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808 每日婕思~
1.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要在重大决定上花更多时间。人生早期有三个重大决定：在哪里生活，和谁在一起，从事什么职业。
2.不要怕暴露问题，要自我剖析，知道自己哪里做的不好才能不断改进。
以前我以为自己是不喜欢改变的人，可能是喜欢那种稳定的状态，这些年变化了许多，拥抱变化，迎接挑战，看来对于这几年的自我建设还不错。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尽管不想这样说，但我发现确实是不一样，你和不同的人相处，说话，那种感受和能量都是不一样的。
昨天深入接触读书会小伙伴，第一次感觉到能量满满的人是什么样的。前段时间晓菲问我，我组演讲小组的原因，大概是想问我动力的来源，想问的是值不值得。没想到我昨天回家路上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我没有问出口，确实是惊讶于大家的初心和动力，还有满满的能量，确实是体会到了被注入能量的感觉。
生活，工作，所谓快乐。
想起冥想里说的，今天的情绪和今天的天气一样特别，都要接纳。
1.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要在重大决定上花更多时间。人生早期有三个重大决定：在哪里生活，和谁在一起，从事什么职业。
2.不要怕暴露问题，要自我剖析，知道自己哪里做的不好才能不断改进。
以前我以为自己是不喜欢改变的人，可能是喜欢那种稳定的状态，这些年变化了许多，拥抱变化，迎接挑战，看来对于这几年的自我建设还不错。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尽管不想这样说，但我发现确实是不一样，你和不同的人相处，说话，那种感受和能量都是不一样的。
昨天深入接触读书会小伙伴，第一次感觉到能量满满的人是什么样的。前段时间晓菲问我，我组演讲小组的原因，大概是想问我动力的来源，想问的是值不值得。没想到我昨天回家路上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我没有问出口，确实是惊讶于大家的初心和动力，还有满满的能量，确实是体会到了被注入能量的感觉。
生活，工作，所谓快乐。
想起冥想里说的，今天的情绪和今天的天气一样特别，都要接纳。
【天津最后的渔村：靠海吃海，更要“养海”】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也是天津至今唯一仍保持传统打鱼作业的的渔村。
在这个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传统与巨变并存。
一早出海打鱼，涨潮回港卖海货，大神堂村的渔民依然保持着传统渔业的诸多风俗。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
昔日的小渔港如今变身现代化码头；过去身披油布衣、划着小木船的渔民住进楼房、开上了小车……靠海吃海的渔民从“捕鱼达人”变身为“旅游业者”。
大神堂村民搬进了楼房
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清晨，位于滨海新区的大神堂在曙光中醒来，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这是天津市150多公里海岸线上最后的一个渔村，也是天津的最东面，“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在这里。
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
每年5月到9月是休渔期，数十条渔船有序地停靠在岸边，有的渔民在梳理修补渔网，有的检查机器设备，休渔期的大神堂码头一片宁静，渔民们休养生息，等待开海的那一天。
大神堂码头上，一条钢壳渔船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引人注目，这艘船长31米，宽5.7米，是这个码头上最大的船。2021年12月，渔民李永全花费280万元购置了这个新型“重器”。
“这是探鱼器，利用3D成像技术能直接看到海底有没有礁石、海产品量大不大、自己的网撒在了哪里，如果有断网还能利用探鱼器找回来。这是北斗卫星，遇险时可以发射信号，救援部门就知道你在哪个方位了。” 在驾驶舱里，李永全“讲解”着他的新船，颇为兴奋，数字雷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GPS卫星定位系统，李永全的这艘安全系数极高的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49岁的李永全是大神堂村人，18岁便和父亲开着木质捕捞渔船出海打鱼。大神堂是天津最后的渔村，靠海吃海，捕鱼是大神堂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方式，但捕鱼太苦，很多村民转做其他行业，目前大神堂还剩下60多条渔船，100多人靠打鱼为生。
从事了30年的捕鱼生涯，捕鱼的辛苦、危险都是李永全的经历，他曾转行卖过海鲜产品，但在大海上的自由吸引他重回渔民的身份。
“过去用的是无动力帆船，没有天气预报，只凭指南针出海，必须靠经验看好风向算好潮期，有时风大怕危险，更不敢出海作业，极大地制约捕捞效益。现在渔船安装了先进的卫星导航、通讯系统，在海上还能收听天气预报和预警通知，渔民等于有了‘护身符’。”从最初的小木渔船，到现在的钢制渔船，李永全见证了渔业的巨大变化。
海洋环境的改善也是吸引李永全坚持下来的原因，常年与大海为伍，李永全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喜人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渔民出海一趟能捕2000多斤鱼，一斤重的海螃蟹也不稀罕。但是由于海洋污染、过度捕捞，渤海的渔业资源一度减少，渔民出海打捞的鱼虾产量越来越低。”
