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湘阴县城的七次搬迁】
作为“湖湘第一古县”，湘阴从设县到今天，可以考据的历史只有1500多年。现在县治所在地，也就是“城关镇 ”，老地名叫“瓦碎潭”，从南宋设立县级政权机构，至今892年。没人想到，湘阴县城搬迁到这里之前，曾经有过六次搬迁史。
公元474年，也就是南朝宋元徽二年，湘阴才正式拥有“湘阴”之名，以前叫“罗县”，县治设在一个叫“琴棋望”的临湖山丘上。这地方是洞庭湖上的一片高台洲渚，与现在屈原行政区琴棋望社区隔湖相望。
为什么叫“琴棋望”？因为它与附近的凤凰山、磊石山正好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凤凰山也叫“琴山”，磊石山也叫“棋盘山”，在这里能够看到琴山与棋山，琴棋“望”之名由此而来。
之所以将湘阴历史上第一个县治设在这里，一个重要原因是地域管辖上的便利。
南北朝以前，洞庭湖流域的江湖关系与现在大不相同，现在湘阴的主要人口聚集区，比如说新泉寺、南湖洲、鹤龙湖、白泥湖，包括东塘、六塘、三塘、石塘，那时还稀有人类居住，相反，现在没有人类生栖的洞庭湖，那时湖中有很多丘岗高台平地，可捕鱼，可耕种，形成了相对发育的渔猎文明与农耕文明，比如说南大膳、北大膳、黄土包、黄花岭、阳罗洲、青山岛等等，这些洞庭湖中的洲渚，以前都是黄土高台，是洞庭湖塌陷形成后遗存的丘岗高地，可为人类提供避水、捕鱼、耕种等条件。
历史上，这些地方都属于湘阴县管辖，直到公元1958年以前，这种管辖关系仍然存在。琴棋望所在地，正好处在这些地方的中心位置，并且，它离南侧的一个中心城市“岳阳城”也很近。
这个“岳阳”不是今天的岳阳，而是指现在汨罗市长乐镇，那时还没有“长乐”这个名字，就叫“岳阳”，取“山南”之意，这个山就是现在长乐镇北面的智峰山。不是指幕阜山，这里离幕阜山很远，况且在幕阜山的西部。
“湘阴”和“岳阳”两个地名，几乎是同一时间“制造”出来的，一个属于这块土地的南方，一个属于这块土地的北方；一个属于山，一个属于水，时间节点大约在南朝宋元徽年间。取这两个名字，体现了当时湘阴哪位幕府名仕的大智慧！湘---水；岳---山；湘阴、岳阳，山水相依，阴阳调和，平仄和顺，朗朗爽口！用这两个名字命名的地方，在空间上相距不到40里，一南一北，都是当时的湖湘重镇，分别代表着湘罗古地的“水”文明和“山”文明。
所以说，岳阳，来自湘阴。
28年后，在南朝梁天监元年，湘阴县治从琴棋望搬迁了。沿湘江向西南50里，迁往黄花城，就是今天的湘阴县鹤龙湖镇一个叫“浩河口”的地方，现在还有一个小地名，叫“黄花岭”。湘阴县治在这里统治的时间为87年。
隋开皇九年，县治又开始从黄花城搬迁了，东折100里，迁往岳阳城，就是现在的汨罗市长乐镇。这次迁移，主要还是因为地域管辖的变化，在这一年，隋王朝将今天岳阳县（巴陵）、平江县（昌江）的一部分土地划归属湘阴县管辖，而古岳阳城正好在中心位置，所以设治这里。不过，岳阳城成为县治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两年时间。
到公元707年，也是因为国家行政区划重新调整，巴陵和昌江的土地划走了，湘阴管辖的土地收缩，为了管理方便，湘阴县治迁往古罗子国都城，就是现在的汨罗市城郊，时间是唐神龙三年。这次迁址时间比较长，在罗子国都城呆足了116年。
唐元和八年，湘阴县治南迁江城，也就是现在的汨罗市川山坪镇常公村，在江城的时间有140年。
公元953年，已经是五代后周广顺年间，县治南迁白茅城，今天汨罗市川山坪镇石桥村，在白茅城的时间是177年。
公元1130年，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县治迁往洞庭湖南岸瓦碎潭，至今892年，再未挪窝。让一个城池在一个地方坚守如此长久，整个洞庭湖平原，只有“瓦碎潭”！
湘江从南而来，再折拐向西，巨大的水流在拐角处形成一个深邃的水切槽，这就是“潭”。
湘阴有个万窑窝,要进城门过窑坡。千年来，岳州窑连绵的窑厂沿湘江顺山坡摆开，窑火连天，舻舳相继，成品陶器上船运走，破碎的陶瓦随坡滚落深潭。明知深潭有鱼，但渔民无法在此捕鱼，“瓦碎潭”之名由此而来。
这是一个因窑业而兴盛的制陶工业基地，整个产业链涉及到陶土业、薪柴业、水运业、搬运业包括制陶、烧陶、调釉等等，以及为之服务的餐饮、酒肆、洗浴等庞大的三产业集群。到南宋初年，已经成为湘江尾闾最繁华的码头，最终吸引当时的湘阴县“人民政府”搬迁至此。
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地方政府的“县治”有如此多的异动，1500多年来，在不到4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县治的“点”在七个地方游移、徘徊，深刻反映了这块土地的辖、治情况，以及洞庭湖的江湖关系，与文明进化。
最开始，湘阴县治所在地都离不开水，比如说琴棋望、黄花城，都是现在的洞庭湖腹地，四面环水。到后来，县治都是靠山的地方，离开了水。这说明洞庭湖复杂的江湖关系，比如说入湖泥沙，比如说湖盆沉降，是水患，在追赶人类迁移。
地理学测定，洞庭湖的沉降速度每年约2厘米，1500多年来，洞庭湖沉降约30多米，很多文明的迁转与消失是必然的，同时也表明了洞庭湖流域文明的进化情况，由近水生息，到开山垦植；由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直至现代文明。
不屈的湘阴！
来自 公号 岳州地理
https://t.cn/A6XD93N9
作为“湖湘第一古县”，湘阴从设县到今天，可以考据的历史只有1500多年。现在县治所在地，也就是“城关镇 ”，老地名叫“瓦碎潭”，从南宋设立县级政权机构，至今892年。没人想到，湘阴县城搬迁到这里之前，曾经有过六次搬迁史。
