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利汽车宣布Plan B！李书福试图逃离“中年危机”】文/ 墨玺来源/ 车市观澜汽车电动化革命风暴已至，没有站到C位的李书福，却有点急眼了。2021年2月20日，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宣布Plan B，正面迎战造车新势力，组建全新的纯电动汽车公司。这间接宣布了Plan A的差强人意，也意味着吉利在“油改电+混合动力”路线的基础上，增加了纯电路线，“两条腿走路”，对外宣称是“进可攻，退可守”，实则被动应战。即便在行业杀伐决断35年，李书福在电气化浪潮前依然是个boy。吉利这头转身缓慢的大象，恰逢“中年危机”，也只不过是众多传统车企的缩影之一。蔚来等造车新势力兴起六年来，行业大潮涌动。尤其是今年以来，李书福的态度也出现大逆转，从diss新能源造车公司，到牵手郭台铭、贾跃亭，与百度、腾讯合作，合纵连横层出不穷。李书福究竟在下一盘什么棋？他能在新能源造车领域复刻曾经的辉煌吗？李书福的软肋虽然吉利是当之无愧的“自主品牌一哥”，连续4年蝉联自主品牌销冠，但整体增长已出现下滑苗头，在电气化转型方面更是步伐疲软。 2020年，吉利汽车总销量为132.02万辆，同比下降3%，市占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5.2%。去年全年，吉利新能源车型总销量为6.8万辆，较2019年的11.3万辆下滑近40%。2019年在新加坡高调发布的纯电动品牌几何，2020年销量大跌。吉利新能源板块在总销量中占比仅为5.1%，离吉利的雄心相去甚远。而李书福diss造车新势力也不是一天两天了。2015年开始，李书福便公开斥责互联网造车是“一天到晚在瞎忽悠老百姓”，造车只为“圈钱”。6年后，李书福不仅投资贾跃亭的FF，还给予其技术、工程服务、代工支持，再次映证了资本市场随行就市的“真香”定律。“FF未来美股上市能够为吉利带来财务回报；此外，还能提升闲置产能利用率。”平安智慧企业副总经理兼COO张君毅对车市观澜分析道。2020年上半年，吉利产能210万辆，利用率仅45%。事实上，李书福此举，既展现了雄心，也暴露了软肋。吉利早在2007年就开始涉足新能源汽车领域，用“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来形容毫不为过。2015年，吉利高调发布“蓝色吉利行动”，率先宣布电气化转型，提出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占整体销量90%以上。但五年后，吉利新能源乘用车进度远远落后同行。目前，吉利旗下电动车产品线繁冗，但缺乏拳头产品。除了吉利汽车旗下的几何、沃尔沃旗下的极星，吉利和戴姆勒合资的全新smart品牌也在筹备中。2020年，吉利还推出了低端纯电动品牌枫叶汽车，采用车电分离模式。另外，吉利品牌、领克品牌、沃尔沃品牌也都推出了不同类型的电动车。吉利无疑是充满危机感的。吉利汽车科创板招股书称，随着燃油车禁售倒计时临近，若公司的新能源车型无法获得燃油车同等程度的市场认可，将面临市占率下滑的风险。目前，吉利汽车的市值不到3000亿港元，不仅低于同为“民营车企三强”的比亚迪、长城汽车，也被造车新势力蔚来汽车、小鹏汽车赶超。而今年以来，新造车在资本市场掀起了一阵阵海啸，互联网巨头、传统车企、造车新势力、地产公司都争相跳入滚滚洪流。小米、百度借助“造车”概念推高了一波市值，恒大汽车更是没有卖出一辆车，就成为了中国市值第三大车企。上天入地李书福显然不会对这场“行业革命性暴动”无动于衷。