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仿佛从来没变过。
人生更多时候，需要的不是一梦繁华，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一份静谧之美。
古人以冬为三余。
予谓当以夏为三余：
晨起者，夜之余；夜坐者，昼之余；
午睡者，应酬人事之余。
古人诗云"我爱夏日长。"
春听鸟声，夏听蝉声，
秋听虫声，冬听雪声；
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
山中听松声，水际听欸乃声，
方不虚生此耳。
读经宜冬，其神专也；
读史宜夏，其时久也；
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
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
春风如酒，夏风如茗，
秋风如烟，冬风如姜芥。
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
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
乔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
水之为声，有四：
有瀑布声，有流泉声，有滩声，有沟浍声。
风之为声，有三：
有松涛声，有秋叶声，有波浪声。
雨之为声，有二：
有梧叶荷叶上声，有承檐溜竹筩中声。
山之光，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
文人之韵致，美人之姿态，
皆无可名状，无可执着。
真足以摄召魂梦，颠倒情思。
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
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
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
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
所谓美人者：
以花为貌，以鸟为声，
以月为神，以柳为态，
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
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
吾无间然矣。
种花须见其开，待月须见其满，
著书须见其成，
美人须见其畅适，方有实际。
否则皆为虚设。
月下谈禅，旨趣益远；
月下说剑，肝胆益真；
月下论诗，风致益幽；
月下对美人，情意益笃。
笋为蔬中尤物，荔枝为果中尤物，
蟹为水族中尤物，酒为饮食中尤物，
月为天文中尤物，西湖为山水中尤物，
词曲为文字中尤物。
梅令人高，兰令人幽，
菊令人野，莲令人淡，
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
蕉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
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
艺花可以邀蝶；垒石可以邀云；
栽松可以邀风；贮水可以邀萍；
筑台可以邀月；种蕉可以邀雨；
植柳可以邀蝉。
有工夫读书，谓之福；
有力量济人，谓之福；
有学问著述，谓之福；
无是非到耳，谓之福；
有多闻、直、谅之友，谓之福。
对渊博友，如读异书；
对风雅友，如读名人诗文；
对谨饬友，如读圣贤经传；
对滑稽友，如阅传奇小说。
酒可以当茶，茶不可以当酒；
诗可以当文，文不可以当诗；
曲可以当词，词不可以当曲；
月可以当灯，灯不可以当月；
笔可以当口，口不可以当笔；
婢可以当奴，奴不可以当婢。
天下无书则已，有则必当读；
无酒则已，有则必当饮；
无名山则已，有则必当游；
无花月则已，有则必当赏玩；
无才子佳人则已，有则必当爱慕怜惜。
居城市中，当以画幅当山水，
以盆景当苑囿，以书籍当朋友。
楼上看山，
城头看雪，灯前看月，
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
另是一番情境。
赏花宜对佳人；
醉月宜对韵人；
映雪宜对高人。
风流自赏，只容花鸟趋陪；
真率谁知，合受烟霞供养。
我不知我之前生当春秋之季，
曾一识西施否；
当典午之时，曾一看卫玠否；
当义熙之世，曾一醉渊明否；
当天宝之代，曾一睹太真否；
当元丰之朝，曾一晤东坡否。
千古之上相思者，不止此数人，
而此数人则其尤甚者，故姑举之以概其余也。
凡事不宜刻，若读书则不可不刻；
凡事不宜贪，若买书则不可不贪；
凡事不宜痴，若行善则不可不痴。
藏书不难，能看为难；
看书不难，能读为难；
读书不难，能用为难；
能用不难，能记为难。
善读书者，无之而非书：
山水亦书也，
棋酒亦书也，花月亦书也。
善游山水者，无之而非山水：
书史亦山水也，
诗酒亦山水也，花月亦山水也。
鸟声之最佳者，画眉第一，
黄鹂、百舌次之。
然黄鹂、百舌，世未有笼而畜之者，
其殆高士之俦，可闻而不可屈者耶。
「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二句，
极琴心之妙境；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二句，
极手谈之妙境；
「帆随湘转，望衡九面」二句，
极泛舟之妙境；
「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二句，
极美人之妙境。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
有水一池，有竹千竿。
勿谓土狭，勿谓地偏。
可以容膝，足以息肩。
有堂有庭，有桥有船，
有书有酒，有歌有弦。
有叟在中，白发飘然。
识分知足，外无求焉。
如鸟择木，始务巢安。
如龟居坎，不知海宽。
灵鹤怪石，紫菱白莲；
皆我所好，尽在吾前。
时饮一杯，或吟一篇；
妻孥熙熙，鸡犬闲闲。
优哉游哉，吾将终身于其间。
