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大连再增2例本地确诊，12例无症状感染！陕西一市发布最新防控通告#
昨天，辽宁大连新增1例本土确诊，系某海产品加工企业员工。该病例自述发病前14天未离开大连，无确诊病例和重点关注地区来返大连人员接触史。（新闻回顾：全国又一省出现本土病例！系海产品加工企业员工，行动轨迹公布）
今天（7月23日），大连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连疫情防控最新信息。大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罗卫星介绍，7月22日，辽宁大连市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系某进口水产品加工企业员工。大连市果断行动，迅速开展流调排查、人员隔离和核酸检测。在对密切接触者的流调排查中，又发现了2个病例和12个无症状感染者。
三个病例均自述发病前14天未离开大连，无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重点地区来返连人员和境外人员的接触史。
陕西今日新增报告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2例无症状感染者
7月22日0-24时，陕西省无新增报告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截至7月22日24时，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245例，出院242例，死亡3例。
7月22日0-24时，新增报告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例无症状感染者，出院1例。截至7月22日24时，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78例，出院75例，在院3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31例，转为确诊病例1例，解除医学观察24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6例。
今日新增：陕西新增报告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例无症状感染者为阿拉木图至西安DV5056航班乘客。7月21日DV5056航班到达咸阳国际机场后，航班全部人员落实海关检疫、核酸检测、点对点转运、隔离医学观察等闭环管理措施，无陕西省内自行活动轨迹。DV5056航班密切接触者19人，全部为同航班乘客，目前均在隔离点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当前全省隔离密切接触者106人，其中境外输入密切接触者102人，外省协查密切接触者4人。
确诊病例1，男，29岁。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经市级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目前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
无症状感染者1，男，33岁。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经市级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医学观察。
无症状感染者2，女，23岁。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经市级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医学观察。
榆林发布疫情防控最新通告：
从高风险地区来榆返榆重点人员
一律集中隔离14天
7月22日，榆林市卫健委在官网上发布榆林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告，要求2020年7月22日起对从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等高风险地区来榆返榆重点人员，一律集中隔离14天。
全文如下：
榆林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告（21号）
近期，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发现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目前我国疫情高中风险地区均在乌鲁木齐市，浙江、新疆喀什等地均出现了与乌鲁木齐市病例的关联病例。为进一步加强新疆乌鲁木齐市来榆返榆人员管控措施，切实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各项防控措施落实落细，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2020年7月1日起，从新疆乌鲁木齐市及喀什来榆返榆人员要立即向当地联防联控办和所在社区(村组)、单位如实报告，告知本人健康情况、详细行程、接触情况、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对隐瞒接触史、旅居史、谎报病情或拒不执行疫情防控措施，引发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或造成传播风险的人员，将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二、对2020年7月1日以来，从新疆乌鲁木齐市及喀什已经来榆返榆的人员各乡镇（社区）要指定专人负责，尽快完成核酸检测、体温测定等健康管理任务，一旦发现身体异常，立即由专人专车送定点医疗机构进一步排查。从2020年7月22日起对从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等高风险地区来榆返榆重点人员，一律集中隔离14天，一律开展核酸检测；对新疆中风险地区来榆返榆人员，不能提供72小时内核酸检测健康证明的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并落实居家隔离及健康监测措施；对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市及喀什低风险地区来榆返榆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并由社区（单位）负责落实健康告知、随访服务14天（每天电话询问个人身体状况2次、体温监测2次）的健康管理措施。
三、“两站一场”（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商场、各类酒店（招待所）要严格落实密集场所戴口罩、健康码查验、体温测量、通风、消毒等疫情防控措施，及时发现和妥善移交排查发现的重点人员。建立员工健康监测制度，每日对员工健康状况进行登记，身体不适时应及时就医。
