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恋爱发生关系被羁押4年多获释”，男子39年后拿到释放证，申请赔偿被驳回】我们发生了关系，她要求马上跟她结婚，我没答应她……”日前，云南昆明71岁的戴先生告诉记者，女方自愿主动发生关系，逼婚控告性侵，他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被羁押4年多，历经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近50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恢复清白之身。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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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退役军人保障法##潍坊黄付清被安置到没有的单位二十年没给解决#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退役军人受尊崇，权益保障一场空；法规政策均载明，公权就是不执行；巡遍五洲圣贤地，老兵难遇真包公。
请求核查督办潍坊最大军转安置冤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
我叫黄付清，是2000年的转业士官，因当年12月28日被虚假安置到12月26日注销不存在的工作单位潍坊市银河购物中心（相关证据已经过法律认定），违反了《潍坊市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1999年冬季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工作的通知》潍政发【2000】73号文件的相关规定，至今没有落实工作岗位和办理档案及相关接转手续。退役军人事务部要求从法律层面解决退役军人遗留问题，然而在诉讼潍坊市民政局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中，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年6月15日作出的鲁0791行初6号行政裁定书以诉讼时效过期为由驳回，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0月26日作出的（2018）鲁07行终197号行政裁定书也以诉讼时效过期为由给予驳回终审。与2017年潍坊市七部门联合制作的《潍坊市落实全省退役士兵安置和权益保障工作意见实施细则》潍民字【2017】21号文件中第十五条所指“对已到政府安置部门报到，非个人原因尚未安置的认定，应当依法确认………”相抵触。导致退役军人黄付清权益保障迟迟不能按现有政策解决。特请求组织按照中央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退役军人事务核查 督办暂行办法》的通知中央退役军人组发【2019】2号文件精神对本人军转安置事宜核查督办，落实政策保障其合法权益。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退役军人受尊崇，权益保障一场空；法规政策均载明，公权就是不执行；巡遍五洲圣贤地，老兵难遇真包公。
请求核查督办潍坊最大军转安置冤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
我叫黄付清，是2000年的转业士官，因当年12月28日被虚假安置到12月26日注销不存在的工作单位潍坊市银河购物中心（相关证据已经过法律认定），违反了《潍坊市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1999年冬季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工作的通知》潍政发【2000】73号文件的相关规定，至今没有落实工作岗位和办理档案及相关接转手续。退役军人事务部要求从法律层面解决退役军人遗留问题，然而在诉讼潍坊市民政局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中，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年6月15日作出的鲁0791行初6号行政裁定书以诉讼时效过期为由驳回，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0月26日作出的（2018）鲁07行终197号行政裁定书也以诉讼时效过期为由给予驳回终审。与2017年潍坊市七部门联合制作的《潍坊市落实全省退役士兵安置和权益保障工作意见实施细则》潍民字【2017】21号文件中第十五条所指“对已到政府安置部门报到，非个人原因尚未安置的认定，应当依法确认………”相抵触。导致退役军人黄付清权益保障迟迟不能按现有政策解决。特请求组织按照中央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退役军人事务核查 督办暂行办法》的通知中央退役军人组发【2019】2号文件精神对本人军转安置事宜核查督办，落实政策保障其合法权益。
#邓炳强正告乱港分子悬崖勒马#【邓炳强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正告乱港分子悬崖勒马，不要再继续叛徒行为】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及完善选举制度两把“重锤”落地，盘踞多年的反中乱港势力作鸟兽散，“东方之珠”是否还存在国家安全隐患？由乱到治的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5周年，回答这个问题尤为重要。在近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香港国安法使香港由乱到治，但香港仍然面临多类国家安全风险，为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有必要积极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工作。他同时表示，对于逃亡国外的乱港分子，特区政府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确保犯法的人接受法律制裁。邓炳强说：“我在此正告有关人士不要再继续这些叛徒、懦夫的行为，而要悬崖勒马，不要一错再错。”
成功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犯罪活动
环球时报：2019年11月，您成为香港回归后第七任警务处处长，全面接管警队。2021年6月起，您出任保安局局长至今。在您看来，担任保安局局长和警队“一哥”有哪些不同之处？
