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J论文精要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胡偉星：香港要從施政層面實現有效治理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特聘教授胡偉星日前出席由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主辦的思想者論壇“香港回歸二十五週年的回顧與展望”並發言表示，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來所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多方面，不僅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還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香港的管治體制也終於有突破。在總結香港發展成就的同時，胡偉星也指出了在解決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和治理問題上值得反思之處。他認為，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為此，他還就香港有效治理體系以及行政官僚系統改革給出了具體的建議。
回歸二十五年香港取得三大發展成就
胡偉星表示，回歸二十五年來，香港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是多方面的。主要概況為三點：第一，過去25年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香港過去25年經歷了多次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依然保持住她的繁榮穩定，保持著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香港金融系統穩健、資本自由流動、人才資源豐富、法治環境良好，仍然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當然，這都得益於祖國的強有力支持，每當困難時刻香港都會得到中央政府和內地的大力，使香港能夠挺過難關，繼續前進。
第二，過去25年香港終於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胡偉星指出，香港經濟曾經是“亞洲四小龍”，靠著上個世紀70、80年代亞洲經濟起飛的帶動，崛起為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樞紐。但是幾十年過去，地區和全球經濟環境早就時過境遷，香港的優勢不再，需要重新定位。過去25年香港有迷茫的時候，有悲觀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向何處行。最近十幾年，香港逐漸找到自己定位，這就是要背靠祖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香港才能保持自己發展的動力和可持續性。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出台後，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加速推進，香港與內地聯繫越來越緊密，公路鐵路網、通關設施更方便，香港與大灣區城市“一小時生活圈”初步形成，服務貿易自由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使“軟聯通”進一步深化，香港今後發展前景更美好。
第三，香港的管治體制終於有突破，政治上撥亂反正，香港開啟了良政善治新局面。胡偉星認為，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這是回歸以來最嚴重挑戰。中央審時度勢，採取制定港區國安法和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一系列舉措，止暴制亂，使香港局面得到控制，現在三個選舉完成，落實了愛國者治港，香港重回正軌。這項工作很了不起，香港經受了考驗，古人說祗有大亂才能達到大治。一個好的制度是無法設計安裝的，祗有經過風風雨雨才能脫穎而出。
三大問題值得反思：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治理問題
同時，胡偉星也認為，回歸二十五年來有三大問題值得反思：第一，過去25年雖然經濟繁榮穩定，也存在著不少深層次矛盾沒有解決，包括住房問題、貧富懸殊、青年向上流動受限、公共衛生問題等等。說了很多年了，至今依然有20多萬人住在劏房，人均居住面積不足6平方米，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嚴重不符。