今年以来，吉利已经接连公布六起合作，除了投资FF，还宣布与百度、富士康、腾讯、韩国SK控股等巨头达成合作，覆盖自动驾驶、代工、智能座舱、氢能汽车等领域。这一连串布局被业界人士解读为推高估值，为吉利汽车一季度冲刺科创板上市铺路。与此同时，李书福的“代工”模式也浮出水面。吉利与FF、百度、富士康牵手，都是基于代工模式，其中浩瀚架构扮演着重要角色。不过，耗资180亿的浩瀚架构四年来只孵化出领克ZERO一款电动车，进度缓慢。通过与其他车企共享架构，摊平巨额研发费用已成为了吉利的当务之急。吉利宣称已有7个品牌、16款车型启动研发，2021年将每半年推出一款新车。除此之外，吉利近年来的动作颇为眼花缭乱，车联网、智能驾驶、共享出行、车载芯片、低轨卫星、飞行汽车、锂电池梯次利用等无所不包。或许没有人能看懂吉利的战略，就连李书福也表示，“我们也只是在探索”。“上天入地”的李书福，希望打通智能网联基础设#施，构筑“智慧立体出行生态”的意图却是很明显的。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吉利明显加快了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布局。“软件定义汽车”已成为行业共识。在自动驾驶方面，吉利频频发力。除了有自己的沃尔沃无人驾驶研发项目组，主攻座舱智能化与整车智能化的亿咖通、时空道宇的低轨卫星导航系统，最近又有了百度和腾讯两大巨头的技术加持，为自动驾驶技术升级不断补充弹药。比如，在于百度合资组建的电动车公司中，百度将导入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小度车载、百度地图等智能网联核心技术。吉利与腾讯的战略合作中，合作范围涉及智能座舱、自动驾驶、数字化营销、数字化底座、数字化新业务等。但吉利至今的量产能力仍徘徊在L2级自动驾驶辅助功能上，而同行已经开始大规模普及L3级自动驾驶能力了。换电方面，吉利科技集团投入数十亿元，从2017年开始研发换电技术，2020年实现了商业化，目前已经签约1000余座换电站，计划2025年达到5000座。不过，换电站投入更是非同小可，商业模式也有待验证。出行生态方面，吉利拥有两大网约车平台曹操出行和高端出行平台耀出行。前者布局57城，B2C市占率位居第一，累计投放3.7万辆新能源汽车，成为旗下新能源汽车的主要消纳出口。但这两大网约车业务也难以摆脱持续亏损的魔咒。除此之外，李书福还大力布局航天产业。吉利在台州打造了全国首个脉动式模块化卫星智能测试中心，计划在2023年推出新一代垂直起降商客两用飞机。这些业务需要不断烧钱，而盈利、规模化量产则是遥遥无期。2020年12月31日，李书福在新年致辞中透露，今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之后，吉利还将重启和沃尔沃合并重组的讨论。不仅是为了上市融资，也是为了联合对抗竞争对手，但结果仍有待双方磨合。近年来，吉利的资本布局错综复杂，并购马来西亚宝腾汽车、英国超跑莲花汽车、入股戴姆勒，接盘力帆、托管猎豹汽车，抄底重卡华菱星马等，收购太力飞车，全产业链腾挪，不禁令人质疑，吉利的精力会不会严重分散，为求生存而沦为巨头如百度、富士康的代工厂？眼下，吉利已经到了转型的关键节点。燃油车整体销量、利润下滑已成不争事实，新能源汽车超越燃油车的历史性拐点迟早会来临。下图也表明，吉利的利润连续两年下滑，燃油车贡献逐年缩水。“这场新的马拉松赛中，最终鹿死谁手还需要时间检验，好戏还在后头。”58岁的“汽车疯子”李书福掷地有声。最终，吉利会成为李书福口中最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吗？