人生更多时候，需要的不是一梦繁华，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一份静谧之美。
古人以冬为三余。
予谓当以夏为三余：
晨起者，夜之余；夜坐者，昼之余；
午睡者，应酬人事之余。
古人诗云"我爱夏日长。"
春听鸟声，夏听蝉声，
秋听虫声，冬听雪声；
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
山中听松声，水际听欸乃声，
方不虚生此耳。
读经宜冬，其神专也；
读史宜夏，其时久也；
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
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
春风如酒，夏风如茗，
秋风如烟，冬风如姜芥。
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
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
乔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
水之为声，有四：
有瀑布声，有流泉声，有滩声，有沟浍声。
风之为声，有三：
有松涛声，有秋叶声，有波浪声。
雨之为声，有二：
有梧叶荷叶上声，有承檐溜竹筩中声。
山之光，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
文人之韵致，美人之姿态，
皆无可名状，无可执着。
真足以摄召魂梦，颠倒情思。
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
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
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
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
所谓美人者：
以花为貌，以鸟为声，
以月为神，以柳为态，
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
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
吾无间然矣。
种花须见其开，待月须见其满，
著书须见其成，
美人须见其畅适，方有实际。
否则皆为虚设。
月下谈禅，旨趣益远；
月下说剑，肝胆益真；
月下论诗，风致益幽；
月下对美人，情意益笃。
笋为蔬中尤物，荔枝为果中尤物，
蟹为水族中尤物，酒为饮食中尤物，
月为天文中尤物，西湖为山水中尤物，
词曲为文字中尤物。
梅令人高，兰令人幽，
菊令人野，莲令人淡，
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
蕉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
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
艺花可以邀蝶；垒石可以邀云；
栽松可以邀风；贮水可以邀萍；
筑台可以邀月；种蕉可以邀雨；
植柳可以邀蝉。
有工夫读书，谓之福；
有力量济人，谓之福；
有学问著述，谓之福；
无是非到耳，谓之福；
有多闻、直、谅之友，谓之福。
对渊博友，如读异书；
对风雅友，如读名人诗文；
对谨饬友，如读圣贤经传；
对滑稽友，如阅传奇小说。
酒可以当茶，茶不可以当酒；
诗可以当文，文不可以当诗；
曲可以当词，词不可以当曲；
月可以当灯，灯不可以当月；
笔可以当口，口不可以当笔；
婢可以当奴，奴不可以当婢。
天下无书则已，有则必当读；
无酒则已，有则必当饮；
无名山则已，有则必当游；
无花月则已，有则必当赏玩；
无才子佳人则已，有则必当爱慕怜惜。
居城市中，当以画幅当山水，
以盆景当苑囿，以书籍当朋友。
楼上看山，
城头看雪，灯前看月，
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
另是一番情境。
赏花宜对佳人；
醉月宜对韵人；
映雪宜对高人。
风流自赏，只容花鸟趋陪；
真率谁知，合受烟霞供养。
我不知我之前生当春秋之季，
曾一识西施否；
当典午之时，曾一看卫玠否；
当义熙之世，曾一醉渊明否；
当天宝之代，曾一睹太真否；
当元丰之朝，曾一晤东坡否。
千古之上相思者，不止此数人，
而此数人则其尤甚者，故姑举之以概其余也。
凡事不宜刻，若读书则不可不刻；
凡事不宜贪，若买书则不可不贪；
凡事不宜痴，若行善则不可不痴。
藏书不难，能看为难；
看书不难，能读为难；
读书不难，能用为难；
能用不难，能记为难。
善读书者，无之而非书：
山水亦书也，
棋酒亦书也，花月亦书也。
善游山水者，无之而非山水：
书史亦山水也，
诗酒亦山水也，花月亦山水也。
鸟声之最佳者，画眉第一，
黄鹂、百舌次之。
然黄鹂、百舌，世未有笼而畜之者，
其殆高士之俦，可闻而不可屈者耶。
「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二句，
极琴心之妙境；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二句，
极手谈之妙境；
「帆随湘转，望衡九面」二句，
极泛舟之妙境；
「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二句，
极美人之妙境。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
有水一池，有竹千竿。
勿谓土狭，勿谓地偏。
可以容膝，足以息肩。
有堂有庭，有桥有船，
有书有酒，有歌有弦。
有叟在中，白发飘然。
识分知足，外无求焉。
如鸟择木，始务巢安。
如龟居坎，不知海宽。
灵鹤怪石，紫菱白莲；
皆我所好，尽在吾前。
时饮一杯，或吟一篇；
妻孥熙熙，鸡犬闲闲。
优哉游哉，吾将终身于其间。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仿佛从来没变过。
