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江峰院士：科学仪器要从“0”到“万”】过去百年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所涉及的开创性工作和重大发现中近70%借助仪器完成，物理和化学领域的发展更是离不开科学仪器的支撑。
正是意识到仪器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意义，十多年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杜江峰带领的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下，“边科研边研制”，在微观尺度磁共振谱学及生物、物理、信息等领域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60余篇相关论文在《科学》《自然》《自然》子刊和《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发表，多项成果获得奖励。他们依托创新科研成果研制的近20种仪器，已广泛服务于高校、研究所、医院和企业。
图：杜江峰和团队讨论问题。受访者供图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正是意识到仪器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意义，十多年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杜江峰带领的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下，“边科研边研制”，在微观尺度磁共振谱学及生物、物理、信息等领域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60余篇相关论文在《科学》《自然》《自然》子刊和《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发表，多项成果获得奖励。他们依托创新科研成果研制的近20种仪器，已广泛服务于高校、研究所、医院和企业。
图：杜江峰和团队讨论问题。受访者供图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杜江峰院士：科学仪器要从“0”到“万”】过去百年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所涉及的开创性工作和重大发现中近70%借助仪器完成，物理和化学领域的发展更是离不开科学仪器的支撑。正是意识到仪器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意义，十多年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杜江峰带领的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下，“边科研边研制”，在微观尺度磁共振谱学及生物、物理、信息等领域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60余篇相关论文在《科学》《自然》《自然》子刊和《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发表，多项成果获得奖励。他们依托创新科研成果研制的近20种仪器，已广泛服务于高校、研究所、医院和企业。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贵阳贵安强省会五年行动# #苏商入黔 共赢发展#【确保贵阳到2025年生产总值达到7000亿元以上，贵州“十个支持”来撑腰！】为全力支持贵阳加快实现“六个新突破”，打造首位度高的省会城市、影响力大的中心城市、生态性强的功能城市、幸福感足的宜业城市，在全省推进“四新”“四化”和高质量发展中作示范走前列，确保到2025年生产总值达到7000亿元以上、首位度达到27%以上、城区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综合经济实力、科技创新能力在省会城市中实现赶超进位，加快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特大城市。近日，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支持实施“强省会”五年行动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关于空间布局、经济管理权限、用地用水用能等十个方面，《意见》提出了“十个支持”。
一、支持优化空间布局
支持将国家批复的贵安新区规划区和省政府批复的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规划区，整体委托贵阳市管理。支持贵阳市“一市三县”撤县（市）设市辖区。
支持贵阳贵安依托高铁站、市域快铁环线和城市骨干路网拓展城市空间、规划建设城市组团、做大城市规模。
支持加快建设以贵阳贵安为核心、以修文一乌当—贵定一龙里一惠水—长顺一平坝一清镇一修文高速公路环线为支撑的城市经济圈，带动黔中城市群加快发展。
支持龙里、惠水、长顺、西秀、平坝等相邻县（区）深度融入“强省会”行动，将部分相邻乡（镇）和村交由贵阳市托管，推进贵阳一贵安一安顺一黔南经济区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项目、统一管理，加快形成贵阳、贵 安、安顺、黔南一体联动协同发展新格局。
二、支持扩大经济管理权限
除法律、法规和国家明文规定不得下放的权限外，将涉及贵阳贵安的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全部下放贵阳贵安行使。
国家政策法规规定不得委托或下放以及需要省综合平衡的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建立贵阳贵安与省请批关系，根据权责一致原则，明确监管责任。
三、支持强化用地保障
