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投保还判投保人赔偿，律师据理力争二审法院改判由保险公司赔偿。
承办律师 江苏道多律师事务所律师 朱跃东
[导读] 事故后甲起诉乙及乙投保的丙保险公司赔偿。丙以停运损失在保险合同免责范围内拒赔，一审判决由乙承担。朱跃东律师二审提出：合同条款双方未协商而是丙为重复使用预先拟定属格式条款，丙对免责条款未尽到说明义务，不产生法律效力。最终法院改判保险公司赔偿。
[成功案例入选理由] 法理清晰，不因一审判决结果而放弃对一审判决是否正确的分析，在二审过程中据理力争，有效的找回了当事人被一审判决忽视了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AAAA年AA月AA日，甲与F物流公司签订车辆挂靠协议，将其全款购买的一辆牵引车（以下简称：涉案车辆）挂靠在物流公司，由甲自主经营。
乙系一辆起重机车的车主，为该起重机在丙保险公司投保了包含第三者责任险等各项起重机械综合保险。
BBBB年BB月BB日，乙的驾驶员在某施工地吊装作业过程中，吊起的物品掉落在甲的车头，甲因此受伤。甲报警，乙到达现场后承诺甲，自己会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赔偿甲的全部损失。
后因乙理赔受阻，甲迟迟拿不到赔偿款，甲向法院起诉乙及丙保险公司，要求乙及丙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涉案车辆维修费和停运损失。
丙保险公司辩称，根据该起重机在丙保险公司投保的《保险合同》约定“对于各种间接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以下简称：《涉案合同条款》）。所以，停运损失作为间接损失，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丙保险公司不能对停运损失进行赔偿。
乙的代理律师以“《涉案合同条款》是丙保险公司提供并且打印出来让甲签字的，《涉案合同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应该无效”为由，提出反驳，但一审法院没有支持这一反驳意见，而是支持了丙保险公司的抗辩，判决丙保险公司赔偿甲医药费及维修费，乙赔偿甲的停运损失。
乙不服一审判决，认为停运损失应当由丙保险公司赔偿。但乙一审的代理律师认为，由于“《涉案合同条款》没有被法院认定为格式条款而无效，所以，法院依据《涉案合同条款》，没有判决丙保险公司赔偿甲的停运损失，而判决乙本人赔偿甲的停运损失，并无明显不当。
乙遂委托我们的律师帮助其提出上诉。
[我们对本案的分析意见及工作方法] 我们认为，要正确的处理好本案，我们首先需要从根本上厘清或解决这样二个关键的法律认识问题。
第一，指导我们正确认识涉案法律问题的核心。
在类似赔偿案件中，因为保险公司并不是侵权行为的实施主体，所以，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将保险公司列为类似案件的被告，主要是为了方便受害人能够根据侵权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便捷的兑现赔偿内容，这是我们必须清晰的法理认识。
因此，具体到本案中，我们必须清晰的认识到，丙保险公司“向甲进行赔偿”，并不是丙保险公司对甲负有赔偿责任，而是，在乙应该对甲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丙保险公司将其应该对乙承担的理赔责任直接向甲兑现，这是我们正确认识本案基本法律关系的核心。
所以，丙保险公司是否应该“赔偿”甲停运损失的问题，从形式上看，似乎受《涉案合同条款》的羁束，但从本质上分析，实质应该是这样二个问题，即：
①“停运损失是否应该或者可以正常覆盖在乙和丙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的理赔范围以内”？
如果“停运损失根本就不应该或者不可以正常覆盖在乙和丙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的理赔范围以内”，那么，一审法院以《涉案合同条款》为依据，不判决丙保险公司赔偿停运损失，而由乙本人赔偿，那就是合法的。
②如果“停运损失应该或者可以正常覆盖在乙与丙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的理赔范围以内”，那么，我们就要认真研究《涉案合同条款》是否可以简单的认定为有效，而免除保险公司的理赔责任这个问题了。
第二，尊重法院的判决，绝不等于放弃对法院判决是否正确的探讨。
如果由于《涉案合同条款》没有被一审法院认定为格式条款而无效，所以，我们就简单的认为“法院没有判决丙保险公司赔偿甲的停运损失，而判决乙本人赔偿甲的停运损失，并无明显不当”，延伸这样的思维类推，二审终审的法律原则，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了。
所以，面对一审判决，律师敢于和善于客观分析、依法论证一审判决是否正确，是律师法定的执业义务。毫无原则的盲从一审判决，是律师怠于履行执业义务的不尽职表现。因此，尊重法院的判决，绝不等于放弃对法院判决是否正确的探讨。
具体承办本案的朱跃东律认为：
①因为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停运损失禁止覆盖在乙与丙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的理赔范围以内”，所以，“停运损失是否列入《保险合同》的理赔范围以内”，完全是一个应该由投保人（本案中为乙）和保险公司（本案中为丙保险公司）双方，根据合同意思自治原则协商确定的问题。
②既然“停运损失是否列入《保险合同》的理赔范围以内，完全是一个应该由乙）和丙保险公司双方，根据合体意思自治原则协商确定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能忽视对《涉案合同条款》是否有效问题的探讨。
