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BBC曾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年后回看此文，一切都不幸言中。转载如下：
【如果又有一场致命性流感爆发怎么办】
蕾切尔·努维尔( Rachel Nuwer)
2018年 12月 13日
一百年前，人们觉得流感季似乎已经成为历史。春季虽然是流感高发季节，但患者都能快速康复，死亡率也不比平时高。一战占据了当时全球的头条新闻，流感似乎已成为历史。
然而到了秋天，一切都变了。这种以前并不罕见的病毒再次以剧毒毒株的形式出现，在北美和欧洲肆虐。患者往往在几小时或几天内死亡。四个月之内，西班牙流感在世界各地蔓延，甚至连最偏远的小区也不放过。第二年春天，疫情平息时，估计已有5000万至1亿人死亡，占世界人口的5%。
一个世纪过去了，跟天花、黑死病和其他致命疾病一样，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已成为骇人听闻的遥远故事。虽然我们已经完全或基本上根除了这些致命的疾病，但是流感却一直存在，每年夺走25万到50万人的生命。每一年，季节性流感都会以轻微不同的毒株形式卷土重来，动物宿主体内的各种流感病毒会引起其大规模的流行。除了1918年，1957年、1968年、1977年和2009年都曾爆发过大规模流感。
病毒具有变异倾向，并且能够一直存在于自然界中（野生水鸟是其天然宿主）。专家们一致认为，迟早会出现一种与西班牙流感一样具有传染性和致命性、甚至杀伤性更大的病毒。
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奥斯特霍尔姆（Michael Osterholm）说:"流感大流行就像地震、飓风和海啸一样，时不时会发生，并且规模也不一样。只有没脑子的人才会认为1918年那样的事件不会再发生。"
但他接着说：「我们没办法预测这种情况何时会发生。就我们所知，它可能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们也不可能凖确预测当西班牙流感类病毒再次出现时情况会如何发展，但我们可以做出一些有根据的猜测。」
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传染病部的韦伯斯特（Robert Webster）说：「首先，我们是否能尽早发现并控制其蔓延，决定了病毒最终的影响。」目前，已经有了这样的系统——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流感监测小组在世界各地的六个重点实验室不断监测病毒的发展情况，还有一些实验室专攻农业领域，负责监测家禽和猪的样本。
韦伯斯特说：「我们的监测只能是尽力而为，我们没办法监测世界上的每一只鸟和每一头猪，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刚好能检测到病毒宿主，那就太幸运了。」
他继续说：「事实上，病毒肯定会传播出去。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按照目前的流动性，病毒可能几周内就能在全球范围内流行。」乔治亚州立大学流行病学和生物统计学教授乔维尔（Gerardo Chowell）表示：「流感这种种病毒，一旦进入易感人群，就会迅速传播开来。在出现任何症状前一天，可能病毒就已经在传播了。」
由于地球上的人口数量相比上个世纪增长了四倍多，所以与1918年相比，感染和死亡人数可能会更多。1918年的流感夺去了5000万人的生命，放到今天预计会有2亿多人死亡。「装尸袋很快就会供不应求了」。
隔离受感染的病人至关重要，但在人口密集的现代世界，隔离的可能性有多大?