四、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药店要充分发挥疫情防控的“哨点”作用，加强对境外、国内高中风险地区来榆返榆人员的排查，全市所有发热门诊要严格落实对就诊患者的登记，健康码扫码查验、测温、留观及核酸检测等措施，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五、农贸市场、商场、超市、冷库、餐饮企业等重点场所，要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卫健部门做好畜禽肉类、水产品等重点品种抽查检测工作，持续加强从业人员健康教育培训和健康监测，严格落实市场卫生清扫、环境消杀、通风换气、经营人员个人防护等措施，确保全链条、全流程食品安全。各开放景区要建立完善门票分时段预约制度，引导错峰出行，禁止接待来自重点地区的旅游团组，减轻外来人员管控压力。
六、请广大居民合理安排出行，切实提高疫情传播的防范意识，全面做好人人防护，尽量不出行或在省内出行。如确有特殊情况需出行，提前掌握目的地或途径地的疫情风险等级，建议近期不前往境外或国内高中风险地区。
榆林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7月22日
昨天，辽宁大连新增1例本土确诊，系某海产品加工企业员工。该病例自述发病前14天未离开大连，无确诊病例和重点关注地区来返大连人员接触史。（新闻回顾：全国又一省出现本土病例！系海产品加工企业员工，行动轨迹公布）
今天（7月23日），大连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连疫情防控最新信息。大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罗卫星介绍，7月22日，辽宁大连市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系某进口水产品加工企业员工。大连市果断行动，迅速开展流调排查、人员隔离和核酸检测。在对密切接触者的流调排查中，又发现了2个病例和12个无症状感染者。
三个病例均自述发病前14天未离开大连，无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重点地区来返连人员和境外人员的接触史。
陕西今日新增报告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2例无症状感染者
7月22日0-24时，陕西省无新增报告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截至7月22日24时，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245例，出院242例，死亡3例。
7月22日0-24时，新增报告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例无症状感染者，出院1例。截至7月22日24时，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78例，出院75例，在院3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31例，转为确诊病例1例，解除医学观察24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6例。
今日新增：陕西新增报告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例无症状感染者为阿拉木图至西安DV5056航班乘客。7月21日DV5056航班到达咸阳国际机场后，航班全部人员落实海关检疫、核酸检测、点对点转运、隔离医学观察等闭环管理措施，无陕西省内自行活动轨迹。DV5056航班密切接触者19人，全部为同航班乘客，目前均在隔离点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当前全省隔离密切接触者106人，其中境外输入密切接触者102人，外省协查密切接触者4人。
确诊病例1，男，29岁。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经市级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目前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
无症状感染者1，男，33岁。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经市级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医学观察。
无症状感染者2，女，23岁。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经市级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医学观察。
榆林发布疫情防控最新通告：
从高风险地区来榆返榆重点人员
一律集中隔离14天
7月22日，榆林市卫健委在官网上发布榆林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告，要求2020年7月22日起对从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等高风险地区来榆返榆重点人员，一律集中隔离14天。
全文如下：
榆林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告（21号）
近期，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发现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目前我国疫情高中风险地区均在乌鲁木齐市，浙江、新疆喀什等地均出现了与乌鲁木齐市病例的关联病例。为进一步加强新疆乌鲁木齐市来榆返榆人员管控措施，切实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各项防控措施落实落细，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2020年7月1日起，从新疆乌鲁木齐市及喀什来榆返榆人员要立即向当地联防联控办和所在社区(村组)、单位如实报告，告知本人健康情况、详细行程、接触情况、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对隐瞒接触史、旅居史、谎报病情或拒不执行疫情防控措施，引发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或造成传播风险的人员，将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二、对2020年7月1日以来，从新疆乌鲁木齐市及喀什已经来榆返榆的人员各乡镇（社区）要指定专人负责，尽快完成核酸检测、体温测定等健康管理任务，一旦发现身体异常，立即由专人专车送定点医疗机构进一步排查。从2020年7月22日起对从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等高风险地区来榆返榆重点人员，一律集中隔离14天，一律开展核酸检测；对新疆中风险地区来榆返榆人员，不能提供72小时内核酸检测健康证明的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并落实居家隔离及健康监测措施；对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市及喀什低风险地区来榆返榆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并由社区（单位）负责落实健康告知、随访服务14天（每天电话询问个人身体状况2次、体温监测2次）的健康管理措施。