③实践中，很多律师在处理合同纠纷时，动辄喜欢开口就引用“格式条款”这一法律概念。这些律师经常会因为合同条款是对方提供并且打印出来的，就当然的认为该合同条款便是“格式条款”而无效，然后就以此为自己参与诉讼活动的法宝。事实上，“格式条款”并不是简单的以“对方提供并且打印出来的”为存在条件的。法律规定的“格式条款”又称为标准条款，是指一方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由此可见，即使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对方提供并且打印出来的）”合同条款，并不就一定是法律规定的格式条款，而“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一方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合同条款，才是“格式条款”。
如果我们正确的认识到了“格式条款”的根本法律属性，我们就会发现，《涉案合同条款》：①是丙保险公司和乙协商产生的？②还是未经丙保险公司和乙协商，由丙保险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才是与本案有至关重要关联的问题，才是我们做好本案二审工作应该选择的重点。
为此，朱跃东律师在本案的二审过程中，对法庭提出，一审判决没有对《涉案合同条款》这一合同条款，是丙保险公司和乙协商产生的？还是未经丙保险公司和乙协商，由丙保险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这二个问题进行审理并作出认定，是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的具体表现。由此当然可见，建立在“事实认定不清”基础上的一审判决之合法性，是值得商榷的。
随后，朱跃东律师进一步指出，因为丙保险公司在本案的一审过程中，没有就“《涉案合同条款》是丙保险公司和乙甲协商产生的的问题”进行举证，所以，如果在本案的二审过程中，丙保险公司依然不能就这个问题进行举证，该《涉案合同条款》是格式条款，那就是应该被依法认定的。
在《涉案合同条款》是格式条款得到认定以后，如果丙保险公司不能证明自己就《涉案合同条款》可以获得免责的情形，对乙进行了充分的释明，那么，相信二审法院是会对“依据《涉案合同条款》能否免除丙保险公司对乙的赔偿责任”这个问题，做出符合法律规定之判决的。
针对朱跃东律师的意见，丙保险公司提出，丙保险公司和乙签订的《保险合同》，是丙保险公司和乙之间的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该《保险合同》记载的内容，不能对甲产生关联，以此，无论如何认定《涉案合同条款》的法律属性以及法律要求，乙都不能依据《保险合同》要求丙保险公司代替乙对甲进行赔偿。
对此，朱跃东律师反驳，关于丙保险公司是否应该“赔偿”甲停运损失的问题，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明确的阐述，即：“因为保险公司并不是侵权行为的实施主体，所以，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将保险公司列为类似案件的被告，主要是为了方便受害人能够根据侵权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便捷的兑现赔偿内容”。因此，丙保险公司以合同的相对性提出的此抗辩，在相关司法解释面前，是一个不值得缠诉的问题。
同时，朱跃东律师还提出，二审法院应该不能忽视这样一个正常人的行为规则，即投保人（本案中为乙）向保险公司（本案中为丙保险公司）投保，肯定是为了让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保障，而不是自己去找保险公司对自己的利益进行约束。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因此，如果丙保险公司不能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就《涉案合同条款》可以免责的问题，对乙做了充分的说明，丙保险公司试图利用《涉案合同条款》免责，于情不合，于法无据。
[案件处理结果] 二审法院完全采纳了朱跃东律师的意见，改判丙保险公司向甲兑付乙应该承担的停运损失。#法律##法律咨询##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理赔#
承办律师 江苏道多律师事务所律师 朱跃东
[导读] 事故后甲起诉乙及乙投保的丙保险公司赔偿。丙以停运损失在保险合同免责范围内拒赔，一审判决由乙承担。朱跃东律师二审提出：合同条款双方未协商而是丙为重复使用预先拟定属格式条款，丙对免责条款未尽到说明义务，不产生法律效力。最终法院改判保险公司赔偿。
[成功案例入选理由] 法理清晰，不因一审判决结果而放弃对一审判决是否正确的分析，在二审过程中据理力争，有效的找回了当事人被一审判决忽视了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AAAA年AA月AA日，甲与F物流公司签订车辆挂靠协议，将其全款购买的一辆牵引车（以下简称：涉案车辆）挂靠在物流公司，由甲自主经营。
乙系一辆起重机车的车主，为该起重机在丙保险公司投保了包含第三者责任险等各项起重机械综合保险。
BBBB年BB月BB日，乙的驾驶员在某施工地吊装作业过程中，吊起的物品掉落在甲的车头，甲因此受伤。甲报警，乙到达现场后承诺甲，自己会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赔偿甲的全部损失。
后因乙理赔受阻，甲迟迟拿不到赔偿款，甲向法院起诉乙及丙保险公司，要求乙及丙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涉案车辆维修费和停运损失。
丙保险公司辩称，根据该起重机在丙保险公司投保的《保险合同》约定“对于各种间接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以下简称：《涉案合同条款》）。所以，停运损失作为间接损失，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丙保险公司不能对停运损失进行赔偿。
