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植物人：也许他们什么都能听到，只是无法表达】“病人因为脑干出血，四年长期保持昏迷的状态，我们这次给她做了个整体的评估，现在来看她脑部的核磁表现几乎和常人一样，一般情况下，昏迷的病人脑子会逐渐萎缩下去，但是现在她脑子里的情况几乎和原来是一样的，这就说明她还是有意识的。”
在北京天坛医院住院部六层的神经外科意识障碍病区门口，病区负责人何江弘在给一位患者的家属做着这样的沟通，他们口中的患者叫王苏（化名），是一位30多岁的女性，4年前，因突发脑干出血，陷入了长期昏迷。
[话筒] “植物人其实是意识被锁在身体里的人”
我们俗称的“植物人”，在医学上有一个更为人性化的名词叫做“慢性意识障碍”，而对于常年从事意识障碍患者唤醒的何江弘来说，他对于“植物人”还有一个更为亲切的表述，叫做“意识被锁在身体里的人。”
“具体来讲，植物人是指各种严重脑损伤导致的意识丧失状态的人。”何江弘告诉健康时报记者，近些年来，随着临床救治能力的提高，神经急危重症患者死亡率明显下降，但意识障碍患者数量不断增多。我国保守估计有50-100万此类患者，目前缺乏综合系统规范的治疗方式，尽快加速与提高意识障碍患者的功能恢复成为亟待解决的临床问题之一。
而作为国内外神经科学领先的临床与科研中心，北京天坛医院积极布局意识障碍领域的临床及研究工作。2019年开始筹划，2021年1月4日，神经外科意识障碍病区揭牌开科。这个病区将主要面向俗称“植物人”的意识障碍患者，运用神经调控、脑机接口等技术最大限度实现意识恢复、神经功能改善。
病区目前的6张床位，全部住着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患者，王苏就是其中的一位，在病床上，健康时报记者见到了这位在常人眼里昏迷了4年的“植物人”患者，她的眼睛在随着给他们放映的喜剧节目不停的转动，呼吸也如常人一样。
“王苏经过我们的评估，是一个微意识状态，也就是说她脑部的意识是清醒的，经过后期的治疗是有可能完全苏醒过来的。”何江弘介绍，所以我们建议她的家属给她尝试一下手术治疗，通过一些手术来促进她醒过来。
和王苏一样，在这个特殊的病房里，每一个住在这里的患者都被外人称为植物人，但是在这里，他们和普通的患者一样，被医护人员精心的照顾着，他们的家属、这里的医护包括他们自己，都在努力地找到让他们能苏醒过来的办法，所以在他们每一位患者睁眼能看到的高度，有一个一直在播放的喜剧节目的平板，何江弘说，“这是要增加他们的刺激，其实这些患者他们的大脑内部很有可能一直在活动，他们只是无法表达和展现出来。”
[话筒] “好多人不知道，植物人也分很多种情况”
在王苏的病床旁边，住着一位76岁的老太太，记者注意到，老太太的眼球也会随着眼前的视频和声音不停的转动，只是眼神有一些空洞和无神。“一年前，她去云南旅游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脑出血的情况，一直昏迷到现在，前一段时间，她已经86岁高龄的老伴带着她找到了我们这边。”何江弘回忆。
“我们当时本来想着老太太年龄较大，且已经昏迷1年左右，想劝她老伴放弃，但是后来了解到，86岁的老伴为了能让她恢复意识，辗转了好多家医院，就将这位老太太收进来了。”何江弘介绍，老太太住院后，我们才了解到，她的老伴每天都会给她读诗，陪她说话，但其实他心里并不知道这些活动是不是有用。
何江弘说，“我们把老太太收治住院后，给她做了一个评估，看看她是否有意识。现在经过我们的判断，她是一个有意识的状态，这也就说明她老伴对她的照顾和陪伴，是有意义的，得到这个结果后，我们就去告诉她老伴，老伴也就明白了自己每天的陪伴和聊天是有意义的，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植物人其实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理解的1和0、醒和睡的关系，以前大家会认为，要不就是醒的，要不就是植物人。”何江弘解释，植物人实际上也分了病情的轻重。有的其实已经非常接近清醒的状态，有的可能昏迷的程度更深，我们这里就是分出来，谁还有苏醒的希望。
而在这个病区，医护人员根据功能性磁共振技术、量化脑电图技术，可以更为精准地告诉患者家属，患者的脑内部是不是在活动。“依据现有的技术，我们现在将植物人分为两个等级，植物状态和微意识状态，如果判断是微意识状态，就会转入我们医院和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共建的病房进行手术促醒治疗。”何江弘告诉记者。临床上，对微意识状态病人的诊断和治疗是有意义的，能得到恢复，而植物人状态，也就是昏迷较深的病人，现有的手段对其的治疗是无效的。
躺在老太太旁边的一位来自江西患者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这边给出来的评估结果是，患者由于因肺复苏后引起的昏迷程度较深，目前的技术手段无法再对其进行任何促醒治疗。”何江弘无奈地说道，我们跟病人家属谈话的时候，能感觉到他们心里的绝望，我看到他们转脸就哭了，其实他们来我们这里之前，也被很多医院说过类似的话，只是他们想再试一下。
[话筒] “有时候放弃，就意味着失去了很多机会”