第二，是國家認同問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人心回歸”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胡偉星認為，這是香港近些年來不斷發生社會運動的根本原因，從反對23條立法，到2014年佔中運動，到2019年反修例風波，“一國兩制“的“一國”根基受到挑戰和衝擊。
第三，是治理問題。胡偉星表示，回歸前，香港被看作是治理的模範，行政效率高、政府廉潔、公務員素質好、城市管理先進。但是，近些年香港治理越來越被人詬病，前面說的房屋問題、公共衛生、青年問題以及施政效率等問題，香港落後了，過去這麼多年沒有進步，其他城市和地方都在進步。香港為什麼新冠疫情死了這麼多人？為什麼遲遲不能與內地通關？值得深思。
胡偉星表示，97年回歸以來，香港政制和治理的爭論長期陷入“普選迷思”，嚴重偏離了有效治理的軌道。反中亂港分子通過散布各類“雙普選”和“港獨”言論，混謠視聽，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不滿情緒，嚴重干擾了政府施政。他們通過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各級管治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肆意阻撓特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讓香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如此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原則沒有得到真正落實，香港沒有真正形成“愛國者治港”的管治局面，嚴重影響了回歸以來香港的有效治理。《基本法》確立了行政主導體制，但是過去相當長時間行政受到立法會，反對派干擾政府依法施政，行政主導名存實亡。
胡偉星表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完善，“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落實，香港的重要管治力量（選委會、立法會）得到重建，現在香港出現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局面，有了一個新管治架構。但是，他認為這只是朝著良政善治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未來還任重道遠。我們要看到香港管治架構和治理效能上仍有很多短板。這次新冠疫情的衝擊，政府如何應對這次公共衛生危機，與其他地方比較，大家都知道問題所在。這次疫情讓我們認識到香港行政體系內部的問題，治理能力還存在很多深層次問題。他指出，香港行政管治團隊還沒有真正“升級換代”，這個體系還有制度性弊端和規範性失缺。所以，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
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
胡偉星也就香港今後的治理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他認為，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治理三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2019年“修例風波”後，中央從國家層面對特區選舉制度和國家安全制度進行了修改，在大的制度層面上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解決了治理主體問題，即“誰治理”的問題。但是，在治理體系運行層面上並沒有完全解決“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樣”的問題。香港的治理問題和缺失有大有小，既有制度性問題，也有操作性和人事問題，特區政府行政管治團隊應當自行對未來行政主導的治理模式、政策決策機制、行政執行力、政府的施政效能等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全面改革。
胡偉星認為，香港治理體系問題主要體現在政府治理效能、領導能力、社會信任幾方面，改革的關鍵是要克服治理體系中的一些制度性弊端。這些弊端造成政府治理效果不彰、政府治理能力弱、領導力不強以及社會信任度低。當選行政長官人李家超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要改革政府管治文化和改革公務員體制，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過去很多制度上問題導致公務員能力未充分發揮，施政效能大大打折扣。
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從三方面入手
胡偉星建議，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當從三個方面入手。首先，特區政府要與中央在治理過程中形成合力。回歸後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沒有完全捋順，機制整合也不完全，運作上也不暢順。特區政府要設置政策研究和溝通的機制，可以考慮重啟“中央政策組”，承擔政府政策研究和把握民意功能，幫助特首及主要官員把握國家大政方針、國內外政治大事和社會輿情，強化戰略謀劃和整體統籌能力。
