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稳健货币政策引导金融运行回归常态
以下文章来源于财经大V百佬汇
作者简介：
连平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刘鸿 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对经济的影响，2020年央行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降低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促进了居民、企业和政府信用的宽松，有力地支持了经济恢复。2021年宏观经济运行还将面临多种内外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广义货币和信贷社融增速预计较2020年虽有一定程度的放缓，流动性仍会保持合理充裕，利率水平基本稳定，货币政策将在稳健基调下灵活调节。
1.政府与企业信用扩张是2020年社融上行的主因
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2020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4.86万亿元，比上年多9.19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20.03万亿元，同比多增3.15万亿元。2020年末，社融存量同比增长13.3%，比2019年末提高了2.6个百分点。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2%，比2019年末提高0.7个百分点；企业债券融资同比增长17.2%，比上年末提高3.8个百分点；政府债券融资余额同比增长22.1%，比上年末提高了7.8个百分点。可见，2020年企业债券和政府债券融资规模的快速增长，是社融增速明显上行的重要原因。
2020年全年政府债券融资8.3万亿，比2019年多3.6万亿。这3.6万亿包含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财政赤字多增加的1万亿，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多增加的1.6万亿。2020年全年减税降费导致财政收入较2019年有一定幅度减少，但是财政支出却与2019年基本持平。政府债券的发行有效弥补了财政收支差距的扩大，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复苏。
社融大幅增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企业信用明显扩张，具体表现为企业债券和企业中长期贷款两种形式。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在2020年达到4.5万亿，此前两年则分别为3.2万亿和2.6万亿。银行贷款2020年比2019年多增2.8万亿，其中对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多贷3万亿，即企业的中长期贷款是银行贷款增加的主要原因。贷款增速高与贷款需求高密切相关。央行公布的季度问卷调查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制造业的贷款需求都处于过去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基础设施方面的贷款需求在二季度和三季度也处于过去5年来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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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中长期贷款持续上行，有一定的周期性因素，也与疫情之后的宽松政策鼓励投资有关。从设备更替的角度来看，2019年末新一轮的设备更替周期就出现了回升的迹象。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爆发对企业投资带来较大扰动，疫情被充分控制之后，企业设备更替周期恢复，带动企业的投资需求回升。而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速的上升，正是这种需求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我国当前正处在被动补库存向主动补库存阶段转变，企业库存周期的回升也带动了融资需求。总体来说，经济复苏是企业部门信用需求较高的原因，而企业信用扩张反过来也促进了经济回升。
在2018年之前，居民部门信用的扩张或者收缩是整体信用变动的主要原因。随着房住不炒政策的执行，近三年来居民部门信用增长平稳。2020年居民贷款增量为7.8万亿，2019年与2018年均为7.4万亿，居民贷款余额增速逐年下降，由2017年的21.4%降为2020年的14.5%。2020年新冠疫情对房地产销售的影响相对较小，全年房地产销售面积略高于2019年，与居民信贷规模保持稳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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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信贷扩张推动货币增速明显上行。2019年末M2的增速为8.7%，2020年末M2的增速则上行至10.1%。M1上行的幅度更大，从2019年末的4.4%上行至2020年末的8.6%。2020年M2增速明显高于名义GDP增速，是货币政策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所形成的结果。这无论是从横向比较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还是纵向比较2008-2009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我国的政策力度，都显得十分的审慎。M1主要反映企业活期存款，与经济的景气度相关性更高。一般而言，企业定期存款波动较小，因此M1变动与企业整体存款的变动高度一致。企业存款是企业资产，存款变动与企业负债变动（银行借贷与债券融资规模增加）的趋势一致，增速上行表明企业资产负债表加速扩张，企业的经营活动处在较为活跃的状态，是经济景气度改善的表现。
信贷社融关注的是“量”，2020年“量”的回升与“价”的因素即利率的下行密切相关。2020年上半年，为了应对疫情的冲击，央行连续降息降准，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央行明确表示，构建公开市场操作(OMO)利率为短期政策利率和以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为中期政策利率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2020年上半年OMO利率下调两次共30bp，MLF利率下调同样两次共30bp。与2019年末相比，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了0.5个百分点，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了1个百分点。
