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道至极！美国强迫台积电、三星交出机密数据，到底意欲何为？】
为保全球霸主地位，不断打压中国。
美国，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与其平起平坐的野心，路人皆知。
但霸主终有衰落的时候，不管辉煌的时候如何强大。比如，日不落的英国，已早早陨落。
那么，美国的全球霸主王座，究竟还能坐多久？
撑起美国的三大强权
1939年至1945年，是美国强权崛起的关键节点。
这一时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实力衰败，美国和苏联顿时成为了世界超级大国。
到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美国更一跃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作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撑起美国的无非是军事强权、经济强权，以及如今市场讨论最热的科技强权。
在某军事论坛上，美军曾放豪言：“美军能在一小时内打遍全球”。
数据显示，美军的海外军事基地几乎遍及全球，海外军事基地多达374个，分布遍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军事强权下，市场也常漂浮着层出不穷的美国通过发动战争干预它国内政的消息。
在经济强权上，则毫无疑问，美国的GDP数值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美元霸权给美国带来诸多的经济利益举世皆知。
当谈到美国的科技强权，在美国变本加厉的制裁华为，禁止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设计的半导体，将华为一步步逼上绝路，美国的科技强权则更是昭然若揭。
时隔三日，正值全球缺芯潮，美国所展示出的科技强权鹰爪，更霸道至极！
强迫台积电、三星交出机密数据
日前，据媒体报道，为解决芯片荒，美国政府已祭出极端手段。
在美国商务部上周举行的半导体高峰会上，美国正以提高芯片“供应链透明度”为由，要求台积电、三星等晶圆代工厂交出被视为商业机密的库存量、订单、销售记录等数据。
美国商务部长表示，美国政府需要更多有关芯片供应链的信息，以提高处理危机的透明度，并确定导致短缺的根本原因。
然而要知道台积电、三星可并非美企，美国竟也敢强令它们交出自己的商业机密，由此可见，美国的科技强权令人毛骨悚然。
当人们问及代表美国强权的雷蒙多，若企业不愿配合美国政府缴交数据时，会如何处理？
雷蒙多指出：“我们的工具箱有很多方法能让业者交出数据，虽然不希望走到那一步，但如果有必要，我们必定会采取行动。”
眼看着这赤裸裸的威胁，让人更多了几分胆战心惊。
而截至目前，美国已对台积电、三星等企业发出最后通牒时间，美国正要求相关企业在45天内，交出公司相关数据。
据韩国《经济日报》报道，尽管企业非常不愿意提供它们的内部数据，但它们也不太可能拒绝这种要求，因为美国政府正考虑采取法律措施以达成它们的目标。
市场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使用“国防生产法（DPA)”，作为强制相关企业提交数据的法源依据。
然而，美国公开勒令其他非美芯片大厂交出自己的机密数据，真的只是为了解决全球芯片的短缺问题吗？
科技强权发生动摇
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美国的科技强权正在发生动摇。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在全球芯片制造产能中所占的份额已从1990年的37%下降到了2020年的12%。
综合全球所有晶圆代工厂市场份额数据显示，台积电（中国台湾）、三星（韩国）、联电（中国台湾）、格芯（美国）、中芯国际（中国）所占市场份额分别为59%、15%、8%、7%、5%。由此不难看出，美国在全球芯片制造产能中的败退。
受困于此，美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据高盛预计，受多个行业缺芯影响叠加，美国今年的GDP很可能会萎缩1%左右，参考2020年的数据（20.95万亿美元），损失将高达约2095亿美元。
毫无疑问，缺芯已成为美国的“心腹大患”。
于是，为了解决这一隐患，美国开始积极争取实现芯片自主化。今年4月，拜登已表示两党将投入500亿美元发展半导体产业。
9月28日，英特尔又传出消息，斥资200亿美元兴建的工厂已在亚利桑那州破土。公司首席执行官同时还表示，今年年底前，将宣布另一个美国园区。
从竭力发展芯片自主化，到强迫台积电、三星交出机密数据，巧合之际，美国此举到底又有没有阴谋呢？
美国可能在下的棋
据韩媒称，美国要求相关企业交出相关数据，包括库存、销售及客户等商业机密，这样的要求将使相关企业陷入困境。
有业界人士表示，向外界披露良率信息，意味着公开自己的半导体技术水准，这类信息可能会导致代工厂在议价过程中处于不利位置。
此外，三星和台积电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信息，可能泄露给英特尔等美国公司，这无异于把机密信息主动交到竞争对手手中。
以此来看，显而易见的是，美国终于一步步显露“野心”，做这么多都是为了抢夺全球芯片领域的主导地位！
事实上，在巩固科技强权的路上，近年来美国也没少给我国捅刀子。比如，华为就是一个活鲜鲜的例子。
但美国净靠这种莫须有的阴谋论强取豪夺，来巩固自己的全球霸主地位，真能让全球人民信服，长期稳坐全球霸主王座吗？
事实证明，在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种强权可以永存，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大日本帝国，都逃不过这一法则。
而抗住美国压力，强势崛起的中国，如今俨然已被公认为是终结美国霸权最强有力的力量。
毕竟，今日之中国已非往昔！#美国经济现状#
为保全球霸主地位，不断打压中国。
美国，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与其平起平坐的野心，路人皆知。
但霸主终有衰落的时候，不管辉煌的时候如何强大。比如，日不落的英国，已早早陨落。
那么，美国的全球霸主王座，究竟还能坐多久？
撑起美国的三大强权
1939年至1945年，是美国强权崛起的关键节点。
