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股市财经新闻##财经资讯# 基金经理掌握的是基金的生命力，特别是明星基金经理的变动更是牵动人心，自年初以来，业内不断传出基金经理离职的消息。名单中不乏明星基金经理，中欧的周应波、兴证全球的董承非、农银汇理的赵诣等。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30日，今年以来，已有来自67家基金公司的99位基金经理离职，相比2021年同期的83位，离职人数增长近20%。而从年内基金经理离任的现象看，也呈现出一些显著特征。其一，从基金公司角度看，中小公募整体离任数量更多；其二，基金经理“奔私”出现了新变化。
多重因素致基金经理离职
4月29日，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布基金经理变更公告，严瑾因个人原因离任汇丰晋信龙腾混合、汇丰晋信慧盈混合。汇丰晋信龙腾混合增聘基金经理陆彬独立管理，汇丰晋信慧盈混合增聘基金经理范坤祥，与蔡若林共同管理。
无独有偶，同日还有上投摩根基金等几家基金公司也都发布了旗下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涉及多位基金经理。
事实上，自年初以来，基金经理离职的消息不断传出。离职名单中不乏明星基金经理，包括“顶流”基金经理中欧的周应波、兴证全球的董承非、农银汇理的赵诣等。
此外，还有去年基金亚军宝盈基金的肖肖、去年大集合公募化产品冠军中金公司的韩庆、国泰基金老将杨飞、银河基金老将神玉飞、博时基金“医药一哥”金葛晨、华安基金的名将崔莹……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30日，今年以来，已有来自67家基金公司的99位基金经理离职，相比2021年同期的83位，离职人数增长近20%。
纵观公募行业发展，基金经理离职数量最多的年份往往多为市场行情大起大落的年份。不可否认的是，年内市场环境异常复杂，权益类基金短期业绩更是堪称“惨淡”，这或许是基金经理离职加速的一个主要原因。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年内基金经理离职人数的增长或许还与4月1日《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有一定关系。《办法》规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不得聘用从其他机构离任未满6个月的基金经理和投资经理”。
这就意味着4月1日以后，基金经理和投资经理如果离职，要在半年以后才能上岗从事相关工作，所以只要已有离职想法的很多基金经理都是趁着这个日期前办好相关手续，这或许也是助推了今年一季度离职潮集中爆发的一个关键因素。
数据显示，在自年初以来离任的99位基金经理中，在4月前离职的就有86位。也就是说，上述新规下，4月1日成了基金经理离职的分水岭。
“奔私”呈现新特征
从年内基金经理离任及去向上看，也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其一，从基金公司角度看，中小公募整体离任数量更多；其二，基金经理“奔私”出现了新变化。
事实上，传统大型基金公司相比于小型基金公司具有明显的渠道优势和品牌优势，而大型基金公司在考核制度、激励制度及相对优厚待遇留住人才。相较而言，中小型基金公司中，除少数几家基金公司依靠激励机制和差异化竞争实现了稳定发展，绝大多数中小基金公司针对人才流失现象依然无解。
好买基金研究总监曾令华就认为，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基金经理的品牌效应对购买基金的作用越来越大了。中小基金公司的突围还是要靠业绩，相应的中小基金经理对业绩的容忍期限就更短一些。因此，这些公司人才流动更频繁也是正常情形。
此外，就公募基金经理离任后的去向而言，与此前几轮“奔私”潮相比，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往较多基金经理自立门户，创立自己的公司、品牌和团队。而本轮明星公募基金经理离任后则往往选择加入成熟私募。
例如，兴证全球基金原副总经理董承非加入睿郡资产后，博时基金原明星基金经理葛晨也确定加盟高毅资产。此外，鹏华基金的郭盈、中邮基金原专户部副总经理王李允泰等知名基金经理也相继加入了私募基金。
“过去很多基金经理会选择单干，即自己创立私募基金，既当老板又当投资经理。这种模式在私募行业发展初期非常有效率，但随着公司规模增长，投研资源不足、风控体系缺位、管理工作分散投资精力等问题便会出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基金经理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直接加盟平台型私募机构成为他们的最优选择。”有业内人士表示。
理性看待
在业内人士看来，公募人事变动时有发生，明星基金经理的离任往往更受关注。尽管基金经理离职呈现高频趋势，但还是建议投资者理性看待，不要盲目做出投资决策。
一方面，基金经理的人数，近年来随着公募规模快速上升而大发展。从公募基金规模来看，2018年底达到13万亿元，2019年底15万亿元，2020年底20万亿元，2021年底超25万亿元，2022年迄今已突破26万亿元。4年多来规模翻一倍。在此背景下，基金经理人数，在2018年为1443人，目前为2949人，4年来也翻了一倍。随之而来的是，基金经理的流动性也同时增加。
另一方面，尽管基金经理变动依旧频繁，从变更方向上看，任职数量远多于离任数量。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4月30日，行业新聘基金经理数量达到174位。也就是说，在1位基金经理离任的同时，约有两位新聘基金经理上岗，行业新人层出不穷，表明基金行业大发展背景下行业向心力正持续吸引人才。
从个人与平台关系的角度来看，优秀的基金经理与优秀的公司平台始终是相互成就的关系。个别基金经理的离任，事实上并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对团队价值投资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影响更加有限。
那么，在基金经理离职后，对于此前管理产品的投资者而言，是去还是留？
