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板滑雪男子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
单板滑雪男子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结束，恭喜前12名选手晋级决赛。
晋级名单(按成绩)：平野步梦(日本)、詹姆斯(澳大利亚)、平野流佳(日本)、肖恩-怀特(美国)、古塞利(澳大利亚)、户冢优斗(日本)、戈尔德(美国)、舍雷尔(瑞士)、平野海祝(日本)、赫夫利希(德国)、比尔格纳(瑞士)、乔西(美国)。
决赛将在2月11日举行。
#中国4将无缘U型场地决赛##肖恩怀特1260#
单板滑雪男子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结束，恭喜前12名选手晋级决赛。
晋级名单(按成绩)：平野步梦(日本)、詹姆斯(澳大利亚)、平野流佳(日本)、肖恩-怀特(美国)、古塞利(澳大利亚)、户冢优斗(日本)、戈尔德(美国)、舍雷尔(瑞士)、平野海祝(日本)、赫夫利希(德国)、比尔格纳(瑞士)、乔西(美国)。
决赛将在2月11日举行。
#中国4将无缘U型场地决赛##肖恩怀特1260#
【先生“看走了眼”？】鲁迅先生一生，前后购入碑刻及石刻、木刻画像拓片近六千种。先生的收藏不仅数量可观，其涉猎亦广泛、系统，有碑刻、汉画像、造像、墓志等。其中，他对汉画更是欣赏，还向友人许寿裳表达对汉画的钦慕：“汉画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千问千寻大运河# 【百年车站和千年古城在静海相遇】
从高空俯视，树木褪去了绿色，天津市静海平原上显现得更加清晰，大运河、京沪铁路、104国道（旧线）延伸出三条平行线，其间夹杂的区域，是静海区人文历史最集中的地方，百年老站静海站、千年古城西钓台都在其中。
百年老站的“承受之重”
和104国道并肩的京沪铁路，铁路边矗立着一座德式风格的二层小楼，楼两边各有一座单层建筑，背后是一个长方形小院，这就是静海站老站房，至今有113年的历史。
据相关资料记载，1908年，津浦铁路（现京沪铁路）铺设到静海时，修建了这座站房。
“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平津，沿津浦铁路长驱南下。革命先辈曾在静海一带抗击日军。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驻守在静海站的日军在静海站第一站台上列队向中国抗日军民缴械投降。
30多年前，郝建行入职静海火车站，在他印象中，当年的老站房是静海城区的最高点，站在老站房二楼能一眼望到西侧的运河大堤。
1963年发洪水时，洪水几乎与铁路平齐，很多人涌向老站房，坐火车南下躲避洪水。
1978年，新站房在老站房北侧修建，老站房不再办理客运业务，专做静海站的办公场所。
郝建行曾住在老站房二楼宿舍，那时候冬天取暖的煤球都要靠人背上二楼，每次背煤球时，木楼梯的咯吱声都会被拉长。
如今，老站房已是天津文物保护单位。
大运河拉来的火车站
黏劲儿十足的三合土牢牢吸附着红砖，外墙上欧式路灯依旧能发出金黄的光；木质楼梯的咯吱声和火车撞击铁轨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奏响着百年交响乐。
静海区文化馆原馆长孙德民当年收集了一些老站房的资料。
据资料记载，老站房由德国人设计，主体工程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孙德民说，老站房的建造离不开一位传奇铁路工程师沈琪。沈琪是静海人，在铁路建设方面与詹天佑齐名，他和詹天佑一起参与了京张铁路施工建设，表现出了高超的智慧。
津浦铁路和静海站的建设耗费了沈琪大量精力，在津浦铁路动工时，外国工程师提出了“德国修南段，中国修北段”的建议。这明显是一个难题，南段多平原，陆路、水陆交通发达，便于原材料运输。北段多滩涂，还要穿越丘陵和山地，按照当时的条件，修建难度非常大。
沈琪不顾环境险恶和财政困难，担任津浦铁路南北段总稽查及会办。北段铁路建设速度快、质量高、耗费低，静海站老站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的。
孙德民说，老站房的大部分建筑材料和道砟都要从南方运输。当年没有柏油路，走土路运大件，一旦遭遇降雨就要中断，因此通过大运河水路运输是最便捷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老站房就是大运河拉来的。
百年老站换新颜
守着老站房30多年，郝建行见证了我国铁路的大发展时代。
他刚刚参加工作时，铁路上跑的是蒸汽机车，郝建行“最怕”火车进出站，机车启动时冒出大量浓烟，烟柱可达四五层楼高，机车过后郝建行身上经常落一身烟灰，在外值守的铁路工人都有被烟灰迷眼的经历。
后来内燃机车逐渐取代了蒸汽机车，烟灰虽然小多了，可内燃机嗡嗡的声响，远在几百米外就能听到。再后来，内燃机车换成了电力机车，从此告别了烟灰和噪音。十多年前，和谐号动车以超过200公里/小时的车速驶过静海站，给郝建行留下了惊艳的十几秒钟印记。
