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亚【资讯】##香港大学毕业典礼毕业生高唱国歌##香港元朗市民合力驱赶暴徒#【香港暴力分子酬劳曝光：最高两千万抚恤金，需执行极端任务】500至5000块——这是普通学生参与暴力活动的酬劳。钱多少，取决于参加游行的规糢、在队伍中的位置、暴力程度、是否袭击警察等，女性示威者高于男性。
3万——这是一个13岁小暴力分子参加几次暴力活动后所获酬劳。这些钱帮助他换了新款iPhone手机、游戏机、名牌运动鞋等。他打算叫亲弟弟一起做……
1.5万——这是《反蒙面法》出台以后，为避免勇武暴力分子可能出现退缩的情况，参加暴力活动者的酬劳大幅提高至每天1.5万块。
500万——这是 “勇武”核心成员收到资金以后，通过网络或街头招募的形式，组织激进青年加入，将佣金的小部分给下面的“勇武”人士，自己独占“大头”，两个月净赚超500万。
2000万——这是在发动10月1日大游行前，“招募死士”计划所提供的“抚恤金”。“死士”需执行包括杀警、假扮警员杀人后嫁祸、纵火等一系列极端任务。
实际上，持续四个月的 “修例风波”，参与暴力活动领薪酬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充足的资金保障，是暴力活动能够持续如此长时间的重要原因!
那么，大量的香港青年“入局”是为了钱还是所谓的信仰追求?是谁在香港乱局的幕后持续“输血”?“血”输向哪里?为何会出手阔绰一掷千金?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一点一点挖出，这个隐藏在黑暗中的“地下钱庄”。
香港青年入局，为钱?为信仰?亦或其它?
在参加“修例风波”暴力活动的人群里，香港青年群体是主力。
没有社会阅历、年轻易冲动、长期被本土通识教育及黄媒黄师洗脑，加上近年香港民生问题突出、青年生活压力加剧等各种现实因素，都是促成香港青年走上街头参与暴力活动的重要原因。
去年，香港游乐场协会开展“香港青少年生活状况”调查显示，香港青少年的精神健康状态非常不理想，有30%的受访青少年的抑郁指数属中等至极度严重，亦有近40%的受访者焦虑指数为中等至极度严重。
不满、迷惘、焦虑、愤怒……这一团团“火种”经人用力一扇，迅速成燎原之势。那一只只幕后黑手，正在用大量的资金加紧火上浇油。香港，快要被焚毁!
“地下钱庄”的“老板”都有谁?
这个“地下钱庄”就是美西方反华势力、香港本土反对派势力祸港乱港的金库，其股权关系复杂，具体讲，主要有“一大四小”五个“股东”。
“一大股东”即为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简称NGO)及金融资本集团。“大股东”在香港又物色具体的组织及合适的人选充当其“经理人”，构成了其庞大繁杂的“股权体系”。之所以雄踞“大股东”位置，那是因为“修例风波”暴力活动中一半以上的活动资金均来源于此。
“四小股东”分别为专门成立的612人道支持基金会、香港的大学学生会、香港教会、小团体募捐。
下面，容我细细道来。
1、美国非政府组织及金融资本集团
先说说美国非政府组织(简称NGO)。
美国的一些NGO组织在“修例风波”暴力活动中扮演了操盘手的角色，还为冲在台前的“泛民”进行策划、培训、资金、物资供应、舆论造势等一条龙服务。在众多的NGO组织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简称NED)。
NED这个美国颜色革命的发动机器，被称为美国的“第二中情局”!NED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其在港的“经理人”组织源源不断输送资金。其在港“经理人”组织主要有三个：香港职工会联盟、民间人权阵线、香港人权监察。
香港职工会联盟，成立于1990年，简称“职工盟”。自1994年以来就收受NED旗下的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每年5万至10多万美元资助。据了解，截至2019年，已接受多达近200万美元(折合约1600万港元)的金援。
“香港人权监察”，是1995年4月成立于香港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宣称为了在香港立法和公众日常生活方面更好地保护人权。其是此次支持“修例风波”运动的主要团体。自1995年起至今合计收受NED超1500万港元。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成立于2002年9月13日。几乎所有香港民主派成员都参与其中，“民阵”现任召集人为大家熟知的岑子杰。其活动资金大部分是NED通过NDI(国家民主国际事务研究所)间接提供。仅2018年，NED就通过NDI给“民阵”拨款20万美元。
再来说说美国金融资本集团。
由于“捐赠”糢式太过明显，幕后“金主”必须用更为隐蔽的方式输送乱港“黑金”。而通过金融及资本运作的方式正是美国所擅长的伎俩，那么就需要有一位具备条件的“经理人”作为“马前卒”，这个人，就是“叛国乱港四人帮”之首——黎智英。
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在“修例风波”运动初期，通过买入黎智英壹传媒集团股票，使黎智英控股的壹传媒股票从6月5日至17日暴涨131.71%，再由壹传媒高位抛售套现大量黑金。后由黎智英以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名义僱佣黑社会和勇武暴力分子深度参与“修例风波”运动。9月中旬，美国金融集团再次通过资金拉抬壹传媒股票的手法，将股价从每股0.22港元拉升至0.34元，后进行套现，利用套现资金将“修例风波”暴力活动推向顶峰。
实际上，美国“大股东”与其“经理人”黎智英之间的资金流转早已驾轻就熟、配合默契。多年来，黎智英按照西方主子的意思多次以“捐款”名义向乱港组织及相关人士输送“黑金”，通过政治献金操控反对派政党和乱港分子，输出总金额早已过亿。
2、612人道支持基金会
这个“612人道支持基金会”是专门为“修例风波”运动募集资金设立的。其成立于6月15日，主要是支持所有因参与“修例风波”运动所谓受伤、被捕的示威者。该基金会由何韵诗、吴蔼仪、许宝强、何秀兰担任临时信托人，这四人均是有一定影向力的“港独分子”。该基金会募集援助资金达8000余万港币，承诺将用于为受伤、被捕的勇武暴力分子提供人道主义救助。