货币政策的偏松调节推动了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融资利率的下行。1年期LPR的报价变动跟随1年期MLF利率，MLF利率下调两次共30bp，1年期LPR报价也下调两次共30bp，而5年期以上LPR报价下调了15bp。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宽松推动了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融资利率的下行，2020年三季度末，企业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与上年末相比降低了49bp，居民的房贷利率降低了26bp。
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贷款利率降低的幅度，高于LPR下行的幅度，与金融机构贷款相对LPR的加减点有关。5月之后LPR报价没有再调整过，但是金融机构贷款相对于LPR减点的比例上升，相对LPR加点的比例减少。货币当局对金融机构LPR减点的窗口指导和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的改革举措，共同促进了实体经济贷款利率的下行。
详情链接：https://t.cn/A65tR8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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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平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刘鸿 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对经济的影响，2020年央行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降低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促进了居民、企业和政府信用的宽松，有力地支持了经济恢复。2021年宏观经济运行还将面临多种内外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广义货币和信贷社融增速预计较2020年虽有一定程度的放缓，流动性仍会保持合理充裕，利率水平基本稳定，货币政策将在稳健基调下灵活调节。
1.政府与企业信用扩张是2020年社融上行的主因
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2020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4.86万亿元，比上年多9.19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20.03万亿元，同比多增3.15万亿元。2020年末，社融存量同比增长13.3%，比2019年末提高了2.6个百分点。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2%，比2019年末提高0.7个百分点；企业债券融资同比增长17.2%，比上年末提高3.8个百分点；政府债券融资余额同比增长22.1%，比上年末提高了7.8个百分点。可见，2020年企业债券和政府债券融资规模的快速增长，是社融增速明显上行的重要原因。
2020年全年政府债券融资8.3万亿，比2019年多3.6万亿。这3.6万亿包含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财政赤字多增加的1万亿，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多增加的1.6万亿。2020年全年减税降费导致财政收入较2019年有一定幅度减少，但是财政支出却与2019年基本持平。政府债券的发行有效弥补了财政收支差距的扩大，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复苏。
社融大幅增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企业信用明显扩张，具体表现为企业债券和企业中长期贷款两种形式。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在2020年达到4.5万亿，此前两年则分别为3.2万亿和2.6万亿。银行贷款2020年比2019年多增2.8万亿，其中对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多贷3万亿，即企业的中长期贷款是银行贷款增加的主要原因。贷款增速高与贷款需求高密切相关。央行公布的季度问卷调查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制造业的贷款需求都处于过去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基础设施方面的贷款需求在二季度和三季度也处于过去5年来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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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中长期贷款持续上行，有一定的周期性因素，也与疫情之后的宽松政策鼓励投资有关。从设备更替的角度来看，2019年末新一轮的设备更替周期就出现了回升的迹象。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爆发对企业投资带来较大扰动，疫情被充分控制之后，企业设备更替周期恢复，带动企业的投资需求回升。而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速的上升，正是这种需求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我国当前正处在被动补库存向主动补库存阶段转变，企业库存周期的回升也带动了融资需求。总体来说，经济复苏是企业部门信用需求较高的原因，而企业信用扩张反过来也促进了经济回升。
在2018年之前，居民部门信用的扩张或者收缩是整体信用变动的主要原因。随着房住不炒政策的执行，近三年来居民部门信用增长平稳。2020年居民贷款增量为7.8万亿，2019年与2018年均为7.4万亿，居民贷款余额增速逐年下降，由2017年的21.4%降为2020年的14.5%。2020年新冠疫情对房地产销售的影响相对较小，全年房地产销售面积略高于2019年，与居民信贷规模保持稳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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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信贷扩张推动货币增速明显上行。2019年末M2的增速为8.7%，2020年末M2的增速则上行至10.1%。M1上行的幅度更大，从2019年末的4.4%上行至2020年末的8.6%。2020年M2增速明显高于名义GDP增速，是货币政策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所形成的结果。这无论是从横向比较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还是纵向比较2008-2009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我国的政策力度，都显得十分的审慎。M1主要反映企业活期存款，与经济的景气度相关性更高。一般而言，企业定期存款波动较小，因此M1变动与企业整体存款的变动高度一致。企业存款是企业资产，存款变动与企业负债变动（银行借贷与债券融资规模增加）的趋势一致，增速上行表明企业资产负债表加速扩张，企业的经营活动处在较为活跃的状态，是经济景气度改善的表现。
