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华经》化城非久居之地
（第一百一十一段）
【譬如五百由旬险难恶道，旷绝无人、怖畏之处，若有多众，欲过此道、至珍宝处。有一导师，聪慧明达，善知险道通塞之相，将导众人，欲过此难。所将人众、中路懈退，白导师言：我等疲极、而复怖畏，不能复进，前路犹远，今欲退还。导师多诸方便、而作是念：此等可愍，云何舍大珍宝而欲退还？作是念已，以方便力，于险道中，过三百由旬，化作一城。告众人言：汝等勿怖，莫得退还。今此大城，可于中止，随意所作，若入是城，快得安隐。若能前至宝所，亦可得去。是时疲极之众、心大欢喜，叹未曾有，我等今者、免斯恶道，快得安隐。于是众人前入化城，生已度想、生安隐想。
尔时导师，知此人众既得止息，无复疲倦。即灭化城，语众人言：汝等去来，宝处在近。向者大城，我所化作、为止息耳。诸比丘！如来亦复如是，今为汝等作大导师，知诸生死烦恼恶道，险难长远，应去应度。若众生但闻一佛乘者，则不欲见佛，不欲亲近，便作是念：佛道长远，久受勤苦，乃可得成。佛知是心、怯弱下劣，以方便力，而于中道为止息故，说二涅槃。若众生住于二地，如来尔时即便为说，汝等所作未办，汝所住地、近于佛慧，当观察筹量所得涅槃、非真实也。但是如来方便之力，于一佛乘、分别说三。如彼导师、为止息故，化作大城。既知息已，而告之言：宝处在近，此城非实，我化作耳。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世尊说：修行犹如长途跋涉，所行之道，有宽有窄、有难有易，甚至还有风险，非常艰辛。譬如有五百“由旬”的“险难恶道”，就属于有风险的一段路。
“由旬”是古印度的计算单位、有大中小之分。一般经论认为：大由旬为六十里、中由旬为五十里、小由旬为四十里。这里说的“五百由旬”应按大由旬计算，因众生自无始劫以来，在善道的时间短、在恶道的时间长，所以，应以大由旬计算，如此算来就有三万里的“险难恶道”。这三万里的险难恶道比喻地狱、饿鬼、畜生这三恶道，三恶道是人生最大的风险，故以险难恶道比喻。
佛为我们形容这三万里的“险难恶道”，空旷荒绝，没有人烟，其中只有令人生恐怖和畏惧的险要路段，行人至此，进退两难，很是犹豫，退回去、将前功尽弃；往前走、路太险。虽然如此，但只要闯过这段险道，就能到达有珍宝的地方、才能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珍宝”。
这里说的“险难恶道”比喻二乘人要经过的四禅八定，修四禅八定可得欲界解脱、色界解脱而至无色界，尽管如此，虽得天福，但未出三界，一旦天福享尽，仍将堕入轮回，甚至直接堕入三恶道，所以这种修行仍在险难恶道中。而“珍宝”则比喻一佛乘之无上菩提。意为不要贪享天福禅悦，要出得了三界，再转修菩萨道，才能得到一佛乘之无上菩提。
这时人们在险道面前不知所措时，有一个“导师”，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他明理达事，善知险道的“通”畅或阻“塞”的情况，将引导众人，过此难关。这里说的“导师”比喻佛、“塞”比喻四空天非想非非想处、即禅宗形容的“黑漆桶”；“通”比喻破了“黑漆桶”、入了灭尽定。
二乘人走了一段路后，在关口前生畏缩心，对导师说：我们为了行路，走得很苦很累，没有精力再往前走了，前面的路太遥远了，想退回到没有险道的地方。这里指他们不愿意修大乘，因为修大乘很辛苦，还是想退守于小法。
但导师有很多的方便法，心想这些人才走到到半途就不想走了，太可惜、太可怜愍了，他们为什么要舍去珍宝而生退心呢？不就是智慧不够吗！想到这里，于是导师以方便力，于险道中，在过了“三百由旬”的地方，再鼓励他们去获取珍宝。“三百由旬”比喻三恶道，过三百由旬是指出离三恶道。出离三恶道须修四禅四定、四空四定、第九次第定，这三种定修成后，可证声闻极果，得享涅槃乐，小乘人也因此而容易在这里生满足感，从而止步不前。
于是导师在这里用神通变化出来了一座非常漂亮的城市、名“化城”。“化城”比喻小乘涅槃，并告诉众人说：你们不要有恐怖心理，也不要退回到以前的地方去，大家看眼前的这座城市，里面吃喝玩乐什么都有，可以到城里去住，能让你们随心所欲，很快就能得到“安隐”，“安隐”意为安住于三昧禅定中。如果你们要想到达最好的“宝所”，“宝所”喻为究竟涅槃，只须走出这个城，就可以到达。
这时行脚疲劳倦极的众人，听说有这么好的事，心生大欢喜，说从没见过如此漂亮的“城市”，使人感到非常舒服。此“城市”比喻佛化现的小乘和二乘这两种涅槃。这些二乘人听说有此涅槃，可以永不再堕恶道，还能很快得到安隐（禅定），于是众人纷纷前入化城，心里生起了已得度的想法，同时生起了已得安隐（禅定）的想法。