然而，目前612基金却成为了大量勇武暴力分子抱怨攻击的对象。他们指责“612基金”支出不合理、不透明，受理手续繁琐，到手的援助更是寥寥无几。
3、香港的大学学生会
在 “修例风波”运动中，非法游行集会示威活动不断渗入的大学及大专院校学生会，组织参与学生的人数众多，涉及资金庞大。
这些学校中以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香港科技大学学生会、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以及香港大学学生会最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以上四个大学学生会目前就已经投入300多万港币用以支持“修例风波”运动。
学生会哪来的资金呢?原来，在香港上大学的所有本科生入校当天起就被强制缴纳一定的年费自动成为学生会会员。新生入会费一次即可收几百万。同时，在香港的大学里，很多教授没有什么实质建树，但总有反中乱港势力赞助其研究基金。这是一种集团式的利益输送，从幕后“黑金”金主到学校学生会再到政圈，他们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教授收钱办事，在学校开展全方位的反中贬中洗脑。
4、香港的有关教会
香港有关教会在“修例风波”运动的参与程度较高，且与暴力活动的发展过程密不可分。香港基督教教牧联署筹委会、好邻舍北区教会、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香港堂和伞城网上教会等，一直以慈善捐赠、资助筹款等方式所得资金用来支持“修例风波”运动。
同时，在“修例风波”暴力活动中，教会不仅提供资金支持，其所属教堂更成为了暴力人士的临时休息站、庇护所以及物资存储中心。香港的有关教会早已脱离宗教团体的属性，成为披着宗教外衣、行乱港之实的政治组织。
5、小团体募捐
除以上介绍的组织参与外，另有其他香港社会团体、台湾组织等借助互联网社交平台筹集资金、捐赠游行装备等。主要包括：连登网民组织募捐、香港边城青年、台湾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和其他香港民间团体。
其中，香港边城青年是一个在台湾的香港人发起的团体，收受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且在“修例风波”暴力活动中负责向香港地区运输台湾地区募集到的物资;而以台湾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为代表的台湾有关工会及教会，同样在台湾募集物资和资金提供给暴力分子。
“地下钱庄”的“黑金”都花在哪了?
四个多月来，“地下钱庄”的“黑金”都花在了哪里呢?实际上，这些钱除了支付游行人员和暴力分子的薪酬外，还要大量购买防毒面具、安全帽、身体护具、护目镜、激光笔、照明电筒、摄影器材等一系列所用装备物资。同时，策划反动文宣、为暴力分子提供法律援助、医疗救助和心理辅导等等都需要源源不断地支出大量费用。
以法律援助为例，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人权观察”、“星火同盟”等组织一直为被捕人士提供会见律师、陪录口供、陪同搜查房屋的法律援助，且为自行聘请律师的求助人提供资金补贴，出借保释金。同时，香港四家大学的学生会的拨款中，为被拘捕的学生提供法律援助也是其主要用途之一。例如，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在其Facebook社交平台公开宣传该学校学生被抓捕后的法律支援情况。
“股东们”为何出手阔绰、一掷千金?
“股东们”的“输血”，当然不是为了做慈善。在四个多月的“修例风波”暴力活动中，美西方反华势力及香港本土的“祸港乱港”分子在香港乱局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心怀鬼胎，在不断借所谓“自由、民主、人权”议题挑起事端的同时，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本质上，向香港“输血”的最终目的，就是想在搞乱“香港”的过程中从香港身上吸走更多的血，实现自己的利益。
香港本土的各个团体组织及“港独”分子，他们从接受资金、募集资金到输出资金，归根结底都可以概括为两个字——生意。各个团体组织为了不断扩大影向力，需要人员和钱财作为基础保障;反对派议员和“港独”分子为了政治资本、选票及个人财富，需要借助美西方的力量来谋求其个人利益最大化。
例如，上面提到的 “612人道支持基金”资金使用情况已遭到暴力分子的质疑。其公开的资金使用明细也显示，大部分开销并非用于人道救援，而是僱佣客服、购置或租用各类器材，且很多支出明显超出市场价格。更有内部人透露，“612基金”的很多资金已洗白并被主要成员瓜分侵占，只有少部分用于被捕人员的法律救援和受伤人员的医疗费用。
更加讽刺的是，近期“612人道支持基金”与同样声援“修例风波”的“星火同盟基金”因资金问题发生了“狗咬狗”的情况。内部人士透露，近日“星火同盟基金”账户因涉嫌贪腐问题可能被香港汇丰银行关闭，而幕后策划者正是“612人道支持基金”。因为 “星火同盟基金”账户被关后，其竞争者“612基金”会获得更多捐款支持。
再比如，黄之锋利用“香港众志”经常在互联网的呼吁网友“众筹”无偿捐款，而账户却都是以黄之锋个人名义开户，其个人就可以控制资金。根据“香港众志”每次参与的活动情况统计，这些资金除了少部分用来组织乱港活动，其余都等于进了黄之锋等人的口袋。
老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到根上，“祸港乱港”分子所有的丑陋伎俩和表演，均暴露了一个共同的特点：为实现个人利益毫无底线和节操。只是他们私下里拿着黑钱，嘴里却天天喊着为香港利益而战，怕是喊得多了，都快相信自己的这些“鬼话”了……
而冲在前线的香港青年暴力分子，还在美滋滋地领着酬劳，殊不知他们使用暴力对香港造成的伤害，最终买单的终归是每一位香港人，更包括他们自己!现在收入的每一分钱，未来必定会付出数倍的金额还回来……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假以时日，当香港止暴制乱恢复平静，美西方反华势力在香港的利器出穷，“地下钱庄”必将作鸟兽散，当乱港分子失去了靠山，等待他们的只会是一张长长的清算单…
勇武暴力分子已失控，反对派竟开始忙着“止暴”?!
