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画德兴】话说德兴银山银矿遗址的价值#德兴# 话说德兴银山银矿遗址的价值
银山银矿遗址，位于德兴市银城街道天门山居委会南山坞至马脑坞一带。遗址总面积约2.14平方公里。采矿区有矿洞、巷道194处，另有大型露采坑、槽坑和大量废石堆积，地下开采深度达侵蚀基准面100米以下。国内外矿冶考古专家认为，银山采矿盛期为唐宋，它是目前中国开采时间最早、矿山规模最大、采冶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处大型银矿遗址。采矿区保护范围：东至银城与苗圃山脊分水岭，南至南山坞正湾南面山脊，西至银山矿区北面山脚，北至马脑坞山脚。建设控制地带：遗址保护范围周围外延50米。2008年12月银山银矿遗址载入国家文物局编纂的文物普查专辑《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银山银矿遗址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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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山银矿遗址点多面广，矿井形式丰富。有横井、竖井、斜井、盲井等，采矿区与冶炼区齐全，矿渣堆积丰富。保存的矿冶遗迹宏伟壮观，地形地貌原始古朴。银山银矿遗址对研究我国银矿的开采与冶炼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
01
历史价值
银山古银矿是唐宋时期的一座大型银矿山，是唐宋时期中国白银生产的重要基地。银山古银矿在此期间的白银产量史书记载颇多。《文献通考》卷十八记载：“贞观初，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太平寰宇记》卷一○七记载：“总章二年（609），邑人邓远上列取银之利。上元二年（675）因置场监，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其场即以邓公为名。”夏湘蓉、李仲钧、王根元编写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一书中评述：“岁产量就有十余万两之多。银山银矿的税率，有百分之七和百分之二十两种不同的记载。如按百分之七计算，元和初岁产银应为十七万两。又如包括德兴银山的十余万两在内，那么，饶州银山的年产量约占当时全国银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太平广记》卷104《银山老人条》引《报应记》云：“采户逾万，并是草屋，延和中（712年）火发，万室皆尽。”据路甬祥主编的《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考证，《太平广记》中的“银山老人”乃饶州银山老人，即德兴一带。这里是唐代银产量最大的银矿区，民间的开采者竟达万户以上，足见当时民间采矿的兴盛和开采大势。《唐六典》卷20记：右藏署，“掌握邦国宝货之事”。列举唐产银地“饶、道、宜、永、安南、邕等州”，以饶州为首，则饶州首推银山。北宋至道三年（997），邓公场课银14.5万两。天禧五年（1021），以银山为主要产地的德兴县产银达88.3万两，为全国之首。北宋初期至天禧五年，银场有三监、三务、五十一场，饶州德兴邓公场位列诸矿之冠。正因为德兴采银业如此兴旺，到太平兴国元年特在德兴设市银院。综上所述，从唐代中期至北宋早期银山银矿一直是中国第一大银矿，引领风骚长达三百余年。
02
科学价值
唐宋时期的德兴银山银矿遗存表明，这是一座大型矿山，其规模和采矿冶炼技术均代表当时国内先进水平，在中国矿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银山银矿具有当时的先进采冶水平，矿山开拓规模大，地下开拓系统乃至矿山整体布局科学合理。所谓开拓范围大，包括矿山规模大、露采规模大、地下井深大三个方面。
矿山规模大：《太平广记》载：“饶州银山，采户逾万”，矿山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元和郡县图志》言，银山每岁出银十余万两，收税山银千两。据历史数据统计，银山矿产出的白银相当元和时全国银产量的59%，宣宗时总额的28%。由此可见，银山矿作为唐王朝第一大银矿，其经济和政治地位举足轻重。