三、“两站一场”（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商场、各类酒店（招待所）要严格落实密集场所戴口罩、健康码查验、体温测量、通风、消毒等疫情防控措施，及时发现和妥善移交排查发现的重点人员。建立员工健康监测制度，每日对员工健康状况进行登记，身体不适时应及时就医。
四、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药店要充分发挥疫情防控的“哨点”作用，加强对境外、国内高中风险地区来榆返榆人员的排查，全市所有发热门诊要严格落实对就诊患者的登记，健康码扫码查验、测温、留观及核酸检测等措施，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五、农贸市场、商场、超市、冷库、餐饮企业等重点场所，要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卫健部门做好畜禽肉类、水产品等重点品种抽查检测工作，持续加强从业人员健康教育培训和健康监测，严格落实市场卫生清扫、环境消杀、通风换气、经营人员个人防护等措施，确保全链条、全流程食品安全。各开放景区要建立完善门票分时段预约制度，引导错峰出行，禁止接待来自重点地区的旅游团组，减轻外来人员管控压力。
六、请广大居民合理安排出行，切实提高疫情传播的防范意识，全面做好人人防护，尽量不出行或在省内出行。如确有特殊情况需出行，提前掌握目的地或途径地的疫情风险等级，建议近期不前往境外或国内高中风险地区。
榆林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7月22日
#民主建国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成立经过】 张帆/文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成立的，但民主建国会的酝酿孕育乃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当时重庆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民族工业家、金融企业家、爱国文化人士和社会名流都荟萃于此。
诞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希特勒法西斯覆灭后，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命运已注定，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已指日可待。许多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对战后如何建设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都在深思熟虑。
以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界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考虑到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是早日取得抗战胜利，和平统一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因此，1945年6月，黄炎培会同褚辅成、冷遹、章伯钧、傅斯年、罗隆基、左舜生等参政员，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和毛主席的复电欢迎后，于7月1日自重庆飞往延安，会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探求国共和平团结的途径。黄炎培等在延安逗留了五天，与毛主席等进行多次会谈，为国共重庆谈判系上了一条政治引带。黄炎培在这次历史性访问中，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这在他的政治思想上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回渝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对共产党有较为客观而公正的记述，也反映了他对毛主席的崇敬。黄炎培在旧社会里素有较高的声望，他的记述，对国民党的宣传起了辟邪正误的作用，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嫉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主席亲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并与各方面接触，致重庆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政治性组织犹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但多数由于组织目的不纯正，有的主持人缺乏声望，没有群众基础，不久就自行瓦解。
黄炎培是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主要成员之一。民主同盟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是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即所谓“三党三派”组成，黄炎培是首任主席。但由于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主要负责人政客色彩较浓，作为三派之一的崇尚务实的职教派群众与他们的旨趣不尽相同，所以早有另组政团的要求。抗战胜利后，他们又纷纷要求另行组织政团，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积极主张黄炎培起来主持筹备。