人生更多时候，需要的不是一梦繁华，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一份静谧之美。
古人以冬为三余。
予谓当以夏为三余：
晨起者，夜之余；夜坐者，昼之余；
午睡者，应酬人事之余。
古人诗云"我爱夏日长。"
春听鸟声，夏听蝉声，
秋听虫声，冬听雪声；
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
山中听松声，水际听欸乃声，
方不虚生此耳。
读经宜冬，其神专也；
读史宜夏，其时久也；
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
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
春风如酒，夏风如茗，
秋风如烟，冬风如姜芥。
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
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
乔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
水之为声，有四：
有瀑布声，有流泉声，有滩声，有沟浍声。
风之为声，有三：
有松涛声，有秋叶声，有波浪声。
雨之为声，有二：
有梧叶荷叶上声，有承檐溜竹筩中声。
山之光，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
文人之韵致，美人之姿态，
皆无可名状，无可执着。
真足以摄召魂梦，颠倒情思。
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
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
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
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
所谓美人者：
以花为貌，以鸟为声，
以月为神，以柳为态，
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
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
吾无间然矣。
种花须见其开，待月须见其满，
著书须见其成，
美人须见其畅适，方有实际。
否则皆为虚设。
月下谈禅，旨趣益远；
月下说剑，肝胆益真；
月下论诗，风致益幽；
月下对美人，情意益笃。
笋为蔬中尤物，荔枝为果中尤物，
蟹为水族中尤物，酒为饮食中尤物，
月为天文中尤物，西湖为山水中尤物，
词曲为文字中尤物。
梅令人高，兰令人幽，
菊令人野，莲令人淡，
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
蕉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
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
艺花可以邀蝶；垒石可以邀云；
栽松可以邀风；贮水可以邀萍；
筑台可以邀月；种蕉可以邀雨；
植柳可以邀蝉。
有工夫读书，谓之福；
有力量济人，谓之福；
有学问著述，谓之福；
无是非到耳，谓之福；
有多闻、直、谅之友，谓之福。
对渊博友，如读异书；
对风雅友，如读名人诗文；
对谨饬友，如读圣贤经传；
对滑稽友，如阅传奇小说。
酒可以当茶，茶不可以当酒；
诗可以当文，文不可以当诗；
曲可以当词，词不可以当曲；
月可以当灯，灯不可以当月；
笔可以当口，口不可以当笔；
婢可以当奴，奴不可以当婢。
天下无书则已，有则必当读；
无酒则已，有则必当饮；
无名山则已，有则必当游；
无花月则已，有则必当赏玩；
无才子佳人则已，有则必当爱慕怜惜。
居城市中，当以画幅当山水，
以盆景当苑囿，以书籍当朋友。
楼上看山，
城头看雪，灯前看月，
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
另是一番情境。
赏花宜对佳人；
醉月宜对韵人；
映雪宜对高人。
风流自赏，只容花鸟趋陪；
真率谁知，合受烟霞供养。
我不知我之前生当春秋之季，
曾一识西施否；
当典午之时，曾一看卫玠否；
当义熙之世，曾一醉渊明否；
当天宝之代，曾一睹太真否；
当元丰之朝，曾一晤东坡否。
千古之上相思者，不止此数人，
而此数人则其尤甚者，故姑举之以概其余也。
凡事不宜刻，若读书则不可不刻；
凡事不宜贪，若买书则不可不贪；
凡事不宜痴，若行善则不可不痴。
藏书不难，能看为难；
看书不难，能读为难；
读书不难，能用为难；
能用不难，能记为难。
善读书者，无之而非书：
山水亦书也，
棋酒亦书也，花月亦书也。
善游山水者，无之而非山水：
书史亦山水也，
诗酒亦山水也，花月亦山水也。
鸟声之最佳者，画眉第一，
黄鹂、百舌次之。
然黄鹂、百舌，世未有笼而畜之者，
其殆高士之俦，可闻而不可屈者耶。
「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二句，
极琴心之妙境；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二句，
极手谈之妙境；
「帆随湘转，望衡九面」二句，
极泛舟之妙境；
「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二句，
极美人之妙境。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
有水一池，有竹千竿。
勿谓土狭，勿谓地偏。
可以容膝，足以息肩。
有堂有庭，有桥有船，
有书有酒，有歌有弦。
有叟在中，白发飘然。
识分知足，外无求焉。
如鸟择木，始务巢安。
如龟居坎，不知海宽。
灵鹤怪石，紫菱白莲；
皆我所好，尽在吾前。
时饮一杯，或吟一篇；
妻孥熙熙，鸡犬闲闲。
优哉游哉，吾将终身于其间。
世间风雅，莫过与此。
人生更多时候，需要的不是一梦繁华，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一份静谧之美。