信贷社融关注的是“量”，2020年“量”的回升与“价”的因素即利率的下行密切相关。2020年上半年，为了应对疫情的冲击，央行连续降息降准，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央行明确表示，构建公开市场操作(OMO)利率为短期政策利率和以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为中期政策利率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2020年上半年OMO利率下调两次共30bp，MLF利率下调同样两次共30bp。与2019年末相比，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了0.5个百分点，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了1个百分点。
货币政策的偏松调节推动了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融资利率的下行。1年期LPR的报价变动跟随1年期MLF利率，MLF利率下调两次共30bp，1年期LPR报价也下调两次共30bp，而5年期以上LPR报价下调了15bp。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宽松推动了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融资利率的下行，2020年三季度末，企业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与上年末相比降低了49bp，居民的房贷利率降低了26bp。
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贷款利率降低的幅度，高于LPR下行的幅度，与金融机构贷款相对LPR的加减点有关。5月之后LPR报价没有再调整过，但是金融机构贷款相对于LPR减点的比例上升，相对LPR加点的比例减少。货币当局对金融机构LPR减点的窗口指导和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的改革举措，共同促进了实体经济贷款利率的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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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论文”是高校评价体系的痼疾 “十不得”能否根治？
光明日报 2020-12-17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科研成果评价意见出台
“十不得”能否根治“唯论文”痼疾
论文对高校教师有多重要？尤其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来说，职称评定、岗位聘任等都离不开论文这杆秤。但当“论文”前加上一个“唯”字，就让学术研究笼罩上功利化的阴霾。
长期以来，“唯论文”是高校评价体系中挥之不去的痼疾。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十不得”，旨在打破“唯论文”的不良导向。
“十不得”甫一发布，就引发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科研工作者的关注。“十不得”能否真正根治“唯论文”痼疾？本报记者邀请青年教师、研究生与专家学者展开对话。
建立论文质量中长期评价机制
文件：不得简单以刊物、头衔、荣誉、资历等判断论文质量，防止“以刊评文”“以刊代评”“以人评文”。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范丹提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以刊评文”等乱象，为什么？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吴合文：此前，很多高校依据各类科学论文索引，进一步将论文分为三六九等，作为绩效奖励、职称晋升、资源分配等的重要标准。当然，进入引文索引的期刊论文总体上要优于其他期刊上的论文。可一旦科学引文索引被用作评价工具，评价结果能给发表者带来丰厚的物质利益，就会产生乱象。
在执行《意见》过程中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要建立论文质量的中长期评价机制，让学者在更从容的环境中开展有实际学术和社会价值的研究。其次，要打破期刊垄断和期刊评价垄断。再次，要将学术评价权更多赋予学术共同体，完善同行评议制度。
国际期刊使用必须坚持正确价值导向
文件：不得过分依赖国际数据和期刊，防止国际期刊论文至上。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贾浩提问：在论文写作中，我们经常会用到国际数据和期刊，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象明：就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鼓励学者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学术成果，可以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与国际同行的学术交流，有利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但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相关研究涉及都与我国主流价值观、国情与国家利益相联系，一些相关国际刊物对我国存在意识形态偏见，愿意刊发一些与我国主流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相左的文章。因此，在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方面，必须坚持正确价值导向，坚持质量第一的评价原则，不分国际国内期刊，真正根据质量评价其学术水平。
正确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
文件：不得为追求国际发表而刻意矮化丑化中国、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清华大学助理研究员朱垚颖提问：当前一些国际期刊喜欢发表矮化丑化中国的研究结果，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吴合文：目前，国际上确实有少数期刊、媒体刻意出版矮化丑化中国的研究结果，在少数国内学者心中产生了“负面声音好发表”的心态。贫穷、落后、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等关键词成为国际刊物的中国学术标签。这一方面不符合中国实际，另一方面丑化了中国形象，是刻意而为。
第一，在执行这一政策时，要正确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要用科学严谨的方法系统地传播中国的成功经验。第二，区分刻意矮化丑化中国和理性提出建议两种立场。为此要制定哲学社会科学涉外发表的相关制度，为学者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提供标准和依据。
摆脱论文评价指标“唯客观化”
文件：不得将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引用率和影响因子等指标与资源分配、物质奖励、绩效工资等简单挂钩，防止高额奖励论文。
