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逻辑学研究：“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所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
——维特根斯坦
图片
战国名辩学者、名家代表人物、孔门弟子公孙龙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语言及逻辑学家，也是最早的符号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者。他所提出的著名命题“白马非马”论具有深刻的语言逻辑学和本体论涵义，兹剖析其涵义并略述如下：
1、指号白马不是生物的马
2、指号白马不是马的类群
3、指号白马不是个体的马
4、马的类群不是马的个体
5、白色马，即白色（指号）➕马（指号），作为复合的指号，不同于单一性指号的：白马
总而言之：
一、指号不同于真实对象。真实对象无法用指号表述，一切表述必然词不达意，强作表述即必然意味着曲解。
二、所以人类没有工具可以表述和认知真实的世界。在认知、表述和本体及客体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即现实与表述的鸿沟。
以上命题和结论，与18世纪德国的伟大哲学家康德的理论基本可以说相同。天下百虑，殊途同归。
所以，2千年前战国时期的赵国名辩哲人公孙龙的哲学，与约200年前德国哲人康德的哲学意义可以相通。
故公孙龙可称就是中国的康德，早生两千年。
20世纪的哲人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又说：“语言分析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语言只是一种游戏。”因此“凡可言说的，言说”，“凡不可言说的，沉默。”
——他的困惑以及结论，与公孙龙哲学也具有相通的意义。
【附 录】
何新旧文：谈“玄”
…………（上略）
（二）哲学与宗教有一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即所谓“终极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人生本身作为过程的虚幻性。
但是，对世俗之人来说，每一天活得有滋有味，这种虚幻性被认为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只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过来人，以至当人到面临死亡时，才会对万事皆空的人生虚幻性有所顿悟。
一位禅师曾说：佛说法四十九年，所为何事？就是要为人类解决一个最大的根本问题，即所谓“了生死”的问题。
人必有死。然而，死究竟是终结还是非终结？这是宗教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宗教以对神（无限者）的信念和意志皈依解脱掉这个问题。而哲学则无始无终地永久困扰在这个问题中。
生死问题及人生虚幻抑或真实的问题；进一步也就是整个存在世界究竟是真实或虚幻的问题。康德称之为“现象”与“实体”的问题，在中国中古佛学中则被看作所谓“色”（现象界曰“色”）、“空”（虚幻界曰“空”），以及关于何为“真如”（即本体、实体、本源）的问题。①
【①形上问题在中国学术中，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都不看重。因为儒者主要关注的是民生、政治和伦理。但在中古（魏晋）玄学和佛哲学中，对形上问题则作过深刻的思辩。】
再由此，即可以提出人的智慧和知识究竟是否可能认识“真如”的问题。
因为人在肉体上对于客体的介入手段是有限的，即只能通过感受、感知、思维及语言[即：眼、耳、鼻、舌、身、意(识)、语(言）],从而感知以及介入于客体。
认知问题，最终总是会归结到语言问题。为什么？
因为思维是意识的间接活动。人类的思维必须借助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一个虚拟的符号系统（即语言）。
语言既是人类的认知工具，也是人类传递和表述信息的工具。人类发明了语言符号系统，而语言的元素是词。“词”，古代名家及墨、荀谓之“名”。就语言学意义言，词是“辞”。就逻辑学意义言，词是“概念”。就功能论，词既是推理工具，也是传达（表述）信息的工具。
比如我现在向读者传递信息，必须使用一系列作为“名”即“词”的符号。借用佛家语，这个传递问题，就包含了所谓“诠”（诠释）与“遮”（遮蔽）的问题。②
