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兔床日记》，吴骞著，张昊苏、杨洪升整理
凤凰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乃王勉老师所赠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二辑之一，整理者之一杨洪升先生还曾著有《缪荃孙研究》，写得极为严谨详实，我从中读到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这本《吴兔床日记》虽然仅是他合作整理的一部藏书家日记，而日记整理并无发挥余地，却能看出整理者国学知识的涵盖面。
吴骞是藏书大家，他听闻到黄丕烈有个新堂号叫“百宋一廛”，为了能与之匹敌，他也取了个新堂号叫“千元十驾”。因为这段掌故，我一直以为他与黄丕烈十分稔熟，然而翻阅这本日记，却仅读到一则他到百宋一廛观书之事，他的确对黄丕烈所藏之本赞誉有加，看来他没有藏家相轻的毛病。
本书整理的吴骞日记始记乾隆四十五年，终至嘉庆十七年，后面附有《可怀录》和《可怀续录》，分别记录的是乾隆三十九年和嘉庆五年之事。但吴骞的日记并非每天都写，有时中间会隔几天，有时也会记录下一些他写的诗作，日记有长有短，有时一日记千字，有时一日仅写一“晴”或“阴”字，但总体上来说，他的日记很少记天气。
吴骞在乾隆四十八年的日记中，谈到了翁方纲购得《施顾注苏诗》之事：“翁覃溪洗马得宋刻《施注苏诗》全本，曾云尝一见。覃溪最宝惜之，不与人手触，略一翻便亲捧入内。”吴骞称翁方纲所得乃是全本，看来这是误记，吴骞也说他没有见到原书，因为翁方纲对该书太过宝惜，轻易不示人，即便拿给好友欣赏，也不愿意让人手触，只要来者略一翻阅，翁方纲立即把书捧入内室。读到这段话，翁方纲的形象跃然纸上，难怪他得到该书后，能够坚持几十年的祭书活动，这才是真正的书痴，真正的行为艺术。
吴骞在日记中谈到了许多与其他藏书家的交往，翻阅此日记，能够感受到与他交往最密切者是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两人经常同乘一船出外访书访友，所见之人均为后世如雷贯耳的大学者、大藏家。比如他多次跟鲍廷博去到卢文弨的抱经堂看书，还会独自乘船前去看望钱大昕，遇到喜爱之物，他们也相互代买甚至赠送。鲍廷博在乾隆五十一年见到有人出售郑旼所绘《拜经图》，马上想到吴骞的堂号叫拜经楼，于是特意买下赠送给吴。吴骞在乾隆五十五年7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入城过著书斋，松霭旧藏黄石斋二迹，时方刊其所辑《杜诗双声叠韵谱》，拟售二迹，以佐剞劂。而绿饮适欲求石斋书画，予因代以二十四金购之。
吴骞在周春的书斋里看到了两件黄道周墨迹，当时周春正筹资刊刻一部书稿，所以想出售墨迹以作刊刻之资，吴骞想起鲍廷博一直想买石斋墨迹，于是他花了24金将其购下，可见他们是相互记着对方的需求，一旦有机会时，就会帮助对方完成心愿，这样的书友关系，真令人欣羡。
吴骞还会记下一些奇异的故事，比如“民家豕产一象，献之官，至长桥而死。”猪怎么能生象呢，两者体积相差太大了，也许某家的猪产下了畸形儿，有着长长的鼻子，被人误以为象。乾隆五十九年5月10日，吴骞又记下所见之事：
至镇海庙观青蛙。蛙大于常蛙可七八倍，色青翠如瓜，肤皆有金丝二条。庙濒海，素未尝产蛙。十一日晨，庙僧启户，忽见蛙在佛座中，遂以柈承之。蛙终日凝坐，了不跳掷，俗称“青蛙将军”。
我曾去参观过镇海庙，在那里没有见到过吴骞所说的大青蛙，按其形容，这种青蛙比牛蛙还要大，按说这种外来物种在乾隆时期不太可能传入中国，我所见过的牛蛙皮肤上也没有两条金丝线。但吴骞说这种青蛙竟然能像老僧坐禅凝坐不动，也真是神奇。此蛙乃是吴骞亲眼所见，想来必有其事，但青蛙坐禅，却是吴骞听人表述的，不见得为真。