何江弘在跟王苏的家属沟通的时候说道，“现在很幸运，经过我们的评估，她具备了继续治疗的条件，但是手术也是对部分病人有效，基本上就是30%的成功率。至于你们做什么选择，可以考虑一下，有的人，走在这就没路了，但是你们还有这一条路可以试一下。”
对于这一条“可以试一下”的路，王苏的家人也有很多问题，手术如何做、安装在什么部位、电机多大，算微创手术吗等等，这些问题也清楚的表现出了家属的担忧。“在我们这个病区，其实是看过了人间的百态，但其实我们遇到的大多数家属还是不愿意放弃的。”何江弘回忆，多年前，有一个母亲的不放弃一直让他印象深刻。
“几年前，有一个患有先天性的脑血管疾病的小孩，在家里练琴的时候突发脑出血，呼吸当场就没有了，医生当时就告诉她妈妈，不行了，别治疗了。”何江弘回忆，但是她的妈妈坚持给她做手术治疗，手术后，女儿变成了“植物人”，很多人还是劝她，别治疗了，但她的妈妈还是坚持在全国各地辗转想给她治疗。
何江弘说，“女孩的妈妈当时找到我，她的女儿已经维持植物人状态7个多月的时间，幸运的是，经过我们的评估，发现她的女儿是可以手术的，后来经过手术，3个月后女儿就醒了，并且恢复的挺好的。”
健康时报记者了解到，北京天坛医院主要收治70岁以下，昏迷及慢性意识障碍患者；患者昏迷超过4周，病情稳定，无需生命体征监护及呼吸；经高压氧及常规康复效果不明确；意识水平达到微意识状态；不包括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兹海默等）或消耗性疾病（肿瘤、恶病质）导致的昏迷等类型的患者。
何江弘告诉健康时报记者，“我们把病人收治到我们病区后，就会给他们进行一个意识障碍的检测与评估，如果评估结果是可以手术，我们就会把他们转入天坛医院-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神经外科进行综合治疗和手术治疗。”
“有时候，我们很感谢这些不想放弃的家属，因为有时候放弃，也是放弃了很多的机会。”何江弘说到，成立这个病区，我们也是想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因为急救和重症医学的发展，现在死亡的病人越来越少，昏迷的病人在逐步增多，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更多的昏迷病人能够苏醒过来。（健康时报记者 王艾冰 文/图）
在北京天坛医院住院部六层的神经外科意识障碍病区门口，病区负责人何江弘在给一位患者的家属做着这样的沟通，他们口中的患者叫王苏（化名），是一位30多岁的女性，4年前，因突发脑干出血，陷入了长期昏迷。
[话筒] “植物人其实是意识被锁在身体里的人”
我们俗称的“植物人”，在医学上有一个更为人性化的名词叫做“慢性意识障碍”，而对于常年从事意识障碍患者唤醒的何江弘来说，他对于“植物人”还有一个更为亲切的表述，叫做“意识被锁在身体里的人。”
“具体来讲，植物人是指各种严重脑损伤导致的意识丧失状态的人。”何江弘告诉健康时报记者，近些年来，随着临床救治能力的提高，神经急危重症患者死亡率明显下降，但意识障碍患者数量不断增多。我国保守估计有50-100万此类患者，目前缺乏综合系统规范的治疗方式，尽快加速与提高意识障碍患者的功能恢复成为亟待解决的临床问题之一。
而作为国内外神经科学领先的临床与科研中心，北京天坛医院积极布局意识障碍领域的临床及研究工作。2019年开始筹划，2021年1月4日，神经外科意识障碍病区揭牌开科。这个病区将主要面向俗称“植物人”的意识障碍患者，运用神经调控、脑机接口等技术最大限度实现意识恢复、神经功能改善。
病区目前的6张床位，全部住着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患者，王苏就是其中的一位，在病床上，健康时报记者见到了这位在常人眼里昏迷了4年的“植物人”患者，她的眼睛在随着给他们放映的喜剧节目不停的转动，呼吸也如常人一样。
“王苏经过我们的评估，是一个微意识状态，也就是说她脑部的意识是清醒的，经过后期的治疗是有可能完全苏醒过来的。”何江弘介绍，所以我们建议她的家属给她尝试一下手术治疗，通过一些手术来促进她醒过来。
和王苏一样，在这个特殊的病房里，每一个住在这里的患者都被外人称为植物人，但是在这里，他们和普通的患者一样，被医护人员精心的照顾着，他们的家属、这里的医护包括他们自己，都在努力地找到让他们能苏醒过来的办法，所以在他们每一位患者睁眼能看到的高度，有一个一直在播放的喜剧节目的平板，何江弘说，“这是要增加他们的刺激，其实这些患者他们的大脑内部很有可能一直在活动，他们只是无法表达和展现出来。”
[话筒] “好多人不知道，植物人也分很多种情况”
在王苏的病床旁边，住着一位76岁的老太太，记者注意到，老太太的眼球也会随着眼前的视频和声音不停的转动，只是眼神有一些空洞和无神。“一年前，她去云南旅游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脑出血的情况，一直昏迷到现在，前一段时间，她已经86岁高龄的老伴带着她找到了我们这边。”何江弘回忆。
“我们当时本来想着老太太年龄较大，且已经昏迷1年左右，想劝她老伴放弃，但是后来了解到，86岁的老伴为了能让她恢复意识，辗转了好多家医院，就将这位老太太收进来了。”何江弘介绍，老太太住院后，我们才了解到，她的老伴每天都会给她读诗，陪她说话，但其实他心里并不知道这些活动是不是有用。
