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日志# 【“特殊时期”丧事简办、婚事缓办更显文明】
自疫情发生以来，南昌县三江镇第一时间启动应急状态，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最大的民生工作来抓，全面开展疫情防控工作，通过“村村通”、宣传车、横幅、微信群、电子大屏和入户宣传等方式，加大疫情防控宣传力度。同时，由镇、村干部带领各村红白理事会、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一同上户宣传，向群众发放宣传单，普及疫情防控小知识，引导村民丧事简办、婚事缓办，以及对现场人员进行戴口罩，合理消毒等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近日，南昌县三江镇三江村王先生的家人去世，考虑到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为减少人群聚集，防止交叉传染，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11月1日，三江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到逝者家中慰问并向逝者家属告知喜事缓办、丧事简办，以实际行动支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你好，我是三江村村委会的，听说你们家老人走了，我能理解和感受到你们此时此刻的心情。但是，疫情当前，最重要的是减少人员聚集，大办葬礼一定会有大量人员聚集，万一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的话，对我们活着的人是很大的威胁。在这种特殊时期，虽然以简单的形式安葬老人，但我相信老人也一定不会‘怨’你们。谢谢你们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三江村党总支副书记邹小洪正在耐心的劝导逝者家属。
在村干部的劝导下，逝者家属经过商议，主动提出丧事简办，并将这一消息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告知亲朋好友,以实际行动响应政府号召,最大程度减少人群集聚带来的传播风险。
逝者家属王先生说道：“本来打算亲戚朋友都一起聚集过来，让老人热热闹闹的走。但是经过村干部的讲解，让我知道了疫情的严重性，我们将把丧事从简从快，不给政府和大家添乱。”
截至目前，共劝导丧事简办5场、婚事缓办10余场，取消各类聚会20余场。南昌县三江镇将进一步落实属地责任，织密群防群控网络，为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而有力的保障。
自疫情发生以来，南昌县三江镇第一时间启动应急状态，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最大的民生工作来抓，全面开展疫情防控工作，通过“村村通”、宣传车、横幅、微信群、电子大屏和入户宣传等方式，加大疫情防控宣传力度。同时，由镇、村干部带领各村红白理事会、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一同上户宣传，向群众发放宣传单，普及疫情防控小知识，引导村民丧事简办、婚事缓办，以及对现场人员进行戴口罩，合理消毒等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近日，南昌县三江镇三江村王先生的家人去世，考虑到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为减少人群聚集，防止交叉传染，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11月1日，三江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到逝者家中慰问并向逝者家属告知喜事缓办、丧事简办，以实际行动支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你好，我是三江村村委会的，听说你们家老人走了，我能理解和感受到你们此时此刻的心情。但是，疫情当前，最重要的是减少人员聚集，大办葬礼一定会有大量人员聚集，万一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的话，对我们活着的人是很大的威胁。在这种特殊时期，虽然以简单的形式安葬老人，但我相信老人也一定不会‘怨’你们。谢谢你们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三江村党总支副书记邹小洪正在耐心的劝导逝者家属。