吴骞在日记中还会记录一些鬼故事，比如他写到陈洛兰与石门一友共同住在贡院前，某天晚上他们听见邻号有一举子深夜跟一妇人谈话，他觉得这必是冤鬼，吓得不敢出门。等天亮了，此人邀请同号一起去看这位举子，没想到这人却神态自若的在那里答卷，众人告其夜晚听到的声音，此人坦然地说，他以前喜欢上了邻家一婢女，此女颇有姿色，他原想买来做妾，但不知何故未果，此女竟然自缢而亡，昨夜此女之魂特意来看该举子，又在天明前离开了。
鬼是否存在，我不知道。越上了年纪越不敢轻易否定某些未知之事。有意思的是，吴骞在嘉庆元年就开始营造自己的生圹，他把这个过程记录得十分详细，比如椁底如何铺装等等，他还讲到了营造生圹用的三合土。三合土这个词，我在古书中时常得见，但吴骞却在日记中记录了三合土的原料及配比：“凡细石灰三箕，和净山黄泥三箕，乌樟汁二拗斗半。”乌樟汁为何物，我不清楚，吴骞在小注中又说：“亦有加太湖沙者。”既然加沙，颇像混凝土搅拌，读到这则信息，让我对此有了新的了解。而他在日记中还谈到：
唐寅葬横塘王家村，见祝枝山所撰墓志。桃花坞乃其别业，宋牧仲以为墓，且为建祠，误也。
我曾往苏州去探访唐寅墓，地址就在桃花坞，读到这则信息方让我了解到，原来桃花坞乃是唐寅的别墅所在地，而别墅后面的唐寅墓乃是宋荦建造的，看来那个墓连衣冠冢都不算，里面究竟埋着何物，吴骞没说，但这则信息却看出了他的认真。而更为认真者，是他对河图洛书究竟为何事的记载：
世之言河图洛书者，谓马有旋毛似图，龟文甲坼似书，惟元俞石涧以为《书·顾命》“天球、河图在东序”。河图与天球并列，则河图亦玉也，玉之有文者尔。昆仑产玉，河源出昆仑 ，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书盖石而白有文者。
河出图，洛出书，乃是两千多年来人们认定的文明事件，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它们是指乌龟身上的花纹，以及龙马负图的故事，但吴骞引用前人的所言，来证河图洛书其实是一种玉。虽然吴骞也称“其说颇异”，却提示读者有些传统的认定其实还有另外的说法，至于这些说法是否正确，那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凤凰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乃王勉老师所赠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二辑之一，整理者之一杨洪升先生还曾著有《缪荃孙研究》，写得极为严谨详实，我从中读到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这本《吴兔床日记》虽然仅是他合作整理的一部藏书家日记，而日记整理并无发挥余地，却能看出整理者国学知识的涵盖面。
吴骞是藏书大家，他听闻到黄丕烈有个新堂号叫“百宋一廛”，为了能与之匹敌，他也取了个新堂号叫“千元十驾”。因为这段掌故，我一直以为他与黄丕烈十分稔熟，然而翻阅这本日记，却仅读到一则他到百宋一廛观书之事，他的确对黄丕烈所藏之本赞誉有加，看来他没有藏家相轻的毛病。
本书整理的吴骞日记始记乾隆四十五年，终至嘉庆十七年，后面附有《可怀录》和《可怀续录》，分别记录的是乾隆三十九年和嘉庆五年之事。但吴骞的日记并非每天都写，有时中间会隔几天，有时也会记录下一些他写的诗作，日记有长有短，有时一日记千字，有时一日仅写一“晴”或“阴”字，但总体上来说，他的日记很少记天气。
吴骞在乾隆四十八年的日记中，谈到了翁方纲购得《施顾注苏诗》之事：“翁覃溪洗马得宋刻《施注苏诗》全本，曾云尝一见。覃溪最宝惜之，不与人手触，略一翻便亲捧入内。”吴骞称翁方纲所得乃是全本，看来这是误记，吴骞也说他没有见到原书，因为翁方纲对该书太过宝惜，轻易不示人，即便拿给好友欣赏，也不愿意让人手触，只要来者略一翻阅，翁方纲立即把书捧入内室。读到这段话，翁方纲的形象跃然纸上，难怪他得到该书后，能够坚持几十年的祭书活动，这才是真正的书痴，真正的行为艺术。
