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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诉方上诉，要求对方减少付款，具上诉利益情形
——一审胜诉的当事人仍提起上诉，以其行使抵销权或扣划事实请求减少对方的给付金额的，并不当然缺乏上诉利益。
标签：｜诉讼请求｜审理范围｜诉的利益
案情简介：2018年，银行诉请工贸公司偿还3600万元借款及利息。一审中，银行以另案欠付工贸公司1200万余元款项为由申请变更诉请，在另案生效判决作出后，银行转让1200万余元至工贸公司账户后迅即扣划，并再次申请变更诉请，主张工贸公司偿还抵销后的借款2200万余元及利息。一审法院未支持，仍按3600万余元予以判决。银行上诉。
法院认为：①另案判决确定银行负有向工贸公司返还债权转让款本息义务，银行据此转款，其履行生效判决意思表示明确，行为具体。鉴于工贸公司在银行开立的账户具有特定性，其可通过查询、取款、转账等形式对存款账户进行操作进而实现对其账户上资金支配，通过获取存款利息从而实现对货币所有权收益，其对账户上资金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由于银行将上述两笔款项转入工贸公司账户后，该款项可实际由工贸公司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故当上述款项进入工贸公司账户后，即可发生清偿另案判决确定给付义务法律后果。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22条规定，贷款人可依合同约定从借款人账户上划收贷款本金和利息。银行依与工贸公司所签借款合同约定，有权无须经司法程序直接从借款人账户中扣收款项。鉴于双方互负债务客观事实，银行转账、扣收行为并未加重工贸公司债务负担，且有利于解决另案判决执行，简化债的清偿，从整体上减少当事人诉累，本案中应对银行主张的转账、扣收行为性质及法律后果予以确认。②分析本案中银行变更诉讼请求的主张，其第一次申请变更诉讼请求系以本案贷款债权与另案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相抵销为由，主张扣减本案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在未获法院准许后，其第二次变更诉讼请求是以另案判决已履行，其依据合同约定扣划工贸公司账户资金偿还本案贷款本金为由，主张扣减相应贷款本金及利息。从其主张变更诉讼请求理由看，并非简单减少诉讼请求标的额，实质是要求法院对其行使抵销权（第一次申请变更诉讼请求理由）和扣划事实（第二次申请变更诉讼请求理由）进行审查并确认该行为效力，以期减少争议标的额。一审法院认为其行使抵销权条件不成就，实际上是驳回了银行提出的对其行使抵销权或扣划事实进行审查并予以确认请求。在该情形下，银行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对相关事实进行审查和确认，具有上诉利益。③禁止反言原则基本内涵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应言行一致，不得出尔反尔。本案中，银行在管辖异议答辩中提出1100万元借款后使用情况及由此产生的纠纷均属另一法律关系主张，与其在另案判决生效后请求抵销本案中相应债权主张并不矛盾，不违反禁止反言原则。《民事诉讼法》中的管辖恒定原则是指，管辖权确定以起诉时为判断标准，起诉时对案件享有管辖权的法院，不因确定管辖因素在诉讼过程中发生变化而受影响。本案管辖权经生效裁判文书确定后，一审法院对本案管辖不因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而发生变化。银行因发生新的事实变更诉讼请求与管辖恒定原则并不冲突。银行在另案判决生效后主动清偿债务，在依约扣划债务人款项后主张消灭本案债权，并以此为由变更诉讼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第51条“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规定，二审改判工贸公司偿还银行借款本金2200万余元及相应利息。
实务要点：一审胜诉的当事人仍提起上诉，以其行使抵销权或扣划事实请求减少对方的给付金额的，并不当然缺乏上诉利益。
案例索引：湖北高院（2020）鄂民终147号“某银行与某工贸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见《一审胜诉的当事人提起上诉请求减少对方的给付金额的，并不当然缺乏上诉利益——上诉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十堰分行与被上诉人十堰市岳典工贸有限公司、张金娥、郭中平、张家宏、张旗、张向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载《商事审判指导·典型案例：2020年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例》（202102/53:162）。
胜诉方上诉，要求对方减少付款，具上诉利益情形
——一审胜诉的当事人仍提起上诉，以其行使抵销权或扣划事实请求减少对方的给付金额的，并不当然缺乏上诉利益。
标签：｜诉讼请求｜审理范围｜诉的利益
案情简介：2018年，银行诉请工贸公司偿还3600万元借款及利息。一审中，银行以另案欠付工贸公司1200万余元款项为由申请变更诉请，在另案生效判决作出后，银行转让1200万余元至工贸公司账户后迅即扣划，并再次申请变更诉请，主张工贸公司偿还抵销后的借款2200万余元及利息。一审法院未支持，仍按3600万余元予以判决。银行上诉。