“修例风波”以来，反对派一直煽动蛊惑年轻人上街参加暴力示威，将这些青年变为政治炮灰。之前，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反对派立法会议员谭文豪、林卓廷、杨岳桥等人与暴力分子一起上街，并多次以所谓的“议员身份”阻挠警察执法，为暴力分子提供庇护。
然而，如果你留意，会发现近期这样的画面很难看到了……至于原因，区议会选举日益临近，反对派为了防止暴力过度发生民意逆转的情况，已多次与勇武派沟通，希望其降低暴力程度，以避免特区政府以暴力活动持续为由取消或推迟区议会选举。
不过，反对派远远低估了“学运”的威力。目前，这些以年轻学生为主的勇武暴力分子已完全处于癫狂失控的状态，具有明显的青年“新纳粹”倾向。反对派的议员已不敢再与他们站在一起，否则市民将认定“反对派完全等同于暴力分子”。
3万——这是一个13岁小暴力分子参加几次暴力活动后所获酬劳。这些钱帮助他换了新款iPhone手机、游戏机、名牌运动鞋等。他打算叫亲弟弟一起做……
1.5万——这是《反蒙面法》出台以后，为避免勇武暴力分子可能出现退缩的情况，参加暴力活动者的酬劳大幅提高至每天1.5万块。
500万——这是 “勇武”核心成员收到资金以后，通过网络或街头招募的形式，组织激进青年加入，将佣金的小部分给下面的“勇武”人士，自己独占“大头”，两个月净赚超500万。
2000万——这是在发动10月1日大游行前，“招募死士”计划所提供的“抚恤金”。“死士”需执行包括杀警、假扮警员杀人后嫁祸、纵火等一系列极端任务。
实际上，持续四个月的 “修例风波”，参与暴力活动领薪酬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充足的资金保障，是暴力活动能够持续如此长时间的重要原因!
那么，大量的香港青年“入局”是为了钱还是所谓的信仰追求?是谁在香港乱局的幕后持续“输血”?“血”输向哪里?为何会出手阔绰一掷千金?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一点一点挖出，这个隐藏在黑暗中的“地下钱庄”。
香港青年入局，为钱?为信仰?亦或其它?
在参加“修例风波”暴力活动的人群里，香港青年群体是主力。
没有社会阅历、年轻易冲动、长期被本土通识教育及黄媒黄师洗脑，加上近年香港民生问题突出、青年生活压力加剧等各种现实因素，都是促成香港青年走上街头参与暴力活动的重要原因。
去年，香港游乐场协会开展“香港青少年生活状况”调查显示，香港青少年的精神健康状态非常不理想，有30%的受访青少年的抑郁指数属中等至极度严重，亦有近40%的受访者焦虑指数为中等至极度严重。
不满、迷惘、焦虑、愤怒……这一团团“火种”经人用力一扇，迅速成燎原之势。那一只只幕后黑手，正在用大量的资金加紧火上浇油。香港，快要被焚毁!
“地下钱庄”的“老板”都有谁?