乙的代理律师以“《涉案合同条款》是丙保险公司提供并且打印出来让甲签字的，《涉案合同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应该无效”为由，提出反驳，但一审法院没有支持这一反驳意见，而是支持了丙保险公司的抗辩，判决丙保险公司赔偿甲医药费及维修费，乙赔偿甲的停运损失。
乙不服一审判决，认为停运损失应当由丙保险公司赔偿。但乙一审的代理律师认为，由于“《涉案合同条款》没有被法院认定为格式条款而无效，所以，法院依据《涉案合同条款》，没有判决丙保险公司赔偿甲的停运损失，而判决乙本人赔偿甲的停运损失，并无明显不当。
乙遂委托我们的律师帮助其提出上诉。
[我们对本案的分析意见及工作方法] 我们认为，要正确的处理好本案，我们首先需要从根本上厘清或解决这样二个关键的法律认识问题。
第一，指导我们正确认识涉案法律问题的核心。
在类似赔偿案件中，因为保险公司并不是侵权行为的实施主体，所以，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将保险公司列为类似案件的被告，主要是为了方便受害人能够根据侵权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便捷的兑现赔偿内容，这是我们必须清晰的法理认识。
因此，具体到本案中，我们必须清晰的认识到，丙保险公司“向甲进行赔偿”，并不是丙保险公司对甲负有赔偿责任，而是，在乙应该对甲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丙保险公司将其应该对乙承担的理赔责任直接向甲兑现，这是我们正确认识本案基本法律关系的核心。
所以，丙保险公司是否应该“赔偿”甲停运损失的问题，从形式上看，似乎受《涉案合同条款》的羁束，但从本质上分析，实质应该是这样二个问题，即：
①“停运损失是否应该或者可以正常覆盖在乙和丙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的理赔范围以内”？
如果“停运损失根本就不应该或者不可以正常覆盖在乙和丙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的理赔范围以内”，那么，一审法院以《涉案合同条款》为依据，不判决丙保险公司赔偿停运损失，而由乙本人赔偿，那就是合法的。
②如果“停运损失应该或者可以正常覆盖在乙与丙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的理赔范围以内”，那么，我们就要认真研究《涉案合同条款》是否可以简单的认定为有效，而免除保险公司的理赔责任这个问题了。
第二，尊重法院的判决，绝不等于放弃对法院判决是否正确的探讨。
如果由于《涉案合同条款》没有被一审法院认定为格式条款而无效，所以，我们就简单的认为“法院没有判决丙保险公司赔偿甲的停运损失，而判决乙本人赔偿甲的停运损失，并无明显不当”，延伸这样的思维类推，二审终审的法律原则，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了。
所以，面对一审判决，律师敢于和善于客观分析、依法论证一审判决是否正确，是律师法定的执业义务。毫无原则的盲从一审判决，是律师怠于履行执业义务的不尽职表现。因此，尊重法院的判决，绝不等于放弃对法院判决是否正确的探讨。
具体承办本案的朱跃东律认为：
①因为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停运损失禁止覆盖在乙与丙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的理赔范围以内”，所以，“停运损失是否列入《保险合同》的理赔范围以内”，完全是一个应该由投保人（本案中为乙）和保险公司（本案中为丙保险公司）双方，根据合同意思自治原则协商确定的问题。
②既然“停运损失是否列入《保险合同》的理赔范围以内，完全是一个应该由乙）和丙保险公司双方，根据合体意思自治原则协商确定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能忽视对《涉案合同条款》是否有效问题的探讨。
③实践中，很多律师在处理合同纠纷时，动辄喜欢开口就引用“格式条款”这一法律概念。这些律师经常会因为合同条款是对方提供并且打印出来的，就当然的认为该合同条款便是“格式条款”而无效，然后就以此为自己参与诉讼活动的法宝。事实上，“格式条款”并不是简单的以“对方提供并且打印出来的”为存在条件的。法律规定的“格式条款”又称为标准条款，是指一方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由此可见，即使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对方提供并且打印出来的）”合同条款，并不就一定是法律规定的格式条款，而“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一方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合同条款，才是“格式条款”。
如果我们正确的认识到了“格式条款”的根本法律属性，我们就会发现，《涉案合同条款》：①是丙保险公司和乙协商产生的？②还是未经丙保险公司和乙协商，由丙保险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才是与本案有至关重要关联的问题，才是我们做好本案二审工作应该选择的重点。
为此，朱跃东律师在本案的二审过程中，对法庭提出，一审判决没有对《涉案合同条款》这一合同条款，是丙保险公司和乙协商产生的？还是未经丙保险公司和乙协商，由丙保险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这二个问题进行审理并作出认定，是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的具体表现。由此当然可见，建立在“事实认定不清”基础上的一审判决之合法性，是值得商榷的。
随后，朱跃东律师进一步指出，因为丙保险公司在本案的一审过程中，没有就“《涉案合同条款》是丙保险公司和乙甲协商产生的的问题”进行举证，所以，如果在本案的二审过程中，丙保险公司依然不能就这个问题进行举证，该《涉案合同条款》是格式条款，那就是应该被依法认定的。
