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心是修行的原动力，若因听了几场弘法会或参与几场法会后，感到法喜充满才来修行，那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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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修行心态错不得

佛教是个重实践，重自力的宗教。所谓“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在佛教的修持中，唯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达到解脱，如果佛陀能够让众生成佛，那早在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就把众生给度完了，我们何必还沦落至此。佛教的终极目标终得个人去实修实证，而非只是终日求佛菩萨保佑加持，而自己又不努力。精进努力的修行固然重要，但其因地的修持心态更为重要，不然事倍功半。志公和尚云：“勇猛精进成懈怠”，告诉了我们若修行走错了路，哪管多精进也是枉用功夫，与懈怠无别，于事无益。所谓“因地不真，果遭迂曲”。所以初发心时，我们务必把一些基本又重要的修行理念建立起来才是。

生死心：许多人把佛法当成了知识，或忙于参与许多佛事活动，把生死给忘了。

回顾佛陀当年初发心乃追求解脱，了生脱死；看看当今的凡夫都把生死问题看的太轻了，以为棺材里躺的的是老人，殊不知棺材里睡的是死人啊！至临终时才慌,这可怕是晚了些吧。许多佛教弟子修学佛法时，没把生死心培养起来，而不知不觉的把佛法当成了知识，只是一味的的分析、归纳、做简表，要不然便参与许多佛教活动，把生死忘了。生死心是修行的原动力，若因听了几场弘法会或参与几场法会后，感到法喜充满才来修行，那恐怕只是五分钟的热度，因为如此的动力是外来的，故不长久。切莫如一般众生，一味接受生死，任它生灭，不试着超脱，虽然口说“生死坦然”但更相似于对生死的无可奈何。佛陀在他临终时说：一切正念禅定中，念死最为尊贵。能有真切的生死心是十分难的，所谓“修行无秘诀，贵在生死切”。大家但摸摸自心，一天有花上五分钟的时间去思考过生死的问题吗？

大信心：当今佛子们最可悲的就是学佛不敢相信自己可以成佛

其二，修行者的大信心是必要的，经云：“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僧璨大师说：“信心不二，不二信心”。学佛者应对于成佛做祖有绝对的信心。当今佛子们最可悲的就是学佛不敢相信自己可以成佛，要不然便把成佛推向三大阿僧祗劫的未来，如此未战先败，如何能打败那阎王老头呢？三大阿僧祗劫相等无央数或无限大，如此而言众生就算有机会成佛也似乎是空谈。其实谈论成佛的时间对咱们都无多大的意义.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已修了多久，但能够肯定得是，我们肯定不是今世才开始修，不然大家不会对佛法感兴趣。重要的是我们肯不肯好好下手修，努力以今生有限的生命与生命拼一场，所以切莫一直以为自己每一世都从零开始，若每世来到这人世都如此认为，那待何时成就呢？如此佛教可就没有希望了。

三祖僧璨大师《信心铭》开宗明义“至道无难，唯嫌拣择”，绝大多数的修行者都犯上拣择分别的毛病，今日说末法，明日说业障重，再来便是根器差，如此不计其数的介面，看看只是为自己不肯实修实证的心态安个美名吧！再多个十年、二十年，我们终就原地踏步。中峰国师说“便就今朝成佛去，乐邦化主已嫌迟”可是许多凡夫也只满足于化主乐邦的方便，错认方便权巧为究竟，因此而不求提升，更不精进的力求今朝之成就，这可谓“辜负己灵”也。

无上心：一位修行者上求无上之佛果，才是修行者应具的气宇，乐于小法，满足于方便，修行不会进步。

修行另一个重要的心态是要发无上心，正觉之心或菩提心。当年六祖大师参访弘忍大师时言“唯求作佛，不求余物”，这种单纯又直接的求法方式对于现今的佛教而言怕是既陌生又另类，甚至令人不解的是竟然会有人认为这样的方式是狂妄的。看看现在的佛教弟子，学佛多半不敢以“唯求余物、不求作佛”为发心的榜样，这可是刚好与六祖大师的做法颠倒。怪不得我们修行不会进步。对于一位修行者而言，上求无上之佛果，是必然的，而这才是修行者应具的气宇，只是我们已经乐于小法，满足于方便。