公元474年，也就是南朝宋元徽二年，湘阴才正式拥有“湘阴”之名，以前叫“罗县”，县治设在一个叫“琴棋望”的临湖山丘上。这地方是洞庭湖上的一片高台洲渚，与现在屈原行政区琴棋望社区隔湖相望。
为什么叫“琴棋望”？因为它与附近的凤凰山、磊石山正好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凤凰山也叫“琴山”，磊石山也叫“棋盘山”，在这里能够看到琴山与棋山，琴棋“望”之名由此而来。
之所以将湘阴历史上第一个县治设在这里，一个重要原因是地域管辖上的便利。
南北朝以前，洞庭湖流域的江湖关系与现在大不相同，现在湘阴的主要人口聚集区，比如说新泉寺、南湖洲、鹤龙湖、白泥湖，包括东塘、六塘、三塘、石塘，那时还稀有人类居住，相反，现在没有人类生栖的洞庭湖，那时湖中有很多丘岗高台平地，可捕鱼，可耕种，形成了相对发育的渔猎文明与农耕文明，比如说南大膳、北大膳、黄土包、黄花岭、阳罗洲、青山岛等等，这些洞庭湖中的洲渚，以前都是黄土高台，是洞庭湖塌陷形成后遗存的丘岗高地，可为人类提供避水、捕鱼、耕种等条件。
历史上，这些地方都属于湘阴县管辖，直到公元1958年以前，这种管辖关系仍然存在。琴棋望所在地，正好处在这些地方的中心位置，并且，它离南侧的一个中心城市“岳阳城”也很近。
这个“岳阳”不是今天的岳阳，而是指现在汨罗市长乐镇，那时还没有“长乐”这个名字，就叫“岳阳”，取“山南”之意，这个山就是现在长乐镇北面的智峰山。不是指幕阜山，这里离幕阜山很远，况且在幕阜山的西部。
“湘阴”和“岳阳”两个地名，几乎是同一时间“制造”出来的，一个属于这块土地的南方，一个属于这块土地的北方；一个属于山，一个属于水，时间节点大约在南朝宋元徽年间。取这两个名字，体现了当时湘阴哪位幕府名仕的大智慧！湘---水；岳---山；湘阴、岳阳，山水相依，阴阳调和，平仄和顺，朗朗爽口！用这两个名字命名的地方，在空间上相距不到40里，一南一北，都是当时的湖湘重镇，分别代表着湘罗古地的“水”文明和“山”文明。
所以说，岳阳，来自湘阴。
28年后，在南朝梁天监元年，湘阴县治从琴棋望搬迁了。沿湘江向西南50里，迁往黄花城，就是今天的湘阴县鹤龙湖镇一个叫“浩河口”的地方，现在还有一个小地名，叫“黄花岭”。湘阴县治在这里统治的时间为87年。
隋开皇九年，县治又开始从黄花城搬迁了，东折100里，迁往岳阳城，就是现在的汨罗市长乐镇。这次迁移，主要还是因为地域管辖的变化，在这一年，隋王朝将今天岳阳县（巴陵）、平江县（昌江）的一部分土地划归属湘阴县管辖，而古岳阳城正好在中心位置，所以设治这里。不过，岳阳城成为县治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两年时间。
到公元707年，也是因为国家行政区划重新调整，巴陵和昌江的土地划走了，湘阴管辖的土地收缩，为了管理方便，湘阴县治迁往古罗子国都城，就是现在的汨罗市城郊，时间是唐神龙三年。这次迁址时间比较长，在罗子国都城呆足了116年。
唐元和八年，湘阴县治南迁江城，也就是现在的汨罗市川山坪镇常公村，在江城的时间有140年。
公元953年，已经是五代后周广顺年间，县治南迁白茅城，今天汨罗市川山坪镇石桥村，在白茅城的时间是177年。
公元1130年，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县治迁往洞庭湖南岸瓦碎潭，至今892年，再未挪窝。让一个城池在一个地方坚守如此长久，整个洞庭湖平原，只有“瓦碎潭”！
湘江从南而来，再折拐向西，巨大的水流在拐角处形成一个深邃的水切槽，这就是“潭”。
湘阴有个万窑窝,要进城门过窑坡。千年来，岳州窑连绵的窑厂沿湘江顺山坡摆开，窑火连天，舻舳相继，成品陶器上船运走，破碎的陶瓦随坡滚落深潭。明知深潭有鱼，但渔民无法在此捕鱼，“瓦碎潭”之名由此而来。
这是一个因窑业而兴盛的制陶工业基地，整个产业链涉及到陶土业、薪柴业、水运业、搬运业包括制陶、烧陶、调釉等等，以及为之服务的餐饮、酒肆、洗浴等庞大的三产业集群。到南宋初年，已经成为湘江尾闾最繁华的码头，最终吸引当时的湘阴县“人民政府”搬迁至此。
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地方政府的“县治”有如此多的异动，1500多年来，在不到4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县治的“点”在七个地方游移、徘徊，深刻反映了这块土地的辖、治情况，以及洞庭湖的江湖关系，与文明进化。
最开始，湘阴县治所在地都离不开水，比如说琴棋望、黄花城，都是现在的洞庭湖腹地，四面环水。到后来，县治都是靠山的地方，离开了水。这说明洞庭湖复杂的江湖关系，比如说入湖泥沙，比如说湖盆沉降，是水患，在追赶人类迁移。
地理学测定，洞庭湖的沉降速度每年约2厘米，1500多年来，洞庭湖沉降约30多米，很多文明的迁转与消失是必然的，同时也表明了洞庭湖流域文明的进化情况，由近水生息，到开山垦植；由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直至现代文明。
不屈的湘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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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早期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赵化成先生曾把甘肃东部的寺洼文化分为临挑寺洼山、西和栏桥、合水九站三个类。从调查的资料来看，南部区域的特征显然和西和栏桥类型比较接近，比如它们都有篡形豆、双马鞍形口罐等器类，与合水九站类型也相近。北部红河流域的文化特征还不清楚，从它与南方区块在空间上有永兴乡至盐官镇这么长一段分布空白来看，不太可能属于同一类型；甚至可以说，不太可能属于同一人群的遗存。