这一时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实力衰败，美国和苏联顿时成为了世界超级大国。
到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美国更一跃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作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撑起美国的无非是军事强权、经济强权，以及如今市场讨论最热的科技强权。
在某军事论坛上，美军曾放豪言：“美军能在一小时内打遍全球”。
数据显示，美军的海外军事基地几乎遍及全球，海外军事基地多达374个，分布遍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军事强权下，市场也常漂浮着层出不穷的美国通过发动战争干预它国内政的消息。
在经济强权上，则毫无疑问，美国的GDP数值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美元霸权给美国带来诸多的经济利益举世皆知。
当谈到美国的科技强权，在美国变本加厉的制裁华为，禁止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设计的半导体，将华为一步步逼上绝路，美国的科技强权则更是昭然若揭。
时隔三日，正值全球缺芯潮，美国所展示出的科技强权鹰爪，更霸道至极！
强迫台积电、三星交出机密数据
日前，据媒体报道，为解决芯片荒，美国政府已祭出极端手段。
在美国商务部上周举行的半导体高峰会上，美国正以提高芯片“供应链透明度”为由，要求台积电、三星等晶圆代工厂交出被视为商业机密的库存量、订单、销售记录等数据。
美国商务部长表示，美国政府需要更多有关芯片供应链的信息，以提高处理危机的透明度，并确定导致短缺的根本原因。
然而要知道台积电、三星可并非美企，美国竟也敢强令它们交出自己的商业机密，由此可见，美国的科技强权令人毛骨悚然。
当人们问及代表美国强权的雷蒙多，若企业不愿配合美国政府缴交数据时，会如何处理？
雷蒙多指出：“我们的工具箱有很多方法能让业者交出数据，虽然不希望走到那一步，但如果有必要，我们必定会采取行动。”
眼看着这赤裸裸的威胁，让人更多了几分胆战心惊。
而截至目前，美国已对台积电、三星等企业发出最后通牒时间，美国正要求相关企业在45天内，交出公司相关数据。
据韩国《经济日报》报道，尽管企业非常不愿意提供它们的内部数据，但它们也不太可能拒绝这种要求，因为美国政府正考虑采取法律措施以达成它们的目标。
市场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使用“国防生产法（DPA)”，作为强制相关企业提交数据的法源依据。
然而，美国公开勒令其他非美芯片大厂交出自己的机密数据，真的只是为了解决全球芯片的短缺问题吗？
科技强权发生动摇
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美国的科技强权正在发生动摇。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在全球芯片制造产能中所占的份额已从1990年的37%下降到了2020年的12%。
综合全球所有晶圆代工厂市场份额数据显示，台积电（中国台湾）、三星（韩国）、联电（中国台湾）、格芯（美国）、中芯国际（中国）所占市场份额分别为59%、15%、8%、7%、5%。由此不难看出，美国在全球芯片制造产能中的败退。
受困于此，美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据高盛预计，受多个行业缺芯影响叠加，美国今年的GDP很可能会萎缩1%左右，参考2020年的数据（20.95万亿美元），损失将高达约2095亿美元。
毫无疑问，缺芯已成为美国的“心腹大患”。
于是，为了解决这一隐患，美国开始积极争取实现芯片自主化。今年4月，拜登已表示两党将投入500亿美元发展半导体产业。
9月28日，英特尔又传出消息，斥资200亿美元兴建的工厂已在亚利桑那州破土。公司首席执行官同时还表示，今年年底前，将宣布另一个美国园区。
从竭力发展芯片自主化，到强迫台积电、三星交出机密数据，巧合之际，美国此举到底又有没有阴谋呢？
美国可能在下的棋
据韩媒称，美国要求相关企业交出相关数据，包括库存、销售及客户等商业机密，这样的要求将使相关企业陷入困境。
有业界人士表示，向外界披露良率信息，意味着公开自己的半导体技术水准，这类信息可能会导致代工厂在议价过程中处于不利位置。
此外，三星和台积电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信息，可能泄露给英特尔等美国公司，这无异于把机密信息主动交到竞争对手手中。
以此来看，显而易见的是，美国终于一步步显露“野心”，做这么多都是为了抢夺全球芯片领域的主导地位！
事实上，在巩固科技强权的路上，近年来美国也没少给我国捅刀子。比如，华为就是一个活鲜鲜的例子。
但美国净靠这种莫须有的阴谋论强取豪夺，来巩固自己的全球霸主地位，真能让全球人民信服，长期稳坐全球霸主王座吗？
事实证明，在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种强权可以永存，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大日本帝国，都逃不过这一法则。
而抗住美国压力，强势崛起的中国，如今俨然已被公认为是终结美国霸权最强有力的力量。
毕竟，今日之中国已非往昔！#美国经济现状#
《常熟文库》第61册，《常熟文库》编委会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为责编南江涛先生所赠。去年的某天，南先生在微信中告诉我，常熟当地要出版该文库，所收录者均是与常熟有关的稀见史料，他从别的文章中得知我藏有一部明刻本的《杭川集》，而此书为孤本，且封面有翁同龢墨笔题记，故希望将该书纳入《常熟文库》中。
十余年前，市面上出现了一批翁同龢旧藏，此为其一。翁同龢在该书的封面上写道：“族祖昇宇公著。来自海外，子孙保之。光绪壬辰十二月同龢敬记。”可见翁相国得此书同样不易。由此也让我了解到该书作者翁应祥乃是翁同龢的族祖，《杭川集》虽仅两卷，然附有《游武夷山记》一卷，亦不见着录，故将此书欣而携归。常熟乃藏书之乡，当地朋友众多，曾有多人讲到对此书感兴趣，于是借《常熟文库》汇编之机，将全书扫描，寄给责编南江涛，书出版后，南先生赐此册以作样书。
关于《常熟文库》的价值以及编纂起因，戴逸先生在《总序》中，首先引用了邑人李杰为弘治版《常熟县志》所作序言：