支持贵阳贵安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调整过程中优化生态、城镇和农业空间布局，在省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统筹安排贵阳贵安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倾斜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按照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将贵阳贵安重大项目优先纳入省重大工程项目并争取纳入国家重点项目，给予用地支持，对贵阳贵安建设项目用地需求实行应保尽保、重大项目特事特办。
支持贵阳贵安在全省范围内通过调剂方式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缺口指标，按需下达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计划指标。
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土地征收省级审批权，除国家规定不允许外，其余授权或委托贵阳贵安行使。委托贵阳贵安行使占用林地省级审批权。
四、支持强化用水用能保障
支持贵阳贵安根据城市发展需要适时调整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加快贵阳市中型水库建设，不需省级出资的项目中央资金直接下拨贵阳市，依法依规调整水库功能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
推动电网企业投资提高贵阳贵安产业园区接入电压等级，以园区为单位开展电力交易，开展贵阳贵安工业企业天然气直供试点。支持建设贵阳超超临界电源示范项目。能源消费增量安排对贵阳贵安给予倾斜。支持贵阳贵安开展算力网和电力网联动建设、协同运行。
五、支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
2021年至2025年，省级分享贵阳贵安的土地出让收益全额返还贵阳贵安。
建立“钱随人走”挂钩机制，完善转移支付办法，将新增常住人口作为转移支付的分配因素，增强贵阳市教育、卫生、公共安全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能力。2021年至2025年，省财政每年将贵阳市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量集中超全省平均增幅部分全额安排补助贵阳，用作“四化”建设项目资本金。
支持将贵阳贵安轨道交通、重大水源工程等新建的PPP项目作为省重点项目纳入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并组织实施，享受省财政、交通、水利、发改等部门和省属行业国有龙头企业支持省PPP重点项目有关政策。
中央专项资金争取、省级专项资金基金和每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安排向贵阳贵安倾斜。
支持贵阳贵安推进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
六、支持创新和数据要素集聚
支持以贵阳贵安为核心申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国家枢纽节点。重点在贵阳贵安加快布局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大型及以上数据中心实行0.35元/千瓦时的电价政策。
协调基础电信企业投资优化提升贵阳贵安网络基础设施，实现与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城市、周边省会等关键节点城市本网直联，支持贵阳贵安建设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
鼓励全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使用国产数据库银行核心交易系统。支持贵阳做大做强大数据交易企业，建设全国大数据交易市场，探索数据资源开发运营新模式。
七、支持发展总部经济
支持贵阳贵安发展大数据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资源精深加工等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支持国内外企业在贵阳贵安设立总部或大区域总部、功能性总部，省市分成财力给予倾斜支持。建立完善相关利益分享机制和配套政策，为市（州）企业在贵阳贵安设立总部和研发中心提供保障。
新引进的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营企业500强企业和知名商协会区域总部优先落户贵阳贵安。支持贵阳贵安参股控股域外上市公司头部企业。
支持以贵阳贵安为核心申建中国（贵州）自由贸易试验区，增强对优强企业的吸引力。
支持贵阳贵安生产的汽车、家电、消费电子等工业产品在全省推广使用。支持贵阳申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全省各县优质产品展销中心。
八、支持巩固提升交通物流枢纽地位
围绕把贵阳打造成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城市、全国十大高铁枢纽、国家物流枢纽中心城市，全力推动贵广高铁达速改造和渝贵新高铁、黔桂铁路增建二线、贵阳枢纽新机场等重大项目规划建设。
支持贵阳在轨道交通场站提供民航值机、行李托运等服务，打通轨道交通与机场安检互认，实现便捷换乘。
支持贵阳铁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建设，争取在贵阳航空口岸试行“离境退税”政策。
九、支持提升城市品质
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将贵阳市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全部纳入省级改造计划，并根据改造计划争取中央资金和安排省级专项补助资金。
