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价值链的美国出口版图及其含义】[思考][围观]
■周 密
近年来，“三链”（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成为国际经贸领域的热点问题。其中，全球价值链（GVC）更得到各方关注。通过产业协同和发展模式创新，努力提升企业和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已经成为多数国家的发展共识。按照GVC的基本理念，国际贸易额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一是进口原料或中间品的价值，作为出口商品成本的组成部分；二是基于本土的增加值部分，由本土加工、生产、智力资源等投入或品牌价值所增加。在国际分工日益细化和复杂的环境下，通过有效的GVC计算，有助于更为清晰地透视国际贸易关系，更为准确地展示一国或地区在全球贸易中的受益程度。
虽然一些国际组织或学术机构根据GVC的理念试图建构起能够反映国家间基于增加值的贸易关系，但或者在产业领域和贸易方式上较为局限，或者与现实的情况较为脱节，因为缺乏足够、可比的数据而只能做出对部分产业领域的GVC估算。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在12月9日首次发布了美国全面涵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出口增加值贸易原型数据，利用其对相关情况掌握的优势，将GVC测算的观察窗口设定为相对完整的产业领域，并把贸易伙伴划分为加拿大、中国、欧洲、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地区）等五大类，从而更为清晰展示出2007-2020年间美国国内产业与出口的增加值关联水平，也通过主要出口伙伴和产业结构展示美国贸易出口的利益关系。
BEA发布的数据涵盖了75个行业部门，既包括农产品、采矿、化工、建筑、机械、日用品等各类商品的生产，又包括各类提供服务的行业部门。各项数据将其国内产业的能力与贸易联系起来，为了解美国各行业领域的能力及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提供了分析依据。从趋势来看，美国所有行业的总产出从2007年的26.2万亿美元逐步增加至2020年的36.5万亿美元，而其增加值则是从14.5万亿美元增加至20.9万亿美元。由此可见，美国的产业增加值占其总产出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也显示出美国国内产业具备了较好的增值能力。14年间的最高值是在2009年，为58.0%，最低点则是2008年的54.7%。
不同的产业由其功能与定位决定，在产业体量与增加值方面有所侧重，增加值与产业的强弱和国际话语权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相关性。部分产业主要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部分产业则主要通过形成有特点、差异化的商品或服务实现其创新引领的目标。从产业结构来看，美国2020年产出最高的前三个产业分别是批发、建筑、保险，大多服务于本地市场的需求。而受益于本地业务发展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反过来支持企业拓展国际化市场。按照增加值计算，其他专业和科技服务在美国产业中排在了第三位。从增加值占产出比重角度衡量，其他计算和电子产品制造、通讯设备制造，以及导航测量和控制设备制造的增加值占比分别高达91.3%、90.1%和89.1%。美国企业在这些领域具备的技术优势使得其可以在出口定价过程中拥有更强的话语权，进而鼓励其将更多的精力放到开拓国际市场上。相反地，由于过度保护，一些产业的增加值很低，企业缺乏进行创新的动力。在已有百年历史的《琼斯法案》的保护下，由于缺乏竞争，美国的水运服务发展迟缓，产业增加值只有其总产出的22.1%，仅比最低的基金、信托和其他金融产品15.5%的占比略高。
按照国际贸易理论，出口是一国国际比较优势的体现。美国不同产业中出口导向型的贸易增加值在总出口中的比重有着明显的差异。以服务本地市场为主的食品饮料存储和一般商品存储的占比分别只有0.1%和0.3%，而主要销往国际市场的其他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制造的占比则高达51.0%。按照实际贸易额和贸易增加值两个口径，美国的出口商品和国别结构有很大不同。以2020年的美国对华出口为例，美国出口额占其该产业比重最大的五个产业依次为农产品（30.9%）、教育服务（27.9%）、林渔产品（24.0%）、住宿服务（23.8%）和半导体与其他电子零部件制造（22.8%）。但是，按照贸易增加值计算，美国农产品对华出口值只占到其同类出口总值的5.4%，林渔产品也只占4.7%，半导体与其他电子零部件制造占9.0%；教育服务出口占0.4%，住宿服务出口占2.9%。相比而言，美国对欧洲按照贸易增加值计算的出口值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要高得多。油气之外的采矿出口值占比高达17.2%，而租赁服务的占比也有12.1%，采矿支持活动，以及林渔产品的占比也分别达到11.3%和11.0%。显然可以看出，不同于出口额所展示的情景，中国在美国贸易增加值出口中的重要性不仅明显减弱，而且似乎表明了美国出口商或许出于各种考量，并未将其最具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向中国出口。即便如此，按照贸易增加值计算，半导体与其他电子零部件制造仍是美国对华出口占比最高的产业，农产品和林渔产品紧随其后，而艺术表演与运动、油气开采的占比均为3.9%。