何江弘说，“我们把老太太收治住院后，给她做了一个评估，看看她是否有意识。现在经过我们的判断，她是一个有意识的状态，这也就说明她老伴对她的照顾和陪伴，是有意义的，得到这个结果后，我们就去告诉她老伴，老伴也就明白了自己每天的陪伴和聊天是有意义的，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植物人其实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理解的1和0、醒和睡的关系，以前大家会认为，要不就是醒的，要不就是植物人。”何江弘解释，植物人实际上也分了病情的轻重。有的其实已经非常接近清醒的状态，有的可能昏迷的程度更深，我们这里就是分出来，谁还有苏醒的希望。
而在这个病区，医护人员根据功能性磁共振技术、量化脑电图技术，可以更为精准地告诉患者家属，患者的脑内部是不是在活动。“依据现有的技术，我们现在将植物人分为两个等级，植物状态和微意识状态，如果判断是微意识状态，就会转入我们医院和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共建的病房进行手术促醒治疗。”何江弘告诉记者。临床上，对微意识状态病人的诊断和治疗是有意义的，能得到恢复，而植物人状态，也就是昏迷较深的病人，现有的手段对其的治疗是无效的。
躺在老太太旁边的一位来自江西患者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这边给出来的评估结果是，患者由于因肺复苏后引起的昏迷程度较深，目前的技术手段无法再对其进行任何促醒治疗。”何江弘无奈地说道，我们跟病人家属谈话的时候，能感觉到他们心里的绝望，我看到他们转脸就哭了，其实他们来我们这里之前，也被很多医院说过类似的话，只是他们想再试一下。
[话筒] “有时候放弃，就意味着失去了很多机会”
何江弘在跟王苏的家属沟通的时候说道，“现在很幸运，经过我们的评估，她具备了继续治疗的条件，但是手术也是对部分病人有效，基本上就是30%的成功率。至于你们做什么选择，可以考虑一下，有的人，走在这就没路了，但是你们还有这一条路可以试一下。”
对于这一条“可以试一下”的路，王苏的家人也有很多问题，手术如何做、安装在什么部位、电机多大，算微创手术吗等等，这些问题也清楚的表现出了家属的担忧。“在我们这个病区，其实是看过了人间的百态，但其实我们遇到的大多数家属还是不愿意放弃的。”何江弘回忆，多年前，有一个母亲的不放弃一直让他印象深刻。
“几年前，有一个患有先天性的脑血管疾病的小孩，在家里练琴的时候突发脑出血，呼吸当场就没有了，医生当时就告诉她妈妈，不行了，别治疗了。”何江弘回忆，但是她的妈妈坚持给她做手术治疗，手术后，女儿变成了“植物人”，很多人还是劝她，别治疗了，但她的妈妈还是坚持在全国各地辗转想给她治疗。
何江弘说，“女孩的妈妈当时找到我，她的女儿已经维持植物人状态7个多月的时间，幸运的是，经过我们的评估，发现她的女儿是可以手术的，后来经过手术，3个月后女儿就醒了，并且恢复的挺好的。”
健康时报记者了解到，北京天坛医院主要收治70岁以下，昏迷及慢性意识障碍患者；患者昏迷超过4周，病情稳定，无需生命体征监护及呼吸；经高压氧及常规康复效果不明确；意识水平达到微意识状态；不包括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兹海默等）或消耗性疾病（肿瘤、恶病质）导致的昏迷等类型的患者。
何江弘告诉健康时报记者，“我们把病人收治到我们病区后，就会给他们进行一个意识障碍的检测与评估，如果评估结果是可以手术，我们就会把他们转入天坛医院-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神经外科进行综合治疗和手术治疗。”
“有时候，我们很感谢这些不想放弃的家属，因为有时候放弃，也是放弃了很多的机会。”何江弘说到，成立这个病区，我们也是想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因为急救和重症医学的发展，现在死亡的病人越来越少，昏迷的病人在逐步增多，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更多的昏迷病人能够苏醒过来。（健康时报记者 王艾冰 文/图）
【唤醒植物人：也许他们什么都能听到，只是无法表达】“病人因为脑干出血，四年长期保持昏迷的状态，我们这次给她做了个整体的评估，现在来看她脑部的核磁表现几乎和常人一样，一般情况下，昏迷的病人脑子会逐渐萎缩下去，但是现在她脑子里的情况几乎和原来是一样的，这就说明她还是有意识的。”
在北京天坛医院住院部六层的神经外科意识障碍病区门口，病区负责人何江弘在给一位患者的家属做着这样的沟通，他们口中的患者叫王苏（化名），是一位30多岁的女性，4年前，因突发脑干出血，陷入了长期昏迷。
[话筒] “植物人其实是意识被锁在身体里的人”
我们俗称的“植物人”，在医学上有一个更为人性化的名词叫做“慢性意识障碍”，而对于常年从事意识障碍患者唤醒的何江弘来说，他对于“植物人”还有一个更为亲切的表述，叫做“意识被锁在身体里的人。”