【吉利宣布Plan B！李书福试图逃离“中年危机”】文/ 墨玺来源/ 车市观澜汽车电动化革命风暴已至，没有站到C位的李书福，却有点急眼了。2021年2月20日，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宣布Plan B，正面迎战造车新势力，组建全新的纯电动汽车公司。这间接宣布了Plan A的差强人意，也意味着吉利在“油改电+混合动力”路线的基础上，增加了纯电路线，“两条腿走路”，对外宣称是“进可攻，退可守”，实则被动应战。即便在行业杀伐决断35年，李书福在电气化浪潮前依然是个boy。吉利这头转身缓慢的大象，恰逢“中年危机”，也只不过是众多传统车企的缩影之一。蔚来等造车新势力兴起六年来，行业大潮涌动。尤其是今年以来，李书福的态度也出现大逆转，从diss新能源造车公司，到牵手郭台铭、贾跃亭，与百度、腾讯合作，合纵连横层出不穷。李书福究竟在下一盘什么棋？他能在新能源造车领域复刻曾经的辉煌吗？李书福的软肋虽然吉利是当之无愧的“自主品牌一哥”，连续4年蝉联自主品牌销冠，但整体增长已出现下滑苗头，在电气化转型方面更是步伐疲软。 2020年，吉利汽车总销量为132.02万辆，同比下降3%，市占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5.2%。去年全年，吉利新能源车型总销量为6.8万辆，较2019年的11.3万辆下滑近40%。2019年在新加坡高调发布的纯电动品牌几何，2020年销量大跌。吉利新能源板块在总销量中占比仅为5.1%，离吉利的雄心相去甚远。而李书福diss造车新势力也不是一天两天了。2015年开始，李书福便公开斥责互联网造车是“一天到晚在瞎忽悠老百姓”，造车只为“圈钱”。6年后，李书福不仅投资贾跃亭的FF，还给予其技术、工程服务、代工支持，再次映证了资本市场随行就市的“真香”定律。“FF未来美股上市能够为吉利带来财务回报；此外，还能提升闲置产能利用率。”平安智慧企业副总经理兼COO张君毅对车市观澜分析道。2020年上半年，吉利产能210万辆，利用率仅45%。事实上，李书福此举，既展现了雄心，也暴露了软肋。吉利早在2007年就开始涉足新能源汽车领域，用“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来形容毫不为过。2015年，吉利高调发布“蓝色吉利行动”，率先宣布电气化转型，提出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占整体销量90%以上。但五年后，吉利新能源乘用车进度远远落后同行。目前，吉利旗下电动车产品线繁冗，但缺乏拳头产品。除了吉利汽车旗下的几何、沃尔沃旗下的极星，吉利和戴姆勒合资的全新smart品牌也在筹备中。2020年，吉利还推出了低端纯电动品牌枫叶汽车，采用车电分离模式。另外，吉利品牌、领克品牌、沃尔沃品牌也都推出了不同类型的电动车。吉利无疑是充满危机感的。吉利汽车科创板招股书称，随着燃油车禁售倒计时临近，若公司的新能源车型无法获得燃油车同等程度的市场认可，将面临市占率下滑的风险。目前，吉利汽车的市值不到3000亿港元，不仅低于同为“民营车企三强”的比亚迪、长城汽车，也被造车新势力蔚来汽车、小鹏汽车赶超。而今年以来，新造车在资本市场掀起了一阵阵海啸，互联网巨头、传统车企、造车新势力、地产公司都争相跳入滚滚洪流。小米、百度借助“造车”概念推高了一波市值，恒大汽车更是没有卖出一辆车，就成为了中国市值第三大车企。上天入地李书福显然不会对这场“行业革命性暴动”无动于衷。