚麻的，厚蚕丝的，细法兰绒的，⋯⋯条纹的，涡卷纹的，都有印度蓝的姓名花押。”
显然他有点囤积过度了，但无可否认，成叠的衬衫看在眼里是一大快慰。没有男人会嫌衬衫太多，那是一年四季的份额。而无论男女，专属于秋天的份额必须算针织衫一个：针织马甲、针织开衫、针织短裙，甚至是奶奶风编织包，没人能拒绝针织的诱惑。
为什么有点传统，时不时有点土气的针织衫总在时尚的轮盘里徘徊？学术一些的解释说，针织衫熨贴、柔软的质感给予人的心理慰藉，是其他服装无法比拟的（出自《历史的针脚》作者、时装史研究者露西·阿德灵顿）。感性一些的解释说，针织衫在编制一个关于身体的梦，在梦里，自由的身体正在形成：它有臂膀、有双腿、有腹部、有足尖……它伴随着大海的气息，伴随着空间的浩渺（出自法国小说家埃莱娜·西苏）。
有人称针织衫就像第二层肌肤，如此紧密地贴合身体，穿上身有种感知自由的过程。正是如此，1924年，香奈儿女士在为芭蕾舞剧《蓝色列车》设计戏服时贯穿了针织元素。这部芭蕾舞剧的其他“主创”也颇有来头，编剧是法国诗人尚·考克多，舞台背幕与节目单的绘制是毕加索。在最后的彩排阶段，香奈儿直接在舞者身上给戏服做“减法”，以便让他们的肢体毫无顾忌地伸展。就像她曾说过的，“永远摘除，绝不添加……没有什么比身体的自由更美……”。
针织衫的拥趸里有不少风格偶像，有轶闻称奥黛丽·赫本曾一口气买了14件各种颜色的针织衫，并在1966年在为美国版《Vogue》拍摄杂志封面的时候，选了一件海军蓝色的。
近期一点的男士代表则是英国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爵士。丹尼尔因演出《魅影缝匠》被提名2017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接受《W》杂志采访时，他穿了一件深蓝色针织衫，那是一件根据父辈传下来的甘希（Gansey）毛衣织法的复刻品。穿着“朴素”针织衫上封面的他们仿佛在说“我不是在扮演任何人”。
疫情之后，针织衫再度回潮又伴随了一些情感因素。去年英国男星哈利·史泰尔斯所穿的花格拼接毛线开衫引发了全球年轻人织毛衣的狂潮，随即他的毛衣被伦敦V&A博物馆收藏。有评论人称，那件拼接毛线开衫结合了时下两种最被需要的情绪，乐观和抚慰。
英国跳水王子汤姆·戴利也是织毛衣狂潮中的一员，他专门为晒作品开设了Instagram账号，那些花花绿绿的针织品有为他为4岁的儿子织的毛线帽、有为母亲的猫织的猫沙发，也有为自己织的开衫、背心甚至泳裤……它们都是戴利传达爱意的媒介。在戴利看来，跳水压力太大了，针织让人感到身心放松。难怪针织衫成为近年来chill（轻松、自在）风格的主打单品。
符号语言
在古希腊神话中，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帮助雅典王子忒修斯杀死怪物之后走出迷宫，虽然线团的成分和原本的用途不得而知，但从只言片语中可以推测针织技法由来已久。
伦敦博物馆馆藏中有一件查尔斯一世被处刑时穿的针织外套（1649年），由锦缎按平针法织成，并带有流苏装饰，技艺相当成熟。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男性需要经过漫长的学徒生涯才能获准加入针织的相关学会。随着针织技艺的普及，女人们则把一边针织一边闲聊当成了聚会形式，并贡献了很多与法国大革命相关的小说片段。狄更斯笔下人物还会将被处刑的人的名字变换成某种密码，织在衣服里。
现实中是否真有人把密码编织进毛衣不得而知，不过据说爱尔兰阿伦群岛的每一个家族编织的手法都不尽相同，如此一来，遇到罹难的人可以从毛衣的编织手法来区分出是谁家的渔民惨遭不幸。
对于针织衫来说，最有趣的不是具体织些什么图案，而是特定样式所反映的历史。比如，渔民最先把它当作内衣穿着，后来才慢慢变成外露服装，这导致水手式的设计和构造方式，无一不与功能息息相关。它首先利用了羊毛脂的保暖性，通过最传统而古老的方式增强防水——用精纺、强捻的五股羊毛线，密密实实织起来。特殊的起针、贴身的松紧度、微微开叉的下摆、微卷但仍能包紧的领口，都为了让水手式毛衣防风保暖，同时便于海上活动。
战争改变了人们对于服装性别和阶级的定义，香奈儿女士最早看中了针织面料的性能，设计出现代感的裙装、外套和夹克。加之夏帕瑞丽等设计师的努力，穿针织衫的女士被认为比穿毛衣的男士时尚多了。
电视剧《广告狂人》还原了上世纪60年代职业女性的装束——铅笔裙、圆领衬衫，再搭上一件开襟毛衫，两件式的搭配不仅传达出Jackie O式的简洁大方，如若突遇降温，外衫也能御寒。正是这种风格使欧洲针织衫进入了黄金年代，包括格蕾丝·凯莉在内的女明星都爱穿两件式菱形格纹开衫现身。
男士的高领毛衣则比开衫更具时尚话语权。加拿大摄影师尤瑟夫·卡希（Yousuf Karsh）为海明威拍摄的肖像看起来和当代维京冒险家十分相似，同样的浓密络腮胡和粗放的高领毛衣，不过海明威本人就喜欢这么穿。