如果再把周代文化和寺洼文化的遗址点结合起来观察，将会发现二者在分布上有一定的规律性：从小天水乡至石桥乡，根据西汉水川道的宽窄，可将干流分成三个大的“葫芦形”地段，东段为盐官至大堡子，中段为大堡子至石沟坪，西(或南)段为石沟坪至峡口。与这种河流走向及地形变化相适应，“大堡子山——赵坪”一线以东为比较单纯的周代文化遗址，如王磨、沙沟口等，目前尚未见到寺洼文化的遗址点(红河流域除外)。“雷神庙——石沟坪”一线以南主要分布着寺洼文化的遗址，二土位于其中。二者之间的区域内，周代文化遗址和寺洼文化遗址交错分布，新田和山脚遗址就属于这个区域。显然，在石沟坪和赵坪之间，是两种文化密切接触的地段。
两种比邻而居的考古学文化，无论在和平共处或战争冲突之时，都会带来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在物质文化上也有一定的反映。二土遗址与北面的石沟坪遗址南北相临、对峙相望，前者包含少量周代文化的遗存，后者包含少量寺洼文化的遗存。西山遗址亦采集到较多的寺洼文化的陶豆、罐、马鞍口罐、壶等器物。从采集到器物的位置看，位于西山遗址周秦遗迹的边缘地带，有可能为墓葬内的随葬器物。
另外在三区的H3002内出土有1件寺洼文化风格的带耳陶罐，灰坑的时代大概为西周中晚期。另外在东周时期的墓葬M10内发现有陶色灰白的细长颈的壶，是西山遗址发现的具有寺洼文化因素的两个例子。清水县李崖遗址也曾出土有寺洼文化的完整陶罐，反映了周秦文化与寺洼文化的交流。秦武公曾消灭邦、冀之戎，邦戎就活动在清水一带，说明以寺洼文化为代表的戎人文化中也可分为众多不同的部族。
周代文化的中心和寺洼文化的中心在空间位置上如此邻近，又互相包含有对方文化的器物。发现于赵坪遗址的少许寺洼文化陶片，以及山脚等处于周秦文化分布区中心的寺洼墓地，是否为大骆犬丘之族被灭、到秦庄公兄弟伐破戎之前的西戎文化遗存等问题，等到正式的考古发掘之后，应会得到确切的答案。
从这个角度说，石沟坪遗址、西山遗址正好是周秦与西戎作战的前沿阵地或中间地带。《史记·秦本纪》记载大骆、成一支曾被戎人灭族；后来秦仲伐戎，不幸战死，到庄公时才收复大骆犬丘故地；到了襄公二年，戎人又围犬丘，襄公之兄世父被戎所掳。可见犬丘是西戎和秦人反复争夺的地点，不属于那种稳固的大后方，赵坪以西的西山、石沟坪遗址多少具有这方面的特征。
既然以赵坪、大堡子山等周代遗址已基本肯定属于秦文化，那么，同时居住于西汉水上游地区寺洼文化，应该就是与秦发生过许多纠葛的西戎族的考古学文化无疑。二者同时居住在一条河谷的南北。周秦与西戎的种种矛盾纠纷，从考古学方面观察，实际就是存在于周秦文化与寺洼文化之间。
寺洼文化分布范围的广泛，其发展趋势也是由西向东的，西部的寺洼山类型较早，东部的安国类型时代较晚，在到陇山以东的庄浪、合水等广大地域内，反映出寺洼文化也是由不同的类型，甚至在同一流域的西汉水上游地区也可区分为不同的类型。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寺洼文化具有该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区。例如二土遗址等面积在20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这种面积巨大的聚落遗址，反映了寺洼文化的经济中农业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对于遗址的时代目前还缺乏准确的判断，如果其与西汉水上游与之对峙的周秦遗址时代相同，则说明寺洼文化这种历来认为活动性很强，具有游牧文化特点的文化，亦受到了周秦民族开发西汉水上游的影响，而形成一定比例的农业经济。
另一方面，还发现众多面积很小，分布零散的寺洼文化遗址或墓地，也表明了其活动性很强，具有游牧性质的经济特点。《史记·匈奴列传》:“自陇以西，有绵诸、组戎、翟、狐之戎；岐、粱山，径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胸衍之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在各戎族中，上述八戎当是势力较大者。其中陇山以西的四个戎族均分布于渭水上游地区。秦武公灭郑、冀之戎建立的二县也在陇山以西的渭水上游。寺洼文化所包括的当不限于犬戎洲族，而应当包括上述诸戎在内的众多部族。
由于其居无定所，分布地域广阔，所以从甘肃，到西汉水上游礼县大型聚落遗址、西和栏桥墓地的发现，再到陇东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的发现，这些遗址、墓地所代表的不同类型，反映了寺洼文化由西向东的发展变化历史。关于其族属，寺洼山类型，可能是三苗的一支迁至“三危”后的文化遗存，也就是“允姓之奸”的文化遗存，栏桥——徐家碾类型可能是犬戎的文化遗存。
年代最晚的九站类型，应该是脸犹的文化遗存，寺洼文化不是羌族的文化遗存，而是允姓之戎，也就是氏族的文化遗存。文王时与周人为敌的“脸犹”和穆王时所征伐的犬戎，可能都是葫芦河流域的犬戎，灭大骆之族的西戎就是犬雳印。西汉水流域寺洼文他遗址的密集发现，也可能就是大戎为代表的诸戎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考古发现证实与寺洼文化有直接接触的主要是西周文化，秦人作为周文化组成的一部分，是西汉水流域从先周文化晚期直到东周时期与寺洼文化交流的主要人群，但这种交流最初还处于原始的低层次，二者仅是居住区域的相邻，还没有发现在物质方面有密切的交流。2004年调查发现的二者文化遗物的分布，是有明显规律的，处于周秦遗址中心区的一个遗址的文化内涵，具有比较单纯的文化面貌，较少发现有对方文化的因素；从现有资料看，先周文化直到晚期才开始有了与寺洼文化的联系。
