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你真的读懂了《西游记》吗？
刘一明《西游原旨歌》节选
二十年前读西游，翻来覆去无根由。
自从恩师传口诀，才知其中有丹头。
古今多少学仙客，谁把妙义细追求。
愿结知音登天汉，泄露天机再阐幽。
1、《西游记》作为我国四大名著，一般认为是吴承恩所作，然而道门中却有不同看法，在浩瀚的《西游记》注疏中，清代著名道士悟元子刘一明所作的《西游原旨》则是必须加以重视的以丹法阐述《西游记》的经典之作。
他认为《西游记》，说尽了世法道法、天时人事、学道修行，乃是古今丹经中第一部奇书。而《读法》一文则是悟元子对《西游原旨》纲领性的论述，是其书的观点综合和思想提炼，笔者在此将该文梳理，以飨各位爱道人士。
《西游》一书，乃是丘处机祖师将历圣口口相传、心心相印之大道公布于众之书。其言古人所不敢言者，道古人所不敢道者。
历来道门中最要紧的便是对于天机的泄露，所以此书在处，有天神护守。因此要读这部书必须净手焚香，保持敬诚之心，千万不能亵渎怠慢。
读者要明白《西游记》的言说方式与禅机颇有相同之处。即都要求人们去追寻言外之意。作者真正的用意或藏于俗语常言中，或托于山川人物中，或在一笑一戏里分邪正，或在一言一字上辨真假，可以说是千变万化，神出鬼没，非常难以揣测。
那么作为神仙之书，自然不同于世间的才子之书，才子之书讲的是俗世日常的道理，似真实假；而神仙之书所谈的是恢恢天道，似假实真。才子之书注重文辞华丽而义理浅薄；神仙之书却追求深意显得文辞平淡。
整部《西游记》，一案有一案之意，一回有一回之意，乃至一字一句都言不空发、字不虚下，读者须要行行着意，句句留心，一字不可轻放过去。
《西游记》表面是借助佛教题材叙事，实际是丹家贯通三教一家之理的体现，在佛教则以西天取经而证于《金刚经》《法华经》，在儒教则以唐僧师徒推演《河图》《洛书》《周易》之义，在道教则以九九归真发轫于《参同契》《悟真篇》。
因此，《西游》取真经，即是取《西游》这一真经，非在《西游》之外，另有一个真经可取。只不过是借如来传经的故事，传授《西游记》罢了。所以能明晓《西游》的真义，则自然领会了如来三藏真经。
然而《西游记》根本是一部丹书，此中所传的是转生杀、窃造化，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机密，既不是在肉体上下功夫的养生方术、也非是讲顽空寂灭的参禅念佛。
学者须要不着心猿意马、幻身肉囊，要先将那些御女闺丹、炉火烧炼等一切后天色相邪术统统扫除，当从无形无象处辨别出先天虚无之学的真实妙理来，才能功不唐捐。
唐僧与悟空的经历看似不同，实则相通，此书本为唐僧西天取经而名之，何以将悟空故事著之于前？殊不知悟空生身于东胜神洲，如唐僧生身于东土大唐；悟空学道于西牛贺洲，如唐僧取经于西天雷音；
悟空明大道而回花果山，如唐僧得真经而回大唐国；悟空出炉后而入于佛掌，如唐僧传经后而归于西天。事虽不同而道理相同，悟空与唐僧都有自己的西游。
2、《西游》由众多公案故事组成，每宗或一二回，或三四回，或五六回不等。但其主旨都在公案冠首明题说明，因此每回妙义，全在作为提纲的二句中。提纲最要紧的字眼，也就一两个字。
如首回提纲“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灵根”是上句字眼，“心性”是下句字眼。可见灵根、心性是两物，应用心性去修灵根，而不能理解为修心性即是修灵根！
如第二回“悟彻菩提真妙理，断魔归本合元神。”“悟彻”是上句字眼，“断魔”是下句字眼。表明修炼次序应当先悟后行，悟以通行，行以验悟，然后知行合一，最后归本合元神。
故而篇中虽有千言万语，总不外是围绕此提纲进行表达。同时也应当注意每宗公案，收束处皆有两句总结，同样是整个故事的中心，不能轻易放过。
《西游》所阐发的是三五合一、贞下起元的道理。唐三藏喻太极之体，三徒喻五行之气。三藏收三徒，即是太极而统五行；三徒归三藏，即是五行而成太极。
并且唐僧在贞观十三年登上取经路程，路上收服三个徒弟，十四年回到东土，此处是最要着眼的地方而书中的通关牒文，唐僧师徒，每过一国，必要先验过牒文，用过宝印，才肯放行。
这是取经第一件要紧大事，更是行道之人修炼之大关目，须要将这个实义追究出来。其实就是告诉修道者，在行之前往往要知，秉持知先行后的步骤，不可忙学瞎练。所以有各国宝印，上西而领，回东而交，始终郑重，须臾不离，大要慎思明辨，方能得真。