在《涉案合同条款》是格式条款得到认定以后，如果丙保险公司不能证明自己就《涉案合同条款》可以获得免责的情形，对乙进行了充分的释明，那么，相信二审法院是会对“依据《涉案合同条款》能否免除丙保险公司对乙的赔偿责任”这个问题，做出符合法律规定之判决的。
针对朱跃东律师的意见，丙保险公司提出，丙保险公司和乙签订的《保险合同》，是丙保险公司和乙之间的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该《保险合同》记载的内容，不能对甲产生关联，以此，无论如何认定《涉案合同条款》的法律属性以及法律要求，乙都不能依据《保险合同》要求丙保险公司代替乙对甲进行赔偿。
对此，朱跃东律师反驳，关于丙保险公司是否应该“赔偿”甲停运损失的问题，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明确的阐述，即：“因为保险公司并不是侵权行为的实施主体，所以，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将保险公司列为类似案件的被告，主要是为了方便受害人能够根据侵权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便捷的兑现赔偿内容”。因此，丙保险公司以合同的相对性提出的此抗辩，在相关司法解释面前，是一个不值得缠诉的问题。
同时，朱跃东律师还提出，二审法院应该不能忽视这样一个正常人的行为规则，即投保人（本案中为乙）向保险公司（本案中为丙保险公司）投保，肯定是为了让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保障，而不是自己去找保险公司对自己的利益进行约束。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因此，如果丙保险公司不能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就《涉案合同条款》可以免责的问题，对乙做了充分的说明，丙保险公司试图利用《涉案合同条款》免责，于情不合，于法无据。
[案件处理结果] 二审法院完全采纳了朱跃东律师的意见，改判丙保险公司向甲兑付乙应该承担的停运损失。#法律##法律咨询##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理赔#
【#济宁# 运河名镇——谷亭镇】
京杭大运河在元代之前并不过境鱼台，而是绕道西线过洛阳。公元1283年，京杭大运河取直贯通之后，鱼台谷亭段泗水古道开始成为大运河上的重要一段。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便利了全国物资的转运，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至元(1264-1294年)后期，通过运河的漕米每年多达三十多万石。至元二十三年，元廷“增济州漕舟三千艘，役夫万二千人”。此后，通过运河转运漕粮的数目不断上升，南方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地区，“岁运米至京者五百万石”。当时南北大运河上十分繁忙，交通十分拥挤。据地方志中元代所撰《谷亭闸记》及《孟阳泊闸记》中载:“粮运商贾，率自漕河”“商旅转徙，仕宦往来，非舟楫无以济”“商贾连船，麦米自南而北，首尾不绝”。玉皇庙村出土大德九年《重修三清观玉皇庙之记》碑文中对此也有反映。
京杭大运河的过境，促进了沿岸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繁荣。特别是作为船只停靠之地的闸口地带谷亭，“谷亭者，水经所谓谷庭城，古济、泗合流之地也。上为菏河，下为秦梁。自会通河开。历为漕渠要镇”。在元代《谷亭闸记》中，“议者犹欲于谷亭镇创石闸”，明确记载谷亭在当时就是“镇”，证明作为水运要冲的谷亭，在建闸之前商业经济已经有了一定发展。谷亭建闸之后，更是发展成为古代京杭大运河上的著名聚落码头。在明嘉靖末运河改走湖区新河之前，谷亭镇一度相当繁荣，“凯樯如林、货物如山”“重镇，阛阓逶迤而列者万家”。
大运河的过境，使谷亭地位日趋增强，一跃而成为南北漕运重镇。元代时谷亭已经发展成为商业聚落，称谷亭镇。明代，朝廷视清运为国家经济命脉，对运河的管理极端重视。谷亭作为朝廷漕运官员驻扎地，成为重要的漕粮装船转运基地和往来船只主要停靠码头之一，有“漕运咽喉”之称。据康熙年间《鱼台县志·河渠志》记载:“昔之漕也……总由谷亭，县为绾毂……又东省之咽喉也。”鱼台是漕运要冲之地，扼守山东省的南大门。又记载:“自会通河开，历为漕渠要镇，明工部管河主事员驻之，河桥水驿在焉。南至湖陵，北至南阳，相距五十里。”
因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官府在谷亭建有谷亭闸和船只停靠码头。出于安全考虑，当时夜间很少行船，因而南来北往的漕运船只基本上都要停靠谷亭。仅明宣德七年一年内，有记载的经鱼台段运河北运漕粮就多达 700万石。其他民间私商货运数量没有统计，但查阅地方古代志书中的记载，其盛况概可想见。
便捷的水运交通促进了谷亭聚落的繁荣。据嘉靖年间《谷亭镇重修关圣庙记》记载:“谷亭乃鱼台重镇，阙围逶迤而列者万家。”以当时鱼台县总户数不过三千多户来看，即便有很多像秦统那样钟情谷亭面始终侨居者，但仅谷亭就有“万家”之说恐为夸辞，然而其繁盛景象财属不争之事实。谷亭临河村出土嘉靖年间“谷亭闸重修歇马亭碑记”碑文中也记载说:“谷学镇，去鱼台县(指县城。今王庙镇旧城)二十里，楼观弥望，漕河流其中。”同样印证了当时谷亭的繁荣景象。康熙年间《鱼台县志·风士志》又记载说:“邑有谷亭，河上一聚落也。贾人陈椽其中，鬻曲蘗，岁以千万。”商人在谷亭卖酒，每年就有“千万”的收人。鱼台出土的明嘉靖年间“胡明贤慕志铭”来看，在明中期，胡姓人家在谷亭东八里另一个较小的闸口八里湾闸经商，仅历一代人就从普通家庭发展为一方巨富:“家道勃兴。扩隘室而广厦千间，有楼台、有廊庑，而迤逦墙整周回数里;辟草赖而良田万亩”，以致“而江以南淮以北顺漕流而仕艘商舶，有经吾家居过者，莫不延访而宾礼之，其理来有委慎授节之意焉。”可见漕运给谷亭一带带来多么大的商业利润。