吴骞在日记中谈到了许多与其他藏书家的交往，翻阅此日记，能够感受到与他交往最密切者是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两人经常同乘一船出外访书访友，所见之人均为后世如雷贯耳的大学者、大藏家。比如他多次跟鲍廷博去到卢文弨的抱经堂看书，还会独自乘船前去看望钱大昕，遇到喜爱之物，他们也相互代买甚至赠送。鲍廷博在乾隆五十一年见到有人出售郑旼所绘《拜经图》，马上想到吴骞的堂号叫拜经楼，于是特意买下赠送给吴。吴骞在乾隆五十五年7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入城过著书斋，松霭旧藏黄石斋二迹，时方刊其所辑《杜诗双声叠韵谱》，拟售二迹，以佐剞劂。而绿饮适欲求石斋书画，予因代以二十四金购之。
吴骞在周春的书斋里看到了两件黄道周墨迹，当时周春正筹资刊刻一部书稿，所以想出售墨迹以作刊刻之资，吴骞想起鲍廷博一直想买石斋墨迹，于是他花了24金将其购下，可见他们是相互记着对方的需求，一旦有机会时，就会帮助对方完成心愿，这样的书友关系，真令人欣羡。
吴骞还会记下一些奇异的故事，比如“民家豕产一象，献之官，至长桥而死。”猪怎么能生象呢，两者体积相差太大了，也许某家的猪产下了畸形儿，有着长长的鼻子，被人误以为象。乾隆五十九年5月10日，吴骞又记下所见之事：
至镇海庙观青蛙。蛙大于常蛙可七八倍，色青翠如瓜，肤皆有金丝二条。庙濒海，素未尝产蛙。十一日晨，庙僧启户，忽见蛙在佛座中，遂以柈承之。蛙终日凝坐，了不跳掷，俗称“青蛙将军”。
我曾去参观过镇海庙，在那里没有见到过吴骞所说的大青蛙，按其形容，这种青蛙比牛蛙还要大，按说这种外来物种在乾隆时期不太可能传入中国，我所见过的牛蛙皮肤上也没有两条金丝线。但吴骞说这种青蛙竟然能像老僧坐禅凝坐不动，也真是神奇。此蛙乃是吴骞亲眼所见，想来必有其事，但青蛙坐禅，却是吴骞听人表述的，不见得为真。
吴骞在日记中还会记录一些鬼故事，比如他写到陈洛兰与石门一友共同住在贡院前，某天晚上他们听见邻号有一举子深夜跟一妇人谈话，他觉得这必是冤鬼，吓得不敢出门。等天亮了，此人邀请同号一起去看这位举子，没想到这人却神态自若的在那里答卷，众人告其夜晚听到的声音，此人坦然地说，他以前喜欢上了邻家一婢女，此女颇有姿色，他原想买来做妾，但不知何故未果，此女竟然自缢而亡，昨夜此女之魂特意来看该举子，又在天明前离开了。
鬼是否存在，我不知道。越上了年纪越不敢轻易否定某些未知之事。有意思的是，吴骞在嘉庆元年就开始营造自己的生圹，他把这个过程记录得十分详细，比如椁底如何铺装等等，他还讲到了营造生圹用的三合土。三合土这个词，我在古书中时常得见，但吴骞却在日记中记录了三合土的原料及配比：“凡细石灰三箕，和净山黄泥三箕，乌樟汁二拗斗半。”乌樟汁为何物，我不清楚，吴骞在小注中又说：“亦有加太湖沙者。”既然加沙，颇像混凝土搅拌，读到这则信息，让我对此有了新的了解。而他在日记中还谈到：
唐寅葬横塘王家村，见祝枝山所撰墓志。桃花坞乃其别业，宋牧仲以为墓，且为建祠，误也。
我曾往苏州去探访唐寅墓，地址就在桃花坞，读到这则信息方让我了解到，原来桃花坞乃是唐寅的别墅所在地，而别墅后面的唐寅墓乃是宋荦建造的，看来那个墓连衣冠冢都不算，里面究竟埋着何物，吴骞没说，但这则信息却看出了他的认真。而更为认真者，是他对河图洛书究竟为何事的记载：
世之言河图洛书者，谓马有旋毛似图，龟文甲坼似书，惟元俞石涧以为《书·顾命》“天球、河图在东序”。河图与天球并列，则河图亦玉也，玉之有文者尔。昆仑产玉，河源出昆仑 ，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书盖石而白有文者。
河出图，洛出书，乃是两千多年来人们认定的文明事件，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它们是指乌龟身上的花纹，以及龙马负图的故事，但吴骞引用前人的所言，来证河图洛书其实是一种玉。虽然吴骞也称“其说颇异”，却提示读者有些传统的认定其实还有另外的说法，至于这些说法是否正确，那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北京作为世界名城，历史文化遗产众多，王府便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之一。由于清朝吸取前朝异地封藩的教训，清代王府基本都被设置于内城。不同等级的王府按照政府颁布的建筑规制建造，各具特色。王府的保存状况并不乐观，曾经是第二座怡亲王府的孚王府是北京现存少数较为完整的王府之一，最初以亲王府的建筑规制建造，是清代亲王府建筑的典型代表之一，具有较高研究价值。但关于该王府的专题研究尚欠缺，本文拟对该王府进行历史沿革、规制与现状对比方面的系统研究，分析出其价值所在，以利于强化对王府建筑的认识、保护与利用。