（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训诂学”，就是阅读古典文献时破其“遮”的一种“诠”。禅宗之所以自居教外，单传心印，不立语言文字，也是为了破除“遮”、“诠”之障。）
“诠”与“遮”的问题，包涵着指号（词）与语义的内在矛盾，即“借指”与“所指”的矛盾。
例如：当我说“哲学家”这个指号（词）时，它的语义是多重的：
（1）指现实中的哲学家（一些人物），
（2）或者仅指“哲学家”这个词。
前者对语义是“所指”，后者的语义则是“借指”。这两者混而难分。某些悖论，往往就是由二者的混淆而发生的。
“哲学家”这个指号的涵义（包括内涵及外延）并不等价于“哲学家”这个人群，更不等于某位哲学家。
但在语言形式上，这就意味着“哲学家”（作为指号）并不是指“哲学家”（作为一些人）以及某哲学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以“哲学家”（指号）去描述那些“哲学家”（那些人）以及那个哲学家。因此，所谓“哲学家”（人）既是“哲学家”（指号），又不是“哲学家”。
令Ｍ是指号“哲学家”，Ｎ是作为“哲学家”的人；则Ｎ=Ｍ，当且仅当Ｎ=-Ｍ。（哲学家是“哲学家”，当且仅当哲学家不是“哲学家”。）因此这里构成悖论，这个悖论也就是战国时的公孙龙所意识到以及所提出的著名悖论：“白马非马”。
（三）所以，一诠必生一遮。诠生遮生，随诠随遮。天下事，不说倒还明白，多说反而糊涂。
佛学所谓“诠”，就是语言符号，指号。所谓“遮”，就是模糊和歧义，就是矛盾和悖论。凡有“诠”必有“遮”。因为语言符号工具本质就“遮”，因此中古佛学称语言指号为“假名。”
“假名”不是实体，却被用以表征本体。并且，必须、也只能通过它而表述本体。人类的语言具有来自自身形式同时又是具有根本性的模糊不确定性。（古名家所谓“白马非马”的悖论，以及希腊的“说谎者悖论”，都是揭示了基于语言指号的这种模糊性。）
因此，20世纪初的数理逻辑学界弗雷格、罗素、怀特海等试图设计和构造一种纯粹的形式工具语言，从而建立一种彻底无“遮”，即绝对定义清晰，不包涵任何歧义和模糊性的指号系统。
然而哥德尔后来用哥德尔定律证明了这种工具的不可能存在。①其论证复杂而繁琐。
其实，并不需要哥德尔那么繁琐的论证。孔子所著《易系辞》也讨论过“言”与“意”的关系。他说：“词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庄子则主张：“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这些说法都与“指号”与“意义”的矛盾性有关。
王弼解《易》也主张：“得意则忘言”，“得言则忘象。”②
【①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论证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证明在超离经验的基础上，纯形式的理性演绎只会导致对立争论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哥德尔则证明，一个形式公理系统自身的完全性（统一性），不能通过系统内的自我演绎实现。
②参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维特根斯坦根也意识到这个“诠”与“遮”的问题，所以他断言任何“诠”只是语言游戏。他主张摒弃对不可言说者的讨论，“对可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但这句话本身就包涵了很复杂的歧义语义结构。）③
【③这句话中的“者”至少有三重歧义：（1）指所言说对象，人。（2）指所言说内容，物。（3）兼指二者。】
哥德尔定律证明了纯数理语言形式自身的自反（矛盾）性及所谓“不完全”（不统一）性。这意味着确认了人的理性认识工具（逻辑工具）和表述工具（语言），本身先天地是有问题的。
因此，用任何语言和逻辑要作到完全透彻之无矛盾认知及表述，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正是19世纪康德哲学的结论。
现代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都不知道，其实在中国中古佛哲学关于“遮”与“诠”以及“真如”与“般若”的讨论中，早已实质地蕴涵了现代哲学的上述这些理论。①
【①南北朝时僧肇（373—414）言：“夫玄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寻迹所不能迹。至理虚玄，拟心已差，况乃有言？恐所示转远，庶通心君子有以相其言于文外耳！”】
其实，中古中国佛学的“般若学”就是近代哲学所谓“认识论”。万法皆本一源，万法皆归一源。康德哲学的最终结论是限制理性而回归于信仰，在这一点上与中古佛哲学的辨智论恰亦相通。
因此，可以说哲学与佛学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别”（分别），而是“通”（汇通）。②