在村干部的劝导下，逝者家属经过商议，主动提出丧事简办，并将这一消息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告知亲朋好友,以实际行动响应政府号召,最大程度减少人群集聚带来的传播风险。
逝者家属王先生说道：“本来打算亲戚朋友都一起聚集过来，让老人热热闹闹的走。但是经过村干部的讲解，让我知道了疫情的严重性，我们将把丧事从简从快，不给政府和大家添乱。”
截至目前，共劝导丧事简办5场、婚事缓办10余场，取消各类聚会20余场。南昌县三江镇将进一步落实属地责任，织密群防群控网络，为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而有力的保障。
孕36周发现孩子有肿瘤，爸爸的选择是…父母和孩子之间，都是生死之交
生孩子，就是一场冒险。
小生命的降生，总是伴随各种美好的词汇：喜悦，惊叹，娇嫩，怜爱…
然而，并不是每个生命的诞生，都是一帆风顺。
网上曾经有这样一个提问：
如果你在产检时发现孩子有严重的病，你会留下他还是打掉？
这个问题难以想象 ，又何其残忍。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爸爸的真实经历。
我儿子，在产检的时候一直很顺利，每次 B 超、彩超，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在预产期前 20 多天，B 超发现腹部有一肿块，大小 41mm × 38 mm × 44 mm，对于一个未出生的宝宝来说，是相当大一坨了。
对于这个突发情况，我感觉毫无真实感，甚至觉得是梦里的情景。
毕竟长达 10 个月的孕检，什么问题都没有，最后半个月才出现这么大一块东西，实在是毫无心理准备。
像所有的电视剧里演的一样，医生问我：孩子留不留？这个话题太沉重了！
要知道，那已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
全家人都倾向等孩子出生后再处理，大家都抱着最好的希望。
孩子不会有事的。
十四天后，孩子出生了，3.3 公斤，看上去非常可爱。
出生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肿瘤，第三天就做了 B 超。
结果非常不理想，甚至比预想中最坏的情况还要坏。
结果显示，孩子左下腹有一包块，实性，大小约 62 mm × 42 mm × 42 mm，考虑为神经母细胞瘤，部分侵袭椎管内。
那种晴天霹雳的心情我怎么能够写得出来？
曾想过各种可能，设想就算是肿瘤，就算治疗费用昂贵，无论如何艰难，总能够拿掉的。
但看到「侵袭椎管内」这几个字，即使没有专业医疗知识，我们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整个家庭像掉进冰水里了。
难以理解，命运为何如此不公？
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
哭，喊，嗟叹，各种哀嚎，这都默默地在我心中进行，并不能表现出来，不能让家里陷入更坏的情况。
既然决定留下孩子，就一定要尽力到底。
家里没有出现任何埋怨，大家都很积极面对。
照顾好产妇和 baby，搜集各种医学资料，联系每个想到的能帮忙朋友亲戚，联系医院医生等等，都决心要打一场硬仗。
儿子在出生后 20 天，做了人生中第一次 MR。
机器太吵了，打桩机一样，小家伙不可能睡着静静地做检查，必须用镇静剂。
刚出生十多天的孩子，早上 5 点多就从家里出发，去大医院排队，又吃镇静药又打镇静针，结果还是不肯乖乖睡好，让第一次检查失败。
排队一个星期后再去，这次一早就不让他睡，不让他吃，到了临做检查的时候才一次让他吃，吃饱好入睡，同时还要加镇静剂，想到都让人心疼。
耗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在外面等真是心焦，很担心门忽然打开护士出来说又失败了。
检查结果比原来的更坏了：
左中下腹膜后有一软组织肿块，大小约 58mm × 42mm × 49mm，考虑为恶性肿瘤。
累及左侧腰部分椎间孔及沿扩大的椎间孔到达椎管硬膜外区，硬膜囊及左肾和左腰大肌明显受压移位。
一个月后又在另一间医院做了一次 MR，结果显示：
左侧脊柱旁及背部肌间隙内多发不规则肿块，最大约 50mm × 43mm，肿块部分经椎间孔进入椎管内，相应椎间孔扩大；左肾明显受压移位，且与肿块相贴