2 历史沿革：历经两门王爷，现为办公居住
该府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37号，处于东四三条至八条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王府东临朝阳门内北小街，西临朝内头条胡同，南临朝阳门内大街，北墙外是东四三条胡同。
第二座怡亲王府在经历了五代怡亲王的世袭罔替传承后，改为世袭递降的孚郡王府，又经历了四任府主更替，其中有5位怡亲王、1位孚郡王、2位贝勒和1位贝子。第二座怡亲王府的第一任府主是第二代怡亲王弘晓，为第一代怡亲王允祥第七子，而允详是圣祖康熙帝的第十三子。弘晓之后，其第二子永琅袭怡亲王爵位。永琅之后，本应由其第二子绵标袭爵，但绵标去世早，于是由绵标的长子奕勋承袭。其后，奕勋的长子载坊、次子载垣均承袭怡亲王爵位。1861年，载垣被革爵并赐自尽，府第、敕书被收回。同治三年（1864年），此处府邸被改赐宣宗道光帝第九子孚郡王奕譓，成为了世袭递降的郡王府。奕譓于1872年被赏加亲王衔，仅享受亲王待遇，因其排行第九，该府又称“九爷府”[1]。孚郡王奕譓没有子嗣，过继辅国将军奕栋第六子载沛为嗣，袭贝勒。后载沛病故，将康熙帝的重孙奕曕之子载澍过继为嗣,续袭贝勒。载澍后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被革去贝勒。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惇亲王府贝勒载瀛的长子溥伒被过继给奕譓为孙，封贝子。《顺天府志》记载：“澍贝勒府在北小街。案：怡府今废。贝勒为宣宗孙，孚敬郡王讳奕譓三子。旧为诚贝勒允祁府。”所说的就是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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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孚王府各时期平面图
该王府在明代《北京地图》中尚不存在，而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乾隆京城全图》中已经存在，且院落布局与现在大致相同。该王府创建于雍正八年（1730年）[2]，第一代怡亲王允祥去世后，其王府改为贤良寺。第二代怡亲王弘晓奉旨另建第二座怡亲王府，即孚王府的前身。在清宣统年间（1909-1911年）的《北京地图》中，该王府位置不变，但王府名称改为了伒贝子府，即为溥伒的府第。但该王府西侧一路小跨院仍属于载垣之子溥斌，他在庚子（1900年）之后还住在此地[3]。1927年，溥伒把该府卖给了奉军参谋长杨宇霆。1930年，当时国立北平大学文理学院租借孚王府址来办学，改称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4]。日伪时期，这里是日本人的“偕行社”[5]。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励志社”北平总部曾在此。解放后，1956年科学出版社迁此，后来迁走。孚王府最西侧一路，于1999年被建成朝内大街201号院三层住宅区，为社科院宿舍。东侧三路院落中的中路现由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北京公司、世图音像电子出版社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等多家单位使用，两侧的两路院落主要为居住功能。