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美国“病毒阴谋论”！世卫专家组组长：未来不会再调查“武汉实验室泄漏”】在武汉完成为期28天的调查后，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9日在武汉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公布研究成果。虽然专家组仍不能确认，病毒是在何时何地、通过怎样的途径传给人类的，但发布会传递了至少两个明确信息：新冠病毒极不可能源自实验室泄漏，以及没有证据显示，2019年12月前武汉市就有疫情传播。前者彻底推翻了特朗普政府和一些西方媒体向中国甩锅时大肆宣扬的阴谋论，后者让“中国在疫情初期刻意向世界隐瞒”的不实指责站不住脚。这次联合调查是新冠病毒全球溯源的中国部分工作。《环球时报》记者9日看到，在新闻发布会网上直播的评论区，不少网友呼吁世卫专家到世界更多地方进行溯源调查，特别是疫情最严重的美国。#世卫专家称未来不再调查武汉实验室泄漏#
不会再调查“武汉实验室泄漏”
联合研究团队由17位中国专家和来自世卫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其他国家等17位国际专家共同组成。据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9日介绍，专家组进行了一系列现场访问，并与关键知情人访谈。考察地点包括金银潭医院、华南海鲜市场、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在内的9家单位。一名来自世卫组织专家组的成员告诉美联社，他们享有比预期更大的开放度，获准对他们要求的所有场所和人员进行全面访问。
“新冠病毒极不可能源自实验室泄漏。”法新社称，虽然专家组尚未确定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源头，但他们排除了特朗普散布的“武汉实验室泄漏理论”。世卫组织专家组组长安巴雷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直接传播、通过冷链食品、中间宿主、实验室等4种传入人群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评估，认为新冠病毒“比较可能”是经中间宿主引入人类，也“可能”是直接传播或通过冷链食品引入人类，但“极不可能”是来自实验室泄漏。
德国新闻电视台评论说，世卫组织本次在武汉进行调查并不是为了找“罪魁祸首”，而是为了进行科学探究。这次新闻发布会就传递了这一信息。安巴雷克特别就特朗普政府的指控给出回答。欧洲新闻电视台报道称，安巴雷克表示“实验室泄漏说”不是可以帮助专家了解病毒来源的假设，未来不会就此进行研究。与此同时，世卫组织告诫大家，在找到可能的答案之前，需要耐心。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美国的煽动下，多国曾上演滥诉中国的闹剧。就在世卫组织就美方散布的荒谬理论做出明确反驳前，当地时间8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坦吉帕合治安官办公室向新奥尔良的联邦法院提起动议，要求撤销去年5月提起的要求中国为疫情赔偿的诉讼。
报道这一消息的美联社称，这是一项由治安官丹尼尔·爱德华兹宣称代表全美各地的治安官所发起的集体诉讼。该诉讼声称“有证据显示新冠病毒源于中国实验室”，并以此谬论为依据说，病毒传播给治安官们造成各种经济损失，还增加了监狱管理成本。
在8日递交给法院的文件中，坦吉帕合治安官办公室没有给出要求撤销起诉的理由，也没有回应美媒的置评请求。但这从侧面印证中方一再重申的观点：这种所谓的控告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十分荒唐。俄联邦新闻社援引俄加马列亚流行病与微生物学国家研究中心专家阿利特斯坦的话说，有关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以及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说法就是一种别有用心的阴谋论。
溯源采样将覆盖全球
在9日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梁万年说，2019年下半年武汉市未出现未被识别的、成规模的新冠病毒循环。没有证据显示，在2019年12月前在武汉市就有疫情传播。法新社称，安巴雷克支持中方的立场，即2019年12月第一例病例通报之前，武汉没有“疫情大规模暴发”的证据。
CNN报道称，联合专家组认为，华南海鲜市场可能不是疫情的第一暴发地。梁万年说，前年12月武汉市人群中发生了一定规模感染，许多早期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这里是疫情暴发点之一，但在同一时期，传播也可能在其他地方发生。根据目前的资料，无法确定新冠病毒是如何传入华南海鲜市场的。安巴雷克称，他的团队已发现2019年12月新冠病毒在华南海鲜市场之外更广泛传播的证据。
据梁万年介绍，联合专家组发现，蝙蝠和穿山甲身上发现的冠状病毒被认为与新冠病毒关系密切，但到目前为止，这种关联性还不足以认定上述两种动物所携带的病毒是新冠病毒的直接祖先。鼬科、猫科动物也可能是潜在宿主。安巴雷克说，武汉并非是蝙蝠大量聚集地，因此在武汉的疫情最开始不太可能由蝙蝠传给人，可能是由其他动物传播。
《纽约时报》称，中国一直暗示，新冠病毒可能起源于海外。在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梁万年表示，调查将“不限于任何地点”。报道说，在将近3个小时的发布会上，世卫组织的专家没有质疑中方的说法。他们承诺将检查中国以外早期报告的病例。安巴雷克称，溯源工作需要更多可靠的病例检验材料，但不会只在中国采样，这项工作将覆盖全球。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称，在中国，有观点认为病毒可能是从其他地方被带入武汉的，包括可能通过进口冷冻食品包装。在9日的发布会上，安巴雷克提到病毒通过冷冻产品贸易传播的可能性。