腹主动脉及双侧髂总、髂内外动脉也相应移位并部分被包绕。结论考虑腹膜后神经源性恶性肿瘤性病变。
坏消息真是一个接着一个，虽然很伤心，还是默默把眼泪往肚子里咽了。
拿着检查结果，把这方面有名气的医生都跑了遍，凌晨就起床去医院排队，围在病房门口等个把小时就为了和医生谈上几句话，几百块挂一个专家号还得抢等等，都是常态。
然而，每去一次医院，我们的心就变冷一点。
神经母细胞瘤是比较常见的婴儿肿瘤，在婴儿肿瘤致死原因排前几名。
我孩子的情况除了肿瘤外，最麻烦的是肿瘤还入侵了椎管，包饶脊髓马尾丛，任由肿瘤继续增大或者处理不当。
损伤了神经的话，瘫痪是分分钟的事。
最后听说某个医院最出名的两个医生，一个主攻手术，一个主攻化疗，让我们去找找。
最后我们决定先去找主攻手术的，因为觉得化疗对这么小的孩子伤害太大了。
他看了结果，说非常难办，因为这个肿瘤不仅仅是肿瘤那么简单，入侵了椎管，就涉及到神经外科的事。
他擅长儿科手术，但神经外科的事情要别的医生解决。
在我们哀求下，他答应把我们排进每周一次的专家会诊。
苦等一个星期，终于到了专家会诊，一大早去到门口，已经聚了不少人。
一群医生在一个小房间里拿着一堆案子在讨论。
大家在外面眼巴巴地等，没人说一句话。
终于出来了，所有人争着挤过去，都想争取尽量多的时间跟医生交流，我们也一样，但听到的回复只有简单几句。
神经外专家说：「这个孩子的脚现在应该已经不能动了。」
我们的主治医生说：「这个案子没有办法处理。」
没聊几句就阻止了我们的追问，因为还有很多人缠着他。
没可能啊，我的孩子的腿现在正常得很，一点瘫痪的迹象都没有。
除了有时有点不自然的颤抖。
我们当然继续不停挂号，不停求他想办法。
最后主攻手术的医生说：「外面的肿瘤他可以处理，但你要先去找神经外的主任，问他能不能搞椎管里面的，可以我才能做外面的，只做外面不做里面没意义。」
没办法，我们又排一个星期队去找神经外。
神经外的主任说，要搞里面的：「先叫儿科的把外面的清除掉，才能想办法。」
后来他不忍心看我们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花了不少时间跟我们说明手术的难度。
首先处理腹腔内的肿瘤并不是特别难，但也是一台大型手术。
这么小的孩子，风险已经非常大，更麻烦的是椎管内的手术。
这要把脊柱两块壁板切除，才能把工具伸进去很小心很小心地清理。
这个过程风险很大，毕竟这么小的婴儿。
一不小心伤到神经，谁也不能保证会不会瘫痪；而且要把肿瘤清理干净，也是非常不容易。
清理干净后，因为两块受力壁板已经去掉了，脊柱撑不起来，只能打钢钉。
成人打钢钉还好，但婴儿是不断生长的，钢钉不会生长，很快就会把脊柱弄变形，只能每隔一段时间重新打一次，每次都是一个难度巨大的手术，这个过程一直维持到他长大。
这两台手术做下来，不是一般人能撑得住的。
即使这样，也没有人能保证，这个肿瘤不会复发。
最后他还说，每天那么多病人求医，儿科那边专家肯定找把握较大的来处理了，我们案子风险太大，没人想接的。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吓唬我，但他说的也是老实话，做手术的风险，我自己心里也有数，即使医生肯做，我也很纠结要不要冒险。
手术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就去了找做化疗的。
几百块挂了个号，全过程不超过 5 分钟。
医生说，「孩子太小了，不能化疗，去找做手术的吧」，把我们赶了出来。
继续去找名气没那么大的医院，也回到普通医院看，还咨询了国外的医院，意见都一致。
名气没那么大的医生，反而跃跃欲试，化疗也可以，手术也可以，都有医院愿意做。
但是，即使化疗了，也只是把肿瘤缩小，方便手术而已，手术一定不能免的。
这回轮到我们犹豫了，毕竟孩子只有几个月大，治疗的风险比不治疗还要大啊…
到这个阶段，路基本上走绝了。
我们能做的，就是每个月坚持做 B 超，观察肿瘤的长势。
从开始的 4CM，3 个月就长到了 8CM。
8CM，一个成年人的拳头那么大，塞在一个 3 个月大的孩子肚里。
这情形我都不敢想象。
不过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他这个病的存在了，每天和他开开心心的生活，和正常人一样。
与其冒巨大风险在可怕的手术下挣扎，苟延残喘，没有尊严地活着，不如面对现实，接纳肿瘤的存在。
无论他生命长与短，都希望他过得快快乐乐。
所以我给他起的名字，单名一个瑜字，意思是他出生就带着一块玉在肚子里，并且要接纳它的存在。
希望他们能和睦相处，好好活下去。
然后，事情开始出现了转机。
8cm 的下一个月，并没有长到 9cm，而是变成了 7cm。
再下一个月，7cm 变成了 6cm。