如果有心之人看《西游记》往往会发现许多情节有貌似错漏的地方，其实该书大有破绽处，正是大有修道的口诀处。惟有破绽，才能起后人怀疑的心理，所谓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不悟。所有疑问之处，正是体现真人意深的地方。
例如孙悟空曾经八卦炉煅炼，已成金刚不坏之躯，何以又被五行山压住？玄奘生于贞观十三年，经十八年报仇，已是贞观三十一年，何以取经时又是贞观十三年？在莲花洞时，悟空已将巴山虎、倚海龙打死，老妖已经识破，何以在盗葫芦时，又变倚海龙？
师徒四人每过一难，则必先编年记月，而后叙事，其所隐含的即是攒年至月、攒月至日、攒日至时的意思。这与取经回到东土，交还贞观十三年牒文，同一机关。
即是丹法火候中所谓“贞下起元”“一时辰内管丹成”。而在具体故事中，芭蕉洞，言火候次序；通天河，辨药物斤两；朱紫国，写招摄作用。
整部书讲丹法有合说，有分说。前七回就是合说，路数是自有为而入无为，由修命而至修性，丹法次序，火候工程，无不俱备。
而其后九十三回，由性以及命，自无为而归有为，或言正，如诸国土君王，是写正道，而女人国配夫妻，天竺国招驸马，即是证正中劈邪；或言邪，如诸山洞妖精，是傍门，而狮驼国降三妖，小西天收黄眉，隐雾山除豹子，即是劈邪归正；
或言性，或言命，或言性而兼命，或言命而兼性，或言火候之真，或拨火候之差，只是对不过某一方面进行着重分析，不出前七回总纲。
3、此书亦是讲“穷理尽性至命”之学。猴王西牛贺洲学道，是穷理；悟彻菩提妙理，是穷理；断魔归本，是尽性；取金箍棒，全身披挂，销生死簿，作齐天大圣，入八卦炉煅炼，是至命。
观音度三徒，访取经人，是穷理；唐僧过双叉岭，至两界山，是尽性；收三徒，过流沙河，是至命。以至群历异邦，千山万水，至凌云渡、无底船，无非都是穷理尽性至命之学。
所以才有某些情节看似最难解实则极易解，如三徒已到长生不老之地，何以悟空又被五行山压住，悟能又有错投胎，悟净又贬流沙河，必须皈依佛教，才能得正果？
盖三徒皈依佛教，是就三徒了命不了性者言；五行山、云栈洞、流沙河，是就唐僧了性未了命者言。一笔双写，示“修性者不可不修命，修命者不可不修性”之义。
该书尤其教人识得何为真何为假，故在展示真时，会先将假象破除。如欲写两界山悟空之真虎，而先以双叉岭之凡虎引之；欲写东海龙王之真龙，而先以双叉岭蛇虫引之；
欲写悟空、八戒之真阴真阳，而先以观音院之假阴假阳引之；欲写蛇盘山之龙马，而先以唐王之凡马引之；欲写沙僧之真土，而先以黄风妖之假土引之。提醒人们在修丹时往往执著与错误的概念而不自知。
悟空每到极难处，即求救于观音菩萨。其深意是性命之学，全在神明觉察之功。
而讲到唐僧师徒的地方，则每人都用两个名字，其实玄奘、悟空、悟能、悟净，是说道之体；三藏、行者、八戒、和尚，是说道之用。这样就体不离用，用不离体。
名字之外又有别号，如唐僧、行者、呆子、和尚，属于借用的方法，用来比喻世间的学道之人。
而三位徒弟各自都具有丑陋的相貌。丑相者，异相也。异相者，妙相也，也正是丹法中所将“说着丑，行着妙”，让修道之人了悟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深意。
又从变化上说，沙僧不变，八戒三十六变，行者七十二变。以丹法来说，行者为水中金，是他家之真阳，属命，主刚主动，为生物之祖气，统七十二候之要津，无物不包，无物不成，全体大用，一以贯之，所以变化万有，神妙不测。
八戒为火中木，是我家之真阴，属性，主柔主静，为幻身之把柄，只能变化后天气质，不能变化先天真宝，变化不全，所以七十二变之中，仅得三十六变也。至于沙僧，则为真土，镇位中宫，调和阴阳，所以不变。
4、三位徒弟的兵器也大有讲究。
八戒、沙僧都是随身携带。只有行者金箍棒，变成绣花针藏在耳内，用时才取出来。此何以故？作者之深意为钉钯、宝杖代表以道全形之事，一经师指点，就能自己成就。
而金箍棒，乃是历圣口口相传、附耳低言的秘旨，是以术延命之法，在虚无中成就，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所以藏在耳内。