这个“地下钱庄”就是美西方反华势力、香港本土反对派势力祸港乱港的金库，其股权关系复杂，具体讲，主要有“一大四小”五个“股东”。
“一大股东”即为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简称NGO)及金融资本集团。“大股东”在香港又物色具体的组织及合适的人选充当其“经理人”，构成了其庞大繁杂的“股权体系”。之所以雄踞“大股东”位置，那是因为“修例风波”暴力活动中一半以上的活动资金均来源于此。
“四小股东”分别为专门成立的612人道支持基金会、香港的大学学生会、香港教会、小团体募捐。
下面，容我细细道来。
1、美国非政府组织及金融资本集团
先说说美国非政府组织(简称NGO)。
美国的一些NGO组织在“修例风波”暴力活动中扮演了操盘手的角色，还为冲在台前的“泛民”进行策划、培训、资金、物资供应、舆论造势等一条龙服务。在众多的NGO组织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简称NED)。
NED这个美国颜色革命的发动机器，被称为美国的“第二中情局”!NED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其在港的“经理人”组织源源不断输送资金。其在港“经理人”组织主要有三个：香港职工会联盟、民间人权阵线、香港人权监察。
香港职工会联盟，成立于1990年，简称“职工盟”。自1994年以来就收受NED旗下的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每年5万至10多万美元资助。据了解，截至2019年，已接受多达近200万美元(折合约1600万港元)的金援。
“香港人权监察”，是1995年4月成立于香港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宣称为了在香港立法和公众日常生活方面更好地保护人权。其是此次支持“修例风波”运动的主要团体。自1995年起至今合计收受NED超1500万港元。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成立于2002年9月13日。几乎所有香港民主派成员都参与其中，“民阵”现任召集人为大家熟知的岑子杰。其活动资金大部分是NED通过NDI(国家民主国际事务研究所)间接提供。仅2018年，NED就通过NDI给“民阵”拨款20万美元。
再来说说美国金融资本集团。
由于“捐赠”糢式太过明显，幕后“金主”必须用更为隐蔽的方式输送乱港“黑金”。而通过金融及资本运作的方式正是美国所擅长的伎俩，那么就需要有一位具备条件的“经理人”作为“马前卒”，这个人，就是“叛国乱港四人帮”之首——黎智英。
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在“修例风波”运动初期，通过买入黎智英壹传媒集团股票，使黎智英控股的壹传媒股票从6月5日至17日暴涨131.71%，再由壹传媒高位抛售套现大量黑金。后由黎智英以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名义僱佣黑社会和勇武暴力分子深度参与“修例风波”运动。9月中旬，美国金融集团再次通过资金拉抬壹传媒股票的手法，将股价从每股0.22港元拉升至0.34元，后进行套现，利用套现资金将“修例风波”暴力活动推向顶峰。
实际上，美国“大股东”与其“经理人”黎智英之间的资金流转早已驾轻就熟、配合默契。多年来，黎智英按照西方主子的意思多次以“捐款”名义向乱港组织及相关人士输送“黑金”，通过政治献金操控反对派政党和乱港分子，输出总金额早已过亿。
2、612人道支持基金会
这个“612人道支持基金会”是专门为“修例风波”运动募集资金设立的。其成立于6月15日，主要是支持所有因参与“修例风波”运动所谓受伤、被捕的示威者。该基金会由何韵诗、吴蔼仪、许宝强、何秀兰担任临时信托人，这四人均是有一定影向力的“港独分子”。该基金会募集援助资金达8000余万港币，承诺将用于为受伤、被捕的勇武暴力分子提供人道主义救助。
然而，目前612基金却成为了大量勇武暴力分子抱怨攻击的对象。他们指责“612基金”支出不合理、不透明，受理手续繁琐，到手的援助更是寥寥无几。
3、香港的大学学生会
在 “修例风波”运动中，非法游行集会示威活动不断渗入的大学及大专院校学生会，组织参与学生的人数众多，涉及资金庞大。
这些学校中以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香港科技大学学生会、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以及香港大学学生会最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以上四个大学学生会目前就已经投入300多万港币用以支持“修例风波”运动。
学生会哪来的资金呢?原来，在香港上大学的所有本科生入校当天起就被强制缴纳一定的年费自动成为学生会会员。新生入会费一次即可收几百万。同时，在香港的大学里，很多教授没有什么实质建树，但总有反中乱港势力赞助其研究基金。这是一种集团式的利益输送，从幕后“黑金”金主到学校学生会再到政圈，他们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教授收钱办事，在学校开展全方位的反中贬中洗脑。
4、香港的有关教会
香港有关教会在“修例风波”运动的参与程度较高，且与暴力活动的发展过程密不可分。香港基督教教牧联署筹委会、好邻舍北区教会、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香港堂和伞城网上教会等，一直以慈善捐赠、资助筹款等方式所得资金用来支持“修例风波”运动。
同时，在“修例风波”暴力活动中，教会不仅提供资金支持，其所属教堂更成为了暴力人士的临时休息站、庇护所以及物资存储中心。香港的有关教会早已脱离宗教团体的属性，成为披着宗教外衣、行乱港之实的政治组织。
5、小团体募捐
除以上介绍的组织参与外，另有其他香港社会团体、台湾组织等借助互联网社交平台筹集资金、捐赠游行装备等。主要包括：连登网民组织募捐、香港边城青年、台湾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和其他香港民间团体。
其中，香港边城青年是一个在台湾的香港人发起的团体，收受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且在“修例风波”暴力活动中负责向香港地区运输台湾地区募集到的物资;而以台湾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为代表的台湾有关工会及教会，同样在台湾募集物资和资金提供给暴力分子。
“地下钱庄”的“黑金”都花在哪了?
四个多月来，“地下钱庄”的“黑金”都花在了哪里呢?实际上，这些钱除了支付游行人员和暴力分子的薪酬外，还要大量购买防毒面具、安全帽、身体护具、护目镜、激光笔、照明电筒、摄影器材等一系列所用装备物资。同时，策划反动文宣、为暴力分子提供法律援助、医疗救助和心理辅导等等都需要源源不断地支出大量费用。
以法律援助为例，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人权观察”、“星火同盟”等组织一直为被捕人士提供会见律师、陪录口供、陪同搜查房屋的法律援助，且为自行聘请律师的求助人提供资金补贴，出借保释金。同时，香港四家大学的学生会的拨款中，为被拘捕的学生提供法律援助也是其主要用途之一。例如，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在其Facebook社交平台公开宣传该学校学生被抓捕后的法律支援情况。
“股东们”为何出手阔绰、一掷千金?