【②孔子曰：“圣者，通也”。《尚书大传》郑玄注：“心明曰圣，圣者，通也。”通者，大智也。所谓内圣外王，王者，威也，敬也。所谓内圣外王的真义，即：内通，外敬，内智，外威。】
佛说中有所谓“金刚九喻”。其中之七、八、九等喻曰：“观过去如梦”，“观现在如电”，“观未来如云”。其实所谓梦、电、云，无非都是“空”的喻象。最高的“般若”境界，实归结于空。③
【③吕澂先生说：般若的基本原理“性空”，与道家言“无”相印合。般若学说的“无相”、“无生”，相似于道家的“无名”、“无为。”】
黑格尔说：“古代哲学家曾把空虚理解为原动者。他们诚然已经知道推动者是否定的东西，但还没有了解它就是自身（SeIbst）。
必须悟得般若及真如之本体是“空”，才能得大智慧，也才会有大勇敢。
大智慧，就是看得破。大勇敢，就是“菩萨行。”所谓“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大乘的真境界实在于此！惟能入世，才会有智；惟能出世，才会有勇。（谭嗣同所著融合儒佛的《仁学》，精义亦在于此。）
所以《西游记》中全智全勇的猴子名叫“悟空”。整个《西游记》本身，其实正是以佛理调侃人生诸色而设喻的一个象征主义的大寓言。
悟得人生皆虚空，可以少却多少闲气和争论。须知一诠就是一错（因为必有“遮”）。所以只能随“诠”随“扫”，随遮随破；哪里求得到什么“绝对”？须知，汉语中的“绝对”一词本身也是来自佛语。④
【④中古佛学在语言上对当代的影响举不胜举。甚至“阶级”一词，本初也是佛语。谢灵运“辨宗论”：“寂静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下略）】
【以上文字摘录于何新著作《谈“玄”》一文，原文曾经收入于何新著《哲学思考》（下卷）#生活碎片# https://t.cn/A6qKtegq
“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所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
——维特根斯坦
图片
战国名辩学者、名家代表人物、孔门弟子公孙龙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语言及逻辑学家，也是最早的符号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者。他所提出的著名命题“白马非马”论具有深刻的语言逻辑学和本体论涵义，兹剖析其涵义并略述如下：
1、指号白马不是生物的马
2、指号白马不是马的类群
3、指号白马不是个体的马
4、马的类群不是马的个体
5、白色马，即白色（指号）➕马（指号），作为复合的指号，不同于单一性指号的：白马
总而言之：
一、指号不同于真实对象。真实对象无法用指号表述，一切表述必然词不达意，强作表述即必然意味着曲解。
二、所以人类没有工具可以表述和认知真实的世界。在认知、表述和本体及客体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即现实与表述的鸿沟。
以上命题和结论，与18世纪德国的伟大哲学家康德的理论基本可以说相同。天下百虑，殊途同归。
所以，2千年前战国时期的赵国名辩哲人公孙龙的哲学，与约200年前德国哲人康德的哲学意义可以相通。
故公孙龙可称就是中国的康德，早生两千年。
20世纪的哲人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又说：“语言分析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语言只是一种游戏。”因此“凡可言说的，言说”，“凡不可言说的，沉默。”
——他的困惑以及结论，与公孙龙哲学也具有相通的意义。
【附 录】
何新旧文：谈“玄”
…………（上略）
（二）哲学与宗教有一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即所谓“终极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人生本身作为过程的虚幻性。
但是，对世俗之人来说，每一天活得有滋有味，这种虚幻性被认为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只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过来人，以至当人到面临死亡时，才会对万事皆空的人生虚幻性有所顿悟。
一位禅师曾说：佛说法四十九年，所为何事？就是要为人类解决一个最大的根本问题，即所谓“了生死”的问题。
人必有死。然而，死究竟是终结还是非终结？这是宗教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宗教以对神（无限者）的信念和意志皈依解脱掉这个问题。而哲学则无始无终地永久困扰在这个问题中。