历史已经证明，流感造成各族群的死亡人数并不平均。西班牙流感在不同国家的死亡率最多相差30倍。例如，在印度，该病毒夺去了8%的人口，而在丹麦，死亡人数不到总人口的1%。同样的，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的时候，墨西哥的死亡人数是法国的10倍。
专家认为，这种差异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族群之前是否接触过类似的流感毒株以及遗传性缺陷弱点。例如，1918年，新西兰本土毛利人在感染流感后死亡的可能性是全球平均水平的7倍。
与贫困有关的因素，如卫生条件、初始健康状况和医保的覆盖程度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流感病毒最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乔维尔说：「2009年，在墨西哥，很多人病得非常严重才去医院，但为时已晚。」对于这些患者中的大多数来说，这么做还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因为去看医生意味着要请一天假，少挣一天钱。「我不是说每个墨西哥人都是这样，但这种情况确实广泛存在于弱势群体中，」乔维尔说。
如果流行性疾病席卷的是美国或其它没有全民医保的地区，几乎可以肯定，同样的社会经济模式也会出现在没有保险的群体中。为了避免高昂的医疗费用，没有医保的人会尽可能地拖延就医时间，但到那时可能就太晚了。乔维尔说：「在其他传染病和医疗可及性不同的体制下，我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丹麦罗斯基勒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西蒙森（Lone Simonsen）说：「疫苗是阻止流感泛滥的最佳手段。但首先要识别病毒、制造疫苗，然后运送到全球各地——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20世纪40年代，流感疫苗才诞生，人们以当时最快的速度研发疫苗，但仍然需要数月时间。奥斯特霍尔姆说：「即使我们成功地研制出了这样一种疫苗，能生产出来的剂量也不够为每个人接种。在世界范围内，在疫苗诞生的头6个月到9个月，只有1-2%的人口能够接种。另一个限制因素是，目前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发挥作用的概率最多只有60%。」
同样，虽然现在已经有特敏福（Tamiflu）等抗流感药物，但我们的储备不足以应对大规模的流感。乔维尔指出：「即使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现在也没有足够的抗病毒药物。更别说印度、中国和墨西哥了。」
除此之外，相比治疗其他疾病的药物，我们现有的抗流感药物并没那么有效。这主要是因为「人们都觉得季节性流感这种病没什么大不了的」，韦伯斯特说。「只有当流感（死亡率）达到了像艾滋病毒那样严重的地步，科学界才会给予更多关注。」
奥斯特霍尔姆说：「考虑到这些现实问题，流感一旦爆发，医院很快就会人满为患，药物和疫苗马上就会用完。今年，仅仅是季节性流感已经使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不堪重负，而且今年的情况还不是特别严重的。这表明，我们应对大规模感染的能力是多么有限。」
和1918年的情况一样，随着感染率和死亡率的上升，世界各地的城市可能会最先崩溃——企业和学校将关闭；公共交通无法运行；还可能会断电；尸体开始堆积在大街上；食品很快就会短缺；数百万糖尿病、心脏病、免疫抑制疾病等生命垂危的患者赖以生存的救命药物也会出现短缺。
奥斯特霍尔姆说：「大规模的流感一旦导致这些药物的生产和运输中断，人们则会因药物供给不足死于疾病。1918年那样肆虐的流感可能会造成巨大的间接破坏。」
即使病毒自行消失，其带来的影响是短期之内无法平息的。西蒙森说，1918年的流感病毒「特别可怕」，因为它不像普通流感那样，只带走非常年幼或非常年迈的生命。那场流感带走的生命里，有95%都是身体康健，正值工作生涯黄金期的人。这削减了大部分劳动力，并对家庭产生了深远影响，使无数儿童成为孤儿。
如果爆发一场致命的流行病，如何处理数千万具尸体将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
直到2005年，科学家们才知道（死者都是青壮年的）原因。当时，研究人员利用在布瑞维格米申（Brevig Mission）采集的样本复原了西班牙流感病毒（布瑞维格米申是阿拉斯加的一个村庄，80名居民中有72人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死于流感）。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尸体被完好地保存在永冻土层中。一名执着的微生物学家修复了其仍然含有病毒基因的肺部。