过了些时候，导师已知众人得到了安住修养，没有疲倦了，心也不再退转了，于是就灭去了化城，告诉众人说：你们应当再往前去，有珍宝的地方就在近处，以前你们住的大城市，是我用神通变化的，是虚幻不实的，只是让你们休息一下，不是目的地，目的地还在前面。
佛说：诸位比丘众们！如来用方便法度众生和（化城）的比喻是一样的，如来现在当你们的大导师，知道众生的生死烦恼和三恶道之险，也知道众生在轮回的险途中，走了很久很久的路，如果要想走出这险难恶道，就应该走一条能使自己得度的路。如果有众生听了一佛乘后，不想见到佛、不想亲近佛，心里面想：佛的大乘道需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太久远了，而且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还要经受很多的勤苦修行，才能得到佛道，于是就不想学大乘了。
佛知道有这种想法的人，生性怯弱下劣，于是就以方便力，为让这些人的心在半途中得到止息，故说小乘和二乘这两种涅槃法。当这些人在此二涅槃地安住下来后，如来才说：你们所做的事业还没有办成，修行还不是最后的成功，但你们现在住的声闻涅槃地和缘觉涅槃地，离佛的大智慧究竟涅槃地已经很近了，你们应当观察思量自己所得的涅槃，是不真实的。
佛说：这不真实的涅槃，是如来用方便力，于一佛乘中，分别而说三乘，其实只有一佛乘，没有二和三。如上面做的比喻，为让疲倦的人歇个脚，而变出的化城，化城非久居之地，休息好了还得往前走，所以如来就告诉大家说：珍宝（究竟涅槃）就在近处，这个化城不是真实的，是我用神通变化出来的。此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如下：
（第一百一十一段）
【譬如五百由旬险难恶道，旷绝无人、怖畏之处，若有多众，欲过此道、至珍宝处。有一导师，聪慧明达，善知险道通塞之相，将导众人，欲过此难。所将人众、中路懈退，白导师言：我等疲极、而复怖畏，不能复进，前路犹远，今欲退还。导师多诸方便、而作是念：此等可愍，云何舍大珍宝而欲退还？作是念已，以方便力，于险道中，过三百由旬，化作一城。告众人言：汝等勿怖，莫得退还。今此大城，可于中止，随意所作，若入是城，快得安隐。若能前至宝所，亦可得去。是时疲极之众、心大欢喜，叹未曾有，我等今者、免斯恶道，快得安隐。于是众人前入化城，生已度想、生安隐想。
尔时导师，知此人众既得止息，无复疲倦。即灭化城，语众人言：汝等去来，宝处在近。向者大城，我所化作、为止息耳。诸比丘！如来亦复如是，今为汝等作大导师，知诸生死烦恼恶道，险难长远，应去应度。若众生但闻一佛乘者，则不欲见佛，不欲亲近，便作是念：佛道长远，久受勤苦，乃可得成。佛知是心、怯弱下劣，以方便力，而于中道为止息故，说二涅槃。若众生住于二地，如来尔时即便为说，汝等所作未办，汝所住地、近于佛慧，当观察筹量所得涅槃、非真实也。但是如来方便之力，于一佛乘、分别说三。如彼导师、为止息故，化作大城。既知息已，而告之言：宝处在近，此城非实，我化作耳。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世尊说：修行犹如长途跋涉，所行之道，有宽有窄、有难有易，甚至还有风险，非常艰辛。譬如有五百“由旬”的“险难恶道”，就属于有风险的一段路。
“由旬”是古印度的计算单位、有大中小之分。一般经论认为：大由旬为六十里、中由旬为五十里、小由旬为四十里。这里说的“五百由旬”应按大由旬计算，因众生自无始劫以来，在善道的时间短、在恶道的时间长，所以，应以大由旬计算，如此算来就有三万里的“险难恶道”。这三万里的险难恶道比喻地狱、饿鬼、畜生这三恶道，三恶道是人生最大的风险，故以险难恶道比喻。
佛为我们形容这三万里的“险难恶道”，空旷荒绝，没有人烟，其中只有令人生恐怖和畏惧的险要路段，行人至此，进退两难，很是犹豫，退回去、将前功尽弃；往前走、路太险。虽然如此，但只要闯过这段险道，就能到达有珍宝的地方、才能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珍宝”。
这里说的“险难恶道”比喻二乘人要经过的四禅八定，修四禅八定可得欲界解脱、色界解脱而至无色界，尽管如此，虽得天福，但未出三界，一旦天福享尽，仍将堕入轮回，甚至直接堕入三恶道，所以这种修行仍在险难恶道中。而“珍宝”则比喻一佛乘之无上菩提。意为不要贪享天福禅悦，要出得了三界，再转修菩萨道，才能得到一佛乘之无上菩提。
