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报 | “把脉定向”的11场评估会
近期，北京协和医院连续召开了11场学科高质量发展评估会，邀请国内百名医学专家对该院54个临床医技和平台科室进行学科评估，通过高级别“会诊”，给自己来了一番“体检”，以明确高质量发展的下一站。
“我们是谁？我们将走向哪里？我们应该怎么走？”每一场评估会开场时，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抒扬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
不拼规模拼质量
对北京协和医院而言，中国医学界排头兵的定位，历经百年而愈加清晰。先后培养出张孝骞、林巧稚、曾宪九、吴阶平、诸福棠等一批医学大家，协和医院为中国建立起了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体系。
然而，展望未来，医院内部对学科发展的讨论也有不少。综合医院的学科发展普遍存在规模小、床位少、人员少、资源受限的情况，如何以小博大、以科博院？
评估会上，该院妇科肿瘤中心主任向阳直言不讳，当前欧美国家仍然引领着妇科肿瘤学科发展的风向，大多数新药、新疗法都由这些国家来牵头研发，“相对较少的临床研究使我们无法产出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这是我们的短板”。
北京协和医院曾在妊娠滋养细胞肿瘤、恶性生殖细胞肿瘤的诊治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步。“但医院在领导全国乃至全球临床多中心研究方面，在创新转化医学研究方面，还是有短板，这也是我们要补齐的地方。”向阳表示，在中国女性子宫内膜癌整体诊治策略研究、生殖细胞肿瘤规范诊治，以及妇科肿瘤基于病理、分子和免疫特征的综合诊疗体系的建立与优化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争先，“我们要坚持看别人看不了的病，引领妇科肿瘤疑难病症的临床诊疗方向发展”。
“我们希望在今后3～5年内，提出1～2个新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方案，更改、更新国内艾滋病诊疗指南，建立艾滋病全国规范化诊疗协作网。”在评估会上，该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提到，感染内科在北京协和医院是一个比较小的科，只有40名员工、38张床，年门诊量约5万人次。
这么“小”的科室，迎战的是诸多医学的难题。21世纪初，李太生及其团队开展了“中国艾滋病患者的抗病毒治疗研究”项目，不仅证明了国产仿制药的疗效与国外原研药相当，同时提出了治疗领域的“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继续推进多中心队列研究，力争实现艾滋病功能性治愈的突破。”李太生说。
参加评估会的“大咖”还对李太生提出了更大的难题。“在新冠病毒相关研究中，中国还需在世界上增强声音，非常希望北京协和医院在这方面能有所突破。如果明年、后年再来一个大的感染性疾病，我们能否更加高效地予以应对？”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第八届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科李小鹰主任医师发问。
“大咖”敲响了桌子
内分泌科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传统优势强科，收治的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重症患者，大查房记录甚至被同行“抢购”，被视为临床诊断的“金标准”。近年来，内分泌科年门诊量不断攀升，科研领域涉及内分泌代谢疾病的流行病学、临床诊疗和基础研究各个层面。站在如此高的平台上，肩负众多患者治愈疾病、维系健康的期待，用“千钧重担”来形容内分泌科所面临的压力，恰如其分。
站上讲台前，内分泌科主任夏维波先在讲稿上画了重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内分泌代谢疾病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疾病，内分泌代谢疾病的防控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此前，我们已经在糖尿病、肥胖和骨质疏松症等方面形成了全国的协作网络和相应研究队列，今后要形成社区、医院以及协作网共同合作的诊疗和研究模式，通过社区筛查、风险分层、精准治疗、长期随访干预，最终减轻代谢疾病患者长期的疾病负担。”夏维波说。
此处该有掌声，“大咖”却敲响了桌子。解放军总医院国家慢性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陈香美院士举例说，国内医生普遍还是用1型糖尿病的临床分期标准判断2型糖尿病肾病病程进展，这是不科学的，“需要突破糖尿病的科研瓶颈，改变科研滞后于临床的现象，希望全国的专家能够一起努力，尽快拿出2型糖尿病肾病的临床分期标准以指导临床”。