“股东们”的“输血”，当然不是为了做慈善。在四个多月的“修例风波”暴力活动中，美西方反华势力及香港本土的“祸港乱港”分子在香港乱局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心怀鬼胎，在不断借所谓“自由、民主、人权”议题挑起事端的同时，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本质上，向香港“输血”的最终目的，就是想在搞乱“香港”的过程中从香港身上吸走更多的血，实现自己的利益。
香港本土的各个团体组织及“港独”分子，他们从接受资金、募集资金到输出资金，归根结底都可以概括为两个字——生意。各个团体组织为了不断扩大影向力，需要人员和钱财作为基础保障;反对派议员和“港独”分子为了政治资本、选票及个人财富，需要借助美西方的力量来谋求其个人利益最大化。
例如，上面提到的 “612人道支持基金”资金使用情况已遭到暴力分子的质疑。其公开的资金使用明细也显示，大部分开销并非用于人道救援，而是僱佣客服、购置或租用各类器材，且很多支出明显超出市场价格。更有内部人透露，“612基金”的很多资金已洗白并被主要成员瓜分侵占，只有少部分用于被捕人员的法律救援和受伤人员的医疗费用。
更加讽刺的是，近期“612人道支持基金”与同样声援“修例风波”的“星火同盟基金”因资金问题发生了“狗咬狗”的情况。内部人士透露，近日“星火同盟基金”账户因涉嫌贪腐问题可能被香港汇丰银行关闭，而幕后策划者正是“612人道支持基金”。因为 “星火同盟基金”账户被关后，其竞争者“612基金”会获得更多捐款支持。
再比如，黄之锋利用“香港众志”经常在互联网的呼吁网友“众筹”无偿捐款，而账户却都是以黄之锋个人名义开户，其个人就可以控制资金。根据“香港众志”每次参与的活动情况统计，这些资金除了少部分用来组织乱港活动，其余都等于进了黄之锋等人的口袋。
老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到根上，“祸港乱港”分子所有的丑陋伎俩和表演，均暴露了一个共同的特点：为实现个人利益毫无底线和节操。只是他们私下里拿着黑钱，嘴里却天天喊着为香港利益而战，怕是喊得多了，都快相信自己的这些“鬼话”了……
而冲在前线的香港青年暴力分子，还在美滋滋地领着酬劳，殊不知他们使用暴力对香港造成的伤害，最终买单的终归是每一位香港人，更包括他们自己!现在收入的每一分钱，未来必定会付出数倍的金额还回来……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假以时日，当香港止暴制乱恢复平静，美西方反华势力在香港的利器出穷，“地下钱庄”必将作鸟兽散，当乱港分子失去了靠山，等待他们的只会是一张长长的清算单…
勇武暴力分子已失控，反对派竟开始忙着“止暴”?!
“修例风波”以来，反对派一直煽动蛊惑年轻人上街参加暴力示威，将这些青年变为政治炮灰。之前，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反对派立法会议员谭文豪、林卓廷、杨岳桥等人与暴力分子一起上街，并多次以所谓的“议员身份”阻挠警察执法，为暴力分子提供庇护。
然而，如果你留意，会发现近期这样的画面很难看到了……至于原因，区议会选举日益临近，反对派为了防止暴力过度发生民意逆转的情况，已多次与勇武派沟通，希望其降低暴力程度，以避免特区政府以暴力活动持续为由取消或推迟区议会选举。
不过，反对派远远低估了“学运”的威力。目前，这些以年轻学生为主的勇武暴力分子已完全处于癫狂失控的状态，具有明显的青年“新纳粹”倾向。反对派的议员已不敢再与他们站在一起，否则市民将认定“反对派完全等同于暴力分子”。
郑永年: 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谁主香港？ | 文化纵横
原文链接：https://t.cn/AiQMGoIp
✪ 郑永年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香港局势依然牵动人心。郑永年先生认为，事已至此，其实并不令人震惊。说穿了，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他指出，在缺乏一个有效的治理主体的情况下，香港出现了某种“权力真空”，而外部势力则一直虎视眈眈。他认为，法治的确是香港的制度本质和秩序基础，但也是这个法治系统，俨然成为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的最有效工具，甚至成为香港变革的最有效阻力。这不是说不要法治，而是也要回答：谁主“法治”？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就在于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点值得香港深思。而值得中国内地深思的则是，面对今非昔比的香港，我们该如何完成第二次“回归”？文章转自“IPP评论”，原载《联合早报》，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香港的根本问题
对香港观察者来说，香港的局势发展到今天，其实也并不是那么令人震惊。这么多年来，香港的抗议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不难计算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出自不同背景、具有不同目标的抗议活动。一座城市发生如此频繁的社会抗议活动，在世界历史上非常罕见。实际上，抗议趋向于具有人们所说的“死磕”性质，抗议活动已经“日常生活化”了。有人说，香港是名副其实的“抗议之都”，这说法并不为过。
人们感到震惊的是抗议活动的暴力化。香港是一个富裕城市，中产阶级居多，较理性，较之其它地方，抗议相对平和。但现在完全不同了，暴力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扭转的大趋势。而这也不难理解，任何社会抗议，如果各方得不到妥协，必然以暴力终结。有太多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必然的结果。
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人们必须选择支持哪一边。但如果面向未来，人们必须花很大的精力来理解“何从何去”的问题。
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发展到今天不可收场的地步？
这座城市的未来在哪里？
说穿了，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
1997年香港主权从英国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那么，是中国在治理香港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实行“一国两制”，中国只享受主权，没有治权，“港人治港”，治权在行政长官和香港政府。如此，中国所享有的实际主权少而又少，表现在有限的外交领域，而在大多数领域只享有“名誉主权”。即使是驻军也只具有象征意义。就治理而言，最具有实质性的法律体系并不在中国的主权之内。
在维持“一国两制”上，中国内地并没有像西方所说的那样，积极介入香港事务。即使有介入的想法，也受“一国两制”这一“意识形态”的制约。实际的情形是，为了维持“一国两制”，内地把大量的好处向香港输送，以期维持其繁荣，至少是经济上的。有关方面也的确想做一些能够促成实质性主权的事情，但想做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做成过，例如早些时候的“23条”和这次的“送中条例”。社会、经济和民间层面的交流和来往大大增加，但这些可以对香港的经济发生影响，但对香港的治理制度和能力则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图片转自“IPP评论”）
▍特首与政党无有机联系
是香港政府在治理这个城市吗？也不是。这里涉及诸多制度设计因素。就权力结构来说，香港实行权力分立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哪些权力在香港行政当局？