虽然BEA提供的GVC数据仍相对较粗，不能准确反映产业间差异、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影响，也受制于投入产出表的更新周期，但仍可以发现，尽管中美双边贸易规模不小，实际上美国对华出口尚远未达到其依据市场供需关系所应达到的水平。当中国成为全球愈发重要的消费市场，在不同细分产品和服务领域都有着可观且持久的消费需求时，按照贸易增加值衡量的美国对华出口理应比实际贸易额的占比还要高，才能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上获得发展空间。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周 密
近年来，“三链”（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成为国际经贸领域的热点问题。其中，全球价值链（GVC）更得到各方关注。通过产业协同和发展模式创新，努力提升企业和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已经成为多数国家的发展共识。按照GVC的基本理念，国际贸易额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一是进口原料或中间品的价值，作为出口商品成本的组成部分；二是基于本土的增加值部分，由本土加工、生产、智力资源等投入或品牌价值所增加。在国际分工日益细化和复杂的环境下，通过有效的GVC计算，有助于更为清晰地透视国际贸易关系，更为准确地展示一国或地区在全球贸易中的受益程度。
虽然一些国际组织或学术机构根据GVC的理念试图建构起能够反映国家间基于增加值的贸易关系，但或者在产业领域和贸易方式上较为局限，或者与现实的情况较为脱节，因为缺乏足够、可比的数据而只能做出对部分产业领域的GVC估算。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在12月9日首次发布了美国全面涵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出口增加值贸易原型数据，利用其对相关情况掌握的优势，将GVC测算的观察窗口设定为相对完整的产业领域，并把贸易伙伴划分为加拿大、中国、欧洲、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地区）等五大类，从而更为清晰展示出2007-2020年间美国国内产业与出口的增加值关联水平，也通过主要出口伙伴和产业结构展示美国贸易出口的利益关系。
BEA发布的数据涵盖了75个行业部门，既包括农产品、采矿、化工、建筑、机械、日用品等各类商品的生产，又包括各类提供服务的行业部门。各项数据将其国内产业的能力与贸易联系起来，为了解美国各行业领域的能力及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提供了分析依据。从趋势来看，美国所有行业的总产出从2007年的26.2万亿美元逐步增加至2020年的36.5万亿美元，而其增加值则是从14.5万亿美元增加至20.9万亿美元。由此可见，美国的产业增加值占其总产出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也显示出美国国内产业具备了较好的增值能力。14年间的最高值是在2009年，为58.0%，最低点则是2008年的54.7%。
不同的产业由其功能与定位决定，在产业体量与增加值方面有所侧重，增加值与产业的强弱和国际话语权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相关性。部分产业主要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部分产业则主要通过形成有特点、差异化的商品或服务实现其创新引领的目标。从产业结构来看，美国2020年产出最高的前三个产业分别是批发、建筑、保险，大多服务于本地市场的需求。而受益于本地业务发展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反过来支持企业拓展国际化市场。按照增加值计算，其他专业和科技服务在美国产业中排在了第三位。从增加值占产出比重角度衡量，其他计算和电子产品制造、通讯设备制造，以及导航测量和控制设备制造的增加值占比分别高达91.3%、90.1%和89.1%。美国企业在这些领域具备的技术优势使得其可以在出口定价过程中拥有更强的话语权，进而鼓励其将更多的精力放到开拓国际市场上。相反地，由于过度保护，一些产业的增加值很低，企业缺乏进行创新的动力。在已有百年历史的《琼斯法案》的保护下，由于缺乏竞争，美国的水运服务发展迟缓，产业增加值只有其总产出的22.1%，仅比最低的基金、信托和其他金融产品15.5%的占比略高。