姑苏为南都辅郡，而常熟其属邑也。倚虞山以为城，环江海以为池，实东吴要害之地。其土膏腴，其田平衍，其物产殷盛，若粳秫、布枲、鱼盐、蔬果，水陆之珍奇，所以供国赋而给民用者，充然有余，而不资外助。
这段话讲述的是常熟的东南形胜，故戴逸认为：“姑苏为南都辅郡，而常熟其属邑也。倚虞山以为城，环江海以为池，实东吴要害之地。其土膏腴，其田平衍，其物产殷盛，若粳秫、布枲、鱼盐、蔬果，水陆之珍奇，所以供国赋而给民用者，充然有余，而不资外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常熟一带的情形最能印证这句话。因此戴逸先生写出了如下文字：
这一切催生了一种个性鲜明的文化，并推动这种文化不断发展。毫无疑问，文化是常熟的一张闪亮的名片，常熟是镶嵌于中国文化地图上的一颗熠熠发光的明珠。
以钱底巷为代表的崧泽文化遗存，以罗墩为代表的良渚文化遗存，是五千年前常熟受到早期中华文明曙光照耀的实证。而商代末年仲雍的南下与春秋时期言偃的北上更是标志性的事件。它们表明，常熟很早就积极参与到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中国文化的塑造中了。从此以后，崇文重教成为历史上常熟人共同的价值取向。邑人孙原湘《客有问吾邑者书此答之》这样向外人介绍家乡：
软红尘里小蓬莱，画阁文疏对岸开。
七水流香穿郭过，半山飞緑进城来。
酒多按节倾家酿，花不论钱遍地栽。
莫笑耕夫多识字，梁时便有读书台。
诗中满满的自豪，但凡读过的人都可以感受到。在这个风雅之乡，连农夫也“多识字”，这样的整体文化素质必然推高精英人物的数量与质量。李杰的序言中说：“自泰伯、子游礼让风行，文学化洽，而人才汇出。是固江南名区，非特为一郡六邑之冠而已。”多少巍科进士，多少状元宰相，几乎每个常熟人都会津津乐道。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常熟著书立说者之多以及著述之丰富。别的不说，只看《江苏艺文志》。在江苏各大市中，苏州卷最多，有四个分册，而常熟独占其中一册。这就无怪乎明人桑悦要说“吾邑仲雍过化之区，子游所产之地，素为文献之邦”了。如果说桑悦是常熟人，难免有自炫之嫌，那么，山东人赵执信的“常熟为东南名区，文献之盛，甲于海内，文人才士，指不胜屈”，应该说是代表了公论。
文化流派的出现是一个地区文化发达的重要表征。明末清初，常熟涌现出众多文化艺术流派，显示常熟文化进入了鼎盛时期。以严澄为代表的虞山琴派，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诗派，以缪希雍为代表的虞山医派，以王翚为代表的虞山画派，以林皋为代表的虞山印派，无不有着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甚至连本来难以成派的藏书，也被认为存在着一个虞山派。这些文化艺术流派的重要人物，人人都有在各自的领域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
书光有人写出来还不够，因为书难成而易毁，历史上亡佚之书远多于传世之书。幸运的是，常熟恰好是藏书之乡，是举世公认的私家藏书中心之一。而且，常熟的藏书家们往往注重乡邦文献的收藏，在这方面，陈氏稽瑞楼、瞿氏铁琴铜剑楼、徐氏虹隐楼、丁氏缃素楼堪称代表。因而，常熟地方文献传世之多，世上罕有其匹。据不完全统计，到一九一一年为止，现存常熟地方文献达两千种以上。
戴先生在上文中举出了常熟当地著名的藏书楼，而我在实际探访中，当地留存至今的藏书楼，远比这些例举多数倍，从这个角度也可印证当地文风之盛。该编委会能够将与常熟有关的文献汇为一编，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当地乃是文献之邦，我能为这部大书略效薄力，也是感到荣幸之事。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为责编南江涛先生所赠。去年的某天，南先生在微信中告诉我，常熟当地要出版该文库，所收录者均是与常熟有关的稀见史料，他从别的文章中得知我藏有一部明刻本的《杭川集》，而此书为孤本，且封面有翁同龢墨笔题记，故希望将该书纳入《常熟文库》中。
十余年前，市面上出现了一批翁同龢旧藏，此为其一。翁同龢在该书的封面上写道：“族祖昇宇公著。来自海外，子孙保之。光绪壬辰十二月同龢敬记。”可见翁相国得此书同样不易。由此也让我了解到该书作者翁应祥乃是翁同龢的族祖，《杭川集》虽仅两卷，然附有《游武夷山记》一卷，亦不见着录，故将此书欣而携归。常熟乃藏书之乡，当地朋友众多，曾有多人讲到对此书感兴趣，于是借《常熟文库》汇编之机，将全书扫描，寄给责编南江涛，书出版后，南先生赐此册以作样书。
关于《常熟文库》的价值以及编纂起因，戴逸先生在《总序》中，首先引用了邑人李杰为弘治版《常熟县志》所作序言：
姑苏为南都辅郡，而常熟其属邑也。倚虞山以为城，环江海以为池，实东吴要害之地。其土膏腴，其田平衍，其物产殷盛，若粳秫、布枲、鱼盐、蔬果，水陆之珍奇，所以供国赋而给民用者，充然有余，而不资外助。
这段话讲述的是常熟的东南形胜，故戴逸认为：“姑苏为南都辅郡，而常熟其属邑也。倚虞山以为城，环江海以为池，实东吴要害之地。其土膏腴，其田平衍，其物产殷盛，若粳秫、布枲、鱼盐、蔬果，水陆之珍奇，所以供国赋而给民用者，充然有余，而不资外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常熟一带的情形最能印证这句话。因此戴逸先生写出了如下文字：
这一切催生了一种个性鲜明的文化，并推动这种文化不断发展。毫无疑问，文化是常熟的一张闪亮的名片，常熟是镶嵌于中国文化地图上的一颗熠熠发光的明珠。
以钱底巷为代表的崧泽文化遗存，以罗墩为代表的良渚文化遗存，是五千年前常熟受到早期中华文明曙光照耀的实证。而商代末年仲雍的南下与春秋时期言偃的北上更是标志性的事件。它们表明，常熟很早就积极参与到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中国文化的塑造中了。从此以后，崇文重教成为历史上常熟人共同的价值取向。邑人孙原湘《客有问吾邑者书此答之》这样向外人介绍家乡：
软红尘里小蓬莱，画阁文疏对岸开。
七水流香穿郭过，半山飞緑进城来。
酒多按节倾家酿，花不论钱遍地栽。
莫笑耕夫多识字，梁时便有读书台。
诗中满满的自豪，但凡读过的人都可以感受到。在这个风雅之乡，连农夫也“多识字”，这样的整体文化素质必然推高精英人物的数量与质量。李杰的序言中说：“自泰伯、子游礼让风行，文学化洽，而人才汇出。是固江南名区，非特为一郡六邑之冠而已。”多少巍科进士，多少状元宰相，几乎每个常熟人都会津津乐道。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常熟著书立说者之多以及著述之丰富。别的不说，只看《江苏艺文志》。在江苏各大市中，苏州卷最多，有四个分册，而常熟独占其中一册。这就无怪乎明人桑悦要说“吾邑仲雍过化之区，子游所产之地，素为文献之邦”了。如果说桑悦是常熟人，难免有自炫之嫌，那么，山东人赵执信的“常熟为东南名区，文献之盛，甲于海内，文人才士，指不胜屈”，应该说是代表了公论。