在另一场评估会上，了解到该院重症医学科（ICU）床位数占医院总床位数比例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原院长席修明犀利地指出，未来大型城市三甲医院的ICU床位数应占医院总床位数的8%～10%，西方发达国家已达到20%，“ICU床位数与人口数的比例应在十万分之三十，而我国才十万分之三。如果大型城市的ICU得不到充分发展，那么在面对重大灾难抢救的时候就无法冲在最前面，所以一定要把ICU的资源测算好”。
“盛景”下提出“发展四问”
一场场评估会，不是给各科室用来展示成绩的。该院邀请医学领域的“战略科学家”和学科带头人，分批次听取学科建设专题汇报，提出咨询指导意见。一大批学术泰斗与资深专家从学科发展总体规划的角度出发，从国内国际前沿高度出发，为各科室“把脉定向”。有的评委语重心长，提到北京协和医院不能有技术、能力、学术、人才上的短板；有的专家直言不讳，指出有些学科发展方向还不够明确；有的学者一针见血，指出排名前列的学科在“盛景”下的隐忧……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学科高质量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沈岩提出了“发展四问”：“哪些是本领域里重要的疾病？哪些是本科室传统的优势？哪些是医院里其他学科非常有优势的工作，又能够交叉融合形成自己的新优势？哪些是未来一段时间内能够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巴德年参加了4场学科评估会，强调“别太在乎谁排第一、谁排第二，要在乎的是继续努力”；北京协和医院名誉院长赵玉沛院士认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传承与创新”；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对北京协和医院各学科如数家珍，提出“让突破点成为学科制高点”；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表示“各学科应立足本院，广泛开展院内外、国际合作”。
“不以发表论文为目标，而是把临床需求凝练为科学问题，认识疾病、解决疾病。”与会专家一句句语重心长的话，汇成了共识：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代表的公立医院推进高质量发展，应对标国家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和卫生事业发展的迫切需求，结合我国疾病谱的变化和中国特色疾病，在公共卫生、预防医学、重大灾难抢救、精神心理等方面进行前瞻性布局，发挥医疗国家队的示范引领作用。
“专家的意见我们照单全收”
“高质量发展的四大路径是党建引领、学科带动、人才强基、管理增效。学科评估的目的是注入发展新动力，转变发展新方式，实现发展新格局。看清历史方位才能走向未来。”在总结中，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吴沛新表示，评估会全面、前瞻、动态、务实，各学科明辨了形势、清醒了认识、明确了方向、强化了协同。对于有国际竞争力的学科，要以解决大科学问题、书写国际指南、牵头国际国内多中心研究、引领医学发展范式为己任。对于蓬勃发展的学科，要进一步凝练聚焦优势方向，内培外引优秀人才，合纵连横优势学科，作出具有显示度的科学研究。
北京协和医院拥有54个专科、2000余张床位，与国外一流医院相比规模大致相当，在国内却只是中等体量。近40个小时的头脑风暴，让北京协和医院“如何建设一流医院”的方案更为明晰。
“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于医院的综合实力、学科交叉、学科群的整合与重构，立足于国家医学中心、疑难重症及罕见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高水平平台建设，聚焦临床治病需要，从临床问题入手，积极开展基础与临床研究，重视成果转化和临床应用，在改善临床结局上力求新的突破。”张抒扬表示，“学科规划要落地，要明确定什么项目、做什么题、建什么平台、靠什么人、结什么果。为此，我们在规划当中提出了以目标为导向的5项清单：平台清单、项目清单、人才清单、技术清单和成果清单。”
“专家的意见我们照单全收。”张抒扬表示，工作专班正紧锣密鼓将意见建议梳理总结并反馈给科室，科室在此基础上制订完善学科高质量发展规划。医院也将根据学科评估结果，通过机制、资金、平台等条件支持为学科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来源/健康报
文字/叶龙杰、崔芳、陈明雁、陈恔、徐琨
近期，北京协和医院连续召开了11场学科高质量发展评估会，邀请国内百名医学专家对该院54个临床医技和平台科室进行学科评估，通过高级别“会诊”，给自己来了一番“体检”，以明确高质量发展的下一站。