全省高等教育新增规模和资源重点布局在贵阳贵安。支持办好贵州大学和在筑省属高校，推动省市共建贵州数字科技大学，支持贵阳贵安建设本科职业技术学校和中小学国际学校。争取“双一流”重点高等院校在贵阳贵安建设研究院。
支持贵阳贵安打造东盟国家留学中国预科基地，发展东盟教育小镇。
支持贵阳加快建设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西部中心，申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支持贵阳贵安率先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立统一、高效、便捷的医保基金结算中心。
十、支持实施人才强市
支持贵阳开展编制管理改革，探索建立市域内事业编制统筹周转调剂使用制度，重点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和基层一线需要，探索创新引进高层次人才的行政 编制灵活使用政策。
支持贵阳贵安对编制外引进的高层次、专业性人才实行独立的薪酬制度。
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在贵阳贵安兼职创新、在职创办企业。兼职创新、在职创办企业的科研人员可在兼职单位或所创办企业申报职称，与企业职工同等享 有获取报酬、奖金、股权激励的权利。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在贵阳贵安开展科技成果转化。
支持贵阳贵安实施重点产业人才和重大产业项目互动招引“123”计划，对人才和团队的奖补最高可达1亿元；对人才和团队与全球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在贵阳贵安合作建设科技创新平台、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最高可给予2亿元资金支持；对人才和团队的科技成果产业化，以政府主导的基金为主体，在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不同融资阶段乃至全生命周期参与投资，最高可达30亿元。省按照“一事一议”原则给予一定资金支持。
一、支持优化空间布局
支持将国家批复的贵安新区规划区和省政府批复的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规划区，整体委托贵阳市管理。支持贵阳市“一市三县”撤县（市）设市辖区。
支持贵阳贵安依托高铁站、市域快铁环线和城市骨干路网拓展城市空间、规划建设城市组团、做大城市规模。
支持加快建设以贵阳贵安为核心、以修文一乌当—贵定一龙里一惠水—长顺一平坝一清镇一修文高速公路环线为支撑的城市经济圈，带动黔中城市群加快发展。
支持龙里、惠水、长顺、西秀、平坝等相邻县（区）深度融入“强省会”行动，将部分相邻乡（镇）和村交由贵阳市托管，推进贵阳一贵安一安顺一黔南经济区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项目、统一管理，加快形成贵阳、贵 安、安顺、黔南一体联动协同发展新格局。
二、支持扩大经济管理权限
除法律、法规和国家明文规定不得下放的权限外，将涉及贵阳贵安的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全部下放贵阳贵安行使。
国家政策法规规定不得委托或下放以及需要省综合平衡的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建立贵阳贵安与省请批关系，根据权责一致原则，明确监管责任。
三、支持强化用地保障
支持贵阳贵安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调整过程中优化生态、城镇和农业空间布局，在省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统筹安排贵阳贵安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倾斜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按照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将贵阳贵安重大项目优先纳入省重大工程项目并争取纳入国家重点项目，给予用地支持，对贵阳贵安建设项目用地需求实行应保尽保、重大项目特事特办。
支持贵阳贵安在全省范围内通过调剂方式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缺口指标，按需下达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计划指标。
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土地征收省级审批权，除国家规定不允许外，其余授权或委托贵阳贵安行使。委托贵阳贵安行使占用林地省级审批权。
四、支持强化用水用能保障
支持贵阳贵安根据城市发展需要适时调整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加快贵阳市中型水库建设，不需省级出资的项目中央资金直接下拨贵阳市，依法依规调整水库功能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
推动电网企业投资提高贵阳贵安产业园区接入电压等级，以园区为单位开展电力交易，开展贵阳贵安工业企业天然气直供试点。支持建设贵阳超超临界电源示范项目。能源消费增量安排对贵阳贵安给予倾斜。支持贵阳贵安开展算力网和电力网联动建设、协同运行。
五、支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
2021年至2025年，省级分享贵阳贵安的土地出让收益全额返还贵阳贵安。
建立“钱随人走”挂钩机制，完善转移支付办法，将新增常住人口作为转移支付的分配因素，增强贵阳市教育、卫生、公共安全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能力。2021年至2025年，省财政每年将贵阳市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量集中超全省平均增幅部分全额安排补助贵阳，用作“四化”建设项目资本金。