天天基金强调，对于基民而言，若持有的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出现基金经理离任的情况，可以观察两点来决定是否继续持有基金：其一，基金经理离任原因。如果是公司内部调整，影响不大；如果比较认可原来的基金经理，不妨赎回后继续关注他的后续动向。其二，观察新任基金经理的过往业绩和投资策略，可以给新基金经理四五个月的“考察期”。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30日，今年以来，已有来自67家基金公司的99位基金经理离职，相比2021年同期的83位，离职人数增长近20%。而从年内基金经理离任的现象看，也呈现出一些显著特征。其一，从基金公司角度看，中小公募整体离任数量更多；其二，基金经理“奔私”出现了新变化。
多重因素致基金经理离职
4月29日，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布基金经理变更公告，严瑾因个人原因离任汇丰晋信龙腾混合、汇丰晋信慧盈混合。汇丰晋信龙腾混合增聘基金经理陆彬独立管理，汇丰晋信慧盈混合增聘基金经理范坤祥，与蔡若林共同管理。
无独有偶，同日还有上投摩根基金等几家基金公司也都发布了旗下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涉及多位基金经理。
事实上，自年初以来，基金经理离职的消息不断传出。离职名单中不乏明星基金经理，包括“顶流”基金经理中欧的周应波、兴证全球的董承非、农银汇理的赵诣等。
此外，还有去年基金亚军宝盈基金的肖肖、去年大集合公募化产品冠军中金公司的韩庆、国泰基金老将杨飞、银河基金老将神玉飞、博时基金“医药一哥”金葛晨、华安基金的名将崔莹……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30日，今年以来，已有来自67家基金公司的99位基金经理离职，相比2021年同期的83位，离职人数增长近20%。
纵观公募行业发展，基金经理离职数量最多的年份往往多为市场行情大起大落的年份。不可否认的是，年内市场环境异常复杂，权益类基金短期业绩更是堪称“惨淡”，这或许是基金经理离职加速的一个主要原因。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年内基金经理离职人数的增长或许还与4月1日《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有一定关系。《办法》规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不得聘用从其他机构离任未满6个月的基金经理和投资经理”。
这就意味着4月1日以后，基金经理和投资经理如果离职，要在半年以后才能上岗从事相关工作，所以只要已有离职想法的很多基金经理都是趁着这个日期前办好相关手续，这或许也是助推了今年一季度离职潮集中爆发的一个关键因素。
数据显示，在自年初以来离任的99位基金经理中，在4月前离职的就有86位。也就是说，上述新规下，4月1日成了基金经理离职的分水岭。
“奔私”呈现新特征
从年内基金经理离任及去向上看，也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其一，从基金公司角度看，中小公募整体离任数量更多；其二，基金经理“奔私”出现了新变化。
事实上，传统大型基金公司相比于小型基金公司具有明显的渠道优势和品牌优势，而大型基金公司在考核制度、激励制度及相对优厚待遇留住人才。相较而言，中小型基金公司中，除少数几家基金公司依靠激励机制和差异化竞争实现了稳定发展，绝大多数中小基金公司针对人才流失现象依然无解。
好买基金研究总监曾令华就认为，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基金经理的品牌效应对购买基金的作用越来越大了。中小基金公司的突围还是要靠业绩，相应的中小基金经理对业绩的容忍期限就更短一些。因此，这些公司人才流动更频繁也是正常情形。
此外，就公募基金经理离任后的去向而言，与此前几轮“奔私”潮相比，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往较多基金经理自立门户，创立自己的公司、品牌和团队。而本轮明星公募基金经理离任后则往往选择加入成熟私募。
例如，兴证全球基金原副总经理董承非加入睿郡资产后，博时基金原明星基金经理葛晨也确定加盟高毅资产。此外，鹏华基金的郭盈、中邮基金原专户部副总经理王李允泰等知名基金经理也相继加入了私募基金。
“过去很多基金经理会选择单干，即自己创立私募基金，既当老板又当投资经理。这种模式在私募行业发展初期非常有效率，但随着公司规模增长，投研资源不足、风控体系缺位、管理工作分散投资精力等问题便会出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基金经理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直接加盟平台型私募机构成为他们的最优选择。”有业内人士表示。
理性看待
在业内人士看来，公募人事变动时有发生，明星基金经理的离任往往更受关注。尽管基金经理离职呈现高频趋势，但还是建议投资者理性看待，不要盲目做出投资决策。
一方面，基金经理的人数，近年来随着公募规模快速上升而大发展。从公募基金规模来看，2018年底达到13万亿元，2019年底15万亿元，2020年底20万亿元，2021年底超25万亿元，2022年迄今已突破26万亿元。4年多来规模翻一倍。在此背景下，基金经理人数，在2018年为1443人，目前为2949人，4年来也翻了一倍。随之而来的是，基金经理的流动性也同时增加。
另一方面，尽管基金经理变动依旧频繁，从变更方向上看，任职数量远多于离任数量。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4月30日，行业新聘基金经理数量达到174位。也就是说，在1位基金经理离任的同时，约有两位新聘基金经理上岗，行业新人层出不穷，表明基金行业大发展背景下行业向心力正持续吸引人才。
从个人与平台关系的角度来看，优秀的基金经理与优秀的公司平台始终是相互成就的关系。个别基金经理的离任，事实上并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对团队价值投资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影响更加有限。
那么，在基金经理离职后，对于此前管理产品的投资者而言，是去还是留？
天天基金强调，对于基民而言，若持有的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出现基金经理离任的情况，可以观察两点来决定是否继续持有基金：其一，基金经理离任原因。如果是公司内部调整，影响不大；如果比较认可原来的基金经理，不妨赎回后继续关注他的后续动向。其二，观察新任基金经理的过往业绩和投资策略，可以给新基金经理四五个月的“考察期”。
#战“疫”资讯# 【为什么要坚持“动态清零”？“动态清零”是否等同于全域静默、全员核酸？最新回复！】奥密克戎感染者中轻症和无症状比例高，我国防疫政策能选择“躺平”吗？