靠海吃海，更要“养海”。随着近年来伏季休渔政策的推行，海洋生态得到修复，渔民捕捞量有所上升。“鱼多了、虾蟹多了，休渔才能捕到更多的鱼，现在每次出海都能捕捞1000多斤。”李永全说。
渔村的昨日
“我是刘翠波，出海打鱼哥，家在汉沽住，文化了解多。”在刘翠波的抖音主页上，他这样介绍自己。
57岁的刘翠波可谓大神堂的“网红”，他写渔家故事，拍短视频，教做渔家菜，办渔家故事和汉沽非遗展览，出版《渔民笔下渔家事》《蔡家堡记忆》等多部著作，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讲述着大神堂的故事和变化。
刘翠波自小在渔村里长大，儿时，他走出家门十几步就是海边，游泳、在岸边捉小鱼小虾，刘翠波在海边自由快乐地成长。
在刘翠波的印象中，从记事起，爸爸就靠用渔具在海边捕捞海鲜养活一家人，“在海边拉网，落潮的时候网里能收获很多鱼虾海鲜。”刘翠波渐渐长大，十几岁开始跟着父亲一起捕鱼。
出海打鱼很苦。满潮出海满朝归是出海捕鱼的规律，渔民常常在深夜出发，一出海就是几天或十几天，“为了在鱼汛期多捞鱼，一出海就是连轴转，基本上睡不了觉。”刘翠波说，辛苦之外，渔民的“职业病”很多，风湿病、腰腿疼，渔民每天的衣服都是湿答答的。
虽然辛苦，但那个年代，捕鱼的收益颇丰，“一网子下去最多能捞上千万渔获，一天就能赚几百块钱，那个时候，海面上几百艘船打着灯连夜干，把海面都照亮了。”
昔日，刘翠波捕鱼的丰收
“富了海边的，发了摆摊的。”改革开放后，大神堂的名气越来越大，村里的万元户很多，“当时有个笑话，媒婆介绍对象，问对方是想找拿镰刀的，还是拉渔网的，姑娘们都愿意嫁给渔民，那会儿的渔民都能娶到漂亮媳妇。”
但渐渐的，刘翠波也体会到了海洋环境的变化，由于过度捕捞，大海透支了，刘翠波出海的收获越来越少。“渔船越来越大，渔网越来越细，没过几年，鱼就少多了。”刘翠波说，有时一天捕的鱼几个篮子就装完，最难的时候，连船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
“网红”渔民
我国在东海、黄渤海海域实行全面伏季休渔制度后，大神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李永全用改善渔具的方式提高捕捞量，坚持以捕鱼为生。
刘翠波则换了思路，做起渔业旅游。“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不过要换个吃法。”刘翠波说。
上世纪90年代，海产品销售、加工业、出海一日游等产业在沿海区域逐渐发展起来，“我们300多户的小村庄，最多的时候开了20多个海鲜餐馆，顾客吃完了去出海游，观光休闲船对游客的吸引力很大。”
刘翠波简单改造，把自家木船变成观光休闲船，带着游客出海。游客们拼团出海，基本十个人一条船，除了出海，刘翠波还会给游客展示在船上撒网捕鱼的方式，再熬上一条鲜美的海鱼、做上皮皮虾、虾酱炒鸡蛋等渔家饭，让游客体验渔民生活。
刘翠波带着游客出海
目前，大神堂有20多条观光船，与其他的观光船相比，在刘翠波的游船上，可以感受到地道的风土人情。“来我船上的很多外地游客，有时候我唱上几句‘渔家号子’，他们都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一直都想把那些老一辈人流传下来的‘渔家谚语’‘渔家号子’传承下去，现在还会这些的太少了，我们不能让传统民俗枯竭了。”
2017年，天津市政府要求加强对休闲渔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统一改造休闲渔船。刘翠波趁着“渔船更新改造资金补贴”的好政策，贷款投资了70万元，让船厂定制了一艘钢制渔船，“这些年国家对渔民的政策真是太好了，要不是有贴息贷款，70多万元的新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2017年，刘翠波贷款定制的钢制渔船
刘翠波的生活透着海风，透着民俗，每到鱼汛期，很多人慕名去坐刘翠波的渔船。黝黑的面容、纯正的汉沽方言，笑容里透着朴实，刘翠波成了渔民的“形象代言人”，在渔船上，他给游客讲渔家的故事，故事生动细致，让游客了解渔家的生活。
休渔期的时候，刘翠波也不闲着，他拍视频讲渔家故事，收集民俗历史，如今，刘翠波的孩子已经成年，没有了生活的压力，他把更多的经历投入收集传播特色渔家民俗文化上。
休渔期，渔民们修船捕网
刘翠波说，经历了渤海综合治理带来的变化，曾经的风景回来了，如今的生活有滋有味，这些故事，他们还要讲给孩子们听，一起守护海洋，这个蓝色家园。
渔民的新生活
靠海吃海，大神堂有过光辉的历史，也经历了失落。渔民们也意识到，只有让眼前的这片海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才有可能重现往日的辉煌。
2018年，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打响，天津陆海统筹、河海共治，实施了“蓝色海湾”整治修复规划，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禁止非法捕捞等，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随着增殖放流和伏期休渔等措施的深入落实，海洋生物资源数量和品种逐渐增多。
“养海”换回了海洋资源，渔民的思路转变了，有了新想法，纷纷投资水产养殖、开饭店、办冷库、从事海产品加工、水产批发等多种经营模式。
“客悦居海鲜馆”的老板刘宝菊是大神堂村人，父亲也是当地渔民，刘宝菊成年后在村里的网厂上班。
十多年前，看到大神堂村的新变化，刘宝菊盖了三间房，办起了这家饭店。“想要吃海鲜的，北京人经常往天津跑，天津人经常往大神堂跑。”“客悦居海鲜馆”离大神堂码头只有100多米距离，开海的季节，渔船每天能捕获新鲜的海鲜，刘宝菊和渔民商定好，渔民会把当天捕捞的海鲜送来，鲜美的海鲜、渔家最传统的烹饪方法，刘宝菊的饭店很是火爆。几年前，刘宝菊又将饭店扩建出10多个包间，“到了开海季，周末或假期都是满的，包间坐不下，我在大厅尽量多摆上桌子，也都坐满了人。”