在使用重组病毒进行的动物实验中，科学家发现1918年的菌株繁殖情况异常良好。这会引发一种名为」细胞因子风暴「的自然免疫反应。人体进入超速运转状态，释放出细胞分裂素，意在阻止病毒入侵。细胞分裂素本身其实是有毒的，是流感发作时疼痛感的罪魁祸首，超过一定数量会使器官不堪重负，导致人体衰竭。
由于成年人的免疫系统比老年人和幼儿的更强大，研究者认为他们对于流感病毒的免疫反应更为致命。韦伯斯特说：「我们终于明白了这种病毒为什么如此致命，实际上是身体杀死了自己。」
西班牙流感爆发后的几十年里，研究人员开发了多种免疫调节疗法，有助于缓解细胞因子风暴。但这些疗法并非十全十美，也应用无多。奥斯特霍尔姆说：「跟1918年比，我们今天在细胞因子风暴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多少进展。现在确实有一些医疗机器可以辅助呼吸和循环血液，但总的来说，结果还是很不理想的。」
这意味着，和1918年一样，许多年轻人和中年人会死于流感。由于今天人们的预期寿命比一个世纪前长出几十年，这些人的死亡将对经济和社会将造成更大的危害，乔威尔说。
但是，众多坏消息中仍然存有一线生机，那就是通用流感疫苗。这个旷日持久的白日梦终于有了大量的资源支持，越来越多的人会投身于攻破这种疫苗的开发难题。我们能做的只有等待，看它是否能在下一次的大规模流感到来前及时出现。
韦伯斯特说：「研究尚在进行中，我们希望在这种假设的热病毒出现之前能研制出一种通用疫苗，人们能做好充分凖备。但目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又有一场致命性流感爆发怎么办】
蕾切尔·努维尔( Rachel Nuwer)
2018年 12月 13日
一百年前，人们觉得流感季似乎已经成为历史。春季虽然是流感高发季节，但患者都能快速康复，死亡率也不比平时高。一战占据了当时全球的头条新闻，流感似乎已成为历史。
然而到了秋天，一切都变了。这种以前并不罕见的病毒再次以剧毒毒株的形式出现，在北美和欧洲肆虐。患者往往在几小时或几天内死亡。四个月之内，西班牙流感在世界各地蔓延，甚至连最偏远的小区也不放过。第二年春天，疫情平息时，估计已有5000万至1亿人死亡，占世界人口的5%。
一个世纪过去了，跟天花、黑死病和其他致命疾病一样，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已成为骇人听闻的遥远故事。虽然我们已经完全或基本上根除了这些致命的疾病，但是流感却一直存在，每年夺走25万到50万人的生命。每一年，季节性流感都会以轻微不同的毒株形式卷土重来，动物宿主体内的各种流感病毒会引起其大规模的流行。除了1918年，1957年、1968年、1977年和2009年都曾爆发过大规模流感。
病毒具有变异倾向，并且能够一直存在于自然界中（野生水鸟是其天然宿主）。专家们一致认为，迟早会出现一种与西班牙流感一样具有传染性和致命性、甚至杀伤性更大的病毒。
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奥斯特霍尔姆（Michael Osterholm）说:"流感大流行就像地震、飓风和海啸一样，时不时会发生，并且规模也不一样。只有没脑子的人才会认为1918年那样的事件不会再发生。"
但他接着说：「我们没办法预测这种情况何时会发生。就我们所知，它可能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们也不可能凖确预测当西班牙流感类病毒再次出现时情况会如何发展，但我们可以做出一些有根据的猜测。」
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传染病部的韦伯斯特（Robert Webster）说：「首先，我们是否能尽早发现并控制其蔓延，决定了病毒最终的影响。」目前，已经有了这样的系统——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流感监测小组在世界各地的六个重点实验室不断监测病毒的发展情况，还有一些实验室专攻农业领域，负责监测家禽和猪的样本。
韦伯斯特说：「我们的监测只能是尽力而为，我们没办法监测世界上的每一只鸟和每一头猪，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刚好能检测到病毒宿主，那就太幸运了。」
他继续说：「事实上，病毒肯定会传播出去。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按照目前的流动性，病毒可能几周内就能在全球范围内流行。」乔治亚州立大学流行病学和生物统计学教授乔维尔（Gerardo Chowell）表示：「流感这种种病毒，一旦进入易感人群，就会迅速传播开来。在出现任何症状前一天，可能病毒就已经在传播了。」
由于地球上的人口数量相比上个世纪增长了四倍多，所以与1918年相比，感染和死亡人数可能会更多。1918年的流感夺去了5000万人的生命，放到今天预计会有2亿多人死亡。「装尸袋很快就会供不应求了」。
隔离受感染的病人至关重要，但在人口密集的现代世界，隔离的可能性有多大?
