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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你好！新“西”望 | 一场盛会 激活一座城的蜕变与新生】
从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到天津全运会，一场体育盛会让这些城市在收获巨大经济效益和传媒美誉的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城市的发展空间，提升了基础设施水平，并从整体上提升城市综合治理水平。也让市民对城市更富有归属感和认同感。
明年，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将在西安举行。在筹备过程中，这座千年古都每一天都发生着变化，它正经历着由内而外的蜕变，用全新的面孔迎接世界的目光。
一场盛会 升级一座城
“榴花绽放灞河之滨”，7月1日，西安奥体中心主体育场和游泳跳水馆竣工并交付使用。至此，第十四届全运会主场馆—西安奥体中心“一场两馆”全部竣工交付。这也标志着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体育中心全面建成，“十四运”由备战转入实战阶段。
自2015年陕西取得全运会承办权以来，西安紧锣密鼓推进“迎十四运”建设，由于准备周期长，有人会问，为了一场盛会为何要如此“大动干戈”？
简而言之，一个家要请客，总需要收拾干净，给客人留下好的印象，或者买盆花，换换窗帘，用请客的机会，提升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这正是人之常情。
一座城市举办一场盛会同理。无论是奥运会、大运会、全运会，都是国内外的大型盛会。数以万计的运动员和工作人员来到一座城市，要比赛、生活半个月，无论如何，这都不是“小事情”。
回首过往，广州为举办2001年第九届全运会，在交通方面下足了功夫，投资120亿元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修了珠江大桥、全封闭的环城高速公路、新国际机场等，加快了广州的市政建设步伐；南京为举办十运会，修建了城市的第一条地铁，在长江边创立了“滩涂起新城”的奇迹；天津为迎接十三运，开展城市综合整治，整修道路110多条，新建、提升绿化面积1742万平方……
可以说，没有哪座城市举办盛会是自然而然的。“十四运”作为西安城市历史上级别最高、影响最大的一场体育盛会，确实对整个城市建设提出了极大的考验。
当然，城市要升级，总是需要借助一些契机，“十四运”对于西安而言，就是一个契机。
毕竟“十四运”的举办，是一次提升国际化水平、推动城市功能品质快速提升、充分展现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和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水平形象的极好机遇。
可以想见，为迎接“十四运”，欢迎更多参赛者与观赛者，西安的体育场馆、酒店、市政设施等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将大力改造提升，公园城市建设节奏将加速，文化、旅游、会展等行业的国际交流也将大大增多，而这些，无不是西安迈向世界城市的窗口和台阶。
一场盛会 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一场国家级体育盛会，给一座城市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短期的举城狂欢。除了城市知名度的提高，更重要的是，给城市基础设施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而这些基础设施最终都将惠及广大市民。
火热的七月，西安奥体中心“盛世之花”如约绽放。如果说，西安奥体中心的建成并投入使用完善了城市体育的设施配套，那么，西安区域交通、绿化、基础设施等城市生活环境的改善，则更是直接提升了整个西安的宜居品质。
对此，西安市委书记王浩曾表示，要以迎“十四运”为抓手，担负起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历史使命，利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的机遇，推进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城中村、棚户区、背街小巷、老旧小区改造，打通断头路，加强城市管理，解决交通拥堵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自2019年以来，西安以迎十四运为契机，持续抓好“三改一通一落地”(老旧小区、城中村(棚户区)、背街小巷改造提升，断头路打通，架空线落地)建设。如今，走过西安的大街小巷，城市面貌早已焕然一新。
这其中，最明显的变化，便是体现在交通上。断头路，对于市民的出行来说是让人糟心的问题，让原本很近的距离就是因为路没通可能要绕上一大圈。
为做好迎十四运城市道路环境提升工作，近年来西安市努力破解城市路网规划，有效解决城市交通拥堵和市民出行难问题。截至今年上半年，断头路打通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西安区域内58条断头路目前已打通35条，剩下23条目前正在有序推进。
另外，凭借第十四届全运会的基建快车道，当下，快速路建设、轨道交通建设等交通优化提升项目正加紧实施。7月1日，作为第十四届全运会的重要交通保障项目的朱宏路主线桥正式通车。目前地铁5、6、9号线一期车站全部封顶，实现“三通”。