邓炳强：警务处处长主要负责行动方面的事情，涉及侦查案件、捉拿嫌犯等，工作以行动为本，很快就可以有“成功感”，例如破案把凶徒缉捕、罪案率下跌，成效立即可以看见。保安局局长则负责全港的保安工作，除了警务工作外，我还负责消防、惩教、海关、入境等工作，要在法例和政策方面使得保安局各执法部门工作更有效率，因此，责任大了很多。
另外，保安局局长是一名政治委任官员，需要做很多解说政策及凝聚社会力量的工作，以争取社会各界支持政府的工作。作为保安局局长，参与订立一项法例可能要花几年时间也未必能成功，这当中可能会有很多挑战，所以“成功感”不会很快达到。但当我成功订立一项法例或推行一项政策，这并不只是侦破一宗案件，而是将执法部门的工作成效整体提升，对社会的贡献更大，随之满足感也会更大。
环球时报：您担任保安局局长以来，有哪些工作重点？接下来又有哪些计划？
邓炳强：在过去一年，保安局和警务处连同其他相关纪律部队积极对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和组织依法采取多项执法行动，包括进行拘捕和检控、激活现有法例、冻结相关罪行财产等，成功打击了不少严重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犯罪活动。自香港国安法生效至今，共189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而被警方拘捕，当中122人已被检控，另有5家公司因涉嫌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被检控。
2019年的“黑暴”事件令本土恐怖主义滋生，警方接连捣破20多宗涉及枪械和爆炸品的案件。特区政府时刻戒备，全方位提升反恐准备和应对能力，并推动公众教育和设立反恐举报热线，提高市民反恐意识及清除社区内的潜在威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国安法使香港由乱到治，目前整体治安情况稳定。今年首季整体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6.2%，其中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一成，行劫案下跌23.3%，盗窃案下跌接近五成，但同期诈骗案上升28.6%。针对诈骗案上升情况，警方会加强执法，并继续全方位宣传防骗信息。
保安局在过去一年完成了几项重要的立法工作，包括﹕《2021年刑事罪行（修订）条例》《2021年火器及弹药（枪械宣布）（修订）规例》《2021年消防（装置及设备）（修订）规例》和《2021年入境（修订）条例》。
此外，香港保安局和辖下各纪律部队及辅助队伍还协助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尤其在今年第五波疫情全程投入参与抗疫工作，包括协助受限区域的围封行动、全职追踪密切接触者、就《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采取执法行动、提供紧急救援及运送感染人士、管理社区隔离设施及检疫设施（包括中央援建的方舱医院）等。为方便营商及提升香港的国际地位，本月初我们推出先导计划，医疗卫生、高等教育、文化艺术等十个界别的非本地人才，在获得特区政府相关决策局或部门认可的机构邀请下，可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无须向香港入境事务处申请工作签证或进入许可。
未来，香港保安局及各纪律部队会继续做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以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积极推进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工作，订立网络安全法例，以明确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的网络安全责任。社会稳定和治安良好是市民安居乐业的基石，我们将会继续努力不懈，维护国家安全、守护香港，保安局和纪律部队也会继续致力推行各种与民生相关的施政措施，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及配合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举措应对国安风险
环球时报：回看香港过去的25年，您认为在2020年香港国安法生效和2021年选举制度完善后，还有哪些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隐患？
邓炳强：随着国家的整体发展，不少西方国家视中国为威胁，甚至采取全面敌对态度。由于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有独特环境和生活模式，容易被外部势力恶意渗透。这些势力试图分裂及颠覆国家，鼓吹“港独”思想，导致国家安全风险加剧。
我们能看到，自2003年未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工作至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风险发生急剧变化，出现过2014年的非法“占中”、2016年的旺角暴动以及鼓吹“港独”的“香港民族党”成立等严重损害特区公共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过去20多年出现多次的社会乱象，在2019年起持续十多个月的大规模暴乱更是达到极点，出现严重损害法治、公共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扭转了特区自2019年开始的乱局，暴力行为大幅下降，鼓吹“港独”的情况不断减少。此外，众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亦相继自行解散或停止运作。
虽然香港国安法确实起了震慑作用，但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绝对不会轻易收手，而是伺机而动。香港仍面临不少国家安全风险，包括：危害国家及香港安全的势力持续以“软对抗”手法宣扬反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信息，鼓吹“港独”；本土恐怖主义活动，例如2021年的独狼式“七一刺警案”和企图于铁路、法庭等公共场所发动炸弹袭击以图达到政治目的的“光城者”案件，均显示本土恐怖主义分子已转趋行动化；外部势力利用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独特环境，不断干扰和抹黑特区事务，意图危害国家安全；逃到海外的危害国家安全分子勾结外部势力，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如要求外国实施所谓的“制裁”。
环球时报：对于这些仍然存在的国家安全威胁，应当如何应对？