今年以来，吉利已经接连公布六起合作，除了投资FF，还宣布与百度、富士康、腾讯、韩国SK控股等巨头达成合作，覆盖自动驾驶、代工、智能座舱、氢能汽车等领域。这一连串布局被业界人士解读为推高估值，为吉利汽车一季度冲刺科创板上市铺路。与此同时，李书福的“代工”模式也浮出水面。吉利与FF、百度、富士康牵手，都是基于代工模式，其中浩瀚架构扮演着重要角色。不过，耗资180亿的浩瀚架构四年来只孵化出领克ZERO一款电动车，进度缓慢。通过与其他车企共享架构，摊平巨额研发费用已成为了吉利的当务之急。吉利宣称已有7个品牌、16款车型启动研发，2021年将每半年推出一款新车。除此之外，吉利近年来的动作颇为眼花缭乱，车联网、智能驾驶、共享出行、车载芯片、低轨卫星、飞行汽车、锂电池梯次利用等无所不包。或许没有人能看懂吉利的战略，就连李书福也表示，“我们也只是在探索”。“上天入地”的李书福，希望打通智能网联基础设#施，构筑“智慧立体出行生态”的意图却是很明显的。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吉利明显加快了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布局。“软件定义汽车”已成为行业共识。在自动驾驶方面，吉利频频发力。除了有自己的沃尔沃无人驾驶研发项目组，主攻座舱智能化与整车智能化的亿咖通、时空道宇的低轨卫星导航系统，最近又有了百度和腾讯两大巨头的技术加持，为自动驾驶技术升级不断补充弹药。比如，在于百度合资组建的电动车公司中，百度将导入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小度车载、百度地图等智能网联核心技术。吉利与腾讯的战略合作中，合作范围涉及智能座舱、自动驾驶、数字化营销、数字化底座、数字化新业务等。但吉利至今的量产能力仍徘徊在L2级自动驾驶辅助功能上，而同行已经开始大规模普及L3级自动驾驶能力了。换电方面，吉利科技集团投入数十亿元，从2017年开始研发换电技术，2020年实现了商业化，目前已经签约1000余座换电站，计划2025年达到5000座。不过，换电站投入更是非同小可，商业模式也有待验证。出行生态方面，吉利拥有两大网约车平台曹操出行和高端出行平台耀出行。前者布局57城，B2C市占率位居第一，累计投放3.7万辆新能源汽车，成为旗下新能源汽车的主要消纳出口。但这两大网约车业务也难以摆脱持续亏损的魔咒。除此之外，李书福还大力布局航天产业。吉利在台州打造了全国首个脉动式模块化卫星智能测试中心，计划在2023年推出新一代垂直起降商客两用飞机。这些业务需要不断烧钱，而盈利、规模化量产则是遥遥无期。2020年12月31日，李书福在新年致辞中透露，今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之后，吉利还将重启和沃尔沃合并重组的讨论。不仅是为了上市融资，也是为了联合对抗竞争对手，但结果仍有待双方磨合。近年来，吉利的资本布局错综复杂，并购马来西亚宝腾汽车、英国超跑莲花汽车、入股戴姆勒，接盘力帆、托管猎豹汽车，抄底重卡华菱星马等，收购太力飞车，全产业链腾挪，不禁令人质疑，吉利的精力会不会严重分散，为求生存而沦为巨头如百度、富士康的代工厂？眼下，吉利已经到了转型的关键节点。燃油车整体销量、利润下滑已成不争事实，新能源汽车超越燃油车的历史性拐点迟早会来临。下图也表明，吉利的利润连续两年下滑，燃油车贡献逐年缩水。“这场新的马拉松赛中，最终鹿死谁手还需要时间检验，好戏还在后头。”58岁的“汽车疯子”李书福掷地有声。最终，吉利会成为李书福口中最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吗？