支持将贵阳贵安轨道交通、重大水源工程等新建的PPP项目作为省重点项目纳入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并组织实施，享受省财政、交通、水利、发改等部门和省属行业国有龙头企业支持省PPP重点项目有关政策。
中央专项资金争取、省级专项资金基金和每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安排向贵阳贵安倾斜。
支持贵阳贵安推进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
六、支持创新和数据要素集聚
支持以贵阳贵安为核心申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国家枢纽节点。重点在贵阳贵安加快布局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大型及以上数据中心实行0.35元/千瓦时的电价政策。
协调基础电信企业投资优化提升贵阳贵安网络基础设施，实现与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城市、周边省会等关键节点城市本网直联，支持贵阳贵安建设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
鼓励全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使用国产数据库银行核心交易系统。支持贵阳做大做强大数据交易企业，建设全国大数据交易市场，探索数据资源开发运营新模式。
七、支持发展总部经济
支持贵阳贵安发展大数据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资源精深加工等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支持国内外企业在贵阳贵安设立总部或大区域总部、功能性总部，省市分成财力给予倾斜支持。建立完善相关利益分享机制和配套政策，为市（州）企业在贵阳贵安设立总部和研发中心提供保障。
新引进的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营企业500强企业和知名商协会区域总部优先落户贵阳贵安。支持贵阳贵安参股控股域外上市公司头部企业。
支持以贵阳贵安为核心申建中国（贵州）自由贸易试验区，增强对优强企业的吸引力。
支持贵阳贵安生产的汽车、家电、消费电子等工业产品在全省推广使用。支持贵阳申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全省各县优质产品展销中心。
八、支持巩固提升交通物流枢纽地位
围绕把贵阳打造成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城市、全国十大高铁枢纽、国家物流枢纽中心城市，全力推动贵广高铁达速改造和渝贵新高铁、黔桂铁路增建二线、贵阳枢纽新机场等重大项目规划建设。
支持贵阳在轨道交通场站提供民航值机、行李托运等服务，打通轨道交通与机场安检互认，实现便捷换乘。
支持贵阳铁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建设，争取在贵阳航空口岸试行“离境退税”政策。
九、支持提升城市品质
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将贵阳市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全部纳入省级改造计划，并根据改造计划争取中央资金和安排省级专项补助资金。
全省高等教育新增规模和资源重点布局在贵阳贵安。支持办好贵州大学和在筑省属高校，推动省市共建贵州数字科技大学，支持贵阳贵安建设本科职业技术学校和中小学国际学校。争取“双一流”重点高等院校在贵阳贵安建设研究院。
支持贵阳贵安打造东盟国家留学中国预科基地，发展东盟教育小镇。
支持贵阳加快建设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西部中心，申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支持贵阳贵安率先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立统一、高效、便捷的医保基金结算中心。
十、支持实施人才强市
支持贵阳开展编制管理改革，探索建立市域内事业编制统筹周转调剂使用制度，重点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和基层一线需要，探索创新引进高层次人才的行政 编制灵活使用政策。
支持贵阳贵安对编制外引进的高层次、专业性人才实行独立的薪酬制度。
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在贵阳贵安兼职创新、在职创办企业。兼职创新、在职创办企业的科研人员可在兼职单位或所创办企业申报职称，与企业职工同等享 有获取报酬、奖金、股权激励的权利。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在贵阳贵安开展科技成果转化。
支持贵阳贵安实施重点产业人才和重大产业项目互动招引“123”计划，对人才和团队的奖补最高可达1亿元；对人才和团队与全球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在贵阳贵安合作建设科技创新平台、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最高可给予2亿元资金支持；对人才和团队的科技成果产业化，以政府主导的基金为主体，在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不同融资阶段乃至全生命周期参与投资，最高可达30亿元。省按照“一事一议”原则给予一定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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