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刑事合规的前提是企业涉嫌犯罪，既然企业涉嫌犯罪就说明企业的行为符合刑法第13条之规定，再具体到罪名就是符合刑法分则某个条文。既然符合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触犯了具体的罪名，自然也就具备了刑法上的犯罪构成要件。
既然是单位犯罪，必须要按照单位犯罪的概念来界定。我国单位犯罪规定在刑法第30条，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毕竟单位不是自然人，单位并没有主观思想，所谓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也只能通过单位工作人员的主观意识予以表达。从这个角度上看，表面上是单位犯罪实质上还是自然人具体实施犯罪。既然是企业刑事合规，表明上是对涉案企业进行合法化规制和考察，其实还是对自然人进行教育和感化，预防其继续犯罪。故，企业刑事合规的深层背后还是对自然人合规，这就必须反思和重新厘定我国单位犯罪的现状，真正实现企业刑事合规的目的，即将“企业保住”，将“责任人交出去”。
按照我国刑法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犯罪负责的自然人也要进行刑事追究，我国单位犯罪并不是单单处罚单位，而是采取双罚制，既对单位处罚的同时也处罚自然人，不过只对犯罪单位中两类人进行刑事处罚，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主管人员；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所以要处罚这两类人，就是因为这两类人在单位犯罪时是主观犯意发起者或者是主观上存在过失，且在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行为，故对单位犯罪中起决定作用的自然人追究其刑事责任完全符合刑罚的应有之义。但需要特别指出，一个单位往往有很多员工，而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可能就是几个负责人，故单位犯罪中对自然人惩罚并不能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进行，而是对单位犯罪中不起重要作用或者不起主要作用的人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也是实践中单位犯罪打击面要远远小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原因。
因为目前我国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故单位犯罪后进行企业刑事合规时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自然人很有动力，因为企业刑事合规计划达成后就不再对单位提起公诉，自然也就不再追究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但需要注意涉案企业不被追诉是按照刑事合规计划的要求去做的，而犯罪单位两类人不被提起公诉并没有做任何合规计划，只是基于刑法上单位犯罪的处罚规定而不被追诉，按照企业刑事合规的要求，检察机关重点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是否合法、合理和合规等，但企业刑事合规并未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进行重点分析和评判。按照当前司法实践，被告人被判处缓刑也必须进行社会矫正，在法院判决之前都要做社会矫正调查报告，主要围绕被告人是否会给居住的社会带来社会危险性、社区能否接受其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如果被告人符合社区调查报告要求，法院才可以判处缓刑，而且缓刑期间必须要由社区对被告人进行缓刑期间的考察，相当于“社区服刑”。而企业刑事合规计划通过后犯罪单位两类人的社会危险性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考察，检察机关只是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就将真正实施犯罪的自然人不加任何调查而不予追究，这是否符合司法正义呢？检察机关对企业刑事合规后作出不起诉是否存在潜在的风险呢？这些诸多问题都需要慎重考虑。
故，笔者认为首先要认真分析到底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单位犯罪的主观目的或犯意都是由自然人发起，单位犯罪的危害行为也是由自然人具体实施，惩罚单位犯罪其实实质是就是惩罚自然人犯罪。刑法上认定自然人犯罪要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即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上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客观上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同理，认定单位犯罪也要基于上述构成要件进行认定。但到底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仅仅从构成要件上未必能够区分开来，因为单位本身并不是真正有“意识的人”，单位的“主观意志”是依靠自然人的主观意志体现出来，在认定单位犯罪时必须要紧紧围绕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比如1999年最高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第3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2003年最高院研究室《关于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你院高法[2003]30号《关于韩国注册企业在我国犯走私普通物品罪能否按照单位犯罪处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符合我国法人资格条件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我国《刑法》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个人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拟设立后在我国领域内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既然法律上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严格按照刑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进行，不能将本来属于自然人犯罪的企业进行企业刑事合规，这样不但违背了企业刑事合规的初衷，而且为犯罪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