1979年，该王府被公布为北京市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表1 第二座怡亲王府主路建筑规制对比分析表(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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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格局价值：三主一辅四路，规制演变代表
从《乾隆京城全图》中看，第二座怡亲王府坐北朝南，平面建筑布局规整，为清代亲王府典型的布局模式，由四路建筑组成。中路由五进院落构成。大门五开间，歇山屋顶。门前有第一进院狮子院，院内东西各设三开间阿斯门一座。院南有倒座房一排，正中有殿房七间。第二进院有七开间正殿一座，歇山顶，带前墀（月台），其前有高出地面的丹陛桥。东西各有顺山房八开间。东西配殿各七开间，配殿南侧各有耳房一间。第三进院有前墀联系正殿与北侧的五开间后殿，东西各有配房五开间。第四进院内北侧为后寝殿，后寝殿七开间，歇山顶，带抱厦五开间。后寝殿东西各有配房三开间。院内有东西配殿各五开间，南侧各有耳房一间。第五进院有后罩房一座，七开间。东西各有随房转角房一座，每座七开间。
清代北京王府规制主要规定中路院落的建筑要求，经历一个逐渐细化定型的过程，从顺治九年和光绪年间的两个主要时间节点的王府规制可见其主要变化。本文将历史地图、主要时间点规制和王府现状中的孚王府的中路建筑列表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孚王府基本符合亲王府规制，但主要建筑在规制、历史图和现状中存在三个方面的差异。第一，中路第一进院的配楼高度和开间都达不到规制要求。规制中都是两层配楼九开间，但历史地图中的孚王府仅仅是一层配殿七开间，而现状则是二层配楼七开间，可见乾隆京城全图之后这两座配殿进行过改建增高。第二，孚王府的后寝殿展示了后寝殿规制的变化过渡过程，顺治九年的规制规定后寝殿为两重五开间，光绪年间的规制则规定后寝殿为一重七开间，而孚王府的后寝殿则是七开间，但却在殿前加了五开间抱厦。因此可见，在后寝殿经历了两重变一重的合并与开间五进七变大的过程中，孚王府是过渡性的代表。第三，历史地图中的后罩房七开间，不满足规制的要求，但现在已改为两层的后罩楼，具体改建年代不详。
因此，孚王府在最早按照亲王府建造时，在翼楼、后罩楼层高方面都低于规制，但后期都改建为二层，达到规制高度要求。但翼楼的开间没有增加。顺治与光绪年间的亲王府规制中，后寝殿从两重向一重、五开间向七开间进行了演变，孚王府是这一过渡的典型代表。
4 现存状况：仅存三路布局，认清文物建筑
目前孚王府还剩三路院落。中路最南端为五间倒座房，日伪时期中间三间改为街门，现仍为主要出入口，硬山屋顶，筒瓦屋面。红漆板门两扇，内外铺设礓礤坡道。街门内为第一进院狮子院，因院内府门前有一对石狮。院内东西各设“阿斯门”，即满语“旁门”。保存状况较差。狮子院北是府门，面阔五间，进深七檩，歇山顶，绿琉璃瓦屋面，屋顶垂脊上的吻兽数目为5个，檐下为重昂五踩斗拱，额枋上绘有旋子彩画，室内天花上有升降龙天花彩画，朱漆门扇上门钉九纵七横。府门内是第二进院落，王府正殿银安殿前有方砖铺砌的前墀，南有丹陛桥。银安殿面阔七间，有前后廊，歇山顶，绿色琉璃瓦屋面，檐下为单翘重昂七踩斗拱，额枋上绘有旋子彩画，是整座王府中最宏伟、地位最高的建筑。院落两侧各有一座二层翼楼，面阔七间，硬山顶，筒瓦屋面。银安殿后为第三进院，是一个横向狭长的过渡性院落。之后是五开间的后殿，进深七檩，歇山顶，绿琉璃瓦屋面。后殿后为第四进院落，内有后寝殿又称神殿，面阔七间，进深九檩，歇山顶，绿琉璃瓦屋面。殿前建有前墀，后寝殿的东西两侧各建有三间朵殿。东西配殿面阔五间，硬山顶，绿琉璃瓦屋面。后寝殿北侧为中路最后一进院，内有一座二层后罩楼，面阔七间，硬山顶，筒瓦屋面，额枋绘有旋子彩画。中路建筑主要作为办公、会客、仪式和起居场所，基本保留原有格局，建筑整体保存状况较好。