同时，产业界由于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和美国物资的排挤，政府取消定货，工厂无法开工。经济形势的突变，使他们遭遇很大困难，原先的同业社团已无力代表和反映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的上层代表也主张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治性组织，争取民主，维护生存。职教派与实业界素有密切联系，黄炎培理解他们这些要求，遂会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20余位有代表性的各界活动分子，经过多次筹商，决定成立民主建国会。但黄炎培本人坚持不离开民盟，而且要求民建与民盟密切配合，并主张民建主要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民盟，以免别树一帜之嫌。
组成情况和政治主张
民主建国会组成人员，有三大支柱。第一是知识界中上层知名人士。主要是以与实业界有广泛联系的职教派首脑黄炎培、杨卫玉等为代表；第二是产业界上层代表人物。这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和当时是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章乃器等为主；第三是金融、经济界从业人员，主要是以施复亮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界知名人士和进步知识青年。此外，还有当地的一些金融、工业界代表人士，以及个别政治性小团体的归并。
民主建国会的名称，是1945年9月末第七次核心组讨论时决定的。因当时“民主建国”已是全民的呼声，正如黄炎培所说，顺应潮流，随手拈来，就定下来了。但在讨论过程中，有的主张既是政治性组织，就称民主建国党好了，但多数人主张“君子群而不党”，还是称民主建国会好。后来又由于个别小团体的归并，有人主张称“民主建国协会”，但最后还是决定采用“民主建国会”这一名称。直到1952年7月，民建总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才决定冠以“中国”二字，称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政纲、会章、成立宣言等文件，选出了理事37人，监事19人。之后理监事会又推出常务理事11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吴羹梅，常务监事5人：彭一湖、冷遹、张雪澄、李组绅、刘丙吉。当时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规定不采用领袖制，故不设理事长。又规定不经集体讨论，任何理监事的言行不代表民主建国会。民主建国会对外发言人必须由常务理监事会讨论推定，这是当时针对特务横行的特殊环境决定的。民主建国会正式设主任委员乃是建国以后的事。但在当时绝大多数民建成员的心目中，认为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是民建的带头人。
民主建国会正式成立时，并没有取得当局的认可，因而并未正式向社会公开。故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时，民主建国会并没有正式代表参加。黄炎培是以民主同盟代表身份参加的，李烛尘则是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的。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两天，即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政协代表、各界名流和新闻记者招待会，公告民主建国会的成立，散发了政纲和成立宣言，并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八点意见》，这是民主建国会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参加招待会的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章伯钧、张东荪、张申府、梁漱溟；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杨永浚、常乃惠；无党派人士王云五、胡霖、郭沫若等，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于右任、马寅初、陶行知、胡子昂、褚辅成等共一百数十人。中共代表董必武致词中，对民主建国会向政协会议所提八点意见表示赞同，并说《新华日报》首先刊载，说明对民主建国会的支持。
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的活动
1946年1月10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民主建国会举办多次报告会，邀请政协代表作报告，介绍政协会议中有争议的问题及民主建国的问题。后来又联系救国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劳动协会等20余团体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协进会在重庆沧白堂每日举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演讲，但每次受到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协进会设有新闻处，由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负责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逐日报导协进会活动情况，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捣乱行径，公诸报端。1月24日晚，国民党特务跟踪新闻处职员李学民，被围殴受重伤。26日，又非法搜查黄炎培住宅，进行恐吓诬陷，妄图阻止民主建国会的活动。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中共代表和各方面的努力，通过政府组织问题、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章案等五项协议，于1月31日闭幕。但国民党顽固派则认为各项协议和决议动摇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是上当受骗，因之五项协议通过之日，就急待撕毁五项协议。民主建国会的一些负责人开会研究，一致认识到和平民主有被破坏的危险，因此会同协进会各团体举办规模更大的“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造成声势，促使国民党认真实现五项协议，“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时，国民党特务暴徒数百人，有计划有组织地抢占会场前排坐位和主席台，冒充“总主席”，夺取扩音器，擅自宣布开会。当主席团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起而抗议时，即被埋伏的特务包围殴打。主席团和群众被打伤60余人，不少人流血，造成举国瞩目的“陪都血案”。当晚，董必武、王若飞、沈钧儒、李烛尘等11名政协代表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许多报纸报导了事实真相，而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反诬“民主建国会行列中跳出壮汉，殴伤某某某”，《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国民党报刊还提出“解散民主建国会”等叫嚣。经过各方面的声援和斗争，国民党方面请人出面斡旋，缓和事态，才告一段落。