第二，行政管治團隊除了社會上愛國愛港力量穩定可靠的支持外，要與社會各界形成一個有效的“管治聯盟”，擴大自己執政的政治社會基礎。這不光需要管治班子具備相應的政治才能，也需要制度上有所完善。
第三，要改造管治文化和公務員體制中的弊病。胡偉星認為，權力間的互相制衡導致香港目前的官僚系統效率低下，管治班子難以落實有效領導。2002年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之後，3位司長和13位局長均為行政長官“政治任命”的問責制官員，不再是公務員，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政治任命官員脫離公務員系統，不再是所在局政務職系首長，政務職系之首變為政策局常任秘書長。如果局長和常任秘書長“不咬弦”，會影響政策決策和實施，也會導致部門之間統籌和配合問題。按照目前制度安排，人事權和財政權落入常任秘書長手中，局長無權參與公務員的評核、升遷和日常管理，也不能完全決定財政的使用權。按照《公務員守則》規定，公務員與副局長、局長政治助理之間工作配合是基於“伙伴合作精神”進行，不構成從屬關係，這使得管治班子領導公務員工作時，常出現不協助、不配合或者不得力的情況。加上公務員“政治中立”立場，施政的效率和效果很難保障。改革香港行政官僚體制需要完善公務員隊伍的問責制度，完善與其配套的考核與激勵機制。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特聘教授胡偉星日前出席由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主辦的思想者論壇“香港回歸二十五週年的回顧與展望”並發言表示，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來所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多方面，不僅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還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香港的管治體制也終於有突破。在總結香港發展成就的同時，胡偉星也指出了在解決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和治理問題上值得反思之處。他認為，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為此，他還就香港有效治理體系以及行政官僚系統改革給出了具體的建議。
回歸二十五年香港取得三大發展成就
胡偉星表示，回歸二十五年來，香港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是多方面的。主要概況為三點：第一，過去25年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香港過去25年經歷了多次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依然保持住她的繁榮穩定，保持著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香港金融系統穩健、資本自由流動、人才資源豐富、法治環境良好，仍然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當然，這都得益於祖國的強有力支持，每當困難時刻香港都會得到中央政府和內地的大力，使香港能夠挺過難關，繼續前進。
第二，過去25年香港終於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胡偉星指出，香港經濟曾經是“亞洲四小龍”，靠著上個世紀70、80年代亞洲經濟起飛的帶動，崛起為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樞紐。但是幾十年過去，地區和全球經濟環境早就時過境遷，香港的優勢不再，需要重新定位。過去25年香港有迷茫的時候，有悲觀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向何處行。最近十幾年，香港逐漸找到自己定位，這就是要背靠祖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香港才能保持自己發展的動力和可持續性。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出台後，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加速推進，香港與內地聯繫越來越緊密，公路鐵路網、通關設施更方便，香港與大灣區城市“一小時生活圈”初步形成，服務貿易自由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使“軟聯通”進一步深化，香港今後發展前景更美好。