当时谷亭不仅是鲁西南地区最大的粮食集散地，而且也是地域性农副产品集散中心。谷亭镇发展成方圆百里内较大的商品交流中心。利用这种便利条件，很多鱼台人开始经商做生意。谷亭码头船只往来穿梭，岸上店铺鳞次栉比，各地域的各种货物充盈，商贾云集，一派繁华景象。
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民风民俗的变化,康熙年间《鱼台县志·风土·风俗》记载明时期鱼台风俗:“俗稍华侈，士好文采，民逐末利”，又载“逐末轻农”。古代以农业为本，以商业为末，很多时代都特别轻视和故意贬低经商行业，因而称当时鱼台人纷纷经商为“逐末利”。这种记载无疑也表现了谷亭民众对商业活动的参与度和从业热情。
明中后期，随着黄河不断泛滥，逐渐造成漕运渠道淤塞。官府疲于对南阳--谷亭--湖陵段大运河进行治理，形势的发展导致此段大运河已不堪漕运之用。地方志记载:“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河决飞云桥，运道告阻。乃开夏镇新河，以达南阳，此渠不复行舟。”黄河大决口之后致湾运再次告阻，在河道治理官员的考察建议下，朝廷下决心开通了南阳至夏镇的新航道，谷亭段运河被废置。随着漕运水道的北徙，谷亭亦随之走向衰落。据记载:“自运河北徙，市里为墟矣。”“自运河北徒。市里之业，亦稍替矣。”运河改道东北方向的湖区后，失去了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加之明后期鱼台水患渐重，谷亭逐渐失去作为方圆百里内商业中心的地位走向衰落已是必然之势，慢慢沦落为地方性小集镇。此后，封建时代一直隶属鱼台的另一个古镇南阳，取代谷亭成为漕运官员驻扎地和船只停靠码头，逐渐发展成为运河上的历史名镇。但由于南阳地处水洼地带，虽然当时有陆路与岸上相通，但因地理偏狭，难以像谷亭镇一样发展成为大型商品集散中心。
因水患严重及运河航道东迁，鱼台传统商业重镇谷亭作为重要商品集散地的地位大为下降，商业活动衰落，渐渐沦落为地城性集市。但每遇到少有的风调雨顺之年，拥有肥田沃土的鱼台地域之收成往往“独胜他邑”。四方商人趋集谷亭进行贸易，就像又恢复了当年繁华的景象一般。
20世纪50年代初，谷亭再次成为闻名遐迩的商品集散中心。当时还隶属平原省湖西专署的鱼台县政府，顺应时代需求，在老谷亭街建了十八间经营用房。斗拱结构，内无夹山，靠墙摆放货架，砌起长长的柜台。分为日用百货区、布匹区、鞋帽区、五金区、副食区、酱菜区等等，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堪称经营项目齐全，几乎含盖了当时全部生产生活所需品。此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数十年间，该处成为地域性商品供给中心，属于谷亭的地标式建筑，“十八间屋”的名号响彻方圆数十里，被几代人津津乐道、念念不忘。
有着数千年人文历程的谷亭，在历史长河排迎来送走着一段段辉煌岁月，见证着兴衰更迭。斗转星移，成为鱼台县城后，老谷亭街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下扩展迅速，原谷亭村落居民纷纷移建新址，村居建设也经历了数度改造，由土房而瓦房，再到小楼，直至如今的高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谷亭原居民和不断涌人县城的新居民们，共同在这方古老的热土上协作经营，就像历史上很多新迁居谷亭的人家一样，一旦扎根则世代相守、世谊绵绵。
谷亭记忆永在，让我们共同期待并续写新时代的谷亭传奇。(文/韩秀良)（寻访品牌）
京杭大运河在元代之前并不过境鱼台，而是绕道西线过洛阳。公元1283年，京杭大运河取直贯通之后，鱼台谷亭段泗水古道开始成为大运河上的重要一段。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便利了全国物资的转运，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至元(1264-1294年)后期，通过运河的漕米每年多达三十多万石。至元二十三年，元廷“增济州漕舟三千艘，役夫万二千人”。此后，通过运河转运漕粮的数目不断上升，南方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地区，“岁运米至京者五百万石”。当时南北大运河上十分繁忙，交通十分拥挤。据地方志中元代所撰《谷亭闸记》及《孟阳泊闸记》中载:“粮运商贾，率自漕河”“商旅转徙，仕宦往来，非舟楫无以济”“商贾连船，麦米自南而北，首尾不绝”。玉皇庙村出土大德九年《重修三清观玉皇庙之记》碑文中对此也有反映。
京杭大运河的过境，促进了沿岸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繁荣。特别是作为船只停靠之地的闸口地带谷亭，“谷亭者，水经所谓谷庭城，古济、泗合流之地也。上为菏河，下为秦梁。自会通河开。历为漕渠要镇”。在元代《谷亭闸记》中，“议者犹欲于谷亭镇创石闸”，明确记载谷亭在当时就是“镇”，证明作为水运要冲的谷亭，在建闸之前商业经济已经有了一定发展。谷亭建闸之后，更是发展成为古代京杭大运河上的著名聚落码头。在明嘉靖末运河改走湖区新河之前，谷亭镇一度相当繁荣，“凯樯如林、货物如山”“重镇，阛阓逶迤而列者万家”。
大运河的过境，使谷亭地位日趋增强，一跃而成为南北漕运重镇。元代时谷亭已经发展成为商业聚落，称谷亭镇。明代，朝廷视清运为国家经济命脉，对运河的管理极端重视。谷亭作为朝廷漕运官员驻扎地，成为重要的漕粮装船转运基地和往来船只主要停靠码头之一，有“漕运咽喉”之称。据康熙年间《鱼台县志·河渠志》记载:“昔之漕也……总由谷亭，县为绾毂……又东省之咽喉也。”鱼台是漕运要冲之地，扼守山东省的南大门。又记载:“自会通河开，历为漕渠要镇，明工部管河主事员驻之，河桥水驿在焉。南至湖陵，北至南阳，相距五十里。”
因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官府在谷亭建有谷亭闸和船只停靠码头。出于安全考虑，当时夜间很少行船，因而南来北往的漕运船只基本上都要停靠谷亭。仅明宣德七年一年内，有记载的经鱼台段运河北运漕粮就多达 700万石。其他民间私商货运数量没有统计，但查阅地方古代志书中的记载，其盛况概可想见。