成立民建重庆分会
由于抗战胜利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府迁返南京，民主建国会许多成员将随工厂复员而离渝。民建总会即进行筹设重庆分会，1946年2月24日重庆分会正式成立。此后，在重庆的和平民主斗争，如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揭露蒋介石法西斯暴行，声援学生运动，发动宗教界举行祈祷和平大会等，都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或影响支持下，民建重庆分会联合其他渝地政团协力进行的。
民建总会于1946年4月12日随政府复员而迁设上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设民建总会于北京。
图1：1957年，毛主席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亲切交谈。
图2：1945年7月，毛主席等到机场欢迎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一行。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图3：1945年7月，毛主席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亲切交谈。
图4：1945年12月17日，《新华日报》关于民主建国会成立的报道。
图5：1946年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招待会。图为参加招待会的各方面人士的签名。
图6：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发生“较场口事件”。
本文选编自重庆市政协《重庆文史资料》第28辑。图片为编者所加。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成立的，但民主建国会的酝酿孕育乃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当时重庆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民族工业家、金融企业家、爱国文化人士和社会名流都荟萃于此。
诞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希特勒法西斯覆灭后，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命运已注定，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已指日可待。许多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对战后如何建设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都在深思熟虑。
以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界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考虑到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是早日取得抗战胜利，和平统一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因此，1945年6月，黄炎培会同褚辅成、冷遹、章伯钧、傅斯年、罗隆基、左舜生等参政员，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和毛主席的复电欢迎后，于7月1日自重庆飞往延安，会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探求国共和平团结的途径。黄炎培等在延安逗留了五天，与毛主席等进行多次会谈，为国共重庆谈判系上了一条政治引带。黄炎培在这次历史性访问中，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这在他的政治思想上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回渝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对共产党有较为客观而公正的记述，也反映了他对毛主席的崇敬。黄炎培在旧社会里素有较高的声望，他的记述，对国民党的宣传起了辟邪正误的作用，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嫉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主席亲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并与各方面接触，致重庆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政治性组织犹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但多数由于组织目的不纯正，有的主持人缺乏声望，没有群众基础，不久就自行瓦解。
黄炎培是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主要成员之一。民主同盟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是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即所谓“三党三派”组成，黄炎培是首任主席。但由于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主要负责人政客色彩较浓，作为三派之一的崇尚务实的职教派群众与他们的旨趣不尽相同，所以早有另组政团的要求。抗战胜利后，他们又纷纷要求另行组织政团，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积极主张黄炎培起来主持筹备。