在电影《大逃亡》中，史蒂夫·麦奎因在德瑞边境中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被他裹在纯黑皮夹克之下的阿兰式毛衣从此进入潮流漩涡。和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一样，麦奎因曾作为年轻人的风格偶像受尽追捧，他那件高领针织衫也成为了继白T恤、机车夹克之后的符号性单品。
在过去，时尚的传导都是自上而下的，男士高领毛衣则反其道而行，从“平民”出身跻身高阶时尚。后来的牛仔裤、法兰绒村衫、派克大衣和工装靴的都是如此。Ermenegildo Zegna和Berluti这种以取悦商务男士为使命的男装让高领针织衫取代衬衫，直接与商务西装搭配，即便没有了严谨的领带，依旧不乏正式感。难怪007詹姆斯·邦德总是用高领针织衫打底，脱下夹克换上西装，就能消失在写字楼中，对于特工来说，变装都方便了。
女士针织衫的审美变革则离不开“针织女王”索尼亚·里基尔。她的“穷男孩”针织衫——高袖窿的罗纹套头衫，重新定义的了针织衫的轮廓。“五月风暴”一边让她的店铺暂停营业，一边让她的设计走出了橱窗。1968年的《Vogue》评论道，索尼亚·里基尔体现了“曲线毕露的、贴身的伟大线条”。那些在过去看来离经叛道的衣服，成了鼓励人们追逐自由的表达。伦敦设计师玛丽·官也是同道中人，她在同一时期忙于制作热裤和迷你裙，让女性不受服装的限制。
索尼亚喜欢让服装跟随身体移动，她在设计中引入大量引入条纹，因为贴身条纹能跟随身体的运动增强视觉效果。与圣罗兰表达性感的方式（透明衬衫配无尾晚礼服）不同，索尼亚的性感来自女性的视角，让人穿着舒适。她的设计比日本设计师更早地运用了极简主义，比比利时设计师更早地想到了空间的反转。在她之后，针织作为一种语言被麦昆用来演绎柔顺和撕裂，被阿莱亚引入高级定制。
如今，新世代的设计师承袭了这种语言。中国设计师Rui Zhou（本届LVMH青年设计师大赛中Karl Lagerfeld Prize得主）让柔软的针织面料呈现出不规则的镂空设计，宣扬无差别的美感；Chet Lo表现的则是怪诞，将极细的半透明鱼线通过3D打印塑造出，身上长满了尖刺，酷似海胆和榴莲的外形，加上霓虹色系透出Y2K 的千禧年复古调。
就像那些总是是画同一主题的画家们，他们一直画，一直画，每一张都是不同的样子。同样是针织衫，在不同的时代的空气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情绪。
关于子午流注、真太阳时、平太阳时等问题答之前微博评论区网友留言（第二）
上篇有点跑题，这篇继续拉回来讲古天文、历法与观测。
我们现在知道了：古人对宇宙时空、天地万物的认识，是来自于实际观测。
而现代人对宇宙时空、天地万物的认识，大多来自于人为设定。
举个栗子：我们所说的东经120度，这个就是从位于威林格治天文台旧址的“零度经线”标志点，推算出来的。
而这个“零度经线”，本身就是人为设定的。
那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宇宙大道，肯不肯被人为设定呢？
换句话说：人体与宇宙浑然一体，每时每刻受天体运行、四季轮回、日廛月宿、阴晴圆缺…各种影响，体内气血运行会不会受科学家设定的规则去运行呢？
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明确了吧？
那么，我们该怎样去判断人体气血运行的规矩呢？
古中医留下两首歌诀，都是根据实证得来，千百年经过无数次验证的气血运行规律。
第一个是：子午流注歌诀，也叫十二正经纳地支歌诀：
肺寅大卯胃辰宫,脾巳心午小未中。
膀申肾酉心包戌,亥三子胆丑肝通。
第二个是：十二正经纳天干歌诀：
甲胆乙肝丙小肠，丁心戊胃己脾乡。
庚是大肠辛属肺，壬系膀胱癸肾藏。
三焦亦向壬中寄，包络同归入癸方。
这两首歌诀指明了人体气血运行、脏腑相旺的时辰，相互映证之下，可以用来指导中医对疾病的诊断、辨证、以及治疗。
我们知道：单独的十二地支，本身就是一套完美的时间、方位坐标系；同理，十天干也是。
但是这两个坐标系统，表现的细节并不完全一样。
十二地支表达的内容偏于宏观，十天干表达的内容偏于微观。
这样，当我们把这两套系统联合起来使用时，它基本上就可以无所不包、涵盖我们日常中所见的绝大部分问题。
所以，不仅仅是中医在使用这套干支系统，我们其他绝大部分跟古文化有关系的学术门类，都离不开干支系统。
只不过，大部分人只把这套系统用于计时，用来推算年月日和时辰。
这就有点大材小用了。
不过即便是如此大材小用，干支纪年、计时法，它最小的单位是字：“昼夜下百刻”，“时刻不息”的那个“刻”。
一刻等于三字，一字等于4.8分钟。
当然这只是官方通用的记录单位，天文观测计时还有它更为精确的另一套计时单位，比如度、时、分、秒、毫、丝、忽…
而干支纪年、计时法的最大计时单位，目前已知是“元”。
一元复始的那个“元”。
