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为什么会莫名感到孤独# 开始独居的第一年，曾有朋友告诫我，一个人在家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最好不要在下午4点左右独自入眠，否则你将在黄昏之际醒来，躺在床上听见窗外孩子们的玩耍声，楼下老人的聊天声，看着夕阳一点点落尽，继而感觉无比孤独。
在诸多深刻的情感反应中，孤独并不是最特别的一种。事实上，它在生命之初就已经与我们相伴，当父母把婴儿从怀中放到一旁，他/她会第一次体会到孤独的感觉。之后随着缓慢与他人建立联结，结成各种社会关系，物理意义上“缺乏陪伴”带来的孤独感可能会逐渐消退，但精神上无所依凭的感受却会出现在一生中的各个阶段，比如骤然失去具有意义的人，各种原因导致社会关系重大变动，都会让人在悲伤之余感到孤独。
不仅如此，即使是那些身处关系中的人也会感受到孤独。《庄子·则阳》中曾写到一种叫作“陆沉”的状态，即“自埋于民，自藏于畔⋯⋯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比喻人虽然在人群中，却不愿与周围的人相互融合，好像沉入陆地一般。这或许是对“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最古老的描述之一，因为自觉不被理解，或是说出的话得不到预期回应，期待落空后的孤独感往往更为强烈。更多时候，它还会来自带有缺陷的亲密关系，身处这种境遇中的人会觉得无法与身边的人进行情感或观念上的沟通，从而带来“同床异梦”的不适体验。
现代社会中，孤独也是最早被观察到的时代症候。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孤独”一词成为社会研究者和文学家们使用的高频词，并被不断诗化、浪漫化和标签化，以致如今人们提到大都会中相互隔绝的个体，脑中总会出现爱德华·霍珀的那些经典画作：一间房、一扇窗、一盏灯、一个失神的人。也是从这时开始，孤独不再属于“老而无子”“幼而无父”的社会边缘群体，而是成了属于全社会大众的日常经验。
人们也开始思考孤独带来的麻烦。从个体意义上说，孤独感会缓慢损害个人身心健康，世界不同地区的跟踪调查都表明，它对大脑、心脏和免疫系统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降低预期寿命，由孤独带来的情感空白还会加大陷入不良生活方式的风险；而在更广泛的层面，孤独还可能诱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就认为，孤独正是极权统治的根基。孤独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孤独中，人们丧失了体验其他事物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这样的个体，更容易被极权的强制性逻辑和集体激情所吸引。
不幸的是，如今我们或许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孤独的时代。英国经济学者诺瑞纳·赫兹在2020年的作品《孤独世纪》中指出，早在疫情前，孤独已经成为21世纪的代名词。在美国，每五个人中有三个人觉得孤独；在英国，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感到自己没有任何可依靠的朋友；在日本，有老年人为了缓解社会孤立感，不惜选择犯罪入狱。
为什么当代社会的孤独有增无减？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瑞茨曼认为，孤独作为一种主观的情绪感受，实际来自于人们“拥有的联结”与“渴望的联结”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也许不仅是因为我们拥有的更少，也是因为我们渴望的更多了。
比如，全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社交媒体究竟是孤独的成因，还是孤独的结果？过往的研究者认为，数字化的社交关系有时会让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因此会带来更彻底的孤独。如果说个体的人际网络原本可以分为内中外三层，最能影响人们联结感的主要是最内侧的亲密层，社交媒体则将中层和外层的弱关系通通拉进了我们的日常范畴，产生一种“被陪伴”的幻觉。当这种幻觉被打破时，就更容易产生身处“人群”中却倍感孤独的感觉。
《孤独传》的作者费伊·邦德·艾伯蒂则发现，线上社交分享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的孤独感，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拥有相应程度的线下关系——“当社交媒体是一个人与这个世界之间唯一的沟通方式，孤独的现象就会更常见。”
2020年后，疫情进一步加重了线下联结的缺失，面对面互动的减少，使孤独成为伴随新冠而来的“时代瘟疫”。2022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简报称，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大幅增加了25%，在那些社交互动受到限制的地区，心理健康恶化情况也更加严重。