肿瘤的血流信号，从开始的丰富，到稍丰富，到稀疏。
到 6 个月大的时候，再做了一次 MR，已经变成了 39mm × 30mm。
此时肿瘤还有填充椎间孔，但椎管内已经看不到肿瘤了。
肿瘤在缩小！！肿瘤在缩小！！肿瘤在缩小！！
这种快乐，同样不能用语言去表达，那么多的压力，那么多的焦虑，这个时候终于得到了一点点放松。
拿到检查结果的这天正好是我生日，真是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日礼物了！
谢天谢地，更感谢小 baby 他自己，是他自己赢得了这场战斗，是他坚强地为自己争取到了人生。
我真是感动得无法言语，是他给我们整个家庭重获新生。
希望他以后能一路走好，坚强地活好自己的人生。
之后我们就放松了对肿瘤的监控，3 个月才检查一次，每次检查我都感到很紧张，担心死灰复燃。幸好，肿瘤慢慢地消失了。
一年后，我们给孩子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包括 B 超，验血。
结果显示各种指标正常，B 超反复扫描已经找不到一丝肿瘤的影子了。
一个 8 cm 大的包块，已经完完全全被他身体吸收了。
医生说，神经母细胞瘤 4S 期是有自愈的可能性，是唯一一种可以出现自愈的肿瘤。
文献记载几率大概为 1%，但医生也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肿瘤也能够完全吸收。
我的孩子，他就是我的英雄。
现在，小家伙现在天天上兴趣班好忙，9 月就升中班了。
他还有了一个两岁的弟弟。
两兄弟感情不错，他会给弟弟讲故事，喂弟弟吃饭，过马路保护弟弟。
当然，还会抢弟弟的玩具，跟弟弟吵架。
我们现在，忙乱，并快乐着。
我们这个例子属于小概率事件，没有参考价值。
希望不会给大家带来误导。
一般问题产检应该都能检出，正如其它回答说的那样，问题严重就应该打掉，道理大家都懂，产检本身就是这个目的。
像我们这种到临出生才爆出来的问题，我真的无法回答。
试想怀胎十月，天天盼望着TA的到来，到可能第二天就要见面了，才忽然要做这种残酷的抉择…
我们是下不了手…
而且信息量也不够，只有生出来才知道是好是坏，难不难处理。
这种情况只能看各家情况自行判断了，很考验判断力和运气。
希望没有人再需要面对这种困境了。
真的，无论做了什么决定，都要考虑最坏的情况，自己能不能承受，然后就积极面对，负责到底。
尽人事听天命。
有很多事情很无奈，真不是一句道理那么简单。
建议还是着重参考其它回答，小概率事件真不能作为参考。
再次祝愿所有宝宝都健康，不要再遇到我们这样的难题了。
生孩子，就是一场冒险。
小生命的降生，总是伴随各种美好的词汇：喜悦，惊叹，娇嫩，怜爱…
然而，并不是每个生命的诞生，都是一帆风顺。
网上曾经有这样一个提问：
如果你在产检时发现孩子有严重的病，你会留下他还是打掉？
这个问题难以想象 ，又何其残忍。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爸爸的真实经历。
我儿子，在产检的时候一直很顺利，每次 B 超、彩超，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在预产期前 20 多天，B 超发现腹部有一肿块，大小 41mm × 38 mm × 44 mm，对于一个未出生的宝宝来说，是相当大一坨了。
对于这个突发情况，我感觉毫无真实感，甚至觉得是梦里的情景。
毕竟长达 10 个月的孕检，什么问题都没有，最后半个月才出现这么大一块东西，实在是毫无心理准备。
像所有的电视剧里演的一样，医生问我：孩子留不留？这个话题太沉重了！
要知道，那已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
全家人都倾向等孩子出生后再处理，大家都抱着最好的希望。
孩子不会有事的。
十四天后，孩子出生了，3.3 公斤，看上去非常可爱。
出生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肿瘤，第三天就做了 B 超。
结果非常不理想，甚至比预想中最坏的情况还要坏。
结果显示，孩子左下腹有一包块，实性，大小约 62 mm × 42 mm × 42 mm，考虑为神经母细胞瘤，部分侵袭椎管内。
那种晴天霹雳的心情我怎么能够写得出来？
曾想过各种可能，设想就算是肿瘤，就算治疗费用昂贵，无论如何艰难，总能够拿掉的。
但看到「侵袭椎管内」这几个字，即使没有专业医疗知识，我们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整个家庭像掉进冰水里了。
难以理解，命运为何如此不公？
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