文化流派的出现是一个地区文化发达的重要表征。明末清初，常熟涌现出众多文化艺术流派，显示常熟文化进入了鼎盛时期。以严澄为代表的虞山琴派，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诗派，以缪希雍为代表的虞山医派，以王翚为代表的虞山画派，以林皋为代表的虞山印派，无不有着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甚至连本来难以成派的藏书，也被认为存在着一个虞山派。这些文化艺术流派的重要人物，人人都有在各自的领域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
书光有人写出来还不够，因为书难成而易毁，历史上亡佚之书远多于传世之书。幸运的是，常熟恰好是藏书之乡，是举世公认的私家藏书中心之一。而且，常熟的藏书家们往往注重乡邦文献的收藏，在这方面，陈氏稽瑞楼、瞿氏铁琴铜剑楼、徐氏虹隐楼、丁氏缃素楼堪称代表。因而，常熟地方文献传世之多，世上罕有其匹。据不完全统计，到一九一一年为止，现存常熟地方文献达两千种以上。
戴先生在上文中举出了常熟当地著名的藏书楼，而我在实际探访中，当地留存至今的藏书楼，远比这些例举多数倍，从这个角度也可印证当地文风之盛。该编委会能够将与常熟有关的文献汇为一编，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当地乃是文献之邦，我能为这部大书略效薄力，也是感到荣幸之事。
复旦大学｜借鉴以色列经验，上海可建立科技人才特区
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拥有世界第二、仅次于硅谷的创业生态系统。全世界都在使用的USB驱动器、观察病人身体内部位的摄像机、GPS导航技术、治疗帕金森与多发性硬化症的药物、帮助瘫痪在床病人的机械腿等技术，无不起源于以色列。
以色列的资源禀赋是人的创新思想（即企业家层出不穷）。他们既缺资本，也缺本国规模化的商业应用场景（需求端）与供应链优势（生产端）。这迫使以色列的高科技公司经营策略是：要么将技术应用场景放到全球市场，寻求大的市场规模进行项目落地，如合资建设江苏常州市“中以产业园”，在上海建设“中以（上海）创新园”；要么将高科技项目孵化做大后卖给跨国科技巨头公司，例如，2018年全球有26个国家参与了以色列高科技项目的孵化投资，共计282个项目，投资总额为39亿美元，占以色列高新科技投资总额的70%。其中，美国投资137个项目，投资金额为20.48亿美元；中国投资21个项目，投资金额为2.66亿美元。
以色列科技创新能力的初始来源
1、以往对以色列科创能力的认识
为什么以色列拥有这么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从以往的新闻报道或学术研究中通常归纳为：
第一、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常年在4.5%以上，位居世界第一；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0%以上。以色列34%的国民受过大学教育、12%的国民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约40%的工业从业人员从事研发工作，特别是在科技研发领域，每万人中工程师、科学家拥有量达到140人，居全球之首（美国与日本这一数据分别是80名与75名）。这是以色列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
第二、政府扶持高科技初创项目。1991 年以色列实施“国家科技孵化器计划”，在全国建立了 24 个科技孵化器。孵化器对通过筛选的每个科技项目资助30万美元；政府不从中获利，孵化成功后，项目企业按其产品销售额的3%-5%比例逐年向政府还款，直到政府资助款还清为止。同时，以色列政府主导孵化器发展，但不干预孵化器具体运作，而是遵循市场规律，保障孵化器良好运营。
第三、科技研发人员的激励得当充足。作为大学知识产权资产经营的主要平台，以色列高校成立技术成果转化机构，专司创新成果与应用技术的商业化开发，代表高校全权负责与企业进行关于技术创新产业化的谈判，拥有完全的自主权。技术成果转化机构注重对各相关主体的激励，既给予发明人相对较高的奖励比例，又保证院系、大学和转移机构能获得一定收入，对研发人员予以充足的激励保障。一般来讲，以色列技术成果转化机构采用“442”的分配模式，即科技成果转化后，收益的40%用于奖励科学家和团队，40%用于大学科研机构发展，20%用于技术转移公司的运营。
我们认为，上述见解仅仅是看到了以色列科技创新活力的表现，没有挖掘到其内在、初始的创新活力源头。
以色列为什么会在1991年实施科技孵化器计划和创建科技成果转化机构？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资金比例投入研发？为什么以色列的科技研发方向定格于电子通信与医疗方向？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看清究竟什么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源头与外生力量，也有助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廊清前进的方向。
2、天赐良才来自前苏联