一元有十二会，一会有三十运，一运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 年。 一元之年数为「一元」即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所以，一日有12时辰＝100刻＝300字；
1月 = 30日；
1年 = 12月；
1世 = 30年；
1运 = 12世；
1会 = 30运 = 10800年；
1元 = 12会 = 129600年。
这个时间单位体系是北宋天文、历法、儒学、数学、音律、易学…（此处省略若干字）大师邵雍制定的：没办法，他用来推算的那个东西太过于庞大，没有合适的计时单位了。
所以，仅仅是用于计时，干支系统也已经近乎完美，不可思议。
古人在观测日月出没、五星轨迹，并且测算它的时候，逐渐弄明白了宇宙的真相。
从此，中国人的三种宇宙观确立起来。
第一种，叫作盖天说：“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我们日常生活中，出门向东还是向西；城市规划、家里盖房子、种地起个田垄、修个水沟…
所用到的，统统都是盖天说，它距离我们最近。
也只有盖天说中，才有东南西北和上下的概念。
（画重点，要考）
第二种，叫作混天说：《浑天仪注》：“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
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转如车毂之运也。”
翻译一下就是：“天”就像个鸡蛋一样，大地像个蛋黄，悬空在空中。
浑天仪的制造原理，就是这一段，它能把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周天四千多颗星辰的运行轨迹投射下来，用以记录和绘制星图。
第三种，叫作宣夜说。
关于宣夜说，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记载是最多的，比如：
“积阳为天，积阴为地。……清阳为天，浊阴为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天地本太空一气，静极则动，变而为二。轻清向上，为阳为天；重浊向下，为阴为地。”——《大丹直指》
“一者，形变之始也。轻清者为天，重浊者为地，冲和气者为人。”——《列子·天瑞篇》
“夫鸿蒙分判，阴阳始列。轻清上浮者为天，其质阳也；重浊下凝者为地，其质阴也。”——《清静经图注·序》
………
而事实上，宣夜说也最符合目前天文学探索发现之后的结果，它与现代天文学的观测结果不谋而合。
但是在古代，一个没有中心的天文学说，对于王权来讲，是没有价值的。（王权所在，必须是天地之中心，比如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四个星座的核心，是中央土，所以皇家一切用品都是赭黄。）
而且只用盖天说加上混天说，我们就完全可以制定出精确的历法，指导农时，乃至预测日食月食、彗星回归、气候异常…
那么，宣夜说就只能成为一种在学术界流传的“隐学”，官方观测机构的理论依据中，是无法找到它的身影的。
絮絮叨叨扯了好多文字，总算是大概交代清楚一些基本概念和名词解释。
那么，我们现在就得到了一下信息：
平太阳时是人为设定的结果；
真太阳时是真实观测的结果；
我们的“农历”，根据“观象授时”这样一种方式，结合平太阳时和真太阳时制定的一部历法。
这样一部经过四千多年观测、120多次修订、传承至今的天文计时历法。
这部历法，实际上包含的信息量非常之大，只是以前没人告诉我们罢了。
举个栗子：告诉一些老人今天的农历日期，哪怕是阴天下雨，老人也能告诉我们今天是上弦月还是下弦月，月亮升起应该在天空的哪个方向。
“月离于毕，俾滂沱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龙尾伏辰”
“三星在户”
……
这些，曾经都是老百姓口中的天文学，大字不识的农夫村妇，也能脱口而出的天文学知识。
除了中国农历，我们目前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部历法，可以同时显示日月星象、气候变迁、物候变化的。
这一部结合了天文实际观测历法、又被无数往圣先贤不断修订改善，达到尽善尽美的历法，它代表的，实际上是宇宙时空在每个时间节点的真实变化。
而人类，作为整个宇宙中的一份子（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份子），时刻在受宇宙运行的影响。（最常见的就是女生月经的周期，受月相影响。古人为什么给它取名叫月经？）
人体内一切能量的运行，是有迹可寻的，天象变化，对它影响非常大。
（大家可以试着记录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和睡眠，感受一下满月和朔月时的不同。）
“子午流注”、“灵龟八法”、“飞腾八法”……
各种基于经络学的时间治疗方法，背后的核心理论，就是天文历法。