便捷的水运交通促进了谷亭聚落的繁荣。据嘉靖年间《谷亭镇重修关圣庙记》记载:“谷亭乃鱼台重镇，阙围逶迤而列者万家。”以当时鱼台县总户数不过三千多户来看，即便有很多像秦统那样钟情谷亭面始终侨居者，但仅谷亭就有“万家”之说恐为夸辞，然而其繁盛景象财属不争之事实。谷亭临河村出土嘉靖年间“谷亭闸重修歇马亭碑记”碑文中也记载说:“谷学镇，去鱼台县(指县城。今王庙镇旧城)二十里，楼观弥望，漕河流其中。”同样印证了当时谷亭的繁荣景象。康熙年间《鱼台县志·风士志》又记载说:“邑有谷亭，河上一聚落也。贾人陈椽其中，鬻曲蘗，岁以千万。”商人在谷亭卖酒，每年就有“千万”的收人。鱼台出土的明嘉靖年间“胡明贤慕志铭”来看，在明中期，胡姓人家在谷亭东八里另一个较小的闸口八里湾闸经商，仅历一代人就从普通家庭发展为一方巨富:“家道勃兴。扩隘室而广厦千间，有楼台、有廊庑，而迤逦墙整周回数里;辟草赖而良田万亩”，以致“而江以南淮以北顺漕流而仕艘商舶，有经吾家居过者，莫不延访而宾礼之，其理来有委慎授节之意焉。”可见漕运给谷亭一带带来多么大的商业利润。
当时谷亭不仅是鲁西南地区最大的粮食集散地，而且也是地域性农副产品集散中心。谷亭镇发展成方圆百里内较大的商品交流中心。利用这种便利条件，很多鱼台人开始经商做生意。谷亭码头船只往来穿梭，岸上店铺鳞次栉比，各地域的各种货物充盈，商贾云集，一派繁华景象。
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民风民俗的变化,康熙年间《鱼台县志·风土·风俗》记载明时期鱼台风俗:“俗稍华侈，士好文采，民逐末利”，又载“逐末轻农”。古代以农业为本，以商业为末，很多时代都特别轻视和故意贬低经商行业，因而称当时鱼台人纷纷经商为“逐末利”。这种记载无疑也表现了谷亭民众对商业活动的参与度和从业热情。
明中后期，随着黄河不断泛滥，逐渐造成漕运渠道淤塞。官府疲于对南阳--谷亭--湖陵段大运河进行治理，形势的发展导致此段大运河已不堪漕运之用。地方志记载:“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河决飞云桥，运道告阻。乃开夏镇新河，以达南阳，此渠不复行舟。”黄河大决口之后致湾运再次告阻，在河道治理官员的考察建议下，朝廷下决心开通了南阳至夏镇的新航道，谷亭段运河被废置。随着漕运水道的北徙，谷亭亦随之走向衰落。据记载:“自运河北徙，市里为墟矣。”“自运河北徒。市里之业，亦稍替矣。”运河改道东北方向的湖区后，失去了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加之明后期鱼台水患渐重，谷亭逐渐失去作为方圆百里内商业中心的地位走向衰落已是必然之势，慢慢沦落为地方性小集镇。此后，封建时代一直隶属鱼台的另一个古镇南阳，取代谷亭成为漕运官员驻扎地和船只停靠码头，逐渐发展成为运河上的历史名镇。但由于南阳地处水洼地带，虽然当时有陆路与岸上相通，但因地理偏狭，难以像谷亭镇一样发展成为大型商品集散中心。
因水患严重及运河航道东迁，鱼台传统商业重镇谷亭作为重要商品集散地的地位大为下降，商业活动衰落，渐渐沦落为地城性集市。但每遇到少有的风调雨顺之年，拥有肥田沃土的鱼台地域之收成往往“独胜他邑”。四方商人趋集谷亭进行贸易，就像又恢复了当年繁华的景象一般。
20世纪50年代初，谷亭再次成为闻名遐迩的商品集散中心。当时还隶属平原省湖西专署的鱼台县政府，顺应时代需求，在老谷亭街建了十八间经营用房。斗拱结构，内无夹山，靠墙摆放货架，砌起长长的柜台。分为日用百货区、布匹区、鞋帽区、五金区、副食区、酱菜区等等，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堪称经营项目齐全，几乎含盖了当时全部生产生活所需品。此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数十年间，该处成为地域性商品供给中心，属于谷亭的地标式建筑，“十八间屋”的名号响彻方圆数十里，被几代人津津乐道、念念不忘。
有着数千年人文历程的谷亭，在历史长河排迎来送走着一段段辉煌岁月，见证着兴衰更迭。斗转星移，成为鱼台县城后，老谷亭街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下扩展迅速，原谷亭村落居民纷纷移建新址，村居建设也经历了数度改造，由土房而瓦房，再到小楼，直至如今的高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谷亭原居民和不断涌人县城的新居民们，共同在这方古老的热土上协作经营，就像历史上很多新迁居谷亭的人家一样，一旦扎根则世代相守、世谊绵绵。
谷亭记忆永在，让我们共同期待并续写新时代的谷亭传奇。(文/韩秀良)（寻访品牌）
#千问千寻大运河# 古宅、胡同、美食、文化……时空宝藏杨柳青！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的老镇区。
古老的街巷，看起来有些破败的老宅，却是冯立最喜欢驻足的地方，站在老街中，岁月似乎静止，老宅的每一片砖瓦都在安静地诉说着百年经历的风雨飘摇。
“70后”冯立是地道的杨柳青人，从幼时起，他就住在古老的窄巷中，看着杨柳青的杨柳依依、灰墙古道一天天长大。成年后，冯立沉浸在对杨柳青历史的研究中，成为一名地方史专家。
因运河而兴的杨柳青就像一个时空宝藏，沉淀和记录着几百年的历史变迁，传承和保护着中华的文化瑰宝。
被岁月洗礼的古宅遗迹中“藏”着杨柳青的过往，历史被一点点揭开，百年前的杨柳青穿越时空，在史料记载和遗迹发掘中揭开面纱……
戏楼、牌坊、仿清建筑群……如今的杨柳青古镇将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又充满着浓郁的现代气息。
运河一侧，一片粉刷一新的白色围墙内却是另一番景象——清末民初时代的一座座宅院和民房保持着旧时的模样，绿色围挡将他们保护起来。老房子上精美的雕刻记录着岁月的痕迹，历经了百年风雨。
冯立喜欢穿梭在这些旧时的古老街巷中，他一座座数过，目前，杨柳青西部老镇区保留清末民初的建筑仍有90多座，这些老宅中“藏”着杨柳青的历史。
1992年，杨柳青蓆市大街遗址被发现，面积约1000平方米。据《西青区志》等资料记载，考古发现了包括金、元、明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陶器、瓷器残片和墓砖、度量衡用具。