既然我国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有明确的界限，开展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本来是为了挽救企业、为了响应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六稳”“六保”政策，绝对不能让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检察机关在启动企业刑事合规时并不单单将涉案单位合规计划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审查即可，相反在受理侦查机关移送案件后要认真审查，只有确定属于单位犯罪才能结合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启动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按照当前试点开展工作的情况看，涉案企业出具企业合规计划后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评估后，符合企业刑事合规要求的，可以对涉案企业不起诉。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对涉案企业不起诉就意味着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不起诉。笔者建议，为了避免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被犯罪分子利用，可以尝试改变单位犯罪的惩罚模式，即对犯罪单位两类人是否起诉并不依据企业刑事合规报告，而是采取单独的调查程序。这样相当于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追诉区分开来，只是在定罪上采取一致观点，在追究刑事责任上严格区分。这样可以避免对两类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评估不足，也能够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单位犯罪逃避法律打击。
当然，为了避免企业在刑事合规过程中委曲求全、违心认罪，在企业刑事合规中也应该引进刑法上期待可能性原理、主观过错归责原则等为涉案企业出罪寻找更多的路径和借口，直接对涉案企业作出法定不起诉，进而为企业刑事合规提供多视角的路径和思路。
以上在厘清企业刑事合规中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区别之外，笔者认为对于企业刑事合规诉讼模式也有必要进行改造，这样不但可以彻底解放检察机关的手脚，而且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责任、消除潜在的风险。
按照当前的试点，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起主导作用，但检察机关的责任却远不是简单的主导，绝对不能改变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职责，所谓企业刑事合规只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一种处理方式而已。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6条和177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审查后依法对案件做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企业刑事合规只是一种特殊方式的不起诉。从目前试点情况上看，企业刑事合规后不起诉一般是按照酌定不起诉处理，当然有的学者建议对于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应该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而不宜采取酌定不起诉。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笔者普通主张应该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毕竟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只是适用于未成年案件），应该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运用到企业刑事合规之中，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要比酌定不起诉更符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内涵和要求。因为酌定不起诉后检察机关就没有继续对涉案企业考察的权力，而附条件不起诉要求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之后，给予一定的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内违反相关规定，则可以重新提起公诉。从法理上讲，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酌定不起诉后，就没有必要再规定附条件不起诉，但是因为酌定不起诉适用过程中太过谨慎，适用的比率低，故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特意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