西路原本为王府眷属居住区，南部已经被改建，北部大部分尚存。原有正门三间，东西各带倒座房七间，现大门和西边的倒座房已不存，只有东边的七间倒座房尚存，还残留了一处城砖糙砌的内院墙。门北的垂花门和游廊已被拆毁。西北的四进院落基本保持完整；这四进院落原来均有游廊贯穿相连，尺度小，布局紧凑，院落形态也各不相同，变化丰富。东路原为府库、厨厩、执事住所以及休闲空间。如今临建情况较为严重，原有格局已被破坏，中部剩一座三开间带围廊的轩馆，为园林留下的游憩建筑。另还残留一处内院墙。该路北面有两进院落保存较完整，有倒座房五间，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院中有游廊环绕。
2 历史沿革：历经两门王爷，现为办公居住
该府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37号，处于东四三条至八条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王府东临朝阳门内北小街，西临朝内头条胡同，南临朝阳门内大街，北墙外是东四三条胡同。
第二座怡亲王府在经历了五代怡亲王的世袭罔替传承后，改为世袭递降的孚郡王府，又经历了四任府主更替，其中有5位怡亲王、1位孚郡王、2位贝勒和1位贝子。第二座怡亲王府的第一任府主是第二代怡亲王弘晓，为第一代怡亲王允祥第七子，而允详是圣祖康熙帝的第十三子。弘晓之后，其第二子永琅袭怡亲王爵位。永琅之后，本应由其第二子绵标袭爵，但绵标去世早，于是由绵标的长子奕勋承袭。其后，奕勋的长子载坊、次子载垣均承袭怡亲王爵位。1861年，载垣被革爵并赐自尽，府第、敕书被收回。同治三年（1864年），此处府邸被改赐宣宗道光帝第九子孚郡王奕譓，成为了世袭递降的郡王府。奕譓于1872年被赏加亲王衔，仅享受亲王待遇，因其排行第九，该府又称“九爷府”[1]。孚郡王奕譓没有子嗣，过继辅国将军奕栋第六子载沛为嗣，袭贝勒。后载沛病故，将康熙帝的重孙奕曕之子载澍过继为嗣,续袭贝勒。载澍后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被革去贝勒。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惇亲王府贝勒载瀛的长子溥伒被过继给奕譓为孙，封贝子。《顺天府志》记载：“澍贝勒府在北小街。案：怡府今废。贝勒为宣宗孙，孚敬郡王讳奕譓三子。旧为诚贝勒允祁府。”所说的就是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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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孚王府各时期平面图
该王府在明代《北京地图》中尚不存在，而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乾隆京城全图》中已经存在，且院落布局与现在大致相同。该王府创建于雍正八年（1730年）[2]，第一代怡亲王允祥去世后，其王府改为贤良寺。第二代怡亲王弘晓奉旨另建第二座怡亲王府，即孚王府的前身。在清宣统年间（1909-1911年）的《北京地图》中，该王府位置不变，但王府名称改为了伒贝子府，即为溥伒的府第。但该王府西侧一路小跨院仍属于载垣之子溥斌，他在庚子（1900年）之后还住在此地[3]。1927年，溥伒把该府卖给了奉军参谋长杨宇霆。1930年，当时国立北平大学文理学院租借孚王府址来办学，改称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4]。日伪时期，这里是日本人的“偕行社”[5]。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励志社”北平总部曾在此。