若将体育场馆、交通建设等看作是一个城市的“面子”，展现着城市的形象，那么背街小巷就是“面子”背后的“里子”，承载着百姓的幸福。
过去提起背街小巷，人们总会想到街面窄挤、秩序混乱。不过，自2019年以来，西安以迎十四运为契机，全力推进背街小巷改造提升工作，让昔日这些背街小巷华丽“变身”。
位于西安市皇城西路附近的新民二巷，改造前周边有6处违法建设、4 处“破墙”店铺，仅160米长的路面坑坑洼洼，垃圾随处可见。
“这墙上照片里的东西可能年轻人没概念，但是我都熟悉，走在这条小街上，感觉挺好的。”住在周围的一位老人说。
改造后的新民二巷，32副极具生活气息的墙画贯穿了整条街道，或展示民俗，或讲述历史，让人感受到浓浓的烟火气息和深邃的历史厚重，现已成了一处都市中闹中取静的“文化角落”。
据了解，西安计划于2021年6月底前完成主城区599条背街小巷提升改造任务，截至今年上半年，已开工实施476条，完成提升改造56条。这其中，新城区皇城西路等24条示范街项目，提升改造后更是成了区域新亮点。
另外，在西安背街小巷提升改造的同时，西安老旧小区改造早已全面展开。截至今年上半年，已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318个、1999.2万平方米，惠及群众22万余户，各项工作均按计划稳步推进。
当然，在提升“硬环境”的同时，西安更注重打造城市的“软环境”。毕竟文明又温暖的行为传递着城市的温度。
在西安，以道德模范、“雷锋志愿者”等组成的“示范天团”，高规格引领着城市文明新风尚；在西安，“迎十四运 创文明城”品牌活动涌动全城，用文明刷新城市“气质”，高品质示范文明健康生活新方式。
在迎十四运建设创造整洁美观城市环境的同时，文明行为如今已在古城西安开花结果。走过西安的大街小巷，在社区、旅游景区、车站，处处体现着文明健康元素；市民、学生、志愿者，人人都是文明健康行为的传播者。
景有颜值，人有气质，城有品质——融入“全运时间”，切换“全运轨道”，西安，这座国家中心城市正在抢抓机遇，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场盛会 照亮城市未来
对于西安而言，“谋赛”只是“抓手”是方式，“谋城”才是目标是结果。当下的西安，把“谋赛”与“谋城”相结合，正努力带动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和形态形象提升，提高赛事承办能力和城市服务能级。
“办赛事，就是办城市”，西安谋赛有方。今年以来，西安围绕赛事“大做文章”，西安正通过大型赛事活动的举办引领带动城市“动起来”。
据了解，在今年陕西省体育局确定的20项精品赛事，其中将有13项在西安举办。值得注意到，13项在西安举办的精品体育赛事中既包含了东京奥运会亚洲区摔跤资格赛、中国跆拳道公开赛等奥运积分赛事，也包含了全国斯诺克团体锦标赛等国内顶级赛事。这些赛事将从年初持续到年底，这些赛事不仅丰富西安体育的“人民菜单”，为明年迎来的“十四运”集聚能量，更是把西安“赛事名城”的建设之火烧得更旺。
“承办一场会，激活一座城”，西安谋城有策。2019年底，西安相继发布了《西安市关于办好第十四届全运会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步伐的实施意见》和《西安市办好第十四届全运会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步伐项目工作方案》。
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为西安迎十四运建设理出时间线，做出规划图，按下了“快进键”。
7月3日，西安市政府召开西安市迎十四运推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显示，目前521项迎十四运建设任务中累计完成108项（其中提前完成任务12项），完成率20.7%。预计年底前能完成510项任务，占总任务97.8%，力争2021年4月前基本完成所有项目建设。
7月4日，在西安市召开迎十四运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推进调度会上，西安市委书记王浩强调：“下半年，要坚持目标再提高、任务再增加、标准再提升，集中力量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全力以赴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为十四运顺利举办提供坚强保障。”
进入下半年，西安要这么干！
——高标准做好“十四运”筹备工作。
——加快24个场馆、西安全运村等建设，启动会展中心二期项目。
——抓好“三中心”周边环境提升和综合配套。推进全运惠民，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和“迎全运盛会、展文明风采”等主题实践活动。
眼下，西安努力下足“绣花”功夫改善城市基础设施，让城市发展变得既有“面子”又有“里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些体现西安新发展理念的关键词，正在改变着这个城市的面貌。
相信在并不遥远的未来，伴随着“十四运”的成功举办，西安这座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终将散发出属于它的独特魅力，成为国内外爱好体育的人们心中又一崭新圣地。
从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到天津全运会，一场体育盛会让这些城市在收获巨大经济效益和传媒美誉的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城市的发展空间，提升了基础设施水平，并从整体上提升城市综合治理水平。也让市民对城市更富有归属感和认同感。