第三，香港的管治體制終於有突破，政治上撥亂反正，香港開啟了良政善治新局面。胡偉星認為，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這是回歸以來最嚴重挑戰。中央審時度勢，採取制定港區國安法和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一系列舉措，止暴制亂，使香港局面得到控制，現在三個選舉完成，落實了愛國者治港，香港重回正軌。這項工作很了不起，香港經受了考驗，古人說祗有大亂才能達到大治。一個好的制度是無法設計安裝的，祗有經過風風雨雨才能脫穎而出。
三大問題值得反思：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治理問題
同時，胡偉星也認為，回歸二十五年來有三大問題值得反思：第一，過去25年雖然經濟繁榮穩定，也存在著不少深層次矛盾沒有解決，包括住房問題、貧富懸殊、青年向上流動受限、公共衛生問題等等。說了很多年了，至今依然有20多萬人住在劏房，人均居住面積不足6平方米，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嚴重不符。
第二，是國家認同問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人心回歸”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胡偉星認為，這是香港近些年來不斷發生社會運動的根本原因，從反對23條立法，到2014年佔中運動，到2019年反修例風波，“一國兩制“的“一國”根基受到挑戰和衝擊。
第三，是治理問題。胡偉星表示，回歸前，香港被看作是治理的模範，行政效率高、政府廉潔、公務員素質好、城市管理先進。但是，近些年香港治理越來越被人詬病，前面說的房屋問題、公共衛生、青年問題以及施政效率等問題，香港落後了，過去這麼多年沒有進步，其他城市和地方都在進步。香港為什麼新冠疫情死了這麼多人？為什麼遲遲不能與內地通關？值得深思。
胡偉星表示，97年回歸以來，香港政制和治理的爭論長期陷入“普選迷思”，嚴重偏離了有效治理的軌道。反中亂港分子通過散布各類“雙普選”和“港獨”言論，混謠視聽，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不滿情緒，嚴重干擾了政府施政。他們通過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各級管治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肆意阻撓特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讓香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如此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原則沒有得到真正落實，香港沒有真正形成“愛國者治港”的管治局面，嚴重影響了回歸以來香港的有效治理。《基本法》確立了行政主導體制，但是過去相當長時間行政受到立法會，反對派干擾政府依法施政，行政主導名存實亡。
胡偉星表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完善，“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落實，香港的重要管治力量（選委會、立法會）得到重建，現在香港出現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局面，有了一個新管治架構。但是，他認為這只是朝著良政善治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未來還任重道遠。我們要看到香港管治架構和治理效能上仍有很多短板。這次新冠疫情的衝擊，政府如何應對這次公共衛生危機，與其他地方比較，大家都知道問題所在。這次疫情讓我們認識到香港行政體系內部的問題，治理能力還存在很多深層次問題。他指出，香港行政管治團隊還沒有真正“升級換代”，這個體系還有制度性弊端和規範性失缺。所以，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
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
胡偉星也就香港今後的治理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他認為，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治理三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2019年“修例風波”後，中央從國家層面對特區選舉制度和國家安全制度進行了修改，在大的制度層面上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解決了治理主體問題，即“誰治理”的問題。但是，在治理體系運行層面上並沒有完全解決“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樣”的問題。香港的治理問題和缺失有大有小，既有制度性問題，也有操作性和人事問題，特區政府行政管治團隊應當自行對未來行政主導的治理模式、政策決策機制、行政執行力、政府的施政效能等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全面改革。