历史已经证明，流感造成各族群的死亡人数并不平均。西班牙流感在不同国家的死亡率最多相差30倍。例如，在印度，该病毒夺去了8%的人口，而在丹麦，死亡人数不到总人口的1%。同样的，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的时候，墨西哥的死亡人数是法国的10倍。
专家认为，这种差异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族群之前是否接触过类似的流感毒株以及遗传性缺陷弱点。例如，1918年，新西兰本土毛利人在感染流感后死亡的可能性是全球平均水平的7倍。
与贫困有关的因素，如卫生条件、初始健康状况和医保的覆盖程度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流感病毒最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乔维尔说：「2009年，在墨西哥，很多人病得非常严重才去医院，但为时已晚。」对于这些患者中的大多数来说，这么做还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因为去看医生意味着要请一天假，少挣一天钱。「我不是说每个墨西哥人都是这样，但这种情况确实广泛存在于弱势群体中，」乔维尔说。
如果流行性疾病席卷的是美国或其它没有全民医保的地区，几乎可以肯定，同样的社会经济模式也会出现在没有保险的群体中。为了避免高昂的医疗费用，没有医保的人会尽可能地拖延就医时间，但到那时可能就太晚了。乔维尔说：「在其他传染病和医疗可及性不同的体制下，我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丹麦罗斯基勒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西蒙森（Lone Simonsen）说：「疫苗是阻止流感泛滥的最佳手段。但首先要识别病毒、制造疫苗，然后运送到全球各地——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20世纪40年代，流感疫苗才诞生，人们以当时最快的速度研发疫苗，但仍然需要数月时间。奥斯特霍尔姆说：「即使我们成功地研制出了这样一种疫苗，能生产出来的剂量也不够为每个人接种。在世界范围内，在疫苗诞生的头6个月到9个月，只有1-2%的人口能够接种。另一个限制因素是，目前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发挥作用的概率最多只有60%。」
同样，虽然现在已经有特敏福（Tamiflu）等抗流感药物，但我们的储备不足以应对大规模的流感。乔维尔指出：「即使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现在也没有足够的抗病毒药物。更别说印度、中国和墨西哥了。」
除此之外，相比治疗其他疾病的药物，我们现有的抗流感药物并没那么有效。这主要是因为「人们都觉得季节性流感这种病没什么大不了的」，韦伯斯特说。「只有当流感（死亡率）达到了像艾滋病毒那样严重的地步，科学界才会给予更多关注。」
奥斯特霍尔姆说：「考虑到这些现实问题，流感一旦爆发，医院很快就会人满为患，药物和疫苗马上就会用完。今年，仅仅是季节性流感已经使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不堪重负，而且今年的情况还不是特别严重的。这表明，我们应对大规模感染的能力是多么有限。」
和1918年的情况一样，随着感染率和死亡率的上升，世界各地的城市可能会最先崩溃——企业和学校将关闭；公共交通无法运行；还可能会断电；尸体开始堆积在大街上；食品很快就会短缺；数百万糖尿病、心脏病、免疫抑制疾病等生命垂危的患者赖以生存的救命药物也会出现短缺。