悟空到处自称是人家的孙外公，四处提及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事迹。其实若从解字角度看，外公，即是内无也；五百年前，即是先天也。
可知先天之气自虚无中来，是他家不死之方，不是自身中的事物。
《西游》孙悟空成道以后，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大闹天宫，诸天神将，皆不能胜。何以保唐僧西天取经，每为妖精所困？读者须将此等处先辨分明，方能寻得出实义，若糊涂看去，终无会心处。
最后，悟元子刘一明评判历家注解，其数固然不可胜计，但其中佳解，百中无一。虽然推崇悟一子的《西游真诠》为此中最优，但未免也有所论不及的地方。
因此读者不可专看注解而略正文，更要在正文上看注解，应当先在正文上用功夫，翻来覆去，极力参悟，不到尝出滋味、实有会心的境地，觉不肯休歇。等到有所体会之时，再看他人的注解，扩充自己的识见，那么就能知道他人的注解之好坏与否，自己的心得是否正确。
如此坚持用功，日久必然深入其中。但是之后也不可自以为是，更当求师印证，才能有真知灼见。
以上是悟元子刘一明总结读《西游记》的关键方法，并将上述内容录于卷首，赠与有缘之人，愿读者留心。
刘一明《西游原旨歌》节选
二十年前读西游，翻来覆去无根由。
自从恩师传口诀，才知其中有丹头。
古今多少学仙客，谁把妙义细追求。
愿结知音登天汉，泄露天机再阐幽。
1、《西游记》作为我国四大名著，一般认为是吴承恩所作，然而道门中却有不同看法，在浩瀚的《西游记》注疏中，清代著名道士悟元子刘一明所作的《西游原旨》则是必须加以重视的以丹法阐述《西游记》的经典之作。
他认为《西游记》，说尽了世法道法、天时人事、学道修行，乃是古今丹经中第一部奇书。而《读法》一文则是悟元子对《西游原旨》纲领性的论述，是其书的观点综合和思想提炼，笔者在此将该文梳理，以飨各位爱道人士。
《西游》一书，乃是丘处机祖师将历圣口口相传、心心相印之大道公布于众之书。其言古人所不敢言者，道古人所不敢道者。
历来道门中最要紧的便是对于天机的泄露，所以此书在处，有天神护守。因此要读这部书必须净手焚香，保持敬诚之心，千万不能亵渎怠慢。
读者要明白《西游记》的言说方式与禅机颇有相同之处。即都要求人们去追寻言外之意。作者真正的用意或藏于俗语常言中，或托于山川人物中，或在一笑一戏里分邪正，或在一言一字上辨真假，可以说是千变万化，神出鬼没，非常难以揣测。
那么作为神仙之书，自然不同于世间的才子之书，才子之书讲的是俗世日常的道理，似真实假；而神仙之书所谈的是恢恢天道，似假实真。才子之书注重文辞华丽而义理浅薄；神仙之书却追求深意显得文辞平淡。
整部《西游记》，一案有一案之意，一回有一回之意，乃至一字一句都言不空发、字不虚下，读者须要行行着意，句句留心，一字不可轻放过去。
《西游记》表面是借助佛教题材叙事，实际是丹家贯通三教一家之理的体现，在佛教则以西天取经而证于《金刚经》《法华经》，在儒教则以唐僧师徒推演《河图》《洛书》《周易》之义，在道教则以九九归真发轫于《参同契》《悟真篇》。
因此，《西游》取真经，即是取《西游》这一真经，非在《西游》之外，另有一个真经可取。只不过是借如来传经的故事，传授《西游记》罢了。所以能明晓《西游》的真义，则自然领会了如来三藏真经。
然而《西游记》根本是一部丹书，此中所传的是转生杀、窃造化，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机密，既不是在肉体上下功夫的养生方术、也非是讲顽空寂灭的参禅念佛。
学者须要不着心猿意马、幻身肉囊，要先将那些御女闺丹、炉火烧炼等一切后天色相邪术统统扫除，当从无形无象处辨别出先天虚无之学的真实妙理来，才能功不唐捐。
唐僧与悟空的经历看似不同，实则相通，此书本为唐僧西天取经而名之，何以将悟空故事著之于前？殊不知悟空生身于东胜神洲，如唐僧生身于东土大唐；悟空学道于西牛贺洲，如唐僧取经于西天雷音；
悟空明大道而回花果山，如唐僧得真经而回大唐国；悟空出炉后而入于佛掌，如唐僧传经后而归于西天。事虽不同而道理相同，悟空与唐僧都有自己的西游。
2、《西游》由众多公案故事组成，每宗或一二回，或三四回，或五六回不等。但其主旨都在公案冠首明题说明，因此每回妙义，全在作为提纲的二句中。提纲最要紧的字眼，也就一两个字。