从国际上看，一些国家选择了所谓的“躺平”，它们是两种免疫状况并存。一是通过自然免疫，也就是群体免疫，让他们自然地感染，已经有比较多的民众感染了新冠病毒。另一个方面，也通过主动接种疫苗来获得主动免疫。我国主要是通过主动的疫苗免疫来增加抵抗力，建立免疫屏障。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体不足，资源配置也不平衡。“一老一小”疫苗接种率总体上还不够高，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冲击，如果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所谓“躺平”的策略，医疗卫生资源将会面临严重挤兑风险，大量有基础病的患者、老年人、儿童、孕妇等人群的身体健康将会受到威胁。同时，对经济社会发展也会产生严重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持我们的策略和措施不动摇。当然，也要不断优化完善防控措施，这也是一个时间窗口。如果加强疫苗接种，加快药物、疫苗等研发，我们就有可能抓住这个时机。
当具备了一些相关条件，比如疫苗接种覆盖率较高，尤其是老年人等脆弱人群接种覆盖率进一步提高，各地都做好了医疗资源、隔离床位、有效药物、物资供应、应急机制等方面的准备，同时有效药物可以广泛使用，病毒不出现更坏的、新的变异，而是更加温和，死亡风险是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利用“动态清零”给我们留出的时间窗口，做好这些相关的准备，一定能够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为何不能在一些地方“共存”，在另一些地方“动态清零”呢？
只有各地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努力控制住本地的疫情，才能赢得全国疫情防控的全面胜利。如果个别地方“动态清零”不坚决果断，搞变通，病毒就可能在当地生根，导致当地疫情迅速扩散，导致疫情外溢，甚至出现跨区域的传播，成为疫情的“传播器”和“放大器”，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的前提下，鼓励地方根据当地的疫情形势和特点，探索总结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进一步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精准的水平，努力用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防控效果。
“动态清零”是否等同于全域静默、全员核酸？
奥密克戎虽然具有传播性强、隐匿性强、无症状感染多这些特点，但是并不意味着就做不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和早治疗，就是我们说的“四早”。真正做到“四早”，我们就不一定需要做全市全员核酸，甚至全城封控，所以抗击奥密克戎并不意味着是全市全员的核酸，更不意味着是全市全域的封控。
但是在不清楚传染源的来源以及感染者的波及范围和接触人群的情况下，就有必要适当扩大管控范围，加强核酸检测，加强相应的管控措施。
总的来看，我国现在应该具备了“四早”的技术和手段，比如我们的核酸检测技术和已经广泛推广使用的抗原自测技术。在出现疫情的地方，将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实行有效组合，尽早发现可能的感染者。另外，法律上对疫情的报告有一系列的规定和要求。此外，我们有一套完备的监测体系，监测能力也正在进一步加强。两年多以来，我们已经积累了和新冠肺炎病毒斗争的经验，应急体系、救治体系、民众参与群防群控，部门联动，联防联控机制已经形成了一个最基本的经验，就是以快治快，特别是针对奥密克戎。只要把这些利用好，一定能落实“四早”，尽快用最小成本和代价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动态清零”政策对经济有哪些影响？
“动态清零”和经济发展、正常的生产生活之间是相互协同的，不是对立的。“动态清零”有三方面的子目标：一是有效保护身体健康、生命安全。二是有效保护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使经济发展免受病毒和疫情造成的冲击。三是有效保障老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
疫情、病毒才是拖累经济的罪魁祸首。大流行都会对各国的经济造成影响，各国的抗疫，实际上在各自的理念指导下采取的一系列策略和措施，目的都是为了尽量减少疫情和病毒带来的影响。但由于理念、方针、策略、措施的力度强度速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就体现出不同国家、不同地方抗疫效果和效益的差异。
为战胜疫情所采取的一些具体防控措施，会造成短暂性的生活不便和短暂的社会经济活动影响，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动态清零”总方针特别强调的是精准，要精准平衡抗疫和经济发展、正常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以宏观视角、群体视角、动态视角来看待平衡问题。具体说，我们可能在实行某些具体策略和措施的时候，在短期之内，牺牲了一些局部地区和一部分人的生活便利性，使局部地区的经济在短时间内受到一定影响，但是我们可以换取最广大地区、最广大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这个是具有成本效益的，这也是一种平衡。
“动态清零”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到底是什么？
在计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成本和收益的时候，首先应该明确局部和整体的关系、短期和长期的关系。二是，在评价抗疫的成本和收益时，不仅仅是经济或者是货币的成本和收益。因为生命是无价的，生命也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应该是一个系统的观点，要算大账、总体账、动态算账，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民生账。