按照国际贸易理论，出口是一国国际比较优势的体现。美国不同产业中出口导向型的贸易增加值在总出口中的比重有着明显的差异。以服务本地市场为主的食品饮料存储和一般商品存储的占比分别只有0.1%和0.3%，而主要销往国际市场的其他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制造的占比则高达51.0%。按照实际贸易额和贸易增加值两个口径，美国的出口商品和国别结构有很大不同。以2020年的美国对华出口为例，美国出口额占其该产业比重最大的五个产业依次为农产品（30.9%）、教育服务（27.9%）、林渔产品（24.0%）、住宿服务（23.8%）和半导体与其他电子零部件制造（22.8%）。但是，按照贸易增加值计算，美国农产品对华出口值只占到其同类出口总值的5.4%，林渔产品也只占4.7%，半导体与其他电子零部件制造占9.0%；教育服务出口占0.4%，住宿服务出口占2.9%。相比而言，美国对欧洲按照贸易增加值计算的出口值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要高得多。油气之外的采矿出口值占比高达17.2%，而租赁服务的占比也有12.1%，采矿支持活动，以及林渔产品的占比也分别达到11.3%和11.0%。显然可以看出，不同于出口额所展示的情景，中国在美国贸易增加值出口中的重要性不仅明显减弱，而且似乎表明了美国出口商或许出于各种考量，并未将其最具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向中国出口。即便如此，按照贸易增加值计算，半导体与其他电子零部件制造仍是美国对华出口占比最高的产业，农产品和林渔产品紧随其后，而艺术表演与运动、油气开采的占比均为3.9%。
虽然BEA提供的GVC数据仍相对较粗，不能准确反映产业间差异、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影响，也受制于投入产出表的更新周期，但仍可以发现，尽管中美双边贸易规模不小，实际上美国对华出口尚远未达到其依据市场供需关系所应达到的水平。当中国成为全球愈发重要的消费市场，在不同细分产品和服务领域都有着可观且持久的消费需求时，按照贸易增加值衡量的美国对华出口理应比实际贸易额的占比还要高，才能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上获得发展空间。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过去五年市场的特征是“茅指数”，核心是食品饮料和医药，背景是2016年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趋势中行业利润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
今年以来，“宁组合”成为投资热词。
“宁组合”是指国家追赶阶段亟待发展的关键资产，能够帮助提升中国要素生产率的行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卡脖子”，另一类是“国家名片”。
年初至今，“茅指数”下跌，宁组合指数已经涨了50%，接下来分化可能会越来越剧烈。
“宁组合”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类资产，今年的分化我们相信是新时代趋势来临的一个征兆。接下来会有顺应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王者的出现。
以上是嘉实基金理事总经理姚志鹏，在8月12日以《宁组合VS茅指数——激辩下一个投资风口》为主题的2021年嘉实基金秋季投资策略峰会线上的精彩观点，价值线研究院进行了整理，主要内容如下：
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今年是“宁组合”正式走上舞台的第一年
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2006-2007年的特点是资源为王，是中国经济引领全球共振向上的时代。当时的背景是全球经济向上过程中资源的稀缺性。那时候，资源是最重要的王者，有色金属指数的涨幅超过了11倍，龙头资源股涨幅达到了18到25倍，平均涨了20倍。
再看2013-2015年。这一轮行情的背景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出现了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在这三年里，创业板的最高涨幅接近6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TMT龙头企业涨幅也是20倍。
现在来看2016-2020年。这五年市场的特征就是“茅指数”，核心是食品饮料和医药这两个行业。背景是2015年之后，整个经济进入低速阶段，随着2016年的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趋势，整个行业利润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所以，我们看到了茅指数的登场，在过去五年里，沪深300只涨了1.67倍，但茅指数却涨了接近10倍，当时消费领域的头部公司涨幅更是超过了30倍。
那么，今年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相信大家今年都听到了一个很热门的词：“宁组合”。这几个月以来，宁组合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今年是“宁组合”正式走上舞台的第一年。年初至今，茅指数还是有所下跌的，而宁组合指数已经涨了50%。也就是说，“茅指数”和“宁组合”已经开始分化。过去每一个年代的伟大投资机会都是时代的缩影，今年的分化我们相信是新时代趋势来临的一个征兆。接下来也会有顺应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王者的出现。“宁组合”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类资产，今年的分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分化可能会越来越剧烈。
低要素成本的红利已经到了尾声