#松林说史# 原初锁定与两极反馈：试论古代自由状态下的小农分化逻辑

“如果土地成为有产者的投机对象，购占土地闲置等待升值而不予开发的现象必然会随之出现，而这种情况根本无助于吸纳剩余劳动力，最开始的原初状态下自耕农经济很可能就会瓦解，大量无地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租佃、雇工等行业皆有利可图，整体社会也就转入到非自耕状态。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长期以来的主导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产生与土地私有制的推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土地私有制下，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就必然导致土地兼并问题的出现，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历朝历代虽然都有着极为尖锐的土地兼并问题，但这并不是由于频繁的土地买卖所致，也就是说地主大户的万亩良田很少是通过正常的交易买卖获得的，主要原因其实还是政治因素。在这一逻辑之下，中国才能保持数千年的小农经济状态。

宋代词人辛弃疾曾在《最高楼·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中写道，“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其中“千年田换八百主”这句一直被世人所误解，此句不是说土地买卖频繁，讲的乃是土地权的归属更迭与政治有关，是由地主的政治身份所决定的。

当时辛弃疾仕途不顺，写下这首词的时候已经五十五岁，时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由于在官场上受到挫折，辛弃疾有些心灰意冷，打算归隐乡野，儿子却以家田未置为由劝阻，辛弃疾这才写词将儿子大骂一通，称他只懂图谋富贵而不知宦海危险，无数人宠辱相继，家财地产也因之易手，辛弃疾家的“田产”规模完全取决于身为家主的他的政治地位之升降，所谓“千年田换八百主”乃是出自《景德传灯录》的典故，是在指代官场斗争风险莫测，与土地买卖八竿子打不着。

另一方面，从具体统计案例对土地交易周期进行研究分析的话，也能发现其中端倪。以关中地区的地权交易平均周期研究为例，关中朝邑县《下鲁坡村鱼鳞正册》记载，在册耕田400块共283.94亩，其中94亩，自1890年至1932年后某年至少42年间，买卖易主的土地累计最多只有32.74亩次，按此频率，全部土地平均周转一次的周期至少为400年左右，若按地块计则更达千年以上。即使是动荡的清末民初，土地转卖次数都这么少，那么在承平时期，古代土地买卖频率只会更低。事实上，有着发达市场经济且实行土地私有制的英美等国，农业地产的流动性在各种财产形式中也是最小的，发达市场经济下农业土地的交易频率根本没有达到过“千年田换八百主”这样夸张的地步，更别提视土地如命的中国古人，封建时代的土地买卖尤其是平民间的土地买卖，一定会考虑到传统分家析产制。如此一来，土地到底是集中还是分散尚在两可。

我国经济学家胡景北曾提出所谓的“农业-阶级模型”，在此模型中如果初始条件是普遍自耕农化（即“一阶级”化），那么充分自由的要素交易不会改变这种“原初状态”，亦即“一阶级”在此设定条件下将处于动态锁定状态。如果在此基础上不考虑其他因素，从纯逻辑角度添加若干因果关系，如假定土地处于一种可以充分自由交易的状态，而与土地发生关系的所有人都有充分自由交易权，他们既非奴隶也非农奴，也不是奴隶主或农奴主，每个人不受他人强制的同时亦不能强制他人，只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的立场角度参与土地交易买卖。也就是说，在这一状态下，土地所有权不仅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使用权与人力资本之间也可以自由交易，土地与劳动的结合在交易双方都要遵守的自由契约（雇佣契约或租佃契约）状态下实现。

同时假定这是农业社会，没有外部资本与强权的介入，该社会环境下自由交易的结果从纯逻辑理论上只能形成一种负反馈，即对“原初状态”的“锁定”。接着，假定这种原初状态是以自耕农为主，无地农民只是少数，此时会出现“自由劳动力稀缺”的市场，“招佃竞争”或“招工竞争”随之出现，这些竞争最终会让土地所有者减少地租或增加工资，佃农或雇农在此有利契约下得到了较多的积累机会，时机一到就可以赎买土地转变为自耕农。这样一来，自耕农阶层也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相反土地所有者在此极为不利的契约下很难扩大积累，一旦地租或雇工经营收入低于某个临界值时，就势必会做出卖掉土地保障收支的做法。