“我们是谁？我们将走向哪里？我们应该怎么走？”每一场评估会开场时，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抒扬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
不拼规模拼质量
对北京协和医院而言，中国医学界排头兵的定位，历经百年而愈加清晰。先后培养出张孝骞、林巧稚、曾宪九、吴阶平、诸福棠等一批医学大家，协和医院为中国建立起了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体系。
然而，展望未来，医院内部对学科发展的讨论也有不少。综合医院的学科发展普遍存在规模小、床位少、人员少、资源受限的情况，如何以小博大、以科博院？
评估会上，该院妇科肿瘤中心主任向阳直言不讳，当前欧美国家仍然引领着妇科肿瘤学科发展的风向，大多数新药、新疗法都由这些国家来牵头研发，“相对较少的临床研究使我们无法产出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这是我们的短板”。
北京协和医院曾在妊娠滋养细胞肿瘤、恶性生殖细胞肿瘤的诊治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步。“但医院在领导全国乃至全球临床多中心研究方面，在创新转化医学研究方面，还是有短板，这也是我们要补齐的地方。”向阳表示，在中国女性子宫内膜癌整体诊治策略研究、生殖细胞肿瘤规范诊治，以及妇科肿瘤基于病理、分子和免疫特征的综合诊疗体系的建立与优化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争先，“我们要坚持看别人看不了的病，引领妇科肿瘤疑难病症的临床诊疗方向发展”。
“我们希望在今后3～5年内，提出1～2个新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方案，更改、更新国内艾滋病诊疗指南，建立艾滋病全国规范化诊疗协作网。”在评估会上，该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提到，感染内科在北京协和医院是一个比较小的科，只有40名员工、38张床，年门诊量约5万人次。
这么“小”的科室，迎战的是诸多医学的难题。21世纪初，李太生及其团队开展了“中国艾滋病患者的抗病毒治疗研究”项目，不仅证明了国产仿制药的疗效与国外原研药相当，同时提出了治疗领域的“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继续推进多中心队列研究，力争实现艾滋病功能性治愈的突破。”李太生说。
参加评估会的“大咖”还对李太生提出了更大的难题。“在新冠病毒相关研究中，中国还需在世界上增强声音，非常希望北京协和医院在这方面能有所突破。如果明年、后年再来一个大的感染性疾病，我们能否更加高效地予以应对？”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第八届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科李小鹰主任医师发问。
“大咖”敲响了桌子
内分泌科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传统优势强科，收治的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重症患者，大查房记录甚至被同行“抢购”，被视为临床诊断的“金标准”。近年来，内分泌科年门诊量不断攀升，科研领域涉及内分泌代谢疾病的流行病学、临床诊疗和基础研究各个层面。站在如此高的平台上，肩负众多患者治愈疾病、维系健康的期待，用“千钧重担”来形容内分泌科所面临的压力，恰如其分。
站上讲台前，内分泌科主任夏维波先在讲稿上画了重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内分泌代谢疾病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疾病，内分泌代谢疾病的防控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此前，我们已经在糖尿病、肥胖和骨质疏松症等方面形成了全国的协作网络和相应研究队列，今后要形成社区、医院以及协作网共同合作的诊疗和研究模式，通过社区筛查、风险分层、精准治疗、长期随访干预，最终减轻代谢疾病患者长期的疾病负担。”夏维波说。
此处该有掌声，“大咖”却敲响了桌子。解放军总医院国家慢性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陈香美院士举例说，国内医生普遍还是用1型糖尿病的临床分期标准判断2型糖尿病肾病病程进展，这是不科学的，“需要突破糖尿病的科研瓶颈，改变科研滞后于临床的现象，希望全国的专家能够一起努力，尽快拿出2型糖尿病肾病的临床分期标准以指导临床”。
在另一场评估会上，了解到该院重症医学科（ICU）床位数占医院总床位数比例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原院长席修明犀利地指出，未来大型城市三甲医院的ICU床位数应占医院总床位数的8%～10%，西方发达国家已达到20%，“ICU床位数与人口数的比例应在十万分之三十，而我国才十万分之三。如果大型城市的ICU得不到充分发展，那么在面对重大灾难抢救的时候就无法冲在最前面，所以一定要把ICU的资源测算好”。