邓炳强：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上述国安风险，其中特别包括：情报方面，我们会加强国家安全及反恐情报搜集及分析，特别是网上资讯及反间谍情报；执法方面，包括继续针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和组织展开深入调查，特别是他们的财政来源、开支及与外部势力的关系，并在各纪律部队和各政策局及部门全面协作下，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方面，包括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以及订立网络安全法例，以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宣传教育方面，只有正确理解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才能确保香港繁荣稳定，特别是在加强青少年的国家安全意识方面，特区政府通过不同形式的比赛和活动，推动全港中小学校的师生共同参与，让国家安全教育植根校园及社会。
此外，特区政府相关政策局及部门也积极通过订立其他的新法例、规例和机制，以更好地履行就维护国家安全的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的责任，包括：通过《电讯（登记用户识别卡）规例》，以落实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度，防止和协助侦查涉及使用电话储值卡的犯罪案件；通过实施《2021年电影检查（修订）条例》和更新的《有关电影检查的检查员指引》，把国家安全列为电影检查的考虑因素之一；修订适用于慈善机构的税务指南，如任何团体支持、推广或从事不利于国家安全的活动，税务局将不再认定其为慈善团体，并会撤销根据《税务条例》给予的豁免缴税资格；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纳入《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令被裁定犯了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士，不能担任注册社会工作者。
上述与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的措施，加上完善选举制度，可以组成一套“组合拳”，这将会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一个重要元素、重要的助力，“一国两制”定能继续行稳致远。
正告乱港分子要悬崖勒马
环球时报：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目前的进展如何？有了香港国安法，为什么还需要推进二十三条立法？您曾说二十三条立法将参考英国同类法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哪些国家的法律会被纳入参考？
邓炳强：特区政府一直进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相关工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所禁止的七类罪行，有两项：即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已被香港国安法涵盖，而其他罪类则只是部分被《刑事罪行条例》《官方机密条例》和《社团条例》涵盖，因此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是有必要性的。
我们正针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研究特区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安全风险；我们也正检视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经验和相关的法庭裁决及现行法律的不足，务求制定有效与务实的方案和条文，以应对有关风险。事实上，大部分的司法管辖区都有其国家安全法律，而该种法律都有一些相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有具广大执法权力的执法机关去执行其国家安全法律；国家安全法律具域外效力，乃国际惯例；大部分国家都有针对间谍活动的法律；而很多国家都有针对外国干预的法律。英国《国家安全法案》都有改革或引入有关的罪行。
因此，为了完备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我们会参考国家相关的全国性法律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同类法律。此外，一些有涵盖类似罪行范围的法律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等，均在我们参考之列，务求制定最切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方案。我们会继续做好相关工作，以确保香港和国家的安全。
环球时报：特区政府和内地相关部门在维护国家安全合作上有哪些计划？
邓炳强：依照香港国安法第五十三条，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应当与香港特区国安委建立协调机制，以及在工作层面与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建立协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行动配合。我们也会加强与国家不同的组织及机构的信息和情报共享与交流，以情报主导的方式，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案。
环球时报：近两年不少逃亡国外的乱港分子以及跟风移民外国的香港人，被爆出在境外生活境遇不佳，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邓炳强：那些犯法后鬼鬼祟祟逃到外面的人，有的甚至继续无耻地充当外国代理人，继续做着抹黑和违法之事，特区政府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确保犯法的人接受法律制裁。
我在此正告有关人士，要悬崖勒马，不要再继续这些叛徒、懦夫的行为，不要一错再错。如果继续逃避法律责任，他们将一辈子都会背负逃犯的罪名，执法部门也会终身追究其罪责。
至于移民境外的香港人，我认为移民与否，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我相信大部分热爱香港、热爱国家的人，都是会选择留在香港并作出社会贡献的。
成功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犯罪活动
环球时报：2019年11月，您成为香港回归后第七任警务处处长，全面接管警队。2021年6月起，您出任保安局局长至今。在您看来，担任保安局局长和警队“一哥”有哪些不同之处？