古人以冬为三余。
予谓当以夏为三余：
晨起者，夜之余；夜坐者，昼之余；
午睡者，应酬人事之余。
古人诗云"我爱夏日长。"
春听鸟声，夏听蝉声，
秋听虫声，冬听雪声；
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
山中听松声，水际听欸乃声，
方不虚生此耳。
读经宜冬，其神专也；
读史宜夏，其时久也；
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
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
春风如酒，夏风如茗，
秋风如烟，冬风如姜芥。
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
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
乔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
水之为声，有四：
有瀑布声，有流泉声，有滩声，有沟浍声。
风之为声，有三：
有松涛声，有秋叶声，有波浪声。
雨之为声，有二：
有梧叶荷叶上声，有承檐溜竹筩中声。
山之光，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
文人之韵致，美人之姿态，
皆无可名状，无可执着。
真足以摄召魂梦，颠倒情思。
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
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
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
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
所谓美人者：
以花为貌，以鸟为声，
以月为神，以柳为态，
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
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
吾无间然矣。
种花须见其开，待月须见其满，
著书须见其成，
美人须见其畅适，方有实际。
否则皆为虚设。
月下谈禅，旨趣益远；
月下说剑，肝胆益真；
月下论诗，风致益幽；
月下对美人，情意益笃。
笋为蔬中尤物，荔枝为果中尤物，
蟹为水族中尤物，酒为饮食中尤物，
月为天文中尤物，西湖为山水中尤物，
词曲为文字中尤物。
梅令人高，兰令人幽，
菊令人野，莲令人淡，
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
蕉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
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
艺花可以邀蝶；垒石可以邀云；
栽松可以邀风；贮水可以邀萍；
筑台可以邀月；种蕉可以邀雨；
植柳可以邀蝉。
有工夫读书，谓之福；
有力量济人，谓之福；
有学问著述，谓之福；
无是非到耳，谓之福；
有多闻、直、谅之友，谓之福。
对渊博友，如读异书；
对风雅友，如读名人诗文；
对谨饬友，如读圣贤经传；
对滑稽友，如阅传奇小说。
酒可以当茶，茶不可以当酒；
诗可以当文，文不可以当诗；
曲可以当词，词不可以当曲；
月可以当灯，灯不可以当月；
笔可以当口，口不可以当笔；
婢可以当奴，奴不可以当婢。
天下无书则已，有则必当读；
无酒则已，有则必当饮；
无名山则已，有则必当游；
无花月则已，有则必当赏玩；
无才子佳人则已，有则必当爱慕怜惜。
居城市中，当以画幅当山水，
以盆景当苑囿，以书籍当朋友。
楼上看山，
城头看雪，灯前看月，
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
另是一番情境。
赏花宜对佳人；
醉月宜对韵人；
映雪宜对高人。
风流自赏，只容花鸟趋陪；
真率谁知，合受烟霞供养。
我不知我之前生当春秋之季，
曾一识西施否；
当典午之时，曾一看卫玠否；
当义熙之世，曾一醉渊明否；
当天宝之代，曾一睹太真否；
当元丰之朝，曾一晤东坡否。
千古之上相思者，不止此数人，
而此数人则其尤甚者，故姑举之以概其余也。
凡事不宜刻，若读书则不可不刻；
凡事不宜贪，若买书则不可不贪；
凡事不宜痴，若行善则不可不痴。
藏书不难，能看为难；
看书不难，能读为难；
读书不难，能用为难；
能用不难，能记为难。
善读书者，无之而非书：
山水亦书也，
棋酒亦书也，花月亦书也。
善游山水者，无之而非山水：
书史亦山水也，
诗酒亦山水也，花月亦山水也。
鸟声之最佳者，画眉第一，
黄鹂、百舌次之。
然黄鹂、百舌，世未有笼而畜之者，
其殆高士之俦，可闻而不可屈者耶。
「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二句，
极琴心之妙境；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二句，
极手谈之妙境；
「帆随湘转，望衡九面」二句，
极泛舟之妙境；
「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二句，
极美人之妙境。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
有水一池，有竹千竿。
勿谓土狭，勿谓地偏。
可以容膝，足以息肩。
有堂有庭，有桥有船，
有书有酒，有歌有弦。
有叟在中，白发飘然。
识分知足，外无求焉。
如鸟择木，始务巢安。
如龟居坎，不知海宽。
灵鹤怪石，紫菱白莲；
皆我所好，尽在吾前。
时饮一杯，或吟一篇；
妻孥熙熙，鸡犬闲闲。
优哉游哉，吾将终身于其间。
世间风雅，莫过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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