立法方面只有不到一半的权力可以说属于行政当局，并且这一半权力还是通过“建制派”而达成。
行政当局对司法则完全没有权力，整个司法系统几乎仍然掌握在“隐居”起来的“港英当局”手中。
即使是行政系统，除了特首，也仍然是从港英当局“整体”接收而来。
就政治权力的来源来说，问题更大，因为香港基本上“无政党政治”，即特首的产生和政党之间没有必然的有机联系。在实践层面，特首不得不把“公务员”体系当作政党使用。在运作过程中，这使得行政中立成为不可能。一旦特首被“政治化”，公务员系统也不得不政治化（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并且这种政治化更有可能和特首的政治意向背道而驰。这次公务员系统很多人公开向特区政府施加压力，分歧表露无遗。
因为没有坚实的政治（政党）支持，这些年来，特区政府很难有所作为。试问特区政府通过了几项有效的法律和政策？历任特首都想有所作为，但就是没有好结果。即使是具有善意、实际上也能改善香港状况的政策，也很难有好的结果。首任特首董建华的住房政策的流产，就是很好的案例。
是香港人民在治理香港吗？也显然不是。香港人一直在争取他们理想中的“港人治港”，即“双普选”。但因为各方面的较量，迄今并没有什么结果。（不过，应当指出“双普选”也只是一个理想的“设想”，因为也有太多的经验表明，即使实现了“普选”，也并不见得会出现有效的治理。）
更为严重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来争取既定目标的达成，这个过程本身具有很大的问题。其一，“众口难调”，不能达成妥协，人们产生了“一步到位”的政改幻想。在争取过程中，抗议者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实现他们的诉求，但因为没有妥协，所有机会都付之东流。其二，抗议演变成暴力，发展成为破坏性极强的“为了抗议而抗议”的社会运动，或者运动型社会。如此，就形成了抗议者“你不顺我意，我也绝对不让你做事情”的心态，造成了政府和抗议者之间的严重对立局面。
▍外国势力一直都在
那么是外国势力在主宰香港吗？
要清楚地意识到，香港是国际化的都市，外国势力的存在和介入并不奇怪。长期以来，这座城市一直是东方信息中心，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都有强大势力的存在。但只要香港是开放的，外国势力一定会在，并且也会努力地去影响香港的发展。这是现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所需要关切的是特区政府是否有能力来遏制这些外国势力的负面影响。
就外国势力来说，这里尤其要强调英国的角色，因为香港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就英国对香港的影响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九七回归之后，香港只是从一个英国的“直接殖民地”转变成为英国的“间接殖民地”。除了一些文字变化和字面文章（甚至包括《基本法》），九七回归之时，香港什么都没有改变，照单全收。回归之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制度上的变化）来体现港人自治，或者中国主权。各方所努力秉持的只是香港的“法治”。
无疑，“法治”的确是香港的制度本质，是香港秩序的基础。但也是这个“法治”系统，俨然成为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的最有效工具。不仅如此，因为是“间接殖民地”，英国或者其他外国势力只坐收渔翁之利，而不用负任何责任。
今天，这套“法治”体系已经演变成外国势力固若金汤的“话语权”，它既是特区政府最有效的“监督者”，也是香港变化的最有效阻力。
不过，这绝对不意味着这套“法治”需要退出历史舞台。这里的问题也是“谁主”“法治”？比较一下二战之后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的不同作为，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如何处理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制度遗产了。
战后，在反殖民地统治胜利，取得独立之后，一些国家完全保留了原来殖民地的制度，并且跟着殖民地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没有很成功的案例，失败的案例则比比皆是。但也有很多国家实行了“去殖民地化”。不过，因为“去殖民地化”方式不同，结果有好有坏。一些国家简单粗暴，废除了所有制度遗产，而新的制度（尤其是能够有效运作的制度）又建立不起来，不仅影响了和西方的关系，也制约了本地各方面的发展。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但在另一些国家，也进行了“反殖民地化”，但不仅能够保留一些积极的殖民地遗产，促进本地的发展，也能够和西方搞好关系。新加坡最为典型。在独立之后，对原来殖民地遗产进行了有效去殖民地化，在保留了积极的遗产的同时，去除了其消极面。就“法治”而言，没有人会否认新加坡的“法治”体系，是在殖民地遗产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只有几个字：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里。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在涉及主权和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从来毫不含糊，总是竭尽全力保护之，甚至不怕“得罪”任何一个国家。这和香港的“法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很大程度上说，香港的“法治”能够有效保护原来殖民地者利益，但很难增进香港本身的利益。
▍治权不在香港人手里
自然，这套“法治”的维持也和香港本身的既得利益有关。这里的问题是，香港是这些既得利益在统治吗？可能也不是。很显然，他们理论上是香港的统治精英，并且香港的发展是他们的切身利益。但同样是因为制度设计缺陷所致，这个既得利益阶层只追求利益，但不用承担任何政治责任。这些年来，往往出现既得利益者“有利益一哄而上，面临问题全身而退”的局面。“法治”对既得利益而言具有同样的逻辑，即“法治”是保护他们利益免受损失的最有效武器。考虑到现在香港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是在港英当局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个逻辑并不难理解。
对所有这些情况，中国内地并非不了解，也因此急着加以改变。但现实主义地看，因为是实行“一国两制”，内地很难改变往日香港的殖民地遗产，只有香港本身才有这个能力。不过，现实似乎刚好相反。如上所述，因为各种制度因素，治权并不在香港人手里，也不在特区政府或者香港社会。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香港人把这种局面归咎于中央政府，也因此把矛头对准了中央政府。在实际层面，回归之后，殖民地式的教育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从前的民主运动还有些“反英”的味道，现在则转向了反祖国大陆。国家认同完全走向了反面。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年来抗议者的主体便是九七回归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也是现在“港独”力量的主体。
正因为如此，本来是一体的“一国”和“两制”便分离开来，内地方面强调“一国”，香港方面则强调“两制”，而特区政府夹在中间，无能为力。
......