露采规模大：民国27年，江西省地质调查所地质学者夏湘蓉、刘辉泗来德兴调查地质和矿产资源，并依据调查所得编撰《德兴县矿产志》（载《江西地质调查所地质汇刊第3号》）。该志载述：“银山山高约130-150公尺，峰岗错出。其间古时之废井，虽历千年仍有遗迹可考，而废石沿山坡堆积，延长约二里，高达百公尺，犹可藉以推想昔日工程之伟大。银井位于县城东约半里，井旁为古时冶银处（昔称邓公场），炼渣堆积如山，遥望之一片黑色，面积约计达一方里以上。”银山采掘之历史，亘四百余年，产量之丰，可以想见。矿产志介绍了古银山银矿的露天开采情况：“银山在西南里许山坝上，有一狭长深沟，沿山坡直上，走向约为东西，因无路可通，未至近前观察，但其为古人沿矿脉露头作露天开掘之遗迹。”夏、刘两位地质学者认为，“银山之银矿，就矿山遗迹及历史记载考之，其藏量丰富，殊无足疑，第因采掘历史悠久，地面易采部分，殊已告罄。”卢本珊在《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一书中述及上世纪70年代所见银山古银矿遗存：“江西德兴银山高约130-150米，矿床为低温热液，矿体多呈扁豆体，薄者2米，厚达20米，充填于千枚岩中并交代变质古火山岩，规模大，含银量特富，矿体上部出露地表，因而被古人充分进行露天开采。露采位于银山西南山坡上，沿矿脉由低向高向山坡直上，开凿一狭长的凹陷露天采场，走向为东西。”近年，市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银山古银矿遗存进行考察调查。考察调查所见，遗存在南山坞的1、2号塌陷区，其上部应是古代二大露采坑，其底部则是古代地下采场，由于地下被采空，故形成大塌陷坑。全封闭的露采坑大多呈椭圆形，长径约500米、短径约300米，这种露采坑矿体处于山脊中部。还有一种是矿体处于山坡，往往形成单壁壑沟式山坡露天矿。在仙人架板、十八脚均有这种垫堑沟式露采探槽，长120-100米，宽9-12米，深5-13米。
地下井深大：银山古银矿的地下开采距地表深达30-40米，采用竖井和平巷、斜巷联合开拓。井巷采场位于矿体内部，采掘方向沿矿体走向。当井巷开拓到纵深处时，往往形成地下主采场，高度一般都有3-8米，采场面积有的达50平方米以上。井巷和采场设计施工都在矿体内。采空区的布局方法采用宝塔形，即几个叠压的采空区，上面比下面大，在平面投影上，由西北往东南方向错位布置，避免完全重叠，形成下层采场的围岩成为上层采场的矿柱，其布局反映了唐宋工匠对于地下管理的认识处于一个很高水平。这样设计，有利于地下开拓规模进一步扩大，使地下回采工艺达到了新的水平。竖井有大中小型之别，大井筒直径达3米，深度达30-40米不等，井底两对壁有巷道延伸至地下深部采矿。
科学布局的地下开拓系统是古银山矿先进技术水平的体现。古银山矿的地下开拓方法灵活多样，适应了矿体地质构造，符合安全开采的要求。地下开拓系统主要是平巷、斜巷沿矿体走向开拓，常常在巷道的尽头开拓采场。为追踪富矿，往往根据矿脉走向，采用树枝状不规则矿洞挖取富矿，扩大采掘面。还有一种方法是当平巷或斜巷向前掘进一段后，开掘大的地下采场，采取留柱空场法，即房柱法采矿，以此最大限度地开采富矿带，并保证采空区的稳定性。
银山矿的布局及其设计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矿山的平面布置结合了地形、地质条件和生产工艺要求，做到有利生产。古代矿山工业场地包括井架、井口棚、筛分场、选矿场、贮矿场、废石场以及工具制造场。当时矿工使用的瓷陶器有罐、壶、碗、灯等，主要是饮食器，大多在矿洞前废石堆内发现。同时还发现兽骨，竹火签头、木炭等，说明当时矿工大多数时间在作业区野外露餐。另外，从采集到的唐代青瓷器残件和宋代青白瓷残件的分布点判断，似乎可以看到唐宋时期矿区分布规律：唐代采区主要在银城洎水河沿的低山处，即南山坞一带；宋代矿区主要分布在路途更远的山腰中段以上。露采坑，唐代选择围岩含砂石土的封闭式椭圆形大坑。宋代则改为剥离比更少，含富矿的全裸露坚硬岩石矿，多采用长达百余米的探槽法。
银井
古代冶银场集中于矿山西北角的铁石山，冶炼场一带分布有水井群。宋太平兴国元年（976）设立的市银院即官府收购银矿石或银锭，核收银山税的专门机构也设于此。从《德兴县志》有关银城的古代城廓图看，旧时的官署机构，以及书院、寺庙、塔等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在铁石山冶炼场一带。虽是明清建筑，但仍是历史传承地。后人为纪念邓公场创办者邓远而兴建的邓公祠在铁石山，北宋江南名楼聚远楼旧址亦在这一带。银山古银矿的开发，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德兴县城以银城为名就是最好的诠释。