市场决定内循环基础仍然雄厚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城镇化和全球分工实现的，背景是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是一个典型的低要素成本社会。但是到了今天，低要素成本的红利已经到了尾声，逐渐要过去了，因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趋势性改变，转向了一个老龄化的结构。曾几何时，在深圳，手机组装工人一个月赚2000元就是一个比较高的工资，现在即使去中西部省份，也要五六千才能招到一个工人，在深圳就更困难了。这就是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抬升。随着中国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环保成本也在上升。中国的生育意愿也在下降，因而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
生育意愿下降叠加成本上升，中国依靠低要素成本占领低端产业份额的红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中国也不用悲观。
因为我们内需市场足够大。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92年小平南巡的时候，中国的社零总额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而到了2019年，中国的社零总额与美国已经非常接近了。而且，中国人均GDP仍然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当中国人均GDP往上走的时候，中国的内需市场还会大踏步的往前走。中国这个大市场，在城镇化、全球化带动下，已经诞生了很多传统经济的老牌龙头企业。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演进，内循环的基础仍然是非常雄厚的。
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到了最关键时刻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全社会努力方向
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高附加值产业，也就是代表中国国运的行业，现在是发展的最关键的时刻。因为中国在过去二十年，其实一直在减少对高附加值工业品的依赖。最早，我们进口机械装备，出口原材料。但是现在来看，中国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是在减少的，未来低附加值的出口空间将进一步收窄。现在中国发展的任务，是怎样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到世界最领先的水平。前半程我们靠的是低要素成本红利，会有很多资本进入中国投资，从而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到了现在，和世界领先的经济体有关键差距的时候，前面是没有老师的，有老师也不愿意教。这个阶段怎么办呢？最重要的就是怎样靠自己把新产业发展起来，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是中国追赶全球领先经济体的必然，决定了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高度。
中国已经在一些高端产业有了一些集群效应，但是我们目前在很多高端产业里还是有很大的不足需要去补。这样才能在我国不再有低要素成本红利优势的时候，把国内的经济附加值提上去。
疫情之后，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的动作，供应链的安全性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的二三十年经济发展是全球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产业链是互相依存，所以各个环节产业链之间的关联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接下来，要提高我们的自主可控。我们要在进口表里做文章，看哪些还面临进口压力，有供应链风险的，这是新的国际形势下的自主可控的必然选择。
近期很多大的政策思路，包括对房地产的调节，对药价的控制，这些政策思路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中国有大量的高端产业亟待突破，未来十年，我们需要突破以芯片为代表的一批高端产业的门槛。这个阶段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压低要素成本，让低附加值的红利延续，从而为向上突破争取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制度都是为了压低要素成本的。
但是，从中期国际环境和国内趋势来看，要素成本上升还是必然的。我们可以延长红利，但我们不能拒绝要素成本的上升。所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力成本的质量，突破核心竞争力和硬科技领域，是这个时代全社会努力的方向。
如何避免中产阶级陷阱？
要靠“卡脖子”行业和“国家名片”的突破
这个时代发展的机会是什么？
我们理解的“宁组合”是指国家追赶阶段亟待发展的关键资产，能够帮助提高中国要素生产率的行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卡脖子”，另一类是“国家名片”。