胡偉星認為，香港治理體系問題主要體現在政府治理效能、領導能力、社會信任幾方面，改革的關鍵是要克服治理體系中的一些制度性弊端。這些弊端造成政府治理效果不彰、政府治理能力弱、領導力不強以及社會信任度低。當選行政長官人李家超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要改革政府管治文化和改革公務員體制，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過去很多制度上問題導致公務員能力未充分發揮，施政效能大大打折扣。
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從三方面入手
胡偉星建議，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當從三個方面入手。首先，特區政府要與中央在治理過程中形成合力。回歸後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沒有完全捋順，機制整合也不完全，運作上也不暢順。特區政府要設置政策研究和溝通的機制，可以考慮重啟“中央政策組”，承擔政府政策研究和把握民意功能，幫助特首及主要官員把握國家大政方針、國內外政治大事和社會輿情，強化戰略謀劃和整體統籌能力。
第二，行政管治團隊除了社會上愛國愛港力量穩定可靠的支持外，要與社會各界形成一個有效的“管治聯盟”，擴大自己執政的政治社會基礎。這不光需要管治班子具備相應的政治才能，也需要制度上有所完善。
第三，要改造管治文化和公務員體制中的弊病。胡偉星認為，權力間的互相制衡導致香港目前的官僚系統效率低下，管治班子難以落實有效領導。2002年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之後，3位司長和13位局長均為行政長官“政治任命”的問責制官員，不再是公務員，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政治任命官員脫離公務員系統，不再是所在局政務職系首長，政務職系之首變為政策局常任秘書長。如果局長和常任秘書長“不咬弦”，會影響政策決策和實施，也會導致部門之間統籌和配合問題。按照目前制度安排，人事權和財政權落入常任秘書長手中，局長無權參與公務員的評核、升遷和日常管理，也不能完全決定財政的使用權。按照《公務員守則》規定，公務員與副局長、局長政治助理之間工作配合是基於“伙伴合作精神”進行，不構成從屬關係，這使得管治班子領導公務員工作時，常出現不協助、不配合或者不得力的情況。加上公務員“政治中立”立場，施政的效率和效果很難保障。改革香港行政官僚體制需要完善公務員隊伍的問責制度，完善與其配套的考核與激勵機制。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紀碩鳴：保持國際優勢 香港未來最大難題
經歷了動蕩的2019，至今仍無法擺脫新冠病毒的肆虐，香港百業待興，各行各業、方方面面都等待重建中。 作為國際都市，即使回歸25年，香港最大的價值和優勢還是極高的國際化。 但香港面對「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下半場，最大的難題，可能也就是如何繼續保持香港的國際優勢。
第六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得票率有99.2%，如此高票當選也在意料之中，畢竟，選委中連不屬建制的立法會議員狄志遠，都事先表態支持李家超出任特首。這起碼被認為，新一屆特首將在建制內得到高度認同。有利新特首在未來香港治理的重建過程中少一些反對聲音，少一些阻礙。
新官上任三把火。李家超上任，他的政綱明確了四件事，包括了：強化政府治理能力; 土地房屋提供方面，全面提速、提效、提量; 提升香港競爭力、持續發展。這部分提到了，鞏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提升其優勢，發展香港成為創科中心、帶動經濟轉型; 以及建立關愛社會，重視青年發展等等四部分。以上是李家超的原汁原味的表述，一字不漏的刊裁在媒體上。
無論是政府的治理能力、解決土地房屋問題、還是重視青年發展，對特首來說，憑自己能力和資源，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都能做，相信也能做好。唯獨最有難度的是，提升香港競爭能力這部分。在政綱分標題上，李家超連「國際」這兩個字都忽略不提了。
即使在具體解釋這部分內容中，政綱也僅提到「幫助國家人民幣國際化」、「建造國際創科中心」、「繼續加強香港國際城市的優勢」等這幾句。整個政綱沒有突顯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的特質。不知是未來不便考慮香港的國際優勢，更注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還是認為香港的國際優勢難以維繼，乾脆就少提了。
但不管怎麼說，國際都市、國際化是香港作為中國城市最重要的特質、最核心的價值之一。未來雖然難，但香港要提升競爭力，缺國際化難成事。