虽然在报道中添加了“中国阻碍世卫调查”的不实描述，但《纽约时报》也承认，世卫专家组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追踪疫情起源的艰苦过程中的第一步，对帮助防止疫情再次发生至关重要。国际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顾问休姆·菲尔德则在推特上称赞这是一次精彩且信息丰富的发布会，详尽而坦承，“得益于世卫组织与中国的共同努力”。
中国疫苗让世界鼓舞
当地时间8日，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仍超过8.6万例，新增死亡病例1465例。与此同时，变异新冠病毒的快速扩散，被认为将让美国再次遭受打击。
在南非因认为阿斯利康疫苗对该国出现的变异病毒无效而宣布暂停使用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8日说，有新证据表明，阿斯利康疫苗在预防新冠病毒感染上只有轻微效果。不过世卫组织认为，现在放弃这种疫苗还太早。英国《金融时报》9日发表社评称，变异病毒的出现，尤其是有关疫苗对变异有效性的担忧，打消了任何快速根除疫情的希望。我们需要学会以某种形式与新冠病毒共存。
好消息是，中国军事科学院陈薇院士团队和康希诺生物合作研发的腺病毒载体疫苗Ad5-nCoV的三期临床数据显示，该疫苗单针有效率高，适合快速大规模接种。《华尔街日报》称，这让中国有了抗击疫情的第三种有效候选疫苗。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斯瓦米纳坦8日透露说，世卫组织与中国各疫苗生产商都有接触。该组织正在审核中国国药集团和科兴公司的两款新冠疫苗，以便未来纳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对于中国上周宣布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提供1000万剂疫苗，她称世卫组织感到“非常鼓舞”
不会再调查“武汉实验室泄漏”
联合研究团队由17位中国专家和来自世卫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其他国家等17位国际专家共同组成。据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9日介绍，专家组进行了一系列现场访问，并与关键知情人访谈。考察地点包括金银潭医院、华南海鲜市场、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在内的9家单位。一名来自世卫组织专家组的成员告诉美联社，他们享有比预期更大的开放度，获准对他们要求的所有场所和人员进行全面访问。
“新冠病毒极不可能源自实验室泄漏。”法新社称，虽然专家组尚未确定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源头，但他们排除了特朗普散布的“武汉实验室泄漏理论”。世卫组织专家组组长安巴雷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直接传播、通过冷链食品、中间宿主、实验室等4种传入人群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评估，认为新冠病毒“比较可能”是经中间宿主引入人类，也“可能”是直接传播或通过冷链食品引入人类，但“极不可能”是来自实验室泄漏。
德国新闻电视台评论说，世卫组织本次在武汉进行调查并不是为了找“罪魁祸首”，而是为了进行科学探究。这次新闻发布会就传递了这一信息。安巴雷克特别就特朗普政府的指控给出回答。欧洲新闻电视台报道称，安巴雷克表示“实验室泄漏说”不是可以帮助专家了解病毒来源的假设，未来不会就此进行研究。与此同时，世卫组织告诫大家，在找到可能的答案之前，需要耐心。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美国的煽动下，多国曾上演滥诉中国的闹剧。就在世卫组织就美方散布的荒谬理论做出明确反驳前，当地时间8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坦吉帕合治安官办公室向新奥尔良的联邦法院提起动议，要求撤销去年5月提起的要求中国为疫情赔偿的诉讼。
报道这一消息的美联社称，这是一项由治安官丹尼尔·爱德华兹宣称代表全美各地的治安官所发起的集体诉讼。该诉讼声称“有证据显示新冠病毒源于中国实验室”，并以此谬论为依据说，病毒传播给治安官们造成各种经济损失，还增加了监狱管理成本。
在8日递交给法院的文件中，坦吉帕合治安官办公室没有给出要求撤销起诉的理由，也没有回应美媒的置评请求。但这从侧面印证中方一再重申的观点：这种所谓的控告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十分荒唐。俄联邦新闻社援引俄加马列亚流行病与微生物学国家研究中心专家阿利特斯坦的话说，有关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以及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说法就是一种别有用心的阴谋论。
溯源采样将覆盖全球
在9日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梁万年说，2019年下半年武汉市未出现未被识别的、成规模的新冠病毒循环。没有证据显示，在2019年12月前在武汉市就有疫情传播。法新社称，安巴雷克支持中方的立场，即2019年12月第一例病例通报之前，武汉没有“疫情大规模暴发”的证据。