中国矿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赵旸提问：这样的评价机制为什么久除不去？如何才能改变现状？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柯政：意见中提出的现象，确实比较普遍。对这种做法的弊端，部分管理者不是不知道，而是觉得不得不如此。学术研究领域，对于学术评价“唯客观化”的心态还大面积存在，希望用一种相对客观的指标评价成果，其用意就是想避免争论。短期“怕麻烦”的压力，超过了长期“伤害学术”的担心，“唯论文”就愈发积重难返。
此次《意见》的出台，旨在以“破”推“立”，“大破”以求“大立”，也不失为一种问题解决思路。但最终解决，要找到另外一种不同于“唯论文”但也符合客观化要求的指标，同时要打破“唯客观化”期待，要准备承担各种预料中和预料之外的压力。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评价改革。
让高校教师多元化发展
文件：不得将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作为导师岗位选聘、人才计划申报评审的唯一指标。
范丹提问：目前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把论文发表视为一件重要事情，这个倾向怎样扭转？
北京林业大学法学系副教授杨帆：近年来，课题和论文可谓压在很多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头上的两座大山。以论文作为指标，本无可厚非，但片面强调论文，只看发表的刊物，不看文章质量，违背了学术发展规律。在这种考评机制的激励下，直接导致了高校教师行为上把大量的精力投放在论文的炮制和发表上，而无视乃至忽略了论文的学术性、思想性和创新性。
高校和科研单位，总要对教师和科研人员进行绩效考核、职称评定等。而公平进行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定，标准的客观化、易度量是前提。文章数量和发表刊物级别等形式要素，相对于论文的学术性和思想性等内容要素来说，更客观易度量，因而被许多高校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我希望，教育部应制定综合性的考核标准，尽量让高校教师多元化发展，而不是都挤在一条逼仄道路上。
更加看重科研成果的实际价值和社会贡献
文件：不得把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作为教师招聘、职务(职称)评聘、人才引进的前置条件和直接依据。
贾浩提问：把论文收录数作为教师招聘、职务(职称)评聘、人才引进的前置条件和直接依据，会怎样伤害学术生态？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副研究员陈波：目前一些高校在引进人才时，会设定明确的论文指标，同时在签订劳务合同中，也存在将论文数等指标列入考核范围中的做法。这种方法导致过去几年，中国学者的论文总数增速很快，但是也出现了少数领域论文质量不高，甚至造假严重等问题。
因此《意见》的出台，希望打破论文唯上的僵化考核体系，更加看重科研成果的实际价值和社会贡献。但要短期内改变这种格局，还面临很多挑战，怎样处理好论文作为指标具有可量化性强的特点，和其他考核指标难以量化、主观性较强之间的关系，有效避免在招聘和职称评选过程中的寻租行为，需要找到更加科学有效的办法。但可以想到，《意见》出台后将倒逼高校开始构建新的考核体系，在学术研究导向、人才培养目标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更关注学位论文本身的水平和质量
文件：不得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的唯一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徐鑫悦提问：把学位授予和论文发表脱钩，对我们在读研究所会带来哪些变化？
陈波：将发表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的前提，是许多高校博士和硕士毕业的基本要求。这导致一些高校教师将论文考核压力转嫁给学生，造成了较多师生矛盾。实际上，大多数国家并不要求将发表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的依据，而是更关注学位论文本身的水平和质量。因此，未来应当提高学位论文审查的严格性，将学位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的主要依据。
从对人的评价转向到对成果的评价
文件：不得将学历、职称等作为在教育系统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限制性条件。
赵旸提问：青年学者、研究生等群体发论文确实很难。如何将这项政策落实，为这个群体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余庆：一些学术期刊将学历、职称等作为论文发表的限制性条件，主要体现为有的期刊有不成文歧视性规定，拒绝研究生或青年学者作为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有的期刊明确要求博士生须挂上导师姓名才可发表，甚至要求改变作者顺序，将导师或知名学者位次置前；同时，发文机构、身份固化色彩浓重，不少期刊优先刊发知名高校、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提升引用率、影响力，进而挤占青年学者的学术空间。
解决这些问题，要让学术评价从当前对人的评价的倾向，转到对成果本身的评价，通过加强同行评议、学术共同体建设等途径，配之以简化作者介绍等具体做法，让学术内在逻辑在期刊选稿中发挥更大作用。
厘清学术权力介入评价的限度和边界
文件：不得多头评价、重复评价，严格控制涉及论文的评价活动数量和频次。
徐鑫悦提问：如何才能真正控制涉及论文的评价活动数量和频次？
余庆：“多头评价、重复评价”表现在，一方面管理机构出于便利原则，要求科研人员反复准备成果材料，满足自身简化评价程序要求；另一方面，科研人员出于现实考量，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评价方式，如一些高校对SSCI期刊论文奖励数倍于CSSCI，部分科研人员自愿进行重复评价，并从中获利，造成科研成果发表偏离学术逻辑，学术评价成为学术研究指挥棒。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厘清学术权力介入学术评价的限度和边界，对借着学术权力之手进行的学术评价有所限制；同时，进一步完善评价方法体系，堵住体系漏洞，如采取成果评价就高原则等，将成果评价与科研人员评价统一起来。
提倡多维度论文质量评价
文件：不得盲目采信、引用和宣传各类机构发布的排行榜，不过度依赖以论文发表情况为主要衡量指标的排行性评价。
徐鑫悦提问：我们该如何看待市场上各种各样的排行榜？
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卢军：各类排行榜，作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学术成果质量评价的一个热门指标，既有其便捷合理的一面，也存在诸多问题。由于某些排行榜是不少高校制订高层次科研奖励及人才计划评聘的重要参考之一，导致不少科研工作者将期刊等级等排行榜视为发表论文风向标，出现了学风浮躁等问题。
为改变这种状况，应进行多维度的论文质量评价，多元呈现评价结果，并进行综合考量。提倡“代表作”评价制度，将论文的原创性、前沿性、突破性作为评价研究人员科研能力的重要依据。更重要的是，强化分类特色评价，按不同学科分别设置论文评价指标体系，并考量论文对所在单位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面起到的作用。（晋浩天 唐芊尔 杨 飒）
光明日报 2020-12-17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科研成果评价意见出台