众所周知，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世界上唯一一个移民数量多于本地居民的国家。建国之初，以色列人口数量仅为80.8万人，到1990年代初，已达到600万，到2019年8月，达到900万。在以色列的移民结构中，俄裔犹太移民份额最大，在1990年代末总数达到120多万，约占以色列移民总数的1/5，以色列总人口数的16%，以色列选民的15%。众多史料证明，大规模俄裔犹太移民活动发生在1989年到21世纪初，1986年、1987年移居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分别为202人、2096人，而到1990年为18.52万人，1991年也在15万人左右，移民运动直至21世纪初才告一段落，数量达到100万人左右。整个1990年代，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占当年以色列全部移民的80%-90%，因为苏联政府（即之后的俄罗斯政府）于1989年开放边境，允许境内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1980年代中晚期，苏联犹太人数量虽然仅占苏联总人口的2%，但是，犹太工程师与犹太医生数量分别占苏联工程师队伍与医生队伍的20%与30%。据资料显示，1990年代移民至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中，多数在苏联就处于中产阶级，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过硬的专业背景。他们中70%以上具有高中文化，40%以上受过本科及以上的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5年；且70%的年龄不超过50岁，俄裔犹太移民使1990-1996年期间以色列劳动力人口增加近1/3。
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统计，1985-2006年期间，前苏联给以色列带去了1.5万名科学家、10万名工程师；在这批科学家中，物理学家、程序设计师、数学家占52%，生物技术学家占27%，化学家占12%。而在大量俄裔犹太人到来之前，以色列的科学家与研究人员仅为8000名左右。因此，俄裔犹太移民的到来，使得以色列劳动力中近四分之一为科技人员和专业人员，远高于美国16%与日本11%的水平。
3、以色列对俄裔犹太科技移民的吸收与扶持
对于这一期间的俄裔犹太移民，以色列工贸部投资推展中心原主任利弗那特曾评价说：虽然俄裔犹太移民不懂管理、行销与业务，但是非常懂科技。对于刚刚从濒临崩溃边缘脱离出来的以色列经济来说，难于为大量讲俄语的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教师等专业人才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一状况促使以色列出台一系列方案，帮助这一部分移民在劳动力市场就业，如半年的生活津贴、短期免费住房、语言培训、市场知识灌输、移民工资的大头由政府承担、医疗与养老保险等。同时，也提供与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相关的措施。
第一，早先成立的科学吸收中心（CAN）发挥着重要作用。该中心在1973年成立，旨在为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在就业市场上览得工作。事实上，该中心的主要工作对象是俄裔科学家与研究人员，已完成13275名俄裔犹太科学家找到工作。据1998年统计数据，在9800名找到工作的科学家或研究人员中，有8390名是在CAN的帮助下找到工作的，其中4040名科技工作者在私企工作，2250名在大学工作。
第二，1991年制定并实施高科技孵化器计划。这一计划旨在科研项目创业的初始阶段进行资金扶持、协助公司进行科学规划与研发产品。首期28个项目涉及1100多名研究人员，其中80%是移民，当然，以色列政府规定每个研究项目的研究人员至少50%以上是移民。通过这一计划，逐步解决了科技移民的就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该计划激发了移民对高新技术的研发热情，也极大地推动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前进步伐。由于俄裔移民中多数是物理学、程序员、生物技术与医生等，因此孵化的项目也主要集中在电脑软件、光电技术、电子通信、生物制药与医疗器械等方向上。
以色列政府对科技领域的扶持政策，间接促成了1995-2001年间在高技术领域就业数量从10.84万人增长到19.75万人，高技术劳动力（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增长了25%，同期美国仅增长16%。
4、对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影响
以色列经济体制转轨工作于1985年9月起步（佩雷斯总理发布经济改革计划），在1985-1989年间经济仍处于转型期，并没有出现高速增长的局面。但是，自1990年代以来，俄裔犹太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使经济开始复苏并持续好转，1990-1994年经济增长率达到6.1%。从行业发展来看，1987-1995年期间，约有5000多名俄裔科技移民从事电子行业，推动了以色列软件产业的迅速发展，其工业产值在这8年间增长了3倍。1990年代，高科技产品出口成为以色列经济增长新引擎，。1995年，高科技产业产值已占工业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高科技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三分之一以上，告别以出口钻石与农产品为主的局面。西方比较公认的结论是，以色列每吸收10万高素质俄裔犹太移民，能推动GDP增长6%。目前，高科技技术与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70%以上，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国防技术等。
所有上述成就取得的最初源头，是19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大量高素质科技人才的涌入，没有俄裔犹太移民，则没有现在的以色列高科技产业。
对上海的启示：建立科技人才特区，以更开放视野吸纳海外优秀人才
1、启示意义
第一，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需要一个外生的、大量的人力资本涌入。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在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以犹太移民为主的以色列人口构成中，俄裔犹太移民数量最多，素质最高，这一部分天赐良才成为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所需的、具一定人力资本门槛值和最初主要推动力，这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前提条件。对上海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全球科创中心而言，人力资本数量还没有积累到科创生态系统竞争力发生质变的高度。