如今，大部分动车在新建的京沪高铁上运行，静海站所在的京沪铁路以普速绿皮列车和货运列车为主，静海站的铁路人也搬离了老站房。经过一番修缮，焕然一新的老站房即将作为展览馆，向后人诉说着百年铁路的沧桑巨变。
2000年前的一里方城
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和人类活动遗迹，留给世人太多的遐想，层层黄土遮盖的古城总能勾起人们的好奇。
西钓台是静海区陈官屯镇最富传奇的一个村庄，因为这里关联着一个尽人皆知的神话传说：当年姜太公就是在这里钓鱼的，这个说法无法考证，但“钓台”两个字就足以吸引人们的目光。
而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西钓台古城深埋地下2米等待揭开神秘面纱，让传奇赋予了历史的厚重感。
西钓台村口是一座仿古牌坊，古城就在村子西北角大约400米处的一片农田地里。在一排住宅后面，矗立着一块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却找不到古城的踪影。
据村里老人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初，地里还有约1米高的隆起土堆，后来随着周边农田的耕种和开发，土堆逐渐消失了，曾有村民耕地时发现过陶器残片。
关于这座古城的身世，有诸多说法。
据史料记载，汉高祖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02年，在当时的静海境内第一次建起了县城，也就是东平舒县城。有专家认为，这座古城有可能是史书记载的汉代东平舒城。
《静海县志》也有记载：“钓台村西北……有古城之垣，久废。城址或隐或现，宛然可寻。”对于古城的身世，《静海县志》并未给出定论。
1979年，天津市文物处组织20多名钻探人员和有关专家对古城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钻探考察。最后确认古城四边各为500米左右，并各有城门，符合战国至汉代一里方城的说法。
古城让水利设施改道
从高空俯瞰古城，平直的港团河道在西钓台村边画了一个“几”字。
孙德民曾参与古城发掘，他解释说，1983年，静海要修建一条连接黑龙港河和团泊水库的引河—港团河，按照规划这条河穿古城而过，这就意味着古城将被破坏。
当时孙德民四处奔走，经过与市文物处和相关部门多方协调，才让港团河为古城改道，最终有了那个“几”字。
尽管工程绕道，但在施工中还是发现了很多文物，为了抢救文物，市文物处、县文化馆几乎所有人员扑到工地上，陶器残片、古砖、古墓葬群等百余件文物陆续被发掘出来，极大丰富了静海地区的历史遗存。
2014年，大运河畔的陈官屯镇要建大运河博物馆，孙德民成为主要策划者之一。
当年发掘的古砖、部分陶器残片成为博物馆重点陈列展品，而一张黑白照片被放在了博物馆显眼位置，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83年古城发掘的场景，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对古城的大规模发掘的记录。
30多年过去了，古城只是揭开了神秘面纱的一角，它仍然有更多的秘密，等待后人解答。
从高空俯视，树木褪去了绿色，天津市静海平原上显现得更加清晰，大运河、京沪铁路、104国道（旧线）延伸出三条平行线，其间夹杂的区域，是静海区人文历史最集中的地方，百年老站静海站、千年古城西钓台都在其中。
百年老站的“承受之重”
和104国道并肩的京沪铁路，铁路边矗立着一座德式风格的二层小楼，楼两边各有一座单层建筑，背后是一个长方形小院，这就是静海站老站房，至今有113年的历史。
据相关资料记载，1908年，津浦铁路（现京沪铁路）铺设到静海时，修建了这座站房。
“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平津，沿津浦铁路长驱南下。革命先辈曾在静海一带抗击日军。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驻守在静海站的日军在静海站第一站台上列队向中国抗日军民缴械投降。
30多年前，郝建行入职静海火车站，在他印象中，当年的老站房是静海城区的最高点，站在老站房二楼能一眼望到西侧的运河大堤。
1963年发洪水时，洪水几乎与铁路平齐，很多人涌向老站房，坐火车南下躲避洪水。
1978年，新站房在老站房北侧修建，老站房不再办理客运业务，专做静海站的办公场所。
郝建行曾住在老站房二楼宿舍，那时候冬天取暖的煤球都要靠人背上二楼，每次背煤球时，木楼梯的咯吱声都会被拉长。
如今，老站房已是天津文物保护单位。
大运河拉来的火车站
黏劲儿十足的三合土牢牢吸附着红砖，外墙上欧式路灯依旧能发出金黄的光；木质楼梯的咯吱声和火车撞击铁轨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奏响着百年交响乐。
静海区文化馆原馆长孙德民当年收集了一些老站房的资料。