其实按照上述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其适用条件太苛刻，不但要求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而且要求判处一年以下刑罚，还需要具有悔罪表现。所谓“悔罪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及退赃、退赔等。当上述条件全部具备才可能做出附条件不起诉。按照当前司法改革趋势和刑事政策，既然要搞企业刑事合规，无形中就要加大对涉刑企业不起诉的力度和比例，那么酌定不起诉就应该得到大量应用。同时2021年4月份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正式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不起诉案件的比例势在必行，自然企业刑事合规就要大量运用酌定不起诉制度。但是按照酌定不起诉的规定，一旦检察机关作出酌定不起诉，也就没有权力继续对企业跟踪考察，那么企业到底是否真正按照合规计划规范经营，犯罪单位的两类人是否能够痛改前非等，这些问题往往无法进行评估和预测。这也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作出酌定不起诉最为顾虑的问题，再加上当前开展的政法教育整顿工作，一旦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出现了问题，则案件就要接受复查。面对严峻的现实，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适用的比率不高，检察机关不敢真正放开手脚去干。
故，笔者认为企业刑事合规更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更为适宜。鉴于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只是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故要改造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将其改造为真正适合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现状的不起诉制度（比如将罪刑条件改为有期徒刑3年以下，将考验期延长至1到3年等），更好地实现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目标，顺应我国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政策和背景！
同时，对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享有考验期内的监督权，这样对企业真正按照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合法经营以及犯罪单位两类人彻底丧失人身危险性并遵守市场经济法律法规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无形中又给检察机关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在当前刑事案件激增、司法资源相对于短缺的情况下，赋予检察机关如此神圣的职责，将是对检察队伍最严峻的考验！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释然厅
2021年12月20日20点50分
作者简介：李世清,中共党员，法学副教授，资深学院派刑辩律师。专注刑辩多年，研究刑事理论数载，办理刑事案件若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联系电话：182--3110--1111（同微信），欢迎咨询、交流、指导，感谢您无私的分享！ https://t.cn/z8Irasy
既然是单位犯罪，必须要按照单位犯罪的概念来界定。我国单位犯罪规定在刑法第30条，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毕竟单位不是自然人，单位并没有主观思想，所谓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也只能通过单位工作人员的主观意识予以表达。从这个角度上看，表面上是单位犯罪实质上还是自然人具体实施犯罪。既然是企业刑事合规，表明上是对涉案企业进行合法化规制和考察，其实还是对自然人进行教育和感化，预防其继续犯罪。故，企业刑事合规的深层背后还是对自然人合规，这就必须反思和重新厘定我国单位犯罪的现状，真正实现企业刑事合规的目的，即将“企业保住”，将“责任人交出去”。
按照我国刑法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犯罪负责的自然人也要进行刑事追究，我国单位犯罪并不是单单处罚单位，而是采取双罚制，既对单位处罚的同时也处罚自然人，不过只对犯罪单位中两类人进行刑事处罚，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主管人员；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所以要处罚这两类人，就是因为这两类人在单位犯罪时是主观犯意发起者或者是主观上存在过失，且在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行为，故对单位犯罪中起决定作用的自然人追究其刑事责任完全符合刑罚的应有之义。但需要特别指出，一个单位往往有很多员工，而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可能就是几个负责人，故单位犯罪中对自然人惩罚并不能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进行，而是对单位犯罪中不起重要作用或者不起主要作用的人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也是实践中单位犯罪打击面要远远小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原因。