成本包括直接的成本，比如疫苗接种、方舱建设、核酸检测，都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也会引发一些间接成本，比如抗疫会限制局部地区的一部分人的流动性，由于这种流动性限制，可能会造成一些经济上的影响。还有无形的成本，比如隔离人员，特别是在封控区或者管控区的人员，在家隔离会产生焦虑不安等心理上的一些问题。
在算抗疫策略和措施收益时，也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多层次的，包括直接收益、间接收益、无形收益。我国有效避免了疫情大规模的流行和暴发，保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有效避免了人均期望寿命折损，维护了最广大地区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我国2020年的经济发展，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增长了8.1%，两年平均增长5.1%，经济增速居全球主要经济体前列。2022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8%。这种态势已经证明，“动态清零”符合中国国情，较好地平衡了疫情的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中国所采取的“动态清零”总方针和一系列抗疫举措，相当于为中国14亿人民购买了一份应对疫情变化、病毒变异传播等不确定因素的保险，购买保险的成本是牺牲一小部分人的消费，目的是为了整体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动态清零”还促进了数字经济发展，利用的远程医疗、大数据技术等，促进了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力保障了民生，更保护了脆弱人群。同时，通过联防联控，通过社区治理能力提升，也促进了公共服务部门间、政府和社会间、上级政府到基层社区治理部门间的有效衔接和联动。
为什么说我国疫情防控进入“第四阶段”？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了全方位综合防控“科学精准、动态清零”的第四个阶段。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无症状感染者比例高、隐匿性传播强等特点，总结各地防控经验、不断完善防控的各项措施。
在防控措施上，明确主攻方向，分清防控措施的优先次序，以“空间换时间”，把社区防控摆在了重要位置。第一时间把风险人群控制在管控范围内，阳性感染者应治尽治，密切接触者应隔尽隔，尽可能对次密接进行集中隔离，力争最短时间阻断疫情传播的链条。
推进抗原+核酸筛查，以最快的速度发现感染者。公安、工信、公卫“三公（工）”协同开展流调，准确判定风险人群范围，精准采取防控措施。在疫情处置的组织管理上，更加协同高效，以快制快，以集中统筹为原则，确保核酸检测、流调、隔离转运、社区管控等各环节协调联动，最大程度压缩初筛阳性到完成转运的时间，以疫情高发地区为重点，集中优势力量，组织实施好重点区域的攻坚，迅速遏制疫情传播势头。
如何保证抗疫和提供正常的医疗服务两不误？
当前，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呈现多点散发和局部规模性疫情交织的态势，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一些地区因受疫情的影响，一些区域进行了封控和管控，群众的就医也受到了影响。针对这个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第一，保障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国家卫生健康委部署，要求各地设立“黄码”医院，开通“云门诊”，对于危急重症患者，在核酸检测结果不明的情况下，要及时启动和规范使用急诊、抢救室、手术室、病房设立的缓冲区域，医务人员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和急危重症抢救的制度，做好个人防护，及时有效地进行救治，不以任何理由推诿拒绝、延误治疗。
第二，要满足特殊群体的就医需求。对封控区内血液透析的患者、放化疗等肿瘤患者，以及孕产妇和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地方疫情防控部门要做好调查和统计，要建立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切实落实好连续的医疗服务保障。对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可通过开具长处方等方式，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做好服务，满足医疗服务的需求。
第三，完善发生疫情地区的医疗保障。疫情防控期间，提高统筹的层级，加强部门联动，科学设置120等急救电话和便民服务的渠道，确保群众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打得通、联系上、找到人、看上病”。封控区和管控区要不断完善应急状态下的医疗服务管理的运行机制，安排专家团队对有需要的人员提供咨询和评估，需要外出就医的，要点对点接送，闭环管理，让看病需求的居民能够出得了小区的门，进得去医院的门。
第四，统筹医疗机构内部的疫情防控和医疗服务工作。进一步强化医疗机构内的疫情监测预警，完善突发疫情处置的流程，一旦发现确诊病例，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在及时有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的同时，要报告给当地疾病防控指挥部门，统筹做好医院的疫情防控和社会的疫情防控。对于发现病例的医疗机构，不能因疫情的处置一关了之、一封了之，在采取封管控措施后，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保障急诊、透析室、手术室、重症监护室、分娩室等重点科室医疗服务的连续性，确保急危重症患者得到及时救治，尽最大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医疗机构正常医疗服务的影响。
目前我国老年人疫苗接种情况如何？