03
社会价值
银山古银矿遗存是中国迄今所见保存矿山历史风貌和矿业遗迹最为丰富、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银矿业遗存。银山古银矿规模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现存的银矿山中也是少见的。
在此，我们不妨将古银山矿及其遗存与欧州、亚州的著名古银矿及其遗存作一比较，看看银山古银矿及其遗存在世界银采冶业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银山矿的始采年代约公元616年，时值盛唐时代。以采矿、冶炼为主，采用民采官收，官方监管制度。矿冶技术为露采和地下开采相结合，灰吹法炼银。生产环境与城镇关联，人文传说丰富，传说有神鹿。银山古银矿为唐代至北宋前期中国最大的银矿。值得一提的是，银山银矿至今还在正常生产。银山银采冶遗址是当今国内历史风貌和采冶遗迹最为丰富完整，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古银采业遗存。德国的格拉斯拉尔银矿，始采于德意志王公时代（约公元968年），为御用矿山。今银矿周边存有古城和古今采银遗迹，环境与古城关联，传说有神马。格拉斯拉尔银矿遗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亚州的日本石见银矿，始采于江户时代（约公元1564年），遗存有古城和开采冶炼遗迹。使用灰吹法炼银，矿山属海岛矿山。石见银矿遗址近年亦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内其它古银矿遗址，大多为明代遗存，少数为宋代遗存，规模和历史风貌的丰富和完整等方面均不及银山古银矿遗址。综上所述，银山古银矿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已知的开采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银矿之一；银山古银矿遗址是国内外罕见的古银采业遗存，是人类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银山银矿遗址，位于德兴市银城街道天门山居委会南山坞至马脑坞一带。遗址总面积约2.14平方公里。采矿区有矿洞、巷道194处，另有大型露采坑、槽坑和大量废石堆积，地下开采深度达侵蚀基准面100米以下。国内外矿冶考古专家认为，银山采矿盛期为唐宋，它是目前中国开采时间最早、矿山规模最大、采冶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处大型银矿遗址。采矿区保护范围：东至银城与苗圃山脊分水岭，南至南山坞正湾南面山脊，西至银山矿区北面山脚，北至马脑坞山脚。建设控制地带：遗址保护范围周围外延50米。2008年12月银山银矿遗址载入国家文物局编纂的文物普查专辑《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银山银矿遗址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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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山银矿遗址点多面广，矿井形式丰富。有横井、竖井、斜井、盲井等，采矿区与冶炼区齐全，矿渣堆积丰富。保存的矿冶遗迹宏伟壮观，地形地貌原始古朴。银山银矿遗址对研究我国银矿的开采与冶炼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
01
历史价值
银山古银矿是唐宋时期的一座大型银矿山，是唐宋时期中国白银生产的重要基地。银山古银矿在此期间的白银产量史书记载颇多。《文献通考》卷十八记载：“贞观初，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太平寰宇记》卷一○七记载：“总章二年（609），邑人邓远上列取银之利。上元二年（675）因置场监，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其场即以邓公为名。”夏湘蓉、李仲钧、王根元编写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一书中评述：“岁产量就有十余万两之多。银山银矿的税率，有百分之七和百分之二十两种不同的记载。