“卡脖子”行业不仅仅是芯片领域，还包括：粮食安全、产业链安全、能源安全、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等国家发展中需要进口的关键科技、关键材料和关键技术，甚至是关键装备。
中国要有内循环能力，未来要有自己的一套供应链，包括半导体、农业、军工；出口表里更多体现的是我们的国家实力。
我们是开放国家，我们不可能闭门造车，我们自成一体，中国就崛起了。如果你只解决了能用的问题，你还不能成为世界顶级经济体，我们一定要有国家名片。
国家名片有哪些？我们历史上的国家名片包括高铁、光伏、风电等。国家名片的意义是在大国竞争中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关键行业。
从石油争夺、地区利益争夺都能看出，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一定是有一些关键要素的。典型的是能源效率间的竞争。这背后就是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新型制造。
只有解决了国家名片和“卡脖子”这两个关键环节，中国才有可能最后突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
每一个投资都有时代的背景，我们这个时代就要选择这些行业的发展，而这些行业的发展，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宁组合”只是一个称呼，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知道时代发展的内涵在哪里。
如何发掘这些核心资产？投资只是一个概率游戏，你要考虑失败的可能性，以及要珍惜每一次对的机会。
一定要在大级别产业趋势之中做投资，大水有大鱼，同时兼具较强持续性的竞争力的公司，容易形成大级别的长期机会。
大级别的变化，
就是大级别的机会
在万亿市值内具有广泛效应的企业，是苹果。苹果的崛起背后就是智能手机产业链，从iPhone诞生，到现在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苹果手机每年有2亿部手机的销售额，这是一个16万亿的市场，所以才有了苹果130倍的涨幅，这个过程中还有不断的产品迭代更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级别社会思潮的变化，就是大级别的机会。
新能源汽车是一个。举例而言，全家都在用苹果手机的家庭，用的车子至少在25万以上。大部分人手机的更换频率是两年一换，5年用到手机的消费大概在5-7万元左右，而汽车是25万以上甚至是30-50万级别的消费。所以在过去15年海外股市涨幅榜里，第一是奈飞，但奈飞体量不大；第二是苹果；第三是特斯拉。
借助时代的选择，
寻找高景气度赛道
景气度非常重要，我们说从周期中获益，就是要借助时代的选择，和行业景气度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比如电动汽车的出现，在2014-2016年，就成为公认的最有前景的产品。但从2016年到去年中期，行业经历了4年的下行期，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取得让人满意的价值回报。
但是从去年开始，随着行业在欧洲、在中国陆续进入到景气度上行的状态中，我们看到这些电动车头部企业、电动电池头部企业，在2年不到的时间里涨幅超过7倍。
当你选择了趋势向上的景气度，找到了战略向上的行业，接下来的事就是要找到这中间的“头马”。
“宁组合”不是指某个行业，而是在这类资产中找最优秀的公司。一个行业中优秀的公司和平庸的公司的差异是惊人的。
寻找优秀企业家
当然，好的商业模式也很重要，但是商业模式并不是唯一，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的创新创造。即使是一个好的行业，过了3-5年，如果管理者不行，可能也做不好。特别是在新兴行业，人很重要。优秀企业家在穿越时代的决策，以及在各种路线之间妥协，在各种设备、资金使用、技术路线之间的妥协，都会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对企业家的评估没有诀窍。但我们看，头部的企业家大多是地方上的精英，年龄在50-60岁，而机构投资者的平均年龄在35-36岁，准确评估这些企业家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通过密集调研和持续跟踪观察，在实践中去发现优秀的企业家。
价值线
过去五年市场的特征是“茅指数”，核心是食品饮料和医药，背景是2016年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趋势中行业利润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
今年以来，“宁组合”成为投资热词。
“宁组合”是指国家追赶阶段亟待发展的关键资产，能够帮助提升中国要素生产率的行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卡脖子”，另一类是“国家名片”。
年初至今，“茅指数”下跌，宁组合指数已经涨了50%，接下来分化可能会越来越剧烈。
“宁组合”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类资产，今年的分化我们相信是新时代趋势来临的一个征兆。接下来会有顺应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王者的出现。
以上是嘉实基金理事总经理姚志鹏，在8月12日以《宁组合VS茅指数——激辩下一个投资风口》为主题的2021年嘉实基金秋季投资策略峰会线上的精彩观点，价值线研究院进行了整理，主要内容如下：