同时，产业界由于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和美国物资的排挤，政府取消定货，工厂无法开工。经济形势的突变，使他们遭遇很大困难，原先的同业社团已无力代表和反映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的上层代表也主张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治性组织，争取民主，维护生存。职教派与实业界素有密切联系，黄炎培理解他们这些要求，遂会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20余位有代表性的各界活动分子，经过多次筹商，决定成立民主建国会。但黄炎培本人坚持不离开民盟，而且要求民建与民盟密切配合，并主张民建主要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民盟，以免别树一帜之嫌。
组成情况和政治主张
民主建国会组成人员，有三大支柱。第一是知识界中上层知名人士。主要是以与实业界有广泛联系的职教派首脑黄炎培、杨卫玉等为代表；第二是产业界上层代表人物。这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和当时是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章乃器等为主；第三是金融、经济界从业人员，主要是以施复亮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界知名人士和进步知识青年。此外，还有当地的一些金融、工业界代表人士，以及个别政治性小团体的归并。
民主建国会的名称，是1945年9月末第七次核心组讨论时决定的。因当时“民主建国”已是全民的呼声，正如黄炎培所说，顺应潮流，随手拈来，就定下来了。但在讨论过程中，有的主张既是政治性组织，就称民主建国党好了，但多数人主张“君子群而不党”，还是称民主建国会好。后来又由于个别小团体的归并，有人主张称“民主建国协会”，但最后还是决定采用“民主建国会”这一名称。直到1952年7月，民建总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才决定冠以“中国”二字，称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政纲、会章、成立宣言等文件，选出了理事37人，监事19人。之后理监事会又推出常务理事11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吴羹梅，常务监事5人：彭一湖、冷遹、张雪澄、李组绅、刘丙吉。当时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规定不采用领袖制，故不设理事长。又规定不经集体讨论，任何理监事的言行不代表民主建国会。民主建国会对外发言人必须由常务理监事会讨论推定，这是当时针对特务横行的特殊环境决定的。民主建国会正式设主任委员乃是建国以后的事。但在当时绝大多数民建成员的心目中，认为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是民建的带头人。
民主建国会正式成立时，并没有取得当局的认可，因而并未正式向社会公开。故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时，民主建国会并没有正式代表参加。黄炎培是以民主同盟代表身份参加的，李烛尘则是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的。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两天，即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政协代表、各界名流和新闻记者招待会，公告民主建国会的成立，散发了政纲和成立宣言，并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八点意见》，这是民主建国会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参加招待会的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章伯钧、张东荪、张申府、梁漱溟；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杨永浚、常乃惠；无党派人士王云五、胡霖、郭沫若等，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于右任、马寅初、陶行知、胡子昂、褚辅成等共一百数十人。中共代表董必武致词中，对民主建国会向政协会议所提八点意见表示赞同，并说《新华日报》首先刊载，说明对民主建国会的支持。
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的活动
1946年1月10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民主建国会举办多次报告会，邀请政协代表作报告，介绍政协会议中有争议的问题及民主建国的问题。后来又联系救国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劳动协会等20余团体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协进会在重庆沧白堂每日举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演讲，但每次受到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协进会设有新闻处，由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负责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逐日报导协进会活动情况，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捣乱行径，公诸报端。1月24日晚，国民党特务跟踪新闻处职员李学民，被围殴受重伤。26日，又非法搜查黄炎培住宅，进行恐吓诬陷，妄图阻止民主建国会的活动。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中共代表和各方面的努力，通过政府组织问题、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章案等五项协议，于1月31日闭幕。但国民党顽固派则认为各项协议和决议动摇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是上当受骗，因之五项协议通过之日，就急待撕毁五项协议。民主建国会的一些负责人开会研究，一致认识到和平民主有被破坏的危险，因此会同协进会各团体举办规模更大的“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造成声势，促使国民党认真实现五项协议，“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时，国民党特务暴徒数百人，有计划有组织地抢占会场前排坐位和主席台，冒充“总主席”，夺取扩音器，擅自宣布开会。当主席团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起而抗议时，即被埋伏的特务包围殴打。主席团和群众被打伤60余人，不少人流血，造成举国瞩目的“陪都血案”。当晚，董必武、王若飞、沈钧儒、李烛尘等11名政协代表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许多报纸报导了事实真相，而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反诬“民主建国会行列中跳出壮汉，殴伤某某某”，《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国民党报刊还提出“解散民主建国会”等叫嚣。经过各方面的声援和斗争，国民党方面请人出面斡旋，缓和事态，才告一段落。