大乘言“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但是现今的佛子只是终日忙忙，说是“下化众生”，不说那是否真正的“下化众生”，但又有谁真正的把“上求佛道”的心培养起来而于中更进一步呢？怕是泥菩萨过江吧！古尊宿云：“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直趣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学佛须知果位之次第皆是权巧之方便，是修行位上幻化的城堡，而非真正的宝所，故《法华经》云“十方国土中，唯有一佛乘，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所以咱们不应对无上的佛果感到胆怯，反而应时时培养这样的气量才是。

思维心：祖师的语录、法师的开示，终是他人的见地，自己有没有实实在在的体认一番，就只能拾人牙慧，数他人财宝。

思维之心是正见的基础。在修持佛法时我们不时会接触许多观点，而我们时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一味的接受，不多思维，不多问。当多数人都认为某个观念是正确的时候，我们便人云亦云，自己亦不用心省思一番，如此便是迷信而非正信的典范。佛陀与祖师们的微言大意决非表面，而是须要大家去细细参究、深深的思维，而从中把正确的知见建立起来。一味的接受也只是拾人牙慧，数他人财宝。纵然经典、祖师的语录、法师的开示是多么的实在，说得天花乱坠，这终是他人的见地，自己有没有实实在在的体认一番那才重要。终日论长论短，在他人的言语中讨个分明而不自证是没多大益处的。洞山良介大师曰：“学者恒沙无一悟，过在寻他舌头路；欲得忘形泯踪迹，努力殷勤虚空步”。多思考、多探索、多自省才是成就的基石。想想当年的悉达多太子，不是一心的探索与思维这宇宙的真理吗？

勇猛心：真正的佛弟子，绝不可以把修行当消遣，有空才努力一点，没空改天再说。无常到时，不管有空没空，忙也去，不忙也得去。

论云：“至心学道，发大勇猛，决趋菩提”，《永嘉集》又云：“勤求至道，不顾形命”，修行须要有一股发自内心的勇猛心，一种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纵使丧生失命都无怨无悔的心，。抱着怕东怕西，担心这儿、担心那儿的心态来修行，也可以说是因地不真。做为一位真正的佛弟子，绝不可以把修行当消遣，有空才努力一点，没空改天再说，这样的心态是要不得的，死期到时，无常杀鬼可不会跟我们论有空没空，忙也去，没空也得去啊！所以如果一位学佛者能够深深的感受到生死的苦，三界犹如火灾，世俗无常苦空，那他一定会有一颗勇猛的心。就像释迦当年的“不成等正觉不起此座”的大勇猛心。而我们也应该有一股这样的气量。祖师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又云：“除了吃饭是杂用心，其他时间都不杂用心”，这都显示祖师在修行上的行持，后人应该视之为修行成道的楷模才是。

总结

愿与大家共勉的是，若大家在这难得之人生之即不好好把握修行，而只是奔波于“佛教事业”，说是不忍圣教衰，但没有把真正的正法眼建立起来，至终圣教亦不免变质。而正法之眼藏尚待大家亲证一番始得啊！学佛的目标明确，佛教哪会有这么多是非，咱们若真的感知生死之事大，无常之迅速，哪终有闲工夫去论他人长短，好事物是非。所以“生死心切，处处道场；心为道源，无事不办；无上觉心，直趣菩提；思维参究，是非莫管”。大家若都能与生死心为源动，大信心为助缘，无上心为目标，思维心为方法，那我们才不至于辜负佛陀与大德先圣将这条解脱的道路传递至今，而能继续流传下去。