“具体来讲，植物人是指各种严重脑损伤导致的意识丧失状态的人。”何江弘告诉健康时报记者，近些年来，随着临床救治能力的提高，神经急危重症患者死亡率明显下降，但意识障碍患者数量不断增多。我国保守估计有50-100万此类患者，目前缺乏综合系统规范的治疗方式，尽快加速与提高意识障碍患者的功能恢复成为亟待解决的临床问题之一。
而作为国内外神经科学领先的临床与科研中心，北京天坛医院积极布局意识障碍领域的临床及研究工作。2019年开始筹划，2021年1月4日，神经外科意识障碍病区揭牌开科。这个病区将主要面向俗称“植物人”的意识障碍患者，运用神经调控、脑机接口等技术最大限度实现意识恢复、神经功能改善。
病区目前的6张床位，全部住着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患者，王苏就是其中的一位，在病床上，健康时报记者见到了这位在常人眼里昏迷了4年的“植物人”患者，她的眼睛在随着给他们放映的喜剧节目不停的转动，呼吸也如常人一样。
“王苏经过我们的评估，是一个微意识状态，也就是说她脑部的意识是清醒的，经过后期的治疗是有可能完全苏醒过来的。”何江弘介绍，所以我们建议她的家属给她尝试一下手术治疗，通过一些手术来促进她醒过来。
和王苏一样，在这个特殊的病房里，每一个住在这里的患者都被外人称为植物人，但是在这里，他们和普通的患者一样，被医护人员精心的照顾着，他们的家属、这里的医护包括他们自己，都在努力地找到让他们能苏醒过来的办法，所以在他们每一位患者睁眼能看到的高度，有一个一直在播放的喜剧节目的平板，何江弘说，“这是要增加他们的刺激，其实这些患者他们的大脑内部很有可能一直在活动，他们只是无法表达和展现出来。”
[话筒] “好多人不知道，植物人也分很多种情况”
在王苏的病床旁边，住着一位76岁的老太太，记者注意到，老太太的眼球也会随着眼前的视频和声音不停的转动，只是眼神有一些空洞和无神。“一年前，她去云南旅游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脑出血的情况，一直昏迷到现在，前一段时间，她已经86岁高龄的老伴带着她找到了我们这边。”何江弘回忆。
“我们当时本来想着老太太年龄较大，且已经昏迷1年左右，想劝她老伴放弃，但是后来了解到，86岁的老伴为了能让她恢复意识，辗转了好多家医院，就将这位老太太收进来了。”何江弘介绍，老太太住院后，我们才了解到，她的老伴每天都会给她读诗，陪她说话，但其实他心里并不知道这些活动是不是有用。
何江弘说，“我们把老太太收治住院后，给她做了一个评估，看看她是否有意识。现在经过我们的判断，她是一个有意识的状态，这也就说明她老伴对她的照顾和陪伴，是有意义的，得到这个结果后，我们就去告诉她老伴，老伴也就明白了自己每天的陪伴和聊天是有意义的，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植物人其实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理解的1和0、醒和睡的关系，以前大家会认为，要不就是醒的，要不就是植物人。”何江弘解释，植物人实际上也分了病情的轻重。有的其实已经非常接近清醒的状态，有的可能昏迷的程度更深，我们这里就是分出来，谁还有苏醒的希望。
而在这个病区，医护人员根据功能性磁共振技术、量化脑电图技术，可以更为精准地告诉患者家属，患者的脑内部是不是在活动。“依据现有的技术，我们现在将植物人分为两个等级，植物状态和微意识状态，如果判断是微意识状态，就会转入我们医院和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共建的病房进行手术促醒治疗。”何江弘告诉记者。临床上，对微意识状态病人的诊断和治疗是有意义的，能得到恢复，而植物人状态，也就是昏迷较深的病人，现有的手段对其的治疗是无效的。
躺在老太太旁边的一位来自江西患者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这边给出来的评估结果是，患者由于因肺复苏后引起的昏迷程度较深，目前的技术手段无法再对其进行任何促醒治疗。”何江弘无奈地说道，我们跟病人家属谈话的时候，能感觉到他们心里的绝望，我看到他们转脸就哭了，其实他们来我们这里之前，也被很多医院说过类似的话，只是他们想再试一下。
[话筒] “有时候放弃，就意味着失去了很多机会”
何江弘在跟王苏的家属沟通的时候说道，“现在很幸运，经过我们的评估，她具备了继续治疗的条件，但是手术也是对部分病人有效，基本上就是30%的成功率。至于你们做什么选择，可以考虑一下，有的人，走在这就没路了，但是你们还有这一条路可以试一下。”
对于这一条“可以试一下”的路，王苏的家人也有很多问题，手术如何做、安装在什么部位、电机多大，算微创手术吗等等，这些问题也清楚的表现出了家属的担忧。“在我们这个病区，其实是看过了人间的百态，但其实我们遇到的大多数家属还是不愿意放弃的。”何江弘回忆，多年前，有一个母亲的不放弃一直让他印象深刻。
“几年前，有一个患有先天性的脑血管疾病的小孩，在家里练琴的时候突发脑出血，呼吸当场就没有了，医生当时就告诉她妈妈，不行了，别治疗了。”何江弘回忆，但是她的妈妈坚持给她做手术治疗，手术后，女儿变成了“植物人”，很多人还是劝她，别治疗了，但她的妈妈还是坚持在全国各地辗转想给她治疗。