成立民建重庆分会
由于抗战胜利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府迁返南京，民主建国会许多成员将随工厂复员而离渝。民建总会即进行筹设重庆分会，1946年2月24日重庆分会正式成立。此后，在重庆的和平民主斗争，如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揭露蒋介石法西斯暴行，声援学生运动，发动宗教界举行祈祷和平大会等，都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或影响支持下，民建重庆分会联合其他渝地政团协力进行的。
民建总会于1946年4月12日随政府复员而迁设上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设民建总会于北京。
图1：1957年，毛主席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亲切交谈。
图2：1945年7月，毛主席等到机场欢迎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一行。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图3：1945年7月，毛主席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亲切交谈。
图4：1945年12月17日，《新华日报》关于民主建国会成立的报道。
图5：1946年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招待会。图为参加招待会的各方面人士的签名。
图6：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发生“较场口事件”。
本文选编自重庆市政协《重庆文史资料》第28辑。图片为编者所加。
京师分享丨聚会饮酒出意外，法律责任如何承担？
400-004-5164
老板滥饮殒命，苦果自己承担
某企业组织职工会餐。席间，老板张某本不胜酒力，但不听劝阻，自斟自饮并频频向其他职工敬酒，不久即醉倒，被扶入宿舍休息。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张某已窒息身亡。张某家属认为同饮职工对其醉酒身亡负有责任，遂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同饮职工赔偿丧葬费、死亡补偿费等费用3万元。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醉酒身亡，如果纯粹是自斟自饮，理所当然应当责任自负。我国民法总则第17条、第18条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本案中，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喝不喝酒、喝多少酒，完全可以自己做主，他也能预见到饮酒过量对身体可能造成的危害。但其自斟自饮过量导致身亡，系放任危害结果发生，责任后果只能自己承担。
设宴请客喝酒，莫忘附随义务
吴大伯在酒店给儿子置办婚宴。畅饮中，客人赵某醉倒在餐桌旁，吴大伯便在酒店开房让他休息，并安排一名亲友照看。次日凌晨两点多，同住人发现赵某情况异常，吴大伯闻讯赶到房间后，急忙拨打急救电话，当医生赶到酒店时，赵某已死亡。经鉴定，赵某系乙醇中毒致呼吸中枢麻痹死亡。事后，赵某亲属将吴大伯和同桌的客人一并告上法庭，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0万余元。法院审理认为，死者是自行喝酒致酒精中毒继而身亡，被告已尽到必要的义务，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庭审中，吴大伯自愿向赵某家人支付2万元作为补偿，法院予以认可。最后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对于宾客饮酒致死，主人应否承担责任要以其是否存在过错为前提。本案中，赵某作为成年人，理应对自身酒量以及过量饮酒的危险性有充分认识，并加以控制。作为婚宴主办人，吴大伯招待亲朋，忙于各种事务，不能要求其对赵某的情况作过多的注意，更不能苛求其能预见类似个别事件的发生。
因此，从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角度来看，吴大伯在赵某不胜酒力的情况下，安排亲友照看，已达到一个善良诚信的管理人、组织者应达到的注意程度，其对损害事实不具有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被邀请的客人已经失控或者出现失控的迹象，此时酒宴召集者因其请客行为便产生了附随义务，即对醉酒者的照顾义务。如果出现意外伤亡情况，请客者又未尽到照顾义务，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劝酒应当适度，过头就要担责
唐先生邀请何先生、薛先生、李先生等三位老友去饭店聚餐，还自带了两瓶高度白酒。唐先生提出自己不能饮酒，想喝饮料代替，三位老友虽知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但都不同意。唐先生无奈，只好一杯又一杯地喝下高度白酒……两个多小时后，四人将两瓶白酒全部喝完。唐先生起身如厕时昏迷倒在洗手间，当晚7时，不治身亡。经医院诊断，其属于严重酒精中毒引起的死亡。随后，唐先生的家属将何、薛、李等三人诉至法院，要求承担侵权责任。法院经审理，判决何先生等三被告承担30%的赔偿责任。
劝酒，可以体现宴请者的盛情，但若“劝”得过头或不当，也可能给自己惹来一身麻烦。本案中，三被告与死者是交往多年的老朋友，明知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应当禁酒，却仍然积极实施劝酒的行为，三人在主观方面具有过错。因此，应该承担过错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唐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情况和酒量是最清楚的，他完全可以拒绝大量饮酒从而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却禁不住他人劝说，自己选择喝下大量白酒，最后导致不幸发生，其也应对损害后果承担责任，并且是主要责任。
同伴深度醉酒，切记及时救助