CNN报道称，联合专家组认为，华南海鲜市场可能不是疫情的第一暴发地。梁万年说，前年12月武汉市人群中发生了一定规模感染，许多早期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这里是疫情暴发点之一，但在同一时期，传播也可能在其他地方发生。根据目前的资料，无法确定新冠病毒是如何传入华南海鲜市场的。安巴雷克称，他的团队已发现2019年12月新冠病毒在华南海鲜市场之外更广泛传播的证据。
据梁万年介绍，联合专家组发现，蝙蝠和穿山甲身上发现的冠状病毒被认为与新冠病毒关系密切，但到目前为止，这种关联性还不足以认定上述两种动物所携带的病毒是新冠病毒的直接祖先。鼬科、猫科动物也可能是潜在宿主。安巴雷克说，武汉并非是蝙蝠大量聚集地，因此在武汉的疫情最开始不太可能由蝙蝠传给人，可能是由其他动物传播。
《纽约时报》称，中国一直暗示，新冠病毒可能起源于海外。在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梁万年表示，调查将“不限于任何地点”。报道说，在将近3个小时的发布会上，世卫组织的专家没有质疑中方的说法。他们承诺将检查中国以外早期报告的病例。安巴雷克称，溯源工作需要更多可靠的病例检验材料，但不会只在中国采样，这项工作将覆盖全球。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称，在中国，有观点认为病毒可能是从其他地方被带入武汉的，包括可能通过进口冷冻食品包装。在9日的发布会上，安巴雷克提到病毒通过冷冻产品贸易传播的可能性。
虽然在报道中添加了“中国阻碍世卫调查”的不实描述，但《纽约时报》也承认，世卫专家组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追踪疫情起源的艰苦过程中的第一步，对帮助防止疫情再次发生至关重要。国际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顾问休姆·菲尔德则在推特上称赞这是一次精彩且信息丰富的发布会，详尽而坦承，“得益于世卫组织与中国的共同努力”。
中国疫苗让世界鼓舞
当地时间8日，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仍超过8.6万例，新增死亡病例1465例。与此同时，变异新冠病毒的快速扩散，被认为将让美国再次遭受打击。
在南非因认为阿斯利康疫苗对该国出现的变异病毒无效而宣布暂停使用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8日说，有新证据表明，阿斯利康疫苗在预防新冠病毒感染上只有轻微效果。不过世卫组织认为，现在放弃这种疫苗还太早。英国《金融时报》9日发表社评称，变异病毒的出现，尤其是有关疫苗对变异有效性的担忧，打消了任何快速根除疫情的希望。我们需要学会以某种形式与新冠病毒共存。
好消息是，中国军事科学院陈薇院士团队和康希诺生物合作研发的腺病毒载体疫苗Ad5-nCoV的三期临床数据显示，该疫苗单针有效率高，适合快速大规模接种。《华尔街日报》称，这让中国有了抗击疫情的第三种有效候选疫苗。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斯瓦米纳坦8日透露说，世卫组织与中国各疫苗生产商都有接触。该组织正在审核中国国药集团和科兴公司的两款新冠疫苗，以便未来纳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对于中国上周宣布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提供1000万剂疫苗，她称世卫组织感到“非常鼓舞”
【权威疫苗专家邵一鸣接受《环球时报》专访：#中国八成人接种疫苗才能群体免疫# 】在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突破1亿背景下，疫苗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话题。27日上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截至26日，我国已接种新冠疫苗2276.7万剂次。针对疫苗接种、研制等话题，《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了一直参加中国新冠疫苗技术评审的世卫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
国产疫苗如何应对毒株变异？
环球时报：最近，英国、南非、巴西相继出现新的突变毒株。据您了解，我国新冠疫苗对于这些突变毒株是否还有保护效果？
邵一鸣：一代疫苗肯定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病毒变异是个永恒的主题。一般来说，疫苗针对同源（homologous）毒株（strain）——也就是与疫苗研发基于的毒株或与之极为相似的病毒——保护效果是最好的，而对于与之变异大的异源（heterologous）毒株，保护效果可能出现一定下降，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根据我国疫苗企业和实验室的研究显示，我国新冠疫苗对于去年上半年早期出现的一些变异毒株，中和抗体效力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最近在英国流行的突变毒株，中和抗体效力变化也不大；对于近期在南非流行的突变毒株，抗体滴度滴度稍有下降。
不过，这种中和抗体效力的变化，并不直接对应疫苗的“有效”和“无效”，只是一种百分比上的变化。只要中和抗体效力还在有效保护范围内，疫苗就都可以说还是有效的。以我们熟悉的流感病毒为例，只有流感疫苗的中和滴度下降到原来的1/2以下时，才会影响疫苗的保护率，再审视突变株感染总人群比率后，可考虑更换新一代的疫苗。