邓炳强：警务处处长主要负责行动方面的事情，涉及侦查案件、捉拿嫌犯等，工作以行动为本，很快就可以有“成功感”，例如破案把凶徒缉捕、罪案率下跌，成效立即可以看见。保安局局长则负责全港的保安工作，除了警务工作外，我还负责消防、惩教、海关、入境等工作，要在法例和政策方面使得保安局各执法部门工作更有效率，因此，责任大了很多。
另外，保安局局长是一名政治委任官员，需要做很多解说政策及凝聚社会力量的工作，以争取社会各界支持政府的工作。作为保安局局长，参与订立一项法例可能要花几年时间也未必能成功，这当中可能会有很多挑战，所以“成功感”不会很快达到。但当我成功订立一项法例或推行一项政策，这并不只是侦破一宗案件，而是将执法部门的工作成效整体提升，对社会的贡献更大，随之满足感也会更大。
环球时报：您担任保安局局长以来，有哪些工作重点？接下来又有哪些计划？
邓炳强：在过去一年，保安局和警务处连同其他相关纪律部队积极对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和组织依法采取多项执法行动，包括进行拘捕和检控、激活现有法例、冻结相关罪行财产等，成功打击了不少严重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犯罪活动。自香港国安法生效至今，共189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而被警方拘捕，当中122人已被检控，另有5家公司因涉嫌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被检控。
2019年的“黑暴”事件令本土恐怖主义滋生，警方接连捣破20多宗涉及枪械和爆炸品的案件。特区政府时刻戒备，全方位提升反恐准备和应对能力，并推动公众教育和设立反恐举报热线，提高市民反恐意识及清除社区内的潜在威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国安法使香港由乱到治，目前整体治安情况稳定。今年首季整体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6.2%，其中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一成，行劫案下跌23.3%，盗窃案下跌接近五成，但同期诈骗案上升28.6%。针对诈骗案上升情况，警方会加强执法，并继续全方位宣传防骗信息。
保安局在过去一年完成了几项重要的立法工作，包括﹕《2021年刑事罪行（修订）条例》《2021年火器及弹药（枪械宣布）（修订）规例》《2021年消防（装置及设备）（修订）规例》和《2021年入境（修订）条例》。
此外，香港保安局和辖下各纪律部队及辅助队伍还协助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尤其在今年第五波疫情全程投入参与抗疫工作，包括协助受限区域的围封行动、全职追踪密切接触者、就《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采取执法行动、提供紧急救援及运送感染人士、管理社区隔离设施及检疫设施（包括中央援建的方舱医院）等。为方便营商及提升香港的国际地位，本月初我们推出先导计划，医疗卫生、高等教育、文化艺术等十个界别的非本地人才，在获得特区政府相关决策局或部门认可的机构邀请下，可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无须向香港入境事务处申请工作签证或进入许可。
未来，香港保安局及各纪律部队会继续做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以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积极推进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工作，订立网络安全法例，以明确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的网络安全责任。社会稳定和治安良好是市民安居乐业的基石，我们将会继续努力不懈，维护国家安全、守护香港，保安局和纪律部队也会继续致力推行各种与民生相关的施政措施，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及配合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举措应对国安风险
环球时报：回看香港过去的25年，您认为在2020年香港国安法生效和2021年选举制度完善后，还有哪些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隐患？
邓炳强：随着国家的整体发展，不少西方国家视中国为威胁，甚至采取全面敌对态度。由于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有独特环境和生活模式，容易被外部势力恶意渗透。这些势力试图分裂及颠覆国家，鼓吹“港独”思想，导致国家安全风险加剧。
我们能看到，自2003年未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工作至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风险发生急剧变化，出现过2014年的非法“占中”、2016年的旺角暴动以及鼓吹“港独”的“香港民族党”成立等严重损害特区公共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过去20多年出现多次的社会乱象，在2019年起持续十多个月的大规模暴乱更是达到极点，出现严重损害法治、公共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扭转了特区自2019年开始的乱局，暴力行为大幅下降，鼓吹“港独”的情况不断减少。此外，众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亦相继自行解散或停止运作。
虽然香港国安法确实起了震慑作用，但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绝对不会轻易收手，而是伺机而动。香港仍面临不少国家安全风险，包括：危害国家及香港安全的势力持续以“软对抗”手法宣扬反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信息，鼓吹“港独”；本土恐怖主义活动，例如2021年的独狼式“七一刺警案”和企图于铁路、法庭等公共场所发动炸弹袭击以图达到政治目的的“光城者”案件，均显示本土恐怖主义分子已转趋行动化；外部势力利用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独特环境，不断干扰和抹黑特区事务，意图危害国家安全；逃到海外的危害国家安全分子勾结外部势力，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如要求外国实施所谓的“制裁”。
环球时报：对于这些仍然存在的国家安全威胁，应当如何应对？