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今年是“宁组合”正式走上舞台的第一年
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2006-2007年的特点是资源为王，是中国经济引领全球共振向上的时代。当时的背景是全球经济向上过程中资源的稀缺性。那时候，资源是最重要的王者，有色金属指数的涨幅超过了11倍，龙头资源股涨幅达到了18到25倍，平均涨了20倍。
再看2013-2015年。这一轮行情的背景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出现了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在这三年里，创业板的最高涨幅接近6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TMT龙头企业涨幅也是20倍。
现在来看2016-2020年。这五年市场的特征就是“茅指数”，核心是食品饮料和医药这两个行业。背景是2015年之后，整个经济进入低速阶段，随着2016年的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趋势，整个行业利润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所以，我们看到了茅指数的登场，在过去五年里，沪深300只涨了1.67倍，但茅指数却涨了接近10倍，当时消费领域的头部公司涨幅更是超过了30倍。
那么，今年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相信大家今年都听到了一个很热门的词：“宁组合”。这几个月以来，宁组合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今年是“宁组合”正式走上舞台的第一年。年初至今，茅指数还是有所下跌的，而宁组合指数已经涨了50%。也就是说，“茅指数”和“宁组合”已经开始分化。过去每一个年代的伟大投资机会都是时代的缩影，今年的分化我们相信是新时代趋势来临的一个征兆。接下来也会有顺应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王者的出现。“宁组合”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类资产，今年的分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分化可能会越来越剧烈。
低要素成本的红利已经到了尾声
市场决定内循环基础仍然雄厚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城镇化和全球分工实现的，背景是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是一个典型的低要素成本社会。但是到了今天，低要素成本的红利已经到了尾声，逐渐要过去了，因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趋势性改变，转向了一个老龄化的结构。曾几何时，在深圳，手机组装工人一个月赚2000元就是一个比较高的工资，现在即使去中西部省份，也要五六千才能招到一个工人，在深圳就更困难了。这就是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抬升。随着中国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环保成本也在上升。中国的生育意愿也在下降，因而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
生育意愿下降叠加成本上升，中国依靠低要素成本占领低端产业份额的红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中国也不用悲观。
因为我们内需市场足够大。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92年小平南巡的时候，中国的社零总额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而到了2019年，中国的社零总额与美国已经非常接近了。而且，中国人均GDP仍然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当中国人均GDP往上走的时候，中国的内需市场还会大踏步的往前走。中国这个大市场，在城镇化、全球化带动下，已经诞生了很多传统经济的老牌龙头企业。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演进，内循环的基础仍然是非常雄厚的。
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到了最关键时刻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全社会努力方向