“十不得”能否根治“唯论文”痼疾
论文对高校教师有多重要？尤其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来说，职称评定、岗位聘任等都离不开论文这杆秤。但当“论文”前加上一个“唯”字，就让学术研究笼罩上功利化的阴霾。
长期以来，“唯论文”是高校评价体系中挥之不去的痼疾。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十不得”，旨在打破“唯论文”的不良导向。
“十不得”甫一发布，就引发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科研工作者的关注。“十不得”能否真正根治“唯论文”痼疾？本报记者邀请青年教师、研究生与专家学者展开对话。
建立论文质量中长期评价机制
文件：不得简单以刊物、头衔、荣誉、资历等判断论文质量，防止“以刊评文”“以刊代评”“以人评文”。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范丹提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以刊评文”等乱象，为什么？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吴合文：此前，很多高校依据各类科学论文索引，进一步将论文分为三六九等，作为绩效奖励、职称晋升、资源分配等的重要标准。当然，进入引文索引的期刊论文总体上要优于其他期刊上的论文。可一旦科学引文索引被用作评价工具，评价结果能给发表者带来丰厚的物质利益，就会产生乱象。
在执行《意见》过程中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要建立论文质量的中长期评价机制，让学者在更从容的环境中开展有实际学术和社会价值的研究。其次，要打破期刊垄断和期刊评价垄断。再次，要将学术评价权更多赋予学术共同体，完善同行评议制度。
国际期刊使用必须坚持正确价值导向
文件：不得过分依赖国际数据和期刊，防止国际期刊论文至上。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贾浩提问：在论文写作中，我们经常会用到国际数据和期刊，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象明：就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鼓励学者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学术成果，可以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与国际同行的学术交流，有利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但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相关研究涉及都与我国主流价值观、国情与国家利益相联系，一些相关国际刊物对我国存在意识形态偏见，愿意刊发一些与我国主流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相左的文章。因此，在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方面，必须坚持正确价值导向，坚持质量第一的评价原则，不分国际国内期刊，真正根据质量评价其学术水平。
正确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
文件：不得为追求国际发表而刻意矮化丑化中国、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清华大学助理研究员朱垚颖提问：当前一些国际期刊喜欢发表矮化丑化中国的研究结果，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吴合文：目前，国际上确实有少数期刊、媒体刻意出版矮化丑化中国的研究结果，在少数国内学者心中产生了“负面声音好发表”的心态。贫穷、落后、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等关键词成为国际刊物的中国学术标签。这一方面不符合中国实际，另一方面丑化了中国形象，是刻意而为。
第一，在执行这一政策时，要正确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要用科学严谨的方法系统地传播中国的成功经验。第二，区分刻意矮化丑化中国和理性提出建议两种立场。为此要制定哲学社会科学涉外发表的相关制度，为学者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提供标准和依据。
摆脱论文评价指标“唯客观化”
文件：不得将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引用率和影响因子等指标与资源分配、物质奖励、绩效工资等简单挂钩，防止高额奖励论文。
中国矿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赵旸提问：这样的评价机制为什么久除不去？如何才能改变现状？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柯政：意见中提出的现象，确实比较普遍。对这种做法的弊端，部分管理者不是不知道，而是觉得不得不如此。学术研究领域，对于学术评价“唯客观化”的心态还大面积存在，希望用一种相对客观的指标评价成果，其用意就是想避免争论。短期“怕麻烦”的压力，超过了长期“伤害学术”的担心，“唯论文”就愈发积重难返。
此次《意见》的出台，旨在以“破”推“立”，“大破”以求“大立”，也不失为一种问题解决思路。但最终解决，要找到另外一种不同于“唯论文”但也符合客观化要求的指标，同时要打破“唯客观化”期待，要准备承担各种预料中和预料之外的压力。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评价改革。
让高校教师多元化发展
文件：不得将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作为导师岗位选聘、人才计划申报评审的唯一指标。
范丹提问：目前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把论文发表视为一件重要事情，这个倾向怎样扭转？
北京林业大学法学系副教授杨帆：近年来，课题和论文可谓压在很多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头上的两座大山。以论文作为指标，本无可厚非，但片面强调论文，只看发表的刊物，不看文章质量，违背了学术发展规律。在这种考评机制的激励下，直接导致了高校教师行为上把大量的精力投放在论文的炮制和发表上，而无视乃至忽略了论文的学术性、思想性和创新性。
高校和科研单位，总要对教师和科研人员进行绩效考核、职称评定等。而公平进行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定，标准的客观化、易度量是前提。文章数量和发表刊物级别等形式要素，相对于论文的学术性和思想性等内容要素来说，更客观易度量，因而被许多高校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我希望，教育部应制定综合性的考核标准，尽量让高校教师多元化发展，而不是都挤在一条逼仄道路上。
更加看重科研成果的实际价值和社会贡献
文件：不得把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作为教师招聘、职务(职称)评聘、人才引进的前置条件和直接依据。