在外地工作的尹某与张某等7位朋友相约聚会饮酒到深夜。酒局结束后，张某陪尹某一起回到宿舍，一进门尹某便躺在床上昏昏欲睡。张某问尹某感觉如何，尹某吐着酒气说：“没事！”于是，张某便到别的房间去看视频了。当张某再回到尹某房间时，却发现其已不省人事。随后赶来的医护人员对尹某进行诊断发现其系呕吐物吸入气管导致窒息昏迷。后尹某因抢救无效死亡。事后，尹某妻子将张某等7人告上了法庭。经法院主持调解，7名参与饮酒者分别赔偿死者亲属3500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1款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案中，除了死者尹某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外，同伴张某未尽心尽责地看护醉酒者，亦未能及时将其送往医院治疗，具有重大过失，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其他同席饮酒者因未尽到劝阻、注意义务，故也应承担相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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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滥饮殒命，苦果自己承担
某企业组织职工会餐。席间，老板张某本不胜酒力，但不听劝阻，自斟自饮并频频向其他职工敬酒，不久即醉倒，被扶入宿舍休息。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张某已窒息身亡。张某家属认为同饮职工对其醉酒身亡负有责任，遂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同饮职工赔偿丧葬费、死亡补偿费等费用3万元。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醉酒身亡，如果纯粹是自斟自饮，理所当然应当责任自负。我国民法总则第17条、第18条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本案中，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喝不喝酒、喝多少酒，完全可以自己做主，他也能预见到饮酒过量对身体可能造成的危害。但其自斟自饮过量导致身亡，系放任危害结果发生，责任后果只能自己承担。
设宴请客喝酒，莫忘附随义务
吴大伯在酒店给儿子置办婚宴。畅饮中，客人赵某醉倒在餐桌旁，吴大伯便在酒店开房让他休息，并安排一名亲友照看。次日凌晨两点多，同住人发现赵某情况异常，吴大伯闻讯赶到房间后，急忙拨打急救电话，当医生赶到酒店时，赵某已死亡。经鉴定，赵某系乙醇中毒致呼吸中枢麻痹死亡。事后，赵某亲属将吴大伯和同桌的客人一并告上法庭，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0万余元。法院审理认为，死者是自行喝酒致酒精中毒继而身亡，被告已尽到必要的义务，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庭审中，吴大伯自愿向赵某家人支付2万元作为补偿，法院予以认可。最后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对于宾客饮酒致死，主人应否承担责任要以其是否存在过错为前提。本案中，赵某作为成年人，理应对自身酒量以及过量饮酒的危险性有充分认识，并加以控制。作为婚宴主办人，吴大伯招待亲朋，忙于各种事务，不能要求其对赵某的情况作过多的注意，更不能苛求其能预见类似个别事件的发生。
因此，从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角度来看，吴大伯在赵某不胜酒力的情况下，安排亲友照看，已达到一个善良诚信的管理人、组织者应达到的注意程度，其对损害事实不具有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被邀请的客人已经失控或者出现失控的迹象，此时酒宴召集者因其请客行为便产生了附随义务，即对醉酒者的照顾义务。如果出现意外伤亡情况，请客者又未尽到照顾义务，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劝酒应当适度，过头就要担责
唐先生邀请何先生、薛先生、李先生等三位老友去饭店聚餐，还自带了两瓶高度白酒。唐先生提出自己不能饮酒，想喝饮料代替，三位老友虽知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但都不同意。唐先生无奈，只好一杯又一杯地喝下高度白酒……两个多小时后，四人将两瓶白酒全部喝完。唐先生起身如厕时昏迷倒在洗手间，当晚7时，不治身亡。经医院诊断，其属于严重酒精中毒引起的死亡。随后，唐先生的家属将何、薛、李等三人诉至法院，要求承担侵权责任。法院经审理，判决何先生等三被告承担30%的赔偿责任。
劝酒，可以体现宴请者的盛情，但若“劝”得过头或不当，也可能给自己惹来一身麻烦。本案中，三被告与死者是交往多年的老朋友，明知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应当禁酒，却仍然积极实施劝酒的行为，三人在主观方面具有过错。因此，应该承担过错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唐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情况和酒量是最清楚的，他完全可以拒绝大量饮酒从而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却禁不住他人劝说，自己选择喝下大量白酒，最后导致不幸发生，其也应对损害后果承担责任，并且是主要责任。
同伴深度醉酒，切记及时救助
在外地工作的尹某与张某等7位朋友相约聚会饮酒到深夜。酒局结束后，张某陪尹某一起回到宿舍，一进门尹某便躺在床上昏昏欲睡。张某问尹某感觉如何，尹某吐着酒气说：“没事！”于是，张某便到别的房间去看视频了。当张某再回到尹某房间时，却发现其已不省人事。随后赶来的医护人员对尹某进行诊断发现其系呕吐物吸入气管导致窒息昏迷。后尹某因抢救无效死亡。事后，尹某妻子将张某等7人告上了法庭。经法院主持调解，7名参与饮酒者分别赔偿死者亲属3500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1款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案中，除了死者尹某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外，同伴张某未尽心尽责地看护醉酒者，亦未能及时将其送往医院治疗，具有重大过失，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其他同席饮酒者因未尽到劝阻、注意义务，故也应承担相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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