明年，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将在西安举行。在筹备过程中，这座千年古都每一天都发生着变化，它正经历着由内而外的蜕变，用全新的面孔迎接世界的目光。
一场盛会 升级一座城
“榴花绽放灞河之滨”，7月1日，西安奥体中心主体育场和游泳跳水馆竣工并交付使用。至此，第十四届全运会主场馆—西安奥体中心“一场两馆”全部竣工交付。这也标志着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体育中心全面建成，“十四运”由备战转入实战阶段。
自2015年陕西取得全运会承办权以来，西安紧锣密鼓推进“迎十四运”建设，由于准备周期长，有人会问，为了一场盛会为何要如此“大动干戈”？
简而言之，一个家要请客，总需要收拾干净，给客人留下好的印象，或者买盆花，换换窗帘，用请客的机会，提升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这正是人之常情。
一座城市举办一场盛会同理。无论是奥运会、大运会、全运会，都是国内外的大型盛会。数以万计的运动员和工作人员来到一座城市，要比赛、生活半个月，无论如何，这都不是“小事情”。
回首过往，广州为举办2001年第九届全运会，在交通方面下足了功夫，投资120亿元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修了珠江大桥、全封闭的环城高速公路、新国际机场等，加快了广州的市政建设步伐；南京为举办十运会，修建了城市的第一条地铁，在长江边创立了“滩涂起新城”的奇迹；天津为迎接十三运，开展城市综合整治，整修道路110多条，新建、提升绿化面积1742万平方……
可以说，没有哪座城市举办盛会是自然而然的。“十四运”作为西安城市历史上级别最高、影响最大的一场体育盛会，确实对整个城市建设提出了极大的考验。
当然，城市要升级，总是需要借助一些契机，“十四运”对于西安而言，就是一个契机。
毕竟“十四运”的举办，是一次提升国际化水平、推动城市功能品质快速提升、充分展现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和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水平形象的极好机遇。
可以想见，为迎接“十四运”，欢迎更多参赛者与观赛者，西安的体育场馆、酒店、市政设施等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将大力改造提升，公园城市建设节奏将加速，文化、旅游、会展等行业的国际交流也将大大增多，而这些，无不是西安迈向世界城市的窗口和台阶。
一场盛会 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一场国家级体育盛会，给一座城市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短期的举城狂欢。除了城市知名度的提高，更重要的是，给城市基础设施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而这些基础设施最终都将惠及广大市民。
火热的七月，西安奥体中心“盛世之花”如约绽放。如果说，西安奥体中心的建成并投入使用完善了城市体育的设施配套，那么，西安区域交通、绿化、基础设施等城市生活环境的改善，则更是直接提升了整个西安的宜居品质。
对此，西安市委书记王浩曾表示，要以迎“十四运”为抓手，担负起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历史使命，利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的机遇，推进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城中村、棚户区、背街小巷、老旧小区改造，打通断头路，加强城市管理，解决交通拥堵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自2019年以来，西安以迎十四运为契机，持续抓好“三改一通一落地”(老旧小区、城中村(棚户区)、背街小巷改造提升，断头路打通，架空线落地)建设。如今，走过西安的大街小巷，城市面貌早已焕然一新。
这其中，最明显的变化，便是体现在交通上。断头路，对于市民的出行来说是让人糟心的问题，让原本很近的距离就是因为路没通可能要绕上一大圈。
为做好迎十四运城市道路环境提升工作，近年来西安市努力破解城市路网规划，有效解决城市交通拥堵和市民出行难问题。截至今年上半年，断头路打通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西安区域内58条断头路目前已打通35条，剩下23条目前正在有序推进。
另外，凭借第十四届全运会的基建快车道，当下，快速路建设、轨道交通建设等交通优化提升项目正加紧实施。7月1日，作为第十四届全运会的重要交通保障项目的朱宏路主线桥正式通车。目前地铁5、6、9号线一期车站全部封顶，实现“三通”。
若将体育场馆、交通建设等看作是一个城市的“面子”，展现着城市的形象，那么背街小巷就是“面子”背后的“里子”，承载着百姓的幸福。
过去提起背街小巷，人们总会想到街面窄挤、秩序混乱。不过，自2019年以来，西安以迎十四运为契机，全力推进背街小巷改造提升工作，让昔日这些背街小巷华丽“变身”。
位于西安市皇城西路附近的新民二巷，改造前周边有6处违法建设、4 处“破墙”店铺，仅160米长的路面坑坑洼洼，垃圾随处可见。
“这墙上照片里的东西可能年轻人没概念，但是我都熟悉，走在这条小街上，感觉挺好的。”住在周围的一位老人说。