刘宝菊经营“客悦居海鲜馆”已经20多年了
“大神堂村2000多口人，传统的渔民还剩下100多人，60多条渔船，部分村民充实到二产、三产，有的村民干修船，有的干养殖、育苗，还有的村民开起了渔家乐。靠海吃海，大家还是更愿意做和海有关的事情。”大神堂村所属寨上街道工作人员介绍，寨上街现有现代设施渔业繁育养成企业13家，2021年全街渔业生产总值13458万元，其中海洋捕捞收入5634万元，渔业产业转型收入占比远高于传统捕捞收入。
此外，休闲渔业已成为渔业产业融合发展和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带动农渔民就业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神堂将拟推动大神堂渔港提升改造项目：对大神堂外港进行扩建，将渔港建成集渔船停靠、上水、上油、渔船维修和海上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渔港。同时，对内港进行提升改造，发展游客休闲、购物、观光、娱乐等项目。
根据规划，大神堂和周边几个渔村进行了整体拆迁。村民们通过宅基地换房，以及补贴等政策，纷纷就近搬入了汉沽城区。对于搬迁出来的人们，政府帮着安置就业；放不下渔船的人，继续拿着捕捞许可证，在近海规定的渔业水域捕捞。
刘翠波从没有想过，自己能住进两室一厅的高楼，社区还有健身广场、小花园。每天晚上，刘翠波都要到小区楼下的健身广场去锻炼身体，“以前住的平房又旧又潮，现在的生活环境这么好，知足着呢。”
2021年，海洋领域污染防治攻坚的首战告捷，天津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70.4%，在环渤海三省一市中改善幅度最大。水清滩净，鱼鸥翔集，刘翠波说，他看见过白腰杓鹬等临危鸟类在近海岸的潮间带上栖息觅食……
https://t.cn/A6SP9cBa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也是天津至今唯一仍保持传统打鱼作业的的渔村。
在这个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传统与巨变并存。
一早出海打鱼，涨潮回港卖海货，大神堂村的渔民依然保持着传统渔业的诸多风俗。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
昔日的小渔港如今变身现代化码头；过去身披油布衣、划着小木船的渔民住进楼房、开上了小车……靠海吃海的渔民从“捕鱼达人”变身为“旅游业者”。
大神堂村民搬进了楼房
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清晨，位于滨海新区的大神堂在曙光中醒来，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这是天津市150多公里海岸线上最后的一个渔村，也是天津的最东面，“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在这里。
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
每年5月到9月是休渔期，数十条渔船有序地停靠在岸边，有的渔民在梳理修补渔网，有的检查机器设备，休渔期的大神堂码头一片宁静，渔民们休养生息，等待开海的那一天。
大神堂码头上，一条钢壳渔船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引人注目，这艘船长31米，宽5.7米，是这个码头上最大的船。2021年12月，渔民李永全花费280万元购置了这个新型“重器”。
“这是探鱼器，利用3D成像技术能直接看到海底有没有礁石、海产品量大不大、自己的网撒在了哪里，如果有断网还能利用探鱼器找回来。这是北斗卫星，遇险时可以发射信号，救援部门就知道你在哪个方位了。” 在驾驶舱里，李永全“讲解”着他的新船，颇为兴奋，数字雷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GPS卫星定位系统，李永全的这艘安全系数极高的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49岁的李永全是大神堂村人，18岁便和父亲开着木质捕捞渔船出海打鱼。大神堂是天津最后的渔村，靠海吃海，捕鱼是大神堂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方式，但捕鱼太苦，很多村民转做其他行业，目前大神堂还剩下60多条渔船，100多人靠打鱼为生。
从事了30年的捕鱼生涯，捕鱼的辛苦、危险都是李永全的经历，他曾转行卖过海鲜产品，但在大海上的自由吸引他重回渔民的身份。
“过去用的是无动力帆船，没有天气预报，只凭指南针出海，必须靠经验看好风向算好潮期，有时风大怕危险，更不敢出海作业，极大地制约捕捞效益。现在渔船安装了先进的卫星导航、通讯系统，在海上还能收听天气预报和预警通知，渔民等于有了‘护身符’。”从最初的小木渔船，到现在的钢制渔船，李永全见证了渔业的巨大变化。
海洋环境的改善也是吸引李永全坚持下来的原因，常年与大海为伍，李永全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喜人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渔民出海一趟能捕2000多斤鱼，一斤重的海螃蟹也不稀罕。但是由于海洋污染、过度捕捞，渤海的渔业资源一度减少，渔民出海打捞的鱼虾产量越来越低。”
靠海吃海，更要“养海”。随着近年来伏季休渔政策的推行，海洋生态得到修复，渔民捕捞量有所上升。“鱼多了、虾蟹多了，休渔才能捕到更多的鱼，现在每次出海都能捕捞1000多斤。”李永全说。
渔村的昨日
“我是刘翠波，出海打鱼哥，家在汉沽住，文化了解多。”在刘翠波的抖音主页上，他这样介绍自己。