何江弘说，“女孩的妈妈当时找到我，她的女儿已经维持植物人状态7个多月的时间，幸运的是，经过我们的评估，发现她的女儿是可以手术的，后来经过手术，3个月后女儿就醒了，并且恢复的挺好的。”
健康时报记者了解到，北京天坛医院主要收治70岁以下，昏迷及慢性意识障碍患者；患者昏迷超过4周，病情稳定，无需生命体征监护及呼吸；经高压氧及常规康复效果不明确；意识水平达到微意识状态；不包括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兹海默等）或消耗性疾病（肿瘤、恶病质）导致的昏迷等类型的患者。
何江弘告诉健康时报记者，“我们把病人收治到我们病区后，就会给他们进行一个意识障碍的检测与评估，如果评估结果是可以手术，我们就会把他们转入天坛医院-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神经外科进行综合治疗和手术治疗。”
“有时候，我们很感谢这些不想放弃的家属，因为有时候放弃，也是放弃了很多的机会。”何江弘说到，成立这个病区，我们也是想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因为急救和重症医学的发展，现在死亡的病人越来越少，昏迷的病人在逐步增多，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更多的昏迷病人能够苏醒过来。（健康时报记者 王艾冰 文/图）
在北京天坛医院住院部六层的神经外科意识障碍病区门口，病区负责人何江弘在给一位患者的家属做着这样的沟通，他们口中的患者叫王苏（化名），是一位30多岁的女性，4年前，因突发脑干出血，陷入了长期昏迷。
[话筒] “植物人其实是意识被锁在身体里的人”
我们俗称的“植物人”，在医学上有一个更为人性化的名词叫做“慢性意识障碍”，而对于常年从事意识障碍患者唤醒的何江弘来说，他对于“植物人”还有一个更为亲切的表述，叫做“意识被锁在身体里的人。”
“具体来讲，植物人是指各种严重脑损伤导致的意识丧失状态的人。”何江弘告诉健康时报记者，近些年来，随着临床救治能力的提高，神经急危重症患者死亡率明显下降，但意识障碍患者数量不断增多。我国保守估计有50-100万此类患者，目前缺乏综合系统规范的治疗方式，尽快加速与提高意识障碍患者的功能恢复成为亟待解决的临床问题之一。
而作为国内外神经科学领先的临床与科研中心，北京天坛医院积极布局意识障碍领域的临床及研究工作。2019年开始筹划，2021年1月4日，神经外科意识障碍病区揭牌开科。这个病区将主要面向俗称“植物人”的意识障碍患者，运用神经调控、脑机接口等技术最大限度实现意识恢复、神经功能改善。
病区目前的6张床位，全部住着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患者，王苏就是其中的一位，在病床上，健康时报记者见到了这位在常人眼里昏迷了4年的“植物人”患者，她的眼睛在随着给他们放映的喜剧节目不停的转动，呼吸也如常人一样。
“王苏经过我们的评估，是一个微意识状态，也就是说她脑部的意识是清醒的，经过后期的治疗是有可能完全苏醒过来的。”何江弘介绍，所以我们建议她的家属给她尝试一下手术治疗，通过一些手术来促进她醒过来。
和王苏一样，在这个特殊的病房里，每一个住在这里的患者都被外人称为植物人，但是在这里，他们和普通的患者一样，被医护人员精心的照顾着，他们的家属、这里的医护包括他们自己，都在努力地找到让他们能苏醒过来的办法，所以在他们每一位患者睁眼能看到的高度，有一个一直在播放的喜剧节目的平板，何江弘说，“这是要增加他们的刺激，其实这些患者他们的大脑内部很有可能一直在活动，他们只是无法表达和展现出来。”
[话筒] “好多人不知道，植物人也分很多种情况”
在王苏的病床旁边，住着一位76岁的老太太，记者注意到，老太太的眼球也会随着眼前的视频和声音不停的转动，只是眼神有一些空洞和无神。“一年前，她去云南旅游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脑出血的情况，一直昏迷到现在，前一段时间，她已经86岁高龄的老伴带着她找到了我们这边。”何江弘回忆。
“我们当时本来想着老太太年龄较大，且已经昏迷1年左右，想劝她老伴放弃，但是后来了解到，86岁的老伴为了能让她恢复意识，辗转了好多家医院，就将这位老太太收进来了。”何江弘介绍，老太太住院后，我们才了解到，她的老伴每天都会给她读诗，陪她说话，但其实他心里并不知道这些活动是不是有用。
何江弘说，“我们把老太太收治住院后，给她做了一个评估，看看她是否有意识。现在经过我们的判断，她是一个有意识的状态，这也就说明她老伴对她的照顾和陪伴，是有意义的，得到这个结果后，我们就去告诉她老伴，老伴也就明白了自己每天的陪伴和聊天是有意义的，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植物人其实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理解的1和0、醒和睡的关系，以前大家会认为，要不就是醒的，要不就是植物人。”何江弘解释，植物人实际上也分了病情的轻重。有的其实已经非常接近清醒的状态，有的可能昏迷的程度更深，我们这里就是分出来，谁还有苏醒的希望。