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高附加值产业，也就是代表中国国运的行业，现在是发展的最关键的时刻。因为中国在过去二十年，其实一直在减少对高附加值工业品的依赖。最早，我们进口机械装备，出口原材料。但是现在来看，中国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是在减少的，未来低附加值的出口空间将进一步收窄。现在中国发展的任务，是怎样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到世界最领先的水平。前半程我们靠的是低要素成本红利，会有很多资本进入中国投资，从而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到了现在，和世界领先的经济体有关键差距的时候，前面是没有老师的，有老师也不愿意教。这个阶段怎么办呢？最重要的就是怎样靠自己把新产业发展起来，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是中国追赶全球领先经济体的必然，决定了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高度。
中国已经在一些高端产业有了一些集群效应，但是我们目前在很多高端产业里还是有很大的不足需要去补。这样才能在我国不再有低要素成本红利优势的时候，把国内的经济附加值提上去。
疫情之后，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的动作，供应链的安全性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的二三十年经济发展是全球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产业链是互相依存，所以各个环节产业链之间的关联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接下来，要提高我们的自主可控。我们要在进口表里做文章，看哪些还面临进口压力，有供应链风险的，这是新的国际形势下的自主可控的必然选择。
近期很多大的政策思路，包括对房地产的调节，对药价的控制，这些政策思路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中国有大量的高端产业亟待突破，未来十年，我们需要突破以芯片为代表的一批高端产业的门槛。这个阶段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压低要素成本，让低附加值的红利延续，从而为向上突破争取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制度都是为了压低要素成本的。
但是，从中期国际环境和国内趋势来看，要素成本上升还是必然的。我们可以延长红利，但我们不能拒绝要素成本的上升。所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力成本的质量，突破核心竞争力和硬科技领域，是这个时代全社会努力的方向。
如何避免中产阶级陷阱？
要靠“卡脖子”行业和“国家名片”的突破
这个时代发展的机会是什么？
我们理解的“宁组合”是指国家追赶阶段亟待发展的关键资产，能够帮助提高中国要素生产率的行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卡脖子”，另一类是“国家名片”。
“卡脖子”行业不仅仅是芯片领域，还包括：粮食安全、产业链安全、能源安全、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等国家发展中需要进口的关键科技、关键材料和关键技术，甚至是关键装备。
中国要有内循环能力，未来要有自己的一套供应链，包括半导体、农业、军工；出口表里更多体现的是我们的国家实力。
我们是开放国家，我们不可能闭门造车，我们自成一体，中国就崛起了。如果你只解决了能用的问题，你还不能成为世界顶级经济体，我们一定要有国家名片。
国家名片有哪些？我们历史上的国家名片包括高铁、光伏、风电等。国家名片的意义是在大国竞争中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关键行业。
从石油争夺、地区利益争夺都能看出，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一定是有一些关键要素的。典型的是能源效率间的竞争。这背后就是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新型制造。
只有解决了国家名片和“卡脖子”这两个关键环节，中国才有可能最后突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
每一个投资都有时代的背景，我们这个时代就要选择这些行业的发展，而这些行业的发展，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宁组合”只是一个称呼，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知道时代发展的内涵在哪里。
如何发掘这些核心资产？投资只是一个概率游戏，你要考虑失败的可能性，以及要珍惜每一次对的机会。
一定要在大级别产业趋势之中做投资，大水有大鱼，同时兼具较强持续性的竞争力的公司，容易形成大级别的长期机会。
大级别的变化，
就是大级别的机会
在万亿市值内具有广泛效应的企业，是苹果。苹果的崛起背后就是智能手机产业链，从iPhone诞生，到现在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苹果手机每年有2亿部手机的销售额，这是一个16万亿的市场，所以才有了苹果130倍的涨幅，这个过程中还有不断的产品迭代更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级别社会思潮的变化，就是大级别的机会。
新能源汽车是一个。举例而言，全家都在用苹果手机的家庭，用的车子至少在25万以上。大部分人手机的更换频率是两年一换，5年用到手机的消费大概在5-7万元左右，而汽车是25万以上甚至是30-50万级别的消费。所以在过去15年海外股市涨幅榜里，第一是奈飞，但奈飞体量不大；第二是苹果；第三是特斯拉。
借助时代的选择，
寻找高景气度赛道