【我说文艺】林森：“知青”原点与时间之书 ——论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下篇）

“日”与“夜”之二：革命与日常

《日夜书》在革命与日常之间处理得最有意味、最为复杂的人物，显然是马涛。作为叙述者陶小布的妻子马楠的哥哥，在《日夜书》中，马涛占据了极大的篇幅，也是全书中韩少功刻画得最耗心力的一位人物。马涛是一位“革命者”，或者说自以为的“革命者”，他读书甚多，有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体内涌动着革命者的坚韧，不少的知青都被他的魅力所倾倒，包括小说中的“我”——陶小布。除了有革命的理想，马涛也有胆量，在因密谋被揭发入狱之后，他仍然不改其志，他犹如永动机，一直喷涌出“革命”的力量。而且，他身上保持着这种状态数十年，直到多年后身处国外，仍是一副引领全世界思想革命的派头。在这个意义上，马涛是一个超脱之人，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世俗生活，为了某种“理想之光”便把一切都压了上去，从不后悔。我们可以不认可他的思想，可我们又很难不为他这种追索的毅力所震撼。马涛的让人难忘，当然不仅是因为这“伟光正”的一面，甚至可以说，韩少功刻画他、读者记住他，完全是因为他的另外一面。作为革命者的反面，马涛在日常生活当中，完全没有了那种面对历史、面对思想、面对时代的如鱼得水，他失去了那种“对自己入迷的书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某一段，甚至能准确锁定哪一页，讲一个小说或电影里的故事，也能风生水起和准确无误”的“超能力”。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把姓王的喊成姓刘的，把杀猪的叫成弹棉花的，把人家的三大姨叫成四姑娘……”饭烧焦了，他路过几次也不熄火。马涛的这种“与生命相脱节的纯粹来自知识演绎的思想狂妄。他内心的自我膨胀和傲慢来自于知识给人带来的心理优越，他忽略了思想的奇葩只有落实到常识的现实才能开出真实的花”。马涛把一家人尤其是马楠伤害极深，陶小布作为旁观者，在讲述之时饱含愤恨。马涛对家人、朋友的伤害是持久性地，他甚至把自己的女儿笑月也丢给马楠，基本放弃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这也酿成了小说结尾处笑月自杀的惨剧。而马涛本人，对那些被他伤害的人毫无知觉，只认为所有人都轻慢了他，他的“伟大”被所有人扼杀了——他认为马楠为保护他而在他下狱期间烧掉他的手稿，造成了他曾提出的某个伟大思想未被承认，这对他是摧毁性的。马涛的这些自以为是和思想狂妄，都身披一件“伟大”的外衣，他永远觉得身边人没有给他创造足够多的条件，让他一展身手，于是把“匕首”一次次刺向最亲的人。

革命的轰轰烈烈和日常的鸡毛蒜皮，在这里形成了某种刺眼的对比。一个个疑问也由此诞生：以牺牲身边最亲的人来完成的“革命”，是否具有合法性？连最亲的人都可以如此肆意践踏的理想，是否仍然值得尊敬？革命与日常的摩擦、冲突，是否就像“夜”未能融于“日”？

日”与“夜”之三：身体与精神

《日夜书》里，韩少功极力回归传统长篇的表达，更多地以故事本身来讲述，作者的强行介入不多，但也还是有。韩少功在故事讲述的中间，插入一些章节，分析人物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有“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泄点与醉点”先分析了这两者的不同，这两个描述生理高潮的概念，“泄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饱”，“醉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好”。之后则是分析N、安燕、姚大甲、吴天保、贺亦民等人的性经历，试图从这里头，挖掘性经历与他们的性格演变、命运走向之间的隐秘关系。“准精神病”则是以蔡海伦、马楠、万哥、马涛几人的某些几近精神病的性格表现作为分析对象：蔡海伦无论任何场合，都把女权挂在嘴边，把所有的话题都引向关于女权的争论；马楠任何时候都让陶小布表达对她的爱，以此来证明他没有变心；万哥是一个穷怕的人，到南方最早开放的城市见识一番之后，心态失衡，导致后来被骗，而这个经历颇多的人，最后变成了喋喋不休的“营养专家”；马涛永远活在他的伟大理想和现实庸常的摩擦当中。“器官与身体”则主要是关于贺亦民的奇人奇事，贺身材很矮，也不识几个字，要谈女朋友还得请别人介绍《红楼梦》等名著中的典故，以方便其“找话题”，就是这么一个人，竟极有偏才，发现了电表上的极大漏洞，长期用电而表不走动，他还有多项技术专利……这个奇人也是畸人，他的腿与腰、手、脑、舌、耳、心等器官被韩少功缓缓道来。