而在这个病区，医护人员根据功能性磁共振技术、量化脑电图技术，可以更为精准地告诉患者家属，患者的脑内部是不是在活动。“依据现有的技术，我们现在将植物人分为两个等级，植物状态和微意识状态，如果判断是微意识状态，就会转入我们医院和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共建的病房进行手术促醒治疗。”何江弘告诉记者。临床上，对微意识状态病人的诊断和治疗是有意义的，能得到恢复，而植物人状态，也就是昏迷较深的病人，现有的手段对其的治疗是无效的。
躺在老太太旁边的一位来自江西患者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这边给出来的评估结果是，患者由于因肺复苏后引起的昏迷程度较深，目前的技术手段无法再对其进行任何促醒治疗。”何江弘无奈地说道，我们跟病人家属谈话的时候，能感觉到他们心里的绝望，我看到他们转脸就哭了，其实他们来我们这里之前，也被很多医院说过类似的话，只是他们想再试一下。
[话筒] “有时候放弃，就意味着失去了很多机会”
何江弘在跟王苏的家属沟通的时候说道，“现在很幸运，经过我们的评估，她具备了继续治疗的条件，但是手术也是对部分病人有效，基本上就是30%的成功率。至于你们做什么选择，可以考虑一下，有的人，走在这就没路了，但是你们还有这一条路可以试一下。”
对于这一条“可以试一下”的路，王苏的家人也有很多问题，手术如何做、安装在什么部位、电机多大，算微创手术吗等等，这些问题也清楚的表现出了家属的担忧。“在我们这个病区，其实是看过了人间的百态，但其实我们遇到的大多数家属还是不愿意放弃的。”何江弘回忆，多年前，有一个母亲的不放弃一直让他印象深刻。
“几年前，有一个患有先天性的脑血管疾病的小孩，在家里练琴的时候突发脑出血，呼吸当场就没有了，医生当时就告诉她妈妈，不行了，别治疗了。”何江弘回忆，但是她的妈妈坚持给她做手术治疗，手术后，女儿变成了“植物人”，很多人还是劝她，别治疗了，但她的妈妈还是坚持在全国各地辗转想给她治疗。
何江弘说，“女孩的妈妈当时找到我，她的女儿已经维持植物人状态7个多月的时间，幸运的是，经过我们的评估，发现她的女儿是可以手术的，后来经过手术，3个月后女儿就醒了，并且恢复的挺好的。”
健康时报记者了解到，北京天坛医院主要收治70岁以下，昏迷及慢性意识障碍患者；患者昏迷超过4周，病情稳定，无需生命体征监护及呼吸；经高压氧及常规康复效果不明确；意识水平达到微意识状态；不包括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兹海默等）或消耗性疾病（肿瘤、恶病质）导致的昏迷等类型的患者。
何江弘告诉健康时报记者，“我们把病人收治到我们病区后，就会给他们进行一个意识障碍的检测与评估，如果评估结果是可以手术，我们就会把他们转入天坛医院-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神经外科进行综合治疗和手术治疗。”
“有时候，我们很感谢这些不想放弃的家属，因为有时候放弃，也是放弃了很多的机会。”何江弘说到，成立这个病区，我们也是想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因为急救和重症医学的发展，现在死亡的病人越来越少，昏迷的病人在逐步增多，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更多的昏迷病人能够苏醒过来。（健康时报记者 王艾冰 文/图）
#洛阳24小时# 【洛阳乡村“小处方医生”，从医52年看病平均不超过10块钱】今日，在位于伊川县白沙镇焦王村的卫生所内，患者一大早就排起了队。这个小小的村卫生所，不仅是十里八乡，甚至附近的汝阳、登封，以及洛阳市区都有患者来看病。
从16岁的赤脚医生到如今乡村医生，从医52年来，诊所唯一的大夫樊石滚开的每个药方平均不到10块钱。这位“小处方医生”，用一颗医者仁心守护了村里三代人。
▶️一家三口守在诊所，患者从市区到十里八乡
樊石滚小小的诊室里，平时会挤满人，但因为疫情的原因，每次只允许两个人进入，所以大家很自觉在诊室外排队。
记者看到，樊石滚身前偌大的桌子上，除了一个血压仪、一叠药方笺和一支笔，空无一物，连个水杯都没有。原来，他只要一坐到这里，只要在吃午饭前，一直就不会断人，所以他连口水都不喝。虽然来找他看病的人很多，但他问诊十分耐心，没有半分不耐烦。
拿着药方，需要输液的患者会去找樊石滚的老伴儿曹婵果，他们老两口一起行医数十载，村里现在不少中年人都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的预防针都是这位老奶奶当年给打的。
更多看完病的人会来到诊室旁的药房，把药方从窗户里递进去拿药。在这里，樊石滚的女儿樊伊品划价取药。7年前，从大学毕业的她也回到这个小小的诊所，陪着父母一家三口一起为村里人看病抓药。
一接过药方，樊伊品迅速把裁好的纸片摆到桌子上，从各种药瓶里麻利地取出药片依次放好，然后包好交到患者手里，整个过程连一分钟都不到。
“村里大部分是老年人，好多字都不认识，要是不把药给他们包好，怕他们给吃错了。还有，俺爸开药一般就两三天，也用不了一盒药。”樊伊品一边包药一边说。半个小时，她就给20多个患者包好了药，叮嘱大家服药方法。