景气度非常重要，我们说从周期中获益，就是要借助时代的选择，和行业景气度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比如电动汽车的出现，在2014-2016年，就成为公认的最有前景的产品。但从2016年到去年中期，行业经历了4年的下行期，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取得让人满意的价值回报。
但是从去年开始，随着行业在欧洲、在中国陆续进入到景气度上行的状态中，我们看到这些电动车头部企业、电动电池头部企业，在2年不到的时间里涨幅超过7倍。
当你选择了趋势向上的景气度，找到了战略向上的行业，接下来的事就是要找到这中间的“头马”。
“宁组合”不是指某个行业，而是在这类资产中找最优秀的公司。一个行业中优秀的公司和平庸的公司的差异是惊人的。
寻找优秀企业家
当然，好的商业模式也很重要，但是商业模式并不是唯一，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的创新创造。即使是一个好的行业，过了3-5年，如果管理者不行，可能也做不好。特别是在新兴行业，人很重要。优秀企业家在穿越时代的决策，以及在各种路线之间妥协，在各种设备、资金使用、技术路线之间的妥协，都会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对企业家的评估没有诀窍。但我们看，头部的企业家大多是地方上的精英，年龄在50-60岁，而机构投资者的平均年龄在35-36岁，准确评估这些企业家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通过密集调研和持续跟踪观察，在实践中去发现优秀的企业家。
价值线
#壹次心仪[超话]#从鼻烟盒到鼻烟壶，被本土化的西方“舶来品”(一)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烟草及其制品变得普遍，烟具也随之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与早期最为明显的不同就在于，人们除了关注其最基本的使用功能外，烟具的装饰性也被重视起来。与此同时，烟具的等级也更加分明。材质也由骨、木、岩石逐步发展为金属、玉、陶瓷，工艺上也出现了镶嵌金银、景泰蓝、脱胎漆器等复杂工艺。种类方面，除了单一的吸用工具，与其配套的烟盒、烟罐、打火用具等等也大量出现，种类繁多。除了实用功能，还被赋予了文化内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些精美的鼻烟壶。
在中国，烟具的发展与繁荣都很迅速，作为有条件最先能接触到新生事物的上层阶级对烟具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想要说明中国上层社会烟具的发展状况，鼻烟壶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烟具。
鼻烟在十七世纪的西方是一种高等消费品，它是一种将烟叶由干法或湿法工艺加工而成的烟草粉末制品，最初由欧洲传入中国。装在大小不同的各种玻璃瓶里，口盖密封后，配套置于匣内，再用木箱包装，由海船运入我国。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清宫留下的十九世纪进口的整装匣烟。
随着西方鼻烟的传入，盛鼻烟的器具也传入我国。据传世的西方盛鼻烟器具及文献记载可知，欧洲盛鼻烟的器具是以各色小长方盒为主，故名鼻烟盒。根据现有存世的宝藏“花纹鼻烟盒”可见当时制作工艺的精美，这个鼻烟盒是由19世纪的日内瓦金匠使用黄金雕琢而成，黑白双色珐琅的卷草纹构成中西亚细密画的风格。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烟草及其制品变得普遍，烟具也随之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与早期最为明显的不同就在于，人们除了关注其最基本的使用功能外，烟具的装饰性也被重视起来。与此同时，烟具的等级也更加分明。材质也由骨、木、岩石逐步发展为金属、玉、陶瓷，工艺上也出现了镶嵌金银、景泰蓝、脱胎漆器等复杂工艺。种类方面，除了单一的吸用工具，与其配套的烟盒、烟罐、打火用具等等也大量出现，种类繁多。除了实用功能，还被赋予了文化内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些精美的鼻烟壶。
在中国，烟具的发展与繁荣都很迅速，作为有条件最先能接触到新生事物的上层阶级对烟具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想要说明中国上层社会烟具的发展状况，鼻烟壶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烟具。
鼻烟在十七世纪的西方是一种高等消费品，它是一种将烟叶由干法或湿法工艺加工而成的烟草粉末制品，最初由欧洲传入中国。装在大小不同的各种玻璃瓶里，口盖密封后，配套置于匣内，再用木箱包装，由海船运入我国。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清宫留下的十九世纪进口的整装匣烟。
随着西方鼻烟的传入，盛鼻烟的器具也传入我国。据传世的西方盛鼻烟器具及文献记载可知，欧洲盛鼻烟的器具是以各色小长方盒为主，故名鼻烟盒。根据现有存世的宝藏“花纹鼻烟盒”可见当时制作工艺的精美，这个鼻烟盒是由19世纪的日内瓦金匠使用黄金雕琢而成，黑白双色珐琅的卷草纹构成中西亚细密画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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