因为目前我国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故单位犯罪后进行企业刑事合规时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自然人很有动力，因为企业刑事合规计划达成后就不再对单位提起公诉，自然也就不再追究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但需要注意涉案企业不被追诉是按照刑事合规计划的要求去做的，而犯罪单位两类人不被提起公诉并没有做任何合规计划，只是基于刑法上单位犯罪的处罚规定而不被追诉，按照企业刑事合规的要求，检察机关重点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是否合法、合理和合规等，但企业刑事合规并未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进行重点分析和评判。按照当前司法实践，被告人被判处缓刑也必须进行社会矫正，在法院判决之前都要做社会矫正调查报告，主要围绕被告人是否会给居住的社会带来社会危险性、社区能否接受其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如果被告人符合社区调查报告要求，法院才可以判处缓刑，而且缓刑期间必须要由社区对被告人进行缓刑期间的考察，相当于“社区服刑”。而企业刑事合规计划通过后犯罪单位两类人的社会危险性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考察，检察机关只是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就将真正实施犯罪的自然人不加任何调查而不予追究，这是否符合司法正义呢？检察机关对企业刑事合规后作出不起诉是否存在潜在的风险呢？这些诸多问题都需要慎重考虑。
故，笔者认为首先要认真分析到底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单位犯罪的主观目的或犯意都是由自然人发起，单位犯罪的危害行为也是由自然人具体实施，惩罚单位犯罪其实实质是就是惩罚自然人犯罪。刑法上认定自然人犯罪要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即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上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客观上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同理，认定单位犯罪也要基于上述构成要件进行认定。但到底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仅仅从构成要件上未必能够区分开来，因为单位本身并不是真正有“意识的人”，单位的“主观意志”是依靠自然人的主观意志体现出来，在认定单位犯罪时必须要紧紧围绕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比如1999年最高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第3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2003年最高院研究室《关于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你院高法[2003]30号《关于韩国注册企业在我国犯走私普通物品罪能否按照单位犯罪处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符合我国法人资格条件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我国《刑法》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个人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拟设立后在我国领域内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既然法律上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严格按照刑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进行，不能将本来属于自然人犯罪的企业进行企业刑事合规，这样不但违背了企业刑事合规的初衷，而且为犯罪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
既然我国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有明确的界限，开展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本来是为了挽救企业、为了响应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六稳”“六保”政策，绝对不能让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检察机关在启动企业刑事合规时并不单单将涉案单位合规计划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审查即可，相反在受理侦查机关移送案件后要认真审查，只有确定属于单位犯罪才能结合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启动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按照当前试点开展工作的情况看，涉案企业出具企业合规计划后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评估后，符合企业刑事合规要求的，可以对涉案企业不起诉。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对涉案企业不起诉就意味着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不起诉。笔者建议，为了避免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被犯罪分子利用，可以尝试改变单位犯罪的惩罚模式，即对犯罪单位两类人是否起诉并不依据企业刑事合规报告，而是采取单独的调查程序。这样相当于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追诉区分开来，只是在定罪上采取一致观点，在追究刑事责任上严格区分。这样可以避免对两类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评估不足，也能够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单位犯罪逃避法律打击。