截至4月28日，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覆盖人数达到2亿2708.8万人，完成全程接种2亿1515.5万人。覆盖人数和全程接种人数分别占老年人口的86.01%和81.49%。加强免疫接种已完成1亿6042.5万人。
（来源/河南疾控 编辑/范书霞）
从国际上看，一些国家选择了所谓的“躺平”，它们是两种免疫状况并存。一是通过自然免疫，也就是群体免疫，让他们自然地感染，已经有比较多的民众感染了新冠病毒。另一个方面，也通过主动接种疫苗来获得主动免疫。我国主要是通过主动的疫苗免疫来增加抵抗力，建立免疫屏障。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体不足，资源配置也不平衡。“一老一小”疫苗接种率总体上还不够高，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冲击，如果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所谓“躺平”的策略，医疗卫生资源将会面临严重挤兑风险，大量有基础病的患者、老年人、儿童、孕妇等人群的身体健康将会受到威胁。同时，对经济社会发展也会产生严重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持我们的策略和措施不动摇。当然，也要不断优化完善防控措施，这也是一个时间窗口。如果加强疫苗接种，加快药物、疫苗等研发，我们就有可能抓住这个时机。
当具备了一些相关条件，比如疫苗接种覆盖率较高，尤其是老年人等脆弱人群接种覆盖率进一步提高，各地都做好了医疗资源、隔离床位、有效药物、物资供应、应急机制等方面的准备，同时有效药物可以广泛使用，病毒不出现更坏的、新的变异，而是更加温和，死亡风险是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利用“动态清零”给我们留出的时间窗口，做好这些相关的准备，一定能够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为何不能在一些地方“共存”，在另一些地方“动态清零”呢？
只有各地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努力控制住本地的疫情，才能赢得全国疫情防控的全面胜利。如果个别地方“动态清零”不坚决果断，搞变通，病毒就可能在当地生根，导致当地疫情迅速扩散，导致疫情外溢，甚至出现跨区域的传播，成为疫情的“传播器”和“放大器”，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的前提下，鼓励地方根据当地的疫情形势和特点，探索总结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进一步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精准的水平，努力用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防控效果。
“动态清零”是否等同于全域静默、全员核酸？
奥密克戎虽然具有传播性强、隐匿性强、无症状感染多这些特点，但是并不意味着就做不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和早治疗，就是我们说的“四早”。真正做到“四早”，我们就不一定需要做全市全员核酸，甚至全城封控，所以抗击奥密克戎并不意味着是全市全员的核酸，更不意味着是全市全域的封控。
但是在不清楚传染源的来源以及感染者的波及范围和接触人群的情况下，就有必要适当扩大管控范围，加强核酸检测，加强相应的管控措施。
总的来看，我国现在应该具备了“四早”的技术和手段，比如我们的核酸检测技术和已经广泛推广使用的抗原自测技术。在出现疫情的地方，将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实行有效组合，尽早发现可能的感染者。另外，法律上对疫情的报告有一系列的规定和要求。此外，我们有一套完备的监测体系，监测能力也正在进一步加强。两年多以来，我们已经积累了和新冠肺炎病毒斗争的经验，应急体系、救治体系、民众参与群防群控，部门联动，联防联控机制已经形成了一个最基本的经验，就是以快治快，特别是针对奥密克戎。只要把这些利用好，一定能落实“四早”，尽快用最小成本和代价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动态清零”政策对经济有哪些影响？
“动态清零”和经济发展、正常的生产生活之间是相互协同的，不是对立的。“动态清零”有三方面的子目标：一是有效保护身体健康、生命安全。二是有效保护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使经济发展免受病毒和疫情造成的冲击。三是有效保障老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
疫情、病毒才是拖累经济的罪魁祸首。大流行都会对各国的经济造成影响，各国的抗疫，实际上在各自的理念指导下采取的一系列策略和措施，目的都是为了尽量减少疫情和病毒带来的影响。但由于理念、方针、策略、措施的力度强度速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就体现出不同国家、不同地方抗疫效果和效益的差异。
为战胜疫情所采取的一些具体防控措施，会造成短暂性的生活不便和短暂的社会经济活动影响，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动态清零”总方针特别强调的是精准，要精准平衡抗疫和经济发展、正常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以宏观视角、群体视角、动态视角来看待平衡问题。具体说，我们可能在实行某些具体策略和措施的时候，在短期之内，牺牲了一些局部地区和一部分人的生活便利性，使局部地区的经济在短时间内受到一定影响，但是我们可以换取最广大地区、最广大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这个是具有成本效益的，这也是一种平衡。
“动态清零”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到底是什么？
在计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成本和收益的时候，首先应该明确局部和整体的关系、短期和长期的关系。二是，在评价抗疫的成本和收益时，不仅仅是经济或者是货币的成本和收益。因为生命是无价的，生命也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应该是一个系统的观点，要算大账、总体账、动态算账，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民生账。