合水九站寺洼文化遗址的下层，发现有最晚的先周式罐、盆等陶器，刘家M49所出的双耳南带有寺洼扁，但还不好说就是典型的寺洼陶器，北吕等地的先周期墓出土的陶器，与寺洼文化的同类器相似，可以说明，两种文化存在过一些文化的交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其年代极晚，且范围不广，相互的影响度均很有限。西周早期寺洼文化己经接近周王朝势力的中心地区，在周原外围的宝鸡市附近就已出现寺洼文化的墓葬，或在西周早期墓葬内发现该文化的典型陶器马鞍形双耳罐等。
秦人在立国之前，虽然长期处于戎人的包围之中，但是由于受到了主流周文化的强烈影响，与戎人之间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交流，还处于相对僵乏的状态，而从立国之后，通过不断的武力征伐，戎人的物质文化方面的代表性器物，才较多的出现在秦文化遗址之中，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这些融入秦人社会的戎人，仍然还保留着本民族的一些特点。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上世纪80年代，赵化成先生曾把甘肃东部的寺洼文化分为临挑寺洼山、西和栏桥、合水九站三个类。从调查的资料来看，南部区域的特征显然和西和栏桥类型比较接近，比如它们都有篡形豆、双马鞍形口罐等器类，与合水九站类型也相近。北部红河流域的文化特征还不清楚，从它与南方区块在空间上有永兴乡至盐官镇这么长一段分布空白来看，不太可能属于同一类型；甚至可以说，不太可能属于同一人群的遗存。
如果再把周代文化和寺洼文化的遗址点结合起来观察，将会发现二者在分布上有一定的规律性：从小天水乡至石桥乡，根据西汉水川道的宽窄，可将干流分成三个大的“葫芦形”地段，东段为盐官至大堡子，中段为大堡子至石沟坪，西(或南)段为石沟坪至峡口。与这种河流走向及地形变化相适应，“大堡子山——赵坪”一线以东为比较单纯的周代文化遗址，如王磨、沙沟口等，目前尚未见到寺洼文化的遗址点(红河流域除外)。“雷神庙——石沟坪”一线以南主要分布着寺洼文化的遗址，二土位于其中。二者之间的区域内，周代文化遗址和寺洼文化遗址交错分布，新田和山脚遗址就属于这个区域。显然，在石沟坪和赵坪之间，是两种文化密切接触的地段。
两种比邻而居的考古学文化，无论在和平共处或战争冲突之时，都会带来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在物质文化上也有一定的反映。二土遗址与北面的石沟坪遗址南北相临、对峙相望，前者包含少量周代文化的遗存，后者包含少量寺洼文化的遗存。西山遗址亦采集到较多的寺洼文化的陶豆、罐、马鞍口罐、壶等器物。从采集到器物的位置看，位于西山遗址周秦遗迹的边缘地带，有可能为墓葬内的随葬器物。
另外在三区的H3002内出土有1件寺洼文化风格的带耳陶罐，灰坑的时代大概为西周中晚期。另外在东周时期的墓葬M10内发现有陶色灰白的细长颈的壶，是西山遗址发现的具有寺洼文化因素的两个例子。清水县李崖遗址也曾出土有寺洼文化的完整陶罐，反映了周秦文化与寺洼文化的交流。秦武公曾消灭邦、冀之戎，邦戎就活动在清水一带，说明以寺洼文化为代表的戎人文化中也可分为众多不同的部族。
周代文化的中心和寺洼文化的中心在空间位置上如此邻近，又互相包含有对方文化的器物。发现于赵坪遗址的少许寺洼文化陶片，以及山脚等处于周秦文化分布区中心的寺洼墓地，是否为大骆犬丘之族被灭、到秦庄公兄弟伐破戎之前的西戎文化遗存等问题，等到正式的考古发掘之后，应会得到确切的答案。
从这个角度说，石沟坪遗址、西山遗址正好是周秦与西戎作战的前沿阵地或中间地带。《史记·秦本纪》记载大骆、成一支曾被戎人灭族；后来秦仲伐戎，不幸战死，到庄公时才收复大骆犬丘故地；到了襄公二年，戎人又围犬丘，襄公之兄世父被戎所掳。可见犬丘是西戎和秦人反复争夺的地点，不属于那种稳固的大后方，赵坪以西的西山、石沟坪遗址多少具有这方面的特征。
既然以赵坪、大堡子山等周代遗址已基本肯定属于秦文化，那么，同时居住于西汉水上游地区寺洼文化，应该就是与秦发生过许多纠葛的西戎族的考古学文化无疑。二者同时居住在一条河谷的南北。周秦与西戎的种种矛盾纠纷，从考古学方面观察，实际就是存在于周秦文化与寺洼文化之间。
寺洼文化分布范围的广泛，其发展趋势也是由西向东的，西部的寺洼山类型较早，东部的安国类型时代较晚，在到陇山以东的庄浪、合水等广大地域内，反映出寺洼文化也是由不同的类型，甚至在同一流域的西汉水上游地区也可区分为不同的类型。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寺洼文化具有该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区。例如二土遗址等面积在20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这种面积巨大的聚落遗址，反映了寺洼文化的经济中农业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对于遗址的时代目前还缺乏准确的判断，如果其与西汉水上游与之对峙的周秦遗址时代相同，则说明寺洼文化这种历来认为活动性很强，具有游牧文化特点的文化，亦受到了周秦民族开发西汉水上游的影响，而形成一定比例的农业经济。
另一方面，还发现众多面积很小，分布零散的寺洼文化遗址或墓地，也表明了其活动性很强，具有游牧性质的经济特点。《史记·匈奴列传》:“自陇以西，有绵诸、组戎、翟、狐之戎；岐、粱山，径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胸衍之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在各戎族中，上述八戎当是势力较大者。其中陇山以西的四个戎族均分布于渭水上游地区。秦武公灭郑、冀之戎建立的二县也在陇山以西的渭水上游。寺洼文化所包括的当不限于犬戎洲族，而应当包括上述诸戎在内的众多部族。