当然，为了避免企业在刑事合规过程中委曲求全、违心认罪，在企业刑事合规中也应该引进刑法上期待可能性原理、主观过错归责原则等为涉案企业出罪寻找更多的路径和借口，直接对涉案企业作出法定不起诉，进而为企业刑事合规提供多视角的路径和思路。
以上在厘清企业刑事合规中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区别之外，笔者认为对于企业刑事合规诉讼模式也有必要进行改造，这样不但可以彻底解放检察机关的手脚，而且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责任、消除潜在的风险。
按照当前的试点，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起主导作用，但检察机关的责任却远不是简单的主导，绝对不能改变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职责，所谓企业刑事合规只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一种处理方式而已。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6条和177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审查后依法对案件做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企业刑事合规只是一种特殊方式的不起诉。从目前试点情况上看，企业刑事合规后不起诉一般是按照酌定不起诉处理，当然有的学者建议对于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应该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而不宜采取酌定不起诉。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笔者普通主张应该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毕竟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只是适用于未成年案件），应该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运用到企业刑事合规之中，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要比酌定不起诉更符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内涵和要求。因为酌定不起诉后检察机关就没有继续对涉案企业考察的权力，而附条件不起诉要求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之后，给予一定的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内违反相关规定，则可以重新提起公诉。从法理上讲，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酌定不起诉后，就没有必要再规定附条件不起诉，但是因为酌定不起诉适用过程中太过谨慎，适用的比率低，故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特意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
其实按照上述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其适用条件太苛刻，不但要求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而且要求判处一年以下刑罚，还需要具有悔罪表现。所谓“悔罪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及退赃、退赔等。当上述条件全部具备才可能做出附条件不起诉。按照当前司法改革趋势和刑事政策，既然要搞企业刑事合规，无形中就要加大对涉刑企业不起诉的力度和比例，那么酌定不起诉就应该得到大量应用。同时2021年4月份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正式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不起诉案件的比例势在必行，自然企业刑事合规就要大量运用酌定不起诉制度。但是按照酌定不起诉的规定，一旦检察机关作出酌定不起诉，也就没有权力继续对企业跟踪考察，那么企业到底是否真正按照合规计划规范经营，犯罪单位的两类人是否能够痛改前非等，这些问题往往无法进行评估和预测。这也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作出酌定不起诉最为顾虑的问题，再加上当前开展的政法教育整顿工作，一旦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出现了问题，则案件就要接受复查。面对严峻的现实，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适用的比率不高，检察机关不敢真正放开手脚去干。
故，笔者认为企业刑事合规更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更为适宜。鉴于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只是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故要改造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将其改造为真正适合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现状的不起诉制度（比如将罪刑条件改为有期徒刑3年以下，将考验期延长至1到3年等），更好地实现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目标，顺应我国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政策和背景！
同时，对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享有考验期内的监督权，这样对企业真正按照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合法经营以及犯罪单位两类人彻底丧失人身危险性并遵守市场经济法律法规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无形中又给检察机关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在当前刑事案件激增、司法资源相对于短缺的情况下，赋予检察机关如此神圣的职责，将是对检察队伍最严峻的考验！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释然厅