奥斯特霍尔姆说：「大规模的流感一旦导致这些药物的生产和运输中断，人们则会因药物供给不足死于疾病。1918年那样肆虐的流感可能会造成巨大的间接破坏。」
即使病毒自行消失，其带来的影响是短期之内无法平息的。西蒙森说，1918年的流感病毒「特别可怕」，因为它不像普通流感那样，只带走非常年幼或非常年迈的生命。那场流感带走的生命里，有95%都是身体康健，正值工作生涯黄金期的人。这削减了大部分劳动力，并对家庭产生了深远影响，使无数儿童成为孤儿。
如果爆发一场致命的流行病，如何处理数千万具尸体将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
直到2005年，科学家们才知道（死者都是青壮年的）原因。当时，研究人员利用在布瑞维格米申（Brevig Mission）采集的样本复原了西班牙流感病毒（布瑞维格米申是阿拉斯加的一个村庄，80名居民中有72人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死于流感）。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尸体被完好地保存在永冻土层中。一名执着的微生物学家修复了其仍然含有病毒基因的肺部。
在使用重组病毒进行的动物实验中，科学家发现1918年的菌株繁殖情况异常良好。这会引发一种名为」细胞因子风暴「的自然免疫反应。人体进入超速运转状态，释放出细胞分裂素，意在阻止病毒入侵。细胞分裂素本身其实是有毒的，是流感发作时疼痛感的罪魁祸首，超过一定数量会使器官不堪重负，导致人体衰竭。
由于成年人的免疫系统比老年人和幼儿的更强大，研究者认为他们对于流感病毒的免疫反应更为致命。韦伯斯特说：「我们终于明白了这种病毒为什么如此致命，实际上是身体杀死了自己。」
西班牙流感爆发后的几十年里，研究人员开发了多种免疫调节疗法，有助于缓解细胞因子风暴。但这些疗法并非十全十美，也应用无多。奥斯特霍尔姆说：「跟1918年比，我们今天在细胞因子风暴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多少进展。现在确实有一些医疗机器可以辅助呼吸和循环血液，但总的来说，结果还是很不理想的。」
这意味着，和1918年一样，许多年轻人和中年人会死于流感。由于今天人们的预期寿命比一个世纪前长出几十年，这些人的死亡将对经济和社会将造成更大的危害，乔威尔说。
但是，众多坏消息中仍然存有一线生机，那就是通用流感疫苗。这个旷日持久的白日梦终于有了大量的资源支持，越来越多的人会投身于攻破这种疫苗的开发难题。我们能做的只有等待，看它是否能在下一次的大规模流感到来前及时出现。
韦伯斯特说：「研究尚在进行中，我们希望在这种假设的热病毒出现之前能研制出一种通用疫苗，人们能做好充分凖备。但目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每日一部冷门电影#
今日打卡：《金牌男人》（豆瓣观影人数1265）导演内村光良。电影主要讲述了短跑运动员泉一从小样样全能，只要是比赛他几乎都会拿第一，但在他升入初中之后，他发现第一名似乎离自己越来越遥远，奔向金牌的路也变得更加艰难。就如电影里所呈现的那样，人生就是在不断的失败与成功中渐行渐远，平凡的故事下是一颗不言放弃的心。
今日打卡：《金牌男人》（豆瓣观影人数1265）导演内村光良。电影主要讲述了短跑运动员泉一从小样样全能，只要是比赛他几乎都会拿第一，但在他升入初中之后，他发现第一名似乎离自己越来越遥远，奔向金牌的路也变得更加艰难。就如电影里所呈现的那样，人生就是在不断的失败与成功中渐行渐远，平凡的故事下是一颗不言放弃的心。
论忠告
论忠告
提供建议意味 着坦诚和信任。我们在许多事务上，都只是把生活中的部分委托给别人，如田地、产业、子女、债务等。但在听取一项建议时，我们就将自己的全部信任交付于他了。作为一位英明的君王，从来不会由于听取过某种忠告而感到羞愧。