“盛景”下提出“发展四问”
一场场评估会，不是给各科室用来展示成绩的。该院邀请医学领域的“战略科学家”和学科带头人，分批次听取学科建设专题汇报，提出咨询指导意见。一大批学术泰斗与资深专家从学科发展总体规划的角度出发，从国内国际前沿高度出发，为各科室“把脉定向”。有的评委语重心长，提到北京协和医院不能有技术、能力、学术、人才上的短板；有的专家直言不讳，指出有些学科发展方向还不够明确；有的学者一针见血，指出排名前列的学科在“盛景”下的隐忧……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学科高质量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沈岩提出了“发展四问”：“哪些是本领域里重要的疾病？哪些是本科室传统的优势？哪些是医院里其他学科非常有优势的工作，又能够交叉融合形成自己的新优势？哪些是未来一段时间内能够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巴德年参加了4场学科评估会，强调“别太在乎谁排第一、谁排第二，要在乎的是继续努力”；北京协和医院名誉院长赵玉沛院士认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传承与创新”；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对北京协和医院各学科如数家珍，提出“让突破点成为学科制高点”；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表示“各学科应立足本院，广泛开展院内外、国际合作”。
“不以发表论文为目标，而是把临床需求凝练为科学问题，认识疾病、解决疾病。”与会专家一句句语重心长的话，汇成了共识：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代表的公立医院推进高质量发展，应对标国家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和卫生事业发展的迫切需求，结合我国疾病谱的变化和中国特色疾病，在公共卫生、预防医学、重大灾难抢救、精神心理等方面进行前瞻性布局，发挥医疗国家队的示范引领作用。
“专家的意见我们照单全收”
“高质量发展的四大路径是党建引领、学科带动、人才强基、管理增效。学科评估的目的是注入发展新动力，转变发展新方式，实现发展新格局。看清历史方位才能走向未来。”在总结中，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吴沛新表示，评估会全面、前瞻、动态、务实，各学科明辨了形势、清醒了认识、明确了方向、强化了协同。对于有国际竞争力的学科，要以解决大科学问题、书写国际指南、牵头国际国内多中心研究、引领医学发展范式为己任。对于蓬勃发展的学科，要进一步凝练聚焦优势方向，内培外引优秀人才，合纵连横优势学科，作出具有显示度的科学研究。
北京协和医院拥有54个专科、2000余张床位，与国外一流医院相比规模大致相当，在国内却只是中等体量。近40个小时的头脑风暴，让北京协和医院“如何建设一流医院”的方案更为明晰。
“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于医院的综合实力、学科交叉、学科群的整合与重构，立足于国家医学中心、疑难重症及罕见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高水平平台建设，聚焦临床治病需要，从临床问题入手，积极开展基础与临床研究，重视成果转化和临床应用，在改善临床结局上力求新的突破。”张抒扬表示，“学科规划要落地，要明确定什么项目、做什么题、建什么平台、靠什么人、结什么果。为此，我们在规划当中提出了以目标为导向的5项清单：平台清单、项目清单、人才清单、技术清单和成果清单。”
“专家的意见我们照单全收。”张抒扬表示，工作专班正紧锣密鼓将意见建议梳理总结并反馈给科室，科室在此基础上制订完善学科高质量发展规划。医院也将根据学科评估结果，通过机制、资金、平台等条件支持为学科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来源/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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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知识」洗鼻器适用于哪些疾病？#
✔️慢性鼻炎（包括单纯性和肥厚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
✔️非过敏性鼻炎（包括血管运动性鼻炎、非过敏性鼻炎伴嗜酸性粒细胞增生症等），
✔️萎缩性鼻炎，
✔️职业性鼻炎，
✔️妊娠性鼻炎，
✔️慢性鼻窦炎，
✔️鼻腔鼻窦术后患者等。