同时，经由互联网实时传播，比过去更密集的新闻事件也可能加重个体的孤独感。在极短时间内发酵的全民话题和日趋极化的网络发声，有时会引发自我怀疑和对群体的不信任感，从而产生强烈的孤独情绪。更严重的是，这类观点讨论还会带来个人与线下社会支持之间的撕裂，因此有人选择不与家人、朋友和伴侣讨论新闻和社会事件，以此规避意见分歧，这又带来了新的不被理解的感受。
不过，最感孤独的时候，往往也是最需要我们主动建立联结的时刻。无论是世卫组织还是阿伦特，面对孤独给出的第一个建议都是重建社群联结。在新冠时代，我们不仅需要努力巩固原有的亲密关系，和最亲近的家人、朋友保持哪怕每周一次的会面和通信，也可以通过与熟人以外的人交往来重建对社群的信任。比如加入某个线上社区，对楼下的邻居问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孤独感。
孤独本质上是自省，或者说是自我凝视的结果。日本汉学家斯波六郎认为，孤独感是“自己的想法无法与他人相通，感觉到只有自己被遗弃后，自己看着自己时，生发出的一种心境”。因此，避免孤独——如果你愿意的话——可行方法之一是停止自我凝视。很多空巢老人在描述自己的孤独时，都会说一切是从孩子离家的时候开始，孩子的离开不仅带走了陪伴，也使他们丧失了一部分生活的意义，而后者带来的孤独感更为强烈。因此也有心理学家建议，挑战孤独的第一步是主动释放善意，试着像一个怀抱孩子的母亲那样去爱和关注某个人、某件事，个人的孤独感也会随之减轻
最后，自我凝视有时也可以成为自我关怀的契机。精神分析学家提出，人之所以能够忍受孤独，得益于童年时获得了父母的积极照料，他们最终会将这种照料内化成自我关爱和自我陪伴，将孤独时期视为一段无人干扰，完全属于自我的时光。这就是变“消极孤独”为“积极独处”的第一步——就像伊丽莎白·毕肖普在49岁那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提到的那样——“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灯塔看守人，绝对孤独，没有人打扰我读书，或只是坐在那儿，虽然这样的梦想在16岁左右被严厉驳回，但它总在我心里盘旋⋯⋯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经历孤独，或者至少经历一段时间⋯⋯也许它是一种经常性的需要。”
《为什么我会莫名感到孤独？》 文 | 魏倩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16期）
在诸多深刻的情感反应中，孤独并不是最特别的一种。事实上，它在生命之初就已经与我们相伴，当父母把婴儿从怀中放到一旁，他/她会第一次体会到孤独的感觉。之后随着缓慢与他人建立联结，结成各种社会关系，物理意义上“缺乏陪伴”带来的孤独感可能会逐渐消退，但精神上无所依凭的感受却会出现在一生中的各个阶段，比如骤然失去具有意义的人，各种原因导致社会关系重大变动，都会让人在悲伤之余感到孤独。
不仅如此，即使是那些身处关系中的人也会感受到孤独。《庄子·则阳》中曾写到一种叫作“陆沉”的状态，即“自埋于民，自藏于畔⋯⋯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比喻人虽然在人群中，却不愿与周围的人相互融合，好像沉入陆地一般。这或许是对“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最古老的描述之一，因为自觉不被理解，或是说出的话得不到预期回应，期待落空后的孤独感往往更为强烈。更多时候，它还会来自带有缺陷的亲密关系，身处这种境遇中的人会觉得无法与身边的人进行情感或观念上的沟通，从而带来“同床异梦”的不适体验。
现代社会中，孤独也是最早被观察到的时代症候。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孤独”一词成为社会研究者和文学家们使用的高频词，并被不断诗化、浪漫化和标签化，以致如今人们提到大都会中相互隔绝的个体，脑中总会出现爱德华·霍珀的那些经典画作：一间房、一扇窗、一盏灯、一个失神的人。也是从这时开始，孤独不再属于“老而无子”“幼而无父”的社会边缘群体，而是成了属于全社会大众的日常经验。
人们也开始思考孤独带来的麻烦。从个体意义上说，孤独感会缓慢损害个人身心健康，世界不同地区的跟踪调查都表明，它对大脑、心脏和免疫系统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降低预期寿命，由孤独带来的情感空白还会加大陷入不良生活方式的风险；而在更广泛的层面，孤独还可能诱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就认为，孤独正是极权统治的根基。孤独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孤独中，人们丧失了体验其他事物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这样的个体，更容易被极权的强制性逻辑和集体激情所吸引。