从“714”工程开始，七十年代，国家就开始筛选、培养航天员，在航天员的生理健康指标中，就有一项是根据“子午流注”去测定他的状态是否可以满足任务需要。
这套系统一直沿用到后来的“863”工程、以及后来1992年重新提上日程的载人航天，直至今日。
所以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才有了中医膳食保健、中医四诊上天等一系列中医项目与航天的融合，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些事。
上篇有点跑题，这篇继续拉回来讲古天文、历法与观测。
我们现在知道了：古人对宇宙时空、天地万物的认识，是来自于实际观测。
而现代人对宇宙时空、天地万物的认识，大多来自于人为设定。
举个栗子：我们所说的东经120度，这个就是从位于威林格治天文台旧址的“零度经线”标志点，推算出来的。
而这个“零度经线”，本身就是人为设定的。
那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宇宙大道，肯不肯被人为设定呢？
换句话说：人体与宇宙浑然一体，每时每刻受天体运行、四季轮回、日廛月宿、阴晴圆缺…各种影响，体内气血运行会不会受科学家设定的规则去运行呢？
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明确了吧？
那么，我们该怎样去判断人体气血运行的规矩呢？
古中医留下两首歌诀，都是根据实证得来，千百年经过无数次验证的气血运行规律。
第一个是：子午流注歌诀，也叫十二正经纳地支歌诀：
肺寅大卯胃辰宫,脾巳心午小未中。
膀申肾酉心包戌,亥三子胆丑肝通。
第二个是：十二正经纳天干歌诀：
甲胆乙肝丙小肠，丁心戊胃己脾乡。
庚是大肠辛属肺，壬系膀胱癸肾藏。
三焦亦向壬中寄，包络同归入癸方。
这两首歌诀指明了人体气血运行、脏腑相旺的时辰，相互映证之下，可以用来指导中医对疾病的诊断、辨证、以及治疗。
我们知道：单独的十二地支，本身就是一套完美的时间、方位坐标系；同理，十天干也是。
但是这两个坐标系统，表现的细节并不完全一样。
十二地支表达的内容偏于宏观，十天干表达的内容偏于微观。
这样，当我们把这两套系统联合起来使用时，它基本上就可以无所不包、涵盖我们日常中所见的绝大部分问题。
所以，不仅仅是中医在使用这套干支系统，我们其他绝大部分跟古文化有关系的学术门类，都离不开干支系统。
只不过，大部分人只把这套系统用于计时，用来推算年月日和时辰。
这就有点大材小用了。
不过即便是如此大材小用，干支纪年、计时法，它最小的单位是字：“昼夜下百刻”，“时刻不息”的那个“刻”。
一刻等于三字，一字等于4.8分钟。
当然这只是官方通用的记录单位，天文观测计时还有它更为精确的另一套计时单位，比如度、时、分、秒、毫、丝、忽…
而干支纪年、计时法的最大计时单位，目前已知是“元”。
一元复始的那个“元”。
一元有十二会，一会有三十运，一运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 年。 一元之年数为「一元」即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所以，一日有12时辰＝100刻＝300字；
1月 = 30日；
1年 = 12月；
1世 = 30年；
1运 = 12世；
1会 = 30运 = 10800年；
1元 = 12会 = 129600年。
这个时间单位体系是北宋天文、历法、儒学、数学、音律、易学…（此处省略若干字）大师邵雍制定的：没办法，他用来推算的那个东西太过于庞大，没有合适的计时单位了。
所以，仅仅是用于计时，干支系统也已经近乎完美，不可思议。
古人在观测日月出没、五星轨迹，并且测算它的时候，逐渐弄明白了宇宙的真相。
从此，中国人的三种宇宙观确立起来。
第一种，叫作盖天说：“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我们日常生活中，出门向东还是向西；城市规划、家里盖房子、种地起个田垄、修个水沟…
所用到的，统统都是盖天说，它距离我们最近。
也只有盖天说中，才有东南西北和上下的概念。
（画重点，要考）
第二种，叫作混天说：《浑天仪注》：“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
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转如车毂之运也。”
翻译一下就是：“天”就像个鸡蛋一样，大地像个蛋黄，悬空在空中。
浑天仪的制造原理，就是这一段，它能把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周天四千多颗星辰的运行轨迹投射下来，用以记录和绘制星图。
第三种，叫作宣夜说。
关于宣夜说，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记载是最多的，比如：