說開了，香港最核心的制度和環境優勢就兩點，一是有「一國兩制」的靈活性，二是國際化的廣闊性。保持了這兩個方面的優勢，香港就有競爭力優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融入大灣區發展就有獨特性。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過，香港主權回歸，國家是香港發展的後盾、是堅強靠山，不容質疑。但香港融入大灣區，成為其中一員，大灣區內的大大小小都市，都有國家作為後盾，香港要發揮所長，還要有自身優勢，那就是國際競爭中長期形成，在一國兩制下的國際化優勢。
不過，對香港來講，未來的國際路會走的艱難。李家超剛剛通過選舉獲得下屆特首的入場券，還未上任，國際的爭議就來了。
歐盟當天就發表聲明，指這次選舉違反民主原則，進一步侵蝕一國兩制原則。遭到中國外交部駁斥指，香港的選舉怎麼選、誰當選完全是中國內政，輪不到任何外部勢力說三道四。
美國至今還以《香港自治法》作制裁，為香港走向國際設置障礙，內容相當廣泛。對香港未來發展、保持國際優勢都是極嚴峻的挑戰。
不久前，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出席立法會簡報工作，余偉文回應政治及俄烏局勢對香港金融業影響時稱，金管局及銀行業界已就不同情境做了預案，即使一旦出現極端情況，希望亦能把風險管理得最好。
最極端的情況，余偉文挑明了，地緣政治變化複雜難料，當局因此對不同情境都與銀行界一起做了預案，例如資產凍結或被移出SWIFT系統。他強調，香港的外匯儲備不少資產都在歐美，因此希望作出預案後，如果發生極端情況，也能及時與業界溝通及推出措施應變。
移出SWIFT，這不等於直接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給除名了？這樣的挑戰香港能承受嗎？
接二連三的挑戰還會出現，但香港無論如何都不能放棄國際化。這不僅是香港的價值，也是國家的價值，甚至就是當初要讓香港保留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初衷。
人才是香港的競爭力
2021年8月1日，新華社香港發了一篇文章，題為：「我們為什麼選擇香港？」 ——在港國際商界精英如是說。
新華社記者記者採訪了長期投資香港商界國際精英。中電控股首席執行官藍凌志表示，亞洲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區，而香港地理位置優越，聯通區內各方; 香港高度國際化，擁有融匯中外的獨特優勢，是外界了解、進入中國內地的重要窗口; 香港擁有完善的法治保障、發達的金融市場、廣泛的商業網絡，企業在這裡經營便捷又安心。所以「一定要來香港！」
文章還引用了在香港經營超過50年的香港美國商會發表的聲明指出，香港擁有亞洲最發達的基礎設施、國際公認的商法體系以及比許多其他亞洲地區更為開放和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並且香港的金融市場在全球位列前五。很顯然，吸引他們的是因為香港國際化。
手頭有一份2017年的香港資料顯示，國際化綜合程度：香港全球排名第4; 國際班線：香港151條; 國際銀行：香港182家; 地區總部：香港3880家; 免簽證地區：香港 170個; 進入世界前50名的大學：香港3所; 清廉指數：香港全球第12位; 宜居城市：香港亞洲第三。正是這些全球領先的排名，營造了香港的優化生存環境，吸引了國際商家、國際人才。
但遺憾的是，這二、三年來，人才外流、國際企業外遷情況不絕於耳，這些現象反應的本質就是，香港的國際優勢正在消退。失去國際化，必然失去香港的重要優勢。
在「2022行政長官選舉答問會」上，李家超對已移民港人寄語，他說，香港始終是大家的家，希望大家回來共同建設香港，一同擁抱香港。
但現實的情況是，標普全球（S&P Global）1月份的報告顯示，香港已經越來越難招募到人才，「2022年已經面臨嚴重的人才短缺」。今年年初香港總商會的一項調查顯示：香港面臨自90年代以來，30年內最大規模移民潮，香港港技術和人才雙失。上月尾，林鄭月娥不得不承認「人才流失是不爭事實」。而政府在回複議員有關財政預算案的書面問題時，亦透露2016-2017至2020-2021的5個財政年度，香港公務員流失合共逾4萬人，在試用期結束前離職者達4千餘人。
香港總商會在2022年1月進行了一項調查。調查顯示，約38%受訪企業表示因員工移民離港而受到比較負面影響，且移民員工主要來自工程技術、財務會計、信息科技等專業，並以信息科技最為明顯。大型企業正積極應對人才流失問題。約35%受訪者表示不樂觀，認為人才短缺問題將會加劇。
一方面是本地人才流失，另一方面外來人才減少了進入香港的慾念。擁有超過27.3萬個金融服務工作崗位香港市場，根據對政府數據的計算，2021年發給外國金融服務從業人員的新簽證數量降至2，569份，較2018年減少近50%。
來自香港政府的數據稱，2021年來自所有國家的「一般就業政策（GEP）」簽證申請總數下降了三分之一，降至10073人。金融服務業的簽證申請下降了23%。
而這還是omicron大幅肆虐，港府推出全球最嚴格社交距離規定前。今年頭3個月，離港人數比抵港人數多出14萬，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移民潮起，相當於2021年全年的近四倍，其中不乏金融人才。
到了香港第5波疫情暴發，港府實施最嚴厲的防疫措施，直接導致了一波外籍人士的離職潮，人才流失，最受威脅的就是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吸引力。