这时人们在险道面前不知所措时，有一个“导师”，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他明理达事，善知险道的“通”畅或阻“塞”的情况，将引导众人，过此难关。这里说的“导师”比喻佛、“塞”比喻四空天非想非非想处、即禅宗形容的“黑漆桶”；“通”比喻破了“黑漆桶”、入了灭尽定。
二乘人走了一段路后，在关口前生畏缩心，对导师说：我们为了行路，走得很苦很累，没有精力再往前走了，前面的路太遥远了，想退回到没有险道的地方。这里指他们不愿意修大乘，因为修大乘很辛苦，还是想退守于小法。
但导师有很多的方便法，心想这些人才走到到半途就不想走了，太可惜、太可怜愍了，他们为什么要舍去珍宝而生退心呢？不就是智慧不够吗！想到这里，于是导师以方便力，于险道中，在过了“三百由旬”的地方，再鼓励他们去获取珍宝。“三百由旬”比喻三恶道，过三百由旬是指出离三恶道。出离三恶道须修四禅四定、四空四定、第九次第定，这三种定修成后，可证声闻极果，得享涅槃乐，小乘人也因此而容易在这里生满足感，从而止步不前。
于是导师在这里用神通变化出来了一座非常漂亮的城市、名“化城”。“化城”比喻小乘涅槃，并告诉众人说：你们不要有恐怖心理，也不要退回到以前的地方去，大家看眼前的这座城市，里面吃喝玩乐什么都有，可以到城里去住，能让你们随心所欲，很快就能得到“安隐”，“安隐”意为安住于三昧禅定中。如果你们要想到达最好的“宝所”，“宝所”喻为究竟涅槃，只须走出这个城，就可以到达。
这时行脚疲劳倦极的众人，听说有这么好的事，心生大欢喜，说从没见过如此漂亮的“城市”，使人感到非常舒服。此“城市”比喻佛化现的小乘和二乘这两种涅槃。这些二乘人听说有此涅槃，可以永不再堕恶道，还能很快得到安隐（禅定），于是众人纷纷前入化城，心里生起了已得度的想法，同时生起了已得安隐（禅定）的想法。
过了些时候，导师已知众人得到了安住修养，没有疲倦了，心也不再退转了，于是就灭去了化城，告诉众人说：你们应当再往前去，有珍宝的地方就在近处，以前你们住的大城市，是我用神通变化的，是虚幻不实的，只是让你们休息一下，不是目的地，目的地还在前面。
佛说：诸位比丘众们！如来用方便法度众生和（化城）的比喻是一样的，如来现在当你们的大导师，知道众生的生死烦恼和三恶道之险，也知道众生在轮回的险途中，走了很久很久的路，如果要想走出这险难恶道，就应该走一条能使自己得度的路。如果有众生听了一佛乘后，不想见到佛、不想亲近佛，心里面想：佛的大乘道需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太久远了，而且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还要经受很多的勤苦修行，才能得到佛道，于是就不想学大乘了。
佛知道有这种想法的人，生性怯弱下劣，于是就以方便力，为让这些人的心在半途中得到止息，故说小乘和二乘这两种涅槃法。当这些人在此二涅槃地安住下来后，如来才说：你们所做的事业还没有办成，修行还不是最后的成功，但你们现在住的声闻涅槃地和缘觉涅槃地，离佛的大智慧究竟涅槃地已经很近了，你们应当观察思量自己所得的涅槃，是不真实的。
佛说：这不真实的涅槃，是如来用方便力，于一佛乘中，分别而说三乘，其实只有一佛乘，没有二和三。如上面做的比喻，为让疲倦的人歇个脚，而变出的化城，化城非久居之地，休息好了还得往前走，所以如来就告诉大家说：珍宝（究竟涅槃）就在近处，这个化城不是真实的，是我用神通变化出来的。此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如下：
#学术争鸣#
【“学术预设”与 “摆事实讲道理”】
“完全从‘预设’出发”
2022年7月23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林超民教授的大作 《云南与内地：和谐共融的整体（代主持人语）》，批评了拙作之中文繁体版《流动的疆域》。林超民教授指出：
杨斌的研究，就是先有一个“学术预设”：“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的区域及居民，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尔后成为某国的边疆（领土），其中必然经历此国之占领（无论暴力的还是和平的方式）和行政管辖，从而经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剧烈变化（可以大略理解为同化），而其中的关键还在于此区域居民身份认同的转变。”他先有了这个“学术预设”，然后再把云南的历史资料剪裁得适合这个预设。资料的取舍、学术的论证，完全从“预设”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