“积阳为天，积阴为地。……清阳为天，浊阴为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天地本太空一气，静极则动，变而为二。轻清向上，为阳为天；重浊向下，为阴为地。”——《大丹直指》
“一者，形变之始也。轻清者为天，重浊者为地，冲和气者为人。”——《列子·天瑞篇》
“夫鸿蒙分判，阴阳始列。轻清上浮者为天，其质阳也；重浊下凝者为地，其质阴也。”——《清静经图注·序》
………
而事实上，宣夜说也最符合目前天文学探索发现之后的结果，它与现代天文学的观测结果不谋而合。
但是在古代，一个没有中心的天文学说，对于王权来讲，是没有价值的。（王权所在，必须是天地之中心，比如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四个星座的核心，是中央土，所以皇家一切用品都是赭黄。）
而且只用盖天说加上混天说，我们就完全可以制定出精确的历法，指导农时，乃至预测日食月食、彗星回归、气候异常…
那么，宣夜说就只能成为一种在学术界流传的“隐学”，官方观测机构的理论依据中，是无法找到它的身影的。
絮絮叨叨扯了好多文字，总算是大概交代清楚一些基本概念和名词解释。
那么，我们现在就得到了一下信息：
平太阳时是人为设定的结果；
真太阳时是真实观测的结果；
我们的“农历”，根据“观象授时”这样一种方式，结合平太阳时和真太阳时制定的一部历法。
这样一部经过四千多年观测、120多次修订、传承至今的天文计时历法。
这部历法，实际上包含的信息量非常之大，只是以前没人告诉我们罢了。
举个栗子：告诉一些老人今天的农历日期，哪怕是阴天下雨，老人也能告诉我们今天是上弦月还是下弦月，月亮升起应该在天空的哪个方向。
“月离于毕，俾滂沱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龙尾伏辰”
“三星在户”
……
这些，曾经都是老百姓口中的天文学，大字不识的农夫村妇，也能脱口而出的天文学知识。
除了中国农历，我们目前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部历法，可以同时显示日月星象、气候变迁、物候变化的。
这一部结合了天文实际观测历法、又被无数往圣先贤不断修订改善，达到尽善尽美的历法，它代表的，实际上是宇宙时空在每个时间节点的真实变化。
而人类，作为整个宇宙中的一份子（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份子），时刻在受宇宙运行的影响。（最常见的就是女生月经的周期，受月相影响。古人为什么给它取名叫月经？）
人体内一切能量的运行，是有迹可寻的，天象变化，对它影响非常大。
（大家可以试着记录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和睡眠，感受一下满月和朔月时的不同。）
“子午流注”、“灵龟八法”、“飞腾八法”……
各种基于经络学的时间治疗方法，背后的核心理论，就是天文历法。
从“714”工程开始，七十年代，国家就开始筛选、培养航天员，在航天员的生理健康指标中，就有一项是根据“子午流注”去测定他的状态是否可以满足任务需要。
这套系统一直沿用到后来的“863”工程、以及后来1992年重新提上日程的载人航天，直至今日。
所以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才有了中医膳食保健、中医四诊上天等一系列中医项目与航天的融合，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些事。
骂了杨振宁这么多年，今年怎么骂声变小了？
昨天，大包的朋友圈被两条消息刷屏了。
一条是杨振宁先生在百岁生日上的演讲，隔空回应邓稼先当年“共同途”的期盼。
另一条就是杨先生在演讲中提到的邓稼先1971年那封回信。
这倒有些让人意外，笔者印象里大众对杨先生最津津乐道的是他的黄昏恋，还有“贡献有多大”“当年为什么不回国”“现在回来是不是养老”这样的质疑。但像今年这样，舆论不同以往，祝福和追捧远远大于抹黑，仅仅是因为恰逢杨先生百岁生日吗？
同一天，还有一条关于科学家的新闻让人动容。
今天，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学生们说会接力完成袁老禾下乘凉梦：“在稻香满穗时来看您，您一定很欣慰”；“今天我也乖乖把饭吃完了，袁爷爷，您看到了吗？”……
邓稼先、袁隆平、钟南山这些“国士”，如今越来越受到尊敬，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敬仰他们的学问。
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