贾浩提问：把论文收录数作为教师招聘、职务(职称)评聘、人才引进的前置条件和直接依据，会怎样伤害学术生态？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副研究员陈波：目前一些高校在引进人才时，会设定明确的论文指标，同时在签订劳务合同中，也存在将论文数等指标列入考核范围中的做法。这种方法导致过去几年，中国学者的论文总数增速很快，但是也出现了少数领域论文质量不高，甚至造假严重等问题。
因此《意见》的出台，希望打破论文唯上的僵化考核体系，更加看重科研成果的实际价值和社会贡献。但要短期内改变这种格局，还面临很多挑战，怎样处理好论文作为指标具有可量化性强的特点，和其他考核指标难以量化、主观性较强之间的关系，有效避免在招聘和职称评选过程中的寻租行为，需要找到更加科学有效的办法。但可以想到，《意见》出台后将倒逼高校开始构建新的考核体系，在学术研究导向、人才培养目标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更关注学位论文本身的水平和质量
文件：不得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的唯一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徐鑫悦提问：把学位授予和论文发表脱钩，对我们在读研究所会带来哪些变化？
陈波：将发表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的前提，是许多高校博士和硕士毕业的基本要求。这导致一些高校教师将论文考核压力转嫁给学生，造成了较多师生矛盾。实际上，大多数国家并不要求将发表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的依据，而是更关注学位论文本身的水平和质量。因此，未来应当提高学位论文审查的严格性，将学位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的主要依据。
从对人的评价转向到对成果的评价
文件：不得将学历、职称等作为在教育系统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限制性条件。
赵旸提问：青年学者、研究生等群体发论文确实很难。如何将这项政策落实，为这个群体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余庆：一些学术期刊将学历、职称等作为论文发表的限制性条件，主要体现为有的期刊有不成文歧视性规定，拒绝研究生或青年学者作为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有的期刊明确要求博士生须挂上导师姓名才可发表，甚至要求改变作者顺序，将导师或知名学者位次置前；同时，发文机构、身份固化色彩浓重，不少期刊优先刊发知名高校、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提升引用率、影响力，进而挤占青年学者的学术空间。
解决这些问题，要让学术评价从当前对人的评价的倾向，转到对成果本身的评价，通过加强同行评议、学术共同体建设等途径，配之以简化作者介绍等具体做法，让学术内在逻辑在期刊选稿中发挥更大作用。
厘清学术权力介入评价的限度和边界
文件：不得多头评价、重复评价，严格控制涉及论文的评价活动数量和频次。
徐鑫悦提问：如何才能真正控制涉及论文的评价活动数量和频次？
余庆：“多头评价、重复评价”表现在，一方面管理机构出于便利原则，要求科研人员反复准备成果材料，满足自身简化评价程序要求；另一方面，科研人员出于现实考量，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评价方式，如一些高校对SSCI期刊论文奖励数倍于CSSCI，部分科研人员自愿进行重复评价，并从中获利，造成科研成果发表偏离学术逻辑，学术评价成为学术研究指挥棒。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厘清学术权力介入学术评价的限度和边界，对借着学术权力之手进行的学术评价有所限制；同时，进一步完善评价方法体系，堵住体系漏洞，如采取成果评价就高原则等，将成果评价与科研人员评价统一起来。
提倡多维度论文质量评价
文件：不得盲目采信、引用和宣传各类机构发布的排行榜，不过度依赖以论文发表情况为主要衡量指标的排行性评价。
徐鑫悦提问：我们该如何看待市场上各种各样的排行榜？
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卢军：各类排行榜，作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学术成果质量评价的一个热门指标，既有其便捷合理的一面，也存在诸多问题。由于某些排行榜是不少高校制订高层次科研奖励及人才计划评聘的重要参考之一，导致不少科研工作者将期刊等级等排行榜视为发表论文风向标，出现了学风浮躁等问题。
为改变这种状况，应进行多维度的论文质量评价，多元呈现评价结果，并进行综合考量。提倡“代表作”评价制度，将论文的原创性、前沿性、突破性作为评价研究人员科研能力的重要依据。更重要的是，强化分类特色评价，按不同学科分别设置论文评价指标体系，并考量论文对所在单位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面起到的作用。（晋浩天 唐芊尔 杨 飒）
【重污染防治 推进清洁取暖散煤替代工程】今年，应对重污染天气被提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首要位置。
如何算好“蓝天账”？巩固成果、稳中求进是今年“冬防”的工作基调，各项措施中没有了普遍停产限产等表述，体现差异化的原则，措施直击问题。
11月3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2020—2021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这意味着“冬防”正式启动。
所谓“冬防”，即针对重点区域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开展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冬防”自2017年开始已实施三季，成效卓着。2019—2020年秋冬季京津冀及周边地区PM2.5平均浓度较2016—2017年同期下降33%，重污染天数下降52%。
分阶段设目标，既给地方压力，也考虑可达性
和往年不同，2020—2021年秋冬季，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两个区域的攻坚行动方案合二为一，而且方案本身较往年有了较大变化。
整个秋冬季PM2.5要削减多少、重污染天数要下降多少天，关系到百姓身心健康，因此，每年“冬防”，最受关注的是目标。与往年不同，这个秋冬季的目标分成了两个阶段。方案中的表述是：“充分考虑2020年一季度空气质量的疫情影响，对标2019年一季度和四季度污染水平，分类确定各城市的PM2.5浓度和重污染天数控制目标，按照污染程度分为6档，PM2.5每档相差1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每档相差2天，对‘十三五’目标完成进度滞后的城市进一步提高要求。”
具体而言，2020年10—12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PM2.5平均浓度控制在63微克/立方米以内，各城市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平均控制在5天以内；汾渭平原上述两方面的目标分别是62微克/立方米以内和5天以内。
2021年1—3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PM2.5平均浓度均控制在86微克/立方米以内，各城市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平均控制在12天以内；汾渭平原上述两方面的目标分别是90微克/立方米以内和13天以内。