而突变毒株对疫苗保护力的影响到底有多少，还是要看人群实际使用的情况才能确定，因为实验室只能测试体外的情况，与体内效果是不同的。比如在两个分别主要流行原始毒株和变异毒株的区域，观察同一款疫苗对疫情控制情况是否有区别，来判断变异毒株对疫苗保护力产生的影响效果。
环球时报：如果出现疫苗对变异毒株失效的情况，我国国产疫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升级更新？
邵一鸣：在应对变异毒株方面，两条反应最快的技术路线分别是mRNA疫苗和灭活疫苗，而其他像病毒载体和重组蛋白的技术路线则要很多。
对于国内灭活疫苗来说，企业在拿到变异毒株后，只需要更换病毒培养罐中的种子病毒，其他工序无需做任何调整。而对于mRNA疫苗来说，相当于只需要在化学合成图谱上更改几处，由机器合成和修饰后即成为更新的疫苗。
我国的灭活疫苗完成应对新突变毒株的疫苗升级更新大概需要2个月左右，mRNA疫苗大概只需要几周。由于mRNA是化学合成技术，灭活疫苗是生物技术，后者需要时间来培育细胞，在规模生产方面灭活疫苗需质控因素较多，比mRNA疫苗的化学工程要慢一些，但前后差距应不会超过1个月。
环球时报：升级后的疫苗是否还需要把一、二、三期临床试验和所有审批手续重走一遍？
邵一鸣：这取决于药品管理部门。作为一种新的生物制品，不经测试就大规模使用肯定不合适。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大大加快的，各期临床试验都可以加速走，不必像第一次申报新药那样反复地报资料、反复地审，毕竟只是极小的改动，绝大部分生产工序都一样，而且灭活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
环球时报：未来新冠疫苗是否会升级成多价疫苗，以应对不同种类的毒株？
邵一鸣：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某个区域到底会流行哪种优势株，而且有优势株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类型毒株。以后很可能是像流感或宫颈癌(HPV)疫苗那样，用多价针对同时流行的不同类型的，或新出现的变异毒株。
未来需要两三年就打一次？
环球时报：现在看来，未来新冠疫苗会不会像流感疫苗那样，每两三年就需要更新并重新接种一遍？
邵一鸣：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未来新冠不会像流感那样猖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类从未花如此大的力气去对付流感，基本只是以常规状态去应对，流感疫苗也是可打可不打。而由于新冠肺炎的危害远高于流感，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大规模人群检测、高强度病例治疗、隔离、追踪、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禁足乃至封城等措施，全力应对新冠。
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新冠病毒，但可能会把它压制到很低的程度，可能偶尔有局部散发，就好像埃博拉，每年在中非都会冒出来一些，但规模都不大。新冠像“非典”那样完全被消灭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也没机会形成像流感那样季节性大规模流行。
环球时报：近日，科兴疫苗在巴西三期试验的保护率公布：该疫苗对需要医疗救治的轻症保护效力为77.96%，总体保护效力为50.4%。您曾表示，科兴疫苗在巴西试验中总体保护效力较低的原因是受试人群都是医护人员，环境暴露风险较大。但也有声音认为，环境风险只会加快试验到达终点的时间，而不会影响保护率数字，因为安慰剂组也处在同样的风险下。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邵一鸣：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建筑公司按抗6级抗震标准盖的楼（疫苗组）在6级地震中完全不倒，与当地倒了楼（对照组）比较，保护率很好。但此楼移到8级震区，一遇大震就损毁了，保护率下降，并不是建筑有问题，而是场景变化、风险提高了。疫苗高风险场景下的保护率下降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是灭活疫苗3期临床试验，科兴疫苗要保护巴西高风险医护人员（23.26每百人年）不出现新冠症状是难度，较中生集团疫苗保护阿联酋普通人群（5.82每百人年）的更大。这就是中生集团疫苗的保护率（79.4%—86%）明显高于科兴疫苗的主要原因（50.4%）。
再举一个哈佛大学猴子疫苗试验为例：两组各12只猴子分别打疫苗和安慰剂后，用同样的病毒攻击，第一轮病毒攻击时，安慰剂组10只感染，疫苗组4只感染，疫苗的保护率是60%；第三轮病毒攻击后，，安慰剂组12只全部感染，疫苗组有7只被感染，疫苗保护率就降到42%；第6轮病毒攻击后，疫苗组只有1没感染，疫苗保护率只有8%。而在新冠病人超800万的巴西医护人员，较新冠病人只有十几万的阿联酋普通人群，受病毒攻击频率高出很多，疫苗保护率也就会降低了。
环球时报：根据我国疫苗的保护率数据，大概需要多少比例的人口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邵一鸣：从理论上来说，群体免疫屏障的水平Y可根据公式：（1-1/R0）x 100% 来计算。其中R0为一个感染者平均把病毒传给几个人的能力，新冠病毒的R0为3，Y为66%。由于疫苗保护率低于100%，加之疫苗运输、使用中的损耗，我国大概需要80%以上的人群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两年左右。