分析林超民教授的这段话，里面有两个批评：一是批评笔者有某个学术预设；二是批评笔者裁剪云南的历史资料来适合这个预设：“资料的取舍、学术的论证，完全从“预设”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 笔者针对这两点一一加以辨析。
第一，学术研究需不需要一个预设或假设？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以自然科学最普通最基本的方法而言，第一步是观察某一类现象；第二步通过逻辑推理总结出某个“规则”；第三部将这个“规则”应用或解释新的现象；如果解释得通，那么，这个“规则”就成为某种规律或者原理被大家所接受；如果解释不通，那么必须回过头来修正这个“规则”；第四步就是重复上述步骤，接受新发现的现象之挑战。在这四个步骤当中，所谓的“规则”就是“预设”。人文社科科学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重复试验，但其研究采用的逻辑与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并无区别。导师会常常问学生，你的论点是什么？你怎么说明\阐述\证明它？这里的论点，其实就是学术预设。
不妨以安南为例来举个历史学的例子。为什么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一个学术论点，或者说学术预设。为什么它只是一个学术预设呢？因为或许有人会提出安南自秦汉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在提出“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学术预设之后，我们便加以辨析和论证。首先，自秦始皇以来，中原王朝就派兵征服了安南地区（先不管这一区域的具体称呼变化），派军队驻守，设立郡县，派驻流官实行行政管辖，征收赋税劳役，建立学校等等。这些都表明了中央王朝对安南拥有的主权和实行的治权，因而，“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学术预设就得到了证明，从而从学术预设变成了被大家普遍接受的结论。这种经过证实、令人信服的结论，便带有真理性。
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为什么安南自十世纪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同样，我们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安南逐渐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自立为国，中央王朝不再派兵驻守，不再派官管辖。因此，安南虽然还在中国的宗藩世界里，但不能说安南在十世纪之后是中国的领土。
第二，学术预设可不可以修订改变？当然可以。这正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科研人员在一开始提出的假设，不见得能够经得住新的现象的挑战，正如牛顿的经典力学无法解释微观世界的粒子运动，从而出现了量子力学。因此，学术预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在研究的过程逐渐被证明、修订乃至证伪。因此，林超民教授批评拙作：“按照这个‘预设’，历史资料被肆意剪裁，东拼西凑，面目全非，” 这大概以为学术预设不过就是一个断言罢了。
事实与道理
林超民进一步批评拙作说：“这种讲道理，摆事实的研究，只会离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才能明白林超民教授的意思。林超民教授在文中介绍了方国瑜先生的教导：