为什么要分阶段设置目标？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副司长吴险峰告诉记者，今年秋冬季跨越两个五年规划，设置分阶段目标，首先是要确保“十三五”大气环境目标圆满完成，其次是希望明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有个良好的开局。
目标设置是个技术活，既要给地方压力，也要考虑可达性。对照2019年数据，京津两地完成目标任务不是很难。但对其他地区，可不是件轻松的事。石家庄2019年一季度PM2.5平均浓度为110微克/立方米，临汾同期数据为108微克/立方米，要想完成目标任务，还得加把劲。
“巩固成果、稳中求进是我们‘冬防’的基调，虽然目前情况不错，我们还是要防止秋冬季空气质量恶化反弹，要做好即便遭遇极端天气条件，也要保证圆满完成任务的准备。”吴险峰说。
重污染防治、清洁取暖排在防控措施前两位
“冬防”方案精髓在于各项措施的部署。以往的“冬防”方案，工作部署基本围绕产业、能源、交通及用地四大结构调整，兼顾基础能力建设和重污染天气应对，可以说是四平八稳。而今年，应对重污染天气被提到首要位置。
“把应对重污染天气放在首位有两个考虑，首先是百姓的关注度高。随着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百姓对污染天气的容忍程度在下降，必须把污染天数减下来，把峰值降下来。做好重污染应对工作，不仅是回应百姓关切，也是抓住了‘冬防’的牛鼻子。”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固定源处副处长蔡俊告诉记者，以2018年为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占全年天数的4.9%，但对PM2.5年均浓度的贡献度却达到了16.1%，一两次污染过程应对不力，就有可能抵消全年工作成绩。
蔡俊说，今年的“冬防”方案，措施按重要程度排序。排在第二的“推进清洁取暖散煤替代工程”很有代表性。过去几年，大力推进清洁取暖对区域冬季空气质量改善的贡献率在1/3以上，今年这项工作将持续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两个重点区域的平原地区有望实现散煤清零。
各项措施中，不仅没有了普遍停产限产、错峰生产等表述，而且处处体现着差异化的原则。比如，方案明确，按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被评为绩效A级和引领性的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可自主采取减排措施；评为B级及以下和非引领性的企业，应严格落实《技术指南》中不同预警级别各绩效等级对应的减排措施要求。
与差异化并行的是精准，措施没有泛泛而谈，而是直击问题。比如，强化秸秆禁烧管控，要求“重点紧盯极易焚烧秸秆的收工时、上半夜、下雨前和播种前4个时段”；推进清洁取暖替代，要求加强烤烟叶等领域的工作；在推进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方面，干脆点了首钢、河钢、太钢等大型钢铁企业集团的名，要求其发挥表率作用。
着眼大气污染防治全局开展“冬防”，强调各地不要层层加码
“冬防”方案下达后，各地都会出台本地相应的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今年的“冬防”方案，没有刺眼的强硬措施，可以说，措施与“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一脉相承，只是更加针对季节特点。
“治污措施延续日常工作的一贯思路，更关注民生，更强调支持和帮扶。”吴险峰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继续支持清洁取暖试点地区农村“煤改气”“煤改电”运营补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居民“煤改气”2020—2021年采暖期天然气门站价格不上浮。同时，加大信贷融资支持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债券市场直接融资，募集资金用于大气污染治理等。
方案也明确，各地要围绕秋冬季大气污染攻坚主要任务，整合执法、监测、行业专家等力量组建专门队伍，做好监督帮扶工作，寓监督于帮扶之中。
为提前做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控，“冬病夏治”的说法早已有之，而此次，“夏病冬治”一词首次出现在“冬防”方案中。“冬防”方案要求落实《2020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持续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各项任务措施，完成重点治理工程建设。对此，吴险峰表示，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建设有周期，“冬防”文件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希望在做好秋冬季重点工作的同时，着眼防治全局，按部就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
根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1—9月，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7.2%，一些城市已经较大幅度提前完成“十三五”目标，也有一些城市还有差距。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冬防”方案落实到位？
“我们再三强调要警示三种心态：一是认为自己已经超出目标很多，做不做都能完成，工作懈怠，放松要求；二是认为反正打死也完不成，破罐子破摔，消极应对；三是寄希望以简单粗暴的措施完成任务。”吴险峰表示，各地要把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放在重要位置，全面分析“十三五”期间空气质量改善情况，树立底线思维，对完成目标任务中存在风险的环节，要制定针对性措施。
过去几个“冬防”周期，都有个别城市没有完成任务，在次年春季的盘点中，按照生态环境部要求，各地都对有关责任人实施了量化问责。吴险峰透露，这个秋冬季也会强化考核督察，督促各地做好“冬防”，为每一个蓝天付出努力。https://t.cn/A6GxzXa5
如何算好“蓝天账”？巩固成果、稳中求进是今年“冬防”的工作基调，各项措施中没有了普遍停产限产等表述，体现差异化的原则，措施直击问题。
11月3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2020—2021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这意味着“冬防”正式启动。
所谓“冬防”，即针对重点区域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开展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冬防”自2017年开始已实施三季，成效卓着。2019—2020年秋冬季京津冀及周边地区PM2.5平均浓度较2016—2017年同期下降33%，重污染天数下降52%。
分阶段设目标，既给地方压力，也考虑可达性
和往年不同，2020—2021年秋冬季，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两个区域的攻坚行动方案合二为一，而且方案本身较往年有了较大变化。