樊伊品说，不仅是村里人来看病，远处的乡镇，还有附近县城的人也会来，有时候还有洛阳市区的人来这里，所以人多的时候父亲一天能看快200个患者，平常她每天抓药的药方都在100张以上。
▶️“几块钱能解决的，不能让人家多花钱”
3元、5元、9元……一上午的时间，记者在药房里看到，没有一个超过10块钱的药方。52年来，樊石滚开的药方平均不到10块钱，是位不折不扣的“小处方”医生。
提起这个原因，樊伊品说，父亲是赤脚医生出身，他的原则是能不吃药的就不吃药，而且来这里看病的大部分都是村里人，父亲常说“几块钱能解决的，不能让人家多花钱”。
在药房的抽屉里，有厚厚一摞药方，这些药方有的颜色已经发黄，有的大小不一，最早的一张是1989年的，还有不少是20世纪90年代的，上面的金额多的有几块钱，少的只有几分钱。
这些药方其实是账单。樊伊品说，父亲看病有个原则，没钱的也给人家看，看完需要吃药的一定要让人家把药带走，至于药钱等人家以后送来了再把药方抽出来。
数十年来，虽然中间还扔了不少，至今仍留下了425张药方。樊伊品说，这些上面好多人她都不知道，父亲总说“医者父母心”，人家的病能好了比啥都强。
鲜有人知的是，樊石滚很多时候看病不但不要钱，还会给别人钱。村里头有户人家条件困难，他检查后建议对方去县城医院做个B超，可当了解到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他就自己把B超的费用拿出来，还叮嘱对方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多年前，村里有个13岁的孩子骑车摔到沟里。樊石滚检查后怀疑孩子体内已经出血，但当时只有孩子母亲在家，而且不识字，他赶紧带着孩子去县里医院。医生检查发现孩子脾脏、肾脏都破裂了，紧急做了手术，还从腹腔抽出来了不少血，直到做完手术后第二天，樊石滚才从医院回来。
他说，自己刚当赤脚医生那时候，村里连药都没有，他就去地里挖草药回来熬水给人看病。现在经济条件好了，防病比治病更重要。近四五年来，他每天早上五点钟开始在卫生所门口跑步锻炼，受他感召，现在村里每天都有十几个人早上和他一起跑步或者走路锻炼。因此，他的女婿还笑着说：“俺爸成天坐着不动给人看病，微信运动步数还在一万五以上，比我还多呢。”
▶️“这是俺村的福气，俺们都不舍得他退休”
作为村里唯一的卫生所的大夫，樊石滚每两个月会定期举办健康讲座，在诊所门口过道里，给大家讲讲高血压的防治等健康知识；村里有42户贫困户，他每个月都会利用中午吃饭时间，到每户家中义诊；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村里人都在家不外出，他却更忙碌了，上门量体温，去村里给垃圾消毒……
“我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看病。”樊石滚说，虽然就在一个村子里，可自己的三儿子直到10岁以后才叫自己父亲，因为他长期在村里看病，吃住到诊所，连家都没有回过。
村里人都知道，一年365天，不管白天黑夜，啥时候来诊所敲门，这里都有人开门。为了方便大家看病，樊石滚和他的老伴干脆从家里搬出来，吃住在诊所，每天早上8点开了门以后，直到晚上9点以后才能关门，因为“晚上村里人打工回来，孩子也放学了，来看病的人比白天更多”。
今年72岁的袁章水说，自己一家三代人有个头疼脑热都是在这里看的病。村里没有人叫樊石滚“医生”或者“大夫”，长辈或者平辈喊名字，小辈就按辈分叫，可在大家伙心里，人品好、医术高的樊石滚是村里最受尊重的人，因为“这是俺村的福气，俺们都不舍得他退休”。
“人这一辈子只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就够了。”樊石滚说，只要他还能动，就要一直给村里人看病，这就是他认为最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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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从市文明办了解到，目前樊石滚已入选1月份的“中国好人榜”敬业奉献类别，投票截止到本月底。具体点赞方式为：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文明网”，回复“身边好人”，选择“省份”——“河南”——下滑找到“樊石滚”，点击“加入”——右下角“点赞”。
请大家为这位坚守乡村52载、守护村民三代人的“小处方医生”点赞吧！
（洛报融媒记者 李砺瑾 特约通讯员 葛高远 通讯员 权亚虹/文 记者 高山岳/图）
从16岁的赤脚医生到如今乡村医生，从医52年来，诊所唯一的大夫樊石滚开的每个药方平均不到10块钱。这位“小处方医生”，用一颗医者仁心守护了村里三代人。
▶️一家三口守在诊所，患者从市区到十里八乡
樊石滚小小的诊室里，平时会挤满人，但因为疫情的原因，每次只允许两个人进入，所以大家很自觉在诊室外排队。
记者看到，樊石滚身前偌大的桌子上，除了一个血压仪、一叠药方笺和一支笔，空无一物，连个水杯都没有。原来，他只要一坐到这里，只要在吃午饭前，一直就不会断人，所以他连口水都不喝。虽然来找他看病的人很多，但他问诊十分耐心，没有半分不耐烦。