成本包括直接的成本，比如疫苗接种、方舱建设、核酸检测，都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也会引发一些间接成本，比如抗疫会限制局部地区的一部分人的流动性，由于这种流动性限制，可能会造成一些经济上的影响。还有无形的成本，比如隔离人员，特别是在封控区或者管控区的人员，在家隔离会产生焦虑不安等心理上的一些问题。
在算抗疫策略和措施收益时，也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多层次的，包括直接收益、间接收益、无形收益。我国有效避免了疫情大规模的流行和暴发，保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有效避免了人均期望寿命折损，维护了最广大地区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我国2020年的经济发展，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增长了8.1%，两年平均增长5.1%，经济增速居全球主要经济体前列。2022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8%。这种态势已经证明，“动态清零”符合中国国情，较好地平衡了疫情的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中国所采取的“动态清零”总方针和一系列抗疫举措，相当于为中国14亿人民购买了一份应对疫情变化、病毒变异传播等不确定因素的保险，购买保险的成本是牺牲一小部分人的消费，目的是为了整体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动态清零”还促进了数字经济发展，利用的远程医疗、大数据技术等，促进了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力保障了民生，更保护了脆弱人群。同时，通过联防联控，通过社区治理能力提升，也促进了公共服务部门间、政府和社会间、上级政府到基层社区治理部门间的有效衔接和联动。
为什么说我国疫情防控进入“第四阶段”？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了全方位综合防控“科学精准、动态清零”的第四个阶段。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无症状感染者比例高、隐匿性传播强等特点，总结各地防控经验、不断完善防控的各项措施。
在防控措施上，明确主攻方向，分清防控措施的优先次序，以“空间换时间”，把社区防控摆在了重要位置。第一时间把风险人群控制在管控范围内，阳性感染者应治尽治，密切接触者应隔尽隔，尽可能对次密接进行集中隔离，力争最短时间阻断疫情传播的链条。
推进抗原+核酸筛查，以最快的速度发现感染者。公安、工信、公卫“三公（工）”协同开展流调，准确判定风险人群范围，精准采取防控措施。在疫情处置的组织管理上，更加协同高效，以快制快，以集中统筹为原则，确保核酸检测、流调、隔离转运、社区管控等各环节协调联动，最大程度压缩初筛阳性到完成转运的时间，以疫情高发地区为重点，集中优势力量，组织实施好重点区域的攻坚，迅速遏制疫情传播势头。
如何保证抗疫和提供正常的医疗服务两不误？
当前，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呈现多点散发和局部规模性疫情交织的态势，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一些地区因受疫情的影响，一些区域进行了封控和管控，群众的就医也受到了影响。针对这个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第一，保障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国家卫生健康委部署，要求各地设立“黄码”医院，开通“云门诊”，对于危急重症患者，在核酸检测结果不明的情况下，要及时启动和规范使用急诊、抢救室、手术室、病房设立的缓冲区域，医务人员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和急危重症抢救的制度，做好个人防护，及时有效地进行救治，不以任何理由推诿拒绝、延误治疗。
第二，要满足特殊群体的就医需求。对封控区内血液透析的患者、放化疗等肿瘤患者，以及孕产妇和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地方疫情防控部门要做好调查和统计，要建立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切实落实好连续的医疗服务保障。对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可通过开具长处方等方式，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做好服务，满足医疗服务的需求。
第三，完善发生疫情地区的医疗保障。疫情防控期间，提高统筹的层级，加强部门联动，科学设置120等急救电话和便民服务的渠道，确保群众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打得通、联系上、找到人、看上病”。封控区和管控区要不断完善应急状态下的医疗服务管理的运行机制，安排专家团队对有需要的人员提供咨询和评估，需要外出就医的，要点对点接送，闭环管理，让看病需求的居民能够出得了小区的门，进得去医院的门。
第四，统筹医疗机构内部的疫情防控和医疗服务工作。进一步强化医疗机构内的疫情监测预警，完善突发疫情处置的流程，一旦发现确诊病例，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在及时有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的同时，要报告给当地疾病防控指挥部门，统筹做好医院的疫情防控和社会的疫情防控。对于发现病例的医疗机构，不能因疫情的处置一关了之、一封了之，在采取封管控措施后，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保障急诊、透析室、手术室、重症监护室、分娩室等重点科室医疗服务的连续性，确保急危重症患者得到及时救治，尽最大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医疗机构正常医疗服务的影响。
目前我国老年人疫苗接种情况如何？