57岁的刘翠波可谓大神堂的“网红”，他写渔家故事，拍短视频，教做渔家菜，办渔家故事和汉沽非遗展览，出版《渔民笔下渔家事》《蔡家堡记忆》等多部著作，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讲述着大神堂的故事和变化。
刘翠波自小在渔村里长大，儿时，他走出家门十几步就是海边，游泳、在岸边捉小鱼小虾，刘翠波在海边自由快乐地成长。
在刘翠波的印象中，从记事起，爸爸就靠用渔具在海边捕捞海鲜养活一家人，“在海边拉网，落潮的时候网里能收获很多鱼虾海鲜。”刘翠波渐渐长大，十几岁开始跟着父亲一起捕鱼。
出海打鱼很苦。满潮出海满朝归是出海捕鱼的规律，渔民常常在深夜出发，一出海就是几天或十几天，“为了在鱼汛期多捞鱼，一出海就是连轴转，基本上睡不了觉。”刘翠波说，辛苦之外，渔民的“职业病”很多，风湿病、腰腿疼，渔民每天的衣服都是湿答答的。
虽然辛苦，但那个年代，捕鱼的收益颇丰，“一网子下去最多能捞上千万渔获，一天就能赚几百块钱，那个时候，海面上几百艘船打着灯连夜干，把海面都照亮了。”
昔日，刘翠波捕鱼的丰收
“富了海边的，发了摆摊的。”改革开放后，大神堂的名气越来越大，村里的万元户很多，“当时有个笑话，媒婆介绍对象，问对方是想找拿镰刀的，还是拉渔网的，姑娘们都愿意嫁给渔民，那会儿的渔民都能娶到漂亮媳妇。”
但渐渐的，刘翠波也体会到了海洋环境的变化，由于过度捕捞，大海透支了，刘翠波出海的收获越来越少。“渔船越来越大，渔网越来越细，没过几年，鱼就少多了。”刘翠波说，有时一天捕的鱼几个篮子就装完，最难的时候，连船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
“网红”渔民
我国在东海、黄渤海海域实行全面伏季休渔制度后，大神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李永全用改善渔具的方式提高捕捞量，坚持以捕鱼为生。
刘翠波则换了思路，做起渔业旅游。“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不过要换个吃法。”刘翠波说。
上世纪90年代，海产品销售、加工业、出海一日游等产业在沿海区域逐渐发展起来，“我们300多户的小村庄，最多的时候开了20多个海鲜餐馆，顾客吃完了去出海游，观光休闲船对游客的吸引力很大。”
刘翠波简单改造，把自家木船变成观光休闲船，带着游客出海。游客们拼团出海，基本十个人一条船，除了出海，刘翠波还会给游客展示在船上撒网捕鱼的方式，再熬上一条鲜美的海鱼、做上皮皮虾、虾酱炒鸡蛋等渔家饭，让游客体验渔民生活。
刘翠波带着游客出海
目前，大神堂有20多条观光船，与其他的观光船相比，在刘翠波的游船上，可以感受到地道的风土人情。“来我船上的很多外地游客，有时候我唱上几句‘渔家号子’，他们都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一直都想把那些老一辈人流传下来的‘渔家谚语’‘渔家号子’传承下去，现在还会这些的太少了，我们不能让传统民俗枯竭了。”
2017年，天津市政府要求加强对休闲渔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统一改造休闲渔船。刘翠波趁着“渔船更新改造资金补贴”的好政策，贷款投资了70万元，让船厂定制了一艘钢制渔船，“这些年国家对渔民的政策真是太好了，要不是有贴息贷款，70多万元的新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2017年，刘翠波贷款定制的钢制渔船
刘翠波的生活透着海风，透着民俗，每到鱼汛期，很多人慕名去坐刘翠波的渔船。黝黑的面容、纯正的汉沽方言，笑容里透着朴实，刘翠波成了渔民的“形象代言人”，在渔船上，他给游客讲渔家的故事，故事生动细致，让游客了解渔家的生活。
休渔期的时候，刘翠波也不闲着，他拍视频讲渔家故事，收集民俗历史，如今，刘翠波的孩子已经成年，没有了生活的压力，他把更多的经历投入收集传播特色渔家民俗文化上。
休渔期，渔民们修船捕网
刘翠波说，经历了渤海综合治理带来的变化，曾经的风景回来了，如今的生活有滋有味，这些故事，他们还要讲给孩子们听，一起守护海洋，这个蓝色家园。
渔民的新生活
靠海吃海，大神堂有过光辉的历史，也经历了失落。渔民们也意识到，只有让眼前的这片海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才有可能重现往日的辉煌。
2018年，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打响，天津陆海统筹、河海共治，实施了“蓝色海湾”整治修复规划，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禁止非法捕捞等，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随着增殖放流和伏期休渔等措施的深入落实，海洋生物资源数量和品种逐渐增多。
“养海”换回了海洋资源，渔民的思路转变了，有了新想法，纷纷投资水产养殖、开饭店、办冷库、从事海产品加工、水产批发等多种经营模式。
“客悦居海鲜馆”的老板刘宝菊是大神堂村人，父亲也是当地渔民，刘宝菊成年后在村里的网厂上班。
十多年前，看到大神堂村的新变化，刘宝菊盖了三间房，办起了这家饭店。“想要吃海鲜的，北京人经常往天津跑，天津人经常往大神堂跑。”“客悦居海鲜馆”离大神堂码头只有100多米距离，开海的季节，渔船每天能捕获新鲜的海鲜，刘宝菊和渔民商定好，渔民会把当天捕捞的海鲜送来，鲜美的海鲜、渔家最传统的烹饪方法，刘宝菊的饭店很是火爆。几年前，刘宝菊又将饭店扩建出10多个包间，“到了开海季，周末或假期都是满的，包间坐不下，我在大厅尽量多摆上桌子，也都坐满了人。”
刘宝菊经营“客悦居海鲜馆”已经20多年了
“大神堂村2000多口人，传统的渔民还剩下100多人，60多条渔船，部分村民充实到二产、三产，有的村民干修船，有的干养殖、育苗，还有的村民开起了渔家乐。靠海吃海，大家还是更愿意做和海有关的事情。”大神堂村所属寨上街道工作人员介绍，寨上街现有现代设施渔业繁育养成企业13家，2021年全街渔业生产总值13458万元，其中海洋捕捞收入5634万元，渔业产业转型收入占比远高于传统捕捞收入。