不过，现实中我们还需要考虑更复杂的因素：我们一般说的免疫屏障，是指阻断病毒的传播，但现在无论是国产疫苗还是西方疫苗，测定的都是制止发病，而不是阻断新冠病毒传播。
英国阿斯利康疫苗 3期临床试验中抽取一部分人进行核酸普测，发现尽管该疫苗对新冠发病的保护率为70.4%，但对无症状感染的保护率只有27.3%。所以，使用当前的国内外新冠疫苗，是难以建立起阻断病毒传播的免疫屏障的。
环球时报：如果如您所说，疫苗也难以防止无症状感染，那您认为未来我们有必要调整对无症状感染的认知和防控措施吗？
邵一鸣：防控策略肯定会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不断进行优化和调整的。新冠病毒防治的两难状态在于，它是一种介于“非典”和流感之间的病毒：“非典”病死率高，但传播能力相对较弱，我们有可能把它一次扑灭；流感病死率低，但传播能力很强，我们从未想过能把它扑灭。
接下来的防控策略，可能还是要看疫情会更向流感那个方向发展，还是更向着“非典”的方向发展。不过，鉴于新冠病毒对生命的伤害程度，还是有必要采取比对付普通流感更强的手段，以对经济和社会正常生活影响更小的方式，即更低成本更高效益的新防控模式来应对它的。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并行推进传统防控措施和疫苗接种的方法，一方面挽救生命，一方面大幅降低病毒的传播。当前通过接种疫苗建立这样的免疫屏障，即显著减少发病、大幅度降低重症和死亡，保障医疗体系的正常运转，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80岁老人接种疫苗安全吗？
环球时报：不久前，挪威发现23例与美国辉瑞公司新冠疫苗相关的老年人死亡病例，已对其中13例死亡病例进行评估，认为死亡原因可能与疫苗引发的发热、恶心等不良反应有关。鉴于这种情况，您建议国内80岁以上的老人接种新冠疫苗吗？
邵一鸣：鉴于中国目前严格的防控措施，国内大部分地区的中国老百姓面临病毒感染风险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比较好的接种策略是：先扩大疫苗紧急使用人群的接种，尽快全面覆盖保护防治一线医护和疾控人员、保守国门的安全人员、接触进口货物的工作人员，交通运输部门人员，必须前往境外疫区或高风险地区工作的人员。即优先保护国内尚有感染风险的人群，而对于风险较低的人群来说，可以先等一等，再根据国家的部署，有序地接种疫苗。
具体到老年人群体，辉瑞和Moderna公司的mRNA疫苗不良风险发生的比例和不确定性确实比较高，但在欧美疫情大暴发的背景下，老年人的确是高风险人群，尤其感染病毒后病死率非常高。所以他们的科学家在平衡风险与收益后，仍然做出让超过8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的决定，我是可以理解的。
而对国内外所有使用的疫苗来说，尽管当前疫苗较大规模人群应用的时间都在半年左右，对新冠疫苗的中长期风险的把握，还缺乏数据的支持，但由于我国的灭活疫苗是成熟技术，在人类已有上百年的应用历史，其不可预测性较首次用于人类的mRNA疫苗低很多。所以，我国健康的老年人接种灭活疫苗应该是可以的，风险是可控的。但鉴于我国疫情已被基本控制，不存在欧美那样老年人也必须马上接种的必要性，8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可以更保守一些，等一等未来将会有的保护率和安全性都更高的疫苗，也可以先给老年人周围的人员接种疫苗，如家人、保姆和养老院工作人员，为老年人增加一道防护屏障。
我国应该在第一代疫苗取得成功后，继续加大对后继疫苗的支持力度，促使我国研制的不仅预防发病、还能阻断病毒感染和传播的疫苗早日出现。到那时，将有可能使用疫苗建立我们想建立的最理想的群体免疫屏障
中美疫苗合作前景如何？
环球时报：西方许多舆论质疑中国疫苗的透明度。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邵一鸣：我国各疫苗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合作，是在全球最早开展新冠疫苗的1、2期临床试验，也是最早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新冠疫苗1、2期临床试验是数据的国家。由于我国疫情控制得好，以至于国内没有足够的新发病例，无法开展3期临床试验。当我国疫苗在境外开展3期临床试验时，试验的负责单位是外方机构，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公布临床试验数据，必须由外方机构决定，中方没有决策权。
以科兴在巴西的三期试验为例，该试验的推进全权由巴西合作方进行，科兴只提供疫苗，不插手对方试验工作的进展。而巴西方面的试验也是采用国际化的团队，他们聘用了一个美国的监理公司，监督试验的总体运转。试验产生的数据还要交给另一个欧洲数据分析公司，开展第三方的独立数据分析，撰写最终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报告。巴西方面何时公布、公布多少和什么数据都是由巴西决定。所以，说中国疫苗的透明度存在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中美在抗疫和疫苗合作上的前景？中国和美国的疫苗是竞争关系吗？
邵一鸣：我认为疫情这场“大火”仍然是有希望扑灭的，但前提是中美必须要携手合作。地球就好像是一个村子，村里平时各家有互相吵架、打架的情况，但现在村里着火了，火势还蔓延很快，就不能村长和书记先吵起来了，而是要搁置一切争议和矛盾，带领全村齐心协力去救火，否则全村就有在大火中毁于一旦的危险。