由于其居无定所，分布地域广阔，所以从甘肃，到西汉水上游礼县大型聚落遗址、西和栏桥墓地的发现，再到陇东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的发现，这些遗址、墓地所代表的不同类型，反映了寺洼文化由西向东的发展变化历史。关于其族属，寺洼山类型，可能是三苗的一支迁至“三危”后的文化遗存，也就是“允姓之奸”的文化遗存，栏桥——徐家碾类型可能是犬戎的文化遗存。
年代最晚的九站类型，应该是脸犹的文化遗存，寺洼文化不是羌族的文化遗存，而是允姓之戎，也就是氏族的文化遗存。文王时与周人为敌的“脸犹”和穆王时所征伐的犬戎，可能都是葫芦河流域的犬戎，灭大骆之族的西戎就是犬雳印。西汉水流域寺洼文他遗址的密集发现，也可能就是大戎为代表的诸戎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考古发现证实与寺洼文化有直接接触的主要是西周文化，秦人作为周文化组成的一部分，是西汉水流域从先周文化晚期直到东周时期与寺洼文化交流的主要人群，但这种交流最初还处于原始的低层次，二者仅是居住区域的相邻，还没有发现在物质方面有密切的交流。2004年调查发现的二者文化遗物的分布，是有明显规律的，处于周秦遗址中心区的一个遗址的文化内涵，具有比较单纯的文化面貌，较少发现有对方文化的因素；从现有资料看，先周文化直到晚期才开始有了与寺洼文化的联系。
合水九站寺洼文化遗址的下层，发现有最晚的先周式罐、盆等陶器，刘家M49所出的双耳南带有寺洼扁，但还不好说就是典型的寺洼陶器，北吕等地的先周期墓出土的陶器，与寺洼文化的同类器相似，可以说明，两种文化存在过一些文化的交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其年代极晚，且范围不广，相互的影响度均很有限。西周早期寺洼文化己经接近周王朝势力的中心地区，在周原外围的宝鸡市附近就已出现寺洼文化的墓葬，或在西周早期墓葬内发现该文化的典型陶器马鞍形双耳罐等。
秦人在立国之前，虽然长期处于戎人的包围之中，但是由于受到了主流周文化的强烈影响，与戎人之间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交流，还处于相对僵乏的状态，而从立国之后，通过不断的武力征伐，戎人的物质文化方面的代表性器物，才较多的出现在秦文化遗址之中，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这些融入秦人社会的戎人，仍然还保留着本民族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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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城生态公园：通“绿脉”佩“绿环”，共建清洁美丽成都
2022年6月5日是第51个“世界环境日”。成都正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格外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行动计划(2021-2025年)》提出持续开展“五绿润城”行动，其中大手笔擘画建设的天府绿道、环城生态公园，分别作为“活力绿脉”“超级绿环”，将进一步塑造公园城市优美形态。到2025年，成都各级绿道将超10000公里，一幅清洁美丽世界的成都画卷，在这座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徐徐展开。
天府绿道•365公益坊开展夜观寻虫公益活动。
天府绿道•365公益坊开展夜观寻虫公益活动。
在成都，绿道不仅仅是慢行系统，公园也不仅仅是市民游乐之所，它们俩更是生态环境的颜值担当，是美丽成都对外的绿色名片。年初，成都环城生态公园一级绿道——100公里的成都绕城绿道全环贯通的时候，对人们的生活影响不算太大，直到“绕城骑行”成为潮流生活方式，无数本地人踊跃打卡，无数外地人羡慕点赞，大家才真切感受到，这个跨经12个区、跨越78座桥梁、串联121个特色公园，像给城市戴上了一条“翡翠项链”的绕城绿道，如此多娇。
在成都一家企业做文员的霞倩，属于早早去打卡的那一群人。“三圣花乡到环球中心之间，有大片大片的花海，那段路实在太美了。可惜那会马鞭草没开，现在已经是一片紫色的海洋。”霞倩说，她喜欢骑行健身，以释放压力。骑车畅游绕城绿道，让她觉得“生活在成都真的很幸福”。
事实上，绕城骑行的霞倩可能没意识到，她不仅欣赏到了美景，更为低碳贡献了力量。某品牌单车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三天，即4月30日至5月2日，该品牌单车绕城绿道的骑行量大幅上涨，骑行总里程环比增长139%，相当于骑了3665圈绕城绿道，减少了17.84吨碳排放。在一些榜单中，成都成为了“低碳骑行”最活跃的城市，天府绿道功不可没。
绿道+公园的美，滚动在骑行爱好者的车轮之下，也定格于摄影爱好者的镜头之中。网友“有仙森”热衷于拍摄成都的绿道与公园，公园城市的绿色让他着迷。其中金沙农田湿地和锦城湖两侧，是最让他印象深刻的两处“出片圣地”。“特别是金沙农田湿地，绕城两边的麦田，随风摇逸，绿道穿梭在其中，别有一番意境。”他说。