因为就连上帝也认为忠告和建议是不可缺少的。
所罗门曾经说过:“忠告带来安全。”对于一件事情，如果事前没有经过反复的推敲、斟酌和计议，就难免在执行中出无法预料的差错，这样大大削减了它成功的几率。所以，一种计划实行之前如果不先通过讨论，就只能把它交给命运的波涛了。虽然所罗门懂得听取忠告和建议的重要性，但他的儿子却由于听信谗言而经受了严厉的教训。他的国家，尽管一度为上帝所宠爱，却终因谗言误国而导致山河破碎。
这个历史教训告诉人们听取建议时要谨记如下两点:二、就人来说， 要慎听幼稚轻率者的献策。
二、就事来说，要慎听那种过激的言论。
君主的安危与能否得到臣子的忠告是密切相关的。君主应当怎样利用忠告，古人曾作过高明而寓意深刻的议论。其，古诗中说众神之王丘比特的妻子是米狄司。而这位米狄司正是言论之神。古人借这个故事表明忠告和建议对君主的重要性。其二，这个故事还有下文:后来米狄司怀孕了，但是丘比特却不愿让她生下这个孩子，于是就把她吞噬了。结果他发现自己居然怀孕了，后来在头顶上生出了一个全身武装的儿子帕拉斯。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荒谬，却蕴涵着深刻的政治思想。它启示我们:明智的君王应当把国家大事交付给臣民去商议一这好比丘比特与言论之神的婚姻。而把选择政策和决定政策的权力归于自己一这好比由丘比特的头脑中生出全副武装的帕拉斯。这样，君主既能树立他英明果断的形象，而且又能得到臣民们的广泛拥戴。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开放言论有哪些弊病以及补救的办法。第一，开放言论使国家难以守秘。第二，众说纷纭会削弱君主和国家的权威。第三，难免会有人出于自身的私利而提出不利于社会的建议。为了防止这三种弊病，法国曾实行意大利人倡导的那种“秘密内阁”制度，把对国政的议论权只开放给少数人。然而，这种制度的危害却可能比公开开放言论更大。
要如何保守秘密呢?作为君主应当知道，他不必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臣民们。他可以有所区别。当他向人征求建议时，也不意味着他必须一一切照办。但是对于一些秘密会议，下面这句话可以作为一一种忠告，就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所以，宫中一些秘密会议的内容， 除了君主本人，不能有太多的人知道。然而有些事情，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无碍大局。只要注意不使他们的言论干批政策的实施就行了。因此就要求君主要有自信，明辨是非。例如英王亨利七世，他的秘密就只有两名重臣知道。
关于开放言论可能会削弱政府的权威，我们在前面的那个故事中已经指明了补救的办法。君主若能广泛听取臣民的建议和意见，不仅不会削弱其权威，而且还有助于加强它。因为允许自由议论表明了政权的强大一它经得起言论的干扰。 除非一些有异议者秘密策划和勾结，图谋影响政策的时候，局面才有危险。但这是完全可以及早发觉并加以制止的。
再来讨论最后一种害处，就是人们所提的建议未必都是善言。俗话说，“大地上本无诚信”。但这并不意味着一 切人都如此，总有人生性就是诚实、坦率、可以信任的。君主应当善于发现和使用这种人，并且依靠他们监督和防范那些假公济私者。所以对于君主来说，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善于辨言和识人，以免被各种私欲和谗伪所蒙蔽。在这里用得着先哲那句名言:“ 贤明的君主贵在知人。”