蓆市大街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史料记载，证明了杨柳青自金代就是大运河上的重要节点。
杨柳青镇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金贞祐二年，当城、沙窝、小南河寨等遗址的发掘证实杨柳青在宋代驻扎军寨，此后形成人口聚集的部落。
明清时，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南北贯通，杨柳青成为连接南北的重要漕运码头，杨柳青进入繁盛阶段，彼时的杨柳青十里长堤，杨柳依依，商贾如云，景色秀美，一派江南水乡的景象。
“杨柳青因运河繁荣，建筑也顺河而建，杨柳青几乎没有正南正北的房屋，所有的房屋都垂直于运河。”冯立说，运河南边多为农田，北边是商业和民宅，房屋沿着运河蜿蜒曲折，临河的一面是门，方便接收船只运来的货物，船户、农民、商人和杨柳青年画经营者是当时杨柳青的主要人群分类。
杨柳青街道突出的特点是以功能分区，靠近运河的是河沿大街，再之后有估衣街、猪市大街、蓆市大街、菜市大街等，民居分布聚集在各条胡同中。
街道的名字直接透露出每条街道的功能——估衣街卖衣服、菜市大街卖菜、猪市大街卖肉、蓆市大街卖苇席和筐篮等。每到春节，蓆市大街成为年画市场……
冯立的记忆中还有杨柳青昔日的景象，小时候的他住在老宅中，走出院门，穿梭在胡同间，运河边的杨柳依依，街巷中的大槐树，古建筑泛旧的灰墙……
对比清道光年间的《津门保甲图》，杨柳青的格局从清朝至20世纪90年代基本未曾改变。
随着城镇发展，杨柳青古镇进行改造，但部分老宅被保护下来，老宅的古老和现代化的建筑融合成多元化的杨柳青。
“仿版”南方建筑
漕运带来了杨柳青经济的繁盛，也使杨柳青成为南北物资、文化的交汇地，很多南方独有的建筑艺术被复制到杨柳青。
如今被保护下来的老宅中，依然能看到独特的建筑风格，八字门、拐弯抹角、特殊的瓦檐结构、精美的砖雕，斑驳的百年石板路……
杨柳青有一些建筑风格，北方非常少见，而南方却非常多。在几年前的“寻根大运河”活动中，冯立和一行学者对运河进行了系统调研，在南方城市找到了这些建筑的根源。
门边的砖墙呈八字状临街，既满足了自家院门有台阶的需要，又不会影响行人从自家门前通过，“这种院门的样式在天津其他地方都没有，在常州、上海等地可以见到。”追根溯源中，冯立在南方找到了八字门。
石库门是南方特有的建筑形式，它起源于太平天国时期，江浙一带的富绅为安全起见，修建住宅时把门户改小，以求门户严谨，杨柳青的民宅中也发现了“仿石库门”的形式。
院墙临街的拐角处出现一处抹角，为了便于行人、车辆同行方便，这是房屋主人公德意识的体现，也是一种建筑与道德相结合的智慧。这种名为“拐弯抹角”的建筑风格在北京比较常见，被视为皇城文化的体现。北京胡同的“拐弯抹角”如今已经基本消失，但在杨柳青被保存至今……
为什么杨柳青有那么多华北罕见的建筑形式？冯立认为，杨柳青是运河重要码头，而大运河连接着诸多江南城市，这些建筑形式从大运河上来到杨柳青，可以说，杨柳青借着运河汇集了南北建筑的精华。
运河边的美食和文化
黎记包子是杨柳青传统美食的代表，传说中的杨柳青黎记包子有多好吃？虽然黎记包子已经停业，冯立找到了掌故老人，知道了黎记包子的特殊配方。
对杨柳青历史的研究中，美食是不可略过的部分。史料记载，杨柳青的饮食业起自元代，当时沿河两岸设有饭摊，零售糕饼包子等类食品，为过路行旅打尖食用。自明永乐年后，杨柳青的茶肆酒楼更是鳞次栉比。
在冯立的记忆中，西渡口对面有一条因经营饮食业而得名“饭店”的一处街市，黎记包子最早就在西渡口胡同的西南角。当年的黎记包子门庭若市，很多市里人专程跑到杨柳青吃黎记包子。当年的孙记酥糖更富盛名，购买要排长队，同样是杨柳青美食的代表。
如今，黎记包子已经停业，孙记酥糖被打工的王家人传承下来，杨柳青酥糖至今保留着传统工艺，是杨柳青的著名特产。
美食代表着杨柳青繁盛时期的物质丰富，杨柳青的文化更是异彩纷呈，武术家、评书家、诗人……杨柳青名人辈出。
“当年的杨柳青有很多书场，可见评书艺术之盛，书场的格局和现在的相声馆差不多，杨柳青诞生了很多评书大家。”一次和评书艺术家田连元的交流中，冯立听田连元讲起了在杨柳青的故事。
1958年，田连元到杨柳青说书。此前，他的表演得不到观众认可，观众最多十五六位，最少的时候三四位。田连元曾几次试图转行，来到杨柳青说书后，每天能有四五十人听他说书，杨柳青人对评书的喜爱让田连元有了自信，从此，他在评书艺术道路上越走越远。
杨柳青的美食、杨柳青的文化在冯立的研究中逐渐清晰，杨柳青的民俗更是冯立最深的记忆。
杨柳青的花会是20世纪80年代春节的一大特色，每年春节，冯立最喜欢的活动就是赶庙会，开庙会期间，正是各种花会表演的最佳时机，“正月十四到十六，各道花会旌旗招展，龙灯、狮子、碌碡、高跷、法鼓，在杨柳青各条街道巡演，一阵锣鼓刚过去，一阵吹打又过来，简直闹翻了天。街道上、墙上、房上都站满了人。”
而今，杨柳青花会仍然是元宵节的天津特色，全国到杨柳青观光过节的游客越来越多，杨柳青的花会也逐渐走向全国，为大家知晓。
重温运河的历史，辉煌灿烂，在历史中回望杨柳青的过往，作为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文史组副组长，冯立对杨柳青的未来充满期待，“传承和利用好大运河文化遗产，开发大运河文化旅游精品，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杨柳青的未来无限风光。”（津云新闻记者 劳韵霏）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的老镇区。
古老的街巷，看起来有些破败的老宅，却是冯立最喜欢驻足的地方，站在老街中，岁月似乎静止，老宅的每一片砖瓦都在安静地诉说着百年经历的风雨飘摇。
“70后”冯立是地道的杨柳青人，从幼时起，他就住在古老的窄巷中，看着杨柳青的杨柳依依、灰墙古道一天天长大。成年后，冯立沉浸在对杨柳青历史的研究中，成为一名地方史专家。
因运河而兴的杨柳青就像一个时空宝藏，沉淀和记录着几百年的历史变迁，传承和保护着中华的文化瑰宝。
被岁月洗礼的古宅遗迹中“藏”着杨柳青的过往，历史被一点点揭开，百年前的杨柳青穿越时空，在史料记载和遗迹发掘中揭开面纱……
戏楼、牌坊、仿清建筑群……如今的杨柳青古镇将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又充满着浓郁的现代气息。