我还记得在美国疫情刚暴发的时候，福奇医生一开始建议老百姓不要戴口罩，后来也受到特朗普的甩锅。他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口罩存量严重不足，他们卫生部门希望把更多口罩优先供给风险更高的医护人员。但其实中国当时的口罩产能已经大幅上升，我个人也曾经帮助美国的合作大学和州市协调了若干批口罩和防护服。大学和好几个州一开始很高兴，但后来由于联邦政府从中干预，不允许他们接收。结果不仅医护人员口罩、防护服没有大的缓解，老百姓就更不够了！由此可见一斑，缺乏国际和国内合作，是导致美国抗疫不力的原因之一。
国产疫苗如何应对毒株变异？
环球时报：最近，英国、南非、巴西相继出现新的突变毒株。据您了解，我国新冠疫苗对于这些突变毒株是否还有保护效果？
邵一鸣：一代疫苗肯定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病毒变异是个永恒的主题。一般来说，疫苗针对同源（homologous）毒株（strain）——也就是与疫苗研发基于的毒株或与之极为相似的病毒——保护效果是最好的，而对于与之变异大的异源（heterologous）毒株，保护效果可能出现一定下降，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根据我国疫苗企业和实验室的研究显示，我国新冠疫苗对于去年上半年早期出现的一些变异毒株，中和抗体效力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最近在英国流行的突变毒株，中和抗体效力变化也不大；对于近期在南非流行的突变毒株，抗体滴度滴度稍有下降。
不过，这种中和抗体效力的变化，并不直接对应疫苗的“有效”和“无效”，只是一种百分比上的变化。只要中和抗体效力还在有效保护范围内，疫苗就都可以说还是有效的。以我们熟悉的流感病毒为例，只有流感疫苗的中和滴度下降到原来的1/2以下时，才会影响疫苗的保护率，再审视突变株感染总人群比率后，可考虑更换新一代的疫苗。
而突变毒株对疫苗保护力的影响到底有多少，还是要看人群实际使用的情况才能确定，因为实验室只能测试体外的情况，与体内效果是不同的。比如在两个分别主要流行原始毒株和变异毒株的区域，观察同一款疫苗对疫情控制情况是否有区别，来判断变异毒株对疫苗保护力产生的影响效果。
环球时报：如果出现疫苗对变异毒株失效的情况，我国国产疫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升级更新？
邵一鸣：在应对变异毒株方面，两条反应最快的技术路线分别是mRNA疫苗和灭活疫苗，而其他像病毒载体和重组蛋白的技术路线则要很多。
对于国内灭活疫苗来说，企业在拿到变异毒株后，只需要更换病毒培养罐中的种子病毒，其他工序无需做任何调整。而对于mRNA疫苗来说，相当于只需要在化学合成图谱上更改几处，由机器合成和修饰后即成为更新的疫苗。
我国的灭活疫苗完成应对新突变毒株的疫苗升级更新大概需要2个月左右，mRNA疫苗大概只需要几周。由于mRNA是化学合成技术，灭活疫苗是生物技术，后者需要时间来培育细胞，在规模生产方面灭活疫苗需质控因素较多，比mRNA疫苗的化学工程要慢一些，但前后差距应不会超过1个月。
环球时报：升级后的疫苗是否还需要把一、二、三期临床试验和所有审批手续重走一遍？
邵一鸣：这取决于药品管理部门。作为一种新的生物制品，不经测试就大规模使用肯定不合适。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大大加快的，各期临床试验都可以加速走，不必像第一次申报新药那样反复地报资料、反复地审，毕竟只是极小的改动，绝大部分生产工序都一样，而且灭活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
环球时报：未来新冠疫苗是否会升级成多价疫苗，以应对不同种类的毒株？
邵一鸣：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某个区域到底会流行哪种优势株，而且有优势株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类型毒株。以后很可能是像流感或宫颈癌(HPV)疫苗那样，用多价针对同时流行的不同类型的，或新出现的变异毒株。
未来需要两三年就打一次？
环球时报：现在看来，未来新冠疫苗会不会像流感疫苗那样，每两三年就需要更新并重新接种一遍？
邵一鸣：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未来新冠不会像流感那样猖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类从未花如此大的力气去对付流感，基本只是以常规状态去应对，流感疫苗也是可打可不打。而由于新冠肺炎的危害远高于流感，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大规模人群检测、高强度病例治疗、隔离、追踪、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禁足乃至封城等措施，全力应对新冠。
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新冠病毒，但可能会把它压制到很低的程度，可能偶尔有局部散发，就好像埃博拉，每年在中非都会冒出来一些，但规模都不大。新冠像“非典”那样完全被消灭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也没机会形成像流感那样季节性大规模流行。