拿着药方，需要输液的患者会去找樊石滚的老伴儿曹婵果，他们老两口一起行医数十载，村里现在不少中年人都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的预防针都是这位老奶奶当年给打的。
更多看完病的人会来到诊室旁的药房，把药方从窗户里递进去拿药。在这里，樊石滚的女儿樊伊品划价取药。7年前，从大学毕业的她也回到这个小小的诊所，陪着父母一家三口一起为村里人看病抓药。
一接过药方，樊伊品迅速把裁好的纸片摆到桌子上，从各种药瓶里麻利地取出药片依次放好，然后包好交到患者手里，整个过程连一分钟都不到。
“村里大部分是老年人，好多字都不认识，要是不把药给他们包好，怕他们给吃错了。还有，俺爸开药一般就两三天，也用不了一盒药。”樊伊品一边包药一边说。半个小时，她就给20多个患者包好了药，叮嘱大家服药方法。
樊伊品说，不仅是村里人来看病，远处的乡镇，还有附近县城的人也会来，有时候还有洛阳市区的人来这里，所以人多的时候父亲一天能看快200个患者，平常她每天抓药的药方都在100张以上。
▶️“几块钱能解决的，不能让人家多花钱”
3元、5元、9元……一上午的时间，记者在药房里看到，没有一个超过10块钱的药方。52年来，樊石滚开的药方平均不到10块钱，是位不折不扣的“小处方”医生。
提起这个原因，樊伊品说，父亲是赤脚医生出身，他的原则是能不吃药的就不吃药，而且来这里看病的大部分都是村里人，父亲常说“几块钱能解决的，不能让人家多花钱”。
在药房的抽屉里，有厚厚一摞药方，这些药方有的颜色已经发黄，有的大小不一，最早的一张是1989年的，还有不少是20世纪90年代的，上面的金额多的有几块钱，少的只有几分钱。
这些药方其实是账单。樊伊品说，父亲看病有个原则，没钱的也给人家看，看完需要吃药的一定要让人家把药带走，至于药钱等人家以后送来了再把药方抽出来。
数十年来，虽然中间还扔了不少，至今仍留下了425张药方。樊伊品说，这些上面好多人她都不知道，父亲总说“医者父母心”，人家的病能好了比啥都强。
鲜有人知的是，樊石滚很多时候看病不但不要钱，还会给别人钱。村里头有户人家条件困难，他检查后建议对方去县城医院做个B超，可当了解到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他就自己把B超的费用拿出来，还叮嘱对方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多年前，村里有个13岁的孩子骑车摔到沟里。樊石滚检查后怀疑孩子体内已经出血，但当时只有孩子母亲在家，而且不识字，他赶紧带着孩子去县里医院。医生检查发现孩子脾脏、肾脏都破裂了，紧急做了手术，还从腹腔抽出来了不少血，直到做完手术后第二天，樊石滚才从医院回来。
他说，自己刚当赤脚医生那时候，村里连药都没有，他就去地里挖草药回来熬水给人看病。现在经济条件好了，防病比治病更重要。近四五年来，他每天早上五点钟开始在卫生所门口跑步锻炼，受他感召，现在村里每天都有十几个人早上和他一起跑步或者走路锻炼。因此，他的女婿还笑着说：“俺爸成天坐着不动给人看病，微信运动步数还在一万五以上，比我还多呢。”
▶️“这是俺村的福气，俺们都不舍得他退休”
作为村里唯一的卫生所的大夫，樊石滚每两个月会定期举办健康讲座，在诊所门口过道里，给大家讲讲高血压的防治等健康知识；村里有42户贫困户，他每个月都会利用中午吃饭时间，到每户家中义诊；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村里人都在家不外出，他却更忙碌了，上门量体温，去村里给垃圾消毒……
“我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看病。”樊石滚说，虽然就在一个村子里，可自己的三儿子直到10岁以后才叫自己父亲，因为他长期在村里看病，吃住到诊所，连家都没有回过。
村里人都知道，一年365天，不管白天黑夜，啥时候来诊所敲门，这里都有人开门。为了方便大家看病，樊石滚和他的老伴干脆从家里搬出来，吃住在诊所，每天早上8点开了门以后，直到晚上9点以后才能关门，因为“晚上村里人打工回来，孩子也放学了，来看病的人比白天更多”。
今年72岁的袁章水说，自己一家三代人有个头疼脑热都是在这里看的病。村里没有人叫樊石滚“医生”或者“大夫”，长辈或者平辈喊名字，小辈就按辈分叫，可在大家伙心里，人品好、医术高的樊石滚是村里最受尊重的人，因为“这是俺村的福气，俺们都不舍得他退休”。
“人这一辈子只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就够了。”樊石滚说，只要他还能动，就要一直给村里人看病，这就是他认为最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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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报融媒记者 李砺瑾 特约通讯员 葛高远 通讯员 权亚虹/文 记者 高山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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