生死问题及人生虚幻抑或真实的问题；进一步也就是整个存在世界究竟是真实或虚幻的问题。康德称之为“现象”与“实体”的问题，在中国中古佛学中则被看作所谓“色”（现象界曰“色”）、“空”（虚幻界曰“空”），以及关于何为“真如”（即本体、实体、本源）的问题。①
【①形上问题在中国学术中，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都不看重。因为儒者主要关注的是民生、政治和伦理。但在中古（魏晋）玄学和佛哲学中，对形上问题则作过深刻的思辩。】
再由此，即可以提出人的智慧和知识究竟是否可能认识“真如”的问题。
因为人在肉体上对于客体的介入手段是有限的，即只能通过感受、感知、思维及语言[即：眼、耳、鼻、舌、身、意(识)、语(言）],从而感知以及介入于客体。
认知问题，最终总是会归结到语言问题。为什么？
因为思维是意识的间接活动。人类的思维必须借助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一个虚拟的符号系统（即语言）。
语言既是人类的认知工具，也是人类传递和表述信息的工具。人类发明了语言符号系统，而语言的元素是词。“词”，古代名家及墨、荀谓之“名”。就语言学意义言，词是“辞”。就逻辑学意义言，词是“概念”。就功能论，词既是推理工具，也是传达（表述）信息的工具。
比如我现在向读者传递信息，必须使用一系列作为“名”即“词”的符号。借用佛家语，这个传递问题，就包含了所谓“诠”（诠释）与“遮”（遮蔽）的问题。②
（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训诂学”，就是阅读古典文献时破其“遮”的一种“诠”。禅宗之所以自居教外，单传心印，不立语言文字，也是为了破除“遮”、“诠”之障。）
“诠”与“遮”的问题，包涵着指号（词）与语义的内在矛盾，即“借指”与“所指”的矛盾。
例如：当我说“哲学家”这个指号（词）时，它的语义是多重的：
（1）指现实中的哲学家（一些人物），
（2）或者仅指“哲学家”这个词。
前者对语义是“所指”，后者的语义则是“借指”。这两者混而难分。某些悖论，往往就是由二者的混淆而发生的。
“哲学家”这个指号的涵义（包括内涵及外延）并不等价于“哲学家”这个人群，更不等于某位哲学家。
但在语言形式上，这就意味着“哲学家”（作为指号）并不是指“哲学家”（作为一些人）以及某哲学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以“哲学家”（指号）去描述那些“哲学家”（那些人）以及那个哲学家。因此，所谓“哲学家”（人）既是“哲学家”（指号），又不是“哲学家”。
令Ｍ是指号“哲学家”，Ｎ是作为“哲学家”的人；则Ｎ=Ｍ，当且仅当Ｎ=-Ｍ。（哲学家是“哲学家”，当且仅当哲学家不是“哲学家”。）因此这里构成悖论，这个悖论也就是战国时的公孙龙所意识到以及所提出的著名悖论：“白马非马”。
（三）所以，一诠必生一遮。诠生遮生，随诠随遮。天下事，不说倒还明白，多说反而糊涂。
佛学所谓“诠”，就是语言符号，指号。所谓“遮”，就是模糊和歧义，就是矛盾和悖论。凡有“诠”必有“遮”。因为语言符号工具本质就“遮”，因此中古佛学称语言指号为“假名。”
“假名”不是实体，却被用以表征本体。并且，必须、也只能通过它而表述本体。人类的语言具有来自自身形式同时又是具有根本性的模糊不确定性。（古名家所谓“白马非马”的悖论，以及希腊的“说谎者悖论”，都是揭示了基于语言指号的这种模糊性。）
因此，20世纪初的数理逻辑学界弗雷格、罗素、怀特海等试图设计和构造一种纯粹的形式工具语言，从而建立一种彻底无“遮”，即绝对定义清晰，不包涵任何歧义和模糊性的指号系统。
然而哥德尔后来用哥德尔定律证明了这种工具的不可能存在。①其论证复杂而繁琐。
其实，并不需要哥德尔那么繁琐的论证。孔子所著《易系辞》也讨论过“言”与“意”的关系。他说：“词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庄子则主张：“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这些说法都与“指号”与“意义”的矛盾性有关。
王弼解《易》也主张：“得意则忘言”，“得言则忘象。”②
【①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论证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证明在超离经验的基础上，纯形式的理性演绎只会导致对立争论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哥德尔则证明，一个形式公理系统自身的完全性（统一性），不能通过系统内的自我演绎实现。