如首回提纲“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灵根”是上句字眼，“心性”是下句字眼。可见灵根、心性是两物，应用心性去修灵根，而不能理解为修心性即是修灵根！
如第二回“悟彻菩提真妙理，断魔归本合元神。”“悟彻”是上句字眼，“断魔”是下句字眼。表明修炼次序应当先悟后行，悟以通行，行以验悟，然后知行合一，最后归本合元神。
故而篇中虽有千言万语，总不外是围绕此提纲进行表达。同时也应当注意每宗公案，收束处皆有两句总结，同样是整个故事的中心，不能轻易放过。
《西游》所阐发的是三五合一、贞下起元的道理。唐三藏喻太极之体，三徒喻五行之气。三藏收三徒，即是太极而统五行；三徒归三藏，即是五行而成太极。
并且唐僧在贞观十三年登上取经路程，路上收服三个徒弟，十四年回到东土，此处是最要着眼的地方而书中的通关牒文，唐僧师徒，每过一国，必要先验过牒文，用过宝印，才肯放行。
这是取经第一件要紧大事，更是行道之人修炼之大关目，须要将这个实义追究出来。其实就是告诉修道者，在行之前往往要知，秉持知先行后的步骤，不可忙学瞎练。所以有各国宝印，上西而领，回东而交，始终郑重，须臾不离，大要慎思明辨，方能得真。
如果有心之人看《西游记》往往会发现许多情节有貌似错漏的地方，其实该书大有破绽处，正是大有修道的口诀处。惟有破绽，才能起后人怀疑的心理，所谓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不悟。所有疑问之处，正是体现真人意深的地方。
例如孙悟空曾经八卦炉煅炼，已成金刚不坏之躯，何以又被五行山压住？玄奘生于贞观十三年，经十八年报仇，已是贞观三十一年，何以取经时又是贞观十三年？在莲花洞时，悟空已将巴山虎、倚海龙打死，老妖已经识破，何以在盗葫芦时，又变倚海龙？
师徒四人每过一难，则必先编年记月，而后叙事，其所隐含的即是攒年至月、攒月至日、攒日至时的意思。这与取经回到东土，交还贞观十三年牒文，同一机关。
即是丹法火候中所谓“贞下起元”“一时辰内管丹成”。而在具体故事中，芭蕉洞，言火候次序；通天河，辨药物斤两；朱紫国，写招摄作用。
整部书讲丹法有合说，有分说。前七回就是合说，路数是自有为而入无为，由修命而至修性，丹法次序，火候工程，无不俱备。
而其后九十三回，由性以及命，自无为而归有为，或言正，如诸国土君王，是写正道，而女人国配夫妻，天竺国招驸马，即是证正中劈邪；或言邪，如诸山洞妖精，是傍门，而狮驼国降三妖，小西天收黄眉，隐雾山除豹子，即是劈邪归正；
或言性，或言命，或言性而兼命，或言命而兼性，或言火候之真，或拨火候之差，只是对不过某一方面进行着重分析，不出前七回总纲。
3、此书亦是讲“穷理尽性至命”之学。猴王西牛贺洲学道，是穷理；悟彻菩提妙理，是穷理；断魔归本，是尽性；取金箍棒，全身披挂，销生死簿，作齐天大圣，入八卦炉煅炼，是至命。
观音度三徒，访取经人，是穷理；唐僧过双叉岭，至两界山，是尽性；收三徒，过流沙河，是至命。以至群历异邦，千山万水，至凌云渡、无底船，无非都是穷理尽性至命之学。
所以才有某些情节看似最难解实则极易解，如三徒已到长生不老之地，何以悟空又被五行山压住，悟能又有错投胎，悟净又贬流沙河，必须皈依佛教，才能得正果？
盖三徒皈依佛教，是就三徒了命不了性者言；五行山、云栈洞、流沙河，是就唐僧了性未了命者言。一笔双写，示“修性者不可不修命，修命者不可不修性”之义。
该书尤其教人识得何为真何为假，故在展示真时，会先将假象破除。如欲写两界山悟空之真虎，而先以双叉岭之凡虎引之；欲写东海龙王之真龙，而先以双叉岭蛇虫引之；
欲写悟空、八戒之真阴真阳，而先以观音院之假阴假阳引之；欲写蛇盘山之龙马，而先以唐王之凡马引之；欲写沙僧之真土，而先以黄风妖之假土引之。提醒人们在修丹时往往执著与错误的概念而不自知。
悟空每到极难处，即求救于观音菩萨。其深意是性命之学，全在神明觉察之功。
而讲到唐僧师徒的地方，则每人都用两个名字，其实玄奘、悟空、悟能、悟净，是说道之体；三藏、行者、八戒、和尚，是说道之用。这样就体不离用，用不离体。
名字之外又有别号，如唐僧、行者、呆子、和尚，属于借用的方法，用来比喻世间的学道之人。
而三位徒弟各自都具有丑陋的相貌。丑相者，异相也。异相者，妙相也，也正是丹法中所将“说着丑，行着妙”，让修道之人了悟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深意。