身体作用于精神，精神也支撑着身体。很显然，这相对、相反的概念，被插入完整、线性的叙事当中，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花活儿，而是要在人物的命运向前发展的时候，稍微歇一歇，停下来思考那些被故事裹挟着往前的人物，除了社会的、时代的浪潮裹挟，还有没有一些不被注意的因素，潜在地影响着那群人的生命走向？作为个体，精神方面的追求、喜好甚至怪癖，其实也在左右着一个人——虽然这可能很难被我们所看见。除了精神，身体、样貌也跟一个人的成长息息相关，贺亦民就是一个例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泄点”和“醉点”，这本是身体上的反应，可这种身体反应，又往往抵达精神层面。身体和精神，显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连一体、互相转化的，就像“日”与“夜”的永远相连，不可分割。

日”与“夜”之四：少年与老年

《日夜书》里，人物从知青时期的少年，变成活在当下，逐步退出职场的老年。针对少年时期，韩少功少见地在自己的长篇小说当中书写爱情了——而对情感的书写，往往被视为韩少功的一个“薄弱环节”。《日夜书》不仅仅写爱情，甚至也有了性描写，这更是韩少功作品中罕见的。马楠为救哥哥马涛，去找徐副主任，被夺了初夜。后来的第22章、23章里，陶小布和马楠两人进行着让人唏嘘心碎的“第一次”。所谓的性描写，当然不是为了描写性，而是在对话、动作当中，写出马楠和陶小布所受到的身体、心理伤害。陶小布失败的第一次，当然是因为介怀马楠被徐副主任夺取了初夜——虽然他极力否认；马楠后来没法生育，跟当初的徐副主任是不是也有着某些隐秘的关系？这些被时代抛到山沟沟里的少年人，其被时代给予的伤害，通过一次“失败”的性关系，被折射出来。他们下乡之前的那种冲天豪情，被现实雨打风吹去。可以看出，韩少功在书写知青这一段少年生活的时候，既对那个时代保持着警惕性的思考，“将与自己同时代并且命运交集在一起的人作为麻雀，加以刻薄地剖析”，也有对这一段少年经历保持着某种刻骨的痛惜。

老年这一段，韩少功还写了职场，写了办公室政治。比如说第28章突然出现的陆学文，这个在厅长陶小布手下任副厅长的活宝，和陶小布来了一场“宫斗”。韩少功也写到了家庭里的日常，马涛和妻子离婚后，把女儿笑月丢给了马楠，陶小布和马楠之间为笑月的教育，发生了诸多摩擦。而马涛作为一个“时代英雄”，自以为在国外能呼风唤雨，却不过落得一个被鄙夷、嘲笑的下场，他开启一场国内之旅时，已经身患绝症，仍再次把陶小布等人折磨得七零八落。陶小布只能把这当成一个绝症之人的最后任性，把所有委屈吞回肚子。

抛弃掉历史的浪潮，仅仅时间本身，仅仅是少年变成老年的过程，就让人如此触目惊心。这种时间不舍昼夜的流逝感，通过少年和老年的对比，更显清晰，这也是属于作者的感怀，如黄灯所言，“在史铁生无法克服生理的极限早已离世之后，在张承志已越来越远离主流并自动边缘化的形单影只中，韩少功是否感到了一代人被历史的风吹雨打之后的落寞和悲凉？”

“日”与“夜”之五：畸人与英雄

《日夜书》里，韩少功一反《暗示》当中人物和故事只提供例证的方式，开始用心刻画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关于这一点，韩少功自己也说：“《日夜书》讲的是一些‘50后’国人的故事……他们是畸人，也是英雄。说畸人，是他们困于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有怯懦，有幻想，有自负，有盲目，有粗鄙……说英雄，是他们抗打击，能折腾，用于反抗，富于激情，相当于一片蓬蓬勃勃的野草，有顽强的生命力度和底层根系。”韩少功本人特别清楚这一代人身上的两面性，他看到了那些同龄人，在这数十年里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在这里，有人性暗淡的一面，也有人性光辉的一面；有时代不堪的一面，也有时代动人心魄的一面。很显然，真正有价值的思想、真正感人的人物，都绝非仅有所谓“正面”“正能量”的那一面，一定是两面甚至多面的混杂交织，其丰富性才足以让人从不同的入口进入，其丰富性才经得起推敲和细品，畸人和英雄同为一体两面，也是“日”与“夜”混杂交织的一种。