如按百分之七计算，元和初岁产银应为十七万两。又如包括德兴银山的十余万两在内，那么，饶州银山的年产量约占当时全国银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太平广记》卷104《银山老人条》引《报应记》云：“采户逾万，并是草屋，延和中（712年）火发，万室皆尽。”据路甬祥主编的《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考证，《太平广记》中的“银山老人”乃饶州银山老人，即德兴一带。这里是唐代银产量最大的银矿区，民间的开采者竟达万户以上，足见当时民间采矿的兴盛和开采大势。《唐六典》卷20记：右藏署，“掌握邦国宝货之事”。列举唐产银地“饶、道、宜、永、安南、邕等州”，以饶州为首，则饶州首推银山。北宋至道三年（997），邓公场课银14.5万两。天禧五年（1021），以银山为主要产地的德兴县产银达88.3万两，为全国之首。北宋初期至天禧五年，银场有三监、三务、五十一场，饶州德兴邓公场位列诸矿之冠。正因为德兴采银业如此兴旺，到太平兴国元年特在德兴设市银院。综上所述，从唐代中期至北宋早期银山银矿一直是中国第一大银矿，引领风骚长达三百余年。
02
科学价值
唐宋时期的德兴银山银矿遗存表明，这是一座大型矿山，其规模和采矿冶炼技术均代表当时国内先进水平，在中国矿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银山银矿具有当时的先进采冶水平，矿山开拓规模大，地下开拓系统乃至矿山整体布局科学合理。所谓开拓范围大，包括矿山规模大、露采规模大、地下井深大三个方面。
矿山规模大：《太平广记》载：“饶州银山，采户逾万”，矿山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元和郡县图志》言，银山每岁出银十余万两，收税山银千两。据历史数据统计，银山矿产出的白银相当元和时全国银产量的59%，宣宗时总额的28%。由此可见，银山矿作为唐王朝第一大银矿，其经济和政治地位举足轻重。
露采规模大：民国27年，江西省地质调查所地质学者夏湘蓉、刘辉泗来德兴调查地质和矿产资源，并依据调查所得编撰《德兴县矿产志》（载《江西地质调查所地质汇刊第3号》）。该志载述：“银山山高约130-150公尺，峰岗错出。其间古时之废井，虽历千年仍有遗迹可考，而废石沿山坡堆积，延长约二里，高达百公尺，犹可藉以推想昔日工程之伟大。银井位于县城东约半里，井旁为古时冶银处（昔称邓公场），炼渣堆积如山，遥望之一片黑色，面积约计达一方里以上。”银山采掘之历史，亘四百余年，产量之丰，可以想见。矿产志介绍了古银山银矿的露天开采情况：“银山在西南里许山坝上，有一狭长深沟，沿山坡直上，走向约为东西，因无路可通，未至近前观察，但其为古人沿矿脉露头作露天开掘之遗迹。”夏、刘两位地质学者认为，“银山之银矿，就矿山遗迹及历史记载考之，其藏量丰富，殊无足疑，第因采掘历史悠久，地面易采部分，殊已告罄。”卢本珊在《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一书中述及上世纪70年代所见银山古银矿遗存：“江西德兴银山高约130-150米，矿床为低温热液，矿体多呈扁豆体，薄者2米，厚达20米，充填于千枚岩中并交代变质古火山岩，规模大，含银量特富，矿体上部出露地表，因而被古人充分进行露天开采。露采位于银山西南山坡上，沿矿脉由低向高向山坡直上，开凿一狭长的凹陷露天采场，走向为东西。”近年，市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银山古银矿遗存进行考察调查。考察调查所见，遗存在南山坞的1、2号塌陷区，其上部应是古代二大露采坑，其底部则是古代地下采场，由于地下被采空，故形成大塌陷坑。全封闭的露采坑大多呈椭圆形，长径约500米、短径约300米，这种露采坑矿体处于山脊中部。还有一种是矿体处于山坡，往往形成单壁壑沟式山坡露天矿。在仙人架板、十八脚均有这种垫堑沟式露采探槽，长120-100米，宽9-12米，深5-13米。
地下井深大：银山古银矿的地下开采距地表深达30-40米，采用竖井和平巷、斜巷联合开拓。井巷采场位于矿体内部，采掘方向沿矿体走向。当井巷开拓到纵深处时，往往形成地下主采场，高度一般都有3-8米，采场面积有的达50平方米以上。井巷和采场设计施工都在矿体内。采空区的布局方法采用宝塔形，即几个叠压的采空区，上面比下面大，在平面投影上，由西北往东南方向错位布置，避免完全重叠，形成下层采场的围岩成为上层采场的矿柱，其布局反映了唐宋工匠对于地下管理的认识处于一个很高水平。这样设计，有利于地下开拓规模进一步扩大，使地下回采工艺达到了新的水平。竖井有大中小型之别，大井筒直径达3米，深度达30-40米不等，井底两对壁有巷道延伸至地下深部采矿。