环球时报：近日，科兴疫苗在巴西三期试验的保护率公布：该疫苗对需要医疗救治的轻症保护效力为77.96%，总体保护效力为50.4%。您曾表示，科兴疫苗在巴西试验中总体保护效力较低的原因是受试人群都是医护人员，环境暴露风险较大。但也有声音认为，环境风险只会加快试验到达终点的时间，而不会影响保护率数字，因为安慰剂组也处在同样的风险下。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邵一鸣：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建筑公司按抗6级抗震标准盖的楼（疫苗组）在6级地震中完全不倒，与当地倒了楼（对照组）比较，保护率很好。但此楼移到8级震区，一遇大震就损毁了，保护率下降，并不是建筑有问题，而是场景变化、风险提高了。疫苗高风险场景下的保护率下降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是灭活疫苗3期临床试验，科兴疫苗要保护巴西高风险医护人员（23.26每百人年）不出现新冠症状是难度，较中生集团疫苗保护阿联酋普通人群（5.82每百人年）的更大。这就是中生集团疫苗的保护率（79.4%—86%）明显高于科兴疫苗的主要原因（50.4%）。
再举一个哈佛大学猴子疫苗试验为例：两组各12只猴子分别打疫苗和安慰剂后，用同样的病毒攻击，第一轮病毒攻击时，安慰剂组10只感染，疫苗组4只感染，疫苗的保护率是60%；第三轮病毒攻击后，，安慰剂组12只全部感染，疫苗组有7只被感染，疫苗保护率就降到42%；第6轮病毒攻击后，疫苗组只有1没感染，疫苗保护率只有8%。而在新冠病人超800万的巴西医护人员，较新冠病人只有十几万的阿联酋普通人群，受病毒攻击频率高出很多，疫苗保护率也就会降低了。
环球时报：根据我国疫苗的保护率数据，大概需要多少比例的人口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邵一鸣：从理论上来说，群体免疫屏障的水平Y可根据公式：（1-1/R0）x 100% 来计算。其中R0为一个感染者平均把病毒传给几个人的能力，新冠病毒的R0为3，Y为66%。由于疫苗保护率低于100%，加之疫苗运输、使用中的损耗，我国大概需要80%以上的人群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两年左右。
不过，现实中我们还需要考虑更复杂的因素：我们一般说的免疫屏障，是指阻断病毒的传播，但现在无论是国产疫苗还是西方疫苗，测定的都是制止发病，而不是阻断新冠病毒传播。
英国阿斯利康疫苗 3期临床试验中抽取一部分人进行核酸普测，发现尽管该疫苗对新冠发病的保护率为70.4%，但对无症状感染的保护率只有27.3%。所以，使用当前的国内外新冠疫苗，是难以建立起阻断病毒传播的免疫屏障的。
环球时报：如果如您所说，疫苗也难以防止无症状感染，那您认为未来我们有必要调整对无症状感染的认知和防控措施吗？
邵一鸣：防控策略肯定会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不断进行优化和调整的。新冠病毒防治的两难状态在于，它是一种介于“非典”和流感之间的病毒：“非典”病死率高，但传播能力相对较弱，我们有可能把它一次扑灭；流感病死率低，但传播能力很强，我们从未想过能把它扑灭。
接下来的防控策略，可能还是要看疫情会更向流感那个方向发展，还是更向着“非典”的方向发展。不过，鉴于新冠病毒对生命的伤害程度，还是有必要采取比对付普通流感更强的手段，以对经济和社会正常生活影响更小的方式，即更低成本更高效益的新防控模式来应对它的。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并行推进传统防控措施和疫苗接种的方法，一方面挽救生命，一方面大幅降低病毒的传播。当前通过接种疫苗建立这样的免疫屏障，即显著减少发病、大幅度降低重症和死亡，保障医疗体系的正常运转，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80岁老人接种疫苗安全吗？
环球时报：不久前，挪威发现23例与美国辉瑞公司新冠疫苗相关的老年人死亡病例，已对其中13例死亡病例进行评估，认为死亡原因可能与疫苗引发的发热、恶心等不良反应有关。鉴于这种情况，您建议国内80岁以上的老人接种新冠疫苗吗？
邵一鸣：鉴于中国目前严格的防控措施，国内大部分地区的中国老百姓面临病毒感染风险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比较好的接种策略是：先扩大疫苗紧急使用人群的接种，尽快全面覆盖保护防治一线医护和疾控人员、保守国门的安全人员、接触进口货物的工作人员，交通运输部门人员，必须前往境外疫区或高风险地区工作的人员。即优先保护国内尚有感染风险的人群，而对于风险较低的人群来说，可以先等一等，再根据国家的部署，有序地接种疫苗。
具体到老年人群体，辉瑞和Moderna公司的mRNA疫苗不良风险发生的比例和不确定性确实比较高，但在欧美疫情大暴发的背景下，老年人的确是高风险人群，尤其感染病毒后病死率非常高。所以他们的科学家在平衡风险与收益后，仍然做出让超过8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的决定，我是可以理解的。
而对国内外所有使用的疫苗来说，尽管当前疫苗较大规模人群应用的时间都在半年左右，对新冠疫苗的中长期风险的把握，还缺乏数据的支持，但由于我国的灭活疫苗是成熟技术，在人类已有上百年的应用历史，其不可预测性较首次用于人类的mRNA疫苗低很多。所以，我国健康的老年人接种灭活疫苗应该是可以的，风险是可控的。但鉴于我国疫情已被基本控制，不存在欧美那样老年人也必须马上接种的必要性，8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可以更保守一些，等一等未来将会有的保护率和安全性都更高的疫苗，也可以先给老年人周围的人员接种疫苗，如家人、保姆和养老院工作人员，为老年人增加一道防护屏障。
我国应该在第一代疫苗取得成功后，继续加大对后继疫苗的支持力度，促使我国研制的不仅预防发病、还能阻断病毒感染和传播的疫苗早日出现。到那时，将有可能使用疫苗建立我们想建立的最理想的群体免疫屏障
中美疫苗合作前景如何？