可以看出，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通过一组组相对概念的对照、彼此映射，来构建他心中的“50后”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它们有时是界限分明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日就是日夜就是夜；可更多时候，它们又是混合交织、互相转化的，黑可以逐步过度到白、日可以慢慢变成夜。所谓《日夜书》，有日、有夜，也得有“书”，有记录的冲动、有书写中的沉思和犹豫，才能组成这一代人、这一个时代的故事。

感性的“回归”

《日夜书》有着结构方面上的考量，比如说，大量的插叙、倒叙，使得过去的时空和后来的时空，得以穿插、映照。这种手法的运用，对于大体上知晓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读者，阅读障碍不算太大，可对于境外的读者，其进入难度肯定是存在的，以至于《日夜书》的台湾繁体字版、韩文版，不得不“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除了跳跃和闪回的大量运用，还在一些章节中间插入“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隔断完整的阅读，让读者有放慢脚步、略作沉思的时间。

《日夜书》的首版简介上写着“知青一代的精神史，具有社会广角与人性深度的心灵书写，灵动的言表与深刻的思辨自然融合，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这话我们可以当广告词来理解，前面的话则是对这部小说的概括。相对国内其他作家的作品，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相对韩少功自己的作品，其“思辨”其实是在“后撤”的，因为韩少功最擅长的思想，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了最大的“压制”。《马桥词典》和《暗示》中，韩少功本人经常会跑出来，和作为叙事者的“我”混为一体，而且，因为这两部小说中，那个叙事者“我”都是没有姓名的，这就让作者韩少功和叙事者“我”的串场特别厉害。而在《日夜书》中，这一做法基本绝迹，韩少功本人隐遁了，只有作为叙事者的陶小布存在。从这一个小切片便可发现，韩少功在努力压制着思考的冲动，让故事本身去阐释，让故事自然生发意义，也就是说，在《日夜书》里，感性在大面积“回归”。

为什么在思考一代人命运的作品当中，韩少功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思辨，而“臣服”于故事本身？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在于，韩少功或许认为，他本人的思辨与历史的“真实”相比，他更愿意诚实地记录，而不是交出个人的思考——又或许，年满耳顺之年的韩少功，内心萦绕着当年知青生活里遇到的念念不忘的人，他的记录冲动远远大于他的思考冲动。“岁月流逝，数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弹指之间，千年变局。天地之间，唯心是归。当熠熠闪光的那么多人和物正变得模糊，相伴相守的日子渐次凋零，受惠者的一眼回望岂是多余？……放下技法，放下风格，放下创新野心，放下禁忌掐算和风险规避，一切从内心开始，便成了一件轻松的事。”把这些既畸人又英雄的旧日故交记录下来，以免他们被遗忘在历史的烟尘处，是韩少功写《日夜书》最大的缘由。把这些后来成为了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艺术家、流亡者的知青一代如实呈现，让后人从活生生的人物和生活中，感受当时的历史现场，便是《日夜书》最大的价值。

也正是出于这最质朴的记录、“书”的初心，“感性”在《日夜书》里得到了“回归”，《日夜书》也成为韩少功笔下最像传统长篇小说的作品。韩少功的中短篇小说，完全符合我们对经典中短篇的理解，很少在作品当中直接以思辨性的语言进行介入，而多以故事来自然呈现。可长篇小说里，他的探索性太强，于是老老实实地讲故事，成为了一种“奢侈”，《日夜书》的出现，算是一个意外的特例。

——原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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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作家，《天涯》杂志副主编。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小镇》《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海风今岁寒》《小镇及其他》，长篇小说《关关雎鸠》《暖若春风》《岛》，诗集《海岛的忧郁》《月落星归》、随笔集《乡野之神》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北京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海南文学双年奖等，作品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排行榜、《扬子江评论》文学排行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