又从变化上说，沙僧不变，八戒三十六变，行者七十二变。以丹法来说，行者为水中金，是他家之真阳，属命，主刚主动，为生物之祖气，统七十二候之要津，无物不包，无物不成，全体大用，一以贯之，所以变化万有，神妙不测。
八戒为火中木，是我家之真阴，属性，主柔主静，为幻身之把柄，只能变化后天气质，不能变化先天真宝，变化不全，所以七十二变之中，仅得三十六变也。至于沙僧，则为真土，镇位中宫，调和阴阳，所以不变。
4、三位徒弟的兵器也大有讲究。
八戒、沙僧都是随身携带。只有行者金箍棒，变成绣花针藏在耳内，用时才取出来。此何以故？作者之深意为钉钯、宝杖代表以道全形之事，一经师指点，就能自己成就。
而金箍棒，乃是历圣口口相传、附耳低言的秘旨，是以术延命之法，在虚无中成就，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所以藏在耳内。
悟空到处自称是人家的孙外公，四处提及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事迹。其实若从解字角度看，外公，即是内无也；五百年前，即是先天也。
可知先天之气自虚无中来，是他家不死之方，不是自身中的事物。
《西游》孙悟空成道以后，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大闹天宫，诸天神将，皆不能胜。何以保唐僧西天取经，每为妖精所困？读者须将此等处先辨分明，方能寻得出实义，若糊涂看去，终无会心处。
最后，悟元子刘一明评判历家注解，其数固然不可胜计，但其中佳解，百中无一。虽然推崇悟一子的《西游真诠》为此中最优，但未免也有所论不及的地方。
因此读者不可专看注解而略正文，更要在正文上看注解，应当先在正文上用功夫，翻来覆去，极力参悟，不到尝出滋味、实有会心的境地，觉不肯休歇。等到有所体会之时，再看他人的注解，扩充自己的识见，那么就能知道他人的注解之好坏与否，自己的心得是否正确。
如此坚持用功，日久必然深入其中。但是之后也不可自以为是，更当求师印证，才能有真知灼见。
以上是悟元子刘一明总结读《西游记》的关键方法，并将上述内容录于卷首，赠与有缘之人，愿读者留心。
【给曹丕“招黑”的两个传说】 因为“七步诗”上了热搜，曹植自然而然也被热搜了。前不久，《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封面故事《曹操·缔造魏国》，并以系列文章介绍曹操纵横捭阖的故事。这中间，都绕不开曹丕。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资治通鉴：性格强硬，越往上走，阻力越大！播报文章】
《资治通鉴》第34卷，汉纪二十六
汉哀帝建平二年（丙辰，公元前5年）
【原文】（可逃过直接看解析）
上以问黄门侍郎蜀郡扬雄及李寻，寻对曰：“此《洪范》所谓鼓妖者也。师法，以为人君不聪，为众所惑，空名得进，则有声无形，不知所从生。其《传》曰：‘岁、月、日之中，则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异，是为崐中焉。正卿，谓执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应天变。然虽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扬雄亦以为“鼓妖，听失之象也。朱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上不听。
【译文】（可逃过直接看解析）
哀帝为这件怪事询问黄门侍郎、蜀郡人扬雄以及李寻，李寻回答说：“这是《洪范》里所说的那种鼓妖，施法术，往往是在认为君主耳目不明，被人迷惑，使空有虚名的人进入朝廷，升任重要职位时，那时鼓妖就会发声，但无形，让人不知声音从哪里发出。《洪范·传》说：‘鼓妖发声出现在年、月、日的中期者，预示正卿要承受灾难。’现在是四月，又是一天的辰时、巳时，出现怪异，正是中期。所谓正卿，指的是执政大臣。应该罢退丞相、御史，以应付天变。即使现在不罢退，不出一年，本人也自会蒙受灾难。”扬雄也认为：“鼓妖的出现，是君王耳目失灵的象征。朱博为人强悍坚毅，富于权谋，适宜为将，而不适宜为相，如不引退，恐怕会招致上天发怒，降下凶险激切的灾难。”哀帝没有理睬他们的话。