哭，喊，嗟叹，各种哀嚎，这都默默地在我心中进行，并不能表现出来，不能让家里陷入更坏的情况。
既然决定留下孩子，就一定要尽力到底。
家里没有出现任何埋怨，大家都很积极面对。
照顾好产妇和 baby，搜集各种医学资料，联系每个想到的能帮忙朋友亲戚，联系医院医生等等，都决心要打一场硬仗。
儿子在出生后 20 天，做了人生中第一次 MR。
机器太吵了，打桩机一样，小家伙不可能睡着静静地做检查，必须用镇静剂。
刚出生十多天的孩子，早上 5 点多就从家里出发，去大医院排队，又吃镇静药又打镇静针，结果还是不肯乖乖睡好，让第一次检查失败。
排队一个星期后再去，这次一早就不让他睡，不让他吃，到了临做检查的时候才一次让他吃，吃饱好入睡，同时还要加镇静剂，想到都让人心疼。
耗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在外面等真是心焦，很担心门忽然打开护士出来说又失败了。
检查结果比原来的更坏了：
左中下腹膜后有一软组织肿块，大小约 58mm × 42mm × 49mm，考虑为恶性肿瘤。
累及左侧腰部分椎间孔及沿扩大的椎间孔到达椎管硬膜外区，硬膜囊及左肾和左腰大肌明显受压移位。
一个月后又在另一间医院做了一次 MR，结果显示：
左侧脊柱旁及背部肌间隙内多发不规则肿块，最大约 50mm × 43mm，肿块部分经椎间孔进入椎管内，相应椎间孔扩大；左肾明显受压移位，且与肿块相贴
腹主动脉及双侧髂总、髂内外动脉也相应移位并部分被包绕。结论考虑腹膜后神经源性恶性肿瘤性病变。
坏消息真是一个接着一个，虽然很伤心，还是默默把眼泪往肚子里咽了。
拿着检查结果，把这方面有名气的医生都跑了遍，凌晨就起床去医院排队，围在病房门口等个把小时就为了和医生谈上几句话，几百块挂一个专家号还得抢等等，都是常态。
然而，每去一次医院，我们的心就变冷一点。
神经母细胞瘤是比较常见的婴儿肿瘤，在婴儿肿瘤致死原因排前几名。
我孩子的情况除了肿瘤外，最麻烦的是肿瘤还入侵了椎管，包饶脊髓马尾丛，任由肿瘤继续增大或者处理不当。
损伤了神经的话，瘫痪是分分钟的事。
最后听说某个医院最出名的两个医生，一个主攻手术，一个主攻化疗，让我们去找找。
最后我们决定先去找主攻手术的，因为觉得化疗对这么小的孩子伤害太大了。
他看了结果，说非常难办，因为这个肿瘤不仅仅是肿瘤那么简单，入侵了椎管，就涉及到神经外科的事。
他擅长儿科手术，但神经外科的事情要别的医生解决。
在我们哀求下，他答应把我们排进每周一次的专家会诊。
苦等一个星期，终于到了专家会诊，一大早去到门口，已经聚了不少人。
一群医生在一个小房间里拿着一堆案子在讨论。
大家在外面眼巴巴地等，没人说一句话。
终于出来了，所有人争着挤过去，都想争取尽量多的时间跟医生交流，我们也一样，但听到的回复只有简单几句。
神经外专家说：「这个孩子的脚现在应该已经不能动了。」
我们的主治医生说：「这个案子没有办法处理。」
没聊几句就阻止了我们的追问，因为还有很多人缠着他。
没可能啊，我的孩子的腿现在正常得很，一点瘫痪的迹象都没有。
除了有时有点不自然的颤抖。
我们当然继续不停挂号，不停求他想办法。
最后主攻手术的医生说：「外面的肿瘤他可以处理，但你要先去找神经外的主任，问他能不能搞椎管里面的，可以我才能做外面的，只做外面不做里面没意义。」
没办法，我们又排一个星期队去找神经外。
神经外的主任说，要搞里面的：「先叫儿科的把外面的清除掉，才能想办法。」
后来他不忍心看我们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花了不少时间跟我们说明手术的难度。
首先处理腹腔内的肿瘤并不是特别难，但也是一台大型手术。
这么小的孩子，风险已经非常大，更麻烦的是椎管内的手术。
这要把脊柱两块壁板切除，才能把工具伸进去很小心很小心地清理。
这个过程风险很大，毕竟这么小的婴儿。
一不小心伤到神经，谁也不能保证会不会瘫痪；而且要把肿瘤清理干净，也是非常不容易。
清理干净后，因为两块受力壁板已经去掉了，脊柱撑不起来，只能打钢钉。
成人打钢钉还好，但婴儿是不断生长的，钢钉不会生长，很快就会把脊柱弄变形，只能每隔一段时间重新打一次，每次都是一个难度巨大的手术，这个过程一直维持到他长大。
这两台手术做下来，不是一般人能撑得住的。
即使这样，也没有人能保证，这个肿瘤不会复发。
最后他还说，每天那么多病人求医，儿科那边专家肯定找把握较大的来处理了，我们案子风险太大，没人想接的。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吓唬我，但他说的也是老实话，做手术的风险，我自己心里也有数，即使医生肯做，我也很纠结要不要冒险。