如霞倩这样的骑行爱好者和“有仙森”这样的摄影爱好者，他们能纵情于绿色生活，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成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都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到，成都已累计建成天府绿道4408公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至43.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增加到14.9平方米，公园城市生态本底愈发亮丽。
近来在成都掀起的露营热也是生态环境之美的体现。为了给市民营造方便、舒适的露营环境，目前成都天府绿道公司所属的绿道、公园，已开放部分区域供市民搭帐篷。6月2日，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出台《成都市公园(绿道)阳光帐篷区开放试点方案》并正式发布了成都市公园(绿道)阳光帐篷区开放试点的22个具体点位，其中环城生态公园就独占6个，其他区域的点位也多与环城生态公园有关。更多园区美景等待市民探索发现。
公园城市的生态本底是绿色，而绿色其实是非常需要保护的，也离不开公益与志愿服务的支持。在扮靓成都生态环境之美的队伍里，有一支队伍很特别，叫“天府绿道•365公益坊”。
“天府绿道•365公益坊，即以365天全方位公益志愿服务、党员示范行动、绿道特色体验，积极向市民游客展示绿道新场景、推广绿道新产品，共建共享共治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公益坊负责人武旭昭解释了队伍名称由来。
“有仙森”拍摄的金沙农田湿地。
“有仙森”拍摄的金沙农田湿地。
据介绍，目前环城生态公园锦城湖、桂溪生态公园、青龙湖、江家艺苑等园区已对外开放，天府绿道•365公益坊也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组织开展了众多特色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不仅提升大家对园区的了解认识，同时也带领大家亲近自然，实地探索山水林田湖草的秘密。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天府绿道•365公益坊组建的天府绿道志愿服务队做了大量工作。
例如，积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除了通过园区智慧显示屏、温馨小标识等方式开展环保宣传外，还积极组织市民开放日、开展环保知识宣传小比拼等活动；积极组织环境保护活动，在植树节、世界环境日、世界水日等特殊节点，在绿道内组织开展植树、绿植认养、刷树护绿、节约用水等主题公益活动；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相关主题活动，立足生物多样性保护，组织开展观鸟爱鸟、夜观寻虫、植物科普等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倡导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组织开展绕城骑行、绿道公益跑、夜跑等主题活动。
如今，天府绿道志愿服务队已吸收社会各领域志愿者230余人。3岁小女孩“小米”和她的爸爸妈妈都是其中的一员。“小米”一家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总是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天府绿道志愿服务队每月的志愿活动。在绿植认养的活动中，小米妈妈带着小米认真完成了绿植栽种并坚持完成“绿植日记”，和小米一起见证了由种子变成绿叶，再成功开花的全过程。在日常生活中，绿道，成为小米一家健康跑、游玩的不二场景。
“可以说，小米一家就是很典型的绿色生活倡导家庭。随着环城生态公园的落成，周边生态环境的日渐修复，我们也感觉到，水更绿了，草更青了，人更美了，我们切实享受了公园城市带给大家的绿色福利。”武旭昭说。
当越来越长的绿道不断延伸，越来越多的公园不断落成，如何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价值，是成都正在思考的问题。
《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行动计划(2021-2025年)》已经提出，为进一步塑造公园城市优美形态，成都将持续开展“五绿润城”行动，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绿肺”、建设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城市绿心”、建设天府绿道“活力绿脉”、建设环城生态公园“超级绿环”、建设锦江公园“精品绿轴”，构建起蓝绿交织的公园体系。
其中针对“绿脉”天府绿道、“绿环”环城生态公园，上述行动计划还着重提到了创新低碳场景构建。提出创新城市生态绿地、湿地、森林等碳汇场景，提升以生态价值转化为关键的生态碳汇能力，推动天府绿道、川西林盘等重大生态环境工程的碳汇向资产转化。在加快绿道建设方面，提出到2025年，新建公园1260个，建成天府绿道10000公里。
成都的公园城市建设举世瞩目。在成都环城生态公园即将“串珠成链”之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李翔宁在接受《先锋》杂志采访时就评论说，成都环城生态公园重塑了曾经被城市蔓延日益侵害的生态系统，同时兼顾城市发展的环境性需求和可持续潜力，逐渐化解着空气污染、声音污染、光污染等社会快速发展阶段所遗留的生态问题。它不仅提供了绵延的公园和贯通的绿道以实现生态价值，更深层次上，它还蕴藏了城市进一步往前发展的潜力和机遇。