当然，少部分人不适用洗鼻器进行鼻腔冲洗，如颌面部创伤、脑脊液鼻漏、急性中耳炎、反复鼻出血以及鼻腔术后第一天患者等。请遵从医生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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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超话]# #宝宝感冒[超话]# #鼻炎[超话]# #洗鼻子# #过敏性鼻炎# #夏天[超话]#
✔️慢性鼻炎（包括单纯性和肥厚性鼻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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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缩性鼻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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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腔鼻窦术后患者等。
当然，少部分人不适用洗鼻器进行鼻腔冲洗，如颌面部创伤、脑脊液鼻漏、急性中耳炎、反复鼻出血以及鼻腔术后第一天患者等。请遵从医生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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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实践当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对病情轻重进行准确预测。
昨晚写了华山医院发在China CDC Weekly的那项重要研究（https://t.cn/A6aw7q0A），这边我尝试用更简单的话解释一下这项研究的意义，以及为什么说是「重要研究」。
一
什么叫做「对病情轻重进行准确预测」，我举几个例子。
你比如说以前在急诊，半夜经常会收到各种各样原因来看病的，其中最常见的急诊原因之一是——肚子痛（腹痛）。
然而腹痛并不是一个疾病，而是一个症状。大多数单纯腹痛的患者预后良好，但是有少部分是需要急诊手术的，因为急诊的腹痛可能有内科外科妇科等多种可能，包括内科最常见的溃疡、外科最常见的阑尾炎、胆石症和肾结石以及妇科的急性盆腔炎等（还有一些更紧急的宫外孕（异位妊娠）破裂、蒂扭转等），甚至像心梗也可能表现为腹痛。
这就要求急诊医生对于患者的病情有准确判断，正确治疗的前提是正确诊断，一旦漏过了心梗、蒂扭转这些疾病，后果可能会十分严重。所以对于同样是腹痛的患者，最终采取的治疗方式可能差异巨大。在急诊中，医护人员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分级，以确保危重的患者获得优先治疗。
这是症状，再说说一些更加具体的病变，这里举个例子——乳腺结节（Breast nodules）。
乳腺结节是中青年女性体检当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根据不同研究检出率在5%~24%之间。很多人看到乳腺结节就会想到乳腺癌，但实际上绝大多数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预后良好，只需要定期随访即可，但也有少部分乳腺结节是有恶性可能，需要及早进行病理活检或手术干预。
为了鉴别乳腺结节良恶性，在影像学检查中会使用BI-RADS分级系统。BI-RADS是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的缩写，它根据结节的大小、形态、内部回声、有无钙化以及血流信号等指标，将乳腺的病变分为0-6级。
例如3级几乎没有恶性可能，4a级有＜10%的恶性可能，具体分级意义限于篇幅就不展开说了。如果各位女性朋友有做过乳腺钼靶/ B超并且发现过结节的话，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报告有没有标注BI-RADS分级，网上也很容易找到对应的解释。
而之所以要做分级，就因为我们不可能对所有乳腺结节采取「一刀切」（包括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也是）。让绝大多数乳腺结节只有2/3级的女性接受活检甚至手术切除，这属于过度诊疗。这里的「过度诊疗」有两重含义，首先是对于这些女性的健康有伤害，其次我们的医疗系统也无法承载这样的诊疗压力。
二
因此这就是准确诊疗的重要性，同样一种症状对应着不同的疾病，同样一种疾病有不同的严重程度，对不同轻重程度的患者要采取不同的诊疗手段。
而在传染病上也是类似道理，为什么法定传染病上我们要分为甲乙丙三类，因为不同传染病每年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注意不是病死率）有较大区别。面对现在的Omicron变异体，了解其严重程度十分重要，两年多以来大量病毒学、流行病学和临床医学的研究都表明，Omicron和最初的原始毒株在致病力上有着很大不同。