字数限制，未尽全文，原文链接：https://t.cn/AiQMGoIp
原文链接：https://t.cn/AiQMGoIp
✪ 郑永年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香港局势依然牵动人心。郑永年先生认为，事已至此，其实并不令人震惊。说穿了，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他指出，在缺乏一个有效的治理主体的情况下，香港出现了某种“权力真空”，而外部势力则一直虎视眈眈。他认为，法治的确是香港的制度本质和秩序基础，但也是这个法治系统，俨然成为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的最有效工具，甚至成为香港变革的最有效阻力。这不是说不要法治，而是也要回答：谁主“法治”？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就在于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点值得香港深思。而值得中国内地深思的则是，面对今非昔比的香港，我们该如何完成第二次“回归”？文章转自“IPP评论”，原载《联合早报》，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香港的根本问题
对香港观察者来说，香港的局势发展到今天，其实也并不是那么令人震惊。这么多年来，香港的抗议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不难计算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出自不同背景、具有不同目标的抗议活动。一座城市发生如此频繁的社会抗议活动，在世界历史上非常罕见。实际上，抗议趋向于具有人们所说的“死磕”性质，抗议活动已经“日常生活化”了。有人说，香港是名副其实的“抗议之都”，这说法并不为过。
人们感到震惊的是抗议活动的暴力化。香港是一个富裕城市，中产阶级居多，较理性，较之其它地方，抗议相对平和。但现在完全不同了，暴力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扭转的大趋势。而这也不难理解，任何社会抗议，如果各方得不到妥协，必然以暴力终结。有太多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必然的结果。
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人们必须选择支持哪一边。但如果面向未来，人们必须花很大的精力来理解“何从何去”的问题。
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发展到今天不可收场的地步？
这座城市的未来在哪里？
说穿了，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
1997年香港主权从英国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那么，是中国在治理香港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实行“一国两制”，中国只享受主权，没有治权，“港人治港”，治权在行政长官和香港政府。如此，中国所享有的实际主权少而又少，表现在有限的外交领域，而在大多数领域只享有“名誉主权”。即使是驻军也只具有象征意义。就治理而言，最具有实质性的法律体系并不在中国的主权之内。
在维持“一国两制”上，中国内地并没有像西方所说的那样，积极介入香港事务。即使有介入的想法，也受“一国两制”这一“意识形态”的制约。实际的情形是，为了维持“一国两制”，内地把大量的好处向香港输送，以期维持其繁荣，至少是经济上的。有关方面也的确想做一些能够促成实质性主权的事情，但想做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做成过，例如早些时候的“23条”和这次的“送中条例”。社会、经济和民间层面的交流和来往大大增加，但这些可以对香港的经济发生影响，但对香港的治理制度和能力则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图片转自“IPP评论”）
▍特首与政党无有机联系
是香港政府在治理这个城市吗？也不是。这里涉及诸多制度设计因素。就权力结构来说，香港实行权力分立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哪些权力在香港行政当局？
立法方面只有不到一半的权力可以说属于行政当局，并且这一半权力还是通过“建制派”而达成。
行政当局对司法则完全没有权力，整个司法系统几乎仍然掌握在“隐居”起来的“港英当局”手中。
即使是行政系统，除了特首，也仍然是从港英当局“整体”接收而来。
就政治权力的来源来说，问题更大，因为香港基本上“无政党政治”，即特首的产生和政党之间没有必然的有机联系。在实践层面，特首不得不把“公务员”体系当作政党使用。在运作过程中，这使得行政中立成为不可能。一旦特首被“政治化”，公务员系统也不得不政治化（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并且这种政治化更有可能和特首的政治意向背道而驰。这次公务员系统很多人公开向特区政府施加压力，分歧表露无遗。
因为没有坚实的政治（政党）支持，这些年来，特区政府很难有所作为。试问特区政府通过了几项有效的法律和政策？历任特首都想有所作为，但就是没有好结果。即使是具有善意、实际上也能改善香港状况的政策，也很难有好的结果。首任特首董建华的住房政策的流产，就是很好的案例。
是香港人民在治理香港吗？也显然不是。香港人一直在争取他们理想中的“港人治港”，即“双普选”。但因为各方面的较量，迄今并没有什么结果。（不过，应当指出“双普选”也只是一个理想的“设想”，因为也有太多的经验表明，即使实现了“普选”，也并不见得会出现有效的治理。）
更为严重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来争取既定目标的达成，这个过程本身具有很大的问题。其一，“众口难调”，不能达成妥协，人们产生了“一步到位”的政改幻想。在争取过程中，抗议者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实现他们的诉求，但因为没有妥协，所有机会都付之东流。其二，抗议演变成暴力，发展成为破坏性极强的“为了抗议而抗议”的社会运动，或者运动型社会。如此，就形成了抗议者“你不顺我意，我也绝对不让你做事情”的心态，造成了政府和抗议者之间的严重对立局面。
▍外国势力一直都在
那么是外国势力在主宰香港吗？
要清楚地意识到，香港是国际化的都市，外国势力的存在和介入并不奇怪。长期以来，这座城市一直是东方信息中心，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都有强大势力的存在。但只要香港是开放的，外国势力一定会在，并且也会努力地去影响香港的发展。这是现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所需要关切的是特区政府是否有能力来遏制这些外国势力的负面影响。