就拿上述提到的金沙农田湿地来说，这样高品质、景观化的农田，其实是成都环城生态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成都公园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一大创举。有专家认为，实际上是农业用地的空间和载体实现了城市的生态功能，一方面符合了国家对于耕地保护的大政方针，一方面又使得这些耕地既高产又带来景观价值，还具有一定的生态服务功能。
而在推进天府绿道生态价值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成都的“绿道+”模式也被不断印证。据悉，天府绿道在“绿道+生态涵养”方面，通过保育生态资源“存量”，梳理1.15万平方公里生态基底，设置三级共73条生态廊道，实行重要生态绿隔区内用地减量政策；出台公园城市建设条例、环城生态区保护条例。紧贴城市人文特点和资源禀赋增绿筑景，推动绿道串联生态区55个、绿带155个、公园139个等。天府绿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天府绿道将以绿道为脉络，为成都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https://t.cn/A6XRol23
2022年6月5日是第51个“世界环境日”。成都正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格外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行动计划(2021-2025年)》提出持续开展“五绿润城”行动，其中大手笔擘画建设的天府绿道、环城生态公园，分别作为“活力绿脉”“超级绿环”，将进一步塑造公园城市优美形态。到2025年，成都各级绿道将超10000公里，一幅清洁美丽世界的成都画卷，在这座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徐徐展开。
天府绿道•365公益坊开展夜观寻虫公益活动。
天府绿道•365公益坊开展夜观寻虫公益活动。
在成都，绿道不仅仅是慢行系统，公园也不仅仅是市民游乐之所，它们俩更是生态环境的颜值担当，是美丽成都对外的绿色名片。年初，成都环城生态公园一级绿道——100公里的成都绕城绿道全环贯通的时候，对人们的生活影响不算太大，直到“绕城骑行”成为潮流生活方式，无数本地人踊跃打卡，无数外地人羡慕点赞，大家才真切感受到，这个跨经12个区、跨越78座桥梁、串联121个特色公园，像给城市戴上了一条“翡翠项链”的绕城绿道，如此多娇。
在成都一家企业做文员的霞倩，属于早早去打卡的那一群人。“三圣花乡到环球中心之间，有大片大片的花海，那段路实在太美了。可惜那会马鞭草没开，现在已经是一片紫色的海洋。”霞倩说，她喜欢骑行健身，以释放压力。骑车畅游绕城绿道，让她觉得“生活在成都真的很幸福”。
事实上，绕城骑行的霞倩可能没意识到，她不仅欣赏到了美景，更为低碳贡献了力量。某品牌单车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三天，即4月30日至5月2日，该品牌单车绕城绿道的骑行量大幅上涨，骑行总里程环比增长139%，相当于骑了3665圈绕城绿道，减少了17.84吨碳排放。在一些榜单中，成都成为了“低碳骑行”最活跃的城市，天府绿道功不可没。
绿道+公园的美，滚动在骑行爱好者的车轮之下，也定格于摄影爱好者的镜头之中。网友“有仙森”热衷于拍摄成都的绿道与公园，公园城市的绿色让他着迷。其中金沙农田湿地和锦城湖两侧，是最让他印象深刻的两处“出片圣地”。“特别是金沙农田湿地，绕城两边的麦田，随风摇逸，绿道穿梭在其中，别有一番意境。”他说。
如霞倩这样的骑行爱好者和“有仙森”这样的摄影爱好者，他们能纵情于绿色生活，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成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都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到，成都已累计建成天府绿道4408公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至43.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增加到14.9平方米，公园城市生态本底愈发亮丽。
近来在成都掀起的露营热也是生态环境之美的体现。为了给市民营造方便、舒适的露营环境，目前成都天府绿道公司所属的绿道、公园，已开放部分区域供市民搭帐篷。6月2日，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出台《成都市公园(绿道)阳光帐篷区开放试点方案》并正式发布了成都市公园(绿道)阳光帐篷区开放试点的22个具体点位，其中环城生态公园就独占6个，其他区域的点位也多与环城生态公园有关。更多园区美景等待市民探索发现。
公园城市的生态本底是绿色，而绿色其实是非常需要保护的，也离不开公益与志愿服务的支持。在扮靓成都生态环境之美的队伍里，有一支队伍很特别，叫“天府绿道•365公益坊”。
“天府绿道•365公益坊，即以365天全方位公益志愿服务、党员示范行动、绿道特色体验，积极向市民游客展示绿道新场景、推广绿道新产品，共建共享共治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公益坊负责人武旭昭解释了队伍名称由来。
“有仙森”拍摄的金沙农田湿地。
“有仙森”拍摄的金沙农田湿地。