华山医院这项研究希望了解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所有感染者中占了绝大多数的非重症、无不稳定病情的人群，他们的病情究竟会如何变化？
这项样本量超过三万人的研究表明，这些感染者最终发展为重症的概率为0.065%，其中风险组发展为重症的概率为0.238%，而非风险组的概率为0。
当然，假使样本量再大一些，达到几十万几百万的数字（实际上没有太大意义），我们在非风险组中也能发现有一些患者进展为重症。而很多人问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研究不纳入在入院时是重症、或者是轻症但是有不稳定病情的感染者？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部分人群正是最需要医疗救治的，包括一发病就是重症的，包括持续高烧的儿童感染者，包括孕晚期感染者，也包括那些需要透析或者放化疗的感染者（详见原研究对「unstable medical conditions」的定义）。我们不能把宝贵的医疗资源消耗在那些几乎没有重症进展风险的感染者身上。
三
面对传染性极强的Omicron，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对医疗系统的冲击。
全社会中医护人员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并且整个医疗系统并非专门为应对某一种特定的传染病而设计，平时需要接诊各种各样的急重症、慢性病和孕产妇等。而在Omicron爆发之下，如何合理分配医疗资源就成为最棘手的一个问题，面对大量其他疾病，我们需要维持最基础的医疗力量。
实际上不仅仅只是华山医院这一项研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统计数据（虽然没有像华山这样严谨）也表明，大多数感染者都是无症状/ 轻症。吉林四月的数据显示2.5万名感染者中无症状和轻症占了97.5%，中国台湾的这个数字是99.73%，近似于新加坡的99.7%（并且这些数字有可能是低估的）。
尽管非重症患者比例这么高，但我们以往没有准确的研究表明这些非重症患者是否整个病程均维持非重症、有多少患者有重症进展风险、具体哪些患者是风险人群——这些问题，我们在华山这项研究中找到了关键的数据。在论文摘要中，研究人员强调了对公卫实践的影响：「This study provides evidence for refining COVID-19 public health strategies to minimize the risk of overwhelming of regional medical resources.」
因此基于目前的研究结果，将来医疗资源更加合理的分配应该是：
1. 妥善安置非重症无不稳定病情的Omicron感染者；
2. 密切监测风险组人群（高龄、有基础疾病、未接种疫苗）的感染者，早期服用抗病毒药物；
3. 集中力量救治重症患者和不稳定病情患者；
4. 避免过度消耗其他疾病的诊疗资源。
须强调的一点是，面对未来新的的免疫体、疫苗接种率的提升、医疗救治条件的改善，这些应对策略是动态变化的。
就像昨天说的，对整个社会而言，医疗资源整体是有限的，高龄和基础疾病是不可逆转的，应当不断改善并利用好各种疫苗、药物和NPI策略，降低疫情对于整个社会的冲击。
#庄医生的疫情笔记##微博新知博主#
昨晚写了华山医院发在China CDC Weekly的那项重要研究（https://t.cn/A6aw7q0A），这边我尝试用更简单的话解释一下这项研究的意义，以及为什么说是「重要研究」。
一
什么叫做「对病情轻重进行准确预测」，我举几个例子。
你比如说以前在急诊，半夜经常会收到各种各样原因来看病的，其中最常见的急诊原因之一是——肚子痛（腹痛）。
然而腹痛并不是一个疾病，而是一个症状。大多数单纯腹痛的患者预后良好，但是有少部分是需要急诊手术的，因为急诊的腹痛可能有内科外科妇科等多种可能，包括内科最常见的溃疡、外科最常见的阑尾炎、胆石症和肾结石以及妇科的急性盆腔炎等（还有一些更紧急的宫外孕（异位妊娠）破裂、蒂扭转等），甚至像心梗也可能表现为腹痛。
这就要求急诊医生对于患者的病情有准确判断，正确治疗的前提是正确诊断，一旦漏过了心梗、蒂扭转这些疾病，后果可能会十分严重。所以对于同样是腹痛的患者，最终采取的治疗方式可能差异巨大。在急诊中，医护人员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分级，以确保危重的患者获得优先治疗。
这是症状，再说说一些更加具体的病变，这里举个例子——乳腺结节（Breast nodules）。
乳腺结节是中青年女性体检当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根据不同研究检出率在5%~24%之间。很多人看到乳腺结节就会想到乳腺癌，但实际上绝大多数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预后良好，只需要定期随访即可，但也有少部分乳腺结节是有恶性可能，需要及早进行病理活检或手术干预。