今年1月，香港美國商會公布的商業前景調查顯示，香港為遏制新冠疫情而實施的嚴厲的檢疫規則和旅行限制對駐港外國企業和個人持續造成重大幹擾。
調查指出，60%的受訪者將國際旅行限制列為最大的商業挑戰。超過40%的受訪高管稱，香港的防疫政策讓他們更有可能從個人角度離開香港。接近三分之一的受訪高管在填補高級管理職位方面遇到困難，並延遲了在香港的投資。
一份由香港英國商會在12月公布的調查也顯示員工的變動率異常高。調查指出，約8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一直在香港尋找新員工; 70%的受訪者表示在將人才帶到香港方面遇到困難。
香港特區統計處最近發佈一季度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數據顯示，同比收縮了4%。2022年開門不吉，中斷了過去連續四個季度的復蘇勢頭。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形容，2022年第一季度充滿驚濤駭浪，第5波疫情對經濟造成沉重打擊。
其實，香港在國際化方面遭遇的困境還不僅僅是因為疫情，第5波疫情只是雪上加霜。如何保持國際化優勢，這是香港未來最大的難題。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碩鳴灼見》
經歷了動蕩的2019，至今仍無法擺脫新冠病毒的肆虐，香港百業待興，各行各業、方方面面都等待重建中。 作為國際都市，即使回歸25年，香港最大的價值和優勢還是極高的國際化。 但香港面對「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下半場，最大的難題，可能也就是如何繼續保持香港的國際優勢。
第六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得票率有99.2%，如此高票當選也在意料之中，畢竟，選委中連不屬建制的立法會議員狄志遠，都事先表態支持李家超出任特首。這起碼被認為，新一屆特首將在建制內得到高度認同。有利新特首在未來香港治理的重建過程中少一些反對聲音，少一些阻礙。
新官上任三把火。李家超上任，他的政綱明確了四件事，包括了：強化政府治理能力; 土地房屋提供方面，全面提速、提效、提量; 提升香港競爭力、持續發展。這部分提到了，鞏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提升其優勢，發展香港成為創科中心、帶動經濟轉型; 以及建立關愛社會，重視青年發展等等四部分。以上是李家超的原汁原味的表述，一字不漏的刊裁在媒體上。
無論是政府的治理能力、解決土地房屋問題、還是重視青年發展，對特首來說，憑自己能力和資源，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都能做，相信也能做好。唯獨最有難度的是，提升香港競爭能力這部分。在政綱分標題上，李家超連「國際」這兩個字都忽略不提了。
即使在具體解釋這部分內容中，政綱也僅提到「幫助國家人民幣國際化」、「建造國際創科中心」、「繼續加強香港國際城市的優勢」等這幾句。整個政綱沒有突顯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的特質。不知是未來不便考慮香港的國際優勢，更注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還是認為香港的國際優勢難以維繼，乾脆就少提了。
但不管怎麼說，國際都市、國際化是香港作為中國城市最重要的特質、最核心的價值之一。未來雖然難，但香港要提升競爭力，缺國際化難成事。
說開了，香港最核心的制度和環境優勢就兩點，一是有「一國兩制」的靈活性，二是國際化的廣闊性。保持了這兩個方面的優勢，香港就有競爭力優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融入大灣區發展就有獨特性。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過，香港主權回歸，國家是香港發展的後盾、是堅強靠山，不容質疑。但香港融入大灣區，成為其中一員，大灣區內的大大小小都市，都有國家作為後盾，香港要發揮所長，還要有自身優勢，那就是國際競爭中長期形成，在一國兩制下的國際化優勢。
不過，對香港來講，未來的國際路會走的艱難。李家超剛剛通過選舉獲得下屆特首的入場券，還未上任，國際的爭議就來了。
歐盟當天就發表聲明，指這次選舉違反民主原則，進一步侵蝕一國兩制原則。遭到中國外交部駁斥指，香港的選舉怎麼選、誰當選完全是中國內政，輪不到任何外部勢力說三道四。
美國至今還以《香港自治法》作制裁，為香港走向國際設置障礙，內容相當廣泛。對香港未來發展、保持國際優勢都是極嚴峻的挑戰。
不久前，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出席立法會簡報工作，余偉文回應政治及俄烏局勢對香港金融業影響時稱，金管局及銀行業界已就不同情境做了預案，即使一旦出現極端情況，希望亦能把風險管理得最好。
最極端的情況，余偉文挑明了，地緣政治變化複雜難料，當局因此對不同情境都與銀行界一起做了預案，例如資產凍結或被移出SWIFT系統。他強調，香港的外匯儲備不少資產都在歐美，因此希望作出預案後，如果發生極端情況，也能及時與業界溝通及推出措施應變。