方国瑜在谈到历史研究的方法时说过，研究历史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摆事实讲道理”，另一种方法是“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就是先预设一个“道理”再将历史事实剪裁得适合这个道理，这是唯心史观。摆事实讲道理是依据事实，通过占有系统翔实的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研究，寻求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唯物史观。只有唯物史观才能揭示历史的真实，发现历史的规律。
“摆事实讲道理”和“讲道理摆事实”，不过是方国瑜先生在分享他的治学经验，并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释给大家听。其实，“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为何？原因很简单，因为现象是无穷尽的，单用枚举法（摆事实）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必须从已经掌握的事实（已知的现象）通过科学的逻辑与方法总结出某个道理（原理）；这样的道理，不但总揽现有的事实，而且往往可以预见事实（将来发现的新现象）。
从刚才介绍的科学研究的四个步骤看，其实“摆事实讲道理”和“讲道理摆事实”都是科学研究中必要的来回反复，也就是从一般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学术预设（观点、原理）要经得起事实(现象，特别是新发现的现象)的挑战（这就是所谓摆事实讲道理）；而新发现的现象也首先会用既有的道理（原理）来解释；如果解释得通，原来的道理没问题；如果解释不通，那么就需要对原来的道理加以修订（这就是所谓讲道理摆事实）。这是一个可以多次、乃至无限重复的过程。在科学研究当中，事实有新旧，有已经注意到的，也有尚未注意到的，还有尚未发生的；道理也是如此，有已经抽象出来的、被人们接受的，也有尚未被抽象出来的，当然还有曾经被人以为金科玉律的“陈词滥调”。
在历史研究当中，先占有资料，占有尽可能多的资料，然后根据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提出一个论点（学术预设），而后进一步以科学的逻辑加以推导、阐述或证明。如果论点不对，便修订原来的学术预设而成为新的学术预设。这个过程，一般在学术研究的物质化成果——专著或论文——当中不予记录而已。但每个学者，必然会有这样的经历。
“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
林超民教授还批评了笔者对中文文献的解析。我们知道，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便是留下了天文数字的文献。这些文献，不仅仅是关于中国历代王朝的， 还有关于边疆和四夷的，甚至还有关于异邦外国的。这些文字记录，当然带着统治精英的阶级和文化立场。这个判断，笔者以为，每个历史学者都应该接受吧？
正因为如此，笔者指出，在阅读记载云南或者外国的中文文献时，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需要提高警惕，注意辨析中国中心论的色彩。林超民教授却不这样认为。他说：
对于历史文献中，云南诸族类与中夏的友好交往、向慕中夏文化、接受中夏文化，主动归附中夏的记录，杨斌则认为不过是“中国单方面的叙事，不能信以为真全盘接受”。他说，“在这些带有深刻文化和价值观印记的语言背后，读者们需要体察和同情边疆族群、社会与政权自身的活力和灵动。他们或不得已而为之，或因自身利益主动迎合，但不表示他们内心真正认同中国文化、世界观和价值观。”
林超民教授的上述妙论，笔者不敢苟同。
林超民教授进一步批评说：
在杨斌看来，凡是有利于中华一统、凡有利于中华友善、凡有利于中华凝聚的历史记录，也就是不符合他的“学术预设”的文献资料，都要被裁剪掉。只能用那些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这样编排历史资料，不能说是严肃、认真、求实、谨慎的治学态度。
这样一顶大帽子，亏得林超民教授敢于举起来扣下去！这实在不得不让人以为，林超民教授的文章，的的确确是“非学术的关注”。但笔者还是斗胆请教林超民教授这位耕耘云南历史数十年的学者：《云南史料丛刊》十三卷中哪些是“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这些资料是怎么产生的？应该作什么样的分析呢？