据资料记载，老站房由德国人设计，主体工程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孙德民说，老站房的建造离不开一位传奇铁路工程师沈琪。沈琪是静海人，在铁路建设方面与詹天佑齐名，他和詹天佑一起参与了京张铁路施工建设，表现出了高超的智慧。
津浦铁路和静海站的建设耗费了沈琪大量精力，在津浦铁路动工时，外国工程师提出了“德国修南段，中国修北段”的建议。这明显是一个难题，南段多平原，陆路、水陆交通发达，便于原材料运输。北段多滩涂，还要穿越丘陵和山地，按照当时的条件，修建难度非常大。
沈琪不顾环境险恶和财政困难，担任津浦铁路南北段总稽查及会办。北段铁路建设速度快、质量高、耗费低，静海站老站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的。
孙德民说，老站房的大部分建筑材料和道砟都要从南方运输。当年没有柏油路，走土路运大件，一旦遭遇降雨就要中断，因此通过大运河水路运输是最便捷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老站房就是大运河拉来的。
百年老站换新颜
守着老站房30多年，郝建行见证了我国铁路的大发展时代。
他刚刚参加工作时，铁路上跑的是蒸汽机车，郝建行“最怕”火车进出站，机车启动时冒出大量浓烟，烟柱可达四五层楼高，机车过后郝建行身上经常落一身烟灰，在外值守的铁路工人都有被烟灰迷眼的经历。
后来内燃机车逐渐取代了蒸汽机车，烟灰虽然小多了，可内燃机嗡嗡的声响，远在几百米外就能听到。再后来，内燃机车换成了电力机车，从此告别了烟灰和噪音。十多年前，和谐号动车以超过200公里/小时的车速驶过静海站，给郝建行留下了惊艳的十几秒钟印记。
如今，大部分动车在新建的京沪高铁上运行，静海站所在的京沪铁路以普速绿皮列车和货运列车为主，静海站的铁路人也搬离了老站房。经过一番修缮，焕然一新的老站房即将作为展览馆，向后人诉说着百年铁路的沧桑巨变。
2000年前的一里方城
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和人类活动遗迹，留给世人太多的遐想，层层黄土遮盖的古城总能勾起人们的好奇。
西钓台是静海区陈官屯镇最富传奇的一个村庄，因为这里关联着一个尽人皆知的神话传说：当年姜太公就是在这里钓鱼的，这个说法无法考证，但“钓台”两个字就足以吸引人们的目光。
而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西钓台古城深埋地下2米等待揭开神秘面纱，让传奇赋予了历史的厚重感。
西钓台村口是一座仿古牌坊，古城就在村子西北角大约400米处的一片农田地里。在一排住宅后面，矗立着一块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却找不到古城的踪影。
据村里老人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初，地里还有约1米高的隆起土堆，后来随着周边农田的耕种和开发，土堆逐渐消失了，曾有村民耕地时发现过陶器残片。
关于这座古城的身世，有诸多说法。
据史料记载，汉高祖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02年，在当时的静海境内第一次建起了县城，也就是东平舒县城。有专家认为，这座古城有可能是史书记载的汉代东平舒城。
《静海县志》也有记载：“钓台村西北……有古城之垣，久废。城址或隐或现，宛然可寻。”对于古城的身世，《静海县志》并未给出定论。
1979年，天津市文物处组织20多名钻探人员和有关专家对古城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钻探考察。最后确认古城四边各为500米左右，并各有城门，符合战国至汉代一里方城的说法。
古城让水利设施改道
从高空俯瞰古城，平直的港团河道在西钓台村边画了一个“几”字。
孙德民曾参与古城发掘，他解释说，1983年，静海要修建一条连接黑龙港河和团泊水库的引河—港团河，按照规划这条河穿古城而过，这就意味着古城将被破坏。
当时孙德民四处奔走，经过与市文物处和相关部门多方协调，才让港团河为古城改道，最终有了那个“几”字。
尽管工程绕道，但在施工中还是发现了很多文物，为了抢救文物，市文物处、县文化馆几乎所有人员扑到工地上，陶器残片、古砖、古墓葬群等百余件文物陆续被发掘出来，极大丰富了静海地区的历史遗存。
2014年，大运河畔的陈官屯镇要建大运河博物馆，孙德民成为主要策划者之一。
当年发掘的古砖、部分陶器残片成为博物馆重点陈列展品，而一张黑白照片被放在了博物馆显眼位置，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83年古城发掘的场景，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对古城的大规模发掘的记录。
30多年过去了，古城只是揭开了神秘面纱的一角，它仍然有更多的秘密，等待后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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