②参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维特根斯坦根也意识到这个“诠”与“遮”的问题，所以他断言任何“诠”只是语言游戏。他主张摒弃对不可言说者的讨论，“对可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但这句话本身就包涵了很复杂的歧义语义结构。）③
【③这句话中的“者”至少有三重歧义：（1）指所言说对象，人。（2）指所言说内容，物。（3）兼指二者。】
哥德尔定律证明了纯数理语言形式自身的自反（矛盾）性及所谓“不完全”（不统一）性。这意味着确认了人的理性认识工具（逻辑工具）和表述工具（语言），本身先天地是有问题的。
因此，用任何语言和逻辑要作到完全透彻之无矛盾认知及表述，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正是19世纪康德哲学的结论。
现代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都不知道，其实在中国中古佛哲学关于“遮”与“诠”以及“真如”与“般若”的讨论中，早已实质地蕴涵了现代哲学的上述这些理论。①
【①南北朝时僧肇（373—414）言：“夫玄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寻迹所不能迹。至理虚玄，拟心已差，况乃有言？恐所示转远，庶通心君子有以相其言于文外耳！”】
其实，中古中国佛学的“般若学”就是近代哲学所谓“认识论”。万法皆本一源，万法皆归一源。康德哲学的最终结论是限制理性而回归于信仰，在这一点上与中古佛哲学的辨智论恰亦相通。
因此，可以说哲学与佛学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别”（分别），而是“通”（汇通）。②
【②孔子曰：“圣者，通也”。《尚书大传》郑玄注：“心明曰圣，圣者，通也。”通者，大智也。所谓内圣外王，王者，威也，敬也。所谓内圣外王的真义，即：内通，外敬，内智，外威。】
佛说中有所谓“金刚九喻”。其中之七、八、九等喻曰：“观过去如梦”，“观现在如电”，“观未来如云”。其实所谓梦、电、云，无非都是“空”的喻象。最高的“般若”境界，实归结于空。③
【③吕澂先生说：般若的基本原理“性空”，与道家言“无”相印合。般若学说的“无相”、“无生”，相似于道家的“无名”、“无为。”】
黑格尔说：“古代哲学家曾把空虚理解为原动者。他们诚然已经知道推动者是否定的东西，但还没有了解它就是自身（SeIbst）。
必须悟得般若及真如之本体是“空”，才能得大智慧，也才会有大勇敢。
大智慧，就是看得破。大勇敢，就是“菩萨行。”所谓“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大乘的真境界实在于此！惟能入世，才会有智；惟能出世，才会有勇。（谭嗣同所著融合儒佛的《仁学》，精义亦在于此。）
所以《西游记》中全智全勇的猴子名叫“悟空”。整个《西游记》本身，其实正是以佛理调侃人生诸色而设喻的一个象征主义的大寓言。
悟得人生皆虚空，可以少却多少闲气和争论。须知一诠就是一错（因为必有“遮”）。所以只能随“诠”随“扫”，随遮随破；哪里求得到什么“绝对”？须知，汉语中的“绝对”一词本身也是来自佛语。④
【④中古佛学在语言上对当代的影响举不胜举。甚至“阶级”一词，本初也是佛语。谢灵运“辨宗论”：“寂静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下略）】
【以上文字摘录于何新著作《谈“玄”》一文，原文曾经收入于何新著《哲学思考》（下卷）#生活碎片# https://t.cn/A6qKtegq
#老子的悖论#：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好的事，反而是不好呢？
1老子在《道德经》第二章给我们出了一个悖论，他说，如果天下人都知道美好的事物是美好，那么这件事情就不会那么美好了；如果天下的人都知道好事是好的，那么这件事一定是不好的。这似乎和我们日常的认知不同。
在大众的基本认知以及在道教的宗教教化中，都是提倡真善美的，会告知人们什么事物是美好的、是善良的、是值得我们所有人追求的，并且提倡人们都去追求同一个美好的事物，以期达到最终人人皆是善人、物物皆为美好的理想国的图景。
但在老子的叙述中认为，以上种种其实都是人的有为的表现。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道的无为的状态。
在这里，其实已经为“无为”的思想埋下伏笔，即无为是不有为，不有意识地为。因为，当人人都知道什么事情是善良和美好的，是被提倡的，那么人人就会想方设法去追逐它、获得它。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以正当的方法来获取，倒也无可厚非。但老子是做史官的，他从书籍的记录中、自己的所见所闻中早已经看透了人的本性，或者说是看透了人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因禁不住欲望而失去了本性的模样，所以才会得出如果人人都去追逐被提倡的事物，那么这一定会导致不好的结果。