科学布局的地下开拓系统是古银山矿先进技术水平的体现。古银山矿的地下开拓方法灵活多样，适应了矿体地质构造，符合安全开采的要求。地下开拓系统主要是平巷、斜巷沿矿体走向开拓，常常在巷道的尽头开拓采场。为追踪富矿，往往根据矿脉走向，采用树枝状不规则矿洞挖取富矿，扩大采掘面。还有一种方法是当平巷或斜巷向前掘进一段后，开掘大的地下采场，采取留柱空场法，即房柱法采矿，以此最大限度地开采富矿带，并保证采空区的稳定性。
银山矿的布局及其设计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矿山的平面布置结合了地形、地质条件和生产工艺要求，做到有利生产。古代矿山工业场地包括井架、井口棚、筛分场、选矿场、贮矿场、废石场以及工具制造场。当时矿工使用的瓷陶器有罐、壶、碗、灯等，主要是饮食器，大多在矿洞前废石堆内发现。同时还发现兽骨，竹火签头、木炭等，说明当时矿工大多数时间在作业区野外露餐。另外，从采集到的唐代青瓷器残件和宋代青白瓷残件的分布点判断，似乎可以看到唐宋时期矿区分布规律：唐代采区主要在银城洎水河沿的低山处，即南山坞一带；宋代矿区主要分布在路途更远的山腰中段以上。露采坑，唐代选择围岩含砂石土的封闭式椭圆形大坑。宋代则改为剥离比更少，含富矿的全裸露坚硬岩石矿，多采用长达百余米的探槽法。
银井
古代冶银场集中于矿山西北角的铁石山，冶炼场一带分布有水井群。宋太平兴国元年（976）设立的市银院即官府收购银矿石或银锭，核收银山税的专门机构也设于此。从《德兴县志》有关银城的古代城廓图看，旧时的官署机构，以及书院、寺庙、塔等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在铁石山冶炼场一带。虽是明清建筑，但仍是历史传承地。后人为纪念邓公场创办者邓远而兴建的邓公祠在铁石山，北宋江南名楼聚远楼旧址亦在这一带。银山古银矿的开发，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德兴县城以银城为名就是最好的诠释。
03
社会价值
银山古银矿遗存是中国迄今所见保存矿山历史风貌和矿业遗迹最为丰富、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银矿业遗存。银山古银矿规模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现存的银矿山中也是少见的。
在此，我们不妨将古银山矿及其遗存与欧州、亚州的著名古银矿及其遗存作一比较，看看银山古银矿及其遗存在世界银采冶业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银山矿的始采年代约公元616年，时值盛唐时代。以采矿、冶炼为主，采用民采官收，官方监管制度。矿冶技术为露采和地下开采相结合，灰吹法炼银。生产环境与城镇关联，人文传说丰富，传说有神鹿。银山古银矿为唐代至北宋前期中国最大的银矿。值得一提的是，银山银矿至今还在正常生产。银山银采冶遗址是当今国内历史风貌和采冶遗迹最为丰富完整，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古银采业遗存。德国的格拉斯拉尔银矿，始采于德意志王公时代（约公元968年），为御用矿山。今银矿周边存有古城和古今采银遗迹，环境与古城关联，传说有神马。格拉斯拉尔银矿遗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亚州的日本石见银矿，始采于江户时代（约公元1564年），遗存有古城和开采冶炼遗迹。使用灰吹法炼银，矿山属海岛矿山。石见银矿遗址近年亦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内其它古银矿遗址，大多为明代遗存，少数为宋代遗存，规模和历史风貌的丰富和完整等方面均不及银山古银矿遗址。综上所述，银山古银矿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已知的开采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银矿之一；银山古银矿遗址是国内外罕见的古银采业遗存，是人类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世界镇痛日 #分娩到底有多痛# 听听麻醉专家怎么说】 11日是“世界镇痛日”，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哈尔滨妇产医院）麻醉科主任靳亚琴为市民科普分娩镇痛。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椎管内麻醉用于分娩镇痛得到越来越多医生和产妇的认可，这一技术是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广、最受欢迎的镇痛方法。目前，很多产妇和家属对于椎管内分娩镇痛这项技术非常认可，越来越多的产妇分娩时接受这项技术。但是，产妇和家属对分娩镇痛是否对母体和胎儿有影响、分娩镇痛是否会延长生产时间、是否会伤害腰部脊髓和神经、是否会增加腰酸背痛的几率等问题还是比较关注。