手术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就去了找做化疗的。
几百块挂了个号，全过程不超过 5 分钟。
医生说，「孩子太小了，不能化疗，去找做手术的吧」，把我们赶了出来。
继续去找名气没那么大的医院，也回到普通医院看，还咨询了国外的医院，意见都一致。
名气没那么大的医生，反而跃跃欲试，化疗也可以，手术也可以，都有医院愿意做。
但是，即使化疗了，也只是把肿瘤缩小，方便手术而已，手术一定不能免的。
这回轮到我们犹豫了，毕竟孩子只有几个月大，治疗的风险比不治疗还要大啊…
到这个阶段，路基本上走绝了。
我们能做的，就是每个月坚持做 B 超，观察肿瘤的长势。
从开始的 4CM，3 个月就长到了 8CM。
8CM，一个成年人的拳头那么大，塞在一个 3 个月大的孩子肚里。
这情形我都不敢想象。
不过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他这个病的存在了，每天和他开开心心的生活，和正常人一样。
与其冒巨大风险在可怕的手术下挣扎，苟延残喘，没有尊严地活着，不如面对现实，接纳肿瘤的存在。
无论他生命长与短，都希望他过得快快乐乐。
所以我给他起的名字，单名一个瑜字，意思是他出生就带着一块玉在肚子里，并且要接纳它的存在。
希望他们能和睦相处，好好活下去。
然后，事情开始出现了转机。
8cm 的下一个月，并没有长到 9cm，而是变成了 7cm。
再下一个月，7cm 变成了 6cm。
肿瘤的血流信号，从开始的丰富，到稍丰富，到稀疏。
到 6 个月大的时候，再做了一次 MR，已经变成了 39mm × 30mm。
此时肿瘤还有填充椎间孔，但椎管内已经看不到肿瘤了。
肿瘤在缩小！！肿瘤在缩小！！肿瘤在缩小！！
这种快乐，同样不能用语言去表达，那么多的压力，那么多的焦虑，这个时候终于得到了一点点放松。
拿到检查结果的这天正好是我生日，真是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日礼物了！
谢天谢地，更感谢小 baby 他自己，是他自己赢得了这场战斗，是他坚强地为自己争取到了人生。
我真是感动得无法言语，是他给我们整个家庭重获新生。
希望他以后能一路走好，坚强地活好自己的人生。
之后我们就放松了对肿瘤的监控，3 个月才检查一次，每次检查我都感到很紧张，担心死灰复燃。幸好，肿瘤慢慢地消失了。
一年后，我们给孩子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包括 B 超，验血。
结果显示各种指标正常，B 超反复扫描已经找不到一丝肿瘤的影子了。
一个 8 cm 大的包块，已经完完全全被他身体吸收了。
医生说，神经母细胞瘤 4S 期是有自愈的可能性，是唯一一种可以出现自愈的肿瘤。
文献记载几率大概为 1%，但医生也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肿瘤也能够完全吸收。
我的孩子，他就是我的英雄。
现在，小家伙现在天天上兴趣班好忙，9 月就升中班了。
他还有了一个两岁的弟弟。
两兄弟感情不错，他会给弟弟讲故事，喂弟弟吃饭，过马路保护弟弟。
当然，还会抢弟弟的玩具，跟弟弟吵架。
我们现在，忙乱，并快乐着。
我们这个例子属于小概率事件，没有参考价值。
希望不会给大家带来误导。
一般问题产检应该都能检出，正如其它回答说的那样，问题严重就应该打掉，道理大家都懂，产检本身就是这个目的。
像我们这种到临出生才爆出来的问题，我真的无法回答。
试想怀胎十月，天天盼望着TA的到来，到可能第二天就要见面了，才忽然要做这种残酷的抉择…
我们是下不了手…
而且信息量也不够，只有生出来才知道是好是坏，难不难处理。
这种情况只能看各家情况自行判断了，很考验判断力和运气。
希望没有人再需要面对这种困境了。
真的，无论做了什么决定，都要考虑最坏的情况，自己能不能承受，然后就积极面对，负责到底。
尽人事听天命。
有很多事情很无奈，真不是一句道理那么简单。
建议还是着重参考其它回答，小概率事件真不能作为参考。
再次祝愿所有宝宝都健康，不要再遇到我们这样的难题了。
【#抗美援朝老兵回忆啃不动土豆用牙刮# ：战场上食物不足时只能吃土豆和雪】没有国，哪有家？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1周年，伴随着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期间的热映，大河报记者再次把镜头对准这群“最可爱的人”。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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