据介绍，目前环城生态公园锦城湖、桂溪生态公园、青龙湖、江家艺苑等园区已对外开放，天府绿道•365公益坊也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组织开展了众多特色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不仅提升大家对园区的了解认识，同时也带领大家亲近自然，实地探索山水林田湖草的秘密。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天府绿道•365公益坊组建的天府绿道志愿服务队做了大量工作。
例如，积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除了通过园区智慧显示屏、温馨小标识等方式开展环保宣传外，还积极组织市民开放日、开展环保知识宣传小比拼等活动；积极组织环境保护活动，在植树节、世界环境日、世界水日等特殊节点，在绿道内组织开展植树、绿植认养、刷树护绿、节约用水等主题公益活动；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相关主题活动，立足生物多样性保护，组织开展观鸟爱鸟、夜观寻虫、植物科普等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倡导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组织开展绕城骑行、绿道公益跑、夜跑等主题活动。
如今，天府绿道志愿服务队已吸收社会各领域志愿者230余人。3岁小女孩“小米”和她的爸爸妈妈都是其中的一员。“小米”一家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总是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天府绿道志愿服务队每月的志愿活动。在绿植认养的活动中，小米妈妈带着小米认真完成了绿植栽种并坚持完成“绿植日记”，和小米一起见证了由种子变成绿叶，再成功开花的全过程。在日常生活中，绿道，成为小米一家健康跑、游玩的不二场景。
“可以说，小米一家就是很典型的绿色生活倡导家庭。随着环城生态公园的落成，周边生态环境的日渐修复，我们也感觉到，水更绿了，草更青了，人更美了，我们切实享受了公园城市带给大家的绿色福利。”武旭昭说。
当越来越长的绿道不断延伸，越来越多的公园不断落成，如何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价值，是成都正在思考的问题。
《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行动计划(2021-2025年)》已经提出，为进一步塑造公园城市优美形态，成都将持续开展“五绿润城”行动，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绿肺”、建设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城市绿心”、建设天府绿道“活力绿脉”、建设环城生态公园“超级绿环”、建设锦江公园“精品绿轴”，构建起蓝绿交织的公园体系。
其中针对“绿脉”天府绿道、“绿环”环城生态公园，上述行动计划还着重提到了创新低碳场景构建。提出创新城市生态绿地、湿地、森林等碳汇场景，提升以生态价值转化为关键的生态碳汇能力，推动天府绿道、川西林盘等重大生态环境工程的碳汇向资产转化。在加快绿道建设方面，提出到2025年，新建公园1260个，建成天府绿道10000公里。
成都的公园城市建设举世瞩目。在成都环城生态公园即将“串珠成链”之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李翔宁在接受《先锋》杂志采访时就评论说，成都环城生态公园重塑了曾经被城市蔓延日益侵害的生态系统，同时兼顾城市发展的环境性需求和可持续潜力，逐渐化解着空气污染、声音污染、光污染等社会快速发展阶段所遗留的生态问题。它不仅提供了绵延的公园和贯通的绿道以实现生态价值，更深层次上，它还蕴藏了城市进一步往前发展的潜力和机遇。
就拿上述提到的金沙农田湿地来说，这样高品质、景观化的农田，其实是成都环城生态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成都公园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一大创举。有专家认为，实际上是农业用地的空间和载体实现了城市的生态功能，一方面符合了国家对于耕地保护的大政方针，一方面又使得这些耕地既高产又带来景观价值，还具有一定的生态服务功能。
而在推进天府绿道生态价值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成都的“绿道+”模式也被不断印证。据悉，天府绿道在“绿道+生态涵养”方面，通过保育生态资源“存量”，梳理1.15万平方公里生态基底，设置三级共73条生态廊道，实行重要生态绿隔区内用地减量政策；出台公园城市建设条例、环城生态区保护条例。紧贴城市人文特点和资源禀赋增绿筑景，推动绿道串联生态区55个、绿带155个、公园139个等。天府绿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天府绿道将以绿道为脉络，为成都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https://t.cn/A6XRol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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