此外，休闲渔业已成为渔业产业融合发展和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带动农渔民就业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神堂将拟推动大神堂渔港提升改造项目：对大神堂外港进行扩建，将渔港建成集渔船停靠、上水、上油、渔船维修和海上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渔港。同时，对内港进行提升改造，发展游客休闲、购物、观光、娱乐等项目。
根据规划，大神堂和周边几个渔村进行了整体拆迁。村民们通过宅基地换房，以及补贴等政策，纷纷就近搬入了汉沽城区。对于搬迁出来的人们，政府帮着安置就业；放不下渔船的人，继续拿着捕捞许可证，在近海规定的渔业水域捕捞。
刘翠波从没有想过，自己能住进两室一厅的高楼，社区还有健身广场、小花园。每天晚上，刘翠波都要到小区楼下的健身广场去锻炼身体，“以前住的平房又旧又潮，现在的生活环境这么好，知足着呢。”
2021年，海洋领域污染防治攻坚的首战告捷，天津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70.4%，在环渤海三省一市中改善幅度最大。水清滩净，鱼鸥翔集，刘翠波说，他看见过白腰杓鹬等临危鸟类在近海岸的潮间带上栖息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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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甘肃# 【从“粮仓”到“种仓”的华丽嬗变——临泽县玉米制种产业高质量发展观察】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
临泽，位于祁连山下、黑河岸边，因水丰多泽得名，是历史悠久的灌耕农业区，曾是全国一熟制地区夏粮单产冠军县，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全国生产的每100粒玉米种子当中，有13粒产自临泽。
临泽是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早在1982年，临泽县“中单2号”玉米制种面积超过1万亩，当时就是远近闻名的“万亩制种县”；2013年被认定为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2015年获批实施国家玉米制种基地建设项目，同年被列入“超大规模制种大县”予以奖励扶持。
昔日的“粮仓”已变为玉米“种仓”。近年来，临泽县把玉米制种产业作为富民强县的主导产业，用足用活国家玉米制种基地（甘肃）建设项目和“超大规模制种大县”奖励政策，连续15年制种面积稳定在25万亩左右。
目前，全县近60%的耕地用于玉米制种、60%的农民收入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玉米制种、60%的农民从事玉米制种产业，玉米制种产业已成为带动全县农民增收致富的“黄金产业”。
藏粮于地，耕地资源保护性开发
盛夏，行走在枣乡大地，仿佛置身波涛起伏的绿色海洋，大片的制种玉米郁郁葱葱，绵延不绝，蔚为壮观。
种子是粮食安全的源头，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临泽县有耕地面积51万亩，今年，全县制种玉米种植面积接近30万亩，超过了全县耕地面积的一半。
“因为耕地需要倒茬轮作，单就面积而言，全县玉米制种面积已接近上限，要为玉米种业发展提供优质的土地资源，主要在于稳住现有播种面积的同时，进一步改良土壤，提高单产产量，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临泽县种子管理局副局长杨平介绍说。
从2019年开始，临泽县累计投资2.85亿元，在全县建设水肥一体化高标准农田16.5万亩，涉及7个乡镇的50个行政村。在充分尊重农户耕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打破户界、社界、村界，对农户分散的耕地进行互换集中，解决此前农村耕地碎片化问题，逐步实现“一户一块田”“一社一块田”“一村一块田”目标。
据介绍，今年开始，临泽县在已建成16.5万亩水肥一体化高标准农田的基础上，计划利用3年时间对剩余的34.5万亩耕地进行水肥一体化改造。通过倒茬轮作，增施有机肥、凹凸棒石土壤改良剂等方式，对耕地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利用。
特别是将凹凸棒石土壤改良剂运用在制种玉米生产领域，是临泽一大特色。
凹凸棒石是一种具有棒状晶体结构的含水富镁铝硅酸盐矿物，因具有独特的吸附、载体、增韧补强等性能，被广泛应用于化工、建材、医药、农业等多个领域。
临泽凹凸棒石已探明储量占到全球已探明储量的6成，凹凸棒石土壤改良剂的逐步应用，将有力解决制种玉米土壤污染、连作障碍等，有效改良土壤、提升地力。
在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同时，从去年开始，临泽县在张掖率先探索推动优质制种基地资源市场化竞争性配置，简单说，就是让好企业种好田，从而提升制种基地生产效率。
去年，临泽县以平川镇为试点，将制种基地进行市场化配置，形成优势企业与优质制种基地强强对接联合。平川镇采取“公司+村集体经济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按照先集中流转土地到村集体经济专业合作社，后承租给公司，配套实施以水肥一体化为重点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等项目，不断提升耕地地力，打造优质基地，形成“一村一块田”；再找“婆家”，吸引优质企业进行规模种植经营，形成“一企一块田”，提升制种产业集约化、规模化水平。