另一方面，作为有进言责任的官员，在进言中切不可只投君主所好。一个合格的官员应以国家利益为已任，而不是关注君主的偏见。否则他就只会阿谀奉承，而对君主无所帮助了。作为君主，他的咨询方法有两种，就是公开征询和私下探询。这两种方法都是有益的，但作用不完全一样。 私下发表看法较为自由，可以更真诚地袒露内心。而在公开场合，一个人就容易受多数派查见的影响。尤其在听取地位较低者的意见时，最好是在私下，以便使他们敢于进言。而听取位尊者的意见时，最好是在公众场合。这样就可以使他们有所顾忌而出言审慎。君主在选择人才时，应当避免受等级偏见的左右。同样，在听取意见时，也不应因人废言。古人曾说:“只有死人才是最公正的发言人。”这话讲得不错。活人受当世利害、善恶的束缚，是不容易持论公允的。而死人虽已逝大，却留下了著作。君主应当善于博览群书，并从中去吸取有用的教诲。
今天的许多议事机关实际上只起形式上的表决作用。他们附和政策而不是制订和选择政策，这对政治是不利的。在讨论重大问题时，最好给议事机关充分的考虑时间。俗话说:“ 隔夜产生妙策。”例如当初关于英格兰和苏格兰是否应当合并的问题，议会就采取了这种做法。当议会决定对某一事业设立 专门委员会的时候，任用那些不持偏见者比任用有偏见的人好。但我认为，还有必要设立一些 专职机构。解决诸如贸易问题、财政问题、军事问题、司法问题等等。它们需要一些有经验的专家， 并且要确保政策的连续和稳定性。这些专门委员会应当承担审查之责，以仲裁所辖范围内的各种报告和申诉。然后，再把那些需要复议的重大问题提交给议会。但是提交委员会不可让过多的提议者参加讨论，以免形成要挟之势。在议会中座位次序的设置，从形式上看只是一件小事，其实则不然，因为一条长桌上的首席，事实上体现着一种决策的地位。当君主主持一次讨论的时候， 应当注意：在讨论过程中，切不可率先泄露自己的意向，以免给到会者带来暗示或压力，使到会者不便再发表自己的意见。那样一来，整个讨论恐怕就只能听到一片“我主圣明”的声音了。
论忠告
提供建议意味 着坦诚和信任。我们在许多事务上，都只是把生活中的部分委托给别人，如田地、产业、子女、债务等。但在听取一项建议时，我们就将自己的全部信任交付于他了。作为一位英明的君王，从来不会由于听取过某种忠告而感到羞愧。
因为就连上帝也认为忠告和建议是不可缺少的。
所罗门曾经说过:“忠告带来安全。”对于一件事情，如果事前没有经过反复的推敲、斟酌和计议，就难免在执行中出无法预料的差错，这样大大削减了它成功的几率。所以，一种计划实行之前如果不先通过讨论，就只能把它交给命运的波涛了。虽然所罗门懂得听取忠告和建议的重要性，但他的儿子却由于听信谗言而经受了严厉的教训。他的国家，尽管一度为上帝所宠爱，却终因谗言误国而导致山河破碎。
这个历史教训告诉人们听取建议时要谨记如下两点:二、就人来说， 要慎听幼稚轻率者的献策。
二、就事来说，要慎听那种过激的言论。
君主的安危与能否得到臣子的忠告是密切相关的。君主应当怎样利用忠告，古人曾作过高明而寓意深刻的议论。其，古诗中说众神之王丘比特的妻子是米狄司。而这位米狄司正是言论之神。古人借这个故事表明忠告和建议对君主的重要性。其二，这个故事还有下文:后来米狄司怀孕了，但是丘比特却不愿让她生下这个孩子，于是就把她吞噬了。结果他发现自己居然怀孕了，后来在头顶上生出了一个全身武装的儿子帕拉斯。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荒谬，却蕴涵着深刻的政治思想。它启示我们:明智的君王应当把国家大事交付给臣民去商议一这好比丘比特与言论之神的婚姻。而把选择政策和决定政策的权力归于自己一这好比由丘比特的头脑中生出全副武装的帕拉斯。这样，君主既能树立他英明果断的形象，而且又能得到臣民们的广泛拥戴。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开放言论有哪些弊病以及补救的办法。第一，开放言论使国家难以守秘。第二，众说纷纭会削弱君主和国家的权威。第三，难免会有人出于自身的私利而提出不利于社会的建议。为了防止这三种弊病，法国曾实行意大利人倡导的那种“秘密内阁”制度，把对国政的议论权只开放给少数人。然而，这种制度的危害却可能比公开开放言论更大。