在这里，被提倡的事物其实是与第一章“道可道”之道、“名可名”之名相呼应的。当不同的国家或集团自立为道、为名，号召不明根本之道的人们去追随他们，那么这些人就可能会脱离了生存的本真而去冒杀生的危险，只为了获得某种名分、利益，成为他人口中的至善至上的存在。
2、一个人的成就，必然是以众多人的失败和牺牲为代价的。人们看到的成就，是一种彰显，是谓“有”；难以看到的背后失败，是被刻意地隐藏，可看做“无”（此处与道教所讲的有无的哲学概念相区分）。但有的存在，是依赖于无的前提。对美与善的追逐，其背后所带来的必将是恶与不善，进一步导致的必然是部分的消亡与毁灭。
道的本性是生化万物，而不是让万物以不能终天年的方式毁灭。毁灭是不合道的，那么，毁灭的前提便是对美与善的提倡，即是不合道的。对任何事物的提倡，都是人因欲望心而生起的有为的行为——有主观意识的行为，即常说的我想、我要——便是不合道的。这为老子在下文中提到“无为”做好了铺垫。
老子说，有无相生，同出异名，二者本来都是观察大道的枢机，为什么在这里“有为”就变成不合道的表现了呢？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有与无，有为与无为，前者讲的是宇宙本源，后者讲的是人间事；前者讲道，后者讲道所生的万物，这是《道德经》中第一次从道到人的叙述对象的变化。有为与无为，实则都是“为”，区别点在于是有人心欲望的为还是无人心欲望的为。很显然，老子叙述的是前者所带来的危害，落脚点是后者所达到的境界。
为了更好地说明美与恶、善与不善是相互伴随而生的，老子继续用生活中的实例举例。
首先，他提到了哲学意义上的有无相生，即有是针对无而言的有，是无的彰显；无是针对有而言的无，是有的蕴藏。但其实，本来不存在有和无的命名，只不过是为了进行相应的区分，人们强行给予了他们名字而已。
3、接下来，老子就用一系列的实例做了进一步说明。如什么事情简单、什么事情困难，这并没有绝对的标准，而是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才会产生人们所认知的某种结果。注意，在这里，比较是人为的比较，结果是人为所认知的结果。相比较之下，长与短出现了，高与下出现了，单音节的声和有节奏的音出现了（亦可解释为回音和发声的比较），先后的顺序出现了。当出现了不同时，哪一个是被人所提倡的，另一个就自然变成被人所厌弃的。于是，人为的比较就带来了不善与恶。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比较之心的产生，在于有意识的、主动的、有欲念的为的出现。有为，不是有所作为，而是有所私人目的的作为，是在试图把自己的私人的标准作为大众所应遵循的标准。孰不知，标准会因人而变，人会因事而变。变化一直存在，那么又怎么可能存在永恒不变的标准呢？又怎么能够保证有为所带来的结果是长久的呢？
真正得道的圣人，正是能够看到此时的有为所带来的结果，所以才以合道之心去处事，做任何事情不添加主观的喜好，仅仅只是以符合万事变化的规律去作为。行使任何教化，也从来不是进行言语上的评判，而是客观展示万事万物自然发展变化，而人们能够从自然中感受到道的运行方式，进一步明白自己也是万物之一，也在道中，也当遵从自己之自然的运化。（这一点，也正是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所具有的客观素养。）
合道的圣人，他可以使万物兴盛，并不会推辞自己的责任；同时，他也不会因为自己兴盛了万物而认为就该私自占有万物，不认为兴盛了万物就该将万物作为自己的依恃而邀功。万物兴盛且能自我自然地运化，这正是圣人的功德成就，但他反而不居功。也正是因为他不占据这份功德，所以万物才能一直运化下去，那么圣人的这份功德就永远不会消失。
倘若圣人居功了、占有了，此时便是认为自己在万物之上、万事万人之先，由此就产生高下、先后的区别，此对比心一出，便会引起知美之为美则是恶、知善之为善则不善的果。
如此，恰是这个人间社会的真实罢了。
本文作者：道教之音
1老子在《道德经》第二章给我们出了一个悖论，他说，如果天下人都知道美好的事物是美好，那么这件事情就不会那么美好了；如果天下的人都知道好事是好的，那么这件事一定是不好的。这似乎和我们日常的认知不同。
在大众的基本认知以及在道教的宗教教化中，都是提倡真善美的，会告知人们什么事物是美好的、是善良的、是值得我们所有人追求的，并且提倡人们都去追求同一个美好的事物，以期达到最终人人皆是善人、物物皆为美好的理想国的图景。
但在老子的叙述中认为，以上种种其实都是人的有为的表现。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道的无为的状态。