就外国势力来说，这里尤其要强调英国的角色，因为香港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就英国对香港的影响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九七回归之后，香港只是从一个英国的“直接殖民地”转变成为英国的“间接殖民地”。除了一些文字变化和字面文章（甚至包括《基本法》），九七回归之时，香港什么都没有改变，照单全收。回归之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制度上的变化）来体现港人自治，或者中国主权。各方所努力秉持的只是香港的“法治”。
无疑，“法治”的确是香港的制度本质，是香港秩序的基础。但也是这个“法治”系统，俨然成为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的最有效工具。不仅如此，因为是“间接殖民地”，英国或者其他外国势力只坐收渔翁之利，而不用负任何责任。
今天，这套“法治”体系已经演变成外国势力固若金汤的“话语权”，它既是特区政府最有效的“监督者”，也是香港变化的最有效阻力。
不过，这绝对不意味着这套“法治”需要退出历史舞台。这里的问题也是“谁主”“法治”？比较一下二战之后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的不同作为，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如何处理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制度遗产了。
战后，在反殖民地统治胜利，取得独立之后，一些国家完全保留了原来殖民地的制度，并且跟着殖民地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没有很成功的案例，失败的案例则比比皆是。但也有很多国家实行了“去殖民地化”。不过，因为“去殖民地化”方式不同，结果有好有坏。一些国家简单粗暴，废除了所有制度遗产，而新的制度（尤其是能够有效运作的制度）又建立不起来，不仅影响了和西方的关系，也制约了本地各方面的发展。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但在另一些国家，也进行了“反殖民地化”，但不仅能够保留一些积极的殖民地遗产，促进本地的发展，也能够和西方搞好关系。新加坡最为典型。在独立之后，对原来殖民地遗产进行了有效去殖民地化，在保留了积极的遗产的同时，去除了其消极面。就“法治”而言，没有人会否认新加坡的“法治”体系，是在殖民地遗产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只有几个字：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里。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在涉及主权和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从来毫不含糊，总是竭尽全力保护之，甚至不怕“得罪”任何一个国家。这和香港的“法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很大程度上说，香港的“法治”能够有效保护原来殖民地者利益，但很难增进香港本身的利益。
▍治权不在香港人手里
自然，这套“法治”的维持也和香港本身的既得利益有关。这里的问题是，香港是这些既得利益在统治吗？可能也不是。很显然，他们理论上是香港的统治精英，并且香港的发展是他们的切身利益。但同样是因为制度设计缺陷所致，这个既得利益阶层只追求利益，但不用承担任何政治责任。这些年来，往往出现既得利益者“有利益一哄而上，面临问题全身而退”的局面。“法治”对既得利益而言具有同样的逻辑，即“法治”是保护他们利益免受损失的最有效武器。考虑到现在香港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是在港英当局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个逻辑并不难理解。
对所有这些情况，中国内地并非不了解，也因此急着加以改变。但现实主义地看，因为是实行“一国两制”，内地很难改变往日香港的殖民地遗产，只有香港本身才有这个能力。不过，现实似乎刚好相反。如上所述，因为各种制度因素，治权并不在香港人手里，也不在特区政府或者香港社会。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香港人把这种局面归咎于中央政府，也因此把矛头对准了中央政府。在实际层面，回归之后，殖民地式的教育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从前的民主运动还有些“反英”的味道，现在则转向了反祖国大陆。国家认同完全走向了反面。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年来抗议者的主体便是九七回归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也是现在“港独”力量的主体。
正因为如此，本来是一体的“一国”和“两制”便分离开来，内地方面强调“一国”，香港方面则强调“两制”，而特区政府夹在中间，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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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示威者群殴游客至昏迷##付国豪真汉子##我也支持香港警察#
我真的气哭了
他们一次次向人们刷新人性丑恶的底线
他们所求的并非民主自由，他们只不过是享受暴动、混乱、殴打所带来的快感罢了，因而放弃了人之为人的特质，呈现出了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
没什么好说的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港独biss[微笑] https://t.cn/R2WxB4R
我真的气哭了
他们一次次向人们刷新人性丑恶的底线
他们所求的并非民主自由，他们只不过是享受暴动、混乱、殴打所带来的快感罢了，因而放弃了人之为人的特质，呈现出了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
没什么好说的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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