2021年12月20日20点50分
作者简介：李世清,中共党员，法学副教授，资深学院派刑辩律师。专注刑辩多年，研究刑事理论数载，办理刑事案件若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联系电话：182--3110--1111（同微信），欢迎咨询、交流、指导，感谢您无私的分享！ https://t.cn/z8Irasy
【企业随意调整员工的工作岗位与工资，是不合理的，你知道吗？】很多用人单位想当然地认为，员工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工作，给员工发多少工资，完全由用人单位说了算，员工只有服从的义务，调整员工的工作岗位、给员工发多少工资是不需要与员工协商的，劳动者如果不同意调岗调薪，完全可以走人，用人单位有权自由地调整劳动者的工资和岗位，其实这种看法是不正确。
法律保护和承认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一定程度的用工自主权，允许用人单位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劳动者进行调岗调薪。但对这种权利的保护是有限度的，不允许用人单位滥用权力，随意地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和工资。那么，用人单位在调岗调薪中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呢？下面笔者结合案例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下：
误区一：单位可以随意的调整员工的工作岗位
案例一：
薛某原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财务部经理。三个月以前，她力排众议，反对公司负责人挪用一笔专项基金，并就此事向上级主管部门作了反映。过后不久，公司人事部门通知薛某：“由于工作需要，经公司研究决定，你不再担任财务部经理，改任资料室图书保管员。”薛某当然据理力争:“我的劳动合同要到明年6月份才到期，公司怎能随意变更我的工作岗位?”人事部拿出她的劳动合同说:“也许你忘了，当初我们双方约定，公司可根据工作需要随时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薛某顿时哑口无言。但是她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于是提起仲裁，要求恢复工作岗位。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过审理认为，公司虽然在劳动合同中与薛某约定公司可根据工作需要随时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但由于薛某任职的财务经理和图书保管员差别很大，公司无正当理由，无权随意调整其工作岗位，因此裁定恢复薛某的工作岗位。
按照《劳动法》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而变更劳动合同，须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若不能达成协议，则可按法定程序解除劳动合同；因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而变更、调整职工工作岗位，则属于用人单位的自主权。对于因劳动者岗位变更引起的争议应依据上述规定处理。
因此，如果用人单位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变更职工岗位，必须双方协商一致，不能达成一致的，可按照法定程序解除劳动合同；如果单位以不能胜任为由，必须提出不能胜任的证据。单位无权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随意地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
误区二：员工不能胜任工作的，单位可以调整其工作岗位
案例二：
高某担任某公司财务经理，2018年5月，因该公司成功上市，与过去相比，对财务的工作要求有了很大提高。但高某由于年龄较大，已经无法胜任财务经理的要求。于是公司经过研究，决定让高某担任公司其他业务部门的财务工作，不再担任财务经理，高某不服，提起仲裁。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过审理认为，由于公司业务的发展，对财务工作的要求有了进一步提高，而高某无法胜任现在的工作岗位，因此，公司有权作出调整。因此裁定驳回高某的仲裁请求。
同样是调整工作岗位，在案例一中，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用人单位违法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支持了劳动者的仲裁请求；但此案例中就认为用人单位是合理地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没有支持劳动者的仲裁请求。这是因为，此案例中，高某担任财务经理，但由于其无法胜任现有的工作岗位，公司做出调整岗位是合情合理的。
误区三：用人单位认为自己有权随意地调整员工的工资
案例三：
赵某从事销售工作，公司与赵某约定，赵某每月底薪800元，赵某按照销售业绩的2%提取奖金。2007年，赵某平均每月的工资大约是1万元，2008年由于经济形势不好，赵某销售业绩一直很差，平均每月也就收入1500元左右。赵某以公司擅自大幅度降低工资为由，提起仲裁，要求补发工资，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经济补偿金。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过审理认为，公司并没有降低工资，只是由于赵某销售业绩不好，导致收入降低，因此裁定驳回赵某的仲裁请求。
案例四：