引用文献与注解
林超民教授一再批评笔者没有认真阅读云南文献，因而对云南历史一知半解。用林超民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他（指笔者）连手中的石头的特质都没有弄清楚，就慌忙地投射出来，结果不是打到鸟，而是砸在自己的脚上。”近些年来，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个俗语大家真是太熟悉了。
不妨介绍下拙作的引用文献和注释的情况，因为这是许多学者阅读学术著作首先要看的部分。
除了《云南史料丛刊》（主要是前三卷，其中包罗了数百种中文史料），拙作大致引用了中外文献（包括地方志、文集、论文、专著、合著等）396种，书目共21页（pp.317-338）。这个体量，在英文学术界的专著当中，属于一般水平。特别是考虑到拙作涉及的时空宏大，因此，拙作引用文献并不突出。诚惶诚恐之下，笔者推想：林超民教授、李大龙研究员和潘先林教授的著作（无论哪一本），其引用文献一定远远超出拙作了。特别是深耕云南历史数十年、熟稔云南文献的林超民教授，对西方学者关于云南的研究一定是如数家珍了，一定也有学术性的介绍和批评了。
关于拙作的注释，请参看下表（附图）。
拙作共分八章（包括序言和结论），共有1116个注释。笔者也藉此斗胆请教林超民教授、李大龙研究员和潘先林教授，诸位哪本著作的注释超出了拙作？
原创 杨观自在 云水山房一号
【“学术预设”与 “摆事实讲道理”】
“完全从‘预设’出发”
2022年7月23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林超民教授的大作 《云南与内地：和谐共融的整体（代主持人语）》，批评了拙作之中文繁体版《流动的疆域》。林超民教授指出：
杨斌的研究，就是先有一个“学术预设”：“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的区域及居民，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尔后成为某国的边疆（领土），其中必然经历此国之占领（无论暴力的还是和平的方式）和行政管辖，从而经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剧烈变化（可以大略理解为同化），而其中的关键还在于此区域居民身份认同的转变。”他先有了这个“学术预设”，然后再把云南的历史资料剪裁得适合这个预设。资料的取舍、学术的论证，完全从“预设”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
分析林超民教授的这段话，里面有两个批评：一是批评笔者有某个学术预设；二是批评笔者裁剪云南的历史资料来适合这个预设：“资料的取舍、学术的论证，完全从“预设”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 笔者针对这两点一一加以辨析。
第一，学术研究需不需要一个预设或假设？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以自然科学最普通最基本的方法而言，第一步是观察某一类现象；第二步通过逻辑推理总结出某个“规则”；第三部将这个“规则”应用或解释新的现象；如果解释得通，那么，这个“规则”就成为某种规律或者原理被大家所接受；如果解释不通，那么必须回过头来修正这个“规则”；第四步就是重复上述步骤，接受新发现的现象之挑战。在这四个步骤当中，所谓的“规则”就是“预设”。人文社科科学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重复试验，但其研究采用的逻辑与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并无区别。导师会常常问学生，你的论点是什么？你怎么说明\阐述\证明它？这里的论点，其实就是学术预设。