据靳亚琴主任介绍，椎管内阻滞分娩镇痛是采用椎管内的麻醉技术，将低浓度、低剂量的麻醉药注入到椎管内，阻断痛觉神经的传导来达到镇痛的作用，镇痛效果确切可靠。实施椎管内分娩镇痛是以维护母亲和胎儿的安全为最高准则，分娩镇痛使用的药物浓度远低于一般手术麻醉所需的浓度，经由胎盘吸收的药量微乎其微，对胎儿几乎不会造成不良影响。研究证明，椎管内分娩镇痛的相关操作并不会增加产妇腰背酸痛的发生几率，而怀孕时良好姿势的维持以及产后良好的复健，才是减少腰酸背痛的好方法。
那么，进行分娩镇痛都有哪些步骤呢？靳亚琴主任表示，产妇入院后，申请分娩镇痛有一定的流程，首先由产妇提出申请，然后由产科医生、麻醉医生评估，认为适合顺产产妇符合进行分娩镇痛的条件后，由家属或者患者本人签定分娩镇痛麻醉同意书后方可进行分娩镇痛的操作。对分娩镇痛无法理解和配合者；产妇全身或腰部有感染现象；凝血机制异常等特殊情况的产妇不可以进行分娩镇痛。
“女性在人类自身生产中承担了大多数责任，她们在分娩过程中的感受、权利和幸福应当得到医生以及全社会的关注，为产妇减轻痛苦是对生命个体的尊重，是一种生育文明。”靳亚琴主任说，作为第一批国家开展分娩镇痛试点医院的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已开展分娩镇痛多年，此项技术在省内处于领先地位，能在不同程度上减轻产妇分娩期间的痛苦，让顺产妈妈都能快乐迎接宝宝的到来。
版权声明：未经许可禁止以任何形式转载
通讯员：孙丽霞 叶鸿；记者：周琳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椎管内麻醉用于分娩镇痛得到越来越多医生和产妇的认可，这一技术是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广、最受欢迎的镇痛方法。目前，很多产妇和家属对于椎管内分娩镇痛这项技术非常认可，越来越多的产妇分娩时接受这项技术。但是，产妇和家属对分娩镇痛是否对母体和胎儿有影响、分娩镇痛是否会延长生产时间、是否会伤害腰部脊髓和神经、是否会增加腰酸背痛的几率等问题还是比较关注。
据靳亚琴主任介绍，椎管内阻滞分娩镇痛是采用椎管内的麻醉技术，将低浓度、低剂量的麻醉药注入到椎管内，阻断痛觉神经的传导来达到镇痛的作用，镇痛效果确切可靠。实施椎管内分娩镇痛是以维护母亲和胎儿的安全为最高准则，分娩镇痛使用的药物浓度远低于一般手术麻醉所需的浓度，经由胎盘吸收的药量微乎其微，对胎儿几乎不会造成不良影响。研究证明，椎管内分娩镇痛的相关操作并不会增加产妇腰背酸痛的发生几率，而怀孕时良好姿势的维持以及产后良好的复健，才是减少腰酸背痛的好方法。
那么，进行分娩镇痛都有哪些步骤呢？靳亚琴主任表示，产妇入院后，申请分娩镇痛有一定的流程，首先由产妇提出申请，然后由产科医生、麻醉医生评估，认为适合顺产产妇符合进行分娩镇痛的条件后，由家属或者患者本人签定分娩镇痛麻醉同意书后方可进行分娩镇痛的操作。对分娩镇痛无法理解和配合者；产妇全身或腰部有感染现象；凝血机制异常等特殊情况的产妇不可以进行分娩镇痛。
“女性在人类自身生产中承担了大多数责任，她们在分娩过程中的感受、权利和幸福应当得到医生以及全社会的关注，为产妇减轻痛苦是对生命个体的尊重，是一种生育文明。”靳亚琴主任说，作为第一批国家开展分娩镇痛试点医院的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已开展分娩镇痛多年，此项技术在省内处于领先地位，能在不同程度上减轻产妇分娩期间的痛苦，让顺产妈妈都能快乐迎接宝宝的到来。
版权声明：未经许可禁止以任何形式转载
通讯员：孙丽霞 叶鸿；记者：周琳
#九一八爆发90周年# 【人类正义的胜利——#探访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的屋顶，四根红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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