今年，在临泽实践经验基础上，张掖市在全市开始试行杂交玉米制种优势基地资源竞争性配置，推动优质基地向优势制种企业集中，引导优势制种企业积极参与现代种业功能区建设，努力实现种业提质、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目标。
藏粮于技，制种基地现代化生产
临泽，北靠巴丹吉林沙漠，南邻祁连山脉，形成了自然的疫病隔离区，被誉为“天然玉米种子生产车间”。
7月上旬，正是制种玉米去雄的关键时期，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户和技术员们忙碌的身影，为确保每一粒玉米种子质量，农户们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精心开展制种玉米去雄去杂工作。
“去雄是玉米制种的关键环节之一，目的是把制种玉米的雄花去掉，促进制种玉米雌穗生长和玉米籽粒的发育。玉米种子质量纯度的高低，关键取决于生产环节的抽雄及田间杂株去除工作。”临泽县瑞源种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吕国斌说。
长期以来，国内制种玉米去雄环节以人工作业为主，并且去雄的有效时间只有1周左右，劳动强度大。“目前机械去雄技术已基本成熟，效率可达95%以上，比人工作业每亩节约成本约160元。”吕国斌说。据介绍，制种玉米从播种到收获采用机械化作业，比人工作业每亩可节约成本530元左右。”
在临泽，玉米制种全程机械化作业正在逐步实现，精量播种、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等一批先进技术和模式已投入应用，果穗机械扒皮、烘干脱水、脱粒预清、清选加工、包衣包装全程不落地等也正在运用，机械化作业有效降低了成本，提升了效益。
同时，临泽正全力推动玉米制种“五化”基地建设。即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机械化作业和信息化管理。
来到鸭暖镇张湾村玉米制种“五化”示范基地，记者看到，一架无人机正在玉米田上空来回穿梭，伴随着旋翼的嗡鸣声，装药、起飞、喷洒，一道道工序井然有序，一名无人机手1小时内可以实现连片40多亩制种玉米的飞防植保。
走进玉米大田，田间每隔几十米竖立着一台测试仪器，风速风向、空气湿度等生产数据被实时收集。“我们田间采集的数据会实时上传到县种子管理大数据中心，用大数据来指导田间作业。”张湾村党总支书记闫自明介绍说。
在粗壮的玉米根部，膜下滴灌系统正在对玉米进行水肥一体化浇灌。“以前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一亩地灌溉一次需要150方左右的水，膜下精准滴灌一亩地灌溉一次仅需要25方左右的水，节水效果可见一斑。” 闫自明说。
“五化”基地的建设，将实现耕地增产、节本增效、集体增效，矛盾纠纷降低、面源污染降低、劳动强度降低“三增三降”的目标，有效保障国家种业安全，稳固当地玉米制种基地，大量新技术的应用，也为临泽玉米制种产业插上了科技腾飞的翅膀，让这座“天然玉米种子生产车间”已悄然转型为“现代化玉米种子生产车间”。
藏富于民，集体经济公司化运营
平川镇位于临泽县西北部，是全县面积最大的乡镇，也是制种玉米的核心产区，今年玉米制种面积达4.8万亩。
当下，正是制种玉米田间管理尤为繁忙的时节，在平川村，种植了400多亩制种玉米的大户雷军却显得不紧不慢，怡然自得。
“镇上成立了田保保公司，水肥一体化肥料等农资产品由田保保公司统一采购，松土、旋耕、飞防等由田保保公司统一完成，这些活儿现在都不用我操心。” 雷军说。
今年，平川镇按照先集中流转后统一平整的方式，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一户一块田”改革，把农户的“巴掌田”整理成便于机械化作业的“大块田”，集中流转平川、三一、三二等3个村1052户农户土地1.81万亩，实施土地平整，配套水肥一体化，完善水、电、路、林网等基础设施，建成高标准制种基地1.83万亩。
在此基础上，三村联合成立田保保农业发展公司，引入“土地托管”“入股分红”“田保姆”等社会化服务体系，探索推行“公司+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新型经营主体或农户+土地托管”模式，实现村集体经济公司化运行，有力提升了当地玉米制种产业的集约化经营、机械化作业水平。
“群众对田保保公司田间进行全流程监督，提升群众知晓度和满意度，建立统招统管、负面清单等制度，规范农机、用电设施监管，不断提升安全管控水平。通过水肥一体化、全程机械化技术应用推广，有效降低群众劳动工作强度，二次分红方式让群众享受更多改革红利。村集体资金壮大后，为村级产业链延伸、基础设施改善，提供强有力保障，通过发放养老金、孝善基金、奖学金等方式有效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平川镇党委书记张凯说。
在倪家营镇，镇上成立农业服务公司，探索推出社会化服务公司“菜单式”种田模式，制种玉米从种到收被分成一系列服务项目清单，村民可以自主进行“菜单式”选择，这种灵活的“菜单式”服务，让农民实现了“欢乐农场”般的轻松种植。
“制种玉米一亩地收入在3000到4000元之间，相比大田农作物收入较好，现在农村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岁数大的人体力有限，‘菜单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可以大幅减轻农民从事玉米制种的劳动压力，实现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解放出的劳动力，还可以产生其他劳务收入，从而促进农民增收。” 倪家营镇党委书记杜立东说。