解放后，1956年科学出版社迁此，后来迁走。孚王府最西侧一路，于1999年被建成朝内大街201号院三层住宅区，为社科院宿舍。东侧三路院落中的中路现由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北京公司、世图音像电子出版社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等多家单位使用，两侧的两路院落主要为居住功能。1979年，该王府被公布为北京市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表1 第二座怡亲王府主路建筑规制对比分析表(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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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格局价值：三主一辅四路，规制演变代表
从《乾隆京城全图》中看，第二座怡亲王府坐北朝南，平面建筑布局规整，为清代亲王府典型的布局模式，由四路建筑组成。中路由五进院落构成。大门五开间，歇山屋顶。门前有第一进院狮子院，院内东西各设三开间阿斯门一座。院南有倒座房一排，正中有殿房七间。第二进院有七开间正殿一座，歇山顶，带前墀（月台），其前有高出地面的丹陛桥。东西各有顺山房八开间。东西配殿各七开间，配殿南侧各有耳房一间。第三进院有前墀联系正殿与北侧的五开间后殿，东西各有配房五开间。第四进院内北侧为后寝殿，后寝殿七开间，歇山顶，带抱厦五开间。后寝殿东西各有配房三开间。院内有东西配殿各五开间，南侧各有耳房一间。第五进院有后罩房一座，七开间。东西各有随房转角房一座，每座七开间。
清代北京王府规制主要规定中路院落的建筑要求，经历一个逐渐细化定型的过程，从顺治九年和光绪年间的两个主要时间节点的王府规制可见其主要变化。本文将历史地图、主要时间点规制和王府现状中的孚王府的中路建筑列表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孚王府基本符合亲王府规制，但主要建筑在规制、历史图和现状中存在三个方面的差异。第一，中路第一进院的配楼高度和开间都达不到规制要求。规制中都是两层配楼九开间，但历史地图中的孚王府仅仅是一层配殿七开间，而现状则是二层配楼七开间，可见乾隆京城全图之后这两座配殿进行过改建增高。第二，孚王府的后寝殿展示了后寝殿规制的变化过渡过程，顺治九年的规制规定后寝殿为两重五开间，光绪年间的规制则规定后寝殿为一重七开间，而孚王府的后寝殿则是七开间，但却在殿前加了五开间抱厦。因此可见，在后寝殿经历了两重变一重的合并与开间五进七变大的过程中，孚王府是过渡性的代表。第三，历史地图中的后罩房七开间，不满足规制的要求，但现在已改为两层的后罩楼，具体改建年代不详。
因此，孚王府在最早按照亲王府建造时，在翼楼、后罩楼层高方面都低于规制，但后期都改建为二层，达到规制高度要求。但翼楼的开间没有增加。顺治与光绪年间的亲王府规制中，后寝殿从两重向一重、五开间向七开间进行了演变，孚王府是这一过渡的典型代表。
4 现存状况：仅存三路布局，认清文物建筑
目前孚王府还剩三路院落。中路最南端为五间倒座房，日伪时期中间三间改为街门，现仍为主要出入口，硬山屋顶，筒瓦屋面。红漆板门两扇，内外铺设礓礤坡道。街门内为第一进院狮子院，因院内府门前有一对石狮。院内东西各设“阿斯门”，即满语“旁门”。保存状况较差。狮子院北是府门，面阔五间，进深七檩，歇山顶，绿琉璃瓦屋面，屋顶垂脊上的吻兽数目为5个，檐下为重昂五踩斗拱，额枋上绘有旋子彩画，室内天花上有升降龙天花彩画，朱漆门扇上门钉九纵七横。府门内是第二进院落，王府正殿银安殿前有方砖铺砌的前墀，南有丹陛桥。银安殿面阔七间，有前后廊，歇山顶，绿色琉璃瓦屋面，檐下为单翘重昂七踩斗拱，额枋上绘有旋子彩画，是整座王府中最宏伟、地位最高的建筑。院落两侧各有一座二层翼楼，面阔七间，硬山顶，筒瓦屋面。银安殿后为第三进院，是一个横向狭长的过渡性院落。之后是五开间的后殿，进深七檩，歇山顶，绿琉璃瓦屋面。后殿后为第四进院落，内有后寝殿又称神殿，面阔七间，进深九檩，歇山顶，绿琉璃瓦屋面。殿前建有前墀，后寝殿的东西两侧各建有三间朵殿。东西配殿面阔五间，硬山顶，绿琉璃瓦屋面。后寝殿北侧为中路最后一进院，内有一座二层后罩楼，面阔七间，硬山顶，筒瓦屋面，额枋绘有旋子彩画。中路建筑主要作为办公、会客、仪式和起居场所，基本保留原有格局，建筑整体保存状况较好。