第二，强大的、市场化的内部激励机制是高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俄裔犹太移民大规模涌入后，以色列政府创造条件、有意识地将这部分科技移民引导到电子通信、医疗等行业的孵化器方向工作，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这一部分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政府制定强大的激励机制，将大部分收益留给研发人员，将风险留给自己。这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必要条件。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而言，同样的必要条件也是必须的，让收益留在高科技产品的创业者，将风险留给政府自己，不与民争利。
第三，将本国创新思想与外部资本的完美结合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全部秘密。在俄裔科学家、工程师大量涌入的基础上，以色列政府高度重视研发投入，并持续鼓励吸纳全球犹太人回归，使高科技人才与创新思想成为以色列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以色列政府不断吸引外国资本投资、孵化本国高科技项目，达到开放、共荣的双赢局面。
限于人力资本没有达到相应高度，上海还无法做到类似以色列那样依靠创新思想来吸引国外资本进行风险投资。需注意的是，以色列的高科技项目多数是属于从0到1的原创性创新，主要原因是以色列缺少规模巨大的市场应用场景（需求端），也缺少分工细致丰富的上下游产业链（生产端），但是，上海如果发展高科技项目，则更有可能是从1到N的市场推广型技术创新，因为长三角地区的上下游产业链分工程度高，且中国需求端的市场规模也足够大。从这一意义上讲，上海发展高科技项目的难度远低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市。
2、政策建议
第一，设立“全球科技人才特区”。一个城市的科技竞争力取决于其在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就如特拉维夫市创造了全球诸多的、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对上海创建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而言，吸引全球科技人才不仅迫在眉睫，且需要提高到另一个高度。也就是说，应借鉴当年深圳建设经济特区经验，以闯寻对外开放路子的气魄来试验、寻求“全球人才回归、集聚的特区之路”，这一新特区建设需要国家放权，大胆地试，只要对上海科技创新的全球地位提升有帮助、有贡献，便是成功的。
第二，科技人才特区应保留国外的生活方式与信仰自由。在新特区内，国外人才在本地可以有国外相差不大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配套设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且文化更加多元。教育、医疗等设施完全参照国外发达国家水平。
第三，争取上海进行华裔卡的试点、降低外国科技人才的中国绿卡申请门槛。针对大量在国外生活或居留的海外科技人才，北京已经在试行华裔卡，只要证明你是海外华人的后代（类似犹太回归民），就可以在国内申请华裔卡，享受与中国居民相同的公共产品服务。同时，中国绿卡申请的门槛较高，非顶级专家或没有做出重大贡献者，一般不予以受理。到目前为止，全国仅发放8000张左右的中国绿卡。这对于吸纳全球科技人才极为不利，更不利于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
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拥有世界第二、仅次于硅谷的创业生态系统。全世界都在使用的USB驱动器、观察病人身体内部位的摄像机、GPS导航技术、治疗帕金森与多发性硬化症的药物、帮助瘫痪在床病人的机械腿等技术，无不起源于以色列。
以色列的资源禀赋是人的创新思想（即企业家层出不穷）。他们既缺资本，也缺本国规模化的商业应用场景（需求端）与供应链优势（生产端）。这迫使以色列的高科技公司经营策略是：要么将技术应用场景放到全球市场，寻求大的市场规模进行项目落地，如合资建设江苏常州市“中以产业园”，在上海建设“中以（上海）创新园”；要么将高科技项目孵化做大后卖给跨国科技巨头公司，例如，2018年全球有26个国家参与了以色列高科技项目的孵化投资，共计282个项目，投资总额为39亿美元，占以色列高新科技投资总额的70%。其中，美国投资137个项目，投资金额为20.48亿美元；中国投资21个项目，投资金额为2.66亿美元。
以色列科技创新能力的初始来源
1、以往对以色列科创能力的认识
为什么以色列拥有这么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从以往的新闻报道或学术研究中通常归纳为：
第一、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常年在4.5%以上，位居世界第一；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0%以上。以色列34%的国民受过大学教育、12%的国民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约40%的工业从业人员从事研发工作，特别是在科技研发领域，每万人中工程师、科学家拥有量达到140人，居全球之首（美国与日本这一数据分别是80名与75名）。这是以色列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
第二、政府扶持高科技初创项目。1991 年以色列实施“国家科技孵化器计划”，在全国建立了 24 个科技孵化器。孵化器对通过筛选的每个科技项目资助30万美元；政府不从中获利，孵化成功后，项目企业按其产品销售额的3%-5%比例逐年向政府还款，直到政府资助款还清为止。同时，以色列政府主导孵化器发展，但不干预孵化器具体运作，而是遵循市场规律，保障孵化器良好运营。