移出SWIFT，這不等於直接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給除名了？這樣的挑戰香港能承受嗎？
接二連三的挑戰還會出現，但香港無論如何都不能放棄國際化。這不僅是香港的價值，也是國家的價值，甚至就是當初要讓香港保留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初衷。
人才是香港的競爭力
2021年8月1日，新華社香港發了一篇文章，題為：「我們為什麼選擇香港？」 ——在港國際商界精英如是說。
新華社記者記者採訪了長期投資香港商界國際精英。中電控股首席執行官藍凌志表示，亞洲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區，而香港地理位置優越，聯通區內各方; 香港高度國際化，擁有融匯中外的獨特優勢，是外界了解、進入中國內地的重要窗口; 香港擁有完善的法治保障、發達的金融市場、廣泛的商業網絡，企業在這裡經營便捷又安心。所以「一定要來香港！」
文章還引用了在香港經營超過50年的香港美國商會發表的聲明指出，香港擁有亞洲最發達的基礎設施、國際公認的商法體系以及比許多其他亞洲地區更為開放和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並且香港的金融市場在全球位列前五。很顯然，吸引他們的是因為香港國際化。
手頭有一份2017年的香港資料顯示，國際化綜合程度：香港全球排名第4; 國際班線：香港151條; 國際銀行：香港182家; 地區總部：香港3880家; 免簽證地區：香港 170個; 進入世界前50名的大學：香港3所; 清廉指數：香港全球第12位; 宜居城市：香港亞洲第三。正是這些全球領先的排名，營造了香港的優化生存環境，吸引了國際商家、國際人才。
但遺憾的是，這二、三年來，人才外流、國際企業外遷情況不絕於耳，這些現象反應的本質就是，香港的國際優勢正在消退。失去國際化，必然失去香港的重要優勢。
在「2022行政長官選舉答問會」上，李家超對已移民港人寄語，他說，香港始終是大家的家，希望大家回來共同建設香港，一同擁抱香港。
但現實的情況是，標普全球（S&P Global）1月份的報告顯示，香港已經越來越難招募到人才，「2022年已經面臨嚴重的人才短缺」。今年年初香港總商會的一項調查顯示：香港面臨自90年代以來，30年內最大規模移民潮，香港港技術和人才雙失。上月尾，林鄭月娥不得不承認「人才流失是不爭事實」。而政府在回複議員有關財政預算案的書面問題時，亦透露2016-2017至2020-2021的5個財政年度，香港公務員流失合共逾4萬人，在試用期結束前離職者達4千餘人。
香港總商會在2022年1月進行了一項調查。調查顯示，約38%受訪企業表示因員工移民離港而受到比較負面影響，且移民員工主要來自工程技術、財務會計、信息科技等專業，並以信息科技最為明顯。大型企業正積極應對人才流失問題。約35%受訪者表示不樂觀，認為人才短缺問題將會加劇。
一方面是本地人才流失，另一方面外來人才減少了進入香港的慾念。擁有超過27.3萬個金融服務工作崗位香港市場，根據對政府數據的計算，2021年發給外國金融服務從業人員的新簽證數量降至2，569份，較2018年減少近50%。
來自香港政府的數據稱，2021年來自所有國家的「一般就業政策（GEP）」簽證申請總數下降了三分之一，降至10073人。金融服務業的簽證申請下降了23%。
而這還是omicron大幅肆虐，港府推出全球最嚴格社交距離規定前。今年頭3個月，離港人數比抵港人數多出14萬，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移民潮起，相當於2021年全年的近四倍，其中不乏金融人才。
到了香港第5波疫情暴發，港府實施最嚴厲的防疫措施，直接導致了一波外籍人士的離職潮，人才流失，最受威脅的就是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吸引力。
今年1月，香港美國商會公布的商業前景調查顯示，香港為遏制新冠疫情而實施的嚴厲的檢疫規則和旅行限制對駐港外國企業和個人持續造成重大幹擾。
調查指出，60%的受訪者將國際旅行限制列為最大的商業挑戰。超過40%的受訪高管稱，香港的防疫政策讓他們更有可能從個人角度離開香港。接近三分之一的受訪高管在填補高級管理職位方面遇到困難，並延遲了在香港的投資。
一份由香港英國商會在12月公布的調查也顯示員工的變動率異常高。調查指出，約8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一直在香港尋找新員工; 70%的受訪者表示在將人才帶到香港方面遇到困難。
香港特區統計處最近發佈一季度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數據顯示，同比收縮了4%。2022年開門不吉，中斷了過去連續四個季度的復蘇勢頭。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形容，2022年第一季度充滿驚濤駭浪，第5波疫情對經濟造成沉重打擊。
其實，香港在國際化方面遭遇的困境還不僅僅是因為疫情，第5波疫情只是雪上加霜。如何保持國際化優勢，這是香港未來最大的難題。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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