“临泽县将坚持农业优先的定位，大力实施‘强县域’行动，建设绿色农业强县，坚决扛牢粮食生产责任，抢抓新一轮玉米制种大县奖励政策、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和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等政策机遇，将全县51万亩耕地全部建成水肥一体化高标准农田，面向优质企业开展优质制种基地资源市场化竞争性配置，持续跟进实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进秸秆‘饲料化、基料化、肥料化、燃料化’转化，建设一批玉米制种‘五化’基地，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到实处，持续提升临泽玉米制种基地现代化生产水平，力争玉米种子供应量占到全国15%以上，打造国内一流的良种繁育基地。”临泽县委书记张辉说。
（来源：新甘肃）
临泽，位于祁连山下、黑河岸边，因水丰多泽得名，是历史悠久的灌耕农业区，曾是全国一熟制地区夏粮单产冠军县，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全国生产的每100粒玉米种子当中，有13粒产自临泽。
临泽是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早在1982年，临泽县“中单2号”玉米制种面积超过1万亩，当时就是远近闻名的“万亩制种县”；2013年被认定为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2015年获批实施国家玉米制种基地建设项目，同年被列入“超大规模制种大县”予以奖励扶持。
昔日的“粮仓”已变为玉米“种仓”。近年来，临泽县把玉米制种产业作为富民强县的主导产业，用足用活国家玉米制种基地（甘肃）建设项目和“超大规模制种大县”奖励政策，连续15年制种面积稳定在25万亩左右。
目前，全县近60%的耕地用于玉米制种、60%的农民收入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玉米制种、60%的农民从事玉米制种产业，玉米制种产业已成为带动全县农民增收致富的“黄金产业”。
藏粮于地，耕地资源保护性开发
盛夏，行走在枣乡大地，仿佛置身波涛起伏的绿色海洋，大片的制种玉米郁郁葱葱，绵延不绝，蔚为壮观。
种子是粮食安全的源头，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临泽县有耕地面积51万亩，今年，全县制种玉米种植面积接近30万亩，超过了全县耕地面积的一半。
“因为耕地需要倒茬轮作，单就面积而言，全县玉米制种面积已接近上限，要为玉米种业发展提供优质的土地资源，主要在于稳住现有播种面积的同时，进一步改良土壤，提高单产产量，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临泽县种子管理局副局长杨平介绍说。
从2019年开始，临泽县累计投资2.85亿元，在全县建设水肥一体化高标准农田16.5万亩，涉及7个乡镇的50个行政村。在充分尊重农户耕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打破户界、社界、村界，对农户分散的耕地进行互换集中，解决此前农村耕地碎片化问题，逐步实现“一户一块田”“一社一块田”“一村一块田”目标。
据介绍，今年开始，临泽县在已建成16.5万亩水肥一体化高标准农田的基础上，计划利用3年时间对剩余的34.5万亩耕地进行水肥一体化改造。通过倒茬轮作，增施有机肥、凹凸棒石土壤改良剂等方式，对耕地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利用。
特别是将凹凸棒石土壤改良剂运用在制种玉米生产领域，是临泽一大特色。
凹凸棒石是一种具有棒状晶体结构的含水富镁铝硅酸盐矿物，因具有独特的吸附、载体、增韧补强等性能，被广泛应用于化工、建材、医药、农业等多个领域。
临泽凹凸棒石已探明储量占到全球已探明储量的6成，凹凸棒石土壤改良剂的逐步应用，将有力解决制种玉米土壤污染、连作障碍等，有效改良土壤、提升地力。
在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同时，从去年开始，临泽县在张掖率先探索推动优质制种基地资源市场化竞争性配置，简单说，就是让好企业种好田，从而提升制种基地生产效率。
去年，临泽县以平川镇为试点，将制种基地进行市场化配置，形成优势企业与优质制种基地强强对接联合。平川镇采取“公司+村集体经济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按照先集中流转土地到村集体经济专业合作社，后承租给公司，配套实施以水肥一体化为重点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等项目，不断提升耕地地力，打造优质基地，形成“一村一块田”；再找“婆家”，吸引优质企业进行规模种植经营，形成“一企一块田”，提升制种产业集约化、规模化水平。
今年，在临泽实践经验基础上，张掖市在全市开始试行杂交玉米制种优势基地资源竞争性配置，推动优质基地向优势制种企业集中，引导优势制种企业积极参与现代种业功能区建设，努力实现种业提质、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目标。
藏粮于技，制种基地现代化生产
临泽，北靠巴丹吉林沙漠，南邻祁连山脉，形成了自然的疫病隔离区，被誉为“天然玉米种子生产车间”。
7月上旬，正是制种玉米去雄的关键时期，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户和技术员们忙碌的身影，为确保每一粒玉米种子质量，农户们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精心开展制种玉米去雄去杂工作。
“去雄是玉米制种的关键环节之一，目的是把制种玉米的雄花去掉，促进制种玉米雌穗生长和玉米籽粒的发育。玉米种子质量纯度的高低，关键取决于生产环节的抽雄及田间杂株去除工作。”临泽县瑞源种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吕国斌说。