郭某与某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担任该公司的销售总监。郭某每月底薪8000元，同时每月按公司销售总额的1%提取奖金。2007年由于该公司市场还没有打开，销售业绩不是太理想，郭某每月提成仅几千元。进入2008年以来，由于郭某的长期努力，市场得到了很好的开拓，销售业绩直线上升，郭某每月提成几万元。公司看郭某提成太高，于是告诉郭某，其每月底薪改为3000元，每月按照公司销售总额的2%提取奖金。后公司按照每月底薪3000元、销售总额的2%与郭某结算工资。郭某不服，提起仲裁，要求补发工资。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过审理认为，公司无正当理由降低郭某工资和提成比例是不合法的，裁定按照原约定结算工资。
同样是关于销售提成的案例，案例三中的劳动者输掉了官司，案例四中的劳动者则赢了官司。这是因为，在案例三中，用人单位并没有降低赵某的工资，是由于赵某销售业绩不好，才导致工资降低。案例四中，公司降低了郭某的底薪，同时降低了提成比例，这是不合法的，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好工资分配方式后，用人单位无权擅自改变工资的分配方式。因此，案例四中，用人单位降低工资和提成比例是违法的。
综上，劳动者的工资和工作岗位并不是用人单位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不管是调岗还是调薪，都应在合理的法律范围内，否则法律是不支持的。所以，企业在调岗调薪的时候要避免这些误区，以防给公司带来麻烦。作者：优宝杖法务服务平台（合同审核、合同撰写、企业法务服务等都可以去优宝杖官方网站咨询）
法律保护和承认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一定程度的用工自主权，允许用人单位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劳动者进行调岗调薪。但对这种权利的保护是有限度的，不允许用人单位滥用权力，随意地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和工资。那么，用人单位在调岗调薪中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呢？下面笔者结合案例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下：
误区一：单位可以随意的调整员工的工作岗位
案例一：
薛某原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财务部经理。三个月以前，她力排众议，反对公司负责人挪用一笔专项基金，并就此事向上级主管部门作了反映。过后不久，公司人事部门通知薛某：“由于工作需要，经公司研究决定，你不再担任财务部经理，改任资料室图书保管员。”薛某当然据理力争:“我的劳动合同要到明年6月份才到期，公司怎能随意变更我的工作岗位?”人事部拿出她的劳动合同说:“也许你忘了，当初我们双方约定，公司可根据工作需要随时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薛某顿时哑口无言。但是她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于是提起仲裁，要求恢复工作岗位。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过审理认为，公司虽然在劳动合同中与薛某约定公司可根据工作需要随时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但由于薛某任职的财务经理和图书保管员差别很大，公司无正当理由，无权随意调整其工作岗位，因此裁定恢复薛某的工作岗位。
按照《劳动法》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而变更劳动合同，须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若不能达成协议，则可按法定程序解除劳动合同；因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而变更、调整职工工作岗位，则属于用人单位的自主权。对于因劳动者岗位变更引起的争议应依据上述规定处理。
因此，如果用人单位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变更职工岗位，必须双方协商一致，不能达成一致的，可按照法定程序解除劳动合同；如果单位以不能胜任为由，必须提出不能胜任的证据。单位无权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随意地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
误区二：员工不能胜任工作的，单位可以调整其工作岗位
案例二：
高某担任某公司财务经理，2018年5月，因该公司成功上市，与过去相比，对财务的工作要求有了很大提高。但高某由于年龄较大，已经无法胜任财务经理的要求。于是公司经过研究，决定让高某担任公司其他业务部门的财务工作，不再担任财务经理，高某不服，提起仲裁。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过审理认为，由于公司业务的发展，对财务工作的要求有了进一步提高，而高某无法胜任现在的工作岗位，因此，公司有权作出调整。因此裁定驳回高某的仲裁请求。
同样是调整工作岗位，在案例一中，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用人单位违法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支持了劳动者的仲裁请求；但此案例中就认为用人单位是合理地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没有支持劳动者的仲裁请求。这是因为，此案例中，高某担任财务经理，但由于其无法胜任现有的工作岗位，公司做出调整岗位是合情合理的。
误区三：用人单位认为自己有权随意地调整员工的工资
案例三：
赵某从事销售工作，公司与赵某约定，赵某每月底薪800元，赵某按照销售业绩的2%提取奖金。2007年，赵某平均每月的工资大约是1万元，2008年由于经济形势不好，赵某销售业绩一直很差，平均每月也就收入1500元左右。赵某以公司擅自大幅度降低工资为由，提起仲裁，要求补发工资，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经济补偿金。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过审理认为，公司并没有降低工资，只是由于赵某销售业绩不好，导致收入降低，因此裁定驳回赵某的仲裁请求。
案例四：