不幸的是，如今我们或许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孤独的时代。英国经济学者诺瑞纳·赫兹在2020年的作品《孤独世纪》中指出，早在疫情前，孤独已经成为21世纪的代名词。在美国，每五个人中有三个人觉得孤独；在英国，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感到自己没有任何可依靠的朋友；在日本，有老年人为了缓解社会孤立感，不惜选择犯罪入狱。
为什么当代社会的孤独有增无减？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瑞茨曼认为，孤独作为一种主观的情绪感受，实际来自于人们“拥有的联结”与“渴望的联结”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也许不仅是因为我们拥有的更少，也是因为我们渴望的更多了。
比如，全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社交媒体究竟是孤独的成因，还是孤独的结果？过往的研究者认为，数字化的社交关系有时会让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因此会带来更彻底的孤独。如果说个体的人际网络原本可以分为内中外三层，最能影响人们联结感的主要是最内侧的亲密层，社交媒体则将中层和外层的弱关系通通拉进了我们的日常范畴，产生一种“被陪伴”的幻觉。当这种幻觉被打破时，就更容易产生身处“人群”中却倍感孤独的感觉。
《孤独传》的作者费伊·邦德·艾伯蒂则发现，线上社交分享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的孤独感，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拥有相应程度的线下关系——“当社交媒体是一个人与这个世界之间唯一的沟通方式，孤独的现象就会更常见。”
2020年后，疫情进一步加重了线下联结的缺失，面对面互动的减少，使孤独成为伴随新冠而来的“时代瘟疫”。2022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简报称，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大幅增加了25%，在那些社交互动受到限制的地区，心理健康恶化情况也更加严重。
同时，经由互联网实时传播，比过去更密集的新闻事件也可能加重个体的孤独感。在极短时间内发酵的全民话题和日趋极化的网络发声，有时会引发自我怀疑和对群体的不信任感，从而产生强烈的孤独情绪。更严重的是，这类观点讨论还会带来个人与线下社会支持之间的撕裂，因此有人选择不与家人、朋友和伴侣讨论新闻和社会事件，以此规避意见分歧，这又带来了新的不被理解的感受。
不过，最感孤独的时候，往往也是最需要我们主动建立联结的时刻。无论是世卫组织还是阿伦特，面对孤独给出的第一个建议都是重建社群联结。在新冠时代，我们不仅需要努力巩固原有的亲密关系，和最亲近的家人、朋友保持哪怕每周一次的会面和通信，也可以通过与熟人以外的人交往来重建对社群的信任。比如加入某个线上社区，对楼下的邻居问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孤独感。
孤独本质上是自省，或者说是自我凝视的结果。日本汉学家斯波六郎认为，孤独感是“自己的想法无法与他人相通，感觉到只有自己被遗弃后，自己看着自己时，生发出的一种心境”。因此，避免孤独——如果你愿意的话——可行方法之一是停止自我凝视。很多空巢老人在描述自己的孤独时，都会说一切是从孩子离家的时候开始，孩子的离开不仅带走了陪伴，也使他们丧失了一部分生活的意义，而后者带来的孤独感更为强烈。因此也有心理学家建议，挑战孤独的第一步是主动释放善意，试着像一个怀抱孩子的母亲那样去爱和关注某个人、某件事，个人的孤独感也会随之减轻
最后，自我凝视有时也可以成为自我关怀的契机。精神分析学家提出，人之所以能够忍受孤独，得益于童年时获得了父母的积极照料，他们最终会将这种照料内化成自我关爱和自我陪伴，将孤独时期视为一段无人干扰，完全属于自我的时光。这就是变“消极孤独”为“积极独处”的第一步——就像伊丽莎白·毕肖普在49岁那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提到的那样——“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灯塔看守人，绝对孤独，没有人打扰我读书，或只是坐在那儿，虽然这样的梦想在16岁左右被严厉驳回，但它总在我心里盘旋⋯⋯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经历孤独，或者至少经历一段时间⋯⋯也许它是一种经常性的需要。”
《为什么我会莫名感到孤独？》 文 | 魏倩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16期）
#每日一善[超话]#djx#每日一善# djx#阳光信用#
刻意去找的东西，往往是找不到的。天下万物的来和去，都有他的时间。
——三毛
不要垂头丧气，即使失去一切，明天仍在你的手里。——王尔德
养儿方知娘艰辛，养女方知谢娘恩。——日本谚语
你改变不了过去，但你可以改变现在；你不能控制他人，但你可以掌握自己。
刻意去找的东西，往往是找不到的。天下万物的来和去，都有他的时间。
——三毛
不要垂头丧气，即使失去一切，明天仍在你的手里。——王尔德
养儿方知娘艰辛，养女方知谢娘恩。——日本谚语
你改变不了过去，但你可以改变现在；你不能控制他人，但你可以掌握自己。
✋热门推荐