第三、科技研发人员的激励得当充足。作为大学知识产权资产经营的主要平台，以色列高校成立技术成果转化机构，专司创新成果与应用技术的商业化开发，代表高校全权负责与企业进行关于技术创新产业化的谈判，拥有完全的自主权。技术成果转化机构注重对各相关主体的激励，既给予发明人相对较高的奖励比例，又保证院系、大学和转移机构能获得一定收入，对研发人员予以充足的激励保障。一般来讲，以色列技术成果转化机构采用“442”的分配模式，即科技成果转化后，收益的40%用于奖励科学家和团队，40%用于大学科研机构发展，20%用于技术转移公司的运营。
我们认为，上述见解仅仅是看到了以色列科技创新活力的表现，没有挖掘到其内在、初始的创新活力源头。
以色列为什么会在1991年实施科技孵化器计划和创建科技成果转化机构？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资金比例投入研发？为什么以色列的科技研发方向定格于电子通信与医疗方向？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看清究竟什么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源头与外生力量，也有助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廊清前进的方向。
2、天赐良才来自前苏联
众所周知，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世界上唯一一个移民数量多于本地居民的国家。建国之初，以色列人口数量仅为80.8万人，到1990年代初，已达到600万，到2019年8月，达到900万。在以色列的移民结构中，俄裔犹太移民份额最大，在1990年代末总数达到120多万，约占以色列移民总数的1/5，以色列总人口数的16%，以色列选民的15%。众多史料证明，大规模俄裔犹太移民活动发生在1989年到21世纪初，1986年、1987年移居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分别为202人、2096人，而到1990年为18.52万人，1991年也在15万人左右，移民运动直至21世纪初才告一段落，数量达到100万人左右。整个1990年代，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占当年以色列全部移民的80%-90%，因为苏联政府（即之后的俄罗斯政府）于1989年开放边境，允许境内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1980年代中晚期，苏联犹太人数量虽然仅占苏联总人口的2%，但是，犹太工程师与犹太医生数量分别占苏联工程师队伍与医生队伍的20%与30%。据资料显示，1990年代移民至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中，多数在苏联就处于中产阶级，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过硬的专业背景。他们中70%以上具有高中文化，40%以上受过本科及以上的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5年；且70%的年龄不超过50岁，俄裔犹太移民使1990-1996年期间以色列劳动力人口增加近1/3。
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统计，1985-2006年期间，前苏联给以色列带去了1.5万名科学家、10万名工程师；在这批科学家中，物理学家、程序设计师、数学家占52%，生物技术学家占27%，化学家占12%。而在大量俄裔犹太人到来之前，以色列的科学家与研究人员仅为8000名左右。因此，俄裔犹太移民的到来，使得以色列劳动力中近四分之一为科技人员和专业人员，远高于美国16%与日本11%的水平。
3、以色列对俄裔犹太科技移民的吸收与扶持
对于这一期间的俄裔犹太移民，以色列工贸部投资推展中心原主任利弗那特曾评价说：虽然俄裔犹太移民不懂管理、行销与业务，但是非常懂科技。对于刚刚从濒临崩溃边缘脱离出来的以色列经济来说，难于为大量讲俄语的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教师等专业人才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一状况促使以色列出台一系列方案，帮助这一部分移民在劳动力市场就业，如半年的生活津贴、短期免费住房、语言培训、市场知识灌输、移民工资的大头由政府承担、医疗与养老保险等。同时，也提供与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相关的措施。
第一，早先成立的科学吸收中心（CAN）发挥着重要作用。该中心在1973年成立，旨在为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在就业市场上览得工作。事实上，该中心的主要工作对象是俄裔科学家与研究人员，已完成13275名俄裔犹太科学家找到工作。据1998年统计数据，在9800名找到工作的科学家或研究人员中，有8390名是在CAN的帮助下找到工作的，其中4040名科技工作者在私企工作，2250名在大学工作。
第二，1991年制定并实施高科技孵化器计划。这一计划旨在科研项目创业的初始阶段进行资金扶持、协助公司进行科学规划与研发产品。首期28个项目涉及1100多名研究人员，其中80%是移民，当然，以色列政府规定每个研究项目的研究人员至少50%以上是移民。通过这一计划，逐步解决了科技移民的就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该计划激发了移民对高新技术的研发热情，也极大地推动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前进步伐。由于俄裔移民中多数是物理学、程序员、生物技术与医生等，因此孵化的项目也主要集中在电脑软件、光电技术、电子通信、生物制药与医疗器械等方向上。
以色列政府对科技领域的扶持政策，间接促成了1995-2001年间在高技术领域就业数量从10.84万人增长到19.75万人，高技术劳动力（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增长了25%，同期美国仅增长16%。
4、对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影响