环球时报：西方许多舆论质疑中国疫苗的透明度。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邵一鸣：我国各疫苗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合作，是在全球最早开展新冠疫苗的1、2期临床试验，也是最早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新冠疫苗1、2期临床试验是数据的国家。由于我国疫情控制得好，以至于国内没有足够的新发病例，无法开展3期临床试验。当我国疫苗在境外开展3期临床试验时，试验的负责单位是外方机构，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公布临床试验数据，必须由外方机构决定，中方没有决策权。
以科兴在巴西的三期试验为例，该试验的推进全权由巴西合作方进行，科兴只提供疫苗，不插手对方试验工作的进展。而巴西方面的试验也是采用国际化的团队，他们聘用了一个美国的监理公司，监督试验的总体运转。试验产生的数据还要交给另一个欧洲数据分析公司，开展第三方的独立数据分析，撰写最终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报告。巴西方面何时公布、公布多少和什么数据都是由巴西决定。所以，说中国疫苗的透明度存在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中美在抗疫和疫苗合作上的前景？中国和美国的疫苗是竞争关系吗？
邵一鸣：我认为疫情这场“大火”仍然是有希望扑灭的，但前提是中美必须要携手合作。地球就好像是一个村子，村里平时各家有互相吵架、打架的情况，但现在村里着火了，火势还蔓延很快，就不能村长和书记先吵起来了，而是要搁置一切争议和矛盾，带领全村齐心协力去救火，否则全村就有在大火中毁于一旦的危险。
我还记得在美国疫情刚暴发的时候，福奇医生一开始建议老百姓不要戴口罩，后来也受到特朗普的甩锅。他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口罩存量严重不足，他们卫生部门希望把更多口罩优先供给风险更高的医护人员。但其实中国当时的口罩产能已经大幅上升，我个人也曾经帮助美国的合作大学和州市协调了若干批口罩和防护服。大学和好几个州一开始很高兴，但后来由于联邦政府从中干预，不允许他们接收。结果不仅医护人员口罩、防护服没有大的缓解，老百姓就更不够了！由此可见一斑，缺乏国际和国内合作，是导致美国抗疫不力的原因之一。
【北极出现大量聚酯纤维】
英国《自然·通讯》杂志发表的一项环境学最新研究中，加拿大科学家团队经分析发现：北极近表层海水约92%的微塑料污染都来自合成纤维。其中，约73%为聚酯，类似纺织品中使用的纤维。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偏远地区都发现了微塑料。这是因为塑料因其稳定性备受人们青睐，全球每年生产大量塑料用于工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塑料难以降解的特性使得废弃的塑料会破裂成更小的碎片，在环境中急剧累积。这些微塑料的危害，体现在其颗粒直径微小上，体积越小，意味着比表面积（多孔固体物质单位质量所具有的表面积）更高，吸附污染物的能力也越强，这也是它与一般的不可降解塑料相比，对环境的危害程度更深的原因。不过，这些微塑料的分布和来源以及污染规模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鉴于此，加拿大“Ocean Wise”保育协会研究人员皮特·罗斯及其同事，首次记录并分析了2016年欧洲和北美洲北极（包括北极点）分布的71个站点的近表层海水（表面下3到8米）的微塑料分布。同时，研究团队还分析了从波弗特海6个位置采集的样本，最深采集点达1015米。
根据此次分析，科学家们计算得出，整个北极地区的污染分布为每立方米约40个微塑料颗粒。合成纤维是微塑料的最大来源——占92.3%，且大部分由聚酯组成。聚酯纤维是由有机二元酸和二元醇缩聚而成的聚酯经纺丝所得的人工产品，属于高分子化合物，自1941年发明后被大量应用，在民用织物及工业用织物都有极其广泛的用途，现已经成为合成纤维的第一大品种。
团队还发现，北极东部的微塑料颗粒是西部的近三倍，并指出新的聚酯纤维正从大西洋流入北冰洋东部。
英国《自然·通讯》杂志发表的一项环境学最新研究中，加拿大科学家团队经分析发现：北极近表层海水约92%的微塑料污染都来自合成纤维。其中，约73%为聚酯，类似纺织品中使用的纤维。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偏远地区都发现了微塑料。这是因为塑料因其稳定性备受人们青睐，全球每年生产大量塑料用于工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塑料难以降解的特性使得废弃的塑料会破裂成更小的碎片，在环境中急剧累积。这些微塑料的危害，体现在其颗粒直径微小上，体积越小，意味着比表面积（多孔固体物质单位质量所具有的表面积）更高，吸附污染物的能力也越强，这也是它与一般的不可降解塑料相比，对环境的危害程度更深的原因。不过，这些微塑料的分布和来源以及污染规模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鉴于此，加拿大“Ocean Wise”保育协会研究人员皮特·罗斯及其同事，首次记录并分析了2016年欧洲和北美洲北极（包括北极点）分布的71个站点的近表层海水（表面下3到8米）的微塑料分布。同时，研究团队还分析了从波弗特海6个位置采集的样本，最深采集点达1015米。
根据此次分析，科学家们计算得出，整个北极地区的污染分布为每立方米约40个微塑料颗粒。合成纤维是微塑料的最大来源——占92.3%，且大部分由聚酯组成。聚酯纤维是由有机二元酸和二元醇缩聚而成的聚酯经纺丝所得的人工产品，属于高分子化合物，自1941年发明后被大量应用，在民用织物及工业用织物都有极其广泛的用途，现已经成为合成纤维的第一大品种。
团队还发现，北极东部的微塑料颗粒是西部的近三倍，并指出新的聚酯纤维正从大西洋流入北冰洋东部。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