运河一侧，一片粉刷一新的白色围墙内却是另一番景象——清末民初时代的一座座宅院和民房保持着旧时的模样，绿色围挡将他们保护起来。老房子上精美的雕刻记录着岁月的痕迹，历经了百年风雨。
冯立喜欢穿梭在这些旧时的古老街巷中，他一座座数过，目前，杨柳青西部老镇区保留清末民初的建筑仍有90多座，这些老宅中“藏”着杨柳青的历史。
1992年，杨柳青蓆市大街遗址被发现，面积约1000平方米。据《西青区志》等资料记载，考古发现了包括金、元、明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陶器、瓷器残片和墓砖、度量衡用具。
蓆市大街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史料记载，证明了杨柳青自金代就是大运河上的重要节点。
杨柳青镇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金贞祐二年，当城、沙窝、小南河寨等遗址的发掘证实杨柳青在宋代驻扎军寨，此后形成人口聚集的部落。
明清时，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南北贯通，杨柳青成为连接南北的重要漕运码头，杨柳青进入繁盛阶段，彼时的杨柳青十里长堤，杨柳依依，商贾如云，景色秀美，一派江南水乡的景象。
“杨柳青因运河繁荣，建筑也顺河而建，杨柳青几乎没有正南正北的房屋，所有的房屋都垂直于运河。”冯立说，运河南边多为农田，北边是商业和民宅，房屋沿着运河蜿蜒曲折，临河的一面是门，方便接收船只运来的货物，船户、农民、商人和杨柳青年画经营者是当时杨柳青的主要人群分类。
杨柳青街道突出的特点是以功能分区，靠近运河的是河沿大街，再之后有估衣街、猪市大街、蓆市大街、菜市大街等，民居分布聚集在各条胡同中。
街道的名字直接透露出每条街道的功能——估衣街卖衣服、菜市大街卖菜、猪市大街卖肉、蓆市大街卖苇席和筐篮等。每到春节，蓆市大街成为年画市场……
冯立的记忆中还有杨柳青昔日的景象，小时候的他住在老宅中，走出院门，穿梭在胡同间，运河边的杨柳依依，街巷中的大槐树，古建筑泛旧的灰墙……
对比清道光年间的《津门保甲图》，杨柳青的格局从清朝至20世纪90年代基本未曾改变。
随着城镇发展，杨柳青古镇进行改造，但部分老宅被保护下来，老宅的古老和现代化的建筑融合成多元化的杨柳青。
“仿版”南方建筑
漕运带来了杨柳青经济的繁盛，也使杨柳青成为南北物资、文化的交汇地，很多南方独有的建筑艺术被复制到杨柳青。
如今被保护下来的老宅中，依然能看到独特的建筑风格，八字门、拐弯抹角、特殊的瓦檐结构、精美的砖雕，斑驳的百年石板路……
杨柳青有一些建筑风格，北方非常少见，而南方却非常多。在几年前的“寻根大运河”活动中，冯立和一行学者对运河进行了系统调研，在南方城市找到了这些建筑的根源。
门边的砖墙呈八字状临街，既满足了自家院门有台阶的需要，又不会影响行人从自家门前通过，“这种院门的样式在天津其他地方都没有，在常州、上海等地可以见到。”追根溯源中，冯立在南方找到了八字门。
石库门是南方特有的建筑形式，它起源于太平天国时期，江浙一带的富绅为安全起见，修建住宅时把门户改小，以求门户严谨，杨柳青的民宅中也发现了“仿石库门”的形式。
院墙临街的拐角处出现一处抹角，为了便于行人、车辆同行方便，这是房屋主人公德意识的体现，也是一种建筑与道德相结合的智慧。这种名为“拐弯抹角”的建筑风格在北京比较常见，被视为皇城文化的体现。北京胡同的“拐弯抹角”如今已经基本消失，但在杨柳青被保存至今……
为什么杨柳青有那么多华北罕见的建筑形式？冯立认为，杨柳青是运河重要码头，而大运河连接着诸多江南城市，这些建筑形式从大运河上来到杨柳青，可以说，杨柳青借着运河汇集了南北建筑的精华。
运河边的美食和文化
黎记包子是杨柳青传统美食的代表，传说中的杨柳青黎记包子有多好吃？虽然黎记包子已经停业，冯立找到了掌故老人，知道了黎记包子的特殊配方。
对杨柳青历史的研究中，美食是不可略过的部分。史料记载，杨柳青的饮食业起自元代，当时沿河两岸设有饭摊，零售糕饼包子等类食品，为过路行旅打尖食用。自明永乐年后，杨柳青的茶肆酒楼更是鳞次栉比。
在冯立的记忆中，西渡口对面有一条因经营饮食业而得名“饭店”的一处街市，黎记包子最早就在西渡口胡同的西南角。当年的黎记包子门庭若市，很多市里人专程跑到杨柳青吃黎记包子。当年的孙记酥糖更富盛名，购买要排长队，同样是杨柳青美食的代表。
如今，黎记包子已经停业，孙记酥糖被打工的王家人传承下来，杨柳青酥糖至今保留着传统工艺，是杨柳青的著名特产。
美食代表着杨柳青繁盛时期的物质丰富，杨柳青的文化更是异彩纷呈，武术家、评书家、诗人……杨柳青名人辈出。
“当年的杨柳青有很多书场，可见评书艺术之盛，书场的格局和现在的相声馆差不多，杨柳青诞生了很多评书大家。”一次和评书艺术家田连元的交流中，冯立听田连元讲起了在杨柳青的故事。
1958年，田连元到杨柳青说书。此前，他的表演得不到观众认可，观众最多十五六位，最少的时候三四位。田连元曾几次试图转行，来到杨柳青说书后，每天能有四五十人听他说书，杨柳青人对评书的喜爱让田连元有了自信，从此，他在评书艺术道路上越走越远。
杨柳青的美食、杨柳青的文化在冯立的研究中逐渐清晰，杨柳青的民俗更是冯立最深的记忆。
杨柳青的花会是20世纪80年代春节的一大特色，每年春节，冯立最喜欢的活动就是赶庙会，开庙会期间，正是各种花会表演的最佳时机，“正月十四到十六，各道花会旌旗招展，龙灯、狮子、碌碡、高跷、法鼓，在杨柳青各条街道巡演，一阵锣鼓刚过去，一阵吹打又过来，简直闹翻了天。街道上、墙上、房上都站满了人。”
而今，杨柳青花会仍然是元宵节的天津特色，全国到杨柳青观光过节的游客越来越多，杨柳青的花会也逐渐走向全国，为大家知晓。
重温运河的历史，辉煌灿烂，在历史中回望杨柳青的过往，作为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文史组副组长，冯立对杨柳青的未来充满期待，“传承和利用好大运河文化遗产，开发大运河文化旅游精品，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杨柳青的未来无限风光。”（津云新闻记者 劳韵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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