西路原本为王府眷属居住区，南部已经被改建，北部大部分尚存。原有正门三间，东西各带倒座房七间，现大门和西边的倒座房已不存，只有东边的七间倒座房尚存，还残留了一处城砖糙砌的内院墙。门北的垂花门和游廊已被拆毁。西北的四进院落基本保持完整；这四进院落原来均有游廊贯穿相连，尺度小，布局紧凑，院落形态也各不相同，变化丰富。东路原为府库、厨厩、执事住所以及休闲空间。如今临建情况较为严重，原有格局已被破坏，中部剩一座三开间带围廊的轩馆，为园林留下的游憩建筑。另还残留一处内院墙。该路北面有两进院落保存较完整，有倒座房五间，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院中有游廊环绕。
〖赠郑完德念佛序〗
藕益大师 著
尝读《十六观经》云：
“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是故众生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噫！此真念佛三昧之秘要也。盖但言作佛，不言是佛，则谓佛非固有，何异权乘？但言是佛，不言作佛，则谓佛非修证，何殊魔外？故《大佛顶经》，发明世出世法，知其本因，随所缘出。夫知其本因，则十界无不即心而是，谓佛界非心是乎？随所缘出，则十界无不由心而作，谓佛界非心作乎？予己巳，晤千里郑老居士，见所绘圣像，微细精妙，巧逾天工，恍悟心作心是之旨。长公完德，尤穷工极致，完德久参念佛是谁公案。予谓苟信“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二语，而更参谁字，可令人捧腹大笑。《大集经》偈云：“若人但念弥陀佛，是名无上深妙禅。至心想像见佛时，即是不生不灭法。”
大势至法王子云：“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永明禅师云：“一念相应一念佛，一日相应一日佛。”寿昌禅师云：“念佛心，即是佛。”夫何疑哉？夫何疑哉？
藕益大师 著
尝读《十六观经》云：
“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是故众生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噫！此真念佛三昧之秘要也。盖但言作佛，不言是佛，则谓佛非固有，何异权乘？但言是佛，不言作佛，则谓佛非修证，何殊魔外？故《大佛顶经》，发明世出世法，知其本因，随所缘出。夫知其本因，则十界无不即心而是，谓佛界非心是乎？随所缘出，则十界无不由心而作，谓佛界非心作乎？予己巳，晤千里郑老居士，见所绘圣像，微细精妙，巧逾天工，恍悟心作心是之旨。长公完德，尤穷工极致，完德久参念佛是谁公案。予谓苟信“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二语，而更参谁字，可令人捧腹大笑。《大集经》偈云：“若人但念弥陀佛，是名无上深妙禅。至心想像见佛时，即是不生不灭法。”
大势至法王子云：“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永明禅师云：“一念相应一念佛，一日相应一日佛。”寿昌禅师云：“念佛心，即是佛。”夫何疑哉？夫何疑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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