整个秋冬季PM2.5要削减多少、重污染天数要下降多少天，关系到百姓身心健康，因此，每年“冬防”，最受关注的是目标。与往年不同，这个秋冬季的目标分成了两个阶段。方案中的表述是：“充分考虑2020年一季度空气质量的疫情影响，对标2019年一季度和四季度污染水平，分类确定各城市的PM2.5浓度和重污染天数控制目标，按照污染程度分为6档，PM2.5每档相差1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每档相差2天，对‘十三五’目标完成进度滞后的城市进一步提高要求。”
具体而言，2020年10—12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PM2.5平均浓度控制在63微克/立方米以内，各城市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平均控制在5天以内；汾渭平原上述两方面的目标分别是62微克/立方米以内和5天以内。
2021年1—3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PM2.5平均浓度均控制在86微克/立方米以内，各城市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平均控制在12天以内；汾渭平原上述两方面的目标分别是90微克/立方米以内和13天以内。
为什么要分阶段设置目标？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副司长吴险峰告诉记者，今年秋冬季跨越两个五年规划，设置分阶段目标，首先是要确保“十三五”大气环境目标圆满完成，其次是希望明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有个良好的开局。
目标设置是个技术活，既要给地方压力，也要考虑可达性。对照2019年数据，京津两地完成目标任务不是很难。但对其他地区，可不是件轻松的事。石家庄2019年一季度PM2.5平均浓度为110微克/立方米，临汾同期数据为108微克/立方米，要想完成目标任务，还得加把劲。
“巩固成果、稳中求进是我们‘冬防’的基调，虽然目前情况不错，我们还是要防止秋冬季空气质量恶化反弹，要做好即便遭遇极端天气条件，也要保证圆满完成任务的准备。”吴险峰说。
重污染防治、清洁取暖排在防控措施前两位
“冬防”方案精髓在于各项措施的部署。以往的“冬防”方案，工作部署基本围绕产业、能源、交通及用地四大结构调整，兼顾基础能力建设和重污染天气应对，可以说是四平八稳。而今年，应对重污染天气被提到首要位置。
“把应对重污染天气放在首位有两个考虑，首先是百姓的关注度高。随着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百姓对污染天气的容忍程度在下降，必须把污染天数减下来，把峰值降下来。做好重污染应对工作，不仅是回应百姓关切，也是抓住了‘冬防’的牛鼻子。”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固定源处副处长蔡俊告诉记者，以2018年为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占全年天数的4.9%，但对PM2.5年均浓度的贡献度却达到了16.1%，一两次污染过程应对不力，就有可能抵消全年工作成绩。
蔡俊说，今年的“冬防”方案，措施按重要程度排序。排在第二的“推进清洁取暖散煤替代工程”很有代表性。过去几年，大力推进清洁取暖对区域冬季空气质量改善的贡献率在1/3以上，今年这项工作将持续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两个重点区域的平原地区有望实现散煤清零。
各项措施中，不仅没有了普遍停产限产、错峰生产等表述，而且处处体现着差异化的原则。比如，方案明确，按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被评为绩效A级和引领性的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可自主采取减排措施；评为B级及以下和非引领性的企业，应严格落实《技术指南》中不同预警级别各绩效等级对应的减排措施要求。
与差异化并行的是精准，措施没有泛泛而谈，而是直击问题。比如，强化秸秆禁烧管控，要求“重点紧盯极易焚烧秸秆的收工时、上半夜、下雨前和播种前4个时段”；推进清洁取暖替代，要求加强烤烟叶等领域的工作；在推进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方面，干脆点了首钢、河钢、太钢等大型钢铁企业集团的名，要求其发挥表率作用。
着眼大气污染防治全局开展“冬防”，强调各地不要层层加码
“冬防”方案下达后，各地都会出台本地相应的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今年的“冬防”方案，没有刺眼的强硬措施，可以说，措施与“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一脉相承，只是更加针对季节特点。
“治污措施延续日常工作的一贯思路，更关注民生，更强调支持和帮扶。”吴险峰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继续支持清洁取暖试点地区农村“煤改气”“煤改电”运营补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居民“煤改气”2020—2021年采暖期天然气门站价格不上浮。同时，加大信贷融资支持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债券市场直接融资，募集资金用于大气污染治理等。
方案也明确，各地要围绕秋冬季大气污染攻坚主要任务，整合执法、监测、行业专家等力量组建专门队伍，做好监督帮扶工作，寓监督于帮扶之中。
为提前做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控，“冬病夏治”的说法早已有之，而此次，“夏病冬治”一词首次出现在“冬防”方案中。“冬防”方案要求落实《2020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持续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各项任务措施，完成重点治理工程建设。对此，吴险峰表示，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建设有周期，“冬防”文件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希望在做好秋冬季重点工作的同时，着眼防治全局，按部就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
根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1—9月，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7.2%，一些城市已经较大幅度提前完成“十三五”目标，也有一些城市还有差距。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冬防”方案落实到位？
“我们再三强调要警示三种心态：一是认为自己已经超出目标很多，做不做都能完成，工作懈怠，放松要求；二是认为反正打死也完不成，破罐子破摔，消极应对；三是寄希望以简单粗暴的措施完成任务。”吴险峰表示，各地要把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放在重要位置，全面分析“十三五”期间空气质量改善情况，树立底线思维，对完成目标任务中存在风险的环节，要制定针对性措施。
过去几个“冬防”周期，都有个别城市没有完成任务，在次年春季的盘点中，按照生态环境部要求，各地都对有关责任人实施了量化问责。吴险峰透露，这个秋冬季也会强化考核督察，督促各地做好“冬防”，为每一个蓝天付出努力。https://t.cn/A6GxzX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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