邓炳强：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上述国安风险，其中特别包括：情报方面，我们会加强国家安全及反恐情报搜集及分析，特别是网上资讯及反间谍情报；执法方面，包括继续针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和组织展开深入调查，特别是他们的财政来源、开支及与外部势力的关系，并在各纪律部队和各政策局及部门全面协作下，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方面，包括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以及订立网络安全法例，以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宣传教育方面，只有正确理解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才能确保香港繁荣稳定，特别是在加强青少年的国家安全意识方面，特区政府通过不同形式的比赛和活动，推动全港中小学校的师生共同参与，让国家安全教育植根校园及社会。
此外，特区政府相关政策局及部门也积极通过订立其他的新法例、规例和机制，以更好地履行就维护国家安全的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的责任，包括：通过《电讯（登记用户识别卡）规例》，以落实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度，防止和协助侦查涉及使用电话储值卡的犯罪案件；通过实施《2021年电影检查（修订）条例》和更新的《有关电影检查的检查员指引》，把国家安全列为电影检查的考虑因素之一；修订适用于慈善机构的税务指南，如任何团体支持、推广或从事不利于国家安全的活动，税务局将不再认定其为慈善团体，并会撤销根据《税务条例》给予的豁免缴税资格；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纳入《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令被裁定犯了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士，不能担任注册社会工作者。
上述与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的措施，加上完善选举制度，可以组成一套“组合拳”，这将会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一个重要元素、重要的助力，“一国两制”定能继续行稳致远。
正告乱港分子要悬崖勒马
环球时报：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目前的进展如何？有了香港国安法，为什么还需要推进二十三条立法？您曾说二十三条立法将参考英国同类法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哪些国家的法律会被纳入参考？
邓炳强：特区政府一直进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相关工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所禁止的七类罪行，有两项：即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已被香港国安法涵盖，而其他罪类则只是部分被《刑事罪行条例》《官方机密条例》和《社团条例》涵盖，因此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是有必要性的。
我们正针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研究特区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安全风险；我们也正检视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经验和相关的法庭裁决及现行法律的不足，务求制定有效与务实的方案和条文，以应对有关风险。事实上，大部分的司法管辖区都有其国家安全法律，而该种法律都有一些相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有具广大执法权力的执法机关去执行其国家安全法律；国家安全法律具域外效力，乃国际惯例；大部分国家都有针对间谍活动的法律；而很多国家都有针对外国干预的法律。英国《国家安全法案》都有改革或引入有关的罪行。
因此，为了完备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我们会参考国家相关的全国性法律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同类法律。此外，一些有涵盖类似罪行范围的法律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等，均在我们参考之列，务求制定最切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方案。我们会继续做好相关工作，以确保香港和国家的安全。
环球时报：特区政府和内地相关部门在维护国家安全合作上有哪些计划？
邓炳强：依照香港国安法第五十三条，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应当与香港特区国安委建立协调机制，以及在工作层面与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建立协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行动配合。我们也会加强与国家不同的组织及机构的信息和情报共享与交流，以情报主导的方式，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案。
环球时报：近两年不少逃亡国外的乱港分子以及跟风移民外国的香港人，被爆出在境外生活境遇不佳，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邓炳强：那些犯法后鬼鬼祟祟逃到外面的人，有的甚至继续无耻地充当外国代理人，继续做着抹黑和违法之事，特区政府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确保犯法的人接受法律制裁。
我在此正告有关人士，要悬崖勒马，不要再继续这些叛徒、懦夫的行为，不要一错再错。如果继续逃避法律责任，他们将一辈子都会背负逃犯的罪名，执法部门也会终身追究其罪责。
至于移民境外的香港人，我认为移民与否，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我相信大部分热爱香港、热爱国家的人，都是会选择留在香港并作出社会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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