反向假定的话，如果原初状态自耕农很少或无地农民很多，那么会出现“自由劳动力过剩”市场，此时的竞争是“租地竞争”或“找工竞争”，这些竞争趋向于增加地租或减少工资，契约环境对佃农或雇农比较不利，他们缺乏积累机会，赎买土地转变为自耕农的机会就很低。相应地，土地所有者在比较有利的契约环境下，就有极大机会扩大积累，并在地租或雇工经营收入较高时买入土地，扩大经营。在此情况下，即使富户分家析产而不断产生新的自耕农，但既有自耕农中的“分化”若由于上述原因变成不可逆过程，那么无地农民仍旧难以减少，甚至会持续增多，整个社会也就被“锁定”在高分化状态，这一变化显然符合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状态。

简单地说，在上述“纯自由交易”状态下，如果原来没有出现“分化”，那么“土地自由买卖”很难导致“两极分化”以及危害到自耕农社会稳定。反之，如果存在“两极分化”，那么这种变化很可能起源于非经济的“原初状态”，土地即使频繁买卖也不能消除，不过也不一定会造成“两极分化”。如果引进新变量，即外部资本（如工商手工业资本）的进入，这是否会对上述平衡状态产生影响呢？影响肯定会有，即如果土地改变为非农业用途仍受管制，则只是“农地交易自由”，或者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工商业地产开发程度低，商业资本购买土地也是农业用途，继续成为农业地主，即所谓的“以末致富，用本守之”，那么这可能会带来以下变化。

首先，外部资本进入本身虽然是“土地兼并”的刺激力量，但大量资本涌入土地市场必然推高地价，原有富裕地主很难再兼并土地，“自耕农之间的两极分化”受到阻抑。然后，地价推高导致地租率（指代自由契约下的地权收益，无论佃租还是雇工经营利润与地价之比）下降，进而成为抑制外部资本“过量”进入土地市场的一个重要调节机制，即马克思所说的“平均利润率是地租率的天然界限”。如此“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用处不大，不能立竿见影，所谓的“土地买卖无限吸纳工商业资本，导致工业化原始积累受阻”说法自然也就不能成立。最后，由于外来资本参与“农地自由交易”不会改变前面所述“锁定”逻辑，即在“农地农用”限制条件下，劳动双方对土地的谈判地位是受双方供求关系所决定，土地稀缺劳动过剩则劳方（佃、雇农）难于“上升”，反之则否。

外来资本进入抬高地价的同时自然抬高了劳务价格，如果土地事后并没有转变用途，仍是被作为农业用地，那么“劳-地”谈判关系并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如果土地非农化受限而劳动非农化自由，农地仍旧农用，但农民可以另找工作，此时外来资本就可以尽情发挥作用，给农民提供出路的难度远低于给土地另找用处，这就成为了有利于劳方“上升”的因素。在此条件下，即便自耕农受高地价的吸引而增加卖地机率，卖地后自耕农也会转入非农就业，而不会“降级”成为佃农，自耕农农业状况并不会因此得到改变。

不过，如果土地用途在外来资本涌入后，可以毫无难度地自由改变，经济大环境也利于非农业地产开发，以及地产投机兴盛，那么外部资本的进入效应就要详细分析了。首先，土地大量退出农业，无疑会加剧农地稀缺矛盾，农业劳动力过剩的同时，劳动力非农化自由，非农产业刚开始发展时，劳动密集程度远不如农业，尤其比不上传统的种植业，最典型的就是当年英国“圈地运动”农地改牧场后的情况。

在此情况下，如果土地成为有产者的投机对象，购占土地闲置等待升值而不予开发的现象必然会随之出现，而这种情况根本无助于吸纳剩余劳动力，最开始的原初状态下自耕农经济很可能就会瓦解，大量无地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租佃、雇工等行业皆有利可图，整体社会也就转入到非自耕状态。这种现象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极为易见，但在政治至上的古代中国却很难成为现实，由于种种因素限制，即使非农业地产开发与地产投机不受法律限制，土地在经济上的活跃空间也极为有限，更别提频繁交易，创造价值了。

参考资料：

《中国经济史》《下鲁坡村鱼鳞正册》《中国土地制度史》

土地兼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