以色列经济体制转轨工作于1985年9月起步（佩雷斯总理发布经济改革计划），在1985-1989年间经济仍处于转型期，并没有出现高速增长的局面。但是，自1990年代以来，俄裔犹太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使经济开始复苏并持续好转，1990-1994年经济增长率达到6.1%。从行业发展来看，1987-1995年期间，约有5000多名俄裔科技移民从事电子行业，推动了以色列软件产业的迅速发展，其工业产值在这8年间增长了3倍。1990年代，高科技产品出口成为以色列经济增长新引擎，。1995年，高科技产业产值已占工业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高科技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三分之一以上，告别以出口钻石与农产品为主的局面。西方比较公认的结论是，以色列每吸收10万高素质俄裔犹太移民，能推动GDP增长6%。目前，高科技技术与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70%以上，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国防技术等。
所有上述成就取得的最初源头，是19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大量高素质科技人才的涌入，没有俄裔犹太移民，则没有现在的以色列高科技产业。
对上海的启示：建立科技人才特区，以更开放视野吸纳海外优秀人才
1、启示意义
第一，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需要一个外生的、大量的人力资本涌入。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在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以犹太移民为主的以色列人口构成中，俄裔犹太移民数量最多，素质最高，这一部分天赐良才成为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所需的、具一定人力资本门槛值和最初主要推动力，这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前提条件。对上海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全球科创中心而言，人力资本数量还没有积累到科创生态系统竞争力发生质变的高度。
第二，强大的、市场化的内部激励机制是高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俄裔犹太移民大规模涌入后，以色列政府创造条件、有意识地将这部分科技移民引导到电子通信、医疗等行业的孵化器方向工作，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这一部分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政府制定强大的激励机制，将大部分收益留给研发人员，将风险留给自己。这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必要条件。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而言，同样的必要条件也是必须的，让收益留在高科技产品的创业者，将风险留给政府自己，不与民争利。
第三，将本国创新思想与外部资本的完美结合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全部秘密。在俄裔科学家、工程师大量涌入的基础上，以色列政府高度重视研发投入，并持续鼓励吸纳全球犹太人回归，使高科技人才与创新思想成为以色列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以色列政府不断吸引外国资本投资、孵化本国高科技项目，达到开放、共荣的双赢局面。
限于人力资本没有达到相应高度，上海还无法做到类似以色列那样依靠创新思想来吸引国外资本进行风险投资。需注意的是，以色列的高科技项目多数是属于从0到1的原创性创新，主要原因是以色列缺少规模巨大的市场应用场景（需求端），也缺少分工细致丰富的上下游产业链（生产端），但是，上海如果发展高科技项目，则更有可能是从1到N的市场推广型技术创新，因为长三角地区的上下游产业链分工程度高，且中国需求端的市场规模也足够大。从这一意义上讲，上海发展高科技项目的难度远低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市。
2、政策建议
第一，设立“全球科技人才特区”。一个城市的科技竞争力取决于其在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就如特拉维夫市创造了全球诸多的、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对上海创建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而言，吸引全球科技人才不仅迫在眉睫，且需要提高到另一个高度。也就是说，应借鉴当年深圳建设经济特区经验，以闯寻对外开放路子的气魄来试验、寻求“全球人才回归、集聚的特区之路”，这一新特区建设需要国家放权，大胆地试，只要对上海科技创新的全球地位提升有帮助、有贡献，便是成功的。
第二，科技人才特区应保留国外的生活方式与信仰自由。在新特区内，国外人才在本地可以有国外相差不大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配套设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且文化更加多元。教育、医疗等设施完全参照国外发达国家水平。
第三，争取上海进行华裔卡的试点、降低外国科技人才的中国绿卡申请门槛。针对大量在国外生活或居留的海外科技人才，北京已经在试行华裔卡，只要证明你是海外华人的后代（类似犹太回归民），就可以在国内申请华裔卡，享受与中国居民相同的公共产品服务。同时，中国绿卡申请的门槛较高，非顶级专家或没有做出重大贡献者，一般不予以受理。到目前为止，全国仅发放8000张左右的中国绿卡。这对于吸纳全球科技人才极为不利，更不利于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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