法院认为：①另案判决确定银行负有向工贸公司返还债权转让款本息义务，银行据此转款，其履行生效判决意思表示明确，行为具体。鉴于工贸公司在银行开立的账户具有特定性，其可通过查询、取款、转账等形式对存款账户进行操作进而实现对其账户上资金支配，通过获取存款利息从而实现对货币所有权收益，其对账户上资金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由于银行将上述两笔款项转入工贸公司账户后，该款项可实际由工贸公司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故当上述款项进入工贸公司账户后，即可发生清偿另案判决确定给付义务法律后果。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22条规定，贷款人可依合同约定从借款人账户上划收贷款本金和利息。银行依与工贸公司所签借款合同约定，有权无须经司法程序直接从借款人账户中扣收款项。鉴于双方互负债务客观事实，银行转账、扣收行为并未加重工贸公司债务负担，且有利于解决另案判决执行，简化债的清偿，从整体上减少当事人诉累，本案中应对银行主张的转账、扣收行为性质及法律后果予以确认。②分析本案中银行变更诉讼请求的主张，其第一次申请变更诉讼请求系以本案贷款债权与另案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相抵销为由，主张扣减本案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在未获法院准许后，其第二次变更诉讼请求是以另案判决已履行，其依据合同约定扣划工贸公司账户资金偿还本案贷款本金为由，主张扣减相应贷款本金及利息。从其主张变更诉讼请求理由看，并非简单减少诉讼请求标的额，实质是要求法院对其行使抵销权（第一次申请变更诉讼请求理由）和扣划事实（第二次申请变更诉讼请求理由）进行审查并确认该行为效力，以期减少争议标的额。一审法院认为其行使抵销权条件不成就，实际上是驳回了银行提出的对其行使抵销权或扣划事实进行审查并予以确认请求。在该情形下，银行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对相关事实进行审查和确认，具有上诉利益。③禁止反言原则基本内涵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应言行一致，不得出尔反尔。本案中，银行在管辖异议答辩中提出1100万元借款后使用情况及由此产生的纠纷均属另一法律关系主张，与其在另案判决生效后请求抵销本案中相应债权主张并不矛盾，不违反禁止反言原则。《民事诉讼法》中的管辖恒定原则是指，管辖权确定以起诉时为判断标准，起诉时对案件享有管辖权的法院，不因确定管辖因素在诉讼过程中发生变化而受影响。本案管辖权经生效裁判文书确定后，一审法院对本案管辖不因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而发生变化。银行因发生新的事实变更诉讼请求与管辖恒定原则并不冲突。银行在另案判决生效后主动清偿债务，在依约扣划债务人款项后主张消灭本案债权，并以此为由变更诉讼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第51条“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规定，二审改判工贸公司偿还银行借款本金2200万余元及相应利息。
实务要点：一审胜诉的当事人仍提起上诉，以其行使抵销权或扣划事实请求减少对方的给付金额的，并不当然缺乏上诉利益。
案例索引：湖北高院（2020）鄂民终147号“某银行与某工贸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见《一审胜诉的当事人提起上诉请求减少对方的给付金额的，并不当然缺乏上诉利益——上诉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十堰分行与被上诉人十堰市岳典工贸有限公司、张金娥、郭中平、张家宏、张旗、张向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载《商事审判指导·典型案例：2020年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例》（202102/5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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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早期漆器研究》
作者：洪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2022-7
定价：98.00元
ISBN：978-7-5228-0040-0
内容简介：
本书在全面收集和梳理历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史前至夏代漆器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科技检测分析结果，对中华文明早期漆器进行考古学综合研究。本书首先按照出土遗迹单位梳理出土漆器，继而对这些出土漆器进行类型学分析和组合分期，以及生产工艺（包括制胎、髹漆与装饰等）、流播与器用等方面的基础研究，以探究特定时期内漆器在物质文化和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发展脉络与发展水平、在文化方面的交流互鉴、在生产方面的核心区域归纳与地域特点，以及在使用方面的等级制度、性别差异及相关礼仪制度，最终落脚于探讨早期漆器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作者简介：
洪石，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战国秦汉考古和中国古代漆器。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古代漆器与漆工艺研究”和“史前至春秋时代漆器研究”。在《考古学报》《考古》《考古与文物》等学术期刊上发表《战国秦汉时期漆器的生产与管理》《鼍鼓逢逢：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嵌蚌漆牌饰”辨析》《先秦两汉嵌绿松石漆器研究》《商周螺钿漆器研究》《马王堆汉墓出土油画漆器研究》《中国古代漆器百年考古学研究述评》等30余篇学术论文，出版学术专著《战国秦汉漆器研究》。