长期以来，国内制种玉米去雄环节以人工作业为主，并且去雄的有效时间只有1周左右，劳动强度大。“目前机械去雄技术已基本成熟，效率可达95%以上，比人工作业每亩节约成本约160元。”吕国斌说。据介绍，制种玉米从播种到收获采用机械化作业，比人工作业每亩可节约成本530元左右。”
在临泽，玉米制种全程机械化作业正在逐步实现，精量播种、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等一批先进技术和模式已投入应用，果穗机械扒皮、烘干脱水、脱粒预清、清选加工、包衣包装全程不落地等也正在运用，机械化作业有效降低了成本，提升了效益。
同时，临泽正全力推动玉米制种“五化”基地建设。即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机械化作业和信息化管理。
来到鸭暖镇张湾村玉米制种“五化”示范基地，记者看到，一架无人机正在玉米田上空来回穿梭，伴随着旋翼的嗡鸣声，装药、起飞、喷洒，一道道工序井然有序，一名无人机手1小时内可以实现连片40多亩制种玉米的飞防植保。
走进玉米大田，田间每隔几十米竖立着一台测试仪器，风速风向、空气湿度等生产数据被实时收集。“我们田间采集的数据会实时上传到县种子管理大数据中心，用大数据来指导田间作业。”张湾村党总支书记闫自明介绍说。
在粗壮的玉米根部，膜下滴灌系统正在对玉米进行水肥一体化浇灌。“以前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一亩地灌溉一次需要150方左右的水，膜下精准滴灌一亩地灌溉一次仅需要25方左右的水，节水效果可见一斑。” 闫自明说。
“五化”基地的建设，将实现耕地增产、节本增效、集体增效，矛盾纠纷降低、面源污染降低、劳动强度降低“三增三降”的目标，有效保障国家种业安全，稳固当地玉米制种基地，大量新技术的应用，也为临泽玉米制种产业插上了科技腾飞的翅膀，让这座“天然玉米种子生产车间”已悄然转型为“现代化玉米种子生产车间”。
藏富于民，集体经济公司化运营
平川镇位于临泽县西北部，是全县面积最大的乡镇，也是制种玉米的核心产区，今年玉米制种面积达4.8万亩。
当下，正是制种玉米田间管理尤为繁忙的时节，在平川村，种植了400多亩制种玉米的大户雷军却显得不紧不慢，怡然自得。
“镇上成立了田保保公司，水肥一体化肥料等农资产品由田保保公司统一采购，松土、旋耕、飞防等由田保保公司统一完成，这些活儿现在都不用我操心。” 雷军说。
今年，平川镇按照先集中流转后统一平整的方式，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一户一块田”改革，把农户的“巴掌田”整理成便于机械化作业的“大块田”，集中流转平川、三一、三二等3个村1052户农户土地1.81万亩，实施土地平整，配套水肥一体化，完善水、电、路、林网等基础设施，建成高标准制种基地1.83万亩。
在此基础上，三村联合成立田保保农业发展公司，引入“土地托管”“入股分红”“田保姆”等社会化服务体系，探索推行“公司+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新型经营主体或农户+土地托管”模式，实现村集体经济公司化运行，有力提升了当地玉米制种产业的集约化经营、机械化作业水平。
“群众对田保保公司田间进行全流程监督，提升群众知晓度和满意度，建立统招统管、负面清单等制度，规范农机、用电设施监管，不断提升安全管控水平。通过水肥一体化、全程机械化技术应用推广，有效降低群众劳动工作强度，二次分红方式让群众享受更多改革红利。村集体资金壮大后，为村级产业链延伸、基础设施改善，提供强有力保障，通过发放养老金、孝善基金、奖学金等方式有效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平川镇党委书记张凯说。
在倪家营镇，镇上成立农业服务公司，探索推出社会化服务公司“菜单式”种田模式，制种玉米从种到收被分成一系列服务项目清单，村民可以自主进行“菜单式”选择，这种灵活的“菜单式”服务，让农民实现了“欢乐农场”般的轻松种植。
“制种玉米一亩地收入在3000到4000元之间，相比大田农作物收入较好，现在农村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岁数大的人体力有限，‘菜单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可以大幅减轻农民从事玉米制种的劳动压力，实现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解放出的劳动力，还可以产生其他劳务收入，从而促进农民增收。” 倪家营镇党委书记杜立东说。
“临泽县将坚持农业优先的定位，大力实施‘强县域’行动，建设绿色农业强县，坚决扛牢粮食生产责任，抢抓新一轮玉米制种大县奖励政策、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和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等政策机遇，将全县51万亩耕地全部建成水肥一体化高标准农田，面向优质企业开展优质制种基地资源市场化竞争性配置，持续跟进实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进秸秆‘饲料化、基料化、肥料化、燃料化’转化，建设一批玉米制种‘五化’基地，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到实处，持续提升临泽玉米制种基地现代化生产水平，力争玉米种子供应量占到全国15%以上，打造国内一流的良种繁育基地。”临泽县委书记张辉说。
（来源：新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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