郭某与某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担任该公司的销售总监。郭某每月底薪8000元，同时每月按公司销售总额的1%提取奖金。2007年由于该公司市场还没有打开，销售业绩不是太理想，郭某每月提成仅几千元。进入2008年以来，由于郭某的长期努力，市场得到了很好的开拓，销售业绩直线上升，郭某每月提成几万元。公司看郭某提成太高，于是告诉郭某，其每月底薪改为3000元，每月按照公司销售总额的2%提取奖金。后公司按照每月底薪3000元、销售总额的2%与郭某结算工资。郭某不服，提起仲裁，要求补发工资。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过审理认为，公司无正当理由降低郭某工资和提成比例是不合法的，裁定按照原约定结算工资。
同样是关于销售提成的案例，案例三中的劳动者输掉了官司，案例四中的劳动者则赢了官司。这是因为，在案例三中，用人单位并没有降低赵某的工资，是由于赵某销售业绩不好，才导致工资降低。案例四中，公司降低了郭某的底薪，同时降低了提成比例，这是不合法的，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好工资分配方式后，用人单位无权擅自改变工资的分配方式。因此，案例四中，用人单位降低工资和提成比例是违法的。
综上，劳动者的工资和工作岗位并不是用人单位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不管是调岗还是调薪，都应在合理的法律范围内，否则法律是不支持的。所以，企业在调岗调薪的时候要避免这些误区，以防给公司带来麻烦。作者：优宝杖法务服务平台（合同审核、合同撰写、企业法务服务等都可以去优宝杖官方网站咨询）
截至目前，电视剧《风起洛阳》播出过半，豆瓣评分7.0。但因为同为马伯庸原著改编，该剧不免被人拿来和2019年播出的《长安十二时辰》比较。相似的悬疑故事，同有不良使等人物设定，无论从改编、美术，还是节奏、镜头语言，不少观众都在一一审视着《风起洛阳》能否超越前作。曾参与《长安十二时辰》出品、留白影视创始人、《风起洛阳》的总制片人徐康接受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分享了《风起洛阳》的改编、制作幕后，以及他们在市场变化之下的压力与选择。《风起洛阳》由王一博、黄轩、宋茜主演。《长安十二时辰》当时市场更好《风起洛阳》定位更向商业性倾斜新京报：《风起洛阳》和马伯庸之前的其他作品相较，有什么区别和特别之处？徐康：因为马伯庸书的影响力太大了，在和老马一起做《风起洛阳》的时候，对这个故事里整体脉络和结局会有很多想法，剧本也改了很多次，大家一起讨论更多的是在找一个平衡点。我们不太想讲一个很难的故事，希望能展现出来一些跟《长安十二时辰》不一样的东西，同时降低一些观剧门槛，能让更多的用户看进来，更像是大家一起在创作，不用非得是一个固有的模式过程。做《风起洛阳》当时在想，这种古都其实很多都是代表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中国的观众还是有非常强的民族自豪感，喜欢强盛时期的时代背景的。像洛阳能成为古都，一定是因为它有很强盛的时候，古都背后有很多的故事，马伯庸又非常擅长在历史的缝隙去找一个小的切口切进去，确实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包括龙门石窟、白马寺、七天建筑等特有的建筑以及洛阳水席、胡辣汤等有名的美食，都是属于洛阳这座城市独有的文化和魅力。《风起洛阳》里，黄轩出演高秉烛。新京报：影视改编过程中，《风起洛阳》的哪些地方是具有改编难度的？徐康：在剧本创作的时候，台词和角色设定的尺度一直在打磨。剧本改过很多次，当时在揣摩剧中人物的时候，想要下沉一些，把门槛降低一些，那降得多低？包括里面的台词，要白话一些到没有生僻字还是可以用一些文言文？这种尺度一直在打磨。当然，演员对于角色的理解又是一次磨合的过程，比如黄轩老师对高秉烛这个角色，他认可了人物的阶段变化、心理变化才能演出来，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在正式拍摄之前，但凡有一天的时间，主创团队都尽可能把剧本打磨得再好一点，这个过程还是蛮痛苦、煎熬的。黄轩塑造高秉烛经历了痛苦的探究过程。新京报：《长安十二时辰》珠玉在前，是否有压力观众会将这两部作品进行比较？徐康：《长安十二时辰》（简称《长安》）质感非常强，一定会舍弃一些东西，相对来讲观剧门槛就会高，这是比较冒险的。《长安》是一个很典型的导演作品，在马伯庸的故事基础上的艺术加工，同时打着非常强的曹盾（该剧导演）防伪标签。曹盾导演是西安人，他对长安城理解很深入，能带来很高的艺术标准。另外，当时的市场比较好，有可观的制作预算可以达到高水平的制作。现在的市场整个的预算比剧集市场巅峰的时候下降了很多，在这个情况下，很难去达到那个时候最高水平剧的质感。即使非常努力做到了那个时候的90%，甚至100%，对于用户来讲，《长安》珠玉在前，这是我们很大的压力。在现行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到一个平衡点，让大家觉得在用心做这个项目，是我们要考虑的。所以《风起洛阳》的定位更向商业性倾斜一些。作为片方来讲，作品必须要找到质量和商业性的最大公约数，让用户能喜欢、愿意看，而不是一直出曲高和寡的作品，不然平台会越来越没有动力去支撑制作。“集体作战”搭建洛阳城加入美食戏想带来更多烟火气新京报：重现实景洛阳城的过程中，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怎样应用镜头去更大程度展现洛阳盛景？徐康：《风起洛阳》整个的制作主创班底，美术邸琨老师、造型侯云怡老师费了很多心血。拍摄前在横店搭出的整个南市，如何在1/4的规模做出非常精致、繁华的街景，都是要解决的问题。马伯庸和青枚（该剧编剧之一）设计出不良井之后，怎么去展现它、后期特效如何调试，都是共同创造出来的成果。《风起洛阳》更像是集体作战，每一个部门各司其职，在有限的条件下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新京报：马伯庸作品中总有不少美食描写，此次是否也有意还原了美食场景？徐康:在创作的过程中主创团队去洛阳实地调研了很多次，亲身感受中发现洛阳人民对于汤文化的情感非常特别。于是我们在进行考究的时候，最后选择了胡辣汤、羊汤、牛肉汤，以及水席等地方特色餐食在剧中呈现，希望给大家展示出一种极具烟火气的古城生活。王一博饰演的百里弘毅是以饕客的形式登场。新京报：为什么会选择原声台词？这对于年轻演员，包括对于现场收声，是否都是一次考验？徐康：这些都是最基础的标准和需求，而且演员们都做得到。我们基本上都是同期声，只有部分由于现场的嘈杂声，需要演员后期进行补配。我觉得这是对于用户最基本的尊重。新京报资深记者 张赫资深编辑 佟娜 校对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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