目录：
绪 论／001
第一章 早期漆器的考古发现／018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漆器的考古发现／019
一 浙江出土新石器时代漆器／019
二 江苏出土新石器时代漆器／056
三 上海出土新石器时代漆器／060
四 湖北出土新石器时代漆器／061
五 山西出土新石器时代漆器／062
第二节 夏代漆器的考古发现／089
一 河南出土夏代漆器／089
二 内蒙古出土夏代漆器／103
第二章 早期漆器类型及其特征／105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漆器类型及其特征／106
一 日常生活用器 ／106
二 乐 器／124
三 兵 器／125
四 服 饰／130
五 交通工具／132
六 葬 具／132
第二节 夏代漆器类型及其特征／133
一 日常生活用器／133
二 乐 器／136
三 兵 器／136
四 服 饰／138
五 葬 具／138
第三章 早期漆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40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漆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41
一 日常生活用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41
二 其他漆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46
第二节 夏代漆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50
一 日常生活用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50
二 其他漆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52
第四章 早期漆器的生产工艺／154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漆器的生产工艺／155
一 胎骨与制法／155
二 髹漆与纹饰／164
三 玉石蚌构件与饰件／173
第二节 夏代漆器的生产工艺／181
一 胎骨与制法／181
二 髹漆与纹饰／182
三 玉石蚌金属构件与饰件／184
第五章 早期漆器的流布与器用／188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漆器的流布与器用／189
一 新石器时代漆器的流布／189
二 新石器时代漆器的器用／191
第二节 夏代漆器的流布与器用／202
一 夏代漆器的流布／202
二 夏代漆器的器用／206
结 语／213
附表一 新石器时代漆器一览／227
附表二 夏代漆器一览／230
主要参考文献／232
后 记／242
【序】
漆器与丝绸、瓷器、生铁和制钢技术等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物化载体，可以称为最具“中国特色”的物质文明。作为“物质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不同时期有着各自不同的代表性“物质文化”，如史前陶器与玉器、三代（夏商周）青铜器、秦汉漆器、汉唐丝绸、隋唐金银器、唐宋元明清瓷器等。其中，秦汉时代漆器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非常突出的，汉代漆器又被誉为“金银器”（《汉书·贡禹传》）。漆器在汉代备受国家重视，西汉时代中央直接管辖的“工官”承担着国家的漆器生产任务，其财政开支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因此以往学术界漆器研究大多集中于秦汉漆器，当然这也与秦汉时代墓葬出土的漆器数量多、品种繁、工艺精、保存好等特点密不可分。
其实漆器在中华大地有着远比秦汉时代更为久远的历史，回忆起来约十年前，洪石就与我谈及她正在其博士论文《战国秦汉漆器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对中华早期漆器进行考古学研究。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展创新工程以来，洪石先后主持过两项创新工程项目，对中国古代漆器追本溯源，针对史前至夏代漆器做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努力构建起中国漆器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时空框架体系。她的这本《中华早期漆器研究》，可谓“十年磨一剑”！