【解析】
孔光丞相被撤，朱博从御史大夫之位接替，少府赵玄接替御史大夫。
只不过在接受相关任命的时候，出现了怪事。
临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殿中郎吏陛者皆闻焉。
人家说事有反常必为妖，按照唯物主义来说，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有科学解释。
如果找不到科学解释，只能说当前技术条件、认知水平有限。
突然发出的巨响，古人看来是天意在示警，但实际上说白了就是有人故意搞事情，借机言事，利用天意来实现私人目的。
汉哀帝问群臣如何解释这事。
果然有人跳出来说借机说朱博不适合做丞相。
这里能说得有很多，其中有意思的，并不是谁是背后主谋、想达成什么目的，而是扬雄说的这句话：
朱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
强毅、多权谋，算是对性格、品性、做事风格的评述，某种程度还算不错，但是在扬雄嘴里就不是好话咯。
所谓强毅，强悍坚毅，多权谋则是非常灵活。
后面的宜将不宜相，就是一个对此的主观判断。
再说扬雄这个人，非常厉害，是西汉末年的思想家、辞赋家，他能说这话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史记·陈丞相世家》中陈平就这样说过丞相的职能：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其实主要还是居中调和管具体的人，虽然讲得比较虚，对比朱博的性格风格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朱博性格上来说强悍坚毅，其实也就是强硬、不认怂、认准的事就干，遇到困难死磕。
这样的性格如果去做具体的事情，自然是无往不利。
但是，丞相更多要调和多方利益，这就不能有如此的性格，否则容易引起内部矛盾。
从内部团结的角度来说。
朱博的性格倾向于以势、以威、以力压服内部各方，不听话的人直接干，把所有人拧在一起。
不服的要么滚，要么打滚，至于心里面服不服不重要，听话即可。
而陈平所说的丞相，则是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做工作、搞统战、定思想，把所有人融合到一起。
这种就是让所有人先心理上认同，然后再统合去做事。
两者比较，前者快但隐患巨大，遇到一点不顺极有可能分崩离析。
后者慢甚至难，但是一旦成了，就形成大势，如同滚雪球一般势不可挡。
再来说一说朱博的“多权谋”。
并不是多权谋不好，权谋这个东西，到了一定位置，多少都会有，关键在于对待这个东西的态度。
有个东西叫路径依赖，即用什么方法获得成功，就会倾向于以后也用这个方法。
就好比说，手中有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都想捶两下。
权谋算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或者思路，如果过度依赖，就会变得为求目的而不择手段，失去正道。
小人物或许无所谓，但是越往上走就不能过多搞这种东西，至少不能让别人看出来。
就算要搞，也是搞阳谋，堂堂正正出招，不屑于私底下玩下三滥的手段，如此对方输了也输的心服口服。
或者说为了实现目的过多强调手段，而忽略了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进而导致事情办了，但是类似的问题还会层出不穷。
就好比说古代的地方叛乱，多权谋的可能想的就是解决叛乱的人，未必是从根子上解决产生叛乱之人的因素。
再一方面，多权谋的表现在于思想灵活，不为条条框框约束，点子多想法多、办法也多，脑筋一转就觉得这个事能搞，于是就立即安排下去。
若为将的话，是带着别人去干，大概率能成。
若为相的话，则是让别人去干，首先别人是否也认同是一方面，别人水平能不能理解执行到位更是一方面。
如果这个再加上强悍坚毅的性格，就容易变成领导拍脑袋决定，让下面去干甚至强行压制下面去干，导致想法与实际情况不符。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领导，想法多点子多，遇到难事脑袋一拍就能想到方法。