改造后的新民二巷，32副极具生活气息的墙画贯穿了整条街道，或展示民俗，或讲述历史，让人感受到浓浓的烟火气息和深邃的历史厚重，现已成了一处都市中闹中取静的“文化角落”。
据了解，西安计划于2021年6月底前完成主城区599条背街小巷提升改造任务，截至今年上半年，已开工实施476条，完成提升改造56条。这其中，新城区皇城西路等24条示范街项目，提升改造后更是成了区域新亮点。
另外，在西安背街小巷提升改造的同时，西安老旧小区改造早已全面展开。截至今年上半年，已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318个、1999.2万平方米，惠及群众22万余户，各项工作均按计划稳步推进。
当然，在提升“硬环境”的同时，西安更注重打造城市的“软环境”。毕竟文明又温暖的行为传递着城市的温度。
在西安，以道德模范、“雷锋志愿者”等组成的“示范天团”，高规格引领着城市文明新风尚；在西安，“迎十四运 创文明城”品牌活动涌动全城，用文明刷新城市“气质”，高品质示范文明健康生活新方式。
在迎十四运建设创造整洁美观城市环境的同时，文明行为如今已在古城西安开花结果。走过西安的大街小巷，在社区、旅游景区、车站，处处体现着文明健康元素；市民、学生、志愿者，人人都是文明健康行为的传播者。
景有颜值，人有气质，城有品质——融入“全运时间”，切换“全运轨道”，西安，这座国家中心城市正在抢抓机遇，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场盛会 照亮城市未来
对于西安而言，“谋赛”只是“抓手”是方式，“谋城”才是目标是结果。当下的西安，把“谋赛”与“谋城”相结合，正努力带动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和形态形象提升，提高赛事承办能力和城市服务能级。
“办赛事，就是办城市”，西安谋赛有方。今年以来，西安围绕赛事“大做文章”，西安正通过大型赛事活动的举办引领带动城市“动起来”。
据了解，在今年陕西省体育局确定的20项精品赛事，其中将有13项在西安举办。值得注意到，13项在西安举办的精品体育赛事中既包含了东京奥运会亚洲区摔跤资格赛、中国跆拳道公开赛等奥运积分赛事，也包含了全国斯诺克团体锦标赛等国内顶级赛事。这些赛事将从年初持续到年底，这些赛事不仅丰富西安体育的“人民菜单”，为明年迎来的“十四运”集聚能量，更是把西安“赛事名城”的建设之火烧得更旺。
“承办一场会，激活一座城”，西安谋城有策。2019年底，西安相继发布了《西安市关于办好第十四届全运会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步伐的实施意见》和《西安市办好第十四届全运会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步伐项目工作方案》。
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为西安迎十四运建设理出时间线，做出规划图，按下了“快进键”。
7月3日，西安市政府召开西安市迎十四运推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显示，目前521项迎十四运建设任务中累计完成108项（其中提前完成任务12项），完成率20.7%。预计年底前能完成510项任务，占总任务97.8%，力争2021年4月前基本完成所有项目建设。
7月4日，在西安市召开迎十四运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推进调度会上，西安市委书记王浩强调：“下半年，要坚持目标再提高、任务再增加、标准再提升，集中力量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全力以赴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为十四运顺利举办提供坚强保障。”
进入下半年，西安要这么干！
——高标准做好“十四运”筹备工作。
——加快24个场馆、西安全运村等建设，启动会展中心二期项目。
——抓好“三中心”周边环境提升和综合配套。推进全运惠民，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和“迎全运盛会、展文明风采”等主题实践活动。
眼下，西安努力下足“绣花”功夫改善城市基础设施，让城市发展变得既有“面子”又有“里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些体现西安新发展理念的关键词，正在改变着这个城市的面貌。
相信在并不遥远的未来，伴随着“十四运”的成功举办，西安这座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终将散发出属于它的独特魅力，成为国内外爱好体育的人们心中又一崭新圣地。
柳州文庙，始于唐贞观年间，乃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香火之所在。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当世之时，虽不能亲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庙，不敢造次属文，拈香一柱，留影数幅，自思：此生无得于状元及第，遂寄所望于乡中二郎，涵宝宝、杨宝宝足堪大造化，不似汝伯。 https://t.cn/z8Ed1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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