截至4月28日，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覆盖人数达到2亿2708.8万人，完成全程接种2亿1515.5万人。覆盖人数和全程接种人数分别占老年人口的86.01%和81.49%。加强免疫接种已完成1亿6042.5万人。
（来源/河南疾控 编辑/范书霞）
【地球诞生前，巨行星们有段不太和谐的过往[并不简单]】天文学家一直在尝试回答一个问题：太阳系行星轨道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
最近，浙江大学研究员刘倍贝与法国波尔多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合作者提出了太阳系巨行星轨道演化的新模型。该模型回溯了巨行星的过往史，揭示了它们之间一段不“和谐”过往的原因，并认为这段历史发生在地球诞生之前。4月27日，相关成果刊登于《自然》杂志。
【巨行星的轨道曾经发生过剧变】
在很久很久以前，星际空间中的气体分子云坍缩,中心的部分形成了太阳，残余物质一边被太阳炙烤着，气体不断蒸发，一边绕太阳旋转。一个扁平的、充满气体的盘由此出现。
行星在盘内成长，并与盘中气体相互作用，轨道逐渐圆化并向着太阳迁移。对于盘外沿的太阳系四大巨行星来说，它们通过向内的迁移，逐渐在各种力量的拉扯中找到了平衡点，运动轨迹也慢慢平稳、规律起来。
“就像高速路上正常行驶的车辆，大家相对匀速，相互之间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论文的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刘倍贝告诉《中国科学报》。
但奇怪的是，按照这个想法推演，位于太阳系外侧的四个巨行星，轨迹并不会像如今这般。
“现今四大巨行星之间的距离比太阳系早期时更宽了。”刘倍贝说。
天文学家推测，在行星轨道演化的过程中，巨行星轨道曾经发生过剧变。
“就像车辆突然变速发生碰撞追尾等事件一样，车辆的间距被打乱了，原先有序的状态被打破了。”刘倍贝说。
可是，如此一来，又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是什么让巨行星轨道发生了剧变？
图：太阳像巨型吹风机一般吹走原行星盘中的气体（图片来源：刘倍贝）
【著名模型留下的困惑】
对于巨行星轨道的剧变问题，天文学家们提出过各种模型，其中，最为流行的名叫“尼斯”模型（Nice）。
这个模型出现于2005年。当时，模型的创立者连发三篇《自然》论文，在天文学界轰动一时，模型也因为创立者来自于法国尼斯蔚蓝海岸天文台而得名。
然而，在轰动的同时，尼斯模型依然留有一些困惑。
目前天文学家认为，太阳系诞生早期，气体盘演化到晚期时，太阳辐射的高能光子直射在气体盘上，形成强劲的光压首先吹散了靠近太阳的气体，使盘的内部出现中空结构，之后，光压又由内向外逐步驱散盘中的剩余气体。
“这一过程被称为‘光致蒸发’。 太阳就好比一个巨型吹风机，不断吹走盘中的气体。”刘倍贝说。
尼斯模型认为，盘里的气体耗散后，巨行星与外部的星子盘（由直径为数公里到上百公里的星子组成）相互作用不断交换轨道能量，最终引发了巨行星轨道的动力学不稳定。
该模型还由此判断，因为巨行星与遥远星子交换能量的过程十分缓慢，所以巨行星轨道的剧变发生在太阳系诞生数亿年之后，属于“晚期不稳定”。
“地球在太阳系诞生后的3000万年至1亿年期间长成，如果如尼斯模型所预期，那么，巨行星轨道不稳定发生在地球形成之后，产生的强烈扰动会破坏地球的轨道，而这与现今观测到的情况不符。”刘倍贝说。
他告诉记者，巨行星的动力学不稳定会打破太阳系原有的平静，它们强大的引力扰动会迫使周围小天体不断撞向其他行星和卫星，在星体表面留下陨石坑。但研究月球的科学家发现，月球陨石坑有着广泛的年龄分布，小行星撞击事件 并没有在某一段时期突然增多。
【前人忽略的关键细节】
尼斯模型留下的困惑，也是刘倍贝一直在思考的问题。2019年的一天，刘倍贝收到了一封来自海外的电子邮件，这封邮件促成了他的此次研究。
“我们怀疑，太阳系巨行星轨道发生不稳定的时间有可能比尼斯模型预期的更早。”邮件中，国际上两位行星动力学专家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了刘倍贝。
这两位专家分别是法国波尔多大学教授肖恩·雷蒙德(Sean Raymond)和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塞思·雅各布森(Seth Jacobson)，他们后来成为了刘倍贝此次研究的合作者。
两位教授都看到了刘倍贝等人此前发表在国际期刊《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杂志上的论文。论文中，刘倍贝等人研究了“为什么在其他的多行星系统里，很多超级地球行星并不是像太阳系行星这样平稳而有序地运转”，研究中他们提出一种“反弹”设想，认为原行星盘气体耗散导致行星轨道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使其脱离平稳状态。
雷蒙德和雅各布森都觉得论文很有启发，在一次见面中，他们分享了各自的想法，并决定给那篇论文的通讯作者刘倍贝发一封邮件。此后他们通过电子邮件、会议等各种形式开始了交流，随着讨论越来越深入，三人都觉得到这项研究意义重大。
讨论中，他们发现，前人的研究忽略了一个关键细节——气体盘耗散过程中，行星会受到气体作用力而发生反向运动。
“这一过程类似于打羽毛球，挥拍击打来球，羽毛球改变原有轨迹，反弹后随着拍面一起向外运动。”刘倍贝说。
通过理论计算，他们发现，由于靠近太阳内边界的地方炙热，气体快速耗散，当气体盘内边界由光致蒸发向外扩张时，原本向内迁移的行星改变运动方向，随内边界共同向外移动。
由于太阳系巨行星的质量不同，所以它们“反弹”后向外迁移的速率也不同，从而打破了彼此间原本和谐稳定的轨道距离。
【巨行星轨道不稳定发生在地球形成之前】
根据设想和理论计算的数据，他们进行了巨行星轨道演化的模拟实验。
实验结果显示，按照“反弹”模型的设想，原初四大巨行星与另一个冰巨星在气体盘耗散时，发生了大幅度轨道变化，冰巨星与木星发生碰撞后被甩出太阳系，而达到稳定的四大巨行星的最终轨道分布与现今观测吻合。
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巨行星轨道的不稳定发生在太阳系诞生后约三百万到一千万年间。“也就是说，不同于尼斯模型的推测，我们认为，在地球诞生之前，巨行星轨道的不稳定情况就已经发生了。”刘倍贝说。
“巨行星轨道演化对其他行星、卫星和小天体的演化，地球以及生命的起源，宜居特性等多方面影响深远。”刘倍贝认为，新模型可以更好地解释后续形成的类地行星的的质量和轨道构型，这些都是它有别于传统模型之处。
对于这一研究成果，期刊的匿名评审人认为：“该模型很可能是太阳系演化理论中缺失的成分，文章新颖且意义重大。”