中国制造和使用漆器的历史悠久，这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20世纪 70年代至 21世纪初，就有学者提出漆器的源流发展问题，也有学者对个别遗址、墓葬出土的早期漆器进行了探索。一般来说，考古发现的史前时期漆器数量少、保存大多不甚好，这无疑给漆器研究造成很大难度。因此早先的早期漆器考古学研究，多为一些“描述性”的研究，这些研究从广度与深度两方面来看都显得不够充分；当然这是一个学术发展的必经过程。还有一些早期漆器探索研究，缺乏对早期漆器的总体把握，对考古发现的新材料没有能够很好地“消化”与科学利用，呈现出考古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研究现实与学术研究背景，洪石的《中华早期漆器研究》凸显出其与以往研究的不同特点，我通读了她的书稿，认为其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该书对中华早期漆器进行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起中华早期漆器起源与发展的时空框架体系。该成果对中华早期漆器的考古发现进行了详细梳理，根据不同用途对其进行考古学的分类，在此基础上对各时期漆器的类型与组合及其演进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究明其发展脉络、发展水平，及其在中华漆器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等。
第二，该书对中华早期漆器进行的分区、分类、分期的基础性考古学研究，为建立中华早期漆器的发展序列，形成中华漆器的年代学序列坐标，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第三，该书对于各类漆器生产工艺及其发展脉络和演进规律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探讨，并提出了诸多新认识，阐释了中国古代漆器各生产工艺的来龙去脉及其发展的历史背景。在对各类漆器的分布与传播、器用制度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中，洪石提出了许多创新观点，对于中华早期漆器研究多有建树。
要言之，该书是我所见目前国内在中华早期漆器研究方面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多学科结合的一本考古学专著，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创新工程项目成果，我认为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
刘庆柱
2022年1月16日
《中华早期漆器研究》
作者：洪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2022-7
定价：98.00元
ISBN：978-7-5228-0040-0
内容简介：
本书在全面收集和梳理历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史前至夏代漆器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科技检测分析结果，对中华文明早期漆器进行考古学综合研究。本书首先按照出土遗迹单位梳理出土漆器，继而对这些出土漆器进行类型学分析和组合分期，以及生产工艺（包括制胎、髹漆与装饰等）、流播与器用等方面的基础研究，以探究特定时期内漆器在物质文化和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发展脉络与发展水平、在文化方面的交流互鉴、在生产方面的核心区域归纳与地域特点，以及在使用方面的等级制度、性别差异及相关礼仪制度，最终落脚于探讨早期漆器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作者简介：
洪石，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战国秦汉考古和中国古代漆器。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古代漆器与漆工艺研究”和“史前至春秋时代漆器研究”。在《考古学报》《考古》《考古与文物》等学术期刊上发表《战国秦汉时期漆器的生产与管理》《鼍鼓逢逢：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嵌蚌漆牌饰”辨析》《先秦两汉嵌绿松石漆器研究》《商周螺钿漆器研究》《马王堆汉墓出土油画漆器研究》《中国古代漆器百年考古学研究述评》等30余篇学术论文，出版学术专著《战国秦汉漆器研究》。
目录：
绪 论／001
第一章 早期漆器的考古发现／018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漆器的考古发现／019
一 浙江出土新石器时代漆器／019
二 江苏出土新石器时代漆器／056
三 上海出土新石器时代漆器／060
四 湖北出土新石器时代漆器／061
五 山西出土新石器时代漆器／062
第二节 夏代漆器的考古发现／089
一 河南出土夏代漆器／089
二 内蒙古出土夏代漆器／103
第二章 早期漆器类型及其特征／105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漆器类型及其特征／106
一 日常生活用器 ／106
二 乐 器／124
三 兵 器／125
四 服 饰／130
五 交通工具／132
六 葬 具／132
第二节 夏代漆器类型及其特征／133
一 日常生活用器／133
二 乐 器／136
三 兵 器／136
四 服 饰／138
五 葬 具／138
第三章 早期漆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40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漆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41
一 日常生活用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41
二 其他漆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46
第二节 夏代漆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50
一 日常生活用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50