这些年，因为建言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公众了解到的杨振宁对物理学的未来是比较悲观的，由于年龄的关系，他更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学术贡献。他并没有展现那种“相信人类的智力是无限的，而自然现象的深度是有限”的大无畏勇气，反而显得更“老成谋国”，会指出人和社会的局限性。
但他在祖国的公众形象却越来越好，究其原因，就像杨先生所说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杨先生说，他和联大同学们，成长在中华民族史上似无止尽的一个长夜中。十几年前，他给自己的书起名《曙光集》，是因为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他当时85岁了，认为自己看不到天大亮了。没想到此后10年间，国内和世界都起了惊人巨变。曙光已转为晨曦，所以他又给新书取名为《晨曦集》。
大科学家的晚年，百岁演讲，念念不忘的是新中国的巨变，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是老朋友邓稼先。
与杨振宁一同成了热搜词的，还有爱因斯坦。他们曾经是同事，杨振宁的科学贡献也可以与爱因斯坦比肩。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在他的《文明的历史》一书中，这样讲述爱因斯坦：
“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亡，他要求看他的方程式和未完成的谢绝当以色列总统的声明。他拿起方程式，对守在床前的儿子抱怨道：‘要是我多懂点数学就好了。’”
在这个悲壮的叙述中，大科学家的晚年，念兹在兹的是方程式，是数学，而自己的民族同胞、世俗政治，则似乎是没有兴趣的。
在曾经的主流叙事中，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应该追求的是纯粹的知识，人类心智的荣耀。“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道，肯定不包括杨振宁所期待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曙光。
爱因斯坦的晚年，英雄迟暮，孤独坚持统一场论，这位科学巨匠也在他的长夜中追寻着他的曙光。这样的赤子形象，被“主流价值”所高度崇尚，被长期塑造为科学家的典范。
对科学家来说，后一种境界是更高的，更纯粹的，更普适的，这是一种被长期灌输给公众的印象。其源头，往往被追溯到西方文化和古希腊思想之根中。阿基米德对罗马士兵说“别打扰我的圆圈”，成了科学家最著名的遗言。
但即便接受古希腊是科学的源头，古希腊人又是怎么说的呢？
柏拉图讲过一个故事：泰勒斯仰望上苍、研究天穹时掉进了井里，一个色雷斯女仆嘲笑他，当他把所有的热情都用于对天空之物的探究时，摆在眼前和脚下的东西就已经对他隐藏了。柏拉图对此附加了一句话：同样的讥笑，也适用于所有那些进入到哲学中的人。
数学的世界，纯粹的理念世界，被柏拉图肯定为真实的，这也是古希腊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和科学思想。但且不说柏拉图自己的现实政治参与，他即便在上课的时候，也没有把数学这样的纯粹知识，和人世间的伦理福祉割裂开来。
那些来听柏拉图讲课的人，没有听到他们期望的对幸福的指导，听到的却是数学，关于数、几何、天文学的讨论，而最终竟然是这样一个命题：“善是一”。
善是一，一也是善。杨振宁向邓稼先问起的美国核物理学家寒春，不也是在西方文化的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吗？作为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她前往延安，投身中国革命，不就是对“善是一”最好的证明吗？
“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
寒春这样的自述，让人又想起邓稼先写给杨振宁信中所引用的毛主席的教诲，“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邓稼先引用主席的话与杨振宁共勉，这正是信结尾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的本意吧。科学事业的目标，人类对真理的追求，无论是西方文化说的那个逻各斯，还是中国文化说的那个道，都不是追求一个彼岸的世界，都不可能高高在天上，脱离人们脚下的大地。