以前他在中层的时候，和一线接触多，所以基本上是无往不利，想做的事都成了。
后来他去高层了，有点脱离实际，好几次拍脑袋搞得那叫一个劳民伤财。
其实再从权谋或者管理角度来说，越往上走，越是务虚，定方向定基调表态度，而不会过多参与具体怎么做的问题，更多是思考如何把人统合好的问题。
所以说，扬雄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没有否定朱博的才干，但是并不适合做丞相。
就如当年萧望之承认张敞有能力，但否定张敞太过轻佻不适合做太子老师一个道理。
不同层级都有一定的才行需求，并不一定说有一种万金油式的能够通盘吃。
就如发展中必然有矛盾，而矛盾又存在发展中的每个阶段一样，这些矛盾往往相同又不同。
才行性格同样也是多变的，只有根据现实情况不断调整才能够越来越好。
这个东西反过来，从用人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目标，也有不同的需求，自然就需要放置不同的人在这个位置上，来产生相应的效果。
所以说啊，上位者都是精通人的高手，搞定了人就搞定了所有！
#这就是中国风# #出道吧新星#
《资治通鉴》第34卷，汉纪二十六
汉哀帝建平二年（丙辰，公元前5年）
【原文】（可逃过直接看解析）
上以问黄门侍郎蜀郡扬雄及李寻，寻对曰：“此《洪范》所谓鼓妖者也。师法，以为人君不聪，为众所惑，空名得进，则有声无形，不知所从生。其《传》曰：‘岁、月、日之中，则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异，是为崐中焉。正卿，谓执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应天变。然虽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扬雄亦以为“鼓妖，听失之象也。朱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上不听。
【译文】（可逃过直接看解析）
哀帝为这件怪事询问黄门侍郎、蜀郡人扬雄以及李寻，李寻回答说：“这是《洪范》里所说的那种鼓妖，施法术，往往是在认为君主耳目不明，被人迷惑，使空有虚名的人进入朝廷，升任重要职位时，那时鼓妖就会发声，但无形，让人不知声音从哪里发出。《洪范·传》说：‘鼓妖发声出现在年、月、日的中期者，预示正卿要承受灾难。’现在是四月，又是一天的辰时、巳时，出现怪异，正是中期。所谓正卿，指的是执政大臣。应该罢退丞相、御史，以应付天变。即使现在不罢退，不出一年，本人也自会蒙受灾难。”扬雄也认为：“鼓妖的出现，是君王耳目失灵的象征。朱博为人强悍坚毅，富于权谋，适宜为将，而不适宜为相，如不引退，恐怕会招致上天发怒，降下凶险激切的灾难。”哀帝没有理睬他们的话。
【解析】
孔光丞相被撤，朱博从御史大夫之位接替，少府赵玄接替御史大夫。
只不过在接受相关任命的时候，出现了怪事。
临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殿中郎吏陛者皆闻焉。
人家说事有反常必为妖，按照唯物主义来说，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有科学解释。
如果找不到科学解释，只能说当前技术条件、认知水平有限。
突然发出的巨响，古人看来是天意在示警，但实际上说白了就是有人故意搞事情，借机言事，利用天意来实现私人目的。
汉哀帝问群臣如何解释这事。
果然有人跳出来说借机说朱博不适合做丞相。
这里能说得有很多，其中有意思的，并不是谁是背后主谋、想达成什么目的，而是扬雄说的这句话：
朱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
强毅、多权谋，算是对性格、品性、做事风格的评述，某种程度还算不错，但是在扬雄嘴里就不是好话咯。
所谓强毅，强悍坚毅，多权谋则是非常灵活。
后面的宜将不宜相，就是一个对此的主观判断。