不妨以安南为例来举个历史学的例子。为什么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一个学术论点，或者说学术预设。为什么它只是一个学术预设呢？因为或许有人会提出安南自秦汉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在提出“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学术预设之后，我们便加以辨析和论证。首先，自秦始皇以来，中原王朝就派兵征服了安南地区（先不管这一区域的具体称呼变化），派军队驻守，设立郡县，派驻流官实行行政管辖，征收赋税劳役，建立学校等等。这些都表明了中央王朝对安南拥有的主权和实行的治权，因而，“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学术预设就得到了证明，从而从学术预设变成了被大家普遍接受的结论。这种经过证实、令人信服的结论，便带有真理性。
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为什么安南自十世纪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同样，我们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安南逐渐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自立为国，中央王朝不再派兵驻守，不再派官管辖。因此，安南虽然还在中国的宗藩世界里，但不能说安南在十世纪之后是中国的领土。
第二，学术预设可不可以修订改变？当然可以。这正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科研人员在一开始提出的假设，不见得能够经得住新的现象的挑战，正如牛顿的经典力学无法解释微观世界的粒子运动，从而出现了量子力学。因此，学术预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在研究的过程逐渐被证明、修订乃至证伪。因此，林超民教授批评拙作：“按照这个‘预设’，历史资料被肆意剪裁，东拼西凑，面目全非，” 这大概以为学术预设不过就是一个断言罢了。
事实与道理
林超民进一步批评拙作说：“这种讲道理，摆事实的研究，只会离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才能明白林超民教授的意思。林超民教授在文中介绍了方国瑜先生的教导：
方国瑜在谈到历史研究的方法时说过，研究历史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摆事实讲道理”，另一种方法是“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就是先预设一个“道理”再将历史事实剪裁得适合这个道理，这是唯心史观。摆事实讲道理是依据事实，通过占有系统翔实的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研究，寻求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唯物史观。只有唯物史观才能揭示历史的真实，发现历史的规律。
“摆事实讲道理”和“讲道理摆事实”，不过是方国瑜先生在分享他的治学经验，并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释给大家听。其实，“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为何？原因很简单，因为现象是无穷尽的，单用枚举法（摆事实）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必须从已经掌握的事实（已知的现象）通过科学的逻辑与方法总结出某个道理（原理）；这样的道理，不但总揽现有的事实，而且往往可以预见事实（将来发现的新现象）。
从刚才介绍的科学研究的四个步骤看，其实“摆事实讲道理”和“讲道理摆事实”都是科学研究中必要的来回反复，也就是从一般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学术预设（观点、原理）要经得起事实(现象，特别是新发现的现象)的挑战（这就是所谓摆事实讲道理）；而新发现的现象也首先会用既有的道理（原理）来解释；如果解释得通，原来的道理没问题；如果解释不通，那么就需要对原来的道理加以修订（这就是所谓讲道理摆事实）。这是一个可以多次、乃至无限重复的过程。在科学研究当中，事实有新旧，有已经注意到的，也有尚未注意到的，还有尚未发生的；道理也是如此，有已经抽象出来的、被人们接受的，也有尚未被抽象出来的，当然还有曾经被人以为金科玉律的“陈词滥调”。