杨振宁晚年说，他人生有一个巨大的遗憾，那就是他的父亲杨武之到临终的时候都没有原谅他放弃中国国籍。杨武之要杨振宁学物理而不是数学，因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他给孙子取名为“光诺”，都可以看出，他对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会是多么兴奋和骄傲。但在国籍的问题上，父亲杨武之一辈子的愿望，至死不渝。直到94岁高龄，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的时候，杨振宁终于可以告慰父亲了，这就是中国人讲的道。
至于爱因斯坦，他事实上绝不符合那种被塑造的科学家形象。你只要翻翻《爱因斯坦文集》中文版第三卷的目录，就知道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人物。在答复如何评论“一个真正纯粹的科学家不应当关心政治问题”时，爱因斯坦明确地说：“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么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
紧接着，他还回答了另一个问题：“物理学和数学的进步，同社会的进步之间有什么关系”，他的回答是：“首先，它们有助于促进技术的发展。其次，像一切高尚的文化成就一样，它们可用来作为一种有效的武器，以防止人们屈从于一种使人意志消沉的物欲主义的危险，而这种物欲主义又转过来会导致无节制的利己主义的统治。”
假如战胜物欲主义，来到延安的寒春读到过这篇采访，她一定会同意这个说法。
邓稼先当年能毅然回国、杨振宁能在50年后还记得老友的期盼、袁隆平能一辈子坚守田间地头、钟南山能逆行……这些人，他们当初的选择不被理解，但对于他们来说，心中的“道”并不因外界的误解、谩骂而磨灭。这也正是他们真正伟大之处，国士无双，高山仰止。
昨天，大包的朋友圈被两条消息刷屏了。
一条是杨振宁先生在百岁生日上的演讲，隔空回应邓稼先当年“共同途”的期盼。
另一条就是杨先生在演讲中提到的邓稼先1971年那封回信。
这倒有些让人意外，笔者印象里大众对杨先生最津津乐道的是他的黄昏恋，还有“贡献有多大”“当年为什么不回国”“现在回来是不是养老”这样的质疑。但像今年这样，舆论不同以往，祝福和追捧远远大于抹黑，仅仅是因为恰逢杨先生百岁生日吗？
同一天，还有一条关于科学家的新闻让人动容。
今天，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学生们说会接力完成袁老禾下乘凉梦：“在稻香满穗时来看您，您一定很欣慰”；“今天我也乖乖把饭吃完了，袁爷爷，您看到了吗？”……
邓稼先、袁隆平、钟南山这些“国士”，如今越来越受到尊敬，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敬仰他们的学问。
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
这些年，因为建言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公众了解到的杨振宁对物理学的未来是比较悲观的，由于年龄的关系，他更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学术贡献。他并没有展现那种“相信人类的智力是无限的，而自然现象的深度是有限”的大无畏勇气，反而显得更“老成谋国”，会指出人和社会的局限性。
但他在祖国的公众形象却越来越好，究其原因，就像杨先生所说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杨先生说，他和联大同学们，成长在中华民族史上似无止尽的一个长夜中。十几年前，他给自己的书起名《曙光集》，是因为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他当时85岁了，认为自己看不到天大亮了。没想到此后10年间，国内和世界都起了惊人巨变。曙光已转为晨曦，所以他又给新书取名为《晨曦集》。
大科学家的晚年，百岁演讲，念念不忘的是新中国的巨变，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是老朋友邓稼先。
与杨振宁一同成了热搜词的，还有爱因斯坦。他们曾经是同事，杨振宁的科学贡献也可以与爱因斯坦比肩。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在他的《文明的历史》一书中，这样讲述爱因斯坦：
“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亡，他要求看他的方程式和未完成的谢绝当以色列总统的声明。他拿起方程式，对守在床前的儿子抱怨道：‘要是我多懂点数学就好了。’”
在这个悲壮的叙述中，大科学家的晚年，念兹在兹的是方程式，是数学，而自己的民族同胞、世俗政治，则似乎是没有兴趣的。