要如何保守秘密呢?作为君主应当知道，他不必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臣民们。他可以有所区别。当他向人征求建议时，也不意味着他必须一一切照办。但是对于一些秘密会议，下面这句话可以作为一一种忠告，就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所以，宫中一些秘密会议的内容， 除了君主本人，不能有太多的人知道。然而有些事情，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无碍大局。只要注意不使他们的言论干批政策的实施就行了。因此就要求君主要有自信，明辨是非。例如英王亨利七世，他的秘密就只有两名重臣知道。
关于开放言论可能会削弱政府的权威，我们在前面的那个故事中已经指明了补救的办法。君主若能广泛听取臣民的建议和意见，不仅不会削弱其权威，而且还有助于加强它。因为允许自由议论表明了政权的强大一它经得起言论的干扰。 除非一些有异议者秘密策划和勾结，图谋影响政策的时候，局面才有危险。但这是完全可以及早发觉并加以制止的。
再来讨论最后一种害处，就是人们所提的建议未必都是善言。俗话说，“大地上本无诚信”。但这并不意味着一 切人都如此，总有人生性就是诚实、坦率、可以信任的。君主应当善于发现和使用这种人，并且依靠他们监督和防范那些假公济私者。所以对于君主来说，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善于辨言和识人，以免被各种私欲和谗伪所蒙蔽。在这里用得着先哲那句名言:“ 贤明的君主贵在知人。”
另一方面，作为有进言责任的官员，在进言中切不可只投君主所好。一个合格的官员应以国家利益为已任，而不是关注君主的偏见。否则他就只会阿谀奉承，而对君主无所帮助了。作为君主，他的咨询方法有两种，就是公开征询和私下探询。这两种方法都是有益的，但作用不完全一样。 私下发表看法较为自由，可以更真诚地袒露内心。而在公开场合，一个人就容易受多数派查见的影响。尤其在听取地位较低者的意见时，最好是在私下，以便使他们敢于进言。而听取位尊者的意见时，最好是在公众场合。这样就可以使他们有所顾忌而出言审慎。君主在选择人才时，应当避免受等级偏见的左右。同样，在听取意见时，也不应因人废言。古人曾说:“只有死人才是最公正的发言人。”这话讲得不错。活人受当世利害、善恶的束缚，是不容易持论公允的。而死人虽已逝大，却留下了著作。君主应当善于博览群书，并从中去吸取有用的教诲。
今天的许多议事机关实际上只起形式上的表决作用。他们附和政策而不是制订和选择政策，这对政治是不利的。在讨论重大问题时，最好给议事机关充分的考虑时间。俗话说:“ 隔夜产生妙策。”例如当初关于英格兰和苏格兰是否应当合并的问题，议会就采取了这种做法。当议会决定对某一事业设立 专门委员会的时候，任用那些不持偏见者比任用有偏见的人好。但我认为，还有必要设立一些 专职机构。解决诸如贸易问题、财政问题、军事问题、司法问题等等。它们需要一些有经验的专家， 并且要确保政策的连续和稳定性。这些专门委员会应当承担审查之责，以仲裁所辖范围内的各种报告和申诉。然后，再把那些需要复议的重大问题提交给议会。但是提交委员会不可让过多的提议者参加讨论，以免形成要挟之势。在议会中座位次序的设置，从形式上看只是一件小事，其实则不然，因为一条长桌上的首席，事实上体现着一种决策的地位。当君主主持一次讨论的时候， 应当注意：在讨论过程中，切不可率先泄露自己的意向，以免给到会者带来暗示或压力，使到会者不便再发表自己的意见。那样一来，整个讨论恐怕就只能听到一片“我主圣明”的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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