“未来我们还将进一步探究巨行星轨道演化对地球形成及其水起源的影响等问题。”刘倍贝说。https://t.cn/A6X7ESOk
最近，浙江大学研究员刘倍贝与法国波尔多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合作者提出了太阳系巨行星轨道演化的新模型。该模型回溯了巨行星的过往史，揭示了它们之间一段不“和谐”过往的原因，并认为这段历史发生在地球诞生之前。4月27日，相关成果刊登于《自然》杂志。
【巨行星的轨道曾经发生过剧变】
在很久很久以前，星际空间中的气体分子云坍缩,中心的部分形成了太阳，残余物质一边被太阳炙烤着，气体不断蒸发，一边绕太阳旋转。一个扁平的、充满气体的盘由此出现。
行星在盘内成长，并与盘中气体相互作用，轨道逐渐圆化并向着太阳迁移。对于盘外沿的太阳系四大巨行星来说，它们通过向内的迁移，逐渐在各种力量的拉扯中找到了平衡点，运动轨迹也慢慢平稳、规律起来。
“就像高速路上正常行驶的车辆，大家相对匀速，相互之间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论文的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刘倍贝告诉《中国科学报》。
但奇怪的是，按照这个想法推演，位于太阳系外侧的四个巨行星，轨迹并不会像如今这般。
“现今四大巨行星之间的距离比太阳系早期时更宽了。”刘倍贝说。
天文学家推测，在行星轨道演化的过程中，巨行星轨道曾经发生过剧变。
“就像车辆突然变速发生碰撞追尾等事件一样，车辆的间距被打乱了，原先有序的状态被打破了。”刘倍贝说。
可是，如此一来，又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是什么让巨行星轨道发生了剧变？
图：太阳像巨型吹风机一般吹走原行星盘中的气体（图片来源：刘倍贝）
【著名模型留下的困惑】
对于巨行星轨道的剧变问题，天文学家们提出过各种模型，其中，最为流行的名叫“尼斯”模型（Nice）。
这个模型出现于2005年。当时，模型的创立者连发三篇《自然》论文，在天文学界轰动一时，模型也因为创立者来自于法国尼斯蔚蓝海岸天文台而得名。
然而，在轰动的同时，尼斯模型依然留有一些困惑。
目前天文学家认为，太阳系诞生早期，气体盘演化到晚期时，太阳辐射的高能光子直射在气体盘上，形成强劲的光压首先吹散了靠近太阳的气体，使盘的内部出现中空结构，之后，光压又由内向外逐步驱散盘中的剩余气体。
“这一过程被称为‘光致蒸发’。 太阳就好比一个巨型吹风机，不断吹走盘中的气体。”刘倍贝说。
尼斯模型认为，盘里的气体耗散后，巨行星与外部的星子盘（由直径为数公里到上百公里的星子组成）相互作用不断交换轨道能量，最终引发了巨行星轨道的动力学不稳定。
该模型还由此判断，因为巨行星与遥远星子交换能量的过程十分缓慢，所以巨行星轨道的剧变发生在太阳系诞生数亿年之后，属于“晚期不稳定”。
“地球在太阳系诞生后的3000万年至1亿年期间长成，如果如尼斯模型所预期，那么，巨行星轨道不稳定发生在地球形成之后，产生的强烈扰动会破坏地球的轨道，而这与现今观测到的情况不符。”刘倍贝说。
他告诉记者，巨行星的动力学不稳定会打破太阳系原有的平静，它们强大的引力扰动会迫使周围小天体不断撞向其他行星和卫星，在星体表面留下陨石坑。但研究月球的科学家发现，月球陨石坑有着广泛的年龄分布，小行星撞击事件 并没有在某一段时期突然增多。
【前人忽略的关键细节】
尼斯模型留下的困惑，也是刘倍贝一直在思考的问题。2019年的一天，刘倍贝收到了一封来自海外的电子邮件，这封邮件促成了他的此次研究。
“我们怀疑，太阳系巨行星轨道发生不稳定的时间有可能比尼斯模型预期的更早。”邮件中，国际上两位行星动力学专家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了刘倍贝。
这两位专家分别是法国波尔多大学教授肖恩·雷蒙德(Sean Raymond)和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塞思·雅各布森(Seth Jacobson)，他们后来成为了刘倍贝此次研究的合作者。
两位教授都看到了刘倍贝等人此前发表在国际期刊《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杂志上的论文。论文中，刘倍贝等人研究了“为什么在其他的多行星系统里，很多超级地球行星并不是像太阳系行星这样平稳而有序地运转”，研究中他们提出一种“反弹”设想，认为原行星盘气体耗散导致行星轨道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使其脱离平稳状态。
雷蒙德和雅各布森都觉得论文很有启发，在一次见面中，他们分享了各自的想法，并决定给那篇论文的通讯作者刘倍贝发一封邮件。此后他们通过电子邮件、会议等各种形式开始了交流，随着讨论越来越深入，三人都觉得到这项研究意义重大。
讨论中，他们发现，前人的研究忽略了一个关键细节——气体盘耗散过程中，行星会受到气体作用力而发生反向运动。
“这一过程类似于打羽毛球，挥拍击打来球，羽毛球改变原有轨迹，反弹后随着拍面一起向外运动。”刘倍贝说。
通过理论计算，他们发现，由于靠近太阳内边界的地方炙热，气体快速耗散，当气体盘内边界由光致蒸发向外扩张时，原本向内迁移的行星改变运动方向，随内边界共同向外移动。
由于太阳系巨行星的质量不同，所以它们“反弹”后向外迁移的速率也不同，从而打破了彼此间原本和谐稳定的轨道距离。
【巨行星轨道不稳定发生在地球形成之前】
根据设想和理论计算的数据，他们进行了巨行星轨道演化的模拟实验。
实验结果显示，按照“反弹”模型的设想，原初四大巨行星与另一个冰巨星在气体盘耗散时，发生了大幅度轨道变化，冰巨星与木星发生碰撞后被甩出太阳系，而达到稳定的四大巨行星的最终轨道分布与现今观测吻合。
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巨行星轨道的不稳定发生在太阳系诞生后约三百万到一千万年间。“也就是说，不同于尼斯模型的推测，我们认为，在地球诞生之前，巨行星轨道的不稳定情况就已经发生了。”刘倍贝说。
“巨行星轨道演化对其他行星、卫星和小天体的演化，地球以及生命的起源，宜居特性等多方面影响深远。”刘倍贝认为，新模型可以更好地解释后续形成的类地行星的的质量和轨道构型，这些都是它有别于传统模型之处。
对于这一研究成果，期刊的匿名评审人认为：“该模型很可能是太阳系演化理论中缺失的成分，文章新颖且意义重大。”
“未来我们还将进一步探究巨行星轨道演化对地球形成及其水起源的影响等问题。”刘倍贝说。https://t.cn/A6X7E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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