再说扬雄这个人，非常厉害，是西汉末年的思想家、辞赋家，他能说这话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史记·陈丞相世家》中陈平就这样说过丞相的职能：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其实主要还是居中调和管具体的人，虽然讲得比较虚，对比朱博的性格风格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朱博性格上来说强悍坚毅，其实也就是强硬、不认怂、认准的事就干，遇到困难死磕。
这样的性格如果去做具体的事情，自然是无往不利。
但是，丞相更多要调和多方利益，这就不能有如此的性格，否则容易引起内部矛盾。
从内部团结的角度来说。
朱博的性格倾向于以势、以威、以力压服内部各方，不听话的人直接干，把所有人拧在一起。
不服的要么滚，要么打滚，至于心里面服不服不重要，听话即可。
而陈平所说的丞相，则是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做工作、搞统战、定思想，把所有人融合到一起。
这种就是让所有人先心理上认同，然后再统合去做事。
两者比较，前者快但隐患巨大，遇到一点不顺极有可能分崩离析。
后者慢甚至难，但是一旦成了，就形成大势，如同滚雪球一般势不可挡。
再来说一说朱博的“多权谋”。
并不是多权谋不好，权谋这个东西，到了一定位置，多少都会有，关键在于对待这个东西的态度。
有个东西叫路径依赖，即用什么方法获得成功，就会倾向于以后也用这个方法。
就好比说，手中有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都想捶两下。
权谋算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或者思路，如果过度依赖，就会变得为求目的而不择手段，失去正道。
小人物或许无所谓，但是越往上走就不能过多搞这种东西，至少不能让别人看出来。
就算要搞，也是搞阳谋，堂堂正正出招，不屑于私底下玩下三滥的手段，如此对方输了也输的心服口服。
或者说为了实现目的过多强调手段，而忽略了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进而导致事情办了，但是类似的问题还会层出不穷。
就好比说古代的地方叛乱，多权谋的可能想的就是解决叛乱的人，未必是从根子上解决产生叛乱之人的因素。
再一方面，多权谋的表现在于思想灵活，不为条条框框约束，点子多想法多、办法也多，脑筋一转就觉得这个事能搞，于是就立即安排下去。
若为将的话，是带着别人去干，大概率能成。
若为相的话，则是让别人去干，首先别人是否也认同是一方面，别人水平能不能理解执行到位更是一方面。
如果这个再加上强悍坚毅的性格，就容易变成领导拍脑袋决定，让下面去干甚至强行压制下面去干，导致想法与实际情况不符。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领导，想法多点子多，遇到难事脑袋一拍就能想到方法。
以前他在中层的时候，和一线接触多，所以基本上是无往不利，想做的事都成了。
后来他去高层了，有点脱离实际，好几次拍脑袋搞得那叫一个劳民伤财。
其实再从权谋或者管理角度来说，越往上走，越是务虚，定方向定基调表态度，而不会过多参与具体怎么做的问题，更多是思考如何把人统合好的问题。
所以说，扬雄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没有否定朱博的才干，但是并不适合做丞相。
就如当年萧望之承认张敞有能力，但否定张敞太过轻佻不适合做太子老师一个道理。
不同层级都有一定的才行需求，并不一定说有一种万金油式的能够通盘吃。
就如发展中必然有矛盾，而矛盾又存在发展中的每个阶段一样，这些矛盾往往相同又不同。
才行性格同样也是多变的，只有根据现实情况不断调整才能够越来越好。
这个东西反过来，从用人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目标，也有不同的需求，自然就需要放置不同的人在这个位置上，来产生相应的效果。
所以说啊，上位者都是精通人的高手，搞定了人就搞定了所有！
#这就是中国风# #出道吧新星#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