在历史研究当中，先占有资料，占有尽可能多的资料，然后根据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提出一个论点（学术预设），而后进一步以科学的逻辑加以推导、阐述或证明。如果论点不对，便修订原来的学术预设而成为新的学术预设。这个过程，一般在学术研究的物质化成果——专著或论文——当中不予记录而已。但每个学者，必然会有这样的经历。
“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
林超民教授还批评了笔者对中文文献的解析。我们知道，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便是留下了天文数字的文献。这些文献，不仅仅是关于中国历代王朝的， 还有关于边疆和四夷的，甚至还有关于异邦外国的。这些文字记录，当然带着统治精英的阶级和文化立场。这个判断，笔者以为，每个历史学者都应该接受吧？
正因为如此，笔者指出，在阅读记载云南或者外国的中文文献时，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需要提高警惕，注意辨析中国中心论的色彩。林超民教授却不这样认为。他说：
对于历史文献中，云南诸族类与中夏的友好交往、向慕中夏文化、接受中夏文化，主动归附中夏的记录，杨斌则认为不过是“中国单方面的叙事，不能信以为真全盘接受”。他说，“在这些带有深刻文化和价值观印记的语言背后，读者们需要体察和同情边疆族群、社会与政权自身的活力和灵动。他们或不得已而为之，或因自身利益主动迎合，但不表示他们内心真正认同中国文化、世界观和价值观。”
林超民教授的上述妙论，笔者不敢苟同。
林超民教授进一步批评说：
在杨斌看来，凡是有利于中华一统、凡有利于中华友善、凡有利于中华凝聚的历史记录，也就是不符合他的“学术预设”的文献资料，都要被裁剪掉。只能用那些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这样编排历史资料，不能说是严肃、认真、求实、谨慎的治学态度。
这样一顶大帽子，亏得林超民教授敢于举起来扣下去！这实在不得不让人以为，林超民教授的文章，的的确确是“非学术的关注”。但笔者还是斗胆请教林超民教授这位耕耘云南历史数十年的学者：《云南史料丛刊》十三卷中哪些是“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这些资料是怎么产生的？应该作什么样的分析呢？
引用文献与注解
林超民教授一再批评笔者没有认真阅读云南文献，因而对云南历史一知半解。用林超民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他（指笔者）连手中的石头的特质都没有弄清楚，就慌忙地投射出来，结果不是打到鸟，而是砸在自己的脚上。”近些年来，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个俗语大家真是太熟悉了。
不妨介绍下拙作的引用文献和注释的情况，因为这是许多学者阅读学术著作首先要看的部分。
除了《云南史料丛刊》（主要是前三卷，其中包罗了数百种中文史料），拙作大致引用了中外文献（包括地方志、文集、论文、专著、合著等）396种，书目共21页（pp.317-338）。这个体量，在英文学术界的专著当中，属于一般水平。特别是考虑到拙作涉及的时空宏大，因此，拙作引用文献并不突出。诚惶诚恐之下，笔者推想：林超民教授、李大龙研究员和潘先林教授的著作（无论哪一本），其引用文献一定远远超出拙作了。特别是深耕云南历史数十年、熟稔云南文献的林超民教授，对西方学者关于云南的研究一定是如数家珍了，一定也有学术性的介绍和批评了。
关于拙作的注释，请参看下表（附图）。
拙作共分八章（包括序言和结论），共有1116个注释。笔者也藉此斗胆请教林超民教授、李大龙研究员和潘先林教授，诸位哪本著作的注释超出了拙作？
原创 杨观自在 云水山房一号
浪姐3结束了，这季我从刘恋离开后就没有看了，失去了追浪姐的动力……决赛因为刘恋有回来表演，所以又重拾浪姐了……虽然会遗憾刘恋没能在浪姐的舞台上多留下点精彩的舞台，走得再远些，但是好在她在浪外收获了挺多机会……快进的看了下其他团的表演，感觉决赛的几个舞台的表演和选曲都还挺不错的，虽然这季浪姐我只追到3公，没追完……因为后来也没太大兴趣了，但还是感谢她让我认识了刘恋~以及期待刘恋之后更多其他的节目~然后，浪姐决赛刘恋的两个表演舞台还是挺喜欢的，特别是绿光~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