在这里，其实已经为“无为”的思想埋下伏笔，即无为是不有为，不有意识地为。因为，当人人都知道什么事情是善良和美好的，是被提倡的，那么人人就会想方设法去追逐它、获得它。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以正当的方法来获取，倒也无可厚非。但老子是做史官的，他从书籍的记录中、自己的所见所闻中早已经看透了人的本性，或者说是看透了人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因禁不住欲望而失去了本性的模样，所以才会得出如果人人都去追逐被提倡的事物，那么这一定会导致不好的结果。
在这里，被提倡的事物其实是与第一章“道可道”之道、“名可名”之名相呼应的。当不同的国家或集团自立为道、为名，号召不明根本之道的人们去追随他们，那么这些人就可能会脱离了生存的本真而去冒杀生的危险，只为了获得某种名分、利益，成为他人口中的至善至上的存在。
2、一个人的成就，必然是以众多人的失败和牺牲为代价的。人们看到的成就，是一种彰显，是谓“有”；难以看到的背后失败，是被刻意地隐藏，可看做“无”（此处与道教所讲的有无的哲学概念相区分）。但有的存在，是依赖于无的前提。对美与善的追逐，其背后所带来的必将是恶与不善，进一步导致的必然是部分的消亡与毁灭。
道的本性是生化万物，而不是让万物以不能终天年的方式毁灭。毁灭是不合道的，那么，毁灭的前提便是对美与善的提倡，即是不合道的。对任何事物的提倡，都是人因欲望心而生起的有为的行为——有主观意识的行为，即常说的我想、我要——便是不合道的。这为老子在下文中提到“无为”做好了铺垫。
老子说，有无相生，同出异名，二者本来都是观察大道的枢机，为什么在这里“有为”就变成不合道的表现了呢？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有与无，有为与无为，前者讲的是宇宙本源，后者讲的是人间事；前者讲道，后者讲道所生的万物，这是《道德经》中第一次从道到人的叙述对象的变化。有为与无为，实则都是“为”，区别点在于是有人心欲望的为还是无人心欲望的为。很显然，老子叙述的是前者所带来的危害，落脚点是后者所达到的境界。
为了更好地说明美与恶、善与不善是相互伴随而生的，老子继续用生活中的实例举例。
首先，他提到了哲学意义上的有无相生，即有是针对无而言的有，是无的彰显；无是针对有而言的无，是有的蕴藏。但其实，本来不存在有和无的命名，只不过是为了进行相应的区分，人们强行给予了他们名字而已。
3、接下来，老子就用一系列的实例做了进一步说明。如什么事情简单、什么事情困难，这并没有绝对的标准，而是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才会产生人们所认知的某种结果。注意，在这里，比较是人为的比较，结果是人为所认知的结果。相比较之下，长与短出现了，高与下出现了，单音节的声和有节奏的音出现了（亦可解释为回音和发声的比较），先后的顺序出现了。当出现了不同时，哪一个是被人所提倡的，另一个就自然变成被人所厌弃的。于是，人为的比较就带来了不善与恶。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比较之心的产生，在于有意识的、主动的、有欲念的为的出现。有为，不是有所作为，而是有所私人目的的作为，是在试图把自己的私人的标准作为大众所应遵循的标准。孰不知，标准会因人而变，人会因事而变。变化一直存在，那么又怎么可能存在永恒不变的标准呢？又怎么能够保证有为所带来的结果是长久的呢？
真正得道的圣人，正是能够看到此时的有为所带来的结果，所以才以合道之心去处事，做任何事情不添加主观的喜好，仅仅只是以符合万事变化的规律去作为。行使任何教化，也从来不是进行言语上的评判，而是客观展示万事万物自然发展变化，而人们能够从自然中感受到道的运行方式，进一步明白自己也是万物之一，也在道中，也当遵从自己之自然的运化。（这一点，也正是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所具有的客观素养。）
合道的圣人，他可以使万物兴盛，并不会推辞自己的责任；同时，他也不会因为自己兴盛了万物而认为就该私自占有万物，不认为兴盛了万物就该将万物作为自己的依恃而邀功。万物兴盛且能自我自然地运化，这正是圣人的功德成就，但他反而不居功。也正是因为他不占据这份功德，所以万物才能一直运化下去，那么圣人的这份功德就永远不会消失。
倘若圣人居功了、占有了，此时便是认为自己在万物之上、万事万人之先，由此就产生高下、先后的区别，此对比心一出，便会引起知美之为美则是恶、知善之为善则不善的果。
如此，恰是这个人间社会的真实罢了。
本文作者：道教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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