为了鉴别乳腺结节良恶性，在影像学检查中会使用BI-RADS分级系统。BI-RADS是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的缩写，它根据结节的大小、形态、内部回声、有无钙化以及血流信号等指标，将乳腺的病变分为0-6级。
例如3级几乎没有恶性可能，4a级有＜10%的恶性可能，具体分级意义限于篇幅就不展开说了。如果各位女性朋友有做过乳腺钼靶/ B超并且发现过结节的话，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报告有没有标注BI-RADS分级，网上也很容易找到对应的解释。
而之所以要做分级，就因为我们不可能对所有乳腺结节采取「一刀切」（包括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也是）。让绝大多数乳腺结节只有2/3级的女性接受活检甚至手术切除，这属于过度诊疗。这里的「过度诊疗」有两重含义，首先是对于这些女性的健康有伤害，其次我们的医疗系统也无法承载这样的诊疗压力。
二
因此这就是准确诊疗的重要性，同样一种症状对应着不同的疾病，同样一种疾病有不同的严重程度，对不同轻重程度的患者要采取不同的诊疗手段。
而在传染病上也是类似道理，为什么法定传染病上我们要分为甲乙丙三类，因为不同传染病每年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注意不是病死率）有较大区别。面对现在的Omicron变异体，了解其严重程度十分重要，两年多以来大量病毒学、流行病学和临床医学的研究都表明，Omicron和最初的原始毒株在致病力上有着很大不同。
华山医院这项研究希望了解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所有感染者中占了绝大多数的非重症、无不稳定病情的人群，他们的病情究竟会如何变化？
这项样本量超过三万人的研究表明，这些感染者最终发展为重症的概率为0.065%，其中风险组发展为重症的概率为0.238%，而非风险组的概率为0。
当然，假使样本量再大一些，达到几十万几百万的数字（实际上没有太大意义），我们在非风险组中也能发现有一些患者进展为重症。而很多人问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研究不纳入在入院时是重症、或者是轻症但是有不稳定病情的感染者？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部分人群正是最需要医疗救治的，包括一发病就是重症的，包括持续高烧的儿童感染者，包括孕晚期感染者，也包括那些需要透析或者放化疗的感染者（详见原研究对「unstable medical conditions」的定义）。我们不能把宝贵的医疗资源消耗在那些几乎没有重症进展风险的感染者身上。
三
面对传染性极强的Omicron，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对医疗系统的冲击。
全社会中医护人员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并且整个医疗系统并非专门为应对某一种特定的传染病而设计，平时需要接诊各种各样的急重症、慢性病和孕产妇等。而在Omicron爆发之下，如何合理分配医疗资源就成为最棘手的一个问题，面对大量其他疾病，我们需要维持最基础的医疗力量。
实际上不仅仅只是华山医院这一项研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统计数据（虽然没有像华山这样严谨）也表明，大多数感染者都是无症状/ 轻症。吉林四月的数据显示2.5万名感染者中无症状和轻症占了97.5%，中国台湾的这个数字是99.73%，近似于新加坡的99.7%（并且这些数字有可能是低估的）。
尽管非重症患者比例这么高，但我们以往没有准确的研究表明这些非重症患者是否整个病程均维持非重症、有多少患者有重症进展风险、具体哪些患者是风险人群——这些问题，我们在华山这项研究中找到了关键的数据。在论文摘要中，研究人员强调了对公卫实践的影响：「This study provides evidence for refining COVID-19 public health strategies to minimize the risk of overwhelming of regional medical resources.」
因此基于目前的研究结果，将来医疗资源更加合理的分配应该是：
1. 妥善安置非重症无不稳定病情的Omicron感染者；
2. 密切监测风险组人群（高龄、有基础疾病、未接种疫苗）的感染者，早期服用抗病毒药物；
3. 集中力量救治重症患者和不稳定病情患者；
4. 避免过度消耗其他疾病的诊疗资源。
须强调的一点是，面对未来新的的免疫体、疫苗接种率的提升、医疗救治条件的改善，这些应对策略是动态变化的。
就像昨天说的，对整个社会而言，医疗资源整体是有限的，高龄和基础疾病是不可逆转的，应当不断改善并利用好各种疫苗、药物和NPI策略，降低疫情对于整个社会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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