二 其他漆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52
第四章 早期漆器的生产工艺／154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漆器的生产工艺／155
一 胎骨与制法／155
二 髹漆与纹饰／164
三 玉石蚌构件与饰件／173
第二节 夏代漆器的生产工艺／181
一 胎骨与制法／181
二 髹漆与纹饰／182
三 玉石蚌金属构件与饰件／184
第五章 早期漆器的流布与器用／188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漆器的流布与器用／189
一 新石器时代漆器的流布／189
二 新石器时代漆器的器用／191
第二节 夏代漆器的流布与器用／202
一 夏代漆器的流布／202
二 夏代漆器的器用／206
结 语／213
附表一 新石器时代漆器一览／227
附表二 夏代漆器一览／230
主要参考文献／232
后 记／242
【序】
漆器与丝绸、瓷器、生铁和制钢技术等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物化载体，可以称为最具“中国特色”的物质文明。作为“物质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不同时期有着各自不同的代表性“物质文化”，如史前陶器与玉器、三代（夏商周）青铜器、秦汉漆器、汉唐丝绸、隋唐金银器、唐宋元明清瓷器等。其中，秦汉时代漆器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非常突出的，汉代漆器又被誉为“金银器”（《汉书·贡禹传》）。漆器在汉代备受国家重视，西汉时代中央直接管辖的“工官”承担着国家的漆器生产任务，其财政开支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因此以往学术界漆器研究大多集中于秦汉漆器，当然这也与秦汉时代墓葬出土的漆器数量多、品种繁、工艺精、保存好等特点密不可分。
其实漆器在中华大地有着远比秦汉时代更为久远的历史，回忆起来约十年前，洪石就与我谈及她正在其博士论文《战国秦汉漆器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对中华早期漆器进行考古学研究。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展创新工程以来，洪石先后主持过两项创新工程项目，对中国古代漆器追本溯源，针对史前至夏代漆器做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努力构建起中国漆器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时空框架体系。她的这本《中华早期漆器研究》，可谓“十年磨一剑”！
中国制造和使用漆器的历史悠久，这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20世纪 70年代至 21世纪初，就有学者提出漆器的源流发展问题，也有学者对个别遗址、墓葬出土的早期漆器进行了探索。一般来说，考古发现的史前时期漆器数量少、保存大多不甚好，这无疑给漆器研究造成很大难度。因此早先的早期漆器考古学研究，多为一些“描述性”的研究，这些研究从广度与深度两方面来看都显得不够充分；当然这是一个学术发展的必经过程。还有一些早期漆器探索研究，缺乏对早期漆器的总体把握，对考古发现的新材料没有能够很好地“消化”与科学利用，呈现出考古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研究现实与学术研究背景，洪石的《中华早期漆器研究》凸显出其与以往研究的不同特点，我通读了她的书稿，认为其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该书对中华早期漆器进行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起中华早期漆器起源与发展的时空框架体系。该成果对中华早期漆器的考古发现进行了详细梳理，根据不同用途对其进行考古学的分类，在此基础上对各时期漆器的类型与组合及其演进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究明其发展脉络、发展水平，及其在中华漆器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等。
第二，该书对中华早期漆器进行的分区、分类、分期的基础性考古学研究，为建立中华早期漆器的发展序列，形成中华漆器的年代学序列坐标，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第三，该书对于各类漆器生产工艺及其发展脉络和演进规律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探讨，并提出了诸多新认识，阐释了中国古代漆器各生产工艺的来龙去脉及其发展的历史背景。在对各类漆器的分布与传播、器用制度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中，洪石提出了许多创新观点，对于中华早期漆器研究多有建树。
要言之，该书是我所见目前国内在中华早期漆器研究方面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多学科结合的一本考古学专著，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创新工程项目成果，我认为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
刘庆柱
2022年1月16日
CEJ论文精要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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