在曾经的主流叙事中，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应该追求的是纯粹的知识，人类心智的荣耀。“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道，肯定不包括杨振宁所期待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曙光。
爱因斯坦的晚年，英雄迟暮，孤独坚持统一场论，这位科学巨匠也在他的长夜中追寻着他的曙光。这样的赤子形象，被“主流价值”所高度崇尚，被长期塑造为科学家的典范。
对科学家来说，后一种境界是更高的，更纯粹的，更普适的，这是一种被长期灌输给公众的印象。其源头，往往被追溯到西方文化和古希腊思想之根中。阿基米德对罗马士兵说“别打扰我的圆圈”，成了科学家最著名的遗言。
但即便接受古希腊是科学的源头，古希腊人又是怎么说的呢？
柏拉图讲过一个故事：泰勒斯仰望上苍、研究天穹时掉进了井里，一个色雷斯女仆嘲笑他，当他把所有的热情都用于对天空之物的探究时，摆在眼前和脚下的东西就已经对他隐藏了。柏拉图对此附加了一句话：同样的讥笑，也适用于所有那些进入到哲学中的人。
数学的世界，纯粹的理念世界，被柏拉图肯定为真实的，这也是古希腊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和科学思想。但且不说柏拉图自己的现实政治参与，他即便在上课的时候，也没有把数学这样的纯粹知识，和人世间的伦理福祉割裂开来。
那些来听柏拉图讲课的人，没有听到他们期望的对幸福的指导，听到的却是数学，关于数、几何、天文学的讨论，而最终竟然是这样一个命题：“善是一”。
善是一，一也是善。杨振宁向邓稼先问起的美国核物理学家寒春，不也是在西方文化的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吗？作为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她前往延安，投身中国革命，不就是对“善是一”最好的证明吗？
“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
寒春这样的自述，让人又想起邓稼先写给杨振宁信中所引用的毛主席的教诲，“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邓稼先引用主席的话与杨振宁共勉，这正是信结尾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的本意吧。科学事业的目标，人类对真理的追求，无论是西方文化说的那个逻各斯，还是中国文化说的那个道，都不是追求一个彼岸的世界，都不可能高高在天上，脱离人们脚下的大地。
杨振宁晚年说，他人生有一个巨大的遗憾，那就是他的父亲杨武之到临终的时候都没有原谅他放弃中国国籍。杨武之要杨振宁学物理而不是数学，因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他给孙子取名为“光诺”，都可以看出，他对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会是多么兴奋和骄傲。但在国籍的问题上，父亲杨武之一辈子的愿望，至死不渝。直到94岁高龄，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的时候，杨振宁终于可以告慰父亲了，这就是中国人讲的道。
至于爱因斯坦，他事实上绝不符合那种被塑造的科学家形象。你只要翻翻《爱因斯坦文集》中文版第三卷的目录，就知道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人物。在答复如何评论“一个真正纯粹的科学家不应当关心政治问题”时，爱因斯坦明确地说：“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么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
紧接着，他还回答了另一个问题：“物理学和数学的进步，同社会的进步之间有什么关系”，他的回答是：“首先，它们有助于促进技术的发展。其次，像一切高尚的文化成就一样，它们可用来作为一种有效的武器，以防止人们屈从于一种使人意志消沉的物欲主义的危险，而这种物欲主义又转过来会导致无节制的利己主义的统治。”
假如战胜物欲主义，来到延安的寒春读到过这篇采访，她一定会同意这个说法。
邓稼先当年能毅然回国、杨振宁能在50年后还记得老友的期盼、袁隆平能一辈子坚守田间地头、钟南山能逆行……这些人，他们当初的选择不被理解，但对于他们来说，心中的“道”并不因外界的误解、谩